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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革命和建立新国家的历程中，创造了众多的“榜样”类型的形象，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白求恩（1890－1939）和雷锋。前者是加拿大人，他在中国的短暂经历（1938.2-1939.11）在他逝世后迅速成为传奇性的事迹，而他也成了中国革命所创造的首屈一指的榜样。非常反讽的是白求恩直到1972年中加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在他的故土默默无闻，尽管他的朋友将他的事迹写成传记，1 但他的形象远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众多历史人物之一。中加建交后，当时的特鲁多政府决定买下了他的故居，使之成为国家财产，重新修葺后开放，并宣布白求恩为“加拿大国家历史重要人物”（a Canadian of national historic significance ）。显然这是中国革命所创造的白求恩榜样力量向外伸延的结果。
白求恩是一位历史人物，但更是凝聚了中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集体记忆，可以说他主要是以后者的形象为公众所认知和接受的。2 在形成关于白求恩的集体记忆过程中，革命领袖的讲话、悼词无疑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五、六十年代乃至文革几乎无人不晓的那篇《纪念白求恩》，应该就是这个集体记忆的起点。从此之后，文学作品以及传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0多年来，关于白求恩题材的文学创作几乎成了一个“仪式”，每隔若干年代，就要拿这个题材出来“翻抄”一遍。1944年战地记者周而复最先写成长编通讯《诺尔曼 白求恩片断》。53年，周而复再把它扩充成长达168页的长篇小说《诺尔曼 白求恩》。这本小说之后多次再版。64年张俊祥执导由八一电影厂改编摄制成同名电影。90年，八一厂等中方机构，联合加拿大和法国电影公司，推出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2005年，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策划组织，摄制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诺尔曼 白求恩》，2006年8月由央视第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从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就可以发现，60多年来几乎每隔十几年，白求恩题材就重新“出土”一次，不管社会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也好，白求恩的形象始终屹立。这个事实证明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关于白求恩的牢固的集体记忆；同时社会也借助这个潜在定期进行的“仪式”将关于白求恩的集体记忆再次召唤至公众的眼前。
关于集体记忆的论述，哈布瓦赫与康纳顿并没有多少区别，康纳顿把它看成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有序的期待”3 简言之，一个具体的集体记忆的形成，一方面要借助一个已经过去的事件或人物，所以它要不断地回溯过去，回溯到已经消逝的人物或事件之中；另一方面集体记忆又是“有序的期待”，它在回溯之中包藏着意识形态性和公共性的欲望、准则和教诲。因此这一套被包藏着的“有序的期待”是与一个更大的社会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个社会体制所产生的欲望、准则和期待推动了和支配了回溯过去的行动。当“过去”以回溯的面貌出现的时候，这套“有序的期待”就发挥了作用。它将“过去”进行加工、过滤：取其所需，创其所欲，弃其所丢。因此，一个具体的集体记忆必须借助遗忘与想象来塑造自身的形象。本文以60年代白求恩题材为个案，探讨这个集体记忆形成的肌理，检讨遗忘和想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为我们对此类叙述的本性提供清楚的认识。
一、
当我们愈来愈深入到白求恩及其当年的生活轨迹中去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在那短暂的岁月产生了那么大的“名声”？这个疑问丝毫没有试图否定作为历史人物的白求恩的杰出贡献，而只是想问：在诸多可以选择的记忆对象之中，为什么是他代代流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也许花费一些篇幅略微分析这种集体记忆形成的肌理是值得的。
社会学家安迪?沃尔德把自延安之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意识形态称作“新传统主义的共产主义”。4之所以冠以“新传统主义”的修饰，可能是他认为中国革命中产生的意识形态，除了具有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之外，还与儒家传统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他的称谓暗示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两者的结合。这种看法无疑有合理的成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上层和主流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意识，是通过“教化”的方法传播、渗透和达到下层民众之中的。而承担“教化”义务的就是活跃于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士大夫、乡绅和艺人。既然要“教化”，就需要有“教材”。最好的教材就是那些经过流传改编而体现社会主流价值的人物及其事迹，例如传统社会流传广泛的“二十四孝”、关公等就是这样的“教材”。这些故事和人物，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具有模仿的可能性。正如孔夫子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5事实上，现代共产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这个特点。新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方针政策同样需要有一个活跃于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人物来进行传播、推广。安迪?沃尔德沿用了我们十分熟悉的词“积极分子”（activities）来指称这些人。6的确党的价值、路线、方针需要依赖这些基层活跃人员才能最终贯彻执行，也只有依赖他们才能达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的目的。可以说共产主义的革命的胜利和巩固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这样一个机制的运用。当然在进行社会动员的时候，现代传媒、文学、影视等手段也被运用到这样的事业中来。与传统社会面临的问题一样，现代革命的社会动员同样需要能够激动人心的“教材”。如果没有，这部社会机器就会把它们创造出来。按照一贯的传统，“教材”毫无例外是可以奉为楷模的人物，他们另一个名称是榜样。因此，现代的革命文化和传统儒家文化一样，是一种需要榜样的文化。在这个制度和文化的脉络中，榜样不仅意味着他们德性品格很优秀，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供一般大众效法和模仿而被创造出来的。不同的时代可能需要不同的榜样，但要之榜样本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就像古人需要孝子的榜样来供子代效法，需要忠心事主、义气事友的榜样来规范民众的社会行为一样，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需要献身事业的榜样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榜样是这个社会机制运转不可一日无之的事物，它同社会机制文化存在深层的密切关系。当我们深入到这个社会机制的内部的时候，就可以明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榜样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深层原因。
革命领袖当然是深谙其中秘辛的人物。60年代林彪从毛的著作中精选出三篇，它们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被称作“老三篇”，供一般民众传颂学习、对照检查。文革岁月，几乎无人不读“老三篇”，真是凡水井处，均传诵“老三篇”。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三篇被精选出来？论思想、论文采，毛的著作胜于这三篇的其数不少，而革命领袖偏偏看中了这三篇，道理何在？我以为，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老三篇”的确最适合作为一般民众的教材。因为“老三篇”其道一以贯之：它们是关于榜样的论述。三篇短文，树立三个榜样。张思德及其精神是共产党宗旨的化身；白求恩是献身革命事业的典范；愚公虽然是古代寓言里的虚拟人物，但无疑在《愚公移山》里，锲而不舍的愚公被当成人皆可学的榜样。作为一般的社会大众，不需要也不可能深究多少深奥的道理，无论是儒家的道理还是革命道理。他们一定需要从外面灌输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只需要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让大众知其然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把革命的价值观和意识，转变为一种人格化的叙述，直观地呈现在大众的面前。榜样就是承担着这样的功能。因此，当毛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在延安站稳脚跟、渐成势力之后，体制的惯性便潜在地推动了制造榜样的冲动。换言之，制造负荷革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榜样的机制已经成熟，它的社会基础已经建立，榜样已经是革命过程中呼之欲出的事物了。至于谁会成为榜样，那只是机缘巧合和个别因素的问题了。在理解榜样产生机制的问题上，我不倾向用“阴谋论”去解释，我不认为这是革命领袖“合谋”的结果。如果仅仅是统治者的“合谋”，如何能够解释这个“合谋”竟然能在统治者辞世之后长期延续。在树立榜样之初，革命领袖的主观意识当然是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存在这样一个制造“榜样”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正因为这样，制造出来的榜样才会成为集体记忆，不时被“唤起”而呈现在公众生活之中。
作为集体记忆的白求恩如果不是中国革命所创造的最早的榜样，也是早期榜样之一。其实，抗日时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外国人，其数不少。光是加拿大人，除了白求恩大夫外，还有四位。他们是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1898―？）、琼?尤恩（Jean Ewen, 1912―1987）、文幼章（James Endicott, 1898－1993）、夏理逊（Tillson Harrison, 1881—1947）。7 其中尤恩因之前有在山东从事医疗传教的经验，熟悉中文，被挑选参加美加援华医疗队，与白求恩一起从温哥华到延安。布朗属于加拿大圣公会，当时就在河南从事医疗传教。他听到医疗队来华，利用自己三个月休假，到延安与白求恩会合，一起到晋察冀根据地从事医疗救护工作。夏理逊37年再次到中国，先在上海红十字会从事医疗救援，期间护送过医药和器材给新四军，战后则加入联合国救援总署（UNRRA），运送医疗物资到晋察鲁豫解放区，因操劳过度殉职。他们的正义感、热情和献身精神，和白求恩大夫并无多少差别。他们参与援华，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和建立起来的功绩，并不在白求恩之下。他们和白求恩最大的差别是白求恩成了公开号召学习的榜样，而他们则被埋藏在记忆的深处，默默无闻。
与他们相比我相信有几个因素促成白求恩成为记忆集体而他们只存于史册。首先是政治立场的距离。姑且不论白求恩理解到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到的共产主义有无差别，至少它们在形式上是一致的。政治距离的接近使得白求恩比其他援华外国人更具有“同志感”。尤恩作为翻译，记录下毛和白求恩延安会面的情形。这是那幅历史情景唯一的见证：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走来，一面说着：“欢迎，欢迎！”他向白求恩大夫伸出手来，白大夫也伸出手去，接受他的欢迎。他们两人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像兄弟似地拥抱在一起了。……白求恩大夫便把加拿大共产党的证书交给毛主席。这证书是印在一方白绸上，上面有党书记蒂姆?巴克的签字，还盖了党的印章。毛主席以一种近乎崇敬的态度郑重其事地接受下来，并且说，“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你现在就不是外人，不要见外罗！”8
由于政治立场的相同而产生的亲密感，仅见于白求恩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其他援华的加拿大人，如果不是有宗教信仰背景，就是对作为政治信仰的共产主义缺乏兴趣。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援华加拿大人，他们的功绩没有得到“公正”的称赞，与这一点有极大的关系。白求恩来到延安和根据地，他既是外国人，可也是“自己人”。把隆重的纪念和崇高的荣誉给予出类拔萃的“自己人”，这符合中国传统的惯例。其次是白求恩殉职于抗日最为艰苦的日寇大举进攻的岁月。延安高举抗日大旗，规模虽然不算大，但晋察冀前线的抵抗却非常惨烈。这是一场极其不对称的战争，小米加步枪对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前线处境危急，延安不但迫切需要国际援助，一来解决缓解物资和人才的短缺，二来也需要由于他们的加入而证明这个事业的正义性。白求恩恰好在这个时候殉职，这不但成为了“国际主义”的象征，也自然具有极大的鼓舞人心的道德价值。相比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1910－1942），他38年到重庆，39年到延安，随后即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和培养医疗人才，并加入中共。42年冬因癫痫发作不治。他在任何意义上都很像白求恩大夫，柯棣华辞世后，毛送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9 夏理逊殉职于1947年，那是内战进入白热化的岁月，加上他属于“联总”，与延安没有直接的渊源，逝世后只由“联总”、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举行“夏理逊医生逝世纪念会”，宋庆龄出席了纪念会。10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榜样的产生，时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任何榜样都是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与环境氛围相互作用的结果。白求恩成了集体记忆中的榜样，除了社会机制和文化的缘故之外，还有一些特定的机缘。我们指出这些机缘，有利于认识这样一个文化现象。
二、
当我们从个案的角度追溯关于白求恩的集体记忆形成时，不能不首先提到毛写于白求恩逝世不到六周的文章《学习白求恩》。11这篇文章既是表达延安革命领袖对白求恩功绩的肯定和怀念，也是为白求恩形象、白求恩精神“定调”。也就是说经过毛的手笔，白求恩被塑造了，被按照革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需要进行整理、修正并确定基调。白求恩从此被定格在毛所确定的框架里面。毛所总结白求恩精神的思路与重构历史所遵循的了解历史人物的思路不太一样：在毛的阐述中，历史细节和资料服从于塑造献身革命事业的榜样人物的殷切期待；而这期待指向现实政治的需要。
毛对白求恩的“定调”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强调白求恩是列宁式的“国际主义”的典范。毛称赞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毛并引用列宁的话，各国的无产阶级要相互支持，形成共同对付资产阶级的国际事业。白求恩“不远万里渡过太平洋，来到中国”，正是为了实践这种“国际主义”。毛当年赋予“白求恩精神”的这种含义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国共合作，但延安处于边陲地带，它极为迫切需要得到国际名声，为外界所了解。白求恩的到来有理由被当作延安事业的“国际性”与“正义性”的证明。所以，39年的时候，毛将“国际主义”诠释“白求恩精神”最重要的方面，是有其时代性的。50年代之后，由于冷战、与西方对峙，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就没有在文学、影视作品中被强调。70年代之后，白求恩就被当成“中加人民友谊”的见证。第二，毛强调“白求恩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毛的这个“定调”影响深远，其后任何白求恩题材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围绕毛所阐述的“白求恩精神”来做文章的，作品的主题就是展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没有一部作品是例外的。白求恩集体记忆的内核，就是毛所确定这种“白求恩精神”。以至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白求恩就是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英雄模范。毛“记忆”中白求恩图像，显然充满了“期待”，对集合到延安事业中来的每一个人的期待。《学习白求恩》短文共四段，中间两段的阐述是用对比手法写的。一边说白求恩的“无私”，一边指出“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对着白求恩同志应该愧死。”在讲到白求恩专业操守时，毛又指出，“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由此看来，毛的言辞极富针对性。我们有理由推测：毛期望扭转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局面支配了他对白求恩形象的“塑造”。
在集体记忆形成并强化的过程中，遗忘机制和想象机制的运作是十分重要的。一如毛为“白求恩精神”定调那样。而且文学可以虚构，为遗忘和想象的运用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白求恩殉职后五年，周而复发表长篇通讯《白求恩片断》。12周而复四十年代初在晋察冀边区做战地记者，估计这篇分为九节的通讯是在采访了与白求恩共事的战友与工作过的地方写成的，其中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细节。13但是这篇通讯无疑深受《学习白求恩》的影响，它的前面有一段题词，出自毛的文章。14不过这篇通讯还是有它“朴素”的地方。作者还没有故意回避当时根据地的不良现象，例如工作人员的无知和不负责任。作者通过写白求恩直率的批评和愤怒来表现它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对比周而复9年之后的小说，这些符合当时日常感受的写法就不见了。根据地的不良现象被隐蔽起来，白求恩与环境的冲突，全都是误会构成的。因为白求恩初来咋到，故对他的中国同事和当时艰苦的条件有诸多不了解。于是衍生了一个极端负责任的白求恩与他所不了解的环境的冲突，喜剧式的冲突最后因真相大白而误解消除。既塑造了形象高大的白求恩，也显得根据地毫无瑕疵。例如，《片断》写白求恩到一个后方医院检查工作，发现几十个伤兵没有被子盖，而工作人员都有被子。他质问卫生部长，并主动把自己的被子拿出来。在这情形之下，部长把自己的被子拿了出来，工作人员跟随，解决了问题。但这个情节在同名小说里，被改变为按照惯例，伤员应该自己拿被子来，可是他们没有拿。白求恩发现伤员无被子，向部长提出，部长马上命令发被子给伤员。可是军需人员报告说，因为坚壁，被子都藏起来了。于是部长言辞责备手下为何不报告此事，并带头把自己的被子献出来，工作人员纷纷跟从，就这样把问题解决了。周而复写道，“白求恩在旁边看了很感动，觉得徐部长处理很正确。”15还有一个情节，白求恩在雁北后方医院，发现一名已经被动过腿骨枪伤手术的伤员没有上夹板，并且伤口产生了严重感染，导致伤员的腿一定要锯掉。白求恩找出手术的医生，指出他的水平低劣和不负责任。他的同事替他辩解，说夹板用完了。白求恩不同意这个辩护理由。这个情节在小说里，增加了军需供应官主动承担责任，缓解了白求恩对手术医生的批评；而且把动手术的方主任写成没有上过任何学校，完全是靠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刻苦自学而成为医生，白求恩后来知道后很感动。同是这个情节，在同名电影里更加离谱：伤员手术后没有木夹板，上的是秸秆加固。白求恩开始为此很愤怒，后来了解了后方医院艰苦的条件，于是认同了这个根据地医生伟大的“发明创造”。至少在小说和电影里，白求恩既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形象，又是他的中国同行和根据地人民的“学生”。作者的意图很好理解，因为作者要突出白求恩的无私，也不能贬损根据地和中国革命的形象。这个基本宗旨就决定了作者只能以“误会”的方式写白求恩与环境的冲突。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白求恩题材的写作连当初一点儿“朴素”的面貌都被去掉了。
尽管通讯、小说和电影对白求恩的描写略有一些细节的差异，可是基本主旨却是一样，就是按照毛说的“白求恩精神”来塑造白求恩的形象。出现在作品里的白求恩是一个经过有意识的遗忘和主动的“艺术想象”加工过的白求恩形象。与作为历史人物的白求恩相比，作品里的白求恩显然失去了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他只有“无私地奉献”这一点被呈现出来，无论是他远渡重洋来到延安支持抗战的原因，还是他在五台山、雁北和晋察冀所做的一切，都贯穿着唯一的动机：无私奉献。作者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深入历史人物性格的内部，捕捉那些能够使他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东西加以表现，以呈现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榜样”。作者突然失去应有的记忆，借助遗忘，把“人”加工成“榜样”。或者说，塑造榜样的考虑使作者对“人”失去记忆。因为榜样是指向教育更广大的人群，它必须具有高度针对性，一个符合我们日常经验的“人”缺乏针对性，不能起到规范、训诫人群的目的。所以榜样作为集体记忆的产物，它的产生机制里，遗忘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作品里从未出现与白求恩一起来到延安的加拿大女护士尤恩，也没有出现在延安与白求恩会合一道去五台山根据地救治伤员的加拿大医生传教士布朗，更没有出现白求恩在冀中结识并结下深厚情谊新西兰传教士凯瑟琳?霍尔女士的形象。16仿佛白求恩那时单枪匹马在根据地从事医疗救护，而更多同样是无私支持抗战的外国人统统被遗忘了，当作白求恩故事的枝蔓被删除掉了。按道理这些史实，在当时并不难采访和了解到。作者遗忘的原因很可能以为这些相类似的事迹会伤害了白求恩的榜样形象。因为如果不少国际人士都这样无私支持抗战，就突不出这个“不远万里”故事的专门利人了。还有关于白求恩来中国的原因。作品一直回避白求恩性格中的一面：他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白求恩出生在传教士的家庭背景。“不远万里”对他来说，不是一件苦差，而是一种乐趣。白求恩与友人的通讯说得很明白，他是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 Red Army Marches)等书之后决定来延安。17那些书把延安革命领袖描写成神奇的人物，把延安描写成神秘的地方。神奇的人物，神秘的地方，虽然烽火连天，但吓不倒白求恩反而更加吸引了这位有正义感的斗士。白求恩性格的这一面同样被遗忘了，不能进入对人物的呈现。还有，作品把白求恩在根据地工作写成向中国同行“学习”的过程，完全是想象出来的。白求恩是一个有专业精神的人，即使在延安根据地他也不会因条件艰苦而认同专业上的疏忽。还在去五台山的路上，白求恩就在绥德给延安写报告，建议加强八路军医疗队伍的培训。他认同在现有的条件下医疗救护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但他也认为，这绝非意味着没有改进的空间。相反培训的工作十分必要。他发现因为医疗人员缺乏培训，不少难得的药品被浪费、损坏，医疗器材被弄坏或者有也不会使用。18 白求恩一面钦佩根据地军民的热情和抵抗精神，但也坚持批评医疗队伍以忠诚、觉悟代替专业的“只红不专”的现象。39年8月他给延安最后一份报告还提到，“我遇到不知如何处理的一个大问题是，有资历而未经培训医疗官员他们有很多不良习惯，变得非常陈腐和某种程度的官僚化，他们的工作严格来讲是没有效率的，但当然他们政治上毫无问题。”19历史的资料表明，专业上、作风上白求恩向他的同事“学习”的描写，只是一种意在回避根据地不良现象的想象。
三、
90年出现的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应该说是同类题材里艺术感最强的。那时候由于传记的出版，白求恩早年的经历不那么难于知道，加上影片制作中外国因素的介入，故事叙述组织得比较讲究，例如以记者采访为讲述主线，他的妻子、情人、朋友不时穿插讲述，使得画面不那么沉闷，也起到解释人物性格的作用。60年代的小说和电影，根本没有白求恩来中国之前的经历，也不敢涉笔写到敏感的事情，例如白求恩在延安见毛，白求恩私人生活里的东西也进入不到叙述里来。时代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使得90年代之后白求恩故事有了之前难以比拟的可叙述性。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流逝，随着在感觉经验里白求恩生活年代的远去，白求恩故事的叙述也在浪漫化和传奇化。“想象”的空间在叙述中越来越大，浪漫化和传奇化的手法使那个集体记忆看上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人性化”，同时也越来越离开我们的日常感觉。05年的二十集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每集耗资150万元，20号称精心打造的主旋律“力作”，无论在那方面看都是艺术上低劣之作。画面煽情、造作，导演居然让逃亡的俄罗斯革命分子“教育”白求恩认识了革命的真理，让毛在早晨捡牛屎猪粪时与白求恩见面认识，结成兄弟般的情谊。故事讲述毫无理由地自由地在北美、西班牙和中国之间来回跳跃回溯，每集如此，中外各占其半。一句话，“遗忘”和“想象”在肆无忌惮地重新唤起“集体记忆”。
无论这两个相同题材的作品在艺术上高下如何，40年代形成了的关于白求恩的集体记忆还是保存下来了，基本的叙述轮廓不但没有改变，相反在某些方面甚至得到了加强。例如，它们都冠以一个相同的主题：一个英雄的成长。之前的作品是缺乏“成长”要素的，白求恩以出现在延安及边区，就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形象。可是，90年代之后，“成长”的要素在这个题材里变得非常重要。这当然是因为大量白求恩早期生活的事迹加入到故事中来，逼迫故事编撰人不得不面对如何将白求恩一生贯穿起来的难题，选择以“成长”来贯穿从平凡到英雄的一生。这是出于故事性的考虑。可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是集体记忆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作出的仪式性的调整。我们不要忘记白求恩题材，它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环境里还是一个“仪式”，像任何仪式一样它的细节都要根据已经变化了形势做出改变。它的改变并不意味集体记忆性质的改变，而只意味着它做出局部的因应调整。相比起50年代，基本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多少改变，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延安时代已经远去了，革命激情随着脱掉草鞋穿上皮鞋而多少有点儿虚伪，也随着自利的经济活动的活跃，在年轻世代的世界里淡漠了。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得更有必要召唤白求恩的集体记忆。白求恩从50、60年代一个好的榜样，变成90年代一个必要的榜样。正如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那句每集都出现的题词说的那样，“这是多年以前我们经常感动的往事，这是多年以后我们重新唤起的记忆。”其实，“往事”也是记忆，只是特殊的一种罢了。但编剧者特意地将“往事”和“记忆”加以区别，意味着“记忆”是一种操作，需要不断地将它“重新唤起”。而需要不断重新唤起的记忆，则明显针对了一种社会需求。一位评论者说出这种“社会需求”：“在很多人缺失信仰的今天，白求恩的故事能够让我们深思。在对人的价值、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等问题上，他给我们今天的人很多启示。”21其实，“很多启示”云云，纯属套话，启示只由一个，那就是照榜样那样去做。一个消退了革命激情的社会更需要一个英雄，这就是白求恩题材“成长”要素出现的原因，因为加入了“成长”的元素，英雄才更有说服力。
然而集体记忆“有序的期待”的性质决定了“成长”是编撰者从外部强加上去的，而不是从人物自身所具有的。电影《白求恩》设置了一条贯穿的线索，由白求恩到根据地至故事将近结束都存在：白求恩与方医生的矛盾。白求恩因为自己精湛的医技和暴躁的脾气，看不起没有经过任何医学训练的方医生，命令他停止医疗，只做打杂工。后来方医生以自己的勤奋好学和上进，感动了白求恩，而白求恩也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法西斯细菌”，故事最后以白求恩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而矛盾化解。根据传记资料，很容易知道这个“成长”故事是想象出来的。在编撰者看来，这样的“成长”故事可以让人物看上去更真实可信，但实际上“成长”只是一个编故事的技术手段，它的目的正是塑造一个关于英雄的集体记忆。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中的“成长”故事更加离奇，编剧似乎对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22于是要对“不可思议”的事情求一个解。“成长”故事的离奇化就是编剧眼中合理的解。这个浪漫而离奇的“成长”故事包括因少年时期的三角恋爱而结识了逃亡的俄罗斯革命先驱；因替下层工人治病而卷入罢工斗争，因罢工斗争而认识了阶级斗争的真理；因结识革命领袖而觉悟中国革命的伟大。这些浪漫化的想象编造都指向那个集体记忆的核心：白求恩如此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会做人间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不可思议”之间，一定要借助浪漫化的手法进行沟通，以完成从“不可思议”到“真实事迹”的过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想象机制在次在召唤记忆中起作用，它将传记资料随意播弄，在“人性化”、“个性化”的幌子下，编造一个集体记忆的神话。
60年来白求恩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关于集体记忆的个案。从分析这样的一个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记忆的本性，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遗忘和想象机制在形成和不断塑造和强化这样一个集体记忆的作用。集体记忆从来都不是事件本身，它是从事件的局部环节中升华起来的“有序的期待”。这个“有序的期待”与文化传统、基本社会制度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某种类型的具体集体记忆的形成和演变，是依赖于遗忘和想象的机制在其中起作用的。
1 白求恩的朋友Ted Allan & Sydney Gordon 1952年出版了他的传记 The Scalpel, the Sword: the Story of Doctor Norman Bethune.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这本书由巫宁坤译为中文，多次再版。
2 在讨论关于一位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的时候，最好还是在历史与关于它的集体记忆之间作适当的区分，尽管这区分很困难，但仍然有必要。比如保罗 康纳顿就主张应当把社会记忆和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区分开来。（见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一节“社会记忆”，第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关于白求恩的文本中，革命领袖的悼词、讲话和悼念仪式应当归入集体记忆的范畴，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学创作无疑也是此类；而回忆录、传记则是两者参半。在我读到的关于白求恩的书中，Roderick Stewart编著的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Lawrence Hill & Company1977) 则是一本难得的关于白求恩“历史重构”的书。
3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9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5 语出《论语 颜渊》。
6 同上注第4。
7 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可参阅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人在中国》。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8 琼?尤恩：《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9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9 见：http://www.wst.net.cn/history/12.9/1942.htm。《1942年12月9日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逝世》
10 管平：《他死了，他却活着》。见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人在中国》，第12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1 毛的短文，刚发表的文字与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的文字有些不同，后者显然竟然经过修饰。初发表时取名《学习白求恩》，后改作《纪念白求恩》。本文引用以前者为准。初发表的本子，见周而复、方纪《白求恩与阿洛夫》。民国三十七年，大众书店版。
12 现在能看到该书最早的版本是1944年江淮出版社的版本。当时在晋察鲁豫根据地发行。
13 例如关于白求恩手术感染，通讯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为详细的记载。白求恩是在完全清楚感染风险的情形下，没有戴手套进行手术的。
14 题词是“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15 周而复《诺尔曼白求恩》，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16 根据尤恩的说法，白求恩不喜欢尤恩，尤恩虽然敬重白求恩，但也对白求恩粗暴的脾气有看法。到延安之后医疗队决定让尤恩到西安弄药品和医疗器械，在尤恩离开的时候，白求恩与布朗一道出发去五台山。白求恩留下信件给尤恩，说根据地艰苦，劝尤恩不要前来。尤恩返回延安后，去了晋绥根据地。在贺龙120师的所在地山西岚县从事医疗救护。（见琼?尤恩：《中国——我的第二故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布朗与白求恩一道工作到自己假期的结束，38年7月13日他离开五台山返回西安，途中路过八路军司令部，得到朱德和彭德怀的接见。（见宋家珩《历史不会忘记》。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人在中国》。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凯瑟琳?霍尔当时在冀中曲阳县宋家庄传教并建立小医院，与白求恩工作的唐县隔河相望，得以认识。霍尔持英国护照，进出北平容易，多次受白求恩所托，帮八路军买药品，并因此受日军报复，烧毁教堂；亦遭教会谴责。两人的交往谱下一段异国情谊。（见张宁静《白求恩大夫与霍尔女士的国际友谊》，《文史春秋》，2005年第十期。）
17 Roderick Stewart：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by.Lawrence Hill & Company1977. pp80.
18 Roderick Stewart：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by.Lawrence Hill & Company1977. pp92-93。
19 Roderick Stewart：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by.Lawrence Hill & Company1977. pp133。
20 《北京晚报》，2006年8月18日。http://book.sina.com.cn/news/c/2006-08-18/1002203870.shtml
21 评论者是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张晓强。见《北京晚报》，2006年8月18日。
22“在谈到拍摄《白求恩》的初衷时，导演杨阳说，她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想弄清楚，白求恩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我觉得他太不可思议了。他也曾经放荡过，过着每天追求漂亮女人的生活，很优越，但是他后来却选择了来这里和我们同甘共苦。”见《北京晚报》，2006年8月18日。
转自 学术中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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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1 01:2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