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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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刑事档案寓真

　　前 言

　　笔者长期事职司法，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敏达，却也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聂绀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经翻腾好几年了,起初并没有想要做成一本书，只是工作之余，捡取若干断幅残纸，为报刊写过一些短文。如今我退休了，解脱案牍如山之累，闲余中重阅是卷，才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

　　这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打开在我眼前的这几卷档案，以前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云如阵，而现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页面上仿佛显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影像来。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或嬉笑怒骂，感觉着他的犀利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在人世间，熟悉一个人并不容易，不仅要有较长时间的过从交处，而且必须有几次促膝相谈。俗语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用于写作和读书是最恰当的。有些大家的著作，我们从字面上读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记得清楚，却到底没有读懂哲人的心机和款曲。而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

　　早些年我就读过聂绀弩的诗，也看过多人对他的回忆和评论，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况，但那种了解是概念化的。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现在才算得上对他熟悉了。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世间其他人有何不同之处。

　　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我只是熟悉了聂绀弩之后，才形成一个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格调和风貌。以前我曾经错把某些有学历、有作品、有名气的人，认作文化人或诗人，现在与聂绀弩比较之下，如悟真谛，始识真伪。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诗魂，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如果缺少内在文化韵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古代似乎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古贤的诗文中常常以读书人自许。窃以为古之读书人，即今之文化人也。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清水河流，诗的河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流淌和变幻着美丽的涟漪，总是被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疏凿和丰沛着。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化杨枝水活枯花

　　聂绀弩的传奇经历，正好应合了杜甫诗中的名句：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大诗人，他在南朝时经历了梁朝的侯景叛乱，逃往江陵，辅佐元帝。后奉命出使，被北朝质留，虽然在西魏和北周都受到礼遇，位望通显，却因不得自由，使他的诗赋中满含悲愤和乡关之思。

　　聂绀弩的一生遭遇，似比庾信更为萧瑟。

　　他是湖北京山县人。在他的散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当年的京山县城：
　　我在那个偏僻的山城里生活过20年，总觉得那地方只有一巴掌大，只有几十家人家，三两百人口，而且那是一些怎样褴褛的人们啰！
　　这个巴掌大的县城里，只有一所高等小学，没有中学。聂绀弩读完高小，因家境贫寒，其父潦倒，没有钱送他到别处读书，于是辍学在家。他在自用的折扇上写了一副集字对联曰：“欲上青天揽明月，每依北斗望京华”，显示了他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他18岁时（1921年）离开家乡，先到武汉，后抵上海。曾加入国民党，先后考入广州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从苏联回国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因其思想与所做诗文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受到当局传讯，遂弃职潜逃。20世纪30年代，相继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文化活动。1949年之后，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

　　聂绀弩生平的传奇色彩，还在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如果是循规蹈矩、顺顺当当做他的副总编辑和主任，那他就不是聂绀弩了，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就显示不出来他的卓异人格。

　　古人说得好：“天将与之，必先苦之。”
　　要为天下奇男子，先经人间万般苦。

　　聂绀弩继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作了反省，受了处分之后，1957年又成为反“右”斗争对象，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遂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当时他已年过55岁，在北大荒的劳改人群中算是一个年龄最大者，而他面对冰天雪地、苦寒劳瘁，竟然能够怡情悦性，把劳动改造的生活都写成诗词，诗中的诙谐妙语迭出，趣味横生。这正是聂绀弩的过人之处。

　　到了“文革”爆发，聂绀弩再次罹难。他所写的诗，成了审判他的罪证。然而，当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蹲在临汾监狱里时，还要绞尽脑汁把丢失的诗稿回忆起来，重新抄录。这就再一次显露了他的过人之处。以至后来有了《散宜生诗》出版，以至这位早年曾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在晚年以写旧体诗而成名天下，岂不正是“暮年诗赋动江关”嘛！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关碍，就是关于聂绀弩从临汾监狱如何提前获释一事。

　　因为提前获释，得以延续了他的生命，才使他能够完成诗集的编撰和出版，蜚声天下。假如他不能提前出狱，那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惨死狱中，声名埋没者，历史上不乏其例。

　　聂绀弩于1967年1月在北京被捕，曾先后羁押于功德林和半步桥监狱。1969年10月，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所谓“林彪副主席第一号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强备战为由，被转押山西。先在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羁押5年，1974年宣布他犯“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移送于设在临汾市的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其时，聂公已经到了71岁的高龄。至1976年10月释放，共在狱中苦度将近十个春秋。

　　虽说他早已看破时事，诸事都能泰然处之，然而，整天局促于阴暗囚室之中，又得受人斥责，毕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何堪长期忍此艰厄！当初在向稷山县押送途中，有个名叫包于轨的人，与聂公同铐并行，到了看守所中他们还一起切磋学问。时隔不久，包于轨就病死牢中。聂公当时的身体也已孱弱不支，幸亏“得道者多助”，于1976年提前释放，获准回京安置。如果在狱中再延宕一两年，他还能生还吗？很可能也会跟着那个包于轨去阎王殿报到了。

　　北京市高级法院曾经就聂绀弩在狱中表现状况作过了解，档案中存着两份监管方面写的证明材料。一份是稷山县看守所写的，另一份是临汾监狱写的，所反映情况，竟然大相径庭：

　　代押犯聂绀弩在我所几年来，通过学习，思想有很大的转变。其表现，每日从早到晚认真地读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有的读了几遍，有的读了十几遍，并写了不少学习收获和心得。

　　聂犯确系写了不少收获和心得，但因管教人员变动，大部材料找不到，现找到一份可作参考。同时有两份同号犯人对聂的学习情况的证明材料。

　　在所（其他方面）表现也较好，从不违犯监规。
               稷山县看守所
             1975年11月17日

　　聂犯来我监改造时间较短，同时该犯在思想改造上还存在有差距，劳动表现一般，在监规纪律方面表现不够好。
　　入监以来没有写过改造日记，在以前写过学习笔录，后来一段时间也不写了。所以法院要该犯的改造日记，无法提供。
              山西省第三监狱
              1976年9月4日

　　两个单位显然态度不同。这里有个原因：临汾监狱是已决犯的劳动改造场所，属省级监狱，代国家行使强制监管，全国之内任何地方判处的犯人，都可以调到这里来执行刑罚。而稷山县看守所，只是县一级的对未决人犯的羁押处，一般情况只关押当地拘捕的人犯。聂绀弩的身份还是北京的人犯，户籍在京，稷山只是代押，所以监管方对他颇为客气，他后来在《怀监狱》一文中也曾大谈监内的仁慈。这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似从皇城根下派的干部，地方上总是要对人家高看一眼的。

　　从聂绀弩自身方面来说，两份材料倒可以作为他身体状况的一个佐证。在稷山县时，学习孜孜不倦，体质尚能对付。到了临汾监狱，已经病弱日甚。聂公在《怀监狱》文中写到他一次参加劳动时，狱医发现他有病，让他去看病，不要劳动了，他自己还说没有病。就从这一点看，你能说他劳动不好吗？监管方认为他“表现一般”，都是因为他年高体弱的原因。他自己有病还要劳动，也许是因为出来可以接触阳光空气，而在监房中蜷伏局促，老病之身会更难忍受吧。

　　出狱之前，聂公的夫人周颖到临汾监中探看时，见他已经“步履蹒跚，神情也有些呆滞了”。出狱之初，聂公曾在诗中写道：“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可知他孱弱到走路都要人搀扶了。如若不是提前出狱，“形如槁木”之体如何能得以滋养康复，以至在他83岁谢世前还能够发表和出版几十部（篇）著述呢？

　　《散宜生诗》的问世，正是闪现在聂绀弩出狱之后的一簇最粲然的生命火花。所以说提前获释这件事，不仅是延续了10年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桑榆之景，真正成了一轮无限好的夕阳。

　　那么，他是怎样提前获释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在北京高级法院正式下达了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被投入监狱服刑两年之后，山西高级法院将聂列为“国民党军警特人员”，裁定予以特赦。1976年10月，他获释返京后，被安置在街道居委会，每月发给18元生活费。邓小平听说了此事，不禁大笑道：“他算什么‘军警特’呀！”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确有点蹊跷。那种阶级斗争“刺刀见红”的年代，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怎么很快就又变成特赦对象了呢？直到山东侯井天搜集编注聂绀弩旧体诗集时，才由一首诗揭开了谜底。这是聂绀弩写的六句古风体诗：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活枯花。
　　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诗题为《赠静芳大姐之并州》，是写给时任山西高级法院法官朱静芳女士的。正是这位朱女士仗义力助，使聂公得到一个意外的契机。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述的朱家,“专趋人急，甚己之私”。聂绀弩正好用了这个典故，称赞朱静芳是当代的女朱家。

　　朱静芳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是青年时代的知交。“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朱静芳在山西法院早已作为“右倾”人物靠边站了，就常住北京，往来于李健生处，遂又与聂绀弩夫人周颖相识。在那种年代，即使萍水相逢，都不免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当朱静芳听了周颖说起聂绀弩遭际冤狱，天各一方，焦忧无奈的情状后，难禁激愤和同情之心，决计通过自己在山西工作的关系，设法营救聂公出狱。她为此两度奔走临汾，极尽周折。聂公当时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不堪牢狱之苦，已是命若悬丝，幸获救援，提前返京，才得以死里求生。朱静芳如此深情大义，聂公能不由衷感念吗？于是，他在给朱静芳的诗中重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句——化杨枝水活枯花！

　　这是一句饱含着泪水的诗，是悲恸的泪，是感激的泪，是庆幸的泪，是诗人真情的感发。

　　据佛教的传统，杨枝水是复苏万物的甘露。我们常见民间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总离不了净水瓶和杨枝。史书曾记载，后赵皇帝的爱子暴病而死，高僧佛图僧取杨枝沾水，边洒边念咒，死者复苏而起。聂公借用这一佛教语，表达了他死地重生的内心感切。

　　济南侯井天多年潜心编辑聂绀弩旧体诗，他以诗访人，找到了朱静芳。朱撰文回顾了她与临汾监狱的杨狱长设法移花接木，将聂绀弩塞进特赦名单中释放回京的过程，一时传为美谈。但在此之后，侯井天又采访了杨狱长的妻子彭元芳，杨已病逝，监狱资料不存，彭元芳只说是“根据政策规定”，“党委研究决定”，聂的特赦是“不能顶替弄虚作假的”。于是，这件事就有了两种说法。如果采信彭元芳的说法，聂绀弩获释一事属于政策有依，公事公办，并非他人营救之功，“女朱家”、“杨枝水”的美誉也就无从解释了。直到最近我看到侯编《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五稿印本，仍然是两说并存。因而，我通过检看档案，特将所了解的情况作如下澄清。

　　文件规定：现行犯不在特赦范围

1975年国内形势的主流是全面整顿，毛泽东主席在早些时候就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外交方面，继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之后，1975年12月又有福特总统来访，会谈中美建交事。也是这一年的4月，蒋介石在台湾逝世，不久蒋经国继任国民党主席。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毛泽东主席在公安部《关于清理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

　　邓小平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县团以上的，也照此原则办理。

　　在实施方案中规定：对拟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名单，除中央已经核定的以外，应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批核定；由各省、市、自治区分片或就地集中，将准备释放人员组织学习，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总结个人改造收获，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各地由法院和公安机关共同召开释放大会，宣布被释放人员名单，宣布给予公民权，发给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和省、市、自治区公安局的释放证；在释放大会上由负责人讲话，进一步阐明党的政策，并说明：愿意回去台湾的，可以去，并提供方便；给释放人员每人发一套布棉衣、一套内衣、一套被褥和帽子、鞋袜、一百元零用费，并发还为他们保管的财物；按集中地举行会餐一次，由有关负责人出席，以示欢送；组织被释放人员在本省、市、自治区内参观学习；对台湾和海外影响较大的人员，集中到北京，由统战部接待，便宴一次，组织参观。

1975年四季度，根据中央对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一律释放的指示，山西省成立了释放安置领导小组，下设清理工作办公室。除中央核定的以外，对其余692名原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省委委托省法院、省公安局共同审定。对宽大释放人员于1975年12月1日，分别集中于太原西峪煤矿（监狱）和太原石渣厂（劳动教养场所）。集中后，由负责同志讲明集中学习的要求，学习内容包括叶剑英接见被特赦人员的讲话、华国锋（时任副总理）关于普及大寨县的讲话、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等。12月中旬召开释放大会，集体参观了大寨
　　、省城市容和工厂、商店、学校。12月下旬进行遣送，由清理办公室负责送到安置地。

　　在这批被清理遣送的人员中，没有聂绀弩。

　　聂绀弩历史上曾经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副主任，但不知属哪个规格，至少也在县团级以上吧。就按他是黄埔军校二期来说，级别还能低吗？但是，1933年他就参加左联，随后加入共产党，早已经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再说，他被逮捕判刑明明是“现行反革命”，并不是历史问题，怎么能算到“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之中呢？所以，从上述中央文件精神和山西省清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聂绀弩是不在其范围之内的。

1976年5月，由法院、公安、统战三家联合发了一个通知，其正文曰：

　　最近，各地经过复查，又发现在劳改犯中还有一批漏掉的和当时反动职务没有核实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中也有一批这类人员，没有清理安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这类人员仍应按照去年全国清理工作会议精神和实施方案的规定，继续进行清理安置。另有一些解放后陆续派遣进来，被判刑劳改的国民党特务（县团以上），也可以参照实施方案的规定，予以清理。至于近期（1970年以来）犯现行罪的，应按正常程序处理，不列入清理范围。

　　按照这个继续清理遗漏人员的通知，聂绀弩更加明确地被排除在外了。文件写得明明白白：1970年以来犯现行罪的，不列入清理范围。聂绀弩是1974年被北京高级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的，如果把他列为特赦的清理范围，那不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政策吗？这是任何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很清楚的。

　　然而，临汾监狱却正是借这次补报的机会，把聂绀弩列进了“继续清理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上报名单中。

　　档案中尚存有当年的上报表格。

　　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犯人简况表
　　姓名：聂绀弩 年龄：72 籍贯：北京市
　　何时何地因何被捕：1967年1月在北京因现反罪被捕
　　服刑时间和刑期：1974年10月判无期
　　关押单位：山西三监 身体状况：老弱
　　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妻，周颖，北京市地安门东王庄桥胡同
　　安置地点、单位和经济待遇：北京市地安门东王庄桥胡同，北京市朝阳区家属抚养

　　表格中“安置地点、单位和经济待遇”，显然是朱静芳和周颖她们私自提供的，没有与北京方面进行组织联系。表格中还清楚写明了“因现反罪判刑”，却竟然通过了上级部门的审查。如果没有内部工作人员巧妙操作，聂绀弩这个名字能在层层审批者们的眼皮下溜过去，那是不大可能的。

　　释放裁定书是山西高级法院发出的。聂绀弩离监时没有按文件规定的办法会餐、欢送和参观，没有派工作人员送往安置地，而是由他的夫人周颖直接从监狱接走的。这都表明，聂绀弩从临汾监狱获释，不同于那些真正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所以出现这样一个例外，无疑就是朱静芳“两度河东走飞车”，同杨狱长精心安排的结果。

　　现在从档案资料中查实，1976年山西“继续清理（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犯人）”共56人，其中第三监狱（临汾）的名单是：

　　县团9名：
　　王文厚 梁静庵 聂绀弩 黄养农 祁永昌 王万乘 许国栋 洪锡星 储棋松

　　据朱静芳回忆：临汾监狱本有8名这类人员特赦，内有一人在这期间病死，所以补报了聂绀弩，实际特赦的仍是8名。彭元芳给侯天井提供的材料则说“一共特赦6人，不是8人，更不能弄虚作假”云云。现在我们从档案资料查找出来的名单，包括聂绀弩在内，共是9人，可见朱静芳的回忆还是基本可靠的。

　　一个插曲：改判的判决书没有发出

1975年周颖得知聂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曾经先后给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人写信为聂申诉。周颖一直以为这些申诉信都不过是石沉大海罢了，并不知道领导作过批示，而且北京市高级法院还作了复审改判。甚至，聂绀弩本人直到临终，也不曾知道他的刑期还得到过一次由无期改有期的“恩惠”。现在我们才了解到，申诉信通过胡乔木批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国锋作了批示，北京市高级法院遂议定，将聂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但是，时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云影响，兼之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原因，这个改判的判决书迟迟未能发出。直到1976年底，北京高院才决定要宣布改判的判决书，而聂绀弩已在此之前获释回京。北京高院得悉聂已获释，这才发函询问山西方面：释放他根据什么事实？理由何在？山西高院例行公事，作了如下回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来函已收到。关于释放聂绀弩，并给予公民权的问题，我院是根据清理原国民党县团人员的指示，给予宽大释放的。至于原判罪恶事实，请你院查聂绀弩的原档案为盼。
               1977年4月22日

　　这种阴差阳错的事情，在政法机关是极为罕见的。被称为“刀把子”的专政机关，执行怎样的方针政策，是由上面规定的，而从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工作态度来说，无不严谨审慎，莫敢稍有疏忽。宽大释放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是中央部署的统一行动，北京高院当然会熟知相关政策，如果聂绀弩真的属于规定的特赦对象，何苦还去复审改判他的案子？这一插曲足以佐证，聂绀弩的特赦出狱，连原判机关北京高院都是始料不及的。这也是本案又一蹊跷之处。

　　好在时间已经到了1976年的年末，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登上领袖地位，全国正在紧跟华主席，揭批“四人帮”。聂案的申诉，正是华国锋亲自批示的，自然是沾了圣泽，北京高院也就顺水推舟，默认了山西高院的释放裁定。

　　问题在于临汾监狱提出释放聂绀弩的报告之时，并不知道政治形势将会怎样变化，当时也并不知道周颖的申诉转至何处，哪位中央领导作出了批示。释放聂绀弩确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聂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是“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清楚，那就是百分之百的“阶级敌人”。如此现行重犯，竟然混进了宽大释放的名单，竟然在原判机关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提前释放，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山西司法机关难辞其咎，所牵涉当事者也难脱干系，会被定为“反革命”连坐之罪吧。

　　获罪却因直如弦。

　　追本溯源，我们再来看看聂绀弩案的审讯和判决情节。这绝非笔者有意玩弄什么文学技巧。其实，我在查阅聂绀弩档案之初，仅仅是为澄清核实有关他如何获释的一些扑朔情节，并没有想到要写更多的东西。为聂公出狱而奔走的朱静芳女士，与我既是同仁，也是文友，由于她的事迹引起我查寻聂的档案，《解开聂绀弩出狱之谜》也就成了我写聂的第一篇文字，所以放在了前面。至于档案中竟会有那么多的珍贵资料发现，全然出乎意料。而且，档案材料种种，并非在一处存放，后面的内容，都是边查找，边发现，边整理，陆续写出的。


　　当我翻阅着那一页页原始材料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因为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记载，而这段杳无人知的历史几乎要永远地埋没了。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份档案资料的珍贵价值，那种兴奋的感觉，几乎像考古学家无意间掘出了一座古墓一样，如果不被发现，很难说它还要沉埋到何年何月，甚至永远消逝。

　　“文革”中判处
　　“现行反革命”之类的案件，判决书的表述一般是很简短很含混的，有些完全是扣“帽子”、打“棍子”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在那些简单的几句判词背后，往往会隐匿着一串荒诞的故事。

　　司法机关的档案，有正卷与副卷之分。正式定罪判刑的审判笔录和证据材料，存在正卷中；另一些材料，包括没有作为正式证据使用的原始材料，司法机关的内部报告和领导人批示等等，存在副卷中。此外，往往还有一批被认为与案件本身无关，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收入卷宗的材料。副卷是比正卷更加保密的部分。不入卷的材料中，往往也有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却很容易被销毁和散失。现在，我们首先从聂绀弩诉讼档案的正卷入手，然后逐渐触及副卷中那些已经解密的材料，进而搜寻一些几乎散失的其他材料。这样做就仿佛考古发掘，把那些珍贵之物一件一件地逐渐清理出来。

　　聂绀弩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呢？是怎样的罪状，竟至于被判处了这种仅仅低于死刑的无期徒刑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的判决书是这样陈述的：

　　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男，71岁，湖北京山县人，破落地主出身，自由职业者成分。原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员，住本市西直门内半壁街35号。1957年定为“右派”分子，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1967年1月25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
　　聂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
　　经审理，上述罪行证据确凿。
　　聂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屡教不改，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实属严重，应予严惩。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及第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聂绀弩的判决书中，实际给他定罪的是两条：一是“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胡风、丁玲等鸣冤叫屈。第一条是言论之罪，第二条是写诗之罪。5555

　　“言论罪”的要害是“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1967年1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权的高潮阶段。夺权风暴首先从上海开始，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并发出了全面夺权的号召，如火如荼的夺权风潮迅猛席卷全国。与此同时，由于夺权引起的派性斗争导致形势复杂化。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第二条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文革”中作为“左派”出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说：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所以，就有因为把“毛”字倒过来写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

　　《公安六条》正式行文是1967年1月13日，聂绀弩逮捕日期是1967年1月25日，仅相距12天，显而易见，正是根据《公安六条》的第二条，聂绀弩以有“攻击诬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被捕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亦即“毛主席司令部”，除毛主席本人，还有林彪、江青等都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聂绀弩是怎样“污蔑”这个司令部的呢？由审讯笔录可以大略得知其内容。

1972年12月3日
　　审理公安局控告反革命犯聂绀弩一案
　　开庭时间：10时0分
　　开庭地址：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看守所
　　受审被告人姓名：聂绀弩
　　性别：男
　　年龄：71岁，1903年1月28日出生，属相虎
　　家庭出身：破落地主（城市平民）
　　本人成分：自由职业
　　民族：汉
　　宗教信仰：无
　　籍贯：湖北省京山县
　　住址：西直门内前半壁街35号
　　文化程度：大学
　　工作机关、职务、级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行政13级，原9级
　　参加过什么党派团体：1923年参加国民党
　　曾在何时何地受过审判和法律处分：1957年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
　　家庭成员：妻 周颖，退休，原全国政协委员；女 聂海燕，歌舞剧院工作
　　问：你何时到公安局？
　　答：1967年6月25日。
　　问：为什么？
　　答：犯了罪。
　　问：哪方面？
　　答：主要是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被划为“右派”不满意，主要是对机关领导不满意就表现出来，对毛主席也有伤害的地方。
　　问：以什么形式表现的？
　　答：我做了些旧诗，诗中包含了对毛主席不敬重的地方，在下放到北大荒时我歌颂劳动，同时说明这么多劳动好的人都划为“右派”，认为毛主席有不民主的地方。
　　问：（出示证据）是你写的吧？
　　答：是。
　　问：为什么写这些？
　　答：我以前并不会做诗，情绪坏了就开始学做诗，对个人不自由不满意，有时候就用诗表现出来。
　　问：你接触的人有哪些？
　　答：就二三人，都是右派，有吴祖光，黄苗子，感到这些人懂得我的心情，说得到一起。还有陈迩冬，师大的钟敬文，还有戴浩……
　　问：接触中散布了什么观点？
　　答：在“文革”初期自己不懂得，不理解，认为毛主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说过划右派，等于在人的脸上刻了字。
　　问：用历史人物比喻过吗？
　　答：说过如《水浒》上（林冲）的面上刻字一样。
　　问：对党的民主怎么看法？
　　答：把刘（少奇）和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说成是反革命，不理解，我们这些人都认为毛主席站在党之上，不民主。
　　问：对毛主席还有哪些看法？
　　答：我对毛主席有埋怨的地方，认为毛主席不民主，没有为我申冤，但同时也认为毛主席很伟大，领导这么大的国家。
　　问：你对毛主席身体说过什么？
　　答：听别人说过。说江青的话，也是听别人讲的。
　　问：你用讲历史攻击过现实吗？
　　答：我讲过唐太宗肚量非常大，这不是什么好意思，也没有攻击毛主席的意思。
　　问：你讲过《聊斋》故事吗？借以讽刺现实。
　　答：我研究过《聊斋》，我是搞古典小说的，谈论过，没有进行攻击。
　　问：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以前你交代的材料有没有要补充的？
　　答：都是事实。
　　问：对你的问题怎么认识？
　　答：自己有反动思想，我对毛主席是犯了罪的，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过去有意见，现在认识到不是他们，主要是我走向了反动。我现在的精神面貌与在北京关押时不一样了，因为想通了，所以精神也好了。
　　问：（政治教育）判你刑有什么说的？
　　答：没什么说的，我的罪都是事实。

　　这个审讯，是非常简短的。大概是因为案子是由北京市法院审的，人却关押在山西稷山县，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办案人员跋涉而来，实属不易；而且，这个“现行反革命”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无须更多审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文革”中曾经“砸烂公检法”，取消了法院、检察院，到1972年才恢复法院。这次对聂绀弩的审讯时，法院刚刚恢复不久，由公安局直接向法院起诉，程序是极简单化的。问曰“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答曰“是事实”，这就够了，按照公安机关侦查预审的材料就可以直接定案了。

　　公安机关向法院提供了什么样的材料呢？下面是聂绀弩在公安局预审时的部分口供的摘抄。

1967年2月18日预审口供：
　　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

1967年5月17日预审口供：
　　我是1962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

1967年7月13日预审口供：
　　在我划“右派”以前对毛主席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总觉得自己不“右”，对划为“右派”想不通。我在文艺界对周扬、王任叔有看法，但我怀疑毛主席领导的这次运动是否正确，我怀疑毛主席是不是搞个人崇拜。是毛主席在搞个人崇拜，不是别人在搞，我没有材料根据，我认为他偏重于搞个人崇拜。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从我个人的遭遇而想到的。
　　我们一次运动把一些人划到圈外去，一次运动把另一些人划到圈外去，这样圈子越来越小。
　　圈子越来越小的实质，我没有研究过，如果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我认为是毛主席在这样搞的。
　　这些话可能对戴浩和向思赓讲过，因为他俩到我家去得最多。
　　我认为党内民主少，甚至独裁。我认为在党内某些负责人说话也没有自由，只有毛主席有说话的自由，毛主席说了算。对谁说过，记不起来了。
　　我认为给“右派”戴上帽子，和宋朝给犯人脸上刺字是一样的，在形式上是一样的，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别人不接近他们，只好“右派”找“右派”，到了一起谈不出什么好的，就是发牢骚，找不是“右派”的人谈话，人家有戒备，所以找“右派”谈话，我认为是人生的乐事，物以类聚嘛！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点的火，我认为和“火牛阵”一样，毛主席是田丹，红卫兵是牛，毛主席用红卫兵冲垮彭、陆、罗、杨。彭、陆、罗、杨认为党内不民主，我也有相同的看法。
　　我认为毛主席很会利用群众对领袖的崇拜心理，在这个心理下面，集中一股力量，冲垮敌人。
　　我对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是有怀疑的，我看到谢、胡到中国访问时和毛主席照的照片，照片上看毛主席身体不怎么好。
　　听到宣传毛主席身体健康，我认为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拿毛主席身体健康做宣传。

1967年7月17日预审口供：
　　我自己有不少的民主主义思想已很久了，我以这思想看待毛主席、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错误的、反动的。由于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我领会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更觉得民主是可贵的，所以觉得毛主席不民主，党内党外不民主，搞个人崇拜。我接触的都是旧的知识分子和旧民主人士，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党内的事，党内人员都要求民主，所以逼迫毛主席，是民主还是不民主，要毛主席表态，所以毛主席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回击要民主的人。我只知道要民主，而没有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防“修”反“修”问题，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我是不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的看法全部错误和反动，我要很好的改造自己。
　　我听人家说，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谈恋爱，有男女关系问题，后来我也对别人讲过。我和谁讲记不清了。
　　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1967年10月14日预审口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
　　在“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我和王次青讲过，张国焘在重庆出版一本书叫《红色舞台》，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我把攻击内容对王次青讲了，并说明现在中央领导不民主。
　　我给戴浩讲过一个故事，汉朝时，大臣晁错向汉武帝建议将各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来，汉武帝果然这样做了，后来引起各地方造反，汉武帝将晁错给杀了。我编过这个故事。主要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是反革命性质的问题。

　　在聂绀弩被捕后的10个月时间内，北京市公安局对他进行了多次提审。随后，政法机关自身发生内部造反和外部冲击，办案处于停顿状态。1967年夺权风暴中，北京市公安局一度被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接管，接着实行军事管制。1969年10月林彪发布加强战备的“第一号令”，聂绀弩被转移到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关押。随后，发生了“林彪事件”，政治形势风云突变。直到1972年6月，公安机关才将聂案起诉到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1972年12月进行了一次审讯，又迁延一年半才作出判决。最后判决的依据，实际就是聂绀弩在预审中供述的那些东西，一部分是诗，一部分是言论。

　　无论是聂绀弩的诗，或是他的言论，都只限于他与朋友之间的思想交流，即便是具有对他人“攻击”和“诬蔑”的内容，也并不能构成法律上的责任，更不成其为刑事犯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践踏法制的特殊时期，那个时期的案件是无法按照正常的法律理念去解释的。“思想罪”、“言论罪”这种迫害有识之士的冤狱，历来只有在高度集权、完全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政治背景下，才能制造出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进行了对冤假错案的全面复查，其中数量最大的一类案件就简称为“恶攻”案，全称应为“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案”。从相关资料可知，“恶攻”类案件涉及十余万人众。诸如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唱错一句歌的“现行反革命”比比皆是。有的因为误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撕破了，有的拿报纸垫屁股坐时正好坐了毛主席像，这些都能定罪为“现反”案。在十余万同类案件中，聂绀弩算得上是一个高级的“反革命”了，他有那么多的诗，那么多的言论做罪证，要比其他的“现反”案质量高得不知多少倍了。

　　从审讯情况看出，聂绀弩头脑是清醒的，胸怀是坦诚的，思维是睿智的。他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隐讳自己对1957年“反右”斗争的不满，也不隐讳对毛主席的所谓“污蔑”。他认为自己是基于民主主义思想，反对不民主的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文化大革命”是“用大民主的方法回击要民主的人”，这是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颇为独到的见解。他用西汉晁错的典故譬喻林彪，表现了深邃的政治预见和智慧。他对于毛主席健康问题的言论也是笃实而坦诚的。他表示要改造自己，是因为认识到自己是“不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幽默得让人喷饭。

　　法庭和监狱，被马克思称之为国家机器，毛主席说那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尤其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说到那些地方，就让人毛骨悚然。当事人受到审讯的时候，会做出形形色色的表现，有胆战心惊的，有痛哭流涕的，有死顶硬抗的，有见风使舵的。有的人遮遮掩掩，推三阻四，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说个“是”字；有的人为了立功赎罪，恨不得把肚子里知道的事情一盆水倒出来，没有的事情还要东拉西扯、检举揭发、胡编乱造。一个人的修养和气度，任何场合都能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厉声厉色的审讯面前，镇定自若、从容对答的人并不多见。

　　聂绀弩这个“现行反革命犯”是当之无愧的，对于指控他的“犯罪事实”，全部供认不讳。他既没有顶牛对抗，推脱责任，也没有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表现了他长期养成的那种传统的读书人的品质。他是一个富有智慧和理性，操守笃固，耿介特立的人，即使到了囚犯中，仍然有着一种鹤立鸡群的姿态。

　　祸端酿成从头说

　　《聂绀弩全集•附录•聂绀弩生平年表》中，关于聂绀弩1967年的事是这样写的：

　　预窥风雨将临，两次去信嘱胡风毁去赠诗，自己也将赠诗撕毁。1月13日，中央公布《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者即以“现行反革命”罪惩办。1月25日晚，在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投入北京功德林第二监狱。逮捕具体原因不详，并因无正式法律手续，家人很长时间无法知其关押地点。

　　在这一段记述中，前面既然提到《公安六条》，又明确说了“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后文却又说“逮捕具体原因不详”，这是不是文字表述的矛盾呢？行文似乎矛盾，而实际上颇有可推敲的内容。

　　聂绀弩被逮捕的原因是清楚的，他是如何构成“现反”罪的，判决书上已经言之凿凿。但是，在未行逮捕之前，专政机关是如何掌握聂绀弩的“罪行”的，为何一俟《公安六条》发布，此人即刻成为目标？这就是“具体原因不详”的疑窦所在。

　　现在通过档案材料的佐证，这一问题大体可以水落石出。至少是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监视的对象。

1962年是一个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年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过去，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加紧了侵越战争，威胁中国边防。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蒋介石政府图谋“反攻大陆”，准备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干部队伍中发生了甚为普遍的消极腐化问题，农村中的封建迷信、会道门活动随之泛滥。国内的不安定现象，当时表述为“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提抓阶级斗争，公安机关当然是充当急先锋的，检察院、法院也须紧紧跟随。我们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这种体制，公、检、法同属专政机关，理论上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实际上配合是实，制约是虚，惯用语叫做“一个拳头”。尤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种体制中还有个特别之处：公安局长是党委的常委，代表党委全面领导政法工作，而那时法院院长的规格要低一个等级，实际上形成了警察机关领导司法的格局。当然，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能归咎于政法机关，他们只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的执行者。他们必须充分运用专政的手段，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尤其是公安机关，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神经特别敏感，眼光特别锐利。在“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样的号令下，公安机关决不怠慢，于是，许许多多的“阶级敌人”都落入了天罗地网。

　　聂绀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作为“阶级敌人”进入了专政机关的视线。当聂绀弩本人完全不知，也不可能觉察的时候，他的写作和言行都会随时随地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此人经常在聂绀弩家中走动，他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这份报告开始是这样写的：

　　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
　　下午，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聂处。我打算约聂外出，如果他不愿外出，那就去他家里喝。去时，聂一人在家写诗。我提出了邀请，聂很干脆地答应了。傍晚时，到西苑餐所后，听聂的安排，在露天座里喝酒，等到晚8点吃夜宵。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炸虾、猪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酣耳热，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向思赓在旁边不时帮腔。兴致非常好。再加叫了两样冷菜，聂更要吃热菜，又叫了。直谈到夜宵上市以后。
　　吃完夜宵后，步行到动物园附近，聂叫了人力车，同往他家，在那里又聊了一阵。
　　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
　　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

　　从上面这个报告前言来看，此人有意刺探情报，拿了好酒请聂绀弩，以使他“酒后吐真言”，把“反动”思想暴露出来，这具有明显的引诱的性质。报告专门加了一句说“破去不少钞”，意思是“得到了一点东西”（得到了聂的“反动”言论）来之不易呵！在那个年代，中级领导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元，普通干部月工资不过几十元，如大学本科毕业工作转正后为22级，北京工资为56元。一顿饭花去二十多元，实属高消费了。把消费写到报告中，既是表功，又像是有意要求领取活动经费。当然，时隔数十年，人事更迭，当事者多已不在人世，我们现在很难去了解更确切的情况了。

　　这份报告中关于聂绀弩那天晚间的谈话内容，共写了10页，主要是针对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言论。其中谈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问题，聂如是说：

　　现在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批评一个人事处长的小干部，你就说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说得通吗？“反”字，这么容易扣呀！这样被搞成“右派”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是想推翻你这个政权吗？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也不是说他们想（与共产党）平起平坐。想当副总理，可是人家想当的副总理还是你这个政权的副总理呀，他们并没有要推翻你这个政权。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聂绀弩）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我们什么都说了，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要是照我们的意见，哪会弄到今天这种样子！
　　他们不认错，行不行？不行！现在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指“反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们当然不想解决，也不愿意解决，但是形势逼得他们非解决不可。对个别的人，他们还是要解决的。听说高汾（《大公报》社）的老婆已经恢复了党籍，先前还不是让她和我们一起劳动改造？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当然我不好说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这不是几个人的事嘛，这是45万人的事，45万！这一定要有一个交代。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决不可。一个一个解决，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把冯雪峰、我聂某人的党籍恢复了，恢复原来的职位，还让冯雪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当副总编辑，并且赔偿我这几年来的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就算他们让我当文化部部长吧，这总算满足了我最高的愿望了吧？我也不能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们去干了，那一班现在爬上去的人怎么办？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错，他们因为执行你的方针政策上升了，你叫他怎么下来？这就是现在的根本问题。把一些老的科学家，老的干部都打下来了，让一般干不了的人上去，他们什么也搞不好。一切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把马寅初打垮了，你替马寅初写墓志铭，只要写“公讳寅初”这几个字，就比那些不知名的来得响亮。人家可以把学校办好，他们那一般混蛋就没办法，你要不要科学？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地逼来了，非根本解决不可。
　　我们这些读书、写文章的人，过去都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我们不懂得政治。其实现在懂得政治的只有我们……（声音激越）瞧吧！我们懂得辩证法，我们相信辩证法，封建主义总是要进棺材的。

　　报告后面的落款为“1962年9月12日下午”。

　　报告所录聂绀弩关于“反右”问题“非解决不可”的谈话，现在看来，聂绀弩似乎过于激动，尤其酒后，出言未免失控，但他满含着愤慨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某些观点，不失为犀利而深刻的理性判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终于对“反右”问题作了全面纠正，回头看去，应该说聂绀弩当年的言论是富有政治预见性的。

　　聂绀弩当时所说的解决问题，不是要求为自己平反，也不只是为错划“右派”的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他说的是要分清谁是谁非，是要从民主和科学的高度上解决问题。

1957年的“反右运动”，致使五十多万人被划为“右派”。聂当时说“45万”，数字还说少了。在那种极“左”的政治运动中无辜遭受挫伤的，如聂所说，有像马寅初那样的老学者，也有像那个“批评人事处长”就被戴上帽子的年轻人。尤其是血气方刚、富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占了“右派”的大多数。1959年至1964年，中央就曾先后分五批摘掉了约30万人的“右派”帽子，但是，用聂绀弩的说法，摘帽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直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后，在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反思中，才开始了对极“左”路线的政治清算。

1978年4月，中央做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随后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当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为“右派”摘帽工作，到1980年宣告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人。

　　聂绀弩关于解决“右派”问题的言论，发表在中央决定的十几年之前。他的言论在当时是政治上绝不允许的，当然是要被视为“反动”的东西，要被列入打击对象的名单中的。

　　大约从1962年9月以后，聂绀弩的写作和他的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搜集上来，而且多次被摘编报送高层领导。1964
　　年12月专政机关的简报上就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的言论。
　　有关负责人曾先后对聂的问题作过批示：

　　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要继续了解聂的情况，并调查他的历史，做好处理的准备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各行各业都有不少人被捕或关押，但聂绀弩的情况与别人不尽相同。他不是红卫兵揪出来的，不是抓叛徒、特务、走资派抓出来的。他的被捕，非出偶然，公安机关盯梢已久，镣铐是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的。《公安六条》的发布，可以说是“明因”，也是“后因”；本文所说的，是至今鲜为人知的暗因和前因。

　　聂绀弩一直都认为，与他交往的都是“右派”朋友，是物以类聚，他们在一起谈心是“人生一大乐事”。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举报他的人，很可能就是与他过从甚密的文艺界人士，很可能就是他的“右派”朋友圈子内的人。呜呼，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一锅大杂烩菜，要肉有肉，要素有素。

　　譬如说，既然有一种献身文化，也就会有一种保身文化。中国的读书人，大都深受大义献身精神的浸染。正如鲁迅说过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聂绀弩就属于这样的人。灵魂里深存大义，性情便是耿介正直的，这就容易忽略明哲保身的道理。而那些很通透保身哲学的人，大都是一些假文化人，他们为了保全自身，往往不惜出卖朋友。读书人对于混淆在朋友圈子内的假读书人，往往缺乏戒备，结果让他充当了侦探的角色，朋友们私下言谈被统统告密，直至祸在旦夕而仍无知觉。

　　特别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候，饭后茶余的笑谈戏语，一经告密，都会上纲上线，无意之间就会被置于死地。聂绀弩这里就有两个例子，都是因为一半句闲话，被抓了辫子。

　　关于说林彪和江青有什么暧昧关系的话，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荒诞无聊的闲言，无非是有人对林、江政治上不满而信口说出来的。聂绀弩在和朋友们喝酒时，把他听到的这闲话说给大家当个笑料，解颐开心而已。结果被告了密，变成“攻击和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头等重罪。在此之前，虽然聂绀弩已有很多言谈和诗作被举报，虽然他已被列入准备打击的对象，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动作。等到闲话林、江关系这个报告上去之后，立刻成了火候。逮捕令的正式发出，一是碰上了《公安六条》颁布，二是这句闲话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11月2日晚，聂绀弩、张友鸾等多人，合请香港《大公报》来京的陈凡，在聚丰园吃饭。席间，周绍良问起香港商务印书馆能否出版内地寄去的稿子，陈说他不清楚，但知道他们人少，编辑工作忙，出书慢，错字多等等，这时聂绀弩说：“我托你办一件事好不好？”陈问：“什么事？”聂笑着说：“给我到‘香港商务’搞个编辑做做。”陈笑说：“兄弟人微言轻，此事不见有效。”聂又说：“你说说看嘛！”陈笑说：“说说可以，只怕商务方面当作耳旁风而已。”聂、陈这么两句对话，立时被举报，领导机关就认为聂有“叛逃”的危险。本来是酒饭间随便说说，那种时代想去香港哪有那么容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年，广东有很多少男少女想偷渡去香港，被从海上抓回来办学习班，也有不少人泅水被海浪吞没了。聂绀弩既知不能办，就不该提这话头，结果被告发，被认为他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想外逃叛国，于是加强了对他的监控。

　　古人早就说过：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又有道：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诗狱最是莫白冤

　　法院的判决书认定，聂绀弩“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收入档案的这方面的“罪证”也确实够大量的。大略估计，包括聂绀弩的手稿、举报人抄录件及办案机关报告中引用的篇什，共有诗词二百余首。

　　中国的诗，从《诗经》就有“诗无达诂”的说法。因为诗是一种极精炼而含蓄的文学艺术形式，其含义不是简单明了地浮在字面上。每一首好诗对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情境中去赏读，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所以很难做出一种确切的解释。很多名作，多家注释，见仁见智，各抒所见。就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写得何等雄浑豪迈，但当初在重庆发表时，就曾被人恶意曲解。聂绀弩其时在渝，为驳斥对毛词的谤伤，也步毛词原韵填了一首，其中有句云“岂惧文工曲意雕”。

　　为了说明解诗如何要紧，不揣累赘，姑且引述一下李白的三首《清平调》的故事。那三首词是为杨贵妃写的赞美诗，其第二首曰：“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中描写杨妃是一枝滴露凝香的鲜花，传说中襄王见到的巫山神女都比不上她的美丽，历史上也只有汉宫中赵飞燕的新妆娇态才这么可爱。李白为了取悦皇帝的宠妃，几乎用足了他的艺术才能，杨妃开始非常喜欢，把李白的诗配了音乐反复歌唱。问题出在高力士从中调唆。高力士因为李白醉中让他脱靴一事，深以为耻，借机雪恨，便在杨妃面前说：李白这小子竟敢拿飞燕来比拟娘娘，试想那赵飞燕的所作所为，什么下场，词中这样比附是什么意思呢？杨妃一想也真是，赵飞燕在汉宫日事蛊惑，致使汉帝无嗣而暴崩，后来飞燕被废为庶人，自杀而死，李白真是不怀好意啊！嗣后，杨妃就向唐明皇进说谗言，李白遂不受重用，被赐金放还。

　　诗无达诂，最怕人解。诗能解出正面的意思，也能解出反面的意思。

　　聂绀弩写诗成为他“现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状，解诗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公安机关得到聂绀弩的许多诗稿后，呈送至领导处，领导肚子里可没有那么多墨水，哪里能看懂聂绀弩的诗呢？连字句都读不下来，怎能知道它是不是“反动”呢？于是，负责人批示说：“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

　　领导这么一批，下面的人就想：去找谁来解释呢？光有文学修养还不行，还得政治上可靠呀！这人可就难找了，舞文弄墨、咬文嚼字的人，不是“右派”、“右倾”，就是落后分子，恐怕一个个都已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还有几个靠得住得呢？最妙的法子还是让举报人来解释吧，谁举报、谁提供的这些诗稿，就让谁来解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你既然举报人家写反动诗，你就有义务解释清楚那诗反动在哪里，对吧？这个办法还真行，于是乎，聂绀弩的“反动诗”就加上了解释。

　　兹将档案中的聂诗并解释，选录十首如下：

         一 、锄草
　　培苗每根草偏长，锄草时将苗并伤。
　　六月百花初妩媚，漫天小咬太猖狂。
　　为人自比东方朔，与雁偕征北大荒。
　　昨夜深寒地全白，不知是月是春霜。

　　这首诗是聂在北大荒的作品。大意是：在一个大雪深寒的晚上，他想家了，同时他想到了他离家的原因是“反右”斗争中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认为1957年6月正是“百花齐放”的方针开始得到贯彻的时候，展开了“反右”斗争，放出了漫天的虫子，损坏了这些鲜花。他自己是一枝香花，不是毒草，也像是汉朝时候善于讽谏的滑稽的东方朔，现在又被戴上“帽子”送到北大荒来了。
　　最后两句，他是从雪夜引申到月夜，而用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诗的意思。

         二 、看驹口号
　　牛马走为太史公，此衔于我马牛风。
　　九方牝牡骊黄外，一笠斜阳短笛中。
　　旧是牛倌居四等，新来马号守三龙。
　　呼牛呼马从君好，只此微劳叹貌穷。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大意是：从前司马迁自称为“太史公牛马走”，这个头衔于我有什么相干呢？可是我今天确实在为牛马奔走。现在那些自称能识拔人才的人物（善相马的九方皋），赏识的都在牝牡骊黄（一般皮相）之外，于是我便“一笠斜阳”当个看驹的了……古人说：呼我为牛便为牛，呼我为马便为马。算了吧，随便你们把我的命运怎样安排，我都莫可奈何。我这样渺小的人物，只能有这点看驹的微劳。

           三、 冰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四 、鲁智深　　
　　何处何人有祸灾，洒家未肯挺身来？
　　独撑一杖凌天下，只为三拳上五台。
　　匹妇匹夫仇不复，为云为雨泪谁揩？
　　桃花村自师经后，万树桃花灿烂开。

　　此诗大意是：我平生像鲁智深那样，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现在我不干了。一根禅杖横行天下，只因为抱打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才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到了北大荒）。任何人都是不能忍受屈辱的，受了屈辱总是朝夕不能暂忘的，复了仇才能痛快。只有像鲁智深在桃花村醉打小霸王周通那样，才能皆大欢喜，大快人心。

         五、 挽必松　　
　　九尺曹交尚出头，终身恨未打篮球。
　　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
　　大雪翻飞黄鹤杳，万山重叠赤杨秋。
　　漫云冠带棺中去，知有一棺附汝不？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必松是何人不详。诗的大意是：你这个九尺昂藏身躯的汉子，比《孟子》所说的曹交还高出一头，本应当是个篮球健将，可惜你一生没有打过篮球，你是个人才呀！可是因为戴上“右派”帽子就这样平白地死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不被重视，死在这大雪纷飞的北大荒！别说是整整齐齐穿戴着安葬你，就连能不能有一副棺材来装殓你，都还是个问题啊！

           六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七、 寄雪峰
　　三年劳止各西东，都在烟云幻化中。
　　何物于天不刍狗，此心无地避鸡虫。
　　鬓临秋水千波雪，诗掷空心万谷风。
　　岁序循环终古事，带来春讯是初冬。

　　这是聂寄给冯雪峰的诗。大意是：由于政治上的烟云幻化，你我这3年来彼此想念，各在一方。古时候，祭祀用的是用草结成的刍狗，祭完了天就把它扔掉了，所以，庄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现在，什么东西在“天”看来不是刍狗呢？包括你我在内。这个世界到处争来夺去的，尽是“鸡虫得失”这些小是小非，我这颗心苦于没有地方躲开它。人都老了，鬓发已经白了，在北大荒作了些诗，都扔向深山万谷里去了。从古以来事情毕竟都会发生变化的，岁序循环，在初冬中就预伏着春讯了（也可能指1962年11月两人同时摘去“右派”帽子），这是可喜的事呀！

          八 、柬静园　　
　　闻君七月有新诗，何以至今我不知。
　　一笑故人还故我，同伤多梦已多时。
　　从来肝胆恩多少，如此风波怨便痴。
　　五载堂堂虚掷后，以为不可谁期期。

　　（此诗寄静园，即钟敬文，师大教授，同为“右派”，同于1961年摘“帽子”。）
　　听说你7月写了新诗，何以现在我都不知道呢？喜得你这位老朋友还是故态依然。我们两个人因为都做了很多梦，而感伤已经很久了。从来夸说有“肝胆”（有义气的人）实在都是刻薄寡恩的。在这样惊风骇浪的运动中，你要埋怨那你就是傻瓜了。这5年我们都戴上“右派”的帽子，堂堂日月都白白地虚掷了，无可奈何呀！

     九 、辘轳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辘轳体是一种杂体诗；要求作五首律诗或绝句，以第一首起韵的第一句贯穿五首，以后的四首都须在分别规定的位置嵌进同一句诗。）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同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辘轳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中。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十、 辘轳体之二　　
　　疏林映日复栖霞，紫伞红旗十万家。
　　一夜云雷屯此地，满城风雨涤新华。
　　居人旧有离人泪，九月今开二月花。
　　不见白衣无酒暖，山根扫叶且烹茶。

　　“一夜云雷”不明，可能指的是某种会议，在山里开会，作了决定，因此第二天就满城风雨，把新花打落。居在这山里的人，本来就有离人的眼泪（所指内容不明），九月是秋天，现在却开出二月的花来（指时序颠倒，荒唐不经的事情）。

　　从这几首诗的诠释者来看，第一，是文学圈中人士，懂诗，是有关领导批示所要求的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第二，是对聂绀弩了解、交往颇多的人；第三，此人无论政治上可靠与否，至少是个善于阿谀逢迎的人，受着当时政治形势的驱使，颇能迎合专政机关的意图。有这三点，他就能把聂绀弩的诗剖解得很透脱，颇得领导满意。

　　《锄草》写“六月百花初妩媚，漫天小咬太猖狂”，不解内情的人，从字面上看，当然是描写在北大荒庄稼地里锄草劳动时的风光情景，一经释义，就成了写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了。把“右派”比喻做百花，而把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对“右派”的反击比喻做漫天飞舞的虫子，这还不够“极端恶毒”吗？

　　《看驹口号》和《冰道》两首，也是记叙在北大荒的劳动，前者写看马，后者写运木料。两首诗都用了典故，如果不是高人指点，哪能会认为是“反动”诗呢？经解释者挑明，一首是指责九方皋不赏识良马，一首是怨恨把宝贵的“降龙木”抛弃在荒野，这不都是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吗？

　　《鲁智深》一诗中的“只为三拳上五台”，是说鲁提辖为受辱的金家父女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这一《水浒》故事是人所尽知的，但一经把上五台山解释成到北大荒，意思就不同了。原来你聂绀弩是拿鲁智深比拟自己的遭遇，对你戴上“右派”帽子耿耿于怀，还想复仇，还想大闹桃花村，这还不是“攻击‘反右’运动，幻想变天”的铁证吗？

　　《挽必松》是悼挽死者的诗，聂绀弩后来收入诗集《北荒草》中，诗题改为“挽毕高士”，诗句也有变动。据当年一起劳动的人士回忆，毕某是文化部干部，戴了“右派”帽子，病死在北大荒。“死在大雪纷飞的北大荒”，“就连能不能有一付棺材来装殓你，都还是个问题啊！”经这样译成白话，就越显得词句悲切。《吊若海》也是一首悼挽诗，写得同样痛心彻骨，使人读之潸然。把诗意渲染到了让人哀恸而激愤的情绪深度，这不就等于推向了“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的政治高度了吗？

　　冯雪峰和钟敬文都是“右派”，《寄雪峰》和《柬静园》两首诗表达了彼此的思念和伤感情怀，当然要被作为“反动”性质很明显的“反诗”，尤其把“何物于天不刍狗”这句的用典加以解释，骂“天地不仁”，这不是攻击党的领导是什么？

　　一组辘轳体诗的其中二首，好像是游香山的纪事诗，但诠释者认为诗意是另有所指，是影射国际国内形势，影射什么重要会议。
　　聂绀弩的诗中，常常流露出他被打成“右派”之后的复杂心情。但是，是不是每一首诗都在影射政治，都在发泄不满呢？未必吧？如果生硬穿凿，非要找出哪句诗是影射什么，这就完全是制造冤狱的手段。就说“居人旧有离人泪，九月今开二月花”这两句吧，原是用了王实甫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和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这种对秋景秋情的描绘，在诗文中屡见不鲜，并不见得是要另外影射什么。“九月开出二月花”可以说就是指香山红叶的，如果解释为“九月的秋天，却开出二月的花来”，是影射“时序颠倒”“荒唐不经的事情”，实在是过于牵强附会了。

　　因为写诗而引起的讼案，就是诗狱。历史上曾有许多文人儒士因此获罪，遭到惩处，甚至身首异处。宋代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明代高启作《宫女图》诗，为朱元璋忌恨而终被杀头。在清代，仅因诗中用“明”、“清”二字犯讳，而置诗人于死地的著名诗句就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等。据史籍记载，康雍乾三朝的三位“圣明”皇帝共制造了百余起文字狱刑案。

　　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的手段，封建统治者总是要制造文字狱，借以打压知识分子，强化思想钳制。文字狱都是深文周纳，刻意造成的冤案、错案，而文字狱中最多的是诗狱，诗狱中最多莫白之冤，这就是本文开始就说到的“诗无达诂”的缘故。任何一首诗都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想在诗句里找犯罪的茬子，稍用一些吹毛求疵、附会穿凿的手段，都可以达到目的。因而在历来的文字狱恶浪中，诗歌总是首罹其祸。当政者感知社会的不满和对抗情绪，首先是从诗歌中嗅到的，他选择打击的对象也要首先从诗歌中去寻找。

　　聂绀弩案件实际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起典型的诗狱。从上述几首诗的解释即可看出，罗织罪名的方法同封建时代是相似的。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曾经议论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他说：“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看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

　　在逮捕聂绀弩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他很多的“反动诗词”，但在捕人的时候还是进行了搜查，又搜去了他一些还没有烧掉的诗稿。可见在制造诗狱的方法上，后人也是接受了前代统治者的“遗范”。

　　又读鲁迅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我注意到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可以研究的方面实在多。”有哪些“可以研究的方面”呢？鲁迅举了：“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等等。从鲁迅那时发展到今天，包括诗狱在内的文字狱的例证又增加了许许多多。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运动中，像聂绀弩这样因写诗而罹祸的人，大概还有许多。要说研究，素材是丰富的，难道直至现在中国人还是“总不肯研究自己”吗？真的去研究中国有多少文字狱又有什么意义呢？

　　追溯根源，文字狱的发生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历来“读圣贤书、交天下士”的杰出读书人，传承着为民请命的忠肝义胆，这使他们往往与既得利益的权力集团发生冲突。文字狱成为统治者们迫害知识分子，逼使读书人就范的暴力手段。杰出的读书人，总是比普通人对时事看得深透，能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社会上不合理、不公平的要害之处，并在诗文中表达出来。文弱书生吟诗弄赋，发发牢骚，似乎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只是过去的封建帝王们自己心虚，坐在龙椅上每时每刻都觉得屁股底下不牢靠，因而就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也要时时提防，以至不吝杀戮。我们的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了，当然不应该再出现封建专制社会的问题。“文革”中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精辟理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就靠两杆子”。原来这笔杆子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要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不被资产阶级复辟，就不能容许笔杆子乱摇，这就需要整死这班文化人。似乎就在这样的理论支持下，新的文字狱大兴而起。

　　我还是没有弄明白鲁迅的意思是要研究些什么，文字狱的性质不是很清楚的吗？其实，无论鲁迅，还是聂绀弩，对于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遭遇迫害的悲壮，他们无不深察幽微。明知文字狱的血腥恐怖，为什么还要去写那些诗文呢？岂不是自投罗网吗？鲁迅说过：“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聂绀弩有诗云：“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这原来就是读书人的本质，没有一点媚骨。

　　焚烧诗稿为哪般

　　闻“四清”而焚诗稿

　　聂绀弩从1958年7月，与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北大荒，在虎林县境内的一个农场劳动，到1960年冬回到北京。返京后，得力于朋友的照顾，安排在全国政协，但并不去上班，名义上是在家搞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是自由赋闲。他后来曾说，如果要上交研究成果，他原来就有20万字的研究《水浒》的现成文字，可以拿去应付，结果是并没有人过问他的研究。

　　因此，他就有了一段充裕的时间写诗。直到了1965年底以前这四五年内，正是聂绀弩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一些优秀作品大都是这个时期写下的。包括收入《北荒草》的那些七律，并不是在北大荒的原始作品，而是他回京以后补做的。这段时间中，他几乎每天都有新作出示和寄送给友人。先是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好，写了诗就交给文怀沙的夫人代为抄录，后来又自练书法。遗留下来的诗稿，很多是他自己用毛笔书写的。

　　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

　　关于聂绀弩焚诗的事，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并未提到。现在对这件事的了解，只有如下一些零碎的资料：

1965年2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这是我烧诗的诗（进书房看他新写的条幅：‘自著奇书自始皇……’），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场。我们‘人贱’，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就没有权利做诗。”某某当即表示：诗烧了可惜，希望他起码把那几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诗留下来，这种无伤大雅的作品抄下来没问题。聂说：“你真要，我可以抄给你，我还记得。不过，水浒、红楼的诗，人家要挑起来也成问题。拿那首写林冲的诗来说，人家问你‘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脸刻黄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吗，你怎么答复？再问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办？所以要有问题都有问题。”

1965年2月又某日，聂同朋友张友鸾等一起晚饭。吃饭中，聂说他已经把诗稿烧了，并且做了一首烧诗的诗。张说：“听说了，而且听说这首诗还不许人抄。”聂说：“当然，抄更不好，抄了传出去，人家问你为什么烧，这不是又一条罪状？”聂接着说：“真不想再做诗了，这东西越做越好，越好就越成问题。我细算了一下，这几年做的诗、写给别人看、别人赠诗做了答诗或者有赠而别人不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这样传开去就不得了，所以就决定不写。”张说：“古人所谓‘诗穷而后工’，穷不一定是没有钱的穷，更主要是‘途穷’之穷，穷了什么都不能做，只好做诗，当然越做就越穷，越穷就越工，就越不好拿出去。”聂又说想写好字，张说“字写得太好也不行”。聂笑说：“吾生不有，亦后何有，这就只好四大皆空了。”

1965年2月下旬某日晚下班后，聂在家中同某某谈起钟敬文时说：“老钟这家伙胆子非常之小，他极力劝我烧诗，说了很多，最后甚至于说，如果不烧，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似的。”某某说：“你呀，不烧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聂说：“可不是嘛！”

1965年5月某日同他人一起晚餐，餐后闲谈中，聂说：“钟敬文好久没有来了，他怕我做诗牵累到他，这家伙胆小，如果不是他一回来就劝我不要写诗，我的诗也不烧了，这叫庸人自扰。”

1966年3月某日，聂绀弩在闲谈中又说：“钟敬文这个人很怕事，连同我们往来都怕，劝我不要做诗，连我拿诗给他看他都怕，其实怕有什么用呢？你什么都不动，不写，好了吧，可是人家都会给你算旧账，把你的旧作品拿出来批，还不是一样倒霉！”

　　钟敬文何许人呢？大学教授，著名的民俗学家。聂绀弩1982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钟敬文是“到现在相识已近60年的老文友，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文学家”（《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又说钟是他写旧体诗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之一。从以上引述的几段谈话来看，聂随口戏称钟为“这家伙”，也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切的。1949年以后，钟敬文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64年钟下去参加“四清”运动时，聂曾赠诗送行。那次首都院校师生参加“四清”，都是按照中央的统一指令，1964年10月下去，到次年五六月间才返京。但钟敬文不知何因，在1965年2月初回了北京，也许是特殊原因临时请假。当时聂绀弩在与他人谈话中，甚至猜测钟是“摘帽右派”的缘故，被从“四清”前线给打回来了。

　　就是在钟敬文这次“四清”中途回京的时候，对聂绀弩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劝聂把诗烧掉，不要再写诗。从实际情况分析，在当时一种政治高压甚为恐怖的情形下，钟敬文由于参加“四清”的亲身感受，更能够洞知时事，并产生对恶况的预感，从而出于对朋友的关怀和爱护，完全是为了朋友的政治安全，才劝聂烧诗。这种规劝是推心置腹之言。但聂在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诗虽然烧了，却又要归咎于钟敬文“胆子非常之小”。到“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聂绀弩自己不是也曾急告朋友烧掉他所赠诗作吗？可见再胆大的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也无可奈何。

　　“四清”运动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1962年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随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运动势头之猛烈，阶级斗争调子之高亢，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先在农村开展，其后必是城市。虽然是从整“四不清”干部开始，知识分子必是在劫难逃。文艺界已经展开了对阳翰笙（电影《北国江南》）、田汉（戏剧《谢瑶环》）、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等人的批判，火药味日益浓重。政治嗅觉灵敏的人都会预感到自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大倒霉的时候到来了。这种气候，聂绀弩并非没有感觉。应该说也是他自己迫于形势而采取了烧诗之举，并不完全是钟敬文力劝的结果。

　　“怕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样倒霉！”聂绀弩这句话还是说到了本质上。“文革”开始后，聂就被逮捕下狱。这次冤狱的起因是写“反动诗”，但被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却不仅是写诗的问题，还抓住了他日常的一些言论，应和了聂绀弩说过的那句话：“要有问题都有问题”。用一句成语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治挂帅”的大一统极“左”思想下，根本不容许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存在，这是一切“诗狱”、“文字狱”的根本原因。

　　聂绀弩为烧诗而作的一首诗，即《岁暮焚所作》：

　　自著奇书自始皇，乾坤袖手视诗亡。
　　诗亡人岂春秋作，身贱吟须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蜡，尽焚年草当焚香。
　　斗牛光焰知何似，但赏深宵爝火光。

　　这诗是说，自己著了奇书，自己又当了焚书的秦始皇，天和地都竟然袖手旁观，没有一丝可怜之心，让诗就这么烧掉了。孟子曾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现在我的诗亡了，也无须再作《春秋》，自己本来是地位卑微之身，还吟什么诗呢？连生火做饭、一日三餐的事都妨碍了。嚼着自己的心，像嚼蜡一样没有滋味，焚烧诗稿就当作过年烧香了。古人说的那“剑气射斗牛”是怎样的一种光焰，且不用管它，只在这深夜里欣赏我烧诗形成的不灭的火炬吧！
　　烧诗的心情，真是复杂而委婉。

　　再谈聂绀弩为何烧诗

　　关于聂绀弩焚诗一事，还有一些材料可资印证。这是吴祖光与聂的一次谈话，当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后来也进入了档案。

　　时间是1965年1月某日。那天聂绀弩同吴祖光一起在“四川饭店”吃晚饭，饭后步行至王府井分手。闲谈中吴说起近日在路上碰到了文怀沙，文被关押期满出来了，聂也说在路上碰到过文。吴提出要借聂的诗稿来看，聂正色说：“这怎行？烧都烧掉了。”吴说：“烧了也不行，起码你那本晒蓝的，已经有几本流落人间了。”聂说：“那是少数几本，后来的没有。”吴说：“何不趁文怀沙出来，再找他那小媳妇抄一本？”聂说：“不要开玩笑，我在考虑找个适当日子，把所有诗稿都来烧了，你们看好不好？”聂又说：“你们这个时候要看我的诗，别有用心，我还是烧了好，打算除夕就把它烧掉。”吴说：“你那‘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指聂怀念夏衍的诗）还在我那儿，我可不拿给你烧！”

　　从留存下的这几句简短对话中，可以获得两点启示：一是使我们知道聂的诗集曾经有过一个“晒蓝”本，即是书写在半透明纸上，然后和感光纸重合在一起利用阳光照射的方法形成的复制本；二是使我们知道聂绀弩烧诗的念头产生于钟敬文劝诫之前。参加“四清”的钟敬文是1965年2月初返京的，其后他找聂谈话，劝聂烧诗，促使了聂立即付之行动。而吴祖光向聂讨诗稿看的谈话在此之前，可见聂已先有烧诗的打算，钟的劝诫才能起到催化作用。这正应和了一句哲学：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聂把诗烧掉自感后悔，却不应埋怨于钟。

　　既然不能归咎于外人的劝诫，那么聂绀弩焚诗的内在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据聂当时与其他友人的一些谈话中流露，面临着阶级斗争山雨欲来之势，他是很难做到镇静若定的。据说聂当时“很紧张”，原因大概有三：一为后台，二为阶级，三为诗。

　　一者，所谓后台，是指当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张执一是湖北汉阳人，与聂绀弩称老乡，关系非同一般。聂与友人谈话中曾说到他从北大荒回京的经过：

　　我是怎么回来的呢？是张执一先提出的。他同老夏（夏衍）商量过后，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出来说，有些人在北大荒劳动年纪太大不适应，可以回来，比如聂绀弩。他故意在总理面前这样说，他想只要总理不置可否，他就有办法立刻让我回来。谁知道总理说了一句‘聂某人自由散漫惯了，应当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这一说，事情就搁起来了。过一个时期，和我很熟的一个局长又向张执一提起我的事，他去找老夏商量。老夏说，要他回来容易，马上能办，可是回来之后工作位子不好摆，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好，放在“文联”也不好，大家都是熟人，对他不好。张执一说，只要他回来，工作方面我来安排。这样我才回来，张把我安排在政协，并且替我打算，叫我写个研究计划，在家做研究工作，由他拿我的计划给齐燕铭、夏衍看，他们同意，也批了。

　　这段话，足可以看出聂是如何倚赖于张。张执一给聂安排了工作，聂还不用上班，只是在家写诗、看书，何等逍遥。不仅如此，聂家的住房也是张执一给解决的，借住邮电部的房子，人家要收回，张执一说了话才让继续住。张执一出了问题，聂当然很紧张，一是怕让腾房，无处栖身；二是怕让上班，不得自在；更重要的是怕政治株连。

　　张执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了批判对象，受到了所谓“蜕化变质”的指责。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城市开展了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只要运动在某个单位一开展，就一定会抓出不少的“阶级敌人”。据聂绀弩当时听到的传闻，张执一的主要问题是“多吃多占”，因为一个附属生产单位，搞掉了几万元，糊里糊涂就没有了，责任牵连到张的头上。“五反”工作队进驻后，就召开批张的大会。聂绀弩的夫人周颖在全国政协工作，她当时回家后提起批斗张执一的情况，曾这样说道：“机关整风是有些人整，有些人没资格参加整。开张执一的会，自己检查了两天，礼堂里满都是人在听，你猜参加的是什么人？礼堂饭厅的服务员娃娃，开电梯的，搞清洁卫生的，独没有我们这些人。彭子冈还问，为什么那些人能参加，我们不让参加？我想没有我们的份儿更好，乐得睡个安乐觉。你想可怜不可怜，张执一这样的人检查了两天，却让些个娃娃来给他提意见。”无论如何，张执一是在这次运动中垮了台的。有人问到聂与张执一的关系时，聂直率地说：“是同乡，他原是我的靠山，我在政协不上班，原是有他的依靠，不料现在靠山变成冰山了。”


　　其次为“阶级”紧张，是说运动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聂绀弩在与朋友闲谈中说：“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四清’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有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就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这一次‘四清’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从基层整起，从党员整起，整下去会整到上头来，又要转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聂绀弩有一个叫向思赓的朋友，当时还说过这样的话：“老聂他们怕将来划阶级，我说你们不要怕，就是划个资产阶级也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帽子”戴惯了，不像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说资产阶级帽子戴过两年，人也就死了，还有什么身后是非呢？”当然，聂绀弩也未必真的害怕，他说的都是气愤之语，内心不见得多么紧张，但戒备的思想还是有了。

　　三者为诗紧张，是因为聂诗在小范围的传递，已有“反动”之嫌，这是他烧诗的最直接原因。

　　聂经常给友人赠诗，或是把诗作抄给友人看。当政治气候紧张之时，这些友人中有的就为他担心，也有人害怕牵连到自身。如对聂诗颇为赞赏的向思赓，一次就关切地说道：“有人说老聂的诗反动，我也很担心。其实有什么呢？他最大的吃亏是相信了文怀沙，让文怀沙老婆抄诗，结果传了出去，这人能相信吗？最近还好，聂已经有了警惕。”再如黄永玉，他所在的美术学院开始整风后，担心闹到自己头上，担心把他和聂的交往关系扯出来，于是，黄就托肖离转告聂绀弩说，万一将来要交代同聂之间的关系，黄就准备说聂曾经给他寄过诗，这些诗有几首烧了，有几首还在云云。聂绀弩听了黄永玉这番话的传达，认为黄不应该那么紧张，是没有经过风浪之故，然后就约黄出来吃饭，劝他不要慌张。聂说：“事情就出在慌张上，胡说八道会出乱子。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骂我右派戴过帽子这些都不要紧，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即使提，也只能提我写出来挂的那张，说就是这张，其他一概不承认。你若说烧了，好，越说人家越怀疑，最后追到我这儿来，要我把整本诗拿出来，这不就害人了吗！”聂还对他人说：“
　　我估计永玉的问题是个屁事，但是处理不好就会惹乱子。即便要搞到他也要半年以后。现在许多学校搞起来了，全是莫名其妙。许多普通中学的学生，解放初期顶多几岁，都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现在要划起阶级来，这还得了，现在社会上都人心惶惶……”
1965年那次“社教”运动虽然没有整到黄永玉，但也并不完全是虚惊一场。聂绀弩虽然劝说黄永玉“不要慌张”，其实正是由于黄永玉准备将诗稿交代出来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醒。聂烧诗的动机大概也是由这件事引发起来的。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

　　聂绀弩虽然有了“政治警觉”，虽然采取了焚烧诗稿的行动，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写诗活动早已被控制在专政机关的视线中了。

　　在阶级斗争被极端地扩大化的年代，文字狱的阴影很可怕的时刻笼罩着知识界。然而，一些正直的文化人并没有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聂绀弩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也许是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专政机关的眼睛早已经盯上了他，但他自己毫无觉察。他每写下一首诗，很快就会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1963年7月，一份材料送到了专政机关领导的办公桌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聂绀弩，最近又写了十多首“咏猫”的诗，内容半属反动，半属色情，从这些诗可以看出，他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现将诗中反动性较明显的选录几首如下：

            黑猫　　
　　社会主义是花，社会主义是朵，
　　花前朵下黑猫，酣睡蘧蘧是我。

            阔猫　　
　　日攘一鸡扰户庭，坐观群鼠倒油瓶，
　　笑它鼠辈真多事，计议赠君九子铃。

            老猫　　
　　画虎不成改画猫，画猫反类锦毛虎，
　　不随鸡犬去登仙，要捉人间白日鼠。

　　接到上述报告，负责人即批示曰：“聂这个人要注意观察。”

　　这个批示还算温和，如果聂绀弩此后不再继续写这种“反动诗”，不再让人家“观察”到什么，也许会安然无恙。问题是聂绀弩本人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观察”，他还要不断地写诗，也就不断地被报告，上面的批示也就渐趋严厉，直到后来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入监狱，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上面三首咏猫诗，为什么会被定性为“反动诗”呢？
　　《黑猫》写社会主义的花朵之下，猫儿优哉游哉酣睡，这显然是讽喻笔法。以此比喻那些挂着漂亮的招牌，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这不是批评个别人，而是讥讽时事。
　　《阔猫》对时政的讥诮又进了一步。“日攘一鸡扰户庭”，是指责那些扰民的官僚的。猫不捉鼠，只是每天打鸡斗狗，扰乱民户。群鼠为感谢猫，商议给猫赠送一件贵重礼物，这当然是行贿。九子铃是什么？是宫殿上用金玉做成的装饰铃。李商隐《齐宫词》曾描写道：“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老鼠把宫殿上的金玉器物盗出来去贿赂猫，实际不就是猫鼠勾结，公开盗窃国有资产吗？我们知道，在当年，特别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干部贪占盗窃之风一度盛行，聂绀弩此诗应有所指。
　　《老猫》所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正面形象。这只老猫不愿意随波逐流，立志“要捉人间白日鼠”，不愧为反腐败的斗士，但在当年，聂绀弩这样写就有“反党”之嫌。

　　从聂绀弩写这些咏猫诗到现在，已经时隔40多年了。时代在前进，社会理念在变化。现在看来，这些诗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是较好的作品。而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高度划一，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这些诗被视为“反动诗”也是毫不奇怪的。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有一首《咏猫为正宇黑妮作》，是七言律诗，多处用典，显得艰涩，不如上述几首诗写得好。张正宇是“文革”前国内很有名气的画家和舞台艺术设计师。黑妮是黄永玉的女儿。张正宇在1966年春节所作的一幅画上题有“要捉人间白日鼠”，显然是用了聂绀弩1963年的诗句。七律《咏猫为正宇黑妮作》，当是聂绀弩看到张正宇1966年春节画作之后，才又写下的，并不在专政机关原已掌握的“十多首‘咏猫’的诗”之内。

　　聂绀弩烧掉了许多诗稿，这无疑是一大憾事。有些作品另有抄件在朋友手中，或是进入了司法机关的档案，有些作品聂后来又回忆重写了，也有一些作品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在我们为聂绀弩焚诗而深憾的时候，也许更应该想想在那些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年代里，有多少诗人和著作家都曾经将自己的创作付之一炬，都曾经有过不许写、不敢写、不能写的残酷遭遇啊！
　　然而，事实也向我们证明：诗是焚烧不掉的，聂绀弩的作品流传着，并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一切优秀的诗篇都会流传下去。诗是思想的寄托，诗是自由的象征。诗总是在压抑中生长，在压抑中爆发。诗有着不屈的性格，诗有着不怕焚烧的超然的生命力。

　　我相信，聂绀弩的诗将会广为传播，成为诗的生命力的又一例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妨把诗，把思想，把自由，比作野草。

　　“反动言论”真灼见

　　聂绀弩档案中的“现反”犯罪证据，除了“反动诗词”，还有许多的“反动言论”。被人举报的“反动言论”材料达上百页之多。其中一段时间内，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集中在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受到批判而鸣不平。

　　聂绀弩为邵荃麟等人受到批判而抱打不平，以至满怀愤慨，这一话题在与友人聚会中屡屡涉及。在有关机关反映他问题的报告中，称之为“反对文艺整风”的言论。因为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各机关部门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聂的言论涉及了当时重要的文艺方针。

　　“写中间人物”问题，是文艺批评家邵荃麟在1962年提出来的一个创作观点。这年6月召开的《文艺报》重点选题讨论会上，他讲到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由此引申，提出了文学要“写中间人物”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在同年8月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说，文学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壮丽辉煌的史诗题材，而是要从周围比较熟悉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间去认识社会变革的真实状貌。写英雄人物是为了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中间状态的人物。这是因为，“两头大，中间小，好的坏的都比较少，广大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很重要，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时任全国作协党组书记，他的这个文艺理论的提出，对于长久处在“左”的思想束缚中的作家们来说，应该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宽松作用。然而风云变幻莫测，就在中国作协召开大连创作座谈会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抓阶级斗争。很快，小说《刘志丹》被定罪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接着，毛主席先后发表了两则“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批示”，强化了对文艺创作的严厉的政治控制。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政治批判。到了1964年，便是邵荃麟首当其冲。《文艺报》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对邵发起猛烈攻击。随之一大批作品，包括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都被定为“毒草”。

　　这是已经消逝的一幕历史。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出于对文学的爱好，颇为关心当时的势态，也注意阅读《人民日报》那些批判文章。对于《早春二月》那批好的电影照样爱看，对于“写中间人物”的代表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照样爱看，但同时，对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也能接受，因为心里都清楚那是中央的态度，是“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个时候是听不到第二种声音的。文艺界的一批正直人士，当时就对那种“左”的方针抱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情绪，这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

　　当看到聂绀弩当年的那些叛逆言论的时候，是非常令我激动的，我感到聂绀弩就是那个时代刚直不阿的文化人的优秀代表。
　　通过阅读他的言论，重新回顾上世纪60年代前后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文艺界状况，深刻感受让斗争哲学干预和践踏文学艺术殿堂的那种残酷和悲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独立精神的顽强与可贵。

　　聂绀弩的这些言论，有幸保存在他被判处刑罚的司法档案中，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出来的。这在当时肯定是一种被举报的材料，有些当然也是充当了定性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的。无论如何，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是弥足珍贵的。这里虽然只能从原始材料中摘录一小部分的内容，但我想也已足以显示它的阅读和研究价值。当然，聂绀弩也有他本身的认识的局限，他的言论未必都是正确的，这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的。而且，这些言论都是聂绀弩日常的随意言谈，然后变成了举报材料，所以，难免有种种不准确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和研究中不可求全责备的。

1964年10月18日上午，聂绀弩与登门造访的友人交谈，聂说：你知道现在文化界问题谁最严重吗？最初我还以为是阳翰笙、田汉，都不是。原来在半年前，陈毅在上海有个报告，提到有些人党龄很高、“比我还高”，他们在文艺方面也做过些事情是好的，可是他们最近完全不按中央的政策办事，这种人不管资格多老是要开除的。我初以为是搞阳、田，后来才知道不是，现在最严重的是邵荃麟，原来前年邵用“作协”名义召集一次北戴河的会，参加的有周扬、茅盾他们几个人，提到写中间人物的问题，周扬也讲了话，认为可以写。邵、茅又在大连开了一次作协的会就提出来，事情被上头知道了，大发脾气说这不是完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张唱对台吗？事先也没有关照，事后也没有报告，于是周扬他们就把事情向邵荃麟一推，这样，邵就严重了。

1964年10月31日下午4时，与友人在家闲谈，聂说：邵荃麟的事情公布了，你看见吗？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好家伙！人家是多少年痛苦经验中得出来的意见，是谈文艺创作，你却把他拉到政治上来，这有什么道理呢？事实是如此嘛，英雄人物总是由中间人物发展下来的，你不写中间人物就没法子搞更多的文艺创作，这是文艺界多少年来的经验。好，这就给你扣个帽子，把个胡风拉出来与你相提并论。这不是邵荃麟捡起了胡风的刀子，而是他们捡起对待胡风的刀子来对待邵荃麟！

　　我在北大荒有一次曾经考虑过，胡风这个人真是聪明，他有许多看法是很尖锐很透彻的，他早就说过你们要糟糕的，你们将来会自相残杀！想起来真是惭愧，我就没有这个预见，在许多问题上我就没有他看得深远。胡风那“五把刀子”没有一把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在文艺问题上是站得住的，你拿他当政治问题，拿党来压，整个党去跟一个人较量，就算胡风不是一个人，有个集团吧，也不过现在整出来的几十个人，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搞胡风那个时候不是声势煊赫，闹得满城风雨嘛，连我都整在里头，都是胡风分子，最可怜的是一些青年人，爱看些文艺书，看到胡风的东西就向人吹，这一来就算胡风分子，反革命。部队里有一个年青人，为此一直坐牢坐到现在。

　　胡风有许多见解是接近真理的，他早就说过不能写英雄人物，你自己不是英雄你没有英雄的思想感情，你没有他的生活体验，你写出来只是假的，是捏造的英雄人物，只能骗中学生和小孩。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真实的英雄人物都是从中间人物发展出来的，他们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人物逐渐转变成功的。一个无知无识的农村老太婆，由于社会的压迫，由于地主、军阀和保甲长的压迫，她活不下去了，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她才逐渐参加革命，这才是客观真实。写一个农民放下锄头去参军，听几个报告，他就革命了，他就是非常纯洁，非常勇敢和坚定的革命战士，这不可能，这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水浒》里许多英雄人物，他们都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本来也没想到上梁山当英雄，特别是宋江这样的人物，他就没想到上梁山当头头儿，他是经过许多波折逼得他没路可走才上了梁山的，所以说“逼上梁山”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当了英雄也都有缺点，《水浒传》写得好也就是写出了这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真实的英雄不是天生的，是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也不应是作家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是根据真实的人、真实的社会环境提炼出来的。如果说文艺作品只能写毫无缺点的英雄人物，都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这就只能搞假人物，这个道理对小学生讲都会相信的，可是对作家们讲他们就没办法做到。

　　荃麟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根据这些年来作家们的失败经验提出来的，这次的问题那么严重也不是由于他提出来，而是提出来之先没有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其实他提出来的时候中宣部也不是不知道，周扬、林默涵他们全都知道嘛，还有茅盾，只是中央领导不知道，等到事后看到了发表的意见才大怒，认为跟座谈会唱对台，最后把问题推到荃麟身上，都是这个原因。
　　杨献珍的问题也是一样，人家从另一方面提出补充，使得一分为二的观点更完整，而并不是推翻，或是有意的唱对台，可是就拿出来整，这样人家是不会服气的。

1964年11月16日晚，在莫斯科餐厅与友人小聚，饭间，聂说：‘五七年’左右真是个黄金时代，吃的东西什么都有，而且每家馆子有每家馆子的特点，现在呢，都一样了。文章也是如此，刚解放时有些报告文学写得真好，有真感情，现在呢，不敢写。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剧本可以说写一个成功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是写一个砸一个，没有办法。现在没有人带着真感情写东西的……
　　我想，鲁迅如果不死，会好一些，论地位他在郭沫若、李济深之上，他应当有宋庆龄的地位，副主席再挂一个科学院之类的名义，他可以不写文章，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像郭沫若那样，这就有个可以讲实在话的人。现在不是，都是唯命是从的，都是唯恐马屁拍不上的，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
　　外国人写传记文学很少好的，他们是写效果、写政策，而不写人，人的本身活动，人的思想，人的各种感受和他的反应，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中国不同，中国传统的史，都是以人的活动为纲，写人物性格，写他的感情，他对于事物的直觉和如何解决，近年来我们也学了外国的一套方法，写历史和事实都看不见人，看见的尽是些政策措施。我们中国的史书，既是史也是文学，因为它真切动人，这个好处现在没有了。
　　从前看联共党史，一开始很看不惯，当然后来看多了也就不稀奇了。联共党史只写了两个人，列宁和斯大林，难道真的是这样？中国人写项羽是项羽，有血有肉，写诸葛亮是个活的诸葛亮。联共党史呢，就是政策和文件记录。
　　现在没有人写文章，有些人写文章也写得不好。现在没有办法写文章，因为不能写人。
　　这几年来文艺界什么成就都没有，有什么东西呢？有《东方红》吧。有好多事情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干的，《东方红》单是演员夜宵费每晚得花4000块钱，不要说不收门票，就是收门票也收不到一万块钱，够开销吗？

1964年12月11日下午，友人交谈中议到前几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关于批评《早春二月》的文章，该文说《早春二月》内容是反动的，因此说“艺术性很强”这句话都不对。聂接住说：“艺术性越强，内容反动就越应该反对”，这有什么理由呢？文艺这东西很细致的，不可能由你简单地提出一句话来就做了定律。我做过研究嘛，艺术性和内容有统一性，《水浒》、《红楼》这些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性是统一的。《水浒》、《红楼》的内容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的，它带有封建糟粕，它是甲封建反对乙封建，是彼胜于此，而不是离开了封建社会的局限，因此从内容说也有反动的一面，那么你就反对它的艺术性？再说有些小说极个别的也有内容完全反动而艺术性强的，比如《荡寇志》之类，但是它不起影响嘛，你反对它有什么用，还不是抬高了它。大家都知道《水浒》，知道《荡寇志》的人就不多嘛，有什么害处呢？什么是反动，什么不是反动，也不能呆板地看。科举制度是反动的，可是在唐代初期它是从士族门阀制度中开辟了一条挽救封建制度危亡的路，是把寒族士子引到政府中来的良好办法，特别是武则天时代，科举取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也不能笼统地说科举制度就是完全反动的。这两年没人敢说话，你一提什么，他就拿毛泽东思想出来堵住了。最近很多人感到不安，叫人感到窒息，越来越觉得没话可说。
　　你说艺术性越强内容越反动就越应当排斥，那么这张《圣教序》内容反动得很，你就排斥它，就不学王羲之的字，这不是笑话吗？艺术性是一种技巧，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各自为其内容服务……
　　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本来可以。可是现在除了那个第一位之外就没有第二位了，谁都不敢提这个第二位，结果只有一个第一位，这叫提倡艺术呢，还是摧残艺术？
　　我是不看报，最近有人到我这里来说，《人民日报》登出一篇不是批杨献珍、就是批周谷城的文章，怎么看怎么不通，看来看去不能自圆其说。他说登出像这样水平的文章是《人民日报》的耻辱。我反正见了这些题目都不想沾一眼。

1965年1月17日，数友人同在“四川饭店”晚饭，聂绀弩与吴祖光有如下交谈：

　　吴：看到文怀沙没有？
　　聂：路上碰到的，谈得不多。他告诉我在那个地方（监狱）也不劳动，也没事情做，每月拿25元5角的钱，期满叫他签字盖章。他关在里头也不算法律处分，也不算行政处分，理由是无牌照行医。
　　吴：这大概是他自己故意往轻里说。
　　聂：这当然是表面理由，也可能判决书上不好写别的，他现在算是期满了，但还回到那个地方去，他在那边有钱拿，给人看病。人家找他看病，他说“我是为这事进来的，你们还来找我？”其实找文怀沙开方子，吃兴奋类的药，就是所谓开“春药方”这个罪名。
　　吴：这几年来那么紧张的气氛，归根到底还得怪赫秃（赫鲁晓夫），没有他，我们还可以过些太平日子。
　　聂：可不是，没有赫秃也没有匈牙利事变，连“五七年”的事儿（指“反右”）也不会出来。
　　吴：从文件上看和外头听到的，好像党内问题还比较严重，出事的多数是党员。
　　聂：出来的问题，怎么都提到了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李维汉、杨献珍不用说了，邵荃麟表面上说什么中间人物问题，这是次要的，主要的罪名是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
　　吴：周而复听说又有问题，以前听说过，后来报上又出来了，以为没事，可是最近听说《上海的早晨》图书馆都不让借，可见有了问题，人大、政协的名单上都没有了……龚之方最近告诉我，有人碰见夏公（夏衍），不好直接问他的事情，就问齐燕铭怎样了，夏笑着说，他和我的问题不同，他是封建，我是资本主义。从这个情况看来他大概还是比较洒脱的，还说些幽默话。
　　聂：不知道徐平羽（文化部副部长）怎么样？我认识的人当中，四个最走运的人，前几年都很红，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张执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个是夏衍，一个是徐平羽，如果徐平羽也出了问题，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是同归于尽了。

1965年3月23日晚，聂在家里同友人喝茶，聂说：我从北大荒回来后，熟人、老朋友抖起来的（意即得势）有四个人，夏衍、张执一、徐平羽、邵荃麟，现在只有一个徐平羽没事，其他全垮下来了，再说这些人其实也不算怎么抖，革命这么多年，脑袋随时悬在半空中，顶多当个副部长，这算不得怎么样吧，连我也算当过副总编辑，这算什么呢？但是垮起来却垮得很彻底。
　　某友人说：你这四大皆空倒也干净。
　　聂：可不是，现在轮到我了，一无所有，既没有资格做当权派，连个鸟也没有，已经是渣子了，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搞不到什么油水了，那就不会作为被整的对象，一无社会影响，二无任何本钱，这还不清净？

1965年4月10日晚饭后与友人攀谈，说到“四清”运动，中央下发“二十三条”，安定人心，运动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稳得多了；谈到最近彭真报告讲得很清楚，运动主要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聂说：“二十三条”出来当然是好一点，但是什么当权派我也不信，田汉、荃麟这些是真正的当权派吗？我看未必，再说孟超这么一个可怜得很的人也算是当权派拿来整一顿，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有许多事情别人不敢说，周总理做报告指责田汉说，田汉写贾似道，今天谁是贾似道呢？我就是贾似道，这是公开报告，有人听着的，这样谁敢说话写东西？一方面又鼓励反抗精神，《水浒传》的农民英雄应当歌颂了吧，可是水浒这些梁山英雄是反对蔡京、高俅、童贯的，今天又是谁？这一问你受得了吗？所以就是不叫人说话。林默涵报告里还说夏、田、邵他们是个集团，这更骇人听闻。
　　某友人说：这不会的，谁不知他们平常谈不在一起。
　　聂：这就是呀，林默涵报告有许多人听了，确实这样讲，说他们是精神上的一个集团，这你就没法说了。林默涵还说什么夏衍这些人和他同事，这些情况没有发觉，是自己麻痹大意，这真是见鬼！

1965年5月8日下午，聂说：有八个人公布了是修正主义，阳翰笙，田汉，邵荃麟，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和瞿白音……
　　某友人说：荃麟这次也算上了，这个人本来是很稳的。
　　聂：这和稳不稳没有关系，随你是什么样的人，遇着了教条主义都没有办法，政治是不可以理喻的。

1965年8月19日晚，聂说：香港出版了小说《杜秋娘》，像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作者，他知道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比知道唐代人的生活肯定多得多，可是他不能写现代人的生活，只好写唐代人的生活，因为写现代人的生活犯忌讳，所以不得不厚古薄今，这种厚古薄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是从古以来写不好的，《三国》写刘备、关云长都写得很不成功，《水浒》写宋江写得失败得很，写张飞、曹操不作为正面人物处理，也不把他们作为英雄，《水浒》中的林冲、李逵、鲁智深这些人物和张飞、曹操一样都不是顶尖的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比起刘、关、宋这些人物不知高出多少倍。读《三国》会觉得作者把曹操写成了一个真英雄，而刘备却是个土偶人，老拖着眼泪鼻涕的可怜虫，“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简直与刘备毫不相称。这不是什么人提倡或者作者主观想写就可以写出英雄人物来的，我命令你写一个英雄人物出来，这是笑话。

1965年11月6日同友人午饭间，谈到老子和庄子，聂说：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为无为”这话有深切意义，老子叫人“为无为”，就是要做到顺任自然。知识分子应当干什么事，就叫他干他的，不要去打扰他、干涉他，不要一天到晚指挥他、命令他干这个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他自然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你不是搞文艺的，可是偏要对文艺问题出许多主意，写书记要写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写出来群众不爱看，他妈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书记，毫无缺点的人物你怎么写？康生说，你们为什么都搞到古典那里去了呢？其实为什么，不是很简单吗？现代的东西不能搞，一搞就错，越是现代的题材越不能搞，你写毛、周，你敢写？写一笔都有无数人给你指手画脚，所以只好搞古典的东西，使现代文学开倒车。其实，一件作品只要它对社会主义有好处，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对头了，管他中间人物、英雄人物，都可以写。把人物分开几类，这是中间人物，那是英雄人物，然后辩论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这是无益的辩论，自找麻烦嘛！所以两千年前的老庄是哲人，他叫人“为无为”才可以有为。

　　从上面所录言论，可以看出聂绀弩的文艺观点。就我的感受而言，对“写中间人物”的肯定，聂绀弩的观点是确定无疑的；对“英雄人物”的辨析，聂论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强调文艺创作不能由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将领导人意志强加于作家，用政治的教条去束缚艺术，那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得以问世。从聂绀弩同友人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年那种“左”的氛围。大家每天都在打听、议论、担忧：谁又出问题了，谁又被批判了，谁又垮台了，那是怎样一种压抑、恐慌的环境啊，那还能出了好作品、好作家吗，那还会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吗？

　　“写中间人物”的提出，确实是有背景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其时整个文学艺术界已经久无生气，所以在1960年北京新侨饭店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1962年广州的剧作座谈会上，周恩来都作了鼓励作家解放思想、活跃创作的讲话，直接领导文艺界的周扬等也试图做一些“纠左”的工作，邵荃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深化现实主义、写人民内部矛盾、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但是到了邵荃麟挨整的时候，却不分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所以，聂绀弩对此愤愤不平。直到中央制定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聂绀弩还气愤地说：邵荃麟是当权派吗？尤其是说到“可怜得很”的孟超，聂愤然冒出一句“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想来，他的这种激愤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的批判，竟然是江青到上海与柯庆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组织人写的文章。“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这也是聂绀弩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邵荃麟也在“文化大革命”初被逮捕入狱，1971年即已含冤去世。聂绀弩出狱从山西回到北京时，才惊闻邵公死于狱中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的悲惨情状，以极度悲怆之感写了一首《挽荃麟》，其中有诗句曰：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
　　天下事岂尔可为？家太高明恶鬼窥。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语出《汉书•扬雄传》。邵荃麟那个时代，他支撑文学界的局面真是一种颤巍巍的状态，天下事总是难遂人意，也不允许你有所作为，你的思想见解既很高明，就必会遭到恶鬼的忌恨。这与杜甫说的“魅魑喜人过”是一个道理。

　　我国的文学艺术已经有了今天的比较繁荣的态势，但是对于过去的事情，也还是要回头看看，以便汲取那些教训，让正确的方针坚强地支撑起来，不再是那种颤巍巍的状态。

　　豪饮纵论天下事

　　档案中搜集的聂绀弩言论，都是196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他同友人交往中的谈话。所涉话题不仅是文艺方面，更多的是议论国际国内政治时局。这当然就更容易引起专政机关的注视。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罪状中，“反动言论”都是涉及时政的。

　　现在来看这些言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聂绀弩的思想、才气和人格；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他的一些观点，是人们许多年以后才达成共识的，有的也许是至今仍未被人领悟的东西。当然，一个人的即兴谈吐，尤其是带有过激情绪的时候，言论未必都很准确。无论怎么说，在当时极“左”思想盛行、炙手可热的情势下，他的那种反潮流的精神是可贵的。他的时事洞察力是敏锐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他的理念是卓尔不群的。

　　有句老话说：“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也许是那些失落在野的读书人的安慰和调侃。事实上，真正的文化人，没有不关注时事的，整个世界的形势都时刻装在胸中。聂绀弩从北大荒回来后，一直闲散在家，既不上班，又不开会，但他对国际国内的时局演化了如指掌。每与友人聚饮，酒过三巡，话如涌泉，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文化，高谈阔论中不乏见解精辟的惊人之语。

　　如谈“中苏”论战，聂绀弩说：我们的《九评》很厉害，苏联被我们唬住，他们不敢公开辩论了，赫鲁晓夫是我们哄他下台的。但是，《九评》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只是抓住了列宁当时讲的一些东西，从那本《国家与革命》里翻来覆去抄，目前的形势与列宁所处的形势大不相同了，这些理论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如谈到印尼的苏加诺下台，聂绀弩说：有人说苏加诺联共产党联坏了，艾地的过“左”做法搞到今天的局面，我看是说得对，条件没有成熟，一切力量都没有准备好就盲动起来，没有不出乱子的，天天嚷嚷世界革命形势很好，东风压倒西风，结果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情，“左”倾冒险主义害死人。

　　如谈到与西哈努克的友好关系，聂绀弩说：柬埔寨也不一定就一辈子跟着你，你可以拉住西哈努克，人家也可以发动别的什么亲王来倒掉西哈努克，国际斗争，力量消长，不是看眼前的。

　　这是聂绀弩在1966年1月间的一些言谈。4年之后，柬埔寨果然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的元首王位被废黜。这不能不让人叹服聂绀弩对国际风云的敏锐观察。

　　档案中所见，他对形势的评议大多还是国内问题，兹摘抄部分言论如下：

1965年8月4日晚上，数友人在聂家一起吃饭，饭后，话题从北大荒谈起。聂说：你知道吗，北大荒从前那些头头全都垮光了，从王某人起都换下来，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组织部长最有权，犯的错误最严重，主要是浪费大量资金，生产没成绩。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知道嘛，叫你去伐木，挖沟，割草，天天让你劳动，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些劳动力花下去应当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经济，就懂得这些人空下来就会造反，所以拼命让你忙。上山伐下的木堆在那儿烂了，运不出去。拖拉机播种，没人收割，在地上烂了。冬天你去开沟搞水道，春天就垮了。这样怎么能搞得好？加上贪污、浪费、乱搞男女关系，这些人有权，女人可以随便搞。开了的荒地第二年就丢空了，生荒还好，反正可以积肥，熟荒更遭，整块地就没用了。现在北大荒又大大缩小了，驻蒙部队都开发西北去了，剩下的是山东来的支援北大荒的青年，这些人都是灾荒那几年从山东来的。山东比北大荒更糟，人活不了就到北大荒来，不知还有比北大荒搞得更糟糕的地方，其实全国好多地方都如此，不止一两个地方。“四清”就暴露了很大问题，基层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根子全都坏了，又不能连根拔，拔光了谁来干呢？这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而且是致命的严重。从这个问题看出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因为许多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他们体会社会主义要经历长的时期是在于知识分子，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体会的是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

　　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懂艺术……毛主席懂得诗词，但没人懂世界文学……在党内懂得世界文学的人，是田（汉）阳（翰笙）夏（衍）邵（荃麟），现在全都完蛋了。第二，不懂民主。毛主席和鲁迅，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民族思想上，鲁不如毛，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估价是很低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大看得起中国人，毛公是有民族自信的；可是民主主义思想，毛不如鲁，鲁迅平日很强调民主。现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错的，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缺乏民主，也拿民主来做号召，8月1日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这是因为没有，所以故做宣传，所以不是不知，知道了故意加以掩饰而已。现在这个制度很可怕，是层层专政……这样的制度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
　　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说，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的前途，但是马恩列对于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个异常曲折的道路，也许开始走歪了的是斯大林。论理，当然是遵循马恩的道路走，可是具体到行动，就是说当了最高的统治者，就有如何巩固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集体还是为个人？这个界限很难划得清。但是为了巩固，他不能不搬用过去那一套，甚至他本来反对的沙皇曾经用过的那一套。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预见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怎样渗进革命最高领导的意识当中去借尸还魂。现在党的工作、组织路线，反帝反资的方向，都是对的，主义没有错，问题在于领导人，在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在借尸还魂，在领导之间借尸还魂。
　　这两年国内的粮食问题不那么紧张了，靠天吃饭罢了，但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许多问题仍然是严重的，整个说来不是乐观的。现在看来，许多国家也可能一朝变成社会主义，甚至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越是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越困难，甚至奴隶制社会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建设却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一整套，这是很难的。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还是战前的英美法德意日，这些国家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谈何容易。
　　我们仅仅从一些现象看出症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材料来看出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真正道路。当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更具体地指出方向。这样一个人，也许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诞生的，不言而喻，我们这种社会不容许有人去想这个问题。我相信将来一定有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揭穿了这些问题，从而告诉我们以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个人不容易诞生出来。

1965年10月11日晚上，聂同友人在书房聊天，说：近几年来，人家一看，本来有些爱国主义愿意回来的也不想回来了。我们的失败主要是内政问题，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一切弱点，你这个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人民最基本的吃的问题，那你这个社会主义的好处在哪里呢……
　　今天有许多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时代，列宁以后的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为什么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国、苏联在内，都无法解决国内的生产问题和粮食问题？二是为什么拥有原子弹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绝对强大的时候都不使用原子弹？不管是什么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正确理论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他就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就可以指导全世界前进。
　　还有一个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变质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有个党，有个坚强的组织核心这都是对的。可是，以苏联为例，斯大林掌握了政权慢慢的他就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他们抓住了最高统治的权就把封建皇帝那一套照搬出来，这一来革命就变了质。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是个新问题，科学地掌握它本来是很困难的。可是从辩证法观点来看，什么都有个一分为二，唯有中央的政策不许一分为二，这就无法自圆其说。本来理论是根据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加以正确反映使人信服的，但是现在的理论是由毛泽东的权力来使人接受的，这就不好谈什么马克思的原则了。现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来，你看吧，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搬开，单独提出毛泽东思想来了。

1965年10月29日，聂同友人在“五芳斋”吃晚饭。席间有人说到“徐放已经出来了”，聂说：怪呀，他既名“徐放”为什么先放呢？他应当后放才对呀！
　　晚饭后到和平餐厅喝咖啡。聂谈到：国际的情况不好，现在听说又要转过来扭转国内的空气，开始用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来缓和知识分子的感情。把李宗仁拉回来，大搞孙中山生日的纪念等等，现在据说中央许多领导人都知道有问题，想法子要扭转……刚才说徐放出来了，其实不只徐放，胡风也早就打算让他出来，潘汉年他们都出来了，胡风为什么不出来呢？说他是反革命，但是从他所有的事实来看，没有一点可以说是反革命的理由。进去既然没有理由，那么出来又借什么理由呢？这就很难了，所以胡风一直无法出来，大家也不敢提。其实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李宗仁、孙中山可以挽回得了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知识分子的问题，现在把所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全都赶出外头，这是致命之处。工人、农民这些都好办，你可以随便搞掉，命令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知识分子就不行。过去我们从来都没有对工作对生活感到疲沓，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觉得干起来有劲，原因是有个理想。现在呢，好多人都是干一天算一天，你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叫我干这个我就干这个，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你叫我“四清”我就“四清”。其实“四清”搞出什么名堂呢？一点都不解决问题，相反的暴露了许多严重问题，知识分子原来不了解的，现在就更不清楚了，原来农民问题一点都没办法。林巧稚就说到农民连6分钱一支的眼药水都买不起，你想，解放了16年农村还是这样的情况，你干的什么工作？

1965年11月6日上午，聂与友人到莫斯科餐厅吃饭，饭店还冷冷清清的，两个服务员在门口谈天。聂说：像这样一个餐厅亏多少本！奇怪，商业部门就可以不管，要是在外国早就关门大吉了。这里的服务员是来享福的。社会主义可以干活，也可以不干活，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可是养成了许多新的寄生阶级。过去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幻想得很美，现在身在其中才发现有无数问题。记得列宁说过的，资本主义有许多优点，是列宁说这话。资本主义最大的缺点是剥削，剥削别人当然不好，但许多制度我们要学。你看从前上海人做生意对待客人的态度，和现在店员的态度，谁是真正在服务……

1965年12月6日晚上，再次谈到北大荒，聂说：现在没办法，当局对于内政的许多问题都还不觉察，都还执迷下去。比如说北大荒不宜于大规模开发这个问题，这是很清楚的。开荒，开了许多生荒，没办法种，反而损害了土地，开了荒，用拖拉机播种，都无法收割，用人收割割不多，损失了，连种子钱都收不回。这其实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偏偏要这样干。伐木也一样，幸好伐木的人都不真照计划干，三个人一组，找个偏远地方躲下来睡觉，到时候胡乱伐两棵回去报就是若干若干方。如果真的都照计划干，那个浪费就大得惊人，伐好了运不出，烂在原地，浪费了人力物力，造成了无比的消耗，这叫做建设？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上下蒙蔽。

1965年12月22日，聂约人一起晚饭，饭间谈话主题是庄子，后又说到：近年来神经病的人很多……而且多数神经病人都是政治原因。问题确实很多，现在是靠人的觉悟来生存，物质条件这样差，生产搞了十几年搞不好，你就靠一个觉悟活下去？这叫做自欺欺人。
　　弓弦不能拉得太紧，这是古人早就说过的了，拉弓拉得紧有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拉紧了以后就松了劲儿，第二次就没法拉了；再说，拉紧就有断的可能；第三，拉紧了也有失手的可能，一失手，弓弦就把胳膊都打断。可
　　现在的情况是硬把弓弦拉得紧而又紧！
　　老子也是反动的，老子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庄子差不多。可是老子有些一针见血的道理，一个新的政权老是爱叫你做这样做那样，《尚书》里面就都是尧指挥谁去管什么这些话，因为新政权不这样就树不起一套制度，这是有为，老子却主张无为，用无为给新统治者的有为唱反调。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蜂起”，你的法律多了，反对这些法律的人就必然涌出来，你能说老子的话没有道理吗……

　　以上是聂绀弩在1965年下半年的一些言谈，从中可以找出几个明显的观点：
　　一、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是个新的问题，科学掌握它是很困难的。许多新问题，是列宁以后的时代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越是原来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越难。我国大跃进以来的极“左”政策，使生产力遭到了破坏。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我们的弱点，连人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的。
　　二、“四清”暴露了很多的问题。好多地方都存在干部腐化，滥用职权，贪污，浪费。有些领导不懂经济，造成生产破坏。干不干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而对这些问题又不能正视。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有它的某些优点，在管理制度上应当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
　　三、中国有着很深的封建主义传统，缺乏自由民主的传统。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这就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某些东西也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苏联斯大林掌权后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把沙皇那一套照搬出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变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是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也没有预见到的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
　　四、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严重挫伤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尤其是打击了知识分子，把革命的知识分子排斥在外，搞得政治空气紧张，人人神经过敏。弦绷得太紧，不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必然要出问题。
　　上述这些观点，站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大多已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回头想想几十年前是个什么情况呢？聂绀弩在那个时候就议论风生，鞭辟入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和钦服，让人感到他每一句话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谈到“四清”运动转弯的时候，聂绀弩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果然，时间未久，就转成“文化大革命”了，他本人也遭到了噩运。这句话是他智慧的预见呢，还是不幸而言中呢？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字真如，曾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民革中央常委，1958年他曾上书毛泽东主席，指出毛“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不周”。这大概与聂绀弩所见略同。聂是陈的好友，却一直没有到过陈家，1965年陈逝世，聂前往祭悼，同事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问聂：“陈真如生前让你到家里来，你怎么不来？”聂说：“到他家里要写会客单，我就不愿意。”陈迩冬说：“陈真如说过，你的许多高论都可以入《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宋临川王的名著，记述逸事琐语，经久流传，盈篇都是机智绝妙的话语。陈铭枢用《世说新语》比拟聂绀弩的妙语高论，并非是过分的褒赏。他经常有语出成珠、惊人不俗之语。本文中所列言论的来源，都是别人根据记忆写出来，报告给司法机关，笔者又从司法档案中摘录出来的，也许聂绀弩还有更为精彩的话语恰恰给漏掉了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后印成了一本小书发行。
　　那时我在北京读大四，放寒假前在新华书店买了姚文元的书，坐火车回家的途中读了一遍。那几年文艺界批判成风，作为局外人，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普通的文史爱好者，虽然对这类文章总是要看，甚至认真去看，但并不了解其背景。谁能想到，一篇文章出台的后面，竟然会有那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邪恶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到来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是江青亲自筹谋，张春桥全力张罗，阴谋家们精心炮制的一出恶作剧。
1965年2月江青跑到上海，经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密谋，把批判吴剧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惯于挥舞批判棍子的姚文元。姚文发表之后，张春桥指令《文汇报》开辟《海》剧讨论专版，引诱文艺界人士发表反驳姚文的观点，有意仿效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策划。
　　按说文艺界屡经挫折，人们应该有所警惕了吧，然而善良的知识分子毕竟不是阴谋家的对手，仍然不免要落了圈套。有不识时务者，果然就出来与姚文元唱反调，导演者一看，正中下怀，于是一台“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新闹剧就成功上演了。
　　聂绀弩就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虽然没有发表文章，但他的许多不合时宜的言论都引起了专政机关的注视。

1965年12月6日：
　　姚文发表还不到一个月，聂在晚间与人闲谈中，话题便直冲此文。说到《文汇报》几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反驳姚文元时，聂说：
　　“现在一切是非都没办法说……现在是谁也不敢、不想写文章，就是怕这个（没有是非讲）。老舍说，他现在写一百字就头痛，他不写了。吴晗、老舍，这些还不说，夏衍、田汉、荃麟、胡风、艾青……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弄垮，这些人都不让写，人家是几十年的老革命，这些人都不让写，吴晗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写历史都不让写，现代的更有什么能写呢？姚文元这个人我非常讨厌他。本来嘛，把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一律抹黑，都是封建统治阶级，这就没有历史，也没有谁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你说人家写谢瑶环、写海瑞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这不得了哎，这就是封人家的笔！你以后可以拿任何作品来判决任何作家犯罪，可以判决吴晗，也可以判决聂绀弩！文艺作品有影射时事的事例，历史上很多，但也有绝不牵涉时事的，这是个文学史的普通常识，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指为以古讽今，这有什么公道？你可以问田汉，也可以问吴晗，但是你不能凭人家的作品你就下结论！”
　　从吴晗写海瑞受批判，联系到冯雪峰还在写太平天国，面临这种形势，冯的写作也该收场了。聂说：“当然啰，两个主角（指冯笔下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李秀成，一个石达开，这不都是犯忌的吗？”
　　接着，聂绀弩又想到了黄药眠对周扬的议论。“昨天看到黄药眠，他跟我讲得很沉痛。他说：‘周扬这个人我和他私人感情很好，在延安我生了重病，得到他照顾我才好的，可以说他救了我。但是这个人讲话是没有人不头痛。他做报告，第一次听了真是精彩，有理论有感情，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以后，你就会倒胃口。比方说，谈到武训传，他第一次说，这部电影有问题，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没有这个水平看出来，是十分惭愧的。这样把自己也检讨了一下。第二次谈这个问题，他就说，武训传这个问题，许多人都看不清楚，这说明大家的理论水平不高，就把自己略微减卸了一点。第三次就在大会上正颜厉色地说：武训传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们都看不到，这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吗！这样就摇身一变，成为先知先觉了。’药眠说得非常之形象化，这就是周扬。就是这样的人自居领导，你说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主要是打击文艺界三十年代活着的人和文艺领导。这些人垮下去，人才就没有了。有许多人过去都是冲锋陷阵，在文艺界立过不少战功的，现在就这样完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这句话，现在只能改为‘各领风骚五六年’。现在是非常混乱的时代，不能安静生活的时代，文艺没有搞头。”

　　聂绀弩转述黄药眠的话，由议论周扬，而想到人才问题，指出了世事的“非常混乱”。然而，他还没有完全预料到，一个更加混乱的历史时期正在逼近，连周扬这样的本来很“左”的文艺领导人也跟不上越来越“左”的形势，即将垮台了。

1966年2月20日：
　　关于文化人士遭受打击的事，是聂绀弩那段时间与友人聚会中经常涉及的话题。如谈到文怀沙，聂说：文怀沙还在里面（监狱），原因是他没有职业，只好回到里头，还可以拿25元5角一月，叫做就业分子，就是说刑满了但是仍在里面就业，那儿给他一个房间很安静，他在那儿给人看病。他自己也奇怪，他犯的罪就是无牌照给人看病，到了那里还是看病，所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天下午，到了和平里肖离家。肖离是湘西土家族，黄永玉同乡，他和他爱人肖凤原来都是《大公报》记者，摘去“右派”帽子后，都在家里工作（编教科书），据说过得像“隐士”。肖离与聂绀弩谈话间，说起很多北大荒的事，说有个叫戴璜的新华社记者从北大荒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给组织上，把他所见到的北大荒各种不合理的非法现象都揭发出来，组织上说这很好，是重要材料，叫他留下来，第二年就把他送劳改了。还有一个叫朱华的，原是合作总社负责干部，摘了帽子留在北大荒，因为写报告反北大荒的情况又被整，现在还在劳动。他们自己整风可以，你们这些人千万不能提，一提就倒霉。
　　在肖离家，聂绀弩又说到文怀沙，以为文受打击是周扬挟嫌报复。聂说：因为文爱随便说，私下传播周扬的隐私，周便怀恨在心。恰巧文怀沙在十三陵水库和毛主席一起照相这件事，主席知道了很不高兴，说了几句这个人招摇等话。大概毛主席早就知道有个文怀沙，有一次沈尹默送一本诗集给主席，主席就问了一句：给文怀沙那首也在内吗？这不过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沈告诉了文，文就有点飘飘然，所以那次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文怀沙就敢于混上主席台，和毛主席一起拍照。周扬借了这个机会就决定对文报复，恰有马某控告文在看病时调戏他老婆，所以就把文抓起来。说到看病，文确实有一手，许多老中医都对他很佩服，并且得过卫生部一次奖状。
　　文怀沙受到处理是否与周扬有关，无从考证，聂的话只是茶余饭后的闲言，不必当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确很荒唐。文怀沙既然医术不凡，获得卫生部奖励，又为何以非法行医罪判刑？既然以非法行医罪判刑，又为何允许在监狱中继续看病？还有，新华社记者只是给组织上反映情况，组织上也认为很好，为何也被判刑劳改？可知“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冤假错案并非偶然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种种冤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早已屡见不鲜。聂绀弩每议及此，气愤已甚，但他并没有预料到冤狱已经张开大口，正在等待他的入网。

1965年12月22日：
　　聂绀弩约友人大谈庄子。他在集中精力精读庄子，讲起来兴致勃勃：“老聂还是有两手吧，从庄子里看出许多问题来。要是过去，读了就读了，体会不到，有些体会也不那么深。”言下之意，现在他才真正深悟了，认为自己的研究深度是前人未曾有过的。
　　他说：“庄子内篇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打破枷锁。这就很清楚，什么人才有这种要求呢？”他认为，庄子是代表被镇压、被压迫的人说话的。
　　他还讲到庄子中的一个故事。“子贡去看一个老头，他在灌田，用个小罍一下一下去浇，别人劝他用水车，他坚决反对。这个人在劳动，却反对有效果的办法，这说明他对劳动一点积极性都没有，劳动只是磨洋工，不是为生产。如果你不到北大荒，理解得了这种道理吗？”
　　他讲述庄子的内容，都是与他自身的现实体会相联系的。他在朋友面前滔滔道来，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讲这些东西是有危险的。他会突然间厉声地说：“妈的！以后我也不对人多讲了，讲出来是危险的。”
　　邵荃麟自己未落难以前，曾关切地问过聂绀弩研究庄子的情况。据聂本人说：“邵荃麟问过我好几回：你研究庄子的动机何在？他的意思是怕我出事。不会的，我讲马克思主义嘛
　　，首先肯定庄子是反动的……”
　　由此看来，聂绀弩并不是不知道身临境遇的危险性，但他仍然过于自信。他认为他对庄子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他已踏入雷区。

1966年1月15日：
　　周颖因胃病在家，聂绀弩给她煮蛋花汤喝。有友人来访，闲谈起来，周颖说：最近北京的备战空气十分浓厚，不但每个干部要在机关挖防空壕，把许多人累得要命，日常工作也放下不搞了，还规定让大家讨论机关要不要保留，不必保留的机关都解散，年老的就退休；还有的机关保留下来有无必要待在北京，或整个机关迁移，有些干部就调动，把机关精简，或有些人调到地方去，弄得人心惶惶。每隔一个时期就制造一次紧张空气，老实讲，这些办法我不同意，也不了解为什么隔一个时期就折磨人一次，叫人不得安生？现在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怎么样，照理说，要把国家生产搞好，也得让人家有个安静的时刻来做做研究工作，总是搞得你心烦意乱，安定不下来，人人都无法安于自己的职业。
　　聂接着说：人家是不要搞生产，1958年以后生产就已经垮了，一直到现在都没办法，大家饿着肚子搞什么生产呢，机关除了军事机关和政权机关之外，都可以不要，要有什么用呢，不解决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又闲谈到国际问题，再从国际问题回到国内问题。周说：我们国内的情况，用句老话说就叫军人当政，这两年所有机关的领导都换了军人，连文化部长都换了军人。
　　聂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天天讲打仗？马克思主义和黩武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苏联主张和平，主要是赢得时间来搞生产建设，没有大量丰足的生产，谈什么共产主义。主张和美国有一定限度的接触，原是不错的，全世界的生产只有美国是先进的，可以在经济上利用和美国的接触，吸取那些优秀的技术来促进苏联的生产，这并没有错。
　　周说：卡斯特罗说得很对，现在是中苏两大国争权夺利，却牺牲了古巴、越南这些小国。
　　聂说：中国这一手是很厉害的，苏联的领导人现在最伤脑筋的也在这里，就是把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分裂为两派，有的掌权的是亲华派，有的掌权的是亲苏派，但是总的还是两派，这可是便宜了谁呢，便宜了帝国主义。
　　他们这一番对话，让我们回想起当年“反修”斗争和备战的情况。大概是首都机关的人，尤其是文化机关的人，对那种备战的紧张空气大为不满吧，而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习惯了参加劳动，让挖防空洞也没有觉得累得要命，思想上也是完全赞成中央的观点，反对苏联搞修正主义的。现在看来，学生毕竟幼稚。聂绀弩他们当时就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赞成极“左”的做法。我想，当时也并非只有聂绀弩他们几个人，持有正确主张的应该大有人在，可惜他们只能私下议论而已，而且一旦被人告发，就会被以“反革命”治罪。
　　党内和人民中间的正确声音无法表达，只是一味地极“左”下去，“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必然无可避免，聂绀弩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也就在劫难逃。

1966年2月4日：
　　聂绀弩、张友鸾、周绍良等，在“恩成居”晚饭，然漫步到东安市场。其间，谈到《海瑞罢官》。周、张都说：“现在动辄得咎，古典文艺不能搞。歌颂海瑞固然可以说是借古讽今，批判海瑞也可以说是借古讽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单单拿出一个海瑞来批评？《胆剑篇》，说实在的，我们就反对在那个时候来演出，越王勾践是亡国的，我们的国家刚建立，方兴未艾，为什么拿卧薪尝胆来比喻我们今天呢？这不是借古讽今吗？”聂绀弩说：“你们这些都是皮毛之见，海瑞、包公不是吴晗第一个提出来的，他不过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写成剧本、写成文章而已。当时上头提出来是因为底下乱七八糟，贪污弄权的太多，主张有些清官去进行调查整顿。所以吴晗如果在学术上批判的话，他承担了，那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那篇检讨，触及了庐山会议的秘密，这就问题大了，这就构成严重的问题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哪里出来的呢？正是从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套出来的，何其芳也不敢大胆冒提倡封建迷信的险，他也是根据上头的指示……《胆剑篇》也不是曹禺的意思，是上头的意思提倡艰苦建国，就把卧薪尝胆提出来嘛，要不是有这一点保证，今天可以有一千篇文章发表出来批判曹禺。现在的问题是上面，错了就让别人承担……”
　　从上述话题，又引申到今后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按当时的趋向，文艺工作者就是既能生产劳动，又能创作的人。聂绀弩说：“那就是说扭扭秧歌，说说快板，文艺就满足了。”“文艺单纯化了，将来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看现在就是管子说的‘轨里连村’的社会。”
　　春秋时代，管仲改革齐国的行政组织，居民按照士、农、工、商划定住处，不准随便迁徙和杂处，并且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每乡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实行这种“轨里连村”，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扩大了国君的权力，也扩充了军队的兵源。
　　聂绀弩对当年我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确切地得到了证实。国家机关实行军管，基层社会实行“全民皆兵”，农民外出也要请假，同管子的“轨里连村”确是很相像的。聂绀弩认为，这种管理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

1966年2月18日：
　　聂绀弩分析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越来越少，他认为治理社会不能顺其自然，就会像庄子讲的“凿混沌”的寓言一样，“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天晚间，聂与友人漫谈中说道：“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他有种地的本领可以完全自由地施展在那块土地上。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没有，叫你种什么你就得乖乖地种什么。种了之后，全部被人拿走，结果自己一无所有，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办法搞生产的。连卖菜的也不好当。过去卖菜，他知道这条街道住些什么人，他们的胃口喜欢吃什么，到时就贩进什么菜来供应客户，自己赚点小钱，安乐生活。可是现在呢，你没有选择货色的自由，上级分配什么你就卖什么，你用不着去了解顾客的胃口，因为你了解了也无法供应。你拿很少的一份薪水，就坐着等分配工作和指定学习，你不做比做好，可以少犯错误。这样，卖菜的也就无所施其本领，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这是个自由问题。”
　　接着，聂又谈到了“层层专政”的问题。他说：“有些位子高的人比我们更痛苦，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有些话想讲不能讲，又不像我们反正是专政对象，我们彼此坐着不说话，相视一笑就都能会意。而他们不行，他们既是专政对象，又是服务对象，他还要听上级的话行事，有许多行动和自己内心不一致，有许多的心里话不能对人说，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比如前几年去看夏公（衍），他只能同你谈一些彼此毫不相干的事情，心里的话可不能同你说，因为一说他就离开了他的地位，就会产生各种不测的情况，因为他也是被专政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也是庄子提出的逍遥游，现在人们要求那种逍遥游的境界。庄子高就高在他藐视一切，自己找到这个境界。现在社会是相反的，天天在‘凿混沌’，这样凿，不到七日，混沌就会死的。”
　　仔细品味聂绀弩这一段话，似乎含有一种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后果的预测意味。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不着，找那个出去了，最后到陈迩冬那儿坐一会儿，回来路上碰到储安平，到他家杀了一盘棋，人家要吃晚饭，只好回来了。”然后又说：“昨天打电话你不出来，我一个人到莫斯科餐厅吃晚饭，吃完了碰到黄药眠，他同我谈起，要找10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第一次由他请客，在广东酒家吃一顿作为聚餐的开始，以后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钱。意思是年纪老了，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找点儿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问我有什么熟人，我提出一个钟敬文，一个你，一个陈迩冬，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黄某说：“可以呀，大家出钱，一个月不过两块钱的事。”
　　这段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见乱世文人的萧索。只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来，这种计划轮番做东的聚餐活动，恐怕是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吧。

1966年3月5日、14日：
　　聂约好了钟敬文在中国书店见面，到虎坊桥“湖北餐厅”中饭。钟拿出他写的一首《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的词出来，让聂提意见，聂说：“这首词只写你参观后的感想，没有提到泥塑的艺术性，美中不足。”钟说：“我这是政治挂帅。”聂说：“本来现在要歌颂的就是政治，就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大家看‘收租院’也是看政治，谁在真正提倡艺术？谁是真正为欣赏艺术去看展览的？这种人不多，当然你是少数人中之一。我看，今后任何艺术形式不要，挂上‘政治’两个字，就有人看半天。”

　　一周后，聂与人相约到和平餐厅喝咖啡，又谈庄子。聂说：“庄子有些道理确是很高明的。‘有天下而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这句话很有道理。”

　　聂绀弩看到了在一个没有自由可谈的环境中，种地和卖菜都无所施展其能，艺术家就更无用武之地了，因而，艺术濒临灭亡的危险。他引出庄子“有天下而恣睢”的话，实际也是透露了他本人对当时形势的思考。执掌政权以后，如果恣睢用权，形成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趾高气扬，刚愎自用，最终必然使权力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若是滥用权力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掌权者自己也将失去自由。

　　以上是我们从档案中能够看到的，聂绀弩被捕之前的一些言论记载。

　　从1966年3月，到他7月被捕，这一段时间中，聂绀弩还有一些言论，但在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现在只发现了两页书写内容很杂乱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写。

　　在这两页杂乱的手稿中，写有这样的残句：“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这是一个对偶的句子，“地主”对“田单”，“殃马”对“火牛”，显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饰效果。从内容看，前句是说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阶级的“左”的做法，连地主家里的马也无端受祸；后句是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蜂起造反，像田单利用火牛阵一样。

　　在后来的法院审讯笔录中有过这样一句问话：“你说过‘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阵一样，红卫兵是牛？”聂答：“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五一六通知》。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5月29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喊出“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个月后，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自此，全国进入全面动乱时期。

　　那种历史，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在大学将要毕业的时候，因赶上了这场动乱，推迟毕业而有幸在首都体验了风暴中心的狂烈。
　　聂绀弩和他的那些文友们在“红色恐怖”中的惊悸是可以想见的。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同人各一方，他们的聚会和高谈阔论当然是销声匿迹了。

　　这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尽。聂绀弩写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这是他被捕入狱之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男儿脸刻黄金印

　　聂的诗作和言论，前面已经引出许多。他是怎样当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这个问题已经交代清楚，那么多的“反动诗”和“反动言论”作为“罪证”已经是绰绰有余了，然而，笔者在引用聂的言论时仍然有所保留。实际上聂的言谈时常是更为激烈的，指责高层领导人也时常会点名道姓，酒后甚至敲着桌子厉声大骂。如此说来，聂绀弩是不是确实思想很“右”呢？

　　笔者曾经与一位谙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谈起聂绀弩，他知道我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说：聂绀弩过去是很“左”的啊！

　　对于聂绀弩漫长的人生履迹，笔者愧无详考，仅从浮光掠影中所见，从1955年批判胡风、“肃反”到1957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创中跌宕变化的显著的转折点。这是不是从很“左”转到了很“右”呢？如做这样的概括，似乎过于的简单化了。通读他的杂文和诗篇，可以读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虽然经历了思想的磨砺和转化，却始终精魂未散。他的变化，只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观念上的变化，绝不是自己灵魂的扭曲和断裂。无论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个人境遇顺逆，聂绀弩始终都是聂绀弩，他的人格以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屹立在他的写作和言论中。

　　聂绀弩从“左联”时期追随鲁迅，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崇拜鲁迅的信念从未改变。他甚至相信，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能够对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发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如果文化界的领导人是鲁迅，而不是周扬他们，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一次一次的迫害文化人的运动。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最能表现聂绀弩“左”的一面立场的，应该是他那些笔锋犀利的杂文。他有一首七律，题为《以拙集〈杂文选〉赠重禹系以一诗》：

　　鬼谷先生立我前，乡人卖药兔开言。
　　文盲局长翻身穗，万里长城笑死钱。
　　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
　　何来一炬阿房火，烧到干妈义养乾。

　　短短一首诗中，提到了聂绀弩八篇杂文。其中，《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是针对香港小报诋毁新中国的恶意报道而予以反击的；《论万里长城》是针对所谓“中国共产党要拆除万里长城”的谣言，驳斥钱穆的诽谤“专论”的；《论乌鸦》一文是对曹聚仁自比乌鸦，“经常发表皇皇论文……打击现在的新生力量”的辛辣的讽刺；《傅斯年与阶级斗争》一文是对傅斯年所谓“共产党骗人的第一个法宝是阶级斗争”的“随意胡扯”，进行凌厉的指摘；《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是用烈火般的文笔抨击萧乾的，文中直指萧乾是“代表封建性与买办性，双方兼备，完美无缺的高明理论家”，并且还顺带烧及了“封建性的”冯友兰、沈从文和“买办性的”胡适、林语堂等人。

　　这几篇论文不能算是聂绀弩的代表作，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可谓立场鲜明，毫不含糊的。1950年聂在香港任《文汇报》主笔期间，杂文多以赞颂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为主题，对种种反共的谬谈怪论予以嬉笑怒骂的痛斥和嘲讽。而在此之前，他的文章更不乏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骂蒋介石”。上面提到的《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一文，在谈到文化水准的时候，就插了一个小小的打诨：

　　蒋介石的名著《中国之命运》，谁都知道是汉奸陶希圣写的。有名的故事，蒋介石看了《论联合政府》，问他的亲信，何以人家写得这么好，我们写不出呢？人家回答：“因为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足见他的总裁什么集之类，尽管不值一文钱，还不是他自己写的。

　　聂骂蒋的同时，对毛泽东的态度当然是热情赞颂的。参加过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后，他写了一篇追记的散文，记述了群众兴奋而热烈欢呼的场景，当毛主席到会场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孔，但那姿态是很熟悉的，还是那样，像一个敦厚的长者，甚至像一个乡下的呵寒问暖的老太婆。他的动作和语言都似乎是迂缓的，但每一个迂缓的动作和声音里都含着无限仁慈。想他的脸上还是那样带着一些轻微的笑意，带着一种对于别人永远的关心，好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他都可以向你诉尽他的衷曲，如果真和你倾谈，你会发现他的谈话里竟那么多的幽默，乃至那么多的诙谐，有时使你微笑，有时使你大笑。在笑声中，你会融解一切心里的郁结，你会顿开茅塞，恍然大悟，你会发觉他竟知道你这么多，这么深，他不是和你初次见面，而是你的几十年的知心老友。他好像从来不会呵斥人，从来不憎恨人，从来不会把什么人当做他的敌人。然而谁都知道，他就是打倒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将把他们根绝，而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农民，中国全体人民的领袖！

　　这段话并不是故意献媚，我相信，这是聂绀弩当年的真实感受，是他的真情实感的表述。

　　聂绀弩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大概就是1939年春在延安那一次。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时候，丁玲拉了聂去听毛演讲，散会后回招待所，与毛同行一段路，说了不少话，毛给聂留下了“未尝不蔼然可亲”的印象。但聂对毛的赞赏，绝不是因为那一次的印象，或者说，他赞赏的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这正如他骂蒋，也并非是骂蒋某个人。在他写的《对于反省的看法》中说：
　　……但我也不是不憎恨国民党，但这憎恨并非从无产阶级立场去憎恨它，而从莫名其妙的理性、正义之类的观点，里面还甚至含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同时所憎恨的是那抽象的国民党，是国民党的那一套办法制度……

　　上文谈到他入党，及1957年的“检查材料”中再次谈到此事时，他先后说过：

　　我离开反动阵营，跑到革命方面来，并非由于我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是反动阵营太过于黑暗，几乎从封建观点也可以反对它，我是若干“正义感”和若干无政府个人主义之类，促使我离开了它；至于入党，也不是因为真正有了什么觉悟，而不过是因为大势所趋的缘故。像我这样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参加革命，想为一种悲悯、义举、高贵的情操，自以为高人一等……
　　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很复杂、矛盾、微妙的，我还不能很清楚地说明它。但有一点，哪怕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入党是很危险的事，但这是一种精神上得到解放和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事，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所以最好是取得党员的名义而逃掉那党员应履行的义务……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聂绀弩。由此可知，他对毛泽东的赞颂，实际是对人民的赞颂，是对人民领袖的赞颂。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宽厚的，仁慈的，永远关怀别人的，带着笑意为人民排难解忧的。他出于理念上的自由主义和正义感而衷心拥戴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民领袖的形象。
1955年开始了对胡风的批判，接着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聂绀弩主要因受胡风的牵连，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反省3个月。他的《反省中作》诗六首，抒写了当时的遭际和心情，其中一首曰：

　　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
　　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
　　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
　　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这是被批判的情景。据说聂当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直接领导人王任叔，斗争聂格外起劲，动辄声色俱厉地说“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天也怕、地也慌，让人像伍子胥一样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可知那情景是颇为恐怖的。
　　在聂的《反省时作》中还有这样两句：

　　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

　　这是他盼望“美人”来同情他拯救他，盼望的是何许人呢？谁能够帮助和解救他呢？文艺界掌握大权的是周扬他们，聂是鲁迅的追随者，是胡风的同伙，与周扬是不同道的，当然他不会对周扬寄以希望。再往更高层想呢，他自然会想到周恩来和毛泽东。
　　聂绀弩与周恩来总理特殊关系，由来已久。周颖原名周之芹，其姊周之廉于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共同组织“觉悟社”，当时周颖跟随其姊在津，邓也称她为妹，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了亲密关系，因而周恩来也就将聂绀弩作“妹夫”看待。

　　聂绀弩在反右中挨整时，他也许认为那只是王任叔他们干的事，高层的领导人还会是敦厚的、仁慈的、永远关心别人的，所以他在想到周总理的同时，也会想起与毛泽东的延安之缘。他的《天安门——追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一文，还写过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我看见过，也谈过话，握过手，听过他几次演讲，更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脑筋总在个人的伟大和平凡之间兜圈子，觉得像他那么一个伟大的人和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距离是颇不短的……因此，就在面临迫害时，在迫害中，心里也不敢喊一声：“毛主席救我！”我怕他听不见。这回到北京来，看见了广大的群众，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众中的一员，觉得过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么远，就是事实上置身于群众之外。到了我站在群众之中了，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就觉得他和自己竟是这么近，简直没有距离，正像他和群众没有距离，和群众是一体一样。这感觉，今天特别强烈，虽说他站在城楼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这会场中，我也没有看清他的面容……唉！唉！真是知识分子的痼疾，站在群众当中，还是这么我呀我的！

　　当我们的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许多文化人士都抱着炙热的期望，从海外归来，从香港奔往北京，被一种新气象所感染所激荡的情绪是极其纯真的。聂绀弩正是在那样一种情态中写下了那些纯真的文字。然而，仅仅事过五六年之后，他就成了“肃反”的对象。当他在被围斗被隔离的时候，开国典礼那兴高采烈的情景会不会在眼前重现呢，还会不会觉得与群众与领袖离得很近、简直没有距离呢？会不会真的喊一声“毛主席救我”呢？他诗中写道：

　　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落日大旗何莽荡，小园枯树太凄清……　　
　　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诗中这样流露着他的孤独，凄然，无助……开始也许曾经抱着幻想，想到毛主席的敦厚与仁慈，结果还是不得不做了检查，接受了处分。他后来曾经对友人说过：“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聂绀弩在肃反中，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的反省与交代材料，检讨说：“和反革命的关系，反党反革命言论，反组织、反党的工作态度，都是从我的由庄子、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的影响所造成的反动思想体系或精神状态来的。”甚至说了：“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

　　然而，他的思想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看他的那些反省材料，检讨都很恳切很深刻，但仔细捉摸他的话又都似是而非，实际他心如止水，守正不挠。因此，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遭遇更加沉重的打击，那是在劫难逃的。
　　他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被周颖问题所牵连。周颖时为民革中央委员，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参加大鸣大放，批评“肃反”扩大化问题，成为斗争对象。聂绀弩帮助周颖修改过报告稿子，因此被抓了辫子。至于背后的原因，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刑时，作了具体的申述：
　　（我）被定为“右派”，则有长远的历史原因，要从三十几年前，上海文艺界一边以鲁迅为首，另一边以周扬为首，包括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两个文学口号论争说起……我是站在鲁迅的旗帜下的，是既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用“耳耶”笔名，题目中有“文学的路标”等字，另一篇用“绀弩”笔名，题目全忘，都记不清发表在什么杂志上，但后来李何林编的《中国近三十年文学思潮》（生活书店）里有不少引文……就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在别的问题上，我也多和鲁迅接近，总和周扬不很接近，所以周扬总是恨我。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从几方面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领导，我处处碰壁。这且不谈，周扬对鲁迅和大众文学口号及其拥护者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多报复，真是害怕接触这些问题，但有两件较小的，较易说清的。一，篡改《鲁迅全集》的文字和注解，主要是注解，这是同林默涵、王士菁等一起作的，把关于鲁迅的口号问题的文章和别的文章的正文和注解，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改写过，使之不利于鲁迅和他的口号以及与鲁迅有关的人，而有利于他们自己……二，把与鲁迅有过关系的人、较为接近的人，给以某种打击，使之从历史上消掉或成为丑角，特别是党员，以显出鲁迅不过是匹马单枪的孤军奋斗，或不过是几个暗藏小丑的头头，（所以）划冯雪峰和我为“右派”。出版社王任叔曾在会场宣布：聂绀弩的问题是中央（即周扬）决定的。

　　这段话是写在他交给法院的申诉书中的，说出了他内心的郁结，但并不足以表达他的全部的真实思想。他很清楚那场“反右”斗争的惨烈和严峻性，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嫌隙问题。他作为反革命罪犯在给法院的上诉书中，除了指斥周扬，别的话就不好说了。更深的愤懑，他大概只有用诗来表达了。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聂绀弩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有两句诗中，凝聚了他的血泪和胆肝：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这既是悲歌，又是啸傲，仅仅14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借用了《水浒》中的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而蒙受冤狱的故事，表达了他的深沉的悲愤与凛然的正气。
　　再看他后来写给友人钟敬文的一首七律：

　　饱经艰险身犹在，不露文章世始惊。
　　役北大荒一城旦，共钟三弟两书生。
　　重阳近每风吹帽，老泪多曾雨洗兵。
　　我是四年君五载，逢人莫道此中情。

　　“饱经艰险身犹在”一语囊括了他的一切坎坷和辛酸，“不露文章世始惊”是借用了杜甫诗句，吐出怀才不遇的心中块垒。接下来写到北大荒，戴了“右派”帽子到那冰天雪地中去服“城旦”苦役，聂服了4年，钟服了5年，回忆旧事不禁老泪滂沱，那种悲苦之情何堪对人言说！在一次友人聚谈时，聂曾说：“我在北大荒几年，是四不像，不像个公民，也不像个被剥夺公民权的罪人（因为还有选举权，还投过票），不像工农，更不像知识分子，总之，是四不像，以四不像的身份过了几年。”

　　聂绀弩留下的许多的言论和诗作，都会引起我们痛切的共鸣。“右派”的“金印”，不仅是刻在一个男儿脸上的耻辱，而且是永远刻在他心灵中的创痛。这种心灵的创痛，不只是痛之于个人的患难和荣辱得失，而是与国家民族的悲剧紧密相系的。聂绀弩清醒地看到，“反右”问题不是牵涉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人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的厄运，其种种恶果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60岁生日所作，及同时赠给夫人周颖的诗中，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忧国忧民的心怀：

　　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踢中年排闼来。
　　盛世头颅羞白发，天涯肝胆藐雄才。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失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1961年秋聂绀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亲自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文艺界的冰冻局面出现了一些融解的迹象。聂绀弩的心境也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写诗的同时，并有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发表。1962年到武汉，游览长江大桥写下的几首诗，颇多乐观情趣，其中出现了歌颂毛泽东的句子。

　　但是，形势并没有按照聂绀弩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且很快就急转直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又一次极“左”的政治运动掀起轩然大波。聂绀弩这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对时政不满的情绪日益激昂。毛泽东的人民领袖的光芒在聂绀弩的心目中日渐黯然，他感到原来与群众那么亲近的人民领袖，似乎已经离开了群众，不再敦厚，不再仁慈，而且似乎变成了相反的情形。有一份举报材料，记述了聂绀弩的如下谈话：

　　聂（脸孔涨红，手敲桌子，面孔向王某）：嗯，将来这个人历史上不知道要写成多丑啊！（这句话非常突然，因为事前没有背景谈话，在场人听了一愣）
　　王某：你说哪个人？
　　聂：（跷起大拇指）就是他嘛！
　　王某：我看他将来历史上不会写得不好，现在不是都喊万岁万岁吗？
　　聂：咳，你讲现在，现在自然没有办法，可是这个现在能维持多久？蒋介石不是也曾厉害过，他不是垮了吗？辩证法上讲得清清楚楚，事物总是向他的对立面转化，我们要从发展看问题。总有一天，谁是混蛋就要倒下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历史确定了的。不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这些人，他们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封建主义！现在大家认为生活过得好些了，好像有办法了，这是满足于现象，把这当做社会主义，其实他们是封建主义，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
　　王某：你看会变吗？什么时候变呢？
　　聂：（冷静）一定会变，共产党里总还有些人，而且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国际上也不会让中国这样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变，那我也不好说。总之，一定要变，中国大有人在……人民不会答应的，你不要看表面，什么万岁万岁，人民心里怎么样呢？现在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
　　王某：什么问题？
　　聂：（坚决）“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

　　看了上面这段对话，不禁忽感惊诧，聂绀弩的言词何至于如此过激呢？政治生活中严重缺乏民主气氛，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聂绀弩是说到要害了。但是，不能以“封建主义”一言以蔽之。什么“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这是老聂酒后失言吧！他对毛主席的态度由过去的拥戴，到后来的渐变，至此已经完全走向极端了。不过，聂绀弩到底是个坦荡君子，他的不满和愤慨并非挟私抱怨。后来他在监狱中沉静下来，经过学习和思考，形成了他思想中新的认识，以至晚年，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论了。
　　聂绀弩所说的解决“反右”问题，不是说要给某些人平反，更不是说给他本人平反、恢复待遇，而是说从政治理论上明确是非曲直，要承认极“左”的错误，彻底扭正方向。明知错了，不予改正，而将错就错，越搞越“左”，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势必越来越被动，整个国家的前途也就会濒临非常危险的状态。他认为，越来越左是因为“容不得人”，“越反对我越要专制”的原因。在另一次同友人的谈话中他曾如是说：

　　被动的事情很多，每一次运动都成了被动了，1957年的“反右”把我们都戴上“帽子”，这也是被动的很，最初还以为几个人、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就算了，不想越划越多，划上了几十万“右派”，我们无所谓，顶多少拿几个钱，但是整个国家来说多了几十万反对你的人，你说被动不被动，而且运动又来了，你划不划呢？总之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

　　他还曾在谈话中说到萧军、吴奚如这两个作家的往事：

　　这是萧军自己告我的。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常常在夜里派人提了马灯，把萧军接到窑洞里去聊天。这种情况，文艺界的人都没有过，只有萧军。他们两个人在窑洞里海阔天空，什么都谈。毛一再劝萧军入党，说世界上只有政治才是不朽的。萧军说，他承认这是一条真理，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他不肯入党。后来萧军要动身回东北去，毛对他说：你不服从任何权威，这一点，你要好好考虑。语气很重。所以，萧军一回到东北，就倒霉了。

　　吴奚如现在湖北工作（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吴奚如出来说话了，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团结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排斥他们，因此说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有些不当。吴奚如发表意见后，彭真、胡乔木都说吴的意见不对，但毛主席认为吴的意见是对的。毛亲自找吴谈话说，你的意见很好，同时还说“你尚在外边工作不好，可以到我身边来工作”，吴奚如却不肯答应。到整风时，就把吴拿出来了，说他有三条罪状，说他从新四军出来到桂林，和国民党特务搭上关系了。吴奚如一气之下说：啊！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我要求退党。他就从那个时候起脱党了。

　　聂绀弩提起两个作家的逸事，虽是闲聊，却也反映了他自己的观念。不想接受党的组织管理，不能身受纪律约束，不想紧跟在领导后面，这正是他的“大自由主义”。他通过两个作家的事，批评党的领袖“容不得人”，“你们越是反对我，我越要专制”。而聂绀弩自己呢，也是“你越整我，我越是不服，越是要反对你”。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将要席卷而来，风云即已惊耳可闻之际，聂绀弩对毛主席的不好看法日渐加深，不敬之语日渐肆恣。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声势日益高涨，处处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聂绀弩偏要说伟大领袖已经“到处碰壁”了。这真有一些莫名其妙，好像鬼瞰其室，非要他向犯罪、向监狱逼近不可。他曾这样说：

　　反对他的人会一天天多起来。现在他们当然都不敢说话。就是周（总理）也不敢说什么话。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周曾经在一个人面前非常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这种关切是不寻常的，意思好像劝我要冷静、安心。从一粒沙子看全世界，这情况我们也看得出来。
　　毛主席这个人，古书读得不少，他是把中国帝王的一套，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那不是马列主义，那是中国封建的东西。在军事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但在别的方面他不通，但是他自己什么都要管，不让别人说话。从1955年以后，搞得什么玩意儿？

　　在“反右”斗争的检讨中，聂绀弩说他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地主阶级没落下来的封建腐朽家庭”，又说“我是个从很穷、很封建，也很下贱的家庭里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回答法院审讯时说，“我出身是城市平民，群众斗我说我是破落地主”。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家庭是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祖上虽曾兴旺过，他的祖父并未进入仕途，后世渐至衰败。他的父亲一生无固定职业，曾贩土产，开鞋铺，最后在自家门口开烟馆，很早就死了。因为家穷，聂绀弩只读到小学就失学了。这种家庭背景，给他烙下了很深的平民意识，诗中曾写过：“早爱香山卖炭翁，平民思想自成风。”青年时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反封建的自由民主思想。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党，曾在中央通讯社做到副主任，以后弃暗投明，加入“左联”，一直是鲁迅旗帜的坚定追随和拥戴者。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追求进步，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并且杂糅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意识，聂绀弩的思想信念的源流，大体如此。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治黑暗的时候，能够弃暗投明，学习鲁迅的“投枪与匕首”，写杂文骂蒋，抨击腐败时政；当他感到毛泽东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代表着进步方向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美新中国，歌颂毛泽东；而当他感觉到极“左”路线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势必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时候，他从感情上便不能容忍，对于他认为是错误的方针政策，便要与之对抗、加以谴责，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写下了许多“反诗”，发表了大量“反动言论”。

　　过往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理念问题，使用任何高压的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愈是残酷的打击，愈会遭到强烈的反抗。运用强大权势的一方，当时似乎胜利了，实际上正如聂绀弩所说是“被动了”，那样的每次运动的结果，都会是一次比一次更加被动。

　　中国和苏联从共产国际理论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毛泽东主席把“防修反修”提到了绝对高度。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城市开展“五反”，意识形态领域加紧对“封资修”的围剿。1963年5月，毛在杭州主持拟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时，请大家同他一起吃饭，他举杯向大家祝酒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聂绀弩对于这种政治形势极度反感。司法机关搜集到的，据以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思想锥心坦白难

　　聂绀弩从北京押解至山西，先在稷山县看守所关了5年时间，至正式判决后，转到临汾监狱服刑。

　　按照国家的司法制度，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的，判决之后服刑的场所称之为监狱，过去也有叫劳改场的。监狱统一由国家或省级司法机关管理，看守所则是按县级行政区划设置的。监狱设有专门的工业或农业生产项目，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而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是不允许外出劳动的。在“文革”中，这种划分和管理都不够严格。在我们的社会习惯上，大家把关押场所都统称为监狱。

　　聂绀弩后来写过《怀监狱》一文，文中回顾在稷山看守所的看书学习情况时说，“监狱是学习圣地”。并以同号狱友李四为例，说是在狱中才能够得以专心专意看书，“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人的自由活动的范围越窄小，越容易集中精力。如同民间说书的盲人，他别的活动受限，背小说唱本的记忆力就超乎常人。失去自由的囚犯，在牢房中没有任何事可做，只要允许看书，那就必是十分专心致志的。

　　聂绀弩把看守所中认真读书学习，作为一个减轻处罚的理由，在给法院的上诉状中写道：“计读《资本论》等18种（马列著作），最多读过18遍（《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前年交出过几篇笔记，约二三十万字，有三篇是关于学习毛选军事著作的心得约十几万字；去年交出过一篇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约8000字；未交出的摘录还有几本……”

　　这里说的“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就是题为《思想改造过程》的一篇“学习心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学习心得”的主要内容。
　　《思想改造过程》写了六个部分：问题何在；我是谁；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总结。

　　一、问题何在：我的思想问题很多，主要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和对世界革命的贡献的伟大性认识不够，没有认识，认识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毛主席是“四个伟大”，聂绀弩却犯下了“恶毒攻击和诬蔑伟大领袖”的“反革命罪”，所以他说自己的思想问题，主要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老实坦白、绝无掩饰的态度。

　　二、我是谁：我是个破落封建家庭出身，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的影响，具有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坏思想坏习惯，既没有做过实际革命工作，又没有学过，至少是没有认真学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畏难苟安，不求上进，一脑子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思想，不相信权威，不关心政治，不服从组织纪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独来独往，狂言任性的罪犯。某些东西，在旧社会有时还多少有些积极作用，使我在旧社会成为有点进步性的罪犯。但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全部带到新社会来，再加上一点居“功”自满，这就成了新社会的罪犯，反革命罪犯。

　　这段话，算得上是聂绀弩的自画像。他在1956年“肃反”、1957年“反右”两次反省中，都给自己作过自诬式的画像，这次在看守所的“学习心得”是把自己描画得更细腻、逼真了。“文化大革命”时，不用说是蹲了监狱的犯人，就是很红很革命的人，在“斗私批修”的小组会上也要对照一番有哪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也要深挖一下家庭出身的某种不良影响，当然大多是应付形势，言不由衷，虚与委蛇。聂绀弩却不同，他不是敷衍应付，说的都是大实话。

　　聂绀弩虽然参加共产党，虽然相信马克思主义，虽然一直积极从事进步事业，但他从来不把自己视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他不愿意遵守纪律，不愿意服从领导。把他对自己的描述简化来说，无非就是四个字：“我就是我”。他的个性，好像天生注定就是自由的，很难用什么阶级、什么主义来概括。在旧社会，他独来独往，曾被国民党报纸点名为“共匪”，列入逮捕名单，那时是具有进步性的罪犯；到了新社会，聂绀弩仍然是聂绀弩，仍然独来独往，于是就成了“反革命”的罪犯。

　　三、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初进稷山看守所）：进了监狱不久，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起来了，恍然大悟，我是罪犯，我是应该进监狱的。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一切关系，没有一样可以依恃，谁也不能救我。在这阶段，读了毛主席两部著作，一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号里集体学习时，从别人的书上读取到的。我也参加过几个月广东海丰的农民运动，糊里糊涂，一无所获。《报告》以前也读过，也无所获。主要因为自己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农民，这事与我无关，这回读，才恍然从农民运动原来可以看出这么多的道理。原来所谓乱，是乱的地主的天下，而地主的天下是应该当乱，应该灭亡的。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乱，是乱的走资派的天下，而走资派的天下是应该乱，而且应该当灭亡的。

　　这一段“心得”，写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以前读《报告》一无所获，这次就能读出许多道理来呢？因为正在面对着天下大乱的“文革”，联系眼前的实际，于是才知道让“走资派”戴高帽游街之类的做法，都是从湖南农民运动那里延伸过来的，才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才恍然大悟他聂绀弩是应该进监狱的，是“没有一样可以依恃，谁也不能救我”的。

　　从聂绀弩学习《报告》的心得来看，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认识，似乎只是初进牢狱的一种感受，“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起来了”，接着谈到读另一部毛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有了一点理论上的认识：
　　《讲话》以前也读过多次，总觉得不是文艺工作内部的讲话。这时才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讲法，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看问题的讲法；而自己所想象的讲法，是从落后的所谓作家的角度看问题的，是错误的。这才觉得毛主席著作确实伟大，有重新仔细阅读的必要。

　　聂绀弩被捕入狱之前，有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言论。邵荃粼的“写中间人物”论违背《讲话》精神受到批判，聂为此深感不平，直率支持邵论，观点极其鲜明。在狱中学习《讲话》后，他产生了新的见解：以前他是从文艺本身的规律看问题，而《讲话》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看问题，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讲就当然是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要塑造英雄人物，这当然就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聂绀弩对自己第一阶段的思想改变的这个总结，应该说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四、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1970年1月4日，（看守所）干事给我买了部《毛选》，这才有了书，可以正式认真看书学习了。从这时起到1972年7月，约一年半，是专门看《毛选》时期。东翻西阅不算，从头到尾地看，也看了五六遍，一个一个问题研究的次数更多。在这个过程中，使我震动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与时局》及其附录《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些辉煌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别的不说，从这些著作看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国焘等人的错误领导，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害是如何严重。《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中所歌颂的那千百万农民，我在海陆丰所看见的那几十万农民和他们的领导者，长冈乡、才溪乡那些模范工作者以及由他们所发动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参军青年，30万红军，30万党员，若干万赤卫队，以及整个苏区几百万人民，尤其是那些赤胆忠心拥护革命的铜墙铁壁，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到了延安以外，都到哪里去了呢？那些残留下来的人们又碰到一些什么遭遇呢？而这些，对中国历史的进退，对世界革命形势影响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谁能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啊！这样一想，才觉得革命领导的正确与否，关系原来如此重大（联系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就更觉得关系重大）……

　　这一大段，简直是一气呵成，一个接一个的巨大数字，一个接一个的问号，来得多么紧促，可以感觉出，这是聂绀弩手中的那支钢笔饱蘸着情绪写出来的。他不是从字面上读毛著，他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勾起了对中国革命的艰难惨痛的历史回忆。1925年有一段时间，聂在广东海丰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并担任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员。他回忆起当年投身于革命热潮的农民群众和那些优秀的领导人、模范工作者以及参加革命军队的广大青年，无数的宝贵生命牺牲了，包括著名的农运领袖彭湃烈士。1964年他曾重访海丰，看望彭湃的母亲，写有《重到海城呈彭母》诗二首。诗中满含对彭湃烈士和农民运动的怀念之情：“一时才俊无遗冢，何处江山不故人。遥指木棉花下路，似犹旗笠万农民。”当他在监牢中忆写往事的时候，一定是和他在海城给彭母写诗的时候一样，眼前又浮现出了一片手举红旗、头戴草笠的农民群众聚义的轰轰烈烈的情景。此时此刻，聂绀弩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身陷囹圄的一个囚徒，也忘记了自己年将古稀垂垂老矣，竟然像返老还童一般，一颗热烈的心越过了监房的高墙，飞向了广宇人间。他的思绪在革命的历史和世界的现状之间飞跃着，然后反躬自问：

　　这些著作，过去不是没有读，也不只读过一遍，为什么现在读起来都像完全不知道一样，为什么我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正确与否与我无关，或以为它们当然是正确的就轻轻放下呢？关于中国几亿人民，世界更多人民的生死存亡、荣辱哀乐问题，历史进退问题，我为什么能漠然不关心呢？

　　我们知道，聂绀弩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社会现实漠然不关心的人，倘真如此，他也不会发生那么多谴责现实的言论和诗作，也不会成为“反革命”。他在这里自省自问的内容，是指他对毛著中那些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内容没有认真研究过。通过在看守所集中的学习，通过对革命历史和人民命运的深情反思，使他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如何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对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的一面作了深入的思考。由此可知，他的学习态度是恳切的，心得是真诚的，思想认识的改变有着他自身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这与“文化大革命”当时普遍通行的那种官样文章，那种假大空言词，不可同日而语。

　　五、第三阶段：1972年7月中旬，干事替我买了十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后又陆续得到了十来本，直到现在，我就同时兼看马恩列斯著作，是为第三阶段。这些著作是：《马恩文选两卷集》（内《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十余种）；马克思《资本论•卷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恩格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论苏联经济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除了两三种大部头的刚才入手，还未看完或简直未看以外，都看了五六遍到十四五遍不等，反复读、背、摘录、做笔记种种不同。

　　让人感佩的，首先是聂绀弩的学习精神。一个住监狱的老人，自己花钱让人家给他到外面买书，当地买不到《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写信让家里给寄来，然后知道有新出版的第四卷本，再写信让寄。那个年代只允许看马列毛著作的，要不然，他会把五经四书、二十四史统统看十几遍啊！想起我们住中央党校的时候，要求学员重点读马列原著，书由学校发，买书也可报销，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读书的。试问当今的高级干部，没有不住过中央党校的，但有几个人真正读完《资本论》呢？难道住党校都不如住监狱吗？这样比照，就知道聂绀弩的读书精神何等可贵了！聂绀弩常说自己很懒散，他的性格确有懒散的一面，而在读书学习上却是勤奋有加。要算他的学历，只是读过小学，但只要看他的杂文和古体诗中的典故随手拈来，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位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了，甚至在他被宣判为无期徒刑之后，那就是告诉他就要终老在狱中了，读书还有何用？但他仍要刻苦读书，这种习惯和修养，定是长期陶冶而成的，所以才能那样恒固。
　　聂绀弩在他所说的第三阶段中，读了那么多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写了许多笔记，但在这篇《思想改造过程》中侧重要说的是“毛主席伟大”这个问题：

　　这里且不说阅读（马恩列斯著作）的经过和有什么心得，只说看过这些书如何更看出毛主席的伟大。

　　他通过阅读马恩列斯，认为毛著吸收了一切马列主义的丰硕成果。举出《论持久战》整篇都是辩证法的运用，毛的军事理论、战略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然后又谈到毛在哲学方面：

　　哲学方面，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各个过程阶段、过程阶段的各个方面理解事物的矛盾……所有这些，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就我读过的这些著作说）所未谈到或未这样明确谈到的，这就大大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宝库。毛主席教导：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讲台和书桌上解放出来。我读《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伟大著作时，深深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我是反复读了十几遍，才懂这么一点半点的，有许多是根本没有看懂，恐怕终于看不懂的。那些书，每一个问题都是用自然科学来论证的，是牵涉到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历史的，有的是专谈自然科学的，是牵涉到这么多的国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和谬论的，千头万绪，五光十色，使人摸不着头脑。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历史，都是外国的，而与中国有关的没有一件，就是说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恩格斯、列宁著这些书时，是不能不这样做的，因为它本是学说问题，首先是学说问题，而且是论证性著作，不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就无法论证，不驳倒别人的谬论就不能阐发自己的真理，尤其是在这个学说的创建时期。问题是到了现在，那些学说已经成了普遍真理，必须普及到广大人民中去的时候，还是那么博大精深的原样，就不容易使群众迅速掌握理论，也不能使理论迅速掌握群众。所以毛主席要把哲学解放出来，而他自己的哲学著作就说得很通俗，不用或尽量少用自然科学和外国人或事作论证，而是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来做例证。这也是经典著作所未注意到的问题。

　　这是聂绀弩从马列原著与毛著比照中，看出了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创新和贡献。

　　六、结束：这里所谈的这些，就是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在别人根本不成问题或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在我，无论这认识怎样粗浅，也还是个思想改变，而且是个重大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的改变，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过程，就其较易说清的方面而言，是通过看书学习而来的，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花了些时间，下了些功夫而来的……看书学习，不仅对毛主席的伟大有了若干粗浅认识，也对别的问题，即使不是一切问题，有了和以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关于我的业务范围，语文问题，文学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等等……为了赎罪，我很想写东西，但最有把握的还是关于古典小说，这一点目前还难实现。我还要学习，还要看书，要看许许多多书，要把全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应用到业务上去。

　　结束语说到“我很想写东西”，还想重操业务，这也是聂绀弩的真实思想的流露，但他也明白“这一点目前还很难实现”。既然目前不能实现，那么“目前”之后还有未来吗？当年政治形势风云叵测，而他毕竟已是古稀之年，对未来还抱有许多期待，这也是难能可贵之处。

　　监狱中组织学习，是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一种重要方式，往往要求罪犯们写成学习心得。对于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来说，组织学习更有着促使他们坦白交代的作用。因为看守所的人犯不参加劳动，除了接受审讯，交代问题，就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和写心得，但写这种东西无须讲究写作水平，随便写一些套话交卷也可以。聂绀弩的《思想改变过程》写得那么认真，那么有水准，那么不乏真实思想的流露，这无疑就是文化人的一种写作癖性所致。

　　这篇由六个段落组成的《思想改变过程》，写作落款日期是1973年8月27日。任何写作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语境。聂绀弩这样一个书痴文癖，不论任何时候，都不想放弃阅读和写作，而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尤其是在监牢森严这种特殊的条件下，读书只能读马列毛的书，写作也不可能任其自由，文笔很难避开当时语境下一些通用的语汇。尽管如此，在聂绀弩的笔下仍然写出了他的某些真实思考。

　　所谓他的思想改变成过程，即是解决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过程，重点在第二阶段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回顾，第三阶段从马列原著看毛对哲学和军事思想的发展。而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问题，实质并不在这些地方，他的“恶毒攻击和诬蔑”主要是关于1957年“反右”以后的种种现实政治，包括“三面红旗”、“四清”到文艺界大批判等等，所谓思想改造过程对于这些实质性问题却概不涉及，一字一句都没有提到，你能说他的思想是真正改变了吗？所谓“世界观改变”、“根本性改变”也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大帽子罢了。你看他这句话：“不仅对毛主席伟大有了若干粗浅认识，也对别的问题，即使不是一切问题……”，这说得很妙，什么意思呢？他的思想改变只是粗浅的，而且还不包括一切问题。那就是说他还是有保留的，不是一切问题上他都改变了。换句话说，不是一切问题上他都错了。他认为自己错的，就坦率承认并改之。他认为自己不错的东西，却不能笼统认错。不能改变的东西，他也自然不会改变。这就是聂绀弩，说了半天思想改变过程，实际上他还是他，始终还是他自己。

　　身陷囹圄何处去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尚存者，除了《思想改变过程》，还有一篇《学〈南京向何处去〉的一点小结》，篇幅不长，堪称奇文。

　　学习毛著要“活学活用”，这大概是林彪的首倡，曾经成为一个时期人们的口头禅。如“老三篇”一类文篇，是举国上下人人都要“活学活用”的，此外，各行各业还要结合自身工作，选择相应的文章和语录，以便更直接地学以致用。政法机关就有一个内部用的小本子，叫《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是供公安司法干部学习的。对羁押和劳改的犯人，也要从《毛选》中专门选一些适合他们学习的篇章段落。《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就是经常让犯人们学习，让他们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篇著作在《毛选•四卷》中，是1949年4月毛主席下达解放军渡江作战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前所写。文章说：“两条道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让罪犯学习这篇文章，目的很明显，就是告诉他们：继续抗拒，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必须认罪伏法，立功赎罪，求得宽大处理，别的出路是没有的。犯人们大多不傻，都能心领神会，学习以后作一个“活学活用”的发言，或是写一篇学习心得，表示决不继续与人民为敌，坚决向人民靠拢，一定要坦白交代，争取政府宽大处理云云。

　　聂绀弩却偏不说这种话，偏不写这种东西，他怎么写的呢？分析他学习这篇毛著后写的“一点小结”，其中表达了六层意思：
　　一、南京解放了，蒋介石去了台湾，所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即使说蒋在台湾的政权是现在的“南京政府”，那也一定要灭亡的，祖国一定会统一，也不需要讲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今天的中国与南京解放前相比，强大了许多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过去大大不同了，拿毛主席以前写的文章联系现在的形势，是联系不起来的。
　　三、更不能把在押犯人与“南京政府”联系起来，过去的南京反动政府是投靠帝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民的，而今天在押的这些犯人，包括杀人犯在内，都没有人要投靠帝国主义。
　　四、在押犯人中尽管有的抗拒改造、不肯交代、违犯监规、不肯学习、顽固无知，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南京政府”，但他们既已在押，就难以乱说乱动了，不会有“向何处去”的问题。
　　五、犯人能向何处去呢？哪里也不去，只能在监号里。
　　六、犯人即使自己主动改造，能够改造得好，改造得快，但这也算不上是和某一篇毛主席著作相联系，因为事情本来如此，是不说自明的。

　　真不敢相信这是聂绀弩在监狱中写的学习毛著的《小结》，倒像是一个杂文家夹带着幽默笔调的一篇评论。还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阶级斗争的惊雷骇电仍然足可让人人自畏，关在牢房中的聂绀弩，不可能像孙悟空一样变个法儿飞了出来，他的《小结》是奉命而写，是要上交当局的，自然没有必要写什么对抗性的话语，也不得不使用那时通行的政治词汇，但他又不会说违心的话，不会谀词媚上，所以写得不温不火，看上去句句有理，政治上也挑不出大的毛病来，内中却隐藏了一种不满情绪和不屈的个性。老聂不愧是一个杂文老手。

　　《小结》写作时间是1973年12月1日，在写了《思想变化过程》3个月之后，两文对照，在写作情绪和语气上略有不同，这大概是关乎政治背景。自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死于温都尔罕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出现了逐步纠正极“左”错误的政治迹象，一批被批判和打倒的各界人士重新露面，1973年3月邓小平复任要职。政治形势的这种兆头，可能对聂绀弩有所鼓舞，他也许会认为形势将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思想变化过程》一文中表露了某种积极的心态，包括还想重操古典文学研究和写作的意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年的10月间，江青出面发动了“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清华、北大成立“大批判组”，以梁效（两校）为笔名连连撰文发起轰击，“批林批孔”运动也在1974年初拉开了寒气逼人的帷幕，极“左”气势更加甚嚣尘上。到此之时，聂绀弩不会再有任何幻想，既已在押，更向何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这篇杂文式的学习小结。
　　现将《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一点小结》，主文照录如下：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现在，这早已不是什么问题，历史早已回答了。南京政府的历史行为，不是在它做出来了之后才看出的，毛主席早就看出了。
　　从毛主席的一系列的著作中看，所谓南京政府，对于它的来踪去迹不是了如指掌吗？它一定会怎样的，它也真的怎样了。现在会怎样呢？这又是可以未卜先知的，现在的“南京政府”，即台湾（蒋介石）政府也一定要灭亡的，很快就会全部覆没，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一定没有好下场。
　　怎样把这篇文章和今天的形势，以及我们自己联系起来呢？第一，今天的中国比南京解放以前的中国，不知强大多少倍，巩固多少倍。那时中国反动派如果还有跑到一个小地方，借美帝余威，侥幸苟延残喘于一时的可能，现在则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了。第二，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二十几年前的地位大不同了，那时美帝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头子，中国在世界上还没有显出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以及第三世界各国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所以出现了一个台湾，如果在今天，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台湾政权的出现。
　　至于在押犯人，那就更不得联系，这些人中，包括杀人犯在内，有一个是和南京政府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或卖国贼，杀了成千成万十万百万乃至更多的中国人民的吗？难道有一个投靠苏修美帝或已经投靠过的吗？因此，尽管这些人中有人抗拒改造，不肯交代，违犯监规，不肯学习，顽固无知，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南京政府”，但既已在押，也势难乱说乱动，不易发生什么“向何处去”的问题。
　　那么，到何处去呢？哪里也不去，在监号。在监号里遵守监规，认罪伏法，改造思想，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无论改造得怎么困难，也只能这样。不过主动改造，改造得好，改造得快，问题也改变得快，解决得容易，精神面貌会大不相同，但这算不得什么联系，因为它是本来如此，不说自明的。
          　　聂绀弩
          1973年12月1日

　　探春千里情难表

　　聂绀弩被捕之初，并无出具任何法律凭据，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司法混乱情况。按照正常规矩，拘捕24小时之内应当告知被拘捕人家属，聂绀弩家人却在很长时间中无法知晓他被捕原因和关押地点。直到1973年春节前，聂绀弩夫人周颖还找到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该所既不准看人，又不肯告知关押于何处。周颖无奈，只好留下书信一纸，请求代为转达。

　　老聂：你好！明天是农历（腊月）三十日，正是你的生日。6年来，每到这天，我们更加思念你。今天我和丹丹、她爱人来看你，极其希望能见你一面，但未获允许，只好留下此信给你，祝你一切安好，身体健康！丹丹他们是回来探亲的，两周后就要回去，希望在她们离京返回之前，能得到看你的机会。
　　我和三妹仍住乡间原处，一切甚好。三妹这一年来虽病过两次，现已好，勿念。小方瞳仍住我们这里，在附近小学，下学期就二年级了。这孩子很聪明，功课也不错，只是有些调皮。他已7岁多了，很懂事，身体发育也很正常。她的妹妹已4个多月了，还在我们这里，长得很好玩，都说比方瞳好看，可方瞳不爱听这话。家中自有这小东西来，热闹多了，只是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小小的房间，挤进两个孩子，也真够受的。海燕产后多病，一直不好，在治疗中，小方出差去了，他们在部队的锻炼还未结束。
　　往年国庆节你都向家中要东西，不知为什么去年国庆节你什么都没有要呢？为此我们一直感到不安。我们很希望得到你的信，几个字也是好的，不知可否收到。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见到你。
　　祝你好！通信处仍是西四大拐棒胡同25号，这是丹丹爱人家。
              　　周颖
     1973年2月1日（农历12月29日）

　　周颖在北京写这封信的时刻，她万万想不到聂绀弩远在山西稷山看守所的铁窗里熬受着严冬的苦寒。这天聂绀弩为他70周岁的生日有感，写下一首七律诗曰：

　　死灰不可复燃乎？戏把前程问火炉。
　　败絮登窗邀雪舞，残冬恋号待诗除……

　　囚中已度过6个除夕，尚不知要挨到何年，来日未卜，只能将前程戏问火炉而已。侧耳听着铁窗外风雪狂舞，寂寞中以吟诗来奈何残冬的时光，心境何其苍凉！

　　北京的犯人转移到外地羁押，是服从于林彪的备战命令，当时属绝密行动。聂绀弩虽人到山西，名义上仍算北京的人数，所以聂与家人联系取物，也只能通过北京看守所转达，并不暴露真实所在地。周颖留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这封信，想必是转寄到了山西。
　　这时已经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多以后，林彪的备战指令大概已经失效，聂绀弩也可以用山西稷山这个真实地址给家里寄信了。收到周颖信后，聂一定非常感动，尤其是信中对两个小外孙活泼的描述，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聂写了回信，时间是1973年5月，家人终于在时隔6年之后得到了他的真确行迹。

　　从1967年到1973年，那些年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啊！大范围的枪林弹雨的派系战争结束之后，各种政治势力并没有偃旗息鼓，高层的激烈的内部斗争，不断向全国辐射。1970年8月庐山会议批陈伯达，随后“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3月林彪之子林立果秘密制定政变计划，8月毛主席南下巡视，9月林彪出逃坠机……动乱的年代，接到音信杳然的亲人来信，真可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得到聂绀弩的消息后，周颖就迫切地想前往探监，但如果得不到司法机关的允许，她即使到了山西也难得一见，于是她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此信：

　　总理：您好！
　　我是周颖。为了我爱人聂绀弩的问题，我几次写信麻烦您了，现在又来麻烦您实出于无法可想，只有再次恳求您帮助和指示。
　　昨天收到聂绀弩自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寄来一信，知道他确已由北京半步桥看守所移押外地。由他信中，知道他这几年学习很努力，收获很大，还要我寄些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也提到他的身体不大好，我当然也更加希望能看看他。为了探望问题，我曾写信给有关部门请求帮助，可是至今没有一点消息，一直没有获得探望老聂的许可。为此我很焦虑不安，以致病倒，这封信就是在我病中写给您的。现在我既已知道聂在稷山，希望即日就能前去探望的心情，您是会理解的。
　　我听说中央有精神，可以请求探望在押的亲属。我也知道许多在押人的家属，确实得到探望的许可，有些人还不止一次探望了他们的亲属。总理，我知道您很忙，但我的心您是会理解的，万般无奈，只好请求您帮助我早日前往山西探望老聂。
　　至盼！至感！
　　此致敬礼，问候邓大姐好！
             周颖上
        1973年5月20日
　　附：我的通信处：本市虎坊路中国歌舞剧院方智训收。方智训是我的女婿。因我住在乡间，通信联系都不便。

　　周总理是否亲自阅过此信，不得而知。在此之前，周颖已经给总理写过几次信了，从档案中看，1972年的一封信曾由国务院转到全国政协，全国政协再抄转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处转来周颖给总理的来信一件，信中她爱人聂绀弩于1967年1月被捕，其原因至今不知道。迫切希望作出结论，并允许她和子女见聂一面。现将来信抄转你们，周颖及其子女能否同聂绀弩会面，请研究决定后告诉我们，以便答复她。
          全国政协机关军事代表室
               1972年9月15日

　　北京市公安机关在收到抄转来的周颖的信之前，已于1972年5月将聂案移送法院，因此，他们自然要将此信转去法院处理。法院即使作了答复，无非是说正在审理、结案后即可探望云云。这在司法机关属于一项常规性的制度，终审判决后才可以与家属见面，未决人犯是不能会见的。周颖请求批准探监的愿望，只能回回落空。

　　周总理办公室转办的信函，也不能说没有作用，至少是对于法院办案的一个督促。1972年12月3日，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员到了稷山，进行了开庭审理的程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那一两年时间内，“砸烂公检法”狂潮中被取消了的人民法院，得到重新恢复，司法机关加速处理积案，进行在押犯人的清理，并提高了犯人的生活费标准，注意改善羁押场所的管理。1973年5月，稷山县看守所为敦促聂绀弩案件的处理，专门写了报告。报告称：

　　我所代押犯人聂绀弩，现年72岁，入狱7年有余，因年龄大，身体弱，加之我地条件较差，尽管特殊优待，但是仍不断发病，目前虽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如果继续下去，怕要出问题，况且我所正在清理积案，为此望你们尽快对聂犯问题速作处理，为荷。

　　稷山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将看守所的报告内容，另以机要公函送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据案卷中所存原件，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收文日期为1973年6月25日。这个公函当然也是要转给法院的。假若北京法院接受稷山的意见及时作出判决，当时的形势相对有利一些，尚有可能判为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采取保外就医的方式，就可早一点出狱。

　　然而，司法机关亦步亦趋地紧跟着政治形势。1973年8月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前的迎接，会中的保卫，会后的学习，这可能成为办案延缓的一个原因。会后未久，“左”派们就急急忙忙鼓吹“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1974年初发起的“批林批孔”，借助了毛主席关于评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谈话，以批大儒影射周恩来总理，极“左”思潮再度狂澜四起。北京法院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74年5月决定判处聂绀弩无期徒刑。判决书名义上是法院作出的，实际上是由更上层的领导拍板定案。这个判决是极“左”中的极“左”。聂绀弩本人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得来这么严重的惩处，尤其是林彪灭亡以后，他曾经有过一种乐观的想法。
　　聂绀弩在接受宣判之前不久，1974年大约二三月间，周颖在朱静芳陪同下，来到稷山探监。据朱静芳回忆，通过山西高院张法官介绍，稷山看守所所长给予热情接待，让她们在该所住了3天，并且法外开恩，允许聂周夫妇相见，尽情畅叙。
　　周颖为了探监的事，曾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而且直接致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结果一次次都让人大失所望。屡费周折办不成的事情，通过下面一个关系却能得以遂愿，在一个不能实行法治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更已形成一种潜规则，办任何事情都要看重下面的关节，打通关节往往比官样文件更为重要。一日不实行法治，此风就会日盛一日。以前不过照顾一点人情关系而已，那时的看守所长也不会收钱受贿，若放到现在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然，周颖探监除了有法官朋友的引见关系外，也还因为聂绀弩在监内受人尊敬，让人同情。山西地方风俗淳厚，人民富有同情心，稷山看守所所长想必也是一个乐善不倦的仁义之人。
　　周颖这次探监，不仅是带来了亲情，而且带来了监外的许多信息。当聂绀弩接到那一纸可恶的无期徒刑的判决时，犹能镇定自若，这除了他自身的豁达和散淡的人格修养是重要的支撑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周颖事前的探望也是一个精神支持的因素。
　　“探春千里情难表”，这是聂绀弩在《赠周婆》一诗中，对周颖那次探监的深情回忆。

　　申诉之路长漫漫

　　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案，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作出的判决，判决书指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10日内提出上诉。

　　聂绀弩可谓用足了规定期限，他的上诉是在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九天半”才提出上诉的。他口头报告要上诉，看守所工作人员立即传他谈话，下面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聂绀弩，什么时候给你宣判的呢？
　　答：我记得今天是宣判后的第九天了。
　　问：你当时说上诉不？
　　答：说不上诉。
　　问：现在呢？
　　答：上诉。
　　问：为什么？
　　答：主要一点，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判决书上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如果不上诉，就承认我推翻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了，不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在我的著作、通信、诗词，自己写的材料、口供里边，都不会有一个字证明我是这样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件事不能一个人做，我和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或组织无任何关系，与我来往的人，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因此，我觉得判决书上这两句话不能成立。
　　问：判决书上说你经常和“右派”分子散布反动言论，有这事吗？
　　答：我划为“右派”后，不是“右派”的人不和我来往，我只好和一些“右派”的人来往了。
　　问：你为胡风、丁玲等人鸣冤叫屈了吗？
　　答：没有。我给他们写过诗，说他们是人才，屈才了，他们会做事，会对国家有贡献。
　　问：这不算鸣冤叫屈算什么？
　　答：也算鸣冤叫屈。
　　问：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是否有呢？
　　答：我上诉就不提这些。
　　问：你承认有这些？
　　答：承认。
　　问：那么，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干什么？还不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
　　答：这是逻辑推理，不是事实。动机和效果，是两回事，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一致。我所说的，是不是会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我还没有体会到。
　　问：不能让你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如果产生了这个效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被你推翻了，谁还把你关起来？所以也就不存在今天这个谈话。
　　答：对。
　　问：上诉，我们不干涉，你还可以写上诉书，但你这个错误观点，我们要批判你。
　　答：我要写上诉书，就写我上边说的。
　　问：现在给你纸，你写好了，我们给你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去。
　　答：好的。
　　笔录宣读，记录无误。
       聂绀弩（签字）
      1974年5月23日

　　谈话次日，聂绀弩交出了一份上诉书，钢笔书写，8页，约3500字。

　　基本上接受判决书的一切，本不想上诉的，所以上诉期过了8天，也没打算写上诉状。第九天，想到有一件事要提一提，也是上诉，也是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

　　这是开头的话，然后，陈述了四条上诉理由。

　　一、判决书里有这样两句话：“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既说是“妄图”，那就是指动机而言。关于我的动机，我比别人知道得较多，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种动机。1931年参加“左联”以来，在文学界作过三十几年工作，在我的著作中绝没有我有这种动机的证明。解放后的著作更其如此。历次运动，组织为我作的结论，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话。这次运动中，法院拥有的材料，诗，私人谈话，我自写的材料和口供，也不会有直接达到这种结论的材料。我和著名的“妄图”或真的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集团和阴谋家”林彪、刘少奇或别的人都不认识，更无来往。
　　二、既然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判决书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必须承认，判决书上的话是有一定根据的。法院现在拥有关于我的大量材料，比我自己知道的事情还多。对我判决不会有什么主观成分。但有些事已隔多年（在押七年半）我记不起了，印象不免有些模糊，所以我觉得判决书上的这些话虽确凿有据，也不一定能得到我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的结论。说我有这种动机，自然是很合逻辑的，但客观事物、思想感情、心理，总是或往往比逻辑所能推理的要复杂一些。我散布反动言论，是从被定为“右派”开始的，而被定为“右派”则有很长的历史原因……
　　（我的反动言论）有些话在现象上像是反对党的什么，实质上是反对周扬。而且，某些话听起来如何反动，因为你知道它出之于右派什么人之口，如果出之于别人，听起来就不觉太反动或简直不反动……是不是我就根本没有反党言论呢？决不是。有许多反动言论。判决书上的话是有根据有分析的。不过事隔多年，我又已衰迈，记不清究竟有多少具体的话罢了。思想感情是容易改变的，上面说，定为“右派”分子后，人们对我的看法有改变，反过来说，我的思想感情也有改变，有极大的改变。我就以犯罪者，被驱逐者的负冤含屈的心情和眼光去看世界，对于党的温暖，党的深仁厚泽，至少是对于我的那一部分是感觉迟钝了。只说这一点就会产生多少反动言论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周扬的一切，无论多少或如何与我有关，对我都是外因，没有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没有思想感情里的不忠于党和其他反动因素，就无论什么外因都不起作用。虽然没有周扬的事，我的思想感情就不会起变化，但这只是次要的。所以我的罪行应当我自己负责，与周扬很少关系。这里不过提供一点关于思想改变的原因的说明，希望能起到一定参考作用而已。
　　三、我的反动言论中，有几条是或主要是对林彪的。在林彪问题揭露以前，自然被看成恶毒攻击，但现在林彪已被揭露出……应该在我罪行中得到一个扣除，不管这个扣除有多大。
　　四、七八年来，特别是到稷山以来，对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作过一些努力，对思想改造和别人的学习，发生过一些影响……努力学习也是改悔的一种表现。

　　看守所将聂绀弩的上诉书，寄给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并写有如下公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我们接到罪犯聂绀弩判决书后，就马上向其宣读，并提出该犯是否上诉，该犯当庭多次提出不上诉。我们将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一并邮到北京市法院。时隔九天半，该犯突然提出上诉。现将该犯上诉状本邮去，请你们尽快研究并来函通知我们。
稷山县公安局看守所
              1974年5月24日

　　从北京市高级法院的原始收文登记可知，是当年5月30日收到了稷山县的函和聂绀弩的上诉书。但是，直到10月9日，北京市高院才派员到稷山审讯。这可能是法院案多人少，顾之不及，也可能是法院忙于政治运动的原因，1974年的头等大事是批林批孔。那时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审判期限的规定，所以上诉很长时间都无人过问，是常有之事，何况北京与山西稷山路途遥遥，甚多不便。
　　北京高级法院派员到稷山提审聂绀弩的目的，不是考虑聂的上诉理由，不是对聂案重新审理，而是要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说服聂绀弩撤回上诉。他们到稷山之前，就拟写了一个“审讯提纲”，内容如下：

　　提审聂绀弩提纲
　　一、说明我们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问他的上诉理由。
　　二、问明他的历史，历史问题，受过什么处分及其原因。
　　三、问明他的犯罪事实：1、讲政策，要求态度老实。2、有哪些诬蔑伟大领袖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谁讲的，何时何地？如：什么党内不民主，独裁，搞个人崇拜，比晁错，比历史上的皇帝，说什么把帝王那一套跟马列主义结合起来，对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彭罗陆杨、吴晗等垮下来有什么言论，什么排挤有能力的人、资格老的人。3、还诬蔑哪些中央领导同志，如江青同志、周总理等。4、怎样诬蔑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5、怎样诬蔑“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斗争？6、怎样诬蔑我们“反苏修”和支援越南问题？7、怎样为胡风、丁玲叫屈？8、写了哪些反动诗词？9、对我国革命怎么看，你说的怎么要“变”？10、对文艺革命怎么看，海瑞，谢瑶环？11、和哪些人一起散布反动言论？
　　四、批判教育，针对他的上诉理由批判。1、上诉无理：反革命言论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准备；你的言论中就有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赞扬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的言论。2、批判他一贯反动，大肆诬蔑伟大领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很严重，让他低头认罪，老实改造。3、动员他撤诉。

　　按照上述提纲进行的审讯，结果可想而知，完全达到了法院的预想效果。聂绀弩最后只好说：“今天听了你们的谈话，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明确认识。从前认为自己不是没有犯罪，而是没有这个程度，原以为自己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听了审判员说的这些内容，觉得自己思想是极其反动的。因此，今天我撤诉是非常乐意的。”于是，当场在审判人员递给的一张横格文稿纸上，他写了这样的文本：

　　撤诉书
　　我愿撤回我的上诉书，认罪服判。
         聂绀弩
    1974年10月9日

　　事隔数日，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案子了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74年10月17日刑事裁定书，主文内容如下：
　　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以（72）中刑反字第178号刑事判决，判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以空口否认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在本院审理时，聂犯表示认罪服判，提出撤销上诉。经审查，原判正确，准予聂绀弩撤销上诉。特此裁定。

　　这个案子从上诉到准予撤诉，现在看来办案过程似乎有些滑稽。笔者从“文革”时期，就在司法机关工作，自己也不乏经手过类似的案件，那时奉党之命，必定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但现在回头来翻看这些案卷，倒觉得有许多好笑之处，读着那些审讯笔录时而忍俊不禁。这很让人诧异，转而又不能不深深自责：我们的专政机关办案往往就像儿戏一般，而许多人却就在玩弄权势者们的儿戏中断送了一生前程呵。

　　聂绀弩提出上诉的理由，主要是在“动机”两个字上咬文嚼字。这是一种文人的老实。他对他的许多“反动言论”，是供认不讳的，只是不承认有“推翻”和“复辟”的动机。审判人员提出：反动言论就是“推翻”的舆论准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进行舆论准备”，这在“文革”中是一个常用的警句，用这个逻辑来驳斥，聂绀弩自然无话可说。至于他讲到“左联”时期“两个口号”论争，因与周扬的前嫌而将他打成“右派”的历史往事，以及他攻击林彪之事应当从“罪行”中扣除，在监号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的表现等等，看来振振有词，都是一些站得住脚的上诉理由，但法院却一概不予考虑，让聂绀弩苦心孤诣地把一份上诉书白白地写了三千五百多字。

　　聂绀弩以文章宗匠的功夫，把上诉书写得出手不凡。但他并不十分在意上诉的结果。如果他真当回事，何必等到过了九天半才提起上诉？如果他真当回事，法院来“教育批判”时，他何至于立刻放弃自己的上诉理由，转而表示“认罪服判”呢？我前面说法院办案如同儿戏，其实，聂绀弩本人也如同玩儿了一把。他那么咬文嚼字，其中含着几分诙谐的味道，似乎老聂是用杂文笔法，故意和法院兜了一个圈子。

　　接到高院的终审裁定后，聂绀弩知道他不能在稷山看守所继续待下去了。看守所是关押未决人犯的，终结判决后就要送监狱劳改了。他对这个看守所似乎还很留恋，在那儿交了一些朋友。临行前，给狱友小李写了一首诗：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计短不计长。
　　勘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诗意是：遇到难事时，轻微问题也要看得很重；遇到倒霉时，把时间估计短了不如估计长了好。看破了浮云一样的人生世事，就可以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活着，何必连夜赶时间为别人缝制嫁妆呢？这是何等疏放的胸襟！
　　他认为把倒霉的时间估计长了好，所以判了无期徒刑，仍然那样豁达。

　　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74年10月末，转至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虽然自己撤回了上诉，夫人周颖却为他着急：古稀之人了，判个无期徒刑，那还不是要老死狱中吗？你还在那儿读《资本论》，三大卷还不够看，写信又要第四卷，马列主义老专家们还没有看过第四卷呢，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你还想干什么呢？这一对夫妻从年轻时恋爱结婚，中间虽然有过一段龃龉，而在1957年以后的罹难，愈使他们命运相系，毕竟是一辈子的感情了，老聂坐无期徒刑等于死囚一样，周婆怎能坐视不理？她一面借了山西高级法院朱静芳的关系，到临汾监狱奔走活动，争取减刑、保外就医，以望老聂生还；另一面在北京四处托人，投书中央领导，请求司法机关对聂案重新审理。

　　周颖代聂申诉，分别向周恩来、邓小平、王震写信，后又致信胡乔木，胡将申诉信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批交公安部查问。北京市高级法院对聂案再次审查后，提出：改判聂绀弩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此意见经报北京市委批准。但是，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原因，法院推迟宣判。到1977年4月，北京高院才又把聂绀弩案子拿起来，准备到山西宣布减刑的判决，而山西方面已经在1976年9月将聂绀弩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北京高院遂与山西函洽，得悉聂已回京的详情后，如再去宣布改判那就毫无意义，只好把改判15年的判决书，作了废纸一张。这是聂案申诉过程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在聂出狱回京之后，经过一段休养将息，加之适逢中央指示复查“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有利形势，聂绀弩致函邓小平和中央组织部胡耀邦、陈野苹，对他的案件全面提起申诉。邓小平批示：“请中央统战部复查，提出意见。”中组部也函示北京法院对聂案予以复议。同时有民革中央朱蕴山，写信给当时主政北京市委的一把手林乎加，提出请北京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林乎加批示：“老作家，抓紧查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3月10日作出对聂绀弩的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同日，到聂住地宣布，并送达了判决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于1979年1月，作出关于聂绀弩“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其原文艺二级工资级别。
　　兹将两个阶段的申诉及处理的相关文本材料，摘引如下。

　　一、聂案申诉的第一阶段（1975年至1977年）

　　胡乔木写给华国锋的信：

　　国锋同志：附上聂绀弩之妻周颖（原在邮电部工作，现参加市政协学习）写的关于聂被捕时间、服刑地点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聂的裁定书一份。据周称：聂何以被捕判罪，她和他至今仍完全不解，所以说罪名并非事实（或基本不是事实）。聂曾企图上诉，即被有关方面采取不停顿的审问方法使之疲劳不堪，不得不表示认罪，撤销上诉。以上情节似乎与常理不合，但均不知是否属实。据裁定书，聂原任政协文史资料编辑。据所附材料，聂原住西直门内半壁街35号，周现住地安门东不压桥新门牌14号。望转有关同志查询一下。
　　敬礼。
胡乔木
            1975年10月11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周颖为反革命犯聂绀弩申诉案件的报告》：

　　……（聂绀弩）1967年1月25日，因现行反革命罪经公安部批准，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74年5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不服，以他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和能认罪悔改为由，提出上诉，要求从轻处理。同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聂犯罪行属实，证据确凿，经教育后聂犯撤销了上诉。
1975年5月至10月，聂犯之妻周颖（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先后分别向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王震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写信为聂犯申诉，均已转来我院。周颖又向胡乔木同志写信申诉，胡乔木同志于今（去）年10月11日把申诉信转给华国锋同志，11月2日华国锋同志批交中央公安部“派人查问情况”。周颖在申诉信中说聂犯没有犯罪，并说审讯中有“逼供信”，是个“冤案”，以及聂年老体弱有病，希望先放出来治病。
　　我院再次对聂犯的案件进行了审查，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大量书写反动诗词，幻想变天，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罪行属实，证据确凿，本人亦供认。经报市革委批准，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正确的。周颖的申诉，完全是无根据的为聂犯翻案的行为，应予驳回。
　　但是，我们考虑：聂犯于三四十年代在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现已监押8年多，尚能认罪伏法，有一定的悔改表现，又因年老体弱，中央统战部李金德同志也曾提出“别让他死在狱中”的意见。拟将聂犯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聂犯现关押在山西省，属该省公安局管理的犯人，监外就医问题请公安部通知。出狱前对聂犯进行守法教育，对周颖也进行必要的教育。
　　以上情况，均与公安部交换过意见。
　　经调查了解：周颖的户口在朝阳门外大屯花严厂村14号（系农民的房子）属大屯派出所管界，有一个女儿聂海燕现在中国歌舞团工作，住宣武区南华东街2号。故聂犯监外就医需送回北京家中。（1976年1月14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不再对反革命犯聂绀弩改判的报告：

　　我院于1976年1月报请市革委会，对反革命犯聂绀弩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已经市委批准。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们对聂犯减刑案有意推迟宣判。同年10月，“四人帮”揪出后，我们又重新对聂犯的罪行进行审查核实，原认定聂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行属实，原决定减刑也是正确的。正拟去山西对聂犯宣判减刑决定时，发现山西省公安局于1976年9月25日已将聂犯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当时并未通知我们。鉴于以上情况，我们意见：聂犯已经释放，再宣判减刑已无实际意义，故拟承认山西公安局的决定，不再按减刑办理了。（1977年4月9日）

　　二、聂案申诉的第二阶段（1978年至1979年）

　　聂绀弩致邓小平的申诉信：

　　邓副主席：现在谨将我遭受迫害的经过向您陈述如下：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年1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当时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在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关押5个月后，才开始对我进行审问，要我交代有无攻击中央首长的言论。经过多次审问，最后审判员才明确地要我回答：“是否对江青和林彪说过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的话？”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被捕的原因。我承认曾听别人议论过，而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我是因为对江青在30年代的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同时对于她和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互相勾结、互相吹捧有所不满，所以听别人说他们有暧昧关系，我也相信，因而也说同样的话。
　　我承认了以后，就没有对我再进行审问。1969年间，将我从北京押往山西临汾、稷山两地关押。到1974年5月间，稷山看守所向我宣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对我的判决书，以“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判处我无期徒刑。我当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两月后，该院派来两名工作人员对我进行重新审问，他们说：“我们对你重新审问，看你的态度，态度不好还可以加重处理，如果你撤销上诉就不审问了。”在这种压力下，我撤销了上诉。同年10月间，被送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服刑。直到1976年9月25日，监狱负责人突然通知我，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将我作为“国民党党政军特县团级以上人员”，并同其他具有此种身份的人一起宽大释放。
　　我自被捕直到释放，失去自由整整9年8个月。于1976年11月1日回到北京，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从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领取生活费18元，生活当然极其窘困。
　　现在我有几个请求向您提出：一，撤销北京市法院对我的判决。二，在有关研究、编辑、出版部门能尽早给我安排工作。我还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一些工作。今后拟重写有关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著作，并计划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文章。三，发还在“文革”中抄去我的文稿、书籍及存款1300元。
　　　　　　　　聂绀弩谨呈
               1977年10月17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函：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聂绀弩于1974年5月被你院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九年八个月，1976年11月释放回京。现聂绀弩来我部申诉，认为对他判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要求撤销原判，予以平反。他并要求归还关押期间所写的文稿。现将他的申诉材料转去。请你们认真对待他的申诉，从速予以复议，应把一切不实之词推倒，恢复名誉，切实落实党的政策。我们已与全国政协联系，对聂绀弩目前生活上的困难，请他们酌情予以照顾。对聂绀弩的复议结果，请及时通知本人，并告我们。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78年4月6日

　　朱蕴山致林乎加的信：

　　乎加同志：
　　知道您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我很高兴和欢迎。向您反映一件至今未得平反的冤案，请您指示改正。著名左翼作家聂绀弩，从三十年代起，就在鲁迅先生领导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领导下，进行党的文艺工作。解放前，他的各种作品，特别是大量犀利的杂文，宣传党的主张，歌颂党的事业，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启发人民的觉悟，在全国特别是国统区，起过很大影响。解放后，在香港任文汇报总主笔，1950年调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部主任，1960年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仅仅因为他和别人议论过林彪和江青的私生活，就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前后关押10年，直到1976年才被当作“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宽大释放。他现在77岁，年老多病，每月仅从街道上领取18元生活费，非常困难。这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老作家，沉冤不得昭雪，生活不能安定，晚年精力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实在是国家的损失。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已批转全国政协由齐燕铭同志负责解决，并已交李霄路副秘书长办理。现因燕铭同志逝世，绀弩的问题仍未解决。我和绀弩数十年知交，对他很了解，故特向您反映，请你指示北京市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为幸。
　　此致，政绥！
    朱蕴山

1978年11月11日

　　陈荒煤（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致齐燕铭（全国政协秘书长）的信及齐的批示：

　　燕铭同志：
　　我所许觉民同志受周扬同志委托，去看望聂绀弩同志，据说现在尚未分配工作，每月仅给生活费18元，且因哮喘卧床。说你曾经说要安排他到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不知能否早日解决？这个人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一直还是跟党走的。57年因其妻周颖问题牵连划为“右派”，后又受“四人帮”迫害打为反革命。现“右派”都已平反，实在应尽早安排部分工作，发挥其一技之长！也许你忙，忘了此事，特此告知此情，希能早日解决他的问题。
                陈荒煤
              5月20日晚

　　齐燕铭批：

　　先要北京市高级法院解决他的政治问题，然后安排为文史资料委员。5月26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笔录：

　　本院刑事审判庭于1979年3月10日由许□□担任审判长，在东直门外新源里西9楼3单元32号对聂绀弩一案公开宣判，由书记员罗□担任记录，政协石□同志也参加。
　　审判长宣读判决：聂绀弩一案反革命罪不成立，宣布无罪。
　　当事人对判决的意见：我没什么意见，抄我的东西就无所谓了，主要是一些稿件、资料我想要，还有在山西监狱也写了一些东西，不知道他们留下没有。我非常感谢。
　　收到判决一份，聂绀弩（签字）1979年3月10日。

　　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聂绀弩经过一捕一放、10年囚禁的苦难淬砺，使他的诗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轶诗幸存档案中

　　关于写武汉大桥的诗

1964年夏，聂绀弩南行去了武汉，写了一组关于武汉大桥的诗。据他致舒芜信中称：“武汉大桥卅余首，曾抄以示人，其人了不惜意，谓仅一联可取。旋被搜去，亦未念之。今思是亦有可忆存之处，忆之三日，仅得十余首。”
　　现在我看到的档案材料中，抄录了《望桥》、《桥夜》、《桥上望江》等为题的诗共12首，前面并有题记云：“作武汉大桥卅余首，描桥者均不佳，有关杂诗反较可。录十二首。”这个题记与给舒芜的信亦相吻合。这些诗中，有三首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书中尚未收录的：

           （一）望桥
　　蛇龟一桥舁天轻，更利长驱百万兵。
　　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
　　阑干楚魏三千客，瓮洞齐燕七二城。
　　既出隆中莫高卧，匡时济世赖先生。

           （二）桥夜
　　昨梦江华廿四桥，桥桥倒影浴清宵。
　　搅教明月经天怯，抖得群星落水娇。
　　江是人民天下水，桥如十五女儿腰。
　　每桥星月临江际，多少嫦娥把镜瞧。

          （三）结桥
　　一桥飞架万红中，七亿人民毛泽东。
　　天地以来欣大济，汉江云上仰高风。
　　新华水阔山梁回，故国春深海宇同。
　　正把村歌歌向党，敲歌韵落水晶宫。

　　聂绀弩游览长江大桥的时候，正是他两次罹难之间那几年，既是“右派”帽子摘了，“四清”和“文革”也尚未临近，而且，他被允许自由往外地做调查研究，所以，心情较为舒坦，甚至偶尔还会回复到“匡时济世”的理想主义状态中。从这三首诗看来，诗人情绪是较为惬意、昂扬、积极的。第一首状写大桥气势，引出了历史典故。第二首写江桥夜景，作了美丽的描绘。第三首诗是对国家繁荣赞美。诗中出现了对毛泽东的歌颂，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诗人的心境，还是顺应于时代的。
　　然而，好景不长，风云骤作，满腔赤诚的诗人竟被他歌颂的时代所抛弃，他的诗没有进入他理想的“水晶宫”中，却是再一次被打进了阴森森的牢囚里。这不是诗人的错误，不要责怪诗人对时代的歌颂。这是时代本身的自我讽刺。读了这三首诗，联想到诗人经历的坎坷曲变，我们不能不为他深深地悲哀，也为那个荒诞不经的时代深深地悲哀。

　　“次等罪证”诗八首

　　有这么几首诗，专政机关也作为聂绀弩写的“反动诗”搜集了，也抄录呈送给上级领导了，但是，要正式判刑的时候，却没有移送给法院，法院在审判中也没有提起。究其原因，或者是这几首诗的“反动”和“恶毒”程度不如别的诗，或者是认为有几首主要的“反动诗”作为证据就足够了，不需要罗列那么多东西。因而，就把这八首诗，姑且称之为“次等罪证”吧。

  （一）荒庭酬苗子寒斋即事
　　荒庭落木又纷纷，岁暮耽书远妇醇。
　　偷作批庄评杜客，怕嗤厚古薄今人。
　　首尾冠裳曾戴脱，池塘风水偶平皴。
　　毛肚开堂寒更好，几时破例一杯巡。

　　荒庭，即荒凉的庭院。杜甫《禹庙》诗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聂写这首诗以“荒庭”作题，显然是在为自身的住所生事而发出感慨。聂绀弩从北大荒回京后，蛰居僻室，只耽好读书，而远离酒色。暗中研究《庄子》和杜诗，还怕有“厚古薄今”的非议。诗中虽言“怕嗤”，其实问题还不是怕人讥笑，倒不如说是怕受到批判更为现实。诗的五、六两句说得很清楚：“右派”的帽子和尾巴（首尾冠裳）虽然算是脱掉了，但仍面对着风谲云诡的形势（池塘风水）。诗人内心的郁闷不满，几句诗中已经吐露无遗。全诗却妙在结尾两句，蓦地转到要相约朋友去吃牛肚火锅，共饮一巡，这么轻轻地一收，似乎就把诗中的愤慨掩饰了。既能以诗呼怨号愤，又显得心志平和，这大概是自古以来大诗家所惯用的伎俩。


   （二）毛肚开堂和苗公
　　毛肚开堂等发薪，管他酒烈与烟醇。
　　忆初同试川江味，似有参观外国人。
　　沾口活牙能辣脱，偎炉冻脸可烘皴。
　　定然狂醉归休晚，怕李金吾正夜巡。

　　与上一首同韵，都是与黄苗子唱酬的诗，但这一首写得很轻松，完全是友人之间的调笑之作。辣味火锅沾嘴能把牙辣得活脱下来，热烘烘的炉火能把冻脸烤皱了，定然喝得狂醉才回家，怕是恰好碰上巡逻的警备人员哩！老聂这笔调真是活灵活现，风趣极了。

   （三）谢祖光烤肉之饯
　　欲往梁山寻我句，遽来宣内把君觞。
　　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
　　明日甲辰寒食节，主人武进吴祖光。
　　江南赶与春同住，回味今宵意定长。

1964年聂绀弩离京南行前，吴祖光为他饯行，因而写这首诗，却完全避开了平常的客套，前面三联似同玩笑，尾联用了“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句宋词的诗意，转而引出“回味今宵”，顿然由诙谐而至隽永，似很平淡的字句间醇味尽出。聂写给吴的另一首诗中，曾有这样的对句：“读书爱读《红旗谱》，听戏专听新凤霞”，以“红旗谱”对“新凤霞”，这首诗中又以“寒食节”对“吴祖光”，都很巧妙。善于选择对仗词语，诚为聂绀弩拿手工夫。

       （四）贾宝玉
　　道是多情却不情，不情情始是情僧。
　　游逢乳燕寒暄久，听赋落花涕泪倾。
　　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颦卿。
　　补天庸了浑闲事，去婢探牢感更惊。

　　聂绀弩是研究《水浒》的专家，也是“红学”专家，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他没有能够在古典文学学术领域充分展现才华，但从他留下的诗篇中，也足以显示其睿智的眼光和学术造诣。聂诗中有多篇内容涉及《红楼梦》，其中不乏妙言警句。如《宝玉与黛玉》一诗的颈联:“潇湘梦歇珠魂杳，木石盟虚衲影秋”,文字洗练，对仗工巧，对宝黛结局作了深刻概括，简直胜过了许多长篇阔论。《贾宝玉》这首诗中又一佳联：“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颦卿”，极其淋漓透彻地道破了宝玉其人的“怪物”、“情僧”的本质。“游逢乳燕”、“听赋落花”，“补天”、“去婢”，本事都在《红楼梦》原著中，能够信手入诗，亦足见其研究的精到和娴熟。

         （五）无题
　　垒块须眉两奈何，仙人岛上借吟哦。
　　孙行者脱火云洞，猪八戒过子母河。
　　嗟我怀人十年往，涉江哀郢九章歌。
　　胸中自有相思树，不假名园郭橐驼。

　　这是聂绀弩为怀念胡风所写的一首七律。颔联借《西游记》中的故事，隐喻遭遇艰难的种种经历。颈联引用《诗经》中的“嗟我怀人”与《楚辞》的《九章》，抒发思念与忧愤之情。初发现这首诗，是抄写在线装书《蕙愔阁诗集》书页的边缝处。写作时间应在1965年，正是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发生相距10年，所以诗中有“嗟我怀人十年往”句。随后发现的聂绀弩在“文革”初“乱画”的手稿，上面穿插录了两首怀念胡风的诗，即是《血压三首》中的“尔身虽在尔头亡”和这首无题诗。这两首诗是聂绀弩凝聚了心血的作品。

        （六）七夕
　　死以青蝇为吊客，生逢白虎入丧门。
　　吁嗟脑海花岗石，缩纳灵山玉女盆。
　　纵有神通如鬼谷，争教人巧乞天孙。
　　翻疑微月繁星际，只有吾心万马屯。

　　题虽为《七夕》，前四句却只写心中块垒。到五、六句才切题：“纵有神通如鬼谷，争教人巧乞天孙”，此意近乎宋人杨朴的“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几多。”但用鬼谷子作比，“乞巧”的意义已引申到了纵横捭阖的权术方面。聂绀弩由自己的身世遭逢，想到人世的“巧”愈来愈多，而这“巧”却不是“五色纫针补衮衣”的那种女巧，而是人际间的尔虞我诈、权谋倾轧，倜傥孤直之士在这种氛围中无可奈何，花岗岩脑袋硬塞到玉女盆中去也洗之不化，生已如入丧门，只待死后青蝇祭吊了。纵观全诗，诗人借七夕发出的这些慨叹，并非是悲观低落的情调。结尾一句“只有吾心万马屯”，境界顿然提升，表现出诗人在挫折面前，仍然守持着宽广的胸怀和豪情壮志。

        （七）答雪峰
　　滔滔江水东非东，浊酒盈樽中不中。
　　九仞为山止吾止，显微镜揽虫哉虫。
　　先生自似庄齐物，明日倘逢党整风。
　　事有是非兼曲直，时仍春夏复秋冬。

　　这首诗前四句连用了“东非东”、“中不中”、“止吾止”、“虫哉虫”这种复叠式的修辞，放在一首律诗中似有一点板滞，但也表现了作者任意腾挪摆布的文字功底。诗的大意是说，世事正处在错综混淆的时候，东不是东，中不是中，“为山九仞”的事业半途而废，还要时时防备显微镜式的监视搜查。虽然先生具有庄子《齐物论》的修养，倘若遇上党整风也无济于事。然而事情毕竟会有是非曲直之分，四时万物变化也都有着一定的客观规律。
　　聂绀弩为冯雪峰写过多首赠答思怀的诗，这首是其中之一。冯在1957年成为文艺界最大的“右派”，一些同人唯恐避之不及，聂与冯却始终友情交处，表现了特立独行的气节。

        （八）遇狼
　　南亩馌羹一横杠，道逢狞犬色苍黄。
　　毛丰体硕腰身细，鼻白嘴尖尾曳长。
　　尔向空山行猎好，谁教大野守田忙。
　　跃奔回头如相恋，忽听人呼赶打狼。

　　这是写在北大荒劳动时，送饭途中遇狼一事。失落在诉讼档案中的这首诗的手稿，大约写于从北大荒回京之后不久。收在《北荒草》中还有一首《遇狼》，应是后作，即是聂从山西临汾监狱释出、“文革”结束以后重新写的。大约是诗人重温旧作时已经回忆不清，只能另写。前作描述，遇狼当时并不以为是狼，只认为是一只猎狗，所以与它开玩笑说：“你应当去山里猎取野类才好，谁用你在这儿忙着守大田呢？”接下来写“跃奔回头如相恋”，神态还很可爱，直到忽然听见有人呼叫打狼，才知道那“狗”原来是狼。这肯定是诗人以前从未见过真实的狼，不能辨认也在情理之中，诗中描摹逼真可信，颇具风趣。后作则不然，开始着笔就做真的遇狼写，“狞牙巨口向人张”，狼跑走时也没有了回头的表示，反而变成“见余挥杖仓皇遁”，诗味已寡。所以，两首《遇狼》诗中，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首前作。

　　轶句拾零

　　有些从档案中看到的诗稿，与后来正式出版的聂绀弩诗集相对比，有不少字句不同之处。有一些诗句是完全改换过的，这就多出了一些散句。还有的原诗已不存,只有断句散见于其他材料中。现将一些主要的轶句，列举如下：

　　草创文章费琢磨。（《搓草绳》原创第一句）
　　天涯此刻怜枯草，堪与罗裙一系么？（《搓草绳》原创第七、八句）
　　碧草如茵虽广漠，老牛何时不馋饥？（《放牛》原创第一、二句）
　　我觉江山多草就，江山笑我一牛骑。（《放牛》原创第五、六句）
　　诛茅拓土平生事，岂逐流风偶一为！（《割草赠莫言》第七、八句）
　　额汗桃花同雨坠，千间广厦有来时。（《脱坯同林义》第七、八句）
　　我本杞人爱天坠。（此句出自聂写给某医生的一首古风，诗题为“头痛答医”，全诗不存）
　　卅年慷慨轻狂地。（《旅舍侯胡三流不至》原创首句。这首诗后改为《广州调三流》，首句另写）
　　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约写于1965年，全诗不存）
　　不怕脸红牙慧拾，最医喉鲠耳光挝。（只此一联，未见全诗）

　　“小人顽劣谁知罪，感恩但洒相思泪。”这是写给香港友人梁诏（聂称诏兄）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1964年9月31日聂绀弩致高旅信中，曾说到为梁诏寄诗一事，然全诗未详。从相关资料中可知，这首长诗的内容是说诏兄是一个奇人，满肚子马列主义，又能自己制出油印的油墨，时代变迁使他留在了香港，这几年内地发生饥荒，“我”（聂用第一人称）又是一个罪人，偶然机会诏兄得知“我”在北京潦倒穷愁的情况，便寄来油、糖、肉罐头等等，使“我”绝处逢生，一家戴德。诗中有“人生最贵是交谊”一句。聂绀弩当时对人解释“小人顽劣谁知罪”时说：“我们这些‘小人’确实到现在还不知道罪在何处，但是得到朋友寄来肉罐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还值得活下去。”

　　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
　　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
　　（此两联，都是从聂绀弩1966年写的草稿中检出，似无全诗完成）

　　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
　　（怀念夏衍的诗，一次友人谈话中只提到这两句，全诗不详）

　　田园鸡犬桃千树，蓑笠楼台水一方。
　　我指新村向人论，此间人事最沧桑。
　　（这是《疍户》另稿中的后四句。《疍户》是一首写潮汕一带水上人家的诗，收在聂著《南山集》。但现在从诉讼档案中发现的这首诗的手稿，与已入书的诗作对照，只有前四句相同。手稿的后四句便也成了轶句。）

　　一首诗有前后字句不同的稿本，甚至差异很大，如《遇狼》和这首《疍户》，这种情况在聂诗中可谓屡见不鲜。除了作者不断修改旧作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身处形势动荡之中，不少作品是在烧掉或散失之后，重新回忆补作的。一作两稿并存，往往各见千秋，这也显见出诗人的文学修养深厚和诗笔的敏捷。聂绀弩博于阅览，积淀颇富，犹似储备了丰裕的“诗材”，写诗时便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

　　从上面这些轶句来看，不乏旨趣深蕴、出口不凡的佳句，值得保留。有一些诗中句子所以被改换，我认为多数情况是由于原稿散失，回忆不清，诗人重写时只好另作。现在我们有幸找到了一些轶稿，这就不妨两种稿本并存，以资后人研究。

　　轶诗轶句知多少

　　遗留在档案中的轶诗，一是原来被人举报，送交政法机关的诗稿；二是被捕时搜查取到的诗稿；三是司法机关抄录，用作定罪证据的；四是聂公在狱中回忆旧作，记录在监狱学习用的纸张上的。
　　所发现轶诗，已经陆续写成介绍文章，在报刊发表，包括：
　　《吊若海》（写入《诗狱最是莫白冤》中）1 首；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5首；
　　《叠韵联翩见诗才》文中“灰”韵叠韵诗28首；
　　写武汉大桥的诗，3首；
　　归为“次等罪证”诗8首；
　　另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2首等等。
　　以上计得轶诗54首。轶句没有全部计数，上文选录16句（联）。
　　编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侯井天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收集聂公遗诗，屡有新的发现。其散失作品如此之多，这一点就已足以说明诗人的生平是如何的坎坷了。也许正因为坎坷，诗才精湛；正因为遗散，寻找回来才更珍贵。
　　当代旧体诗词写作，从表面看出现了一种似乎繁荣的局面，从内质剖视却是一种浮躁现象。写五七言句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也造成一种误区，一些作者缺少生活历练和基本的文学素养，却自以为已得其道，甚至以突破格律声韵的规范为能事，“创作”了越来越多的“非诗”之作。想写诗词，入门必须从正、从严、从高，切忌浮躁，这是我在整理绀弩轶诗时的一点感想。每读其诗，未尝不想见其人，所以感触也。

　　吴虞原是启蒙人

　　上文提到，所发现的聂绀弩轶诗中，还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二首。
　　查慧九，湖北京山人，聂绀弩的高小同学，曾在广东省参事室等部门工作。良平，即陈良屏，也是京山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晚年在山西平遥中学任教，为该县政协委员。查慧九与陈良屏同游成都望江楼时，写了一首诗，送给聂绀弩。聂绀弩为此写了两首和诗，时间大约是1964年。

　　我从档案中发现了这两首诗稿，遂复印寄给侯井天。原稿是毛笔书法，竖写。复印时，因最后一行诗在装订线处，未能印全，当时我也没有留意。到我收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六稿印本）后，才见此诗最后一句阙如，画了七个空白的小方框。待我把档案又找出来看时，眼睛豁然一亮：那丢失了的一句诗，是多么重要的一句呵！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

　　单父台高李杜登，锦城私馆缺烟灯。
　　江山万里孙希曙，生死卅年鲍慧僧。
　　我老无文从耳掴，君今传世有诗凭。
　　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

　　“幸为倾杯吊又陵”，就是重新找回来的一个诗句，由此，引出了一个人物：吴又陵。
　　诗的一、二句，是与对方的赠诗相对接。查慧九时住成都，聂绀弩在诗中以李白、杜甫一同登过的单父台比喻望江楼，并且联想到了“锦城烟馆”。第三、四句，是追忆另外两位同乡，即孙希曙和鲍慧僧，他们都是湖北京山人。孙是聂的师弟，孙的父亲是聂的启蒙先生。鲍是京山县的革命先行者，早年病逝。诗的第五、六句，又回到聂与查二人的诗文交往上：我老了，做不出诗文来当受掴责，而你有诗作是可以传世的呵！这就从成都望江楼一跃而至“江山万里”、“生死卅年”，诗思飞扬，横亘时空而跳跃，境界何其寥廓。

　　这首诗最为奇绝的，还是最后两句。如果说，第一、二句起笔，是做好了跳跃的架势，所以第三、四句才能一跃无涯；那么，第五、六句的回转，则是为第七、八句的更大跳跃做准备的。“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想起了成都枕江楼的鲇鱼美名天下，现在是否还在卖呢？如有此幸，当为一倾杯酒来祭奠吴又陵先生呵！这里诗笔一跃，从历史的时空中找回了吴又陵这个人物。

　　回味全诗，前面述及的一些人事其实都是铺垫，落笔处点出了“祭又陵”才是写这首诗的深意所在。

　　吴又陵即吴虞，是一位几乎被我们遗忘了的思想家。五四时期，他是曾被誉之为“打店老英雄”的。“打店”是指“打倒孔家店”，这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中，喊得极响亮的一个口号。吴又陵获得这个称号，是出之于胡适为《吴虞文录》一书写的序中。胡适还以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的精神作比喻，高度评价说：“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吴虞文录》是上世纪早期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一本书，聂绀弩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聂绀弩后来在他的杂文中，多次写到了吴又陵。

1934年5月，聂绀弩在成都，和朋友从一处题匾名曰“爱智庐”的宅前经过时，朋友告诉他说那是吴又陵的住宅。他于是顿生感触，写下了《爱智庐》这篇杂文，文中写道：“10年以前，对于这位吴老头子的文章，我是个热情的读者。他给予我的影响，在当时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我怀念着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现在说我到了他的住宅的门前，说是要我愿意，就可以马上进去看见他，我的心情是怎样激动着哟！”“诚然，《吴虞文录》的基本观念，在现在看来，该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哪怕这样，就全体来说，在‘打店’运动上，却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并且，《文录》中谈礼说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勇敢，最透彻，最确切，最渊博的东西。”

　　在《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一文中，聂绀弩又写道：“五四时代，有一本著名的小书《吴虞文录》，是成都吴又陵所著，可说是响应鲁迅的《狂人日记》及以这篇小说为中心的反封建的全部思想的。里面《吃人与礼教》是直接宣布受鲁迅影响，其他非礼、非孝、非儒、非孔的文章则是当时以鲁迅为中心的整个反封建思想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不知这本小册子的一般影响如何，我是深受了他的教益，认为现在的读者还应该读，应该有出版社重印的。”

1980年4月，聂绀弩在为其杂文集写的自序中，谈到他的思想启蒙经过时，又一次写道：“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和一本《吴虞文录》，使我的思想渐渐偏于民主主义方面来。”

　　笔者手边现在就有一本《吴虞文录》，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初版，中华中国十八年四月六版”，亚东图书馆印行的。在《吃人的礼教》一文中，吴虞写道：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这正是奇怪了！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接下来的一篇，是《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文中说：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段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

　　读了这些内容，我们便知道，聂绀弩青年时代是接受了这样的启蒙呵！

　　吴又陵于1921年至1925年间，曾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因写艳体诗被舆论斥为“文人无行”。从北大被逐后，又曾在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执教。自1933年学校解聘，就赋闲在家，直至1949年逝世。聂绀弩为此深感遗憾地说：“这是很可悲的，如果（吴又陵）留在北京，不说别的，多写几篇《文录》之类的文章，我们的思想史会要充实一些吧。”

　　吴又陵曾在日本学习法律。也许是和我相同专业的原因吧，我便有一种好感。待我粗粗地浏览过《吴虞文录》之后，也有了同聂绀弩一样的遗憾。我认为形成吴又陵的非儒反孔的民主激进思想，这是与他学习法律大有关系的。胡适说，吴又陵和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同时又指出，“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这里所说的不同，就在于吴又陵对旧思想旧制度的批判，不仅是吸纳了西方进步思想家的民主观念，而且是在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与欧美各国宪法、刑法、民法的比较对勘中得出论断，从而展开了对欺人吃人的封建礼法制度的抨击。

　　大凡学习法律的人，首先接受的便是民主主义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传统的儒家宗法思想，则是人治的思想基础，与现代民主法治思想在根本问题上是相冲突的。在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而迄今真正研究法律的人，尤其是通晓国外法治的人，依然是很少的。司法改革依然迟缓，实现民主政治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聂绀弩说得太好了，如果多有一些吴又陵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思想史就会要充实一些。

　　聂绀弩有一篇题为《山城的五四》的散文，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只是读读李白、杜甫、曹雪芹、冷红生之类，“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青春”。武汉学联合会的人到了京山组织集会，演讲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等内容，竟然有人发问：“亡国奴是什么？”“国怎么能卖呢？卖得多少钱呢？”聂绀弩那时也还懵懂，对学生爱国运动无动于衷。但他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向往新世界，而毅然走出了山城。是什么力量转变了他呢？这就是思想的传播。对他启蒙最大、感染最深、激发最强的，正是吴又陵。

　　聂绀弩18岁那年，离家赴沪，也是《吴虞文录》出版的翌年。到1964年，他写“幸为倾杯吊又陵”时，已经过去了43年。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的聂绀弩，这时却以一个摘帽“右派”的身份，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余年。这时，他想起吴虞的启蒙，会是怎样一种百感交集、无言以诉的心境呢？他只想将一杯祭奠吴虞的酒，洒在成都望江楼边，也算是对青春旧梦的一点回味吧。

　　正如白居易曾有诗云：“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中来。”

　　新四军中战友情

　　从《访东平故居》五首诗谈起

　　聂绀弩有过两次军队生涯。第一次是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翌年参加东征，并在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官。1926年以后行踪不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南京中央通讯社任职，日本东京和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第二次进入军队是1938年，到了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文化工作。

　　两次军旅生活时间都不长，但他具有某种军人的性格。对他的文学事业影响也很深，海丰和皖南的影子出现在他许多的作品中。如在《小号兵》这篇短文中，他这样写一个冬天的早晨的情景：

　　正走着，什么地方的军乐队由远而近地送来一阵嘹亮的号音。那号音在寂静的街上震颤、回旋，仿佛石投入水时所引起的涟漪。我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侧耳探索那号音的来处，我究竟爱军队的呀！

　　转眼之间，军乐队从对过不远的一条窄巷里出来了……我想：“孩子们长大起来了！”不觉欢悦地点着头，独自在心里发出无名的欢笑，仿佛看见那些小号兵，正在前线吹着冲锋号，驱遣着英勇的将士杀戮敌人！

　　档案中有几页忆写旧作的诗稿，钢笔书写，与聂绀弩的笔迹似有不同。有可能是牢房中条件所限，草率写来，字迹有所变形。也有可能这是关在一起的狱友所誊写，非本人手迹。这几页诗稿中有《访丘东平故居》诗五首，是聂绀弩1964年南下广东时的旧作。诗的内容虽然是怀念新四军中的战友，其间却流露着他自己在那些战斗岁月中的切身感受。

            （一）
　　英雄树上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草莱。
　　难兄难弟此墙屋，成龙成虎各风雷。
　　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
　　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

　　“英雄树”明指木棉，而语意双关。既“没花开”，且“有草莱”，烈士故居的苍凉气氛扑面而来；由此自然引出了东平弟兄们如龙似虎、搏击风雷的往事怀想。东平兄弟八人，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有他兄弟四人同上战场。1938年东平进入新四军，1941年牺牲，时仅31岁，所以说是“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是反衬的写法，正面表述应该是：“你留下了《第七连》这样卓越的作品，在文学上占据着的地位当然是更加凸显了！”七律的最后两句，以东平的鹤发老母亲临门相迎而收结。全诗意境由近及远，再由远而近，概括了东平的家庭生世，凝注了深刻的思念。

             （二）
　　浊浪淘沙百战鏖，进攻速决又迂包。
　　江东子弟娴兵甲，天下英雄爱堑壕。
　　谋划帐中虎皮椅，声威马上鬼头刀。
　　东风暮雨丘郎便，打打吹吹扑敌巢。

　　先以“浊浪淘沙”渲染战争气氛，接着对具体的战事作了描述。第三联以“虎皮椅”对仗“鬼头刀”，凸现英豪气势，极为形象，有古代边塞诗之遗风。

            （三）
　　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
　　犬儒惜墨如金处，虎将涂鸦以血时。
　　连长所遭唯苦斗，队员通讯有雄姿。
　　酒酣抓笔当枪弹，一弹洞穿膏药旗。

　　“上鞍杀贼下鞍诗”，是拟用“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古诗意。东平既是军人，更是作家、诗人，故以称之。尾联用笔作枪弹、洞穿敌旗之语，以夸张手法写出了胜利的豪情。

            （四）
　　任是尸山血海行，中华儿女志干城。
　　哀兵必胜古兵法，时日偕亡今日程。
　　游击战中遭遇战，一书生死万民生。
　　人间换后江山美，百丈碑刊勇者名。

　　血海尸山，斗志干城，以一人献身，换取万民生息。仅此二三语，烈士壮气已跃然纸上。

            （五）
　　小仲谋追大仲谋，有人闾倚几阳秋。
　　壮哉野泽三春草，赌掉乾坤两颗头。
　　此日登堂才拜母，他生横海再同舟。
　　范张鸡粟存悲殁，蘸笔南溟画虎丘。

　　“小仲谋追大仲谋”是指东平与其兄相继牺牲。“闾倚”是指白发老母倚门翘待儿子归来。聂绀弩由对战友的殷殷怀念，以至对其母深情敬仰。写到与东平的友谊，是如同古代范式和张劭那样的生死不渝之交（见《后汉书》），并说来生还会同舟共济，如此表白，其意义更多的是对老母的安慰吧。这里与第一首诗所写“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互为呼应。五首诗可首尾相贯，一气呵成。

　　“忆东平”改为“悼陈毅”

　　上面五首诗，收在聂绀弩诗集的《第四草》中。但《访丘东平烈士故居》题下，只录三首。另外两首，即（二）、（三）两首，字句有所改动，放在了《挽陈帅》的题下。

1972年陈毅逝世时，绀弩还在狱中，噩耗传来时，写了一首悼挽诗：

　　世间何物谓之癌？百战功高挽不回。
　　绝代风流戛焉止，人生七十夭如哀。
　　江山故宅思文采，淮海丰碑伟将才。
　　噩耗雷惊难掩耳，楚囚偷写吊诗来。

　　此诗极其悲愤、苍凉、感人。开笔第一句是个问号：“世间何物谓之癌？”接着第二句是感叹号：“百战功高挽不回！”这一问一叹，就似有千钧之力。中间四句，是对陈毅一生的精彩概括和高度评价。最后云“楚囚偷写”，融入了自身的遭际，哀人伤己，悲愤倾注，读来让人锥心落泪。

　　悼陈的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未熄之际是不可能发表的，何况聂在狱中，只能偷写。到这首诗正式编入诗集时，却把写丘东平的两首诗做了“移植”手术，放到一起，变成了《挽陈帅三首》。

　　陈毅元帅与丘东平的共同之处，其一都是马上吟诗的军中文化人；其二，绀弩在新四军军部时，既与东平朝夕相处，也与陈帅有交往。所以，怀念丘东平的一些诗句，如“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用于感颂陈毅也同样适合，只要稍作改动，这两首诗就能够“移植”。

　　但是， 绀弩悼陈毅的诗，原创毕竟只是一首，与“移植”的那两首笔气大不相同，放在一起给人一种前后不贯气的感觉。

　　如原诗中“东风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扑敌巢”，是写一次智取敌巢的战斗。改作挽陈诗后，此句修改为：“东风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乔。”事指陈毅与张茜结婚，而且放在《挽陈帅》三首诗之首，难道诗人在惊闻噩耗之时，首先想到的和首先要表述的是当年的那段姻缘佳话吗？这和挽诗的主题太不谐配。由此可见，即便“移植”手术很巧妙，仍不免留下破绽
　　。

　　访东平故居的诗写于1964年，悼陈一首写于1972年，“移植”始见于1978年12月绀弩致高旅的信。《访丘东平故居》一组诗，从访故居、述往事，到赞忠魂、诉感怀，本来是一气呵成、一个整体，两首阙如后，诗意已欠丰满。《挽陈帅》凑做三首，又明显有前后笔势不一、诗思支离之感。尽管有些遗憾，然而，诗人将自己的诗巧妙地改头换面，由写张三变成写李四，这在诗歌史上恐怕是极少有的，这或许会成为后人玩味的一则诗话吧。

　　丘东平其人其事

　　丘东平（1910—1941），广东海丰县人，早年跟随彭湃，参加海丰农民起义。1938年加入新四军，曾在苏北根据地，担任“鲁艺”华中分院、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会的领导工作。1941年日寇进攻盐城，为掩护“鲁艺”200名人士突围，而壮烈牺牲。著作小说多种，有《东平选集》行世。

　　现在我手边的这本《东平选集》，是1953年新文艺版，从旧书地摊上淘来的。此书共收中、短篇小说17篇。正文尚完整，只是前面的两页序文被人撕掉了，大约是因为写序的人是柏山，柏山是曾经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的。以后我又找来了别的版本，才看到了柏山的序。

　　从柏山写的序中可以了解，丘东平是一位战斗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的”。让人不胜痛惜的是，“东平在文学上所走过的路，正如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所达到的一样，处在年轻的时期。他那丰富的生活和在他作品里所流露的宏大的才能与奔放的热情，并未充分发挥”。

　　东平牺牲的时候，刚好是鲁迅逝世5周年。聂绀弩《给战死者》写道：“东平：得到你战死的消息，正是从乡下到城里去参加鲁迅先生5周年纪念大会的路上……我的心更扰乱了!”“一个人类的天才死了已经5年，一个智慧的光芒熄灭了已经5年……而你，东平，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类的天才，一个行将日见光大的智慧的火，一个身背着民族解放的重负，在前线与民族敌人搏斗了三四年的战士的战死……我悲哀,我愤怒……”“你写过《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那都是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战死，一定不会缺少同样伟丽的场景……但对于我们民族的前途，对于和你一同战斗的你的友人们，这损失是巨大的，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呀！”

　　我现在读着《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仍不能不被小说中的那种战争氛围感染，真切得如临其境，心中十分惨然。我这才知道，以前读过的种种描写抗战的小说，大多是概念化的东西。东平是真正写战争的，真正写出了人类的惨痛。
　　东平，他是一朵过早凋谢的天才之花。

　　契友成永诀，九泉复重交

　　绀弩早在黄埔军校时，东征到陆丰，就与丘东平结识。后来在上海，又一同参加“左联”活动。1938年到新四军军部，两人是文友加战友，相处更加亲密。

　　在绀弩写的《东平琐记》中，描述东平颇有一些个性特点。
　　例如，鲁迅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之后，东平认为鲁迅的意见是不对的，起草了一篇责问书，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他在朋友间，几乎没有谈到鲁迅的时候，纵然谈到，也只是“把鲁迅当作偶像是不对的”之类，但鲁迅逝世，下殡的时候，东平去买了一块白布，自己写上“导师丧失”四个字。
　　这篇琐记文中，还说到东平的这样一个小节：

　　有一次，大概为了职业问题去会过一个前辈先生，回来，气极了，他说：“他叫我当新闻记者。意思是我当作家不会有前途。妈的，尽管没饭吃，改行是不改的！”

　　胡风为悼东平写诗云：“惯将直道招奇运”。
　　由此看来，东平此人，思想、性情、才气，都与绀弩颇有相通相似之处。这正是绀弩对东平生前深契、死后深念的原因。绀弩本人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他有诗曰：“天涯胆肝藐雄才”，能让他真正钦慕的人并不多。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的对东平的敬爱和感情，是很特别的。
　　绀弩把东平的死与鲁迅的死，联系在一起思考，由此而想起“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他写道：

　　我想，一个人的诞生、成长，是如何的不易。社会的既存势力无时无刻不向每一个人威胁利诱，要他变成无知，要他成为自己的俘虏，好让历史的车轮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智慧的火，不知受到多少先觉的启迪和多少血的事实的唆示，自己更不知经过多少挣扎、奋斗，在艰难险阻、迂回曲折中逐渐长成。等到长成了，能力、智慧，正要在人类的花园开花结果；正要成为人类的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正要像发动机一样挟着人类的运命向前飞跑的时候，而一只可诅咒的黑色的大手，不知从什么地方伸来，毫不容情地，把他攫取去了……社会与自然不但吞蚀已经长成的天才，还故意苛虐正在成长中的同样人物，不知多少人还只刚刚露出一点头角，却“坎坷流落，终于夭亡”（鲁迅语）了。

　　这段话多么深邃，多么鞭辟入里！某种可怕的势力，总在扼杀天才，不仅是鲁迅，不仅是东平，东平“不是最初的一个，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因而，绀弩痛心疾首地说：不能不为整个人类悲痛！
　　当他写这篇《给战死者》的时候，当他写到“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写到东平的死“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同时也想到了他自己今后的命运呢？是的，他虽然没有像东平那样过早地被杀戮，而他一生中屡屡与扼杀天才、扼杀战斗者的“黑色的大手”相遭遇，也曾历尽坎坷、几乎夭亡，对于这些，似乎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似乎他在哀悼东平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会是继东平之后再次被扼杀的一个了。
　　杜甫写到李白的遭遇时，有诗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对天才的扼杀，自古皆然。
　　杜甫同情郑虔的遭遇，亦有诗曰：“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意思是即便永诀之后，到了九泉之下仍然是交情如故的朋友。
　　现在，绀弩已经和东平在九泉相逢，重温他们昔日的友谊，他们也一定还会关注着当今世上的天才和战斗者们的命运吧。

　　暮年自喻散宜生

　　假如聂绀弩不是被打成“右派”，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也许他会发奋工作，“不知老之将至”。然而，一戴上“帽子”，两年半的北大荒流放，就使他很快步入了老年，诗中出现了“半壁街人亦老翁”的喟叹。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人的学识修养的成熟，和思想境界变异的规律。至少对于读书人来说，这个规律都是适用的。
　　聂绀弩60岁前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三件事：写诗、写字、读《庄子》。这大概可以算是他“耳顺”的表现。
　　他用过很多的笔名和别名，到晚年时，他把诗集定名为《散宜生诗》。用“散宜生”这个名字，是庄子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算是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表现吧。
　　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写道：

　　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称散人……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无含义则已，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假“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庄子•人世间》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石的木匠，要往齐国去，走到曲辕那地方，见神社中有棵栎树，树身大到可以蔽牛，量度其粗达百围，其高临山十仞才有旁枝，那一部分材料就足可造十只船了。虽然这树引来了观者如市，匠石却不屑一顾，径直往前走了。他的弟子饱看一阵后去追问匠石，匠石说：散木也！做船就沉，做棺椁就速腐，做器具就速毁，做门户就出油液，做房柱就虫蛀，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所以它才那么长寿。
　　聂绀弩研读庄子，深受浸淫。他取“散宜生”为号，似指颐养天年，实际也是别有深意的。诚然，知识分子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而知识分子往往还有另一方面，即是杜甫所云：“落日心犹壮”。辛弃疾曾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其实他的忧国之心一直跳荡在他的词中，总也不能老尽。
　　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
　　”的思想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灵魄中。许多读书人到了晚年都以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自表，却又免不了“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李白语）。正是：老庄其外，儒学其中。聂绀弩也是如此。他一面研读庄子，一面又在天天谈论国际国内的形势。

　　议论国事欲何为

　　在阶级斗争搞得草木皆兵的时候，许多人都钳口结舌，生怕惹出祸事来。聂绀弩却似完全不知明哲保身的道理，对时事每有非议，而毫不顾忌。前面已经引述过不少他的言论，下面再摘录几段他对形势的评议，以便深入观照其暮年人生。

1964年2月1日晚间，聂同友人谈到中法建交，说：中法建交这一幕，远因还是导源于前几年我们的生产实在太差，赫鲁晓夫一看和你们合作不但对他不利，而且可能把他拖下水，因此决定拉紧美国，扔掉我们。现在看得出来，不到社会主义就不知道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事情说来好像荒唐，可是事实就是那样摆在面前，你不学资本主义制度，不依靠资本主义国家你就不行。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法国和我们一拉就上，就清楚了。固然法国的目的也很清楚，是借我们来同美国较一手，我们是借法国来打开缺口，扩大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1964年10月18日上午，同友人谈到赫鲁晓夫下台，聂说：赫鲁晓夫这一下来，也许对国内有些好处，要知道国内的情况绷得那么紧，完全是跟苏联唱对台。你越向东，我就越向西，你苏联说我们对知识分子过“左”，我就更“左”给你看。现在赫鲁晓夫下来了，目标没有了，也许会有很大好处……要知道国内许多事情都是从国外来的影响，“五七年”（“反右”）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一方面提出“四清”把国内问题推到地主阶级身上。解放以后地主已经像狗熊一样，你叫他站他就不敢坐下来，还敢胡作非为？胡作非为是干部，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四清”，既然要发动群众，就把大学青年知识分子全都调下乡去，又不能让这些终日在课堂和书房里的知识分子看到这问题是干部和领导身上出的，于是就找着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加上个地主头衔，这就是“四清”。总之政策错了，事情搞坏了，就往地主阶级身上推。

1965年2月6日，晚饭前后与友人闲谈，谈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聂站起来，一面抽烟，一面激动地说：多少条也好，反正是一个人说了算数。你要知道，以前满城风雨的闹“四清”，是要搞基层干部，现在一发现基层干部不好搞，谁都有问题嘛，你都整掉，那谁来办事呢？这才转移目标，说是对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看样子当权派是要整两个的，借此来打打圆场。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你说农村基层男女关系乱得很，可是这些男女关系并不是自由恋爱，不是资本主义出钱来买人家的肉体，而是用权力压迫你给予他发泄，是有类乎从前那些酋长们的初夜权的性质，这是十分残酷的封建行为。现在一个村子里的大队长奸污十来个妇女的事不稀奇，过去有什么妻妾的名义，现在只不过无其名而有其实。可是这还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这个实质上就是皇帝。遵义会议以前，党是不统一的，各自为政彼此各搞一套，还闹意见争权位，这是不好的。“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起码他把党统一起来了嘛，一直到“五七年”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五七年”前后就变了，往往借一点儿不值得一笑的理由搞得满天风雨。拿文艺界来说，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来开始，俞平伯算是个什么人物，他的一本小书又起得了什么作用呢？用千钧之力来扑一个虫。一看俞平伯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就牵扯到在国外的胡适身上，国内的文艺界也毫不相干，恰恰胡风在这个时候来强出头，说了几句话，好咧，借此就兴大狱，搞肃反，于是就把你我这些人都拖进去。
　　我们有很多事情非常天真幼稚，拿“反右”来说，当时你是打躬作揖，请客，报上公开号召大家讲话来帮助党整风，那时果然就有人出来说些心里话，一听原来有这么多意见，不得了，就掉转矛头来对付这些人，一个一个加上个阶级，把他作为专政对象，你我就莫名其妙地叫做资产阶级……
　　现在首先要问，“六零年”的灾荒是怎样的政策造出来的，全国那么严重，农民饿死了多少，现在我们当然没有材料，有了材料也不敢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在基层干部？基层干部有力量订出命令叫全国大炼钢铁，把什么都拿出来熔掉毁掉，那时又是谁们在领导呢，当然不是我聂绀弩！
　　不要担心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几年后死光了就没有斗争，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专政对象。钟敬文下去搞“四清”又被赶回来，因为他是专政对象，不能搞革命斗争。戴浩原来拿60多元钱，说明是养儿子和女儿的补助，这次工作队一来，不知是哪个王八蛋给工作队建议，说戴浩没摘“帽子”，应当拿30多元钱，儿子女儿不应当给钱养，就减掉他20多元钱，发了的还要追回。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了。
　　这一次“四清”，原先计划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是从基层整起，从党员整起，一看这又不行了，整下去会整到上头来，所以又要转弯，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式的，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今天有阶级，将来也有阶级，阶级随时可以给你安排的。
　　前几年听说陈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有了思想问题就用行政法律来处理，这真是怪事！”我当时听了就不舒服。陈毅还说：“我这个人专爱打抱天下的不平，谁有冤屈来告诉我！”哈哈，我就奇怪，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好像连天大的运动都不知道，有时候忽然挺身而出，气魄不可一世，有时候却像视若无睹，说了话一概不算，真是怪事。

1965年3月23日晚上，在聂家中，同友人谈话中提到“中国没有人才”问题。聂妻周颖说：“现在不能有人才，连工作也不能做，从前人人有积极性，因为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现在呢，谁积极谁倒霉。”聂这时就拿出一首清代俞樾的诗来，里面有一句是“举世狂欢得自由”，他感叹地说：“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周接着说：“对极了，现在说老实话夫妻之间也没有自由，谁都不敢对谁说心里的话，我们几个人说真的都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掏出来，说的也全是半吞半吐的话，倒不是怕出卖了我，就怕一不小心传了出去，谁谁某天说了句什么话，好咧，不得了，就祸事临头，再说我说多了也怕害了你，你不说将来也要交代，这样生活真叫没有意思。”

1965年4月10日晚上，在聂家中，向思赓说：“‘二十三条’是安定人心的，运动一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春节前弄得人人神经过敏，现在《中国青年》封底那张画什么‘蒋介石万岁’也都在辟谣了，当时《中国青年》都收回烧毁咧，严重到如此地步。”聂跟着说：说老实话，叫蒋介石万岁的人有没有呢，我看有的是……当然不是指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只现在不可能喊蒋介石万岁，连过去也没喊过蒋介石万岁，我们深知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反蒋是坚决的。问题在于一些青年人，他们对现实不满，又没有经过旧社会，他们想既然新社会不好，他的对立面就是蒋介石，那么蒋介石一定是好的，是根据这种心理出发的，这种情况我看不是很个别，你不信可以调查，现在青年人心理复杂极了，学校迫着他要回家给自己的父亲母亲划清关系，有些人回家一看父亲母亲并不是资产阶级，但是又不敢讲，这个苦闷是很难受的。丹丹（聂绀弩养女）不能入团，原因是学校组织要她去影响她的家庭，要她的家庭进步，丹丹这一点没有做到，所以就不能入团，她的包袱就很重。

　　读了这些言论，首先，让人感到他是如何的关心时事。身居陋室而能眼观天下，察觉了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从经济上，他看到生产太差，再不能闭关自守，需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沟通；从方针政策上，他看到了“三面红旗”的极“左”的失误；从政治上，他看到了开展运动和强划阶级的消极作用，以及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很多人都能意识到的，但能够像聂绀弩那样看得明白，并且能讲出来的人，在当时极少或者几乎是没有的。
　　其次，聂绀弩具有锐利的目光，睿智的思考，他指出了当时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其症结在于缺乏一种应有的民主氛围。尤其是在基层，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根深蒂固，农村一个大队长俨然是个小皇帝，可以决定一切，胡作非为。在民主问题上，聂绀弩曾经拿毛主席和鲁迅相比，这是他独出心裁，却也有可发人深省之处。聂绀弩认为毛主席有很强的民族自信，这点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民族自信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他使我们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聂绀弩认为毛主席在民主思想方面不如鲁迅，这一点分析较为客观。
　　第三，聂绀弩发表这些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字里行间不难感觉出来，他是为我们国家着想，是为党和人民着想。看到一系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采取运动的措施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因而他忧心、焦虑，甚至于激愤，但他内心的期望，是为了使错误的东西得到纠正。他不是站在外人旁观立场上的那种冷嘲热讽、恶意批评，更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诬蔑攻讦。“反右”斗争中把他开除出党，他始终不服。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定罪
　　“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使他难以容忍的。他内心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始终信奉马克思主义，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第四，一些偏激和激愤的言词，我们设身处地一想，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
　　聂绀弩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几十年前他就反蒋，写过不少骂蒋杂文，但他为什么要说有人要喊“蒋介石万岁”呢？难道他改变立场了吗，不是，他是看到当时的政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青年，为此心急如焚，才说出那样的话来啊！他很喜爱的养女不能入团，使他更近切地看到极“左”政策对青年的不良作用，但他不是反对青年入团，而是希望青年入团，这就显示了他与党同心同德的立场。再如，说到陈毅的讲话，聂绀弩的情绪不是对陈毅不满，不是对陈毅讲话本身不满，使他不满的是高级领导干部说了话也不起作用，说得好听，做不了主。对于用行政法律手段处理思想问题的现象，陈毅是不同意的，他是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说公道话，而事实上，在那些年中因思想言论受到打击的人处处都有，连陈毅那样高级领导人即便心知肚明，也无能为力，由此反映出党内的民主氛围确是很缺乏的。聂绀弩说这种现象“真是怪事”，话语中流露出抱怨情绪，实际是一种善意的批评。

　　每忧家国肠内热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这是杜甫最有名的诗篇《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句子。聂绀弩对杜甫推崇备至，他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就受了杜诗的熏陶。

　　由此使我想到，其名散宜生，其实并不“散”，他绝不是一个散淡逍遥之人。
　　取《庄子》的意思，“散”是无用之意，“散宜生”从字面上可解释为“无用则宜于长生”。因而，聂绀弩自己说他取名散宜生是为了“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这其实是他的自谦或自隐。

　　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这是一层潜在的意思。聂绀弩写诗的成就，可以说是因为“无用”，而发挥了“大用”。
　　不仅如此，聂绀弩在“散宜生”背后隐藏的思想，大概还有一层深意：他是有意以周文王的名臣自喻的。

　　《尚书•泰誓中》有云：“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颖达疏曰：“谓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这里的“乱臣”，完全不是“乱臣贼子”那个意思，而恰恰相反，是指拨乱治国的栋梁之臣。一个词可以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可见我们的汉语言太复杂了，一不小心就会谬之千里，这且不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这10个“乱臣”中，就有一人叫散宜生。

　　散宜生既然是周文王的十大名臣之一，聂绀弩用以为自己的诗集命名，是否有自况的意思呢？他自己没有给出解释，而事实上，这种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把一个古代的人名用来作自己的名号，难道仅是从字面上解释，只是用那三个孤立的文字吗？那么，如果散宜生不是一个贤臣，而是一个佞臣，这个名字会不会被人借用呢？像唐朝杨国忠、宋朝贾似道、明朝魏忠贤，这样的名字从字面意思看都不错，却绝不会被人借用作笔名或书名的。

　　以散宜生这个西周名臣自况，应该是聂绀弩的一个隐衷。从他在“肃反”中被整，到戴了“右派”帽子，尤其是“文革”中被判刑入狱，久历炼狱，艰难维持，虽然多次作过检讨，甚至说了一些自诬的话，而他始终不能心服，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正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绝不是什么反党的“右派”。他在给友人伍禾写的一首诗中曾说：“此生还可几盘棋，此语宁真老至悲。”（此生没有几盘棋可下了，写在诗中的话宁可将真诚吐露，人到老年是最感悲凉的啊）。那么，他在这首诗中写下了他临近晚年的最真诚的话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一句：

　　你我平生何所信，列宁主义马恩斯。

　　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还写道：

　　已省明时无弊政，愿为真理一奴才。

　　聂绀弩虽然一向心高气傲，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自有清醒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真理面前，他是甘当奴才的。
　　这些诗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下的，后来他到了监狱中，那样锲而不舍地刻苦研读马恩列斯和毛著，和他诗中袒露的信念是一致的。
　　在他的诗集中，还有很多这种表白心迹的诗句，例如：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无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凤兮奇瑞非凡鸟，甫也孤忠不世才。
　　但得于时有微补，谁从顶踵惜涓埃。

　　前面四句，是聂绀弩60岁时写给夫人周颖的诗。意思是：在人间度过了60年的坎坷生涯，补天的理想没有实现，现在仍然共同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曾经四海为家、到处漂泊，奋斗的印迹余留心中，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抱负常挂嘴边，总是念念不忘啊！
　　后面四句，是一首七律中的后半首。全诗以写凤凰台起兴，杜甫当年曾经游历凤凰台（甘肃境内），因而聂诗写道：凤凰是象征祥瑞的非凡的神鸟，可与之媲美的伟大诗人杜甫，有着一片耿耿丹心，是绝代不遇的英才。我也应当和杜甫一样，只要能对我们的时代有所裨益，可以从头顶到脚跟，点点滴滴都毫不吝惜地贡献出来。

　　尽管聂绀弩个性散漫，一生表现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行为，而同时，他对家国世道的忧虑，对社会进步事业的追求和信念，也是很深沉和执著的。所以我认为，他的一些曾被指控为“反革命”罪状的言论，从言词上看似偏激，实则都有忧世爱民的赤诚。
　　除了周文王称他的“乱臣”同心同德的记载之外，史书中关于散宜生这个人物的事迹很少。司马迁的《史记•周本记》中记了一笔，是说助武王伐纣的事。当武王获胜，进入商纣的王宫之时，“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想来，散宜生执剑之态似乎是颇为英武的。

　　聂绀弩是进过黄埔军校的，他曾说过，如不从文而从武，他也该做到将军了。如果做了将军，大概也会像散宜生那样英姿威武吧。虽然他毕生从文，终未从武，而纵观其漫漫一生，那种真笃、忠耿、义烈的秉性，贯彻于始终。若以散宜生的同心同德自况，他是当之无愧的。

　　人去魂留宇宙间

　　聂绀弩刑事档案材料，据我所见主要者，以上各篇中都尽量摘引，但犹恐挂一漏万。现在又将卷宗翻了一遍，力求寻觅一些应该补充的内容。于是发现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密切的人，似应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庚等人，档案中存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是举证材料，他们与聂公有何交往，那些揭发材料又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戴浩

　　戴浩是聂绀弩家里的常客。因为戴浩经常在聂家吃饭，以至惹起了煮饭的厨娘的不满。厨娘是聂家的亲戚，其实还不只是煮饭，而是家里的总管，都称呼她为三姐，亦即聂绀弩诗称“三妹”者。三姐曾经对另一朋友谈起戴浩频繁出入于聂家的情况，用意是想请这位朋友劝阻戴浩，她说：
　　我觉得戴浩这个人呀，人品上很不好，许多事情自己不检点呀，比如说，到我们这里来，朋友谈谈，吃顿饭，未尝不可以，但是他不是这样，来吃饭时一带就带了几个人来，现在谁家不节约打算呵，又不是饭馆，来吃也不要紧，还住下，一住就是几天，我们这里是邮电部宿舍，咱家（住人家机关房子）不搬走，别人都有闲话，还经常留宿这样一个人，别人会打听的，这是个什么人？再说，（戴浩）说话声音又大，说话像吵架似的，四邻都听得见，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发牢骚骂人，我听了都不满意，不用说外头人听见了。我们这家人熬这几年不容易，从“五五年”“肃反”，到“五七年”“反右”，好容易这两年才得好过些，我也为（绀弩夫妇）他们俩担尽了不少的事，你戴浩现在不要再来害人嘛！再说到钱，他们俩不过问，我当这个家就知道，苦！他（戴浩）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拿钱，说老实话，我是反对的，他们（绀弩夫妇）知道我不赞成，也偷偷地瞒着我给他。他下去劳动，还说回城里就要住我们这儿，你自己有家，干吗老住人家家里呢？谁也要怀疑的，我就反对，他知道我对他不满，（劳动回来）也不敢来住了。你老缠着人家，别人也要避避嫌嘛，用句新名词叫划清界限，不要再连累人。你减了薪水，你说你钱不够用，那要比起乡下农村人你就多了，不够就节省点儿吧，劳动以前就买一顶新棉帽，现在又买一顶新呢帽，这怎么够花呢？说真的，我就看不起这种人，老太婆（周颖）见我不喜欢他，也只是偷偷地照顾他，不敢当我面给他什么。向先生（向思赓）这人心地比戴浩好些，但是做人也糊涂，戴把女儿寄住到向那里，向就给组织反映了，戴浩骂了向一顿，说他不应当反映，你想，一个女孩子住在自己宿舍，不反映行吗？我同向先生说了多次，让他劝劝我们家这
　　两位（绀弩夫妇），少跟戴浩来往，我真担心。

　　戴浩是电影界人士，籍贯湖北，曾入暨南大学。从1936年即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49年后在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任职，主演曹禺话剧《北京人》。1957年划为“右派”。

　　从上面三姐的一番话来看，戴浩这个人似乎有些不拘小节。从戴浩的实际情况来看，又确实是个经济困难问题。聂绀弩在闲谈中，曾经说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整风的事，涉及戴浩，是这样说的：
　　北影汪洋这回倒下来不要紧，人家是大人物，有底子。可怜戴浩这家伙，本来已经倒霉，这回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工作队一来，有些拍马屁的人就提出戴浩的问题，说他“帽子”没有摘，拿30多块薪水，还拿30多块生活津贴，这算什么话！好咧，这一来就取消了他30多块的生活津贴，过去多拿的还要扣回，所以他现在只有10多块钱一个月，儿子本来有职业，现在到处搞运动，原来是试用工的也不用了，人家是阶级路线，这些人就得倒老霉。

　　下面再来看看戴浩自己当年是怎样说的。戴浩一见朋友（当然是同为“右派”者），就诉苦说：
　　现在他妈的，饭都没有的吃了，给我30元钱一个月，一儿一女，每人10元钱，够吃半个月。儿子戴大全找到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领导说，饿了，没饭吃，他跳起来大骂了一顿，说都是你爸爸不争气。他妈的我不争气，现在叫我劳动，我已经使尽我生平力气，最近在南口农场挖防空壕，我的劳动连场长都吃了一惊，但人家说：你劳动好，思想不好。上月丢了钱，向组织报告，北影人事科长说：现在运动期间，没有办法，你艰苦点儿吧。我就说：我现在每顿吃3分钱咸菜，改造了这几年没有别的收获，就是服从组织，组织如果说“你每顿吃一分钱”，那我就绝对服从。他们又不满意，说我有情绪，叫我回农场，我说没有钱，我回不去，我借了田华的钱，要还，怎么办？人事科说：你不能暂时不还吗，她（田华）比你生活好一点儿。妈的，我怎能借人钱不还呢？人事科说：你只要去农场，3天内给你解决。一直过了十几天没解决，我又回来，人事科说：已经给你20元，10元寄农场，10元交戴大全。
　　戴大全原来由劳动局分发到一个厂当工作教员，工作好得很，厂长书记都认为他很有教学办法，又和工人一起劳动，和工人感情好得很，书记表扬他，说他这一点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一点又是辩证法的，叫他写心得，他自己越发卖力。谁知，突然通知他说：因为你家庭关系，你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就让他回家了。他没办法，又去找北影人事科，人事科说：这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妈的，一个说有关系，一个说没关系。戴大全没办法，便写了一封两万字的信给孙超，后来通知戴大全说，孙超已经把你的工作问题交给市委办公厅主任，你去找他吧，戴大全找了市委多次，见不到人，我就给市委办公厅打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说主任忙得很，事情已经交给劳动局，你去找吧。又打电话找劳动局，一个女同志接的，说，知道了，你不是要到边疆去吗，已经给你分发到青海什么地方去了，我一听大惊，大全在一旁听见，说没有要求去边疆，因为有妹妹要照顾，不好去，她又问了一次名字，叫等一等，原来错了，去边疆是别人，说你呀，已经交给朝阳区，你去找他们吧，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眉目。
　　说到我本身的问题，老实说，我想不通，我给徐冰写了信，没答复，又给孙超写了信，孙说问题还是怪你自己。我真不知道怪我些什么，当初徐冰叫我回来，孙超见了我就说你的问题没什么，回到岗位上，顶多降一级，现在又说要怪我自己。北影人事科对戴大全的工作问题，一时说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一时又说你没有同你父亲划清界限，弄得戴大全也很紧张。这些问题真叫人不懂，想不到50岁了，混到现在混得连饭都没有得吃。我跟人事科说，我现在熟人全都不好去找，人家都要划界限嘛。现在没办法，一切一切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呀！我现在除了找找聂老，啥地方都不敢去，他们（绀弩夫妇）有时还周济周济，给两个钱。

　　聂周夫妇诚挚待友，重义轻财，而且在政治上大度坦然，对“反右”斗争的受害人士更有同气相求、同忧相救的感情，绝不是那种缩手缩脚、油头滑脑、贪生怕死、全身远祸之辈。每听了戴浩的苦诉，聂绀弩就要对欺人太甚的官僚主义破口大骂。

　　三姐的角度不同，她更注重于现实。她反对戴浩与聂家的交往，一者是虑及生活的负担，二者是担心政治上惹来麻烦。三姐显然是个聪明人，她长期与聂周夫妇共同生活，耳闻目睹，心明如镜。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戴浩那样声高气怒，说三道四，很容易招来政治麻烦。当然她还没有怀疑戴浩在政治关口上是否会变成一个反戈一击者。

　　聂绀弩正是因为与一些朋友频繁交往，抨时论政，以至陷入了牢狱之灾。那么，形成他的那些“罪状”，戴浩会不会也是一个检举揭发者呢？

　　档案中确有戴浩亲笔书写的揭发材料，其中一页，是揭发聂写“反诗”：
1964年间，我陆续看到他（聂绀弩）写的若干篇七言诗。有赠冯雪峰的几首诗，有他去广州重访农民讲习所，并同彭湃老母亲合影的题诗，等等……现在我记得两首，一是《赠浩子》，一是《咏妙玉》。
　　《赠浩子》这首诗是他借我的实际境遇，发泄其愤愤不平的反动感情而作，是对“反右”斗争的恶毒诬蔑，对劳动改造的仇视，充分暴露他对划为“右派”的反动情绪。
　　《咏妙玉》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反诗。是他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发泄他灵魂深处仇恨阶级斗争，对他被划为“右派”不服罪的反动感情。“无埃尘处也风流”这一句，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

　　分析戴浩所写的材料，实属被迫，不是他的本意。写此揭发材料的时间，应是在聂绀弩已经被捕之后，是在司法机关办案中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责令他写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事情已不足为奇。敢于拒绝揭发，挺身而出保护朋友，不顾自身安危的勇士，在那个时代倒是极罕见的，即使有，真正是凤毛麟角。大多情况下，越是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越是要把揭发材料写得上纲上线，以显示与“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以求避免殃及自身；如果自己被“揪出来”了，也要尽量检举别人，以求立功赎罪，略能减轻自己的处罚。戴浩的“揭发”，大概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1976年聂绀弩出狱时，戴浩陪同周颖，从山西将其接回北京。之后，大概戴又成了聂家的常客。1978年戴浩再婚，聂有诗致贺。为照顾聂老饮食起居，从1979年戴浩的女儿戴行健就住进聂家。聂于1986年辞世，戴也死于同年。可见他们友谊终年，戴写揭发材料一事并无丝毫影响。

　　关于向思庚

　　与戴浩不同的是，向思庚在朋友聚谈中不多诉说自家的辛酸，而更多谈的是聂绀弩的经历和诗，他对聂很佩服，又热衷于议评时政，所以二人颇得言语投机。

　　如1965年初向思庚的一次谈话中，对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的文艺整风运动畅叙己见：
　　这次整风，根本上是1957年的继续，1957年本来是整风，结果公开一整，大家一嚷嚷，其势不可收拾，就变成“反右”，那时没有经验，“反右”也带来反效果，没有调查研究，先就嚷嚷，报纸大肆宣扬，有偏无法去纠，弄得几年来知识分子不敢积极工作，说话更是小心。“五九年”把北大荒的人都撤回来，一方面是灾荒，一方面也是国外国内反映不好。这次有经验了，关门整，不让自己机关整，调查研究做得细，这样偏差就少，先党内，后群众，大家也心服。老聂他们还怕将来划阶级，我说你们不要怕，就是划个资产阶级也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帽子”戴惯了，不比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说资产阶级的帽子戴过两年，人也就死了，还有什么身后是非呢？老聂的诗，传和不传，这也没有什么，历史上多少有才华的人只字不传，多少莫名其妙的人享了大名，这都是际遇，不是虚无主义的话，人生的一切行事，都是雪泥鸿爪。
　　我入党比老聂早，由于一个老师的介绍，我读书那家中学本来就是党办来培养人才的，大革命以后我被捕，二次被捕，三次被捕，后来我找不到关系，从此就浮游了多少年，反右运动整我，主要是调查我被捕和脱党的原因，后来查明了，没问题，也就算了。老聂当了20年党员，也终于在1957年开除，这叫做春梦一场，也是各人的际遇。
　　（这次整风）周颖很担心张执一下台了，他俩失去靠山，他们住的房子邮电部要收回，是张执一说了话，现在张倒下来，他们怕邮电部再要房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告诉他们放心，连一个普通市民都不能没房子住，有合适就搬，没合适就赖着也没办法。周颖说很可能落后的人这次会再戴上“右派”帽子，我说，这次运动更细致，不像“五七年”，我们这些人这几年来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没有事实人家指摘不了，牢骚谁都有，毛主席也有牢骚，不公开，在家里谈谈，没有在机关鸣放，那又有什么关系？思想问题作思想问题处理，检讨检讨也就算了。有人说老聂的诗反动，他也很担心，其实又有什么呢？他最大最大的吃亏是相信文怀沙这种人，诗让他老婆抄，传了出去，文这个人还能相信的吗？最近还好，有了警惕，不过他还是同情文的遭遇。老聂的文章，特别是“反蒋”时期写的短文，锋利精辟，虽然没有鲁迅精练，但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是起过影响的。他真有才华，现代人做诗像他那样也少，他的诗不落俗套，没有一句是前人气息，但又是很好的旧体诗，这个人真聪明。有些诗是发个人牢骚的，比如红楼梦那几首，写晴雯，有“红袄脱身”的句子，指开除他出党；“补裘”指给党做过许多事，诗里大意是你开除就开除，我自己找我自己的路子。像这些诗，说他反动，真冤枉。这些诗一般人看不出问题，我们老朋友知道他的，才明白是有所指的。

　　向思庚上述谈话非常乐观，认为整风运动是很细致的，一切事情都“没什么”，说老聂的诗反动“真冤枉”。时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发，飓风席卷，还有什么细致可言呢？他也顾不得老聂冤枉不冤枉，不得不对老聂进行揭发批判了。

　　向思庚给司法机关写了两页材料，标题曰“检举聂绀弩的反动诗”，内容是：
　　摘帽“右派”分子聂绀弩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曾经写下了一些极其反动的旧体诗，其中有《红楼梦》人物的几首，是反对“三面红旗”，为“右派”翻案的极恶毒的毒草，但内容又极其隐晦，一下子是难于分辨出来的。现仅凭我记忆所及，检举出来，可惜我记忆的不够完整而已。

　　接着，抄录了《紫鹃》、《尤三姐》、《妙玉》、《晴雯》、《探春》，共5首诗。然后说：“以上的诗要联系聂绀弩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处境，以及开除党籍、划成‘右派’等情况来看，就不难理解了。”落款为1968年6月8日。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革命委员会附署“材料供参考”，加盖了公章。

　　向思赓的检举，与戴浩写的材料如出一辙，言不由衷，被迫而为罢了。

　　向也是湖北人，早年在武昌崇实中学加入中共，后入复旦大学，参加过“左联”。1950年至1974年执教于北京十三中。1994年读聂绀弩诗集时遽尔去世。

　　据《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拾遗草•记思庚》附注：戴行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94年5月26日戴去向思赓家中送书，向思赓接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爱不释手，只顾埋头看书，戴帮他做了午饭，下午两点多告别。次日上午10点，向的儿子来看父亲时，见向躺在地上，满脸是血，不知何时摔倒，送医院诊为脑血栓，已无救。向儿子见其父读聂诗而死，遂将聂诗《记思赓》套印于讣告中。

　　向思赓孑居一室，阅读聂绀弩诗集时，是否会联想到他对聂写“反动诗”的检举，是否会因此有所内疚，至于病情突发，均未可知。但他的猝死，颇感惨然。

　　关于王次青

1965年1月2日上午，王次青去到聂绀弩家中，专为拜年。送给聂公两盒带过滤嘴的中华牌香烟，这在当时为高层人士专供物品，殊为难得，聂公非常高兴。聂留王吃中饭，下午王邀聂和周颖到王家去打桥牌。戴浩和向思赓也先后到了王家，晚上王次青做东，在“四川饭店”吃喝畅叙。

　　从档案材料中这一情节的记载，足可看出王次青和戴浩、向思赓一样，常在聂绀弩身边周旋。

　　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但他与王次青素不相识。一次在聂家碰面了，经戴浩介绍，黄苗子才知道王次青供职于出版局的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正好与黄苗子所在的美术出版社同一个院子办公，从此，黄苗子对王次青的情况便有了较多的了解。据说王次青曾经多年跟随张治中，在西北地区一度走红，担任过《新疆日报》社长。进京后，在出版总署主编图书杂志，不知犯了点什么错误，调到了版本图书馆工作。

　　王次青与聂绀弩既不是同乡，也没有共事的经历，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结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

　　在法院的审问笔录中，审判员讯问到聂发表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时，为提示聂的回忆，有意问了一句“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聂当即反映说“是王次青”。这说明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聂绀弩从来没有给王次青写过诗。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这是聂绀弩一位朋友当年向组织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
1965年2月27日下午，下班后，到了聂绀弩家，因为他答应给我豆豉，特意来拿。聂和周颖留我吃晚饭，我说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有人等。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块臭豆腐，又问他有什么好小说可看，他带我进书房，一面说：我这地方好小说没有，坏小说也没有。最后他借我一本《蜃楼志》，说这是讲广东的事的。我又挑了一本《蜃楼外史》。
　　回家打开那本《蜃楼志》一看，原来书内还夹着一本极小的本子，是淫书《杏花天》。当时我自己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先把它包封起来，不看。打开了《蜃楼志》，还是有许多淫猥的内容，我经不起诱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后悔，说明我在阶级斗争面前还是很经不起考验！
　　现在已把这些脏东西都封起来捆好，准备还给他。并且把这个事实，作为永远的沉痛教训！

　　如果用现在的理念，去观照过去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就算是一本淫秽小说吧，事先并不知晓，既然借来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这有必要向组织写一份检查报告吗？扯得上阶级斗争问题吗？看了就是经不起考验吗？算得上什么“永远的沉痛教训”呢？要是一个刚刚入党入团的幼稚的青年人“向党交心”也就算了，你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这样的人，既然对自己的一点小疵都主动向组织报告，那么，当他看到听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时宜时，能不去检举吗？而且，他不会认为检举朋友是什么不道德、不义气、不光明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就要那样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吧。

　　关于聂绀弩的豁达姿态

　　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了十多次审讯，指控了你那么多的诗和言论，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那里，几乎众口一词。而你这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点帮凶的作用呢？对此则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你当时检举揭发时，可能是在极“左”思潮的狂热中，陷入了一种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状态，而当那种狂潮过去，大家都清醒过来的时刻，你还不应该说一句诚实的话吗？尽管聂绀弩没有责怪你，而你自己还不应该有一点歉意的表示吗？

　　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鷃。
　　也许我的议论有些偏颇，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上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又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极“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老聂是否变了？没有“火气”了？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弩借题发挥，讥讽这位清代诗人的软骨，也表明了自己的临危不变、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信中继续写道：

　　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毛泽东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词。他在写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结语

　　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怎么就凑巧让我碰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刑案实录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职务是当过法官之外，只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旧体诗的爱好者。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爱好，成为一种缘分，使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作者。

　　名为作者，其实并无著作之实。因为这本书，基本内容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我的工作只是搜索档案，发现材料，选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别安顿在各个标题下。同时，穿插了一些连缀的话语，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衔接贯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一样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些单独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体像一本书的样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种写作过程，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裁缝，最后总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连缀成衣了。

时光荏苒，握笔尝喟。斟酌改稿之际，不觉时近晚秋。我望着院子里树枝上的绯红的果实，心中禁不住对聂绀弩先生深深怀念。我想把这一本书，作为一枚秋果，敬献于先生灵前。我似乎感觉到了，先生以微微颔首的诙谐，接纳了我的这一点心意。他的确仍然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将与我们伴随永恒。


（原载《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2期）


转自   学术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