汪凤元 一名基层干部求实的代价（湖北麻城“三万六”事件）

wuhanren2010

此文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


   一名基层干部求实的代价

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3日头版头条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特大新闻，配发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刊登了早稻亩产“三万六”培育人王乾成等四人照片。当时，我就是该高产试验田所在地湖北省麻城县白果区的区委书记。按说一个年仅二十六岁又当了六年区委书记的基层干部，管辖范围内放出了震惊全国、全世界的高产“卫星”，应该是论功行赏，被提拔重用。然而历史与人们开了一个啼笑皆非、黑白颠倒的玩笑。从此，我的人生路上厄运相伴，坎坷相随。

　　一、“三万六”事件出笼的真相

　　1958年8月8日，黄冈地委、麻城县委主要领导人来到白果区，我刚从红安参观滚珠轴承化后回到白果。坐下后，地委书记说：“我们是来准备验收王乾成早稻高产的，凤元呀，你先把情况说一下。”我说：“×书记呀，我还不知道王乾成哪里有什么高产咧?”二位领导说王乾成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报了他有块田早稻高产，可能有好几万斤，你到现在还瞒着干什么呀!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又没有向区委汇报。”他们说：“好吧!今天晚了，我们就住在这里，晚上到梁家畈开座谈会，明天上午一起到建国一社验收去。”因为我对王乾成高产试验田的事确实一无所知，地县委领导前来验收又没有人先给我打个招呼，加上我不善于见风使舵，还一个劲地说不知道，这可能给地、县委主要领导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但是我还是热情地参与准备验收。我那时也是被大跃进的狂潮冲得昏头昏脑，上级又一再开会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干，“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批判保守右倾，因此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但从内心来讲自己工作所在地有这样的高产，也感到光荣。
　　第二天早饭后，我同地、县委领导一起到了建国一社龚家埠小队。一到现场，看到一块斗丘田，大约一亩左右，整整齐齐密挨密的谷子排在一丘田中，当时确实没有看出假象来。大家找来了十几把镰刀，和社员们一起割了一小块，脱粒过秤，推算说亩产有两万多斤。晚上回到白果区公所，地委书记向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作了汇报。第三天省里就派了以省政府副秘书长史某为团长，包括农业专家在内的一行二十余人的省委高产验收团来正式验收。由于验收团出发较迟，到建国一社时天气更晚了，所以大部分收割脱粒过秤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这就给再次造假提供了机会。该试验田除留了一小块供参观外，全部割打完毕。当天晚上点着汽灯，架了十几杆大秤过秤验收，完毕后验收团长宣布结果：王乾成早稻高产试验亩产36957斤，并要全体参加验收人员签字。当场就有专家提出质疑说：亩产36000斤没有科学根据，那么密的秧苗怎么中耕?怎么施肥?怎么通风?时间长了不都烂了吗?王乾成马上按照县委某副书记几天前给他准备好的对策讲道：“用科学方法管理，下肥除深耕层层施肥外，追肥时将化肥兑成水，在稻田周围作高埂子往田里灌；通风先是用竹竿捅，后来用鼓风机往田里送风的。”地区领导当场严厉批评了这位敢讲真话的年轻专家，这样有不同意见和半信半疑的人再也不敢讲话了。于是所有参与验收的人包括地、县委书记和我在内都在验收报告上签了字。当天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特大新闻，一下子就哄动了全中国，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包括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前苏联、波兰、保加利亚、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也前来参观，区里还专门设立了接待参观的招待所，参观者送来的红旗一时间挂满了墙壁。
　　干部造假，农民糟殃。后来才知道，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二、“求实”的代价

　　“三万六”事件出笼后，特别是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因造假和反右有“功”的人，一个个都青云直上了。王乾成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后来取我而代之当了白果公社(此时区公所已改成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而主持我的案件有功的反右办公室主任也当上某县县长，县委某副书记升任县委第一书记，原县委第一书记升任地委副书记，原地委第一书记升任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可是作为当时区委书记的我，却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从此遭遇了人生的最大厄运。
　　事发后不久，县委农工部干事曹铎来到我处说：王乾成搞的亩产“三万六”是假的，是将成熟的谷子移在一起，我们工作组住闵集乡，与建国一社是隔壁，社员用手到田里摸了摸还没有长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亩产“三万六”是假的，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心里翻起了疑团，亩产“三万六”到底是真是假?是真的还好说，如果是假的我该怎么样去面对?县委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讲到：“在亩产‘三万六’问题上要统一口径不能乱讲，这不仅关系到麻城红旗，还关系到地委、省委威信。”我出面去查真假，是根本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虽然不知道炮制亩产“三万六”的真正后台是谁，但是已经预感到这其中来头不小，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吃不了兜着走。我特意嘱咐曹铎说：“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随便乱说。”不管行动上怎么样克制自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给自己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这样造假害人的东西该不该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符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由于缺乏政治经验，缺乏敢于斗争的勇气，加上我又没有第一手材料，虽然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在造假，但是没有真凭实据，还是悠着点好。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一次，燎原一社主任彭思汉(劳动模范)从县里开会回来，在路上跟我说：“有些人(指王乾成)这么搞，石头甩上天总是要落地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石头落地砸的是老百姓。假高产而带来真高购，粮食产量又报不上来，县委逼着搞反瞒产，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我们夹在中间实在是左右为难，由此对“三万六”事件产生了很大的怨气。我们班子成员如李学文、刘耀典、易志慎等人也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泄他们对“三万六”事件的不满情绪。
　　一次次的谈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使我对“三万六”事件的认识有一个从开始不知情，到有所耳闻又怕惹祸上身，再到后来的逐渐醒悟的过程。一件件的事情，一次次的谈心对我来说既是提高认识，也是装填火药的过程，引爆的导火线恰恰又是建国一社找我吵要供应粮的三个人点燃的。195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明山乡沙王庙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动员反瞒产，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会上，麻溪河乡总支书记和建国大队(原建国一社)大队长、小队长(正是亩产“三万六”所在的小队)三人一起找到我说：“你要批点供应粮给我们，群众饿肚子没有                                       饭吃。”这一下子把我心中的火点燃了，再也顾不上什么上下级的关系，顾不上将会对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心一横桌子一拍就骂起来了：“你王乾成搞那高产量，当上全国模范，上北京开群英大会，见了毛主席。这才过了几天时间，你们现在就来吵要供应粮，说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那你王乾成不是个骗子?亩产‘三万六’不是假的?你骗了全省全国全世界，骗了毛主席、骗了党中央!”
　　骂的初衷是针对造假的王乾成和县委某领导的。因为从社会舆论中，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县委某领导策划并指使王乾成干的，这时还不知道背后有更硬的后台，更深层次的背景。殊不知我这一骂，却刺痛了麻城县委搞假红旗真浮夸的要害，实际上也刺痛了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我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59年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于9月底在全国展开。报复我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麻城县反右倾运动大会第一个把我作为斗争重点拿出来大会批斗，一斗就斗了二十多天，县委第一书记上台带头斗，县委分管各条战线负责人上阵轮番斗，发动知情人重点斗，小组日夜斗，写不完的检讨，作不完的交待。县委第一书记带头在会上批斗我时说：“汪凤元等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麻城县委的主要手法就是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抓住‘三万六’不放，攻击麻城红旗是假的，其阴谋极端恶毒。”当年10月27日，麻城县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以下简称“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到：“尤其是58年大跃进以来，他疯狂的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否认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攻击红旗，打击先进。在运动中企图混关，态度极不老实。据此，汪凤元确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严肃党纪，教育汪凤元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决定：给予汪凤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由18级降为23级处分。”报黄冈地委后定为混入党内坏分子，开除党籍，18级降为22级处分。
　　为什么对我的处分如此之严厉呢?究其原因是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麻城县委主要负责人，在亩产“三万六”等许多问题上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发展到各持己见，据理力争直至面红耳赤的地步，这种紧张的关系其程度可想而知：
　　1、1959年春望花山乡有几十人因饿肚子外出讨米，被县委发现后，电话追问该乡驻点干部是谁，我说是副社长刘耀典，县委要公社党委上报处理意见。公社党委一致认为该乡问题多困难大，刘去的时间短，不到两个月，他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有工作作风不够深入的缺点，决定给刘党内警告处分。而县委却决定开除刘的党籍、开除工作回家生产。我接到文件后认为县委对刘的处分过重，再次召开党委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处分过重。但县委维持原处分结论不变，并要立即宣布执行，我当即表示服从县委决议但是保留个人意见。履行一个党委书记的正常职责，在反右倾运动时却成了“县委决定对不关心人民生活的刘耀典的处分，他拒绝执行，召开反党集团会，叫他们‘坚持真理’，会后指使李学文公开反对县委的决议，还怂恿刘耀典上诉”的反党罪行。
　　2、1959年春，我走访了各乡和部分大队，所到之处都是冷冷清清，不少人家都揭不开锅盖，群众普遍饿肚子，社员喝清水粥，靠野菜、树皮、糠粑充饥，大量出现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有的地方饿死了人。目睹这一切我心如刀割，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反复思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局面呢?究其原因还是大跃进浮夸、亩产“三万六”带来的后果，作为基层干部，我们真是有责有罪呀!回来后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干部大会，我讲了看到的悲惨情景，很内疚地说：群众饿肚子饿得那样狠，我们屋内还挂着这么多的红旗，真是问心有愧呀!对不起父老乡亲!于是心情十分沉痛地对干部叶玉林说：“你马上将全国各地送来的红旗全部摘下锁起来。”这句话成了我的罪状，“59年麻城县委文件”(处分我的文件)中说：“由此可见汪风元对58年大跃进和麻城红旗是何等仇视。”
　　3、1958年秋至1959年秋，群众生活严重困难。有些真话实话我向县委讲了也没有人听，还批评我并给我小鞋穿。当时省、地、县委农工部驻点白果区(公社)，工作中或茶余饭后与这些领导同志交心谈心，说了许多知心话，如说：“麻城红旗是吴书记吹来的”，“去年(58年)没有跃进，要是跃进了为什么饿肚子”，“县委浮夸，58年产量不到6亿，县委硬要报8亿斤”，“赵书记是强迫命令的老祖宗，好形式主义”，“58年的高产试验是形式主义”等话。领导同志回县里开会时，将这些话作为批评县委意见讲出来了。于是就成了反右倾运动时多次提到的“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县委威信”，指使帮凶告状，扬言“我要去省委吐苦水”，反抗县委、侮辱县委、控告县委的罪证。
　　4、1959年夏粮征购会上，县委某书记要白果公社完成65万斤任务。我通过摸底算账，表示只能完成35万斤。某书记发脾气说：“这是县委决定，非要完成。”我说：“要执行政策只能完成那么多，多了执行不了政策，出了问题我负不了责任。”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还是县长陈化民出面调解说：“汪凤元呀，你也不要硬顶，回去好好做工作，任务服从政策，完成多少是多少，但是有一条工作要经得起检查哟!”这也成了“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的“向省委告状”，“县委决定白果夏粮任务为65万斤，他只卖35万斤，并在公社干部中煽动对赵书记不满”的罪证。

　　三、不堪回首的磨难

　　1959年反右倾运动会议一结束，马上宣布我和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麻城县三河水库工地劳动改造，继续反省将功赎罪。在三河水库工地，除和民工一样挑土筑坝外，还要脱掉衣服只穿裤叉下到河底抢挖石渣堵水截流。下水一次就是四五个小时，起来时浑身汗毛眼充血，晚上还要继续写反省材料交待右倾罪行。一个月后又从三河水库转到浮桥河水库工地继续劳动改造。当时基本上是靠人力用土箢、箩筐挑土筑坝，为了抢进度，在大冷的冬天脱了衣服打着赤膊，插上红旗，敲着锣鼓，摆擂台用革命加拼命的办法搞红旗竞赛，以实际行动反右倾鼓干劲插红旗拔白旗。我和民工一起没日没夜干，晚上睡觉时脚都拿不到铺上来。1960年5月的一天，县委副书记李某在工地上向我宣布处分决定，说：经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工资由18级降为22级。第二天新任县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重申地委决定，还说要调出麻城县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找我谈话的两人都未讲到我被定为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所以我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62年甄别平反时，我这才知道戴了一顶莫名其妙的帽子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1960年6月，黄冈地委监委一位姓乔的女同志找我谈话，宣布黄冈地委处分决定时说：“你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还只给了你开除党籍处分，调到浠水县还作一般干部安排工作，这                                       说明了党对你的宽大，你要好好工作改造自己。”这就意味着我虽然遭遇这么严厉的处罚，流放他乡，还要心悦口服地感谢某些领导人的宽大和“怜悯”。
　　1960年6月底，我挑着行李步行100多公里到了浠水县团陂区，区公所一个秘书看了看介绍信说：区委已经安排你马上到红光大队工作组去。我只好再挑着行李找到红光大队，见到工作组另两位姓王的同志，一起在食堂吃了点稀饭，马上到田里扯秧插秧。天黑时和一位下放劳改的陈姓右派分子到红光九队驻队去。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我在团陂长达十三年的劳改生涯。1962年正式摘掉坏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一年，接着通知我任团陂区副区长，但由于限制使用的原因，直到1973年调离团陂时还不是区委委员。
　　这场厄运同时也株连妻儿。反右倾运动时降我四级工资，我夫妻两人每月收入只有六十多块钱，养活不了四个孩子，加上我长期在工地劳改，1960年底只有将长子和老三送回老家抚养，次子在“文革”时也被送回外婆家。我妻子出身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怀着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十五岁就出来参加革命，由于我的问题连累到她，十几年不能入党，为了避嫌，工作频繁调动，真是像赶鸭棚一样东奔西跑。为了孩子她忍饥受冻，颠沛流离，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夏日冒着酷暑山间行走，严冬打着赤脚破冰渡河，一年数次徒步往返数百公里看望孩子。

　　四、不屈的抗争

　　含冤受辱已经五十年了，其冤情之深、遭遇之苦、命运之坎坷、申诉抗争之难，都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但是这些对我来说毕竟是个人问题，而当时的风云人物所搞的“三万六”事件其祸害之深、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对人的生命的扼杀，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为了反省历史，警示后世，有必要进一步揭开当时的内幕，从中吸取深刻教训，是极其有益的。为此目的，我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在进行着不屈的申诉和抗争。
　　1962年甄别平反时，麻城县委、黄冈地委还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英雄”们当政，他们对于我的申诉漠不关心，极力阻挠平反，但是在中央纠“左”大气候的压力下，不得不否定原结论的主要事实，摘掉坏分子帽子，但是仍然认为“汪凤元同志曾犯有包庇反革命分子和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故将原“开除党籍，工资由18级降为22级”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一年，工资由18级降为19级”的处分决定。这次甄别平反虽然是某些领导极不情愿而又极不彻底的平反，但是也鼓舞了我，使我看到了彻底平反的希望，树立了继续抗争到底的信心。在平反材料跟我见面时，我向麻城县委副书记游第波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既然原结论中的主要问题都推翻了，就不是摘帽子和再对我处分的问题，那就应该是彻底改正，正式予以撤销处分，不能留尾巴。再次对我处分，实际上是在制造新的冤案。至于还提到我曾犯有包庇反坏分子和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理由更是不能成立，因为肃反审干时，你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亲自带队在我的家乡林峰村住了一年多时间，调查后作出了结论：对反革命分子哥哥丧失立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坏分子张国仲不属有意包庇，全部予以否定(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文件定张为坏分子)。不久还是你亲自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调查清楚了，经地委批准已经作出了结论，县委对你是信任的，决定把你从山区小区调到白果大区任区委书记，你要好好搞，不能辜负县委对你的希望。”这个问题的处理，当年是你和某书记一手操办的，如今你们一个是县委副书记、一个是县委第一书记，为什么还要将已经作了处理结论的问题，又拿出来再处分一次呢?你们发现我有什么新的问题吗?这样做违反了党的政策。至于“组织观点不强”的说法更是似是而非，从“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没有哪一条提到犯了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游副书记无话可说，只好说最后还要由地委来决定，一推了事。
　　从此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止的二十年中，我向黄冈地委申诉在十次以上。但是一次次的申诉都是无果而终。
　　有形的冤案不但没有彻底平反，无形的冤案又从天而降。1960年我被贬到浠水县团陂区后不久，区委某负责人向下布置监管任务时别有用心地说：新来我区的汪凤元在麻城白果搞浮夸、亩产“三万六”，犯了错误，划了反革命，你要把他管紧些。这真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加上“文革”中将我打成“走资派”，贴我的大字报，也有污蔑我是“三万六”炮制者等不实之词。一次在团陂区俱乐部批斗我的大会上，区公所王某说我是搞亩产“三万六”的，我当即反驳说：“你今天发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是说假话，那你继续说，因为假话可以随便编；如果说是真的，那就一个个地把问题搞清楚，到底亩产‘三万六’是哪个搞的?”说得王某哑口无言，会场上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会议在一片打倒汪凤元的口号声中草草收场。
　　由于平反不彻底和“文革”中的诬蔑罗列罪名等原因，我是“三万六”炮制者这个谣言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传了千遍就成“事实”。随着我从团陂调到县城，谣言也随之传至县城，所以至今在许多人包括相当多不知实情的领导干部眼中，也认为我就是“三万六”炮制者。挖苦讽刺难听的语言难免发生，背后的指指点点也时而有之，每每听到这样损毁名誉的话，多数场合我只有无奈的一笑，说你去调查清楚了再说，有时也争得面红耳赤直至赌咒骂娘。
　　我本应是一个求真务实反浮夸的战士，理应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公认，为什么反过来我还成了搞浮夸的小人而继续受冤呢?天理何在?公道何言?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我仍然坚持不懈地继续申诉抗辩。为了获得同情，在语言上非常克制，还讲了不少的好话。如请领导换位思考，假如我的遭遇发生在你们身上该如何对待?我已是风烛残年，在世时日不多，总不能让我背着黑锅去见马克思吧?那样我是死也不能瞑目呀!

　　五、拨开云雾见太阳

　　在这些年中，我也得到了很多领导干部的同情关心，如1962年时任浠水县委书记于保诚亲自带我到黄冈地委去申诉平反问题；1994年时任浠水县委书记陈定国将我的申诉材料亲手交给地委组织部张副部长，以后又多次跟县委有关领导打招呼，解决我的申诉问题。最近，浠水县委书记周勇认真地听了我的申述意见，主动地问我有什么要求，并说落实老干部政策是县委的责任，请老同志放心；县委组织部长黄志敏也表示将在适当的机会给我澄清是非，恢复名誉；原县人大主任李协池看到我的相关历史资料后，积极地找有关领导干部，想方设法帮助我彻底平反。此言此情，我都铭记在心，永不忘记。
　　一件偶然的事情帮助我转变了抗争的方式，从祥林嫂式个人奋斗转向求助于历史资料和社会力量。2008年上半年黄冈市某退休干部出了一本书，书中以诬蔑不实之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是“三万六”炮制者，我看了后非常生气，准备上法庭控告他侵犯我的名誉权。儿女们得知后不同意这样做，说对方虽然侵犯了你的名誉权，但是他不是谣言制造者，也是听别人谣传的，暂不对簿公堂为好。但是有一点，为了老爸晚年心情舒畅，解开你的心结，我们儿女有责任跟你一道，寻找证据，让历史来说话，证明你的清白。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找到了1959年10月27日中共麻城县委文件《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1962年5月20日中共黄冈地委监委会《关于对汪凤元同志的处分决定》、1979年3月19日中共黄冈地委纪委文件《关于对汪凤元同志处分问题的复议决定》等权威史料。这些材料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处分我的原因是我反对“亩产三万六”的假“卫星”，反对浮夸。
　　历史资料刚一被传开，许多知心朋友和素昧平生的好心人都争相传阅，他们看后都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历史竟如此颠倒黑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有多少冤案，使人不能不扼腕长叹!看了后对你这个人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原来总把你当成“三万六”炮制者，真是冤枉你了。有的还说：过去对你不了解真情，说了些伤害你的话，向你道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冈地委纪委于1979年3月19日《关于对汪凤元同志处分问题的复议决定》“决定撤销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对汪凤元同志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原工资18级。”随即浠水县委任命我为县工办主任，1990年黄冈地委批准提升为副县长级职务。儿女们都各有所成，孙辈多数大学毕业已经就业，曾外孙也一岁多，长得非常可爱，我退休后和老伴相濡以沫，可谓是四世同堂，共享天伦之乐。此情此景，正如团陂镇青山村王正给我的诗中所形容的：“污泥陷玉终归玉，洗雪晶莹更好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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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华 还原“三万六”的历史真相

http://bbs.xishui.com.cn/dispbbs ... p;page=4&star=1

最近，笔者收到汪凤元同志的一份打印材料，题目是《不堪回首的磨难》（以下简称“万言书”，本博已转载于前）。送材料的人是汪凤元同志的儿子，我和他简短地聊了一下。他说：“父亲这一生背着‘三万六’的黑锅，已背了50年，现在76岁高龄了，还常常在梦里为这事而哭，老人家怕把这个黑锅背到坟墓里。”我感到很吃惊，说：“你父亲真的有冤吗？几十年了，人们在背地里就叫他‘三万六’，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吗？你父亲的怎么就没平呢？”他说，1979年黄冈地委也有个平反结论，但不到位，留有尾巴。

这几天，笔者仔细研读了汪凤元同志的“万言书”及其三个附件（1959年10月27日中共麻城县委文件《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1962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黄冈地方委员会监委会通知《关于对汪凤元同志的处分决定》、1979年3月19日中共黄冈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关于对汪凤元同志处分问题的复议决定》），还在网上尽可能地搜索有关“三万六”的史料，并认真加以比较分析，认为汪凤元同志在“三万六”的问题上，的确有不白之冤。

这里先交待一下“三万六”的历史背景：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弄虚作假成为风气，各地放高产“卫星”，麻城建国一社就放出了早稻亩产36961斤的“卫星”，人民日报在8月13日的头版有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首页上还赫然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标题。这个“卫星”，不仅被国内官方所认可，还引来苏联、越南、朝鲜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来考察。

麻城建国一社属麻城县白果树区管辖。时年26岁的汪凤元，是白果树区的区委书记。据史料研究，作为区委书记，汪凤元既非“三万六”的始作俑者，也非当时的坚定支持者，在1959年还是坚决的批判者。但他的一生却因“三万六”受到了社会的白眼，也被组织限制使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万六”受害者。

真正炮制“三万六”的人名叫王乾成。这个人如何炮制“三万六”，在汪凤元同志的“万言书”里有详细的介绍，相关史料如《麻城大跃进时期的天下第一田》（本博已转载于前），也证明了汪凤元同志所说的情况属实。因此，本文对王乾成如何炮制“三万六”的情况，就不作具体介绍。需要说明的是，王乾成在麻城也有个“三万六”的外号。那么，汪凤元同志既没有授意炮制，更没有参与炮制这个假卫星，却落得个“三万六”的浑名，真是一个难解之谜。

或许，有人以为，是组织上冤枉了他，是组织上给了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那个年代，冤假错案多的是，多给汪凤元一个也不足为奇。可是，翻开1959年麻城县委文件《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中，跟他定性的三个错误：一是“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 （笔者注：这一条说汪凤元组织了一个以省委下放干部、县委农工部干部、公社党委副书记为成员的反党集团，不值一驳）；二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总路线”；三是“否认大跃进，攻击麻城红旗”（笔者注：所谓“麻城红旗”就是“三万六”）。在上文提到的1962和1979年处理汪凤元的另两个文件中，更没有谈及他有炮制“三万六”的责任问题。这些文件，倒是从反面证明了汪凤元同志，当年没有炮制“三万六”的错误，而是有反对“三万六”的“错误”。

但是，麻烦也就出在这些文件上。当年如果在这些文件上跟他戴了一顶“三万六”的帽子，现在他完全可以以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为由，来请求组织跟他平反昭雪。那么，组织上也就会跟他制发一个恢复名誉的文件，跟他摘掉“三万六”的帽子，就像1979年摘掉1957年错划的 “右派”帽子一样简单。可是，汪凤元同志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他只是感觉到头上戴了顶帽子，而且这顶帽子戴得很不舒服，他想摘下来，可是当他伸手去摘时，头上又什么也没有。汪凤元戴着这样一顶似有似无的帽子，走过了五十春秋。五十年了，不要说政治、经济上的损失，就是想讨个公道的说法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又怎么能不常在梦里为之哭泣呢？

实事求是地说，在“三万六”的问题上，汪凤元同志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因为他毕竟是白果树区的区委书记，在自己的辖区内出这样大的假新闻，而且当天晚上他还在验收现场，也在验收单上签了字。因此，准确地说，他是事前不知、事中知、事后也知。况且，当领导从来就不能以 “不知者不为罪”来开脱自己，而应以“不知也是过”来问责自己，比如，国务院原副总理康世恩，在1980年8月，就因渤海2号沉船事故而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现在，我们党的领导责任追究制度，其理论依据就是“不知也是过”。而且在1958年底，汪凤元同志还出席了湖北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笔者以为，他的这份荣誉，与“三万六”这个假卫星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因为那时的湖北省委需要这样的典型（1958年的湖北省委书记，在8月13日的《湖北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报导麻城建国一社亩产36961斤的新纪录之后，亲赴贺喜授奖）。话又说回来，即便要追究领导责任，也不应由汪凤元他一个人来负这个责。因为在验收 “天下第一田”的当夜当场，认可“三万六”的人，远不止汪凤元一人，上有省领导，中有地区领导，下有县领导，汪凤元不过是县以下的区领导，可想而知，他当时的处境是“大帽子压着头”，不认也得认。

笔者以为，汪凤元同志绝对是一个有良心的基层干部。前面说过，“三万六”这个卫星的出笼，省、地、县、区四级领导，都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到1959年，真正勇敢地站出来否定“三万六”、批判“大跃进”的人却只有汪凤元同志一人，而他又是其中级别最低的人。“春江水 ‘寒’鸭先知”。1959年，有些身处基层的干部，亲眼目睹“浮夸风”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甘冒政治风险，坚持真理，为民请命。而这些人，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乃至到十年文革中，都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吃了大亏的。汪凤元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从这个意义上看，汪凤元同志不仅是一个有良心的基层干部，而且是我党的一位难得的好同志。（在写本文之前，笔者在团陂问过一些老干部，叫他们谈谈对汪凤元同志的印象，他们说汪凤元同志在团陂工作期间，是一个务实能干的人。）

2009-2-22

hank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中国青年报

　　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创造了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丰产记录。这块早稻长得密密厚厚，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

　　

馓碗卤—三万六

　

　　

2009年,龚家埠普通农家的厨房

　　寻访“天下第一田”


　　龚家埠村就在路边上。从武汉到麻城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原本以为要找到当年的那个小村子会费很大周折，甚至可能要翻山越岭，但实际上很顺利。一到麻城就看到了往白果镇的路牌，沿着路牌指示的方向走不多远，还没到镇上，就看到了“龚家埠村”的牌子。这里就是原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早稻田亩产 36956斤的“神话”就诞生在这里。

　头一天我们打听行车路线的时候，一位对当地比较了解的同行曾对我们说，龚家埠村应该不会离大路很远。他的理由是，51年前就这么出名的村庄，绝对应该位于交通便利的地段，谁会在偏远地区树立一个典型呢？那不是给前来视察的领导找麻烦吗？

　　现在看来，人家分析得有道理——龚家埠村鼎盛时期，周恩来总理都来过呢！

　　把车停在路边。路边是一户挨着一户的村民的房子，风格样式都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院子，房子的大门冲着院子开着，人坐在院子里，聊天或者做活儿。我们问路的这家，正在踩缝纫机，是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五十多岁。

　　翻出那张当年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天下第一田”的照片，四个孩子站在丰收的稻子上，天真烂漫的笑着——大嫂一看，脱口而出：“馓碗卤”！

　　“馓碗卤”是“三万六”的方言表达，我们当时还觉得这位大嫂很善于“归纳”，否则我们得费好多口舌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人家一个“馓碗卤”就把当年“天下第一田”造假亩产三万六千斤一事概括出来了。后来，我们到了村子里，才发现，几乎每一个碰到的人，在看到照片的时候，都会说“馓碗卤”。“馓碗卤”在当地已经属于“地标性”名词。

　　大嫂说她知道“馓碗卤”，但不知道照片中的这四个小孩。她建议我们去找龚安伯的老婆问问，龚安伯做过公社领导，已经过世，他老婆还健在，应该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

　　龚安伯的老婆住在村子里。车开到村头，遇到一位老汉，他看一眼照片，也是一句“馓碗卤”。他说他那时候岁数小，知道这件事情，但不知道照片中的孩子是谁，他听说我们要去找龚安伯的老婆，立刻自告奋勇带我们去找她家。正是中午，老太太家铁将军把门。老汉带着我们满村找——幸亏村子很小，村子里的人也都认识，路上随便问了几句，就问了出来。老汉告诉我们，龚安伯家在村子里很有名，见过毛主席的。

　　龚安伯的老婆60多岁，精神矍铄，比普通农村妇女要显得见过世面。她看了一眼照片，就先问我们来做什么？我们说就是想知道当年照片中的四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她说她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他们家搞的。那个时候，他们家不在村里，在武冈。她一再强调，她老头是不会搞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我们问她，村上有没有能帮助我们找到这四个孩子的老人？她带着我们去找了一户，去的时候人家正在吃饭，只看了一眼照片就摇头，说：“不晓得”。

怎么可能？当时那么惊天动地的一张照片，而且这张照片就在这个村子里拍的，而且因为这张照片，整个村子成为典型，络绎不绝、川流不息的领导、专家来此取经参观，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怎么可能现在整个村子里，竟然没有人知道照片中的四个孩子是谁？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村里的人对照片所拍摄的地点也出现了争议。

　　龚安伯的老婆一口咬定，照片拍摄于“陆”棵树——她把我们带到51年前的“事发现场”，指着前面一处一棵树都没有的光秃秃的开阔地说就是这里。当年村口有六棵树，其中一棵就是照片中的这棵。边上其他村民也纷纷跟着说“是”。

　　人越围越多，每个人都伸头看照片，都说“馓碗卤”，但都不知道照片中的四个孩子——如果是村子里的孩子，怎么会看不出来？照片中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就算女孩子远嫁了，但男孩子总归还是留在村子里的吧？

　　后来，一个60岁左右的老汉说，照片中的男孩子好像是他哥哥龚正堂。我们立刻欢喜地跟着他去——穿过村子，村子里的池塘很脏，有一妇女拎着一桶衣服，正在池塘边上找下脚的地方，她大概只能用这么脏的水吧？否则，但凡有选择，谁会在这池塘里用一池臭水洗衣服？

　　龚正堂对“馓碗卤”印象很深。那时候他是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卫星上天第一天，大小车子50多辆，震撼了全世界。来了好多人，我是提水送饭，让我抱一个大南瓜，还抱不动。周总理戴着白帽子，像广东人(装束)。苏联专家跟我说话，我不懂，边上的人告诉我他是说‘你好，叫你握手’。苏联专家的手很大，长满了毛，我一只手上去握，只握住两根手指头，两只手只攥了四根手指头。心里怕得要死。”龚正堂说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到村子里拍纪录片的事，他还记得当时把小孩搞到田里，但是，当问到他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时，他说：“我没得拍这个照片的印象。”

　　那时候，整天村子都很热闹，他还是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糊里糊涂”的，可能被拍了，也可能被拍的不是他——他反复看那张照片，最终摇头，表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周围有人说很像他小时候，我们问他有没有小时候的照片，他说没有。

　　根据他的回忆，“天下第一田”是一个叫王乾成的社主任搞的，搞好以后，树立了典型，很多苏联专家都来参观，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不懂数学，不会算术，一亩地产不了三万六，一定是算错了。但是村子里的人没有人去怀疑这个事情，大家只是很高兴能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领导来村子里，周总理都来过，还拍电影。关于当年的“天下第一田”，龚正堂还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饥饿”。“1959年就饿了，草籽树皮都吃。那树皮吃进去，三天拉不出来，快要死了。去向周围村子里借，人家讲：‘你们那里‘馓碗卤’，还到我们这来找水找东西，根本不跟我们讲话。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埋怨。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了，王乾成也不在了，大家都想忘记这个事情。”

　　龚正堂尽管无法确认自己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但他可以确认一点，就是照片并不是拍摄于所谓的“六棵树”。他说“天下第一田”在村子后面的塆子里。他撂下碗筷，带我们穿过村子，去找他印象里的“天下第一田”。经过一户人家，门牌号“龚家铺村龚家埠塆9号”，他说这里当年是祠堂，他就是在这里见到的周恩来总理。不过，现在祠堂没有了，拆掉了。

　　终于到了当年的“天下第一田”——地全荒了，几头牛在地里散步，龚老汉说：村子里只剩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的儿子在广东，女儿出嫁了。所以地就没有人种了。

hank

“天下第一田”（1）

         ——湖北麻城县“大跃进—苦日子”实录

                                余习广 阮银甫　，发表于 2008-11-28 17:57:58 类别：大跃进.苦日子专题
http://blog.gmw.cn/u/5389/archives/2009/62677.html
　　　　　　
    1958年8月初，大跃进的阵阵狂热，伴着盛夏酷暑，强劲地冲击着中国大地。一言动乾坤的“始作俑者”毛泽东,虽头戴草帽,却体胖多汗,白衬衫也洇着汗湿，他顾不得暑热汗溽 ，风尘仆仆又兴致勃勃地奔赴于河北、河南和山东大地……

   “小麦卫星”、“水稻卫星”、“钢铁卫星”、“公共食堂”、“人民公社”……

    全国各地的地方大员，正争先恐后般炮制着大跃进中高产“卫星”和“新生事物”的首创权，一份份创造“人间奇迹”的报喜电文，灼烧着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要踏上这火热的大地，寻找典型，总结经验，亲眼看一看大跃进热火朝天的场景，亲手掂一掂铺天盖地“高产卫星”的份量，为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定下惊世骇俗的高调。

    8月9日，在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陪同下，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视察山东历城北园乡北园农业社。田野里一派丰收景象。

    农业社干部们大言不惭，社主任李书城汇报：“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亩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纪录的粮食卫星，毛泽东喜气盈盈，伸出大拇哥，夸声连连：“好嘛，你们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泽东喜意未阑，一份加急报喜电文和套红《人民日报》，冲起了他更大的激情：湖北麻城县发出特大的“高产卫星”：建国一社创造出世界最高纪录，早稻亩产36956斤7两！

    8月9日的《人民日报》，惊喜地将麻城县发特大的“高产卫星”封为“天下第一田”。

    “天下第一田，好！好！好！天下第一田！王任重同志任重道远哪。”毛泽东金口玉言，大夸《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写得好呢，有感情呢！”心花怒放，写在脸上。

　　从此，“天下第一田”风光天下。

    “天下第一田”，不仅创造了当时“放卫星”的最高纪录，还以“掇谷并田”的方法，为全国各地后来者居上的“跃进卫星”，提供了赶超的样板和经验。

    好景不长，在嗣后的“苦日子”里，湖北省委领导亲自培养的“天下第一田”，一变而为反“五风”和大抓阶级斗争的典型。材料上报中央，被激怒的毛泽东按自己的思路大笔一挥，麻城又成为纠风整社的“样板田”。

　　大跃进年代，湖北是一个出典型、出经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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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领导做“法”试验田

　　一位“天下第一田”的参予者，面对我的录音采访，思索了半天，心情沉重的说：“那个天下第一田，离不开当年大跃进的全国狂热，说假话、说大话的时代特点。从省委、地委、县委领导人都只想讲上级要听的话，讲真话要吃亏，放卫星就当先进，邀功有赏，捞政治资本嘛。另外一个，省里抓红安，抓麻城。黄麻起义，打天下、坐江山嘛，几百位部长、将军的家乡。麻城卫星惹出那么大的事，与麻城穷、落后、老百姓愚味，好蒙哄也有关。一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老百姓也是蛮起哄的。没想到跟着上面发了那么一通苕气！”

    麻城位于大别山中段南麓，地处鄂东、豫南、皖西交界，山区丘陵近五分之四。山穷地瘠，贫困落后，是麻城县自隋开皇十八年立县以来一千四百多年不变的历史。穷则思变。民气素以不安份和强悍好斗称雄鄂豫皖。穷则生乱，变乱频仍，盗匪丛生。自有清至民国，麻城造反、匪乱数百起，血流山川，循环往复。民众仍在苦难中难觅出路。

　　正因如此，麻城才成为土地革命战争黄麻起义的发祥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成为鄂豫皖区的根据地。当年麻城方圆百里，竟有各方武装力量近千股：夏斗寅的国民革命军、会匪“红枪会”、金枪会、黑枪会，土豪劣绅的人民自卫团、民团，国民党各级党部、共产党、义勇队、民国协会、防务会、胁富会……天地一声惊雷动，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自黄麻起义，麻城死于战难的民众十三万七千人。六万多人参加红军，到共和国开国之际，仅余两百余人。穷则思变的革命结果，麻城出了省军以上领导120多人。麻城民谣：“血战千场留一命，穷人堆里出将军”。

　　也许正因如此，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麻城民气步步高涨。真以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此进入人间天堂。 终于，在上级策动下，成为那个狂热年代示范全国的“天下第一田”，看实狠狠地发了一通“苕气”。被愚弄的麻城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饿死、病死七八万人，浮肿、干瘦、子宫脱垂等罹病者近二十万人。

    楚王好细腰，宫有饿死色。上有好者，群佞趋之。用90年代一位中共老人的话说： “大跃进责任人人有，中央之外，地方大员中吴芝圃、曾希圣、王任重、张仲良、李井泉、柯庆施、陶鲁笳、陶铸这八大金刚推波助澜，冲锋陷阵，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也很为毛泽东看重。”虽是一家之言，却也中肯入的。

    自从毛泽东发动起“经济战线的大跃进”，湖北省委领导人在追风跟潮上就狠下了一番功夫，湖北成为跃进声势最猛烈，“高产卫星”最显赫，各种经验方法最叫响的省份之一。

    在这里，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行为很值得我们考证，这不仅因为“天下第一田”凝聚着他的一番心思，还在于他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事情得从1957年初大跃进初澜乍动说起。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狠批“反冒进”，全党为之震颤。大会通过了旨在“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了十年发展达标指数：粮食亩产黄河以北400斤,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棉花亩产由1955年的35斤,分别增加到40斤、80斤和100斤。

　　王任重回到武汉，即把农业跨《纲要》当成中心工作来抓，三天一加码，五天一高升。在省委会议上，他强调说：“总路线是要高速度的，湖北能不能提前五年跨《纲要》？”一个月内，他先后讲话，把跨《纲要》从规定的十年时间，提前到五年，三年，后来又提出一年跨《纲要》。   

　　“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原湖北省委工作人员在大批判文章中写道：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回到武汉，王任重与另一省委领导人有过一次谈话。他由衷感慨地说： “南宁会议总理挨批，我看是跟不上主席思想了嘛。超英赴美，一个钢铁，一个粮食，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国就是强国。主席思想境界，胸怀气势，用敬仰二字都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情。”“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建设新中国，就是要好大喜功，共产党领袖的气魄嘛。主席提倡和重视的就是大跃进，观察主席的建设思想，近来的形势，最对主席的心思和脾气。我看，不研究主席的思想，那就会掉队，犯错误。湖北的工作，必须抓住时机，在大跃进上全力以赴做好文章。这就跟点状元一样，文章写得好，对了路子，才会金榜高中……”

    大字报对此的结论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王任重当时动的一番心思，和此后他跟风赶潮的动机。

    1993年，李锐在同笔者的谈话中说到，自从党外反右派，党内反右倾，加上超英赶美大跃进，党内高级干部，一方面感到压力，一方面感到毛的激情和魅力。中共高级干部，大多都在看毛泽东的脸色说话，不可能唱什么反调，不然就是彭老总的下场。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王任重的这番话，大概也是大多数中共高干的心声，但像他如此深刻地明悟玄机者，恐怕当年也不多见。

    研究和揣摩透了毛泽东的心理和性格，王任重就在“大跃进”上下起了真功夫，做起了大文章。

    树先进、抓典型，湖北省委把工作重点就放在了红安、麻城两个县。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典型也为树给黄麻起义的首长们看。

   王任重找来黄岗地委书记姜一，语重心长地做了一次长谈。王任重告诉姜一：工作说要讲方法，当务之急的领导方法，是抓典型，搞样板田。省委把红安、麻城当全省工作的样板田，你们一定要做好。要特别注意总结经验，有理论，有数据，有说服力。要敢为天下先，眼界不要盯住省报，要盯住《人民日报》，省委配备强有力的理论班子，配合你们的工作。眼前的目标，红安、麻城要成为十年《纲要》，1957年当年达标的样板，拿出来的数字，当然不能忽视工作细节，要经得起推敲，不要出漏子。

    黄冈地委奉令而动。按照省委的意图，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两个县一碗水端平，红安粮食跨《纲要》，麻城棉花跨《纲要》。

    10月底，中共黄冈地委将精心编造出来的红安粮食亩产量，麻城棉花亩产量上报省委，声称由于县委领导亲自深入基层，抓样板田，以典型带全局，经过深翻土地，施肥、合理密植，两县粮棉产量当年跨《纲要》。湖北省委抽调省委宣传部和武汉大学的笔杆子，连夜苦战，以“跃进速度”赶出了几篇文章，经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亲笔润色修改定稿，上报中共中央。

　　湖北省为大跃进准备了最好的典型材料。1957年 11月29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从工作方法的高度，提出干部种试验田、改进工作作风、实现高产跃进。《报告》说，干部种试验田，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县已普遍推行了这个办法，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工作面貌。红安共有县区乡社四级干部1470名，亲自动手搞试验田有的1151名，共种水稻试验田646亩，花生试验地476亩，还有棉花、红苕等作物的试验田地。试验田的产量，都高于一般田地。副县长萧林山两亩试验田，获亩产水稻千斤的纪录。七里区区委书记工作中的一亩花生试验地，获为亩产1190斤记录，还有皮棉亩产一百斤，红苕为亩产一万斤的纪录。试验田推动了大面积丰产。全县有313个粮食亩产千斤社，128个花生亩产800斤的社，21个皮棉亩产百斤社，全县15种农作物样样丰产，732个合作社，社社增产。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斤，提前十年达纲要。麻城、孝安等县的情况基本上如此。

　　中共湖北省委的高明，就在于并不就事论事，而是从理论的高度，在谈工作方法的同时，就放出了大“卫星”。这也难怪思想家的毛泽东，如此重视湖北的佳作。

　　至于《报告》中提到的“高产”情况，全是编造出来欺骗中央的应景之作。

　　 1958年2月，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通知》中说，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上的统一。我们全党的干部必须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做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任务基本关键之一。

　　当然，湖北省委当年的“杰作”还不止于此，不然就没有了后来的精彩手笔。

    还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年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来一个大跃进。”社论认为：自从《纲要》公布以后，已经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全国已有29个县市达到《纲要》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其中最典型的是湖北红安县，“土质瘠薄，生产条件不好，今年亩产平均产粮也达到八百四十三斤。”社论强调，“这些大量增产的地区，有的是十分贫瘠的，在那里能够提早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革命的指标，那么，条件与它们相同或者比它们好的地方，难道反而不能做到吗？”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毛泽东激情昂扬地在社论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 ‘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拿到这份《人民日报》，王任重兴高采烈。省委常委当天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这篇社论。会后，由王延春提议，晚上在省委小灶设宴庆贺，几位省委书记频频举杯，喝得红光满面。


                   二、跃进风光起麻城

　　1958年的大跃进形势，给麻城带来了无限风光——全国各级报刊、电台，对麻城经验、生产工作的“大卫星”，连篇累牍，报道不断。又是拍电影，又是出书，天下扬名；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国代表团，下至全国各省、地、县负责人，先后来麻城视察、参观、访问、学习、取经；原黄麻起义的将军、部长们，也为麻城而骄傲，纷纷重返故里，探亲、视察、支援家乡建设上项目；湖北省委、省政府、黄冈地委、专署都把麻城当成“样板田”，各级主要负责人时时来到麻城视察、蹲点；……

　　不言而喻，麻城的革命历史地位，和跃进的现实份量，正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份历史档案吧：

　　1月4日，王任重亲赴麻城，到生产先进的省、地、县三级干部试范样板田??宋埠等地检查农业生产和财经工作，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和赵金良全程陪同，一边汇报58年跃进规划，一边聆听工作指示，上下之间，相处甚宜。

　　2月，四川、浙江、上海、湖南等省市34个参观团，先后来麻城参观夏收作物田间管理，水利建设，学习取经。

　　3月4日，湖北省农业厅在麻城召开推广棉花营养钵现场会，麻城介绍1957年棉花高产先进经验和1958年棉花生产的高产措施。

　　3月16日—19日，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章温，省妇联主任郭力文来麻城参观访问，并到许家乡“五四”一社看女社员郑秀芝操作双铧犁表演。

　　3月17日—19日，苏联农业专家果列诺夫、畜牧专家爱拉斯契金及夫人来麻城参观农业生产。

　　3月14日，省长张体学率农业检查团来乘马、福田河等地检查工作。4天时间，多次就麻城58年大跃进作出指示。

　　3月25日，内蒙、山东等省区代表团741人先后来麻城参观访问。

　　4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余毅来麻城察看苏区生产，访问老红军付兴贵和国务院下放干部。

　　4月1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率61人参观团回故乡访问。

　　4月11日，李先念副总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等在麻城县长陈化民陪同下，视察中一社桃园大队和沙院子青年突击队。

　　4月 24日—25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来麻城，看望文改委下放干部。

　　5月3日—7日，中央财贸部在麻城召开财贸工作座谈会。

　　5月，湖北省委、省人委发给麻城1957年粮棉双丰收奖金两万元。

　　8月19日，朝鲜副首相李周渊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在副省长刘济荪陪同下访问建国一社，正是早稻亩产“三万六”大卫星发射之际。

　　“天下第一田”问世后，视察、访问、参观者更是如潮涌入。述其大要:

　　10月1日，农业部长廖鲁言由省委书记赵辛初陪同，来麻城宁埠、中一检查棉花生产。
次日，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一行3人来宋埠和中一公社视察。

　　10月4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前来视察，次日，在麻城县委大礼堂作报告。

　　10月8日，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副主席尼古拉格奥尔吉耶夫来麻城访问，参观高产“卫星田”“天下第一田”的生产情况。

　　10月20日，冶金部副部长夏耘等11人，视察三河钢铁厂，青年五星铁厂，国营三河铁厂。

　11月初，王延春视察红旗人民公社，检查生产，对麻城进一步安排好大跃进工作予以指示。

　　12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冶金部长陈毅来麻城视察，并在凤凰钢铁厂参加钢铁生产劳动。

　　大跃进年代，湖北是全国的先进，麻城又是湖北的典型。麻城所享受到的政治待遇和厚爱，决非其它地区所能企及。而麻城也给省委、地委脸上贴了金、争了光。

　　用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的话来说：“我们决不会辜负上级领导的厚望，一定要要这场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天下第一田”，形势逼人，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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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这张著名的小孩子玩耍的照片原来就是麻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