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
——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哈维
胡大平
较之马克思时代，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全球规模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解放政治如欲实现自身的使命，必须调整政治策略和理论结构。在这一意义上，关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左派马克思主义流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哈维的小文，认为其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的努力，代表着“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方向。 在本文中，我进一步分析哈维在空间路径和总体性方法上的基本操作，以不平衡发展的地理学为焦点评析其空间乌托邦规划。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哈维以地理学想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案例。
一 地理学与晚期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
1984年，在题为“论地理学的历史和当前状况：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纲领”的论文中，哈维强调，地理学必须是“人民的地理学”（people’s geography），是一项政治事业（political project），其基本目标在于以历史的地理的眼光关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 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地表现出历史（科）学的偏好，加之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葛兰西转向，表现出显著的文化偏好，作为职业地理学家，哈维说出这样的判断，多多少少具有一些新意。从1973年以《社会正义和城市》为标志转向马克思主义后，长期以来，哈维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地理或空间变迁，同时以地理学经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代表之一。虽然在他的研究中，也追随全球化、现代性这些时髦的论域，玩弄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t Politics)这样的术语，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升级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但他始终高举马克思的大旗，以一种空间乌托邦的姿态，呼吁社会生态的变迁和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正是由于这一立场，他占据地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集（哈维反对专门化的学科建制），在研究方法上努力兼容实证分析和规范批判，通过一种无所不包的风格试图调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主题与当代社会历史需要，在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研究等等多个充满意识形态斗争的论域中推动“马克思的归来”（Marx redux），并为其他左派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有益的资源。
在拙著《后革命氛围和全球资本主义》中，我主张以“晚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来分析讨论包括哈维在内的相近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我看来，作为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他们反对（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或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对左派的敲诈，公开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全球性问题、新型压迫和不平等、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的替代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此代表着一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 不过，在那本书中，由于主题是德里克，哈维只是作为“辅料”出现的。事实上，哈维本身亦是相当猛的“主料”。如果说德里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从史学方法论角度旨在构造一种具有宏大抱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那么哈维则是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从地理学方法论角度来完成同样的抱负。时间和空间，作为人类经验的两个维度，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虽然都没有以专门的方式展开，但亦是他们理解资本主义的中轴。因此，我们可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来透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作为点，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策略选择。说完德里克，再说哈维，这正是我刻意安排的路径。因为，从这两个角度来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生成路径、基本性质，而且在更大范围内有助于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杂氛围和使命。
正如哈维指出的那样，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具有时间（即历史）方面的偏好，而对空间（即地理）重视不够。这也是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明显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甚。因此，在介绍和评论哈维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困难。为减轻这种困难，需要对城市、空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从哈维的学术生涯看，虽然他在起点上并非直接就位于这一历史之中，但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不仅自觉地接过这一历史，而且为其生长开辟了新空间。在这一意义上，哈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空间角度成长起来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案例，也迫使我们关注晚期马克思主义与空间问题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主旨在于历史科学，而这一科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历史主义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着不解之缘。但是，我们亦不应该忽视，真正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独创性的思想在于生产方式分析，这种分析不仅直接涉及城市、空间问题，例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他们俩人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等大量文本都直接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生活的变迁逻辑并聚焦于支持这一逻辑的资本积累过程，而且在确切的意义上代表了共时性分析，例如《资本论》的核心便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不是它的起源，这种共时性分析典型地代表了空间分析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特征与历史辩证法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辩证法当然是以“过程”（即历史性）为前提的，但它并不是以证明历史为旨趣，而是以历史性展开的矛盾机制为依据来考察特定生产方式的变化趋势和条件。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资本论》时坚决反对一般的和普遍的历史哲学，其用意即在于此。因此，当我们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时，事实上就不能简单地回避空间分析的视角，虽然当用时间和空间这样的语言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特征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断言马克思的焦点在于空间。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纯粹的空间理论确实不感兴趣，更谈不上创造了一套专门分析城市、地理、空间问题的理论。哈维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文本蕴含着丰富的空间理论资源而没有系统的空间理论，并因此把系统化地将它们表述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角度看，这是合理的。因为，他指认的是，空间维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被极大地忽视了。
在突出马克思主义之空间维度的时候，仍然需要强调一个前提：空间分析的重要性，并非源自一种纯粹的学院研究需要，而是来自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旨趣并非发展出一套包罗万象的理论供人敬仰，而是推动无产阶级解放。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需要问的：空间问题是否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变得突出了呢？答案是肯定的。
19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海外殖民到达高潮，资本主义国家间围绕殖民地的争夺（和重新分配）斗争也加剧了，这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现象。马克思虽然直接注意到这一现象，其资本主义分析也能够为这种现象提供一种科学的解释，但是他和恩格斯都没有直接展开。这个任务事实上交给了第二国际。在第二国际时代，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依据经济决定论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结论，并以此为据设计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时，恰恰没有正确地理解帝国主义及其政治后果。相反，当他们被迫面对资本主义的活力时，产生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如果说，考茨基、伯恩斯坦无力解释帝国主义现象，源自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的无知，那么在整个第二国际时代，有一个人是接触到问题实质的，这便是卢森堡。坚持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之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她不仅从资本积累角度正确地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实质，而且揭示了对全部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阿明、弗兰克、多斯桑托斯有关“不平等交换”、“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帝国主义与依附”等问题，都是该问题的不同方面。后来，哈维把“不平衡发展的地理学”作为自己的中心视角之一，无疑直接延续了这个传统。
就卢森堡来说，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它的不是惟一的生产方式。“因此，一开始就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那些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那些非资本主义环境里，资本不仅找到实现硬货币剩余价值，进行进一步资本化的可能性，而且获得各种各样商品来扩大生产，最后通过瓦解那些非资本生产形式来获得新的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 由此，她解释了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当然，从资本生产的规律看，“资本积累是在牺牲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和扩大的，它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把它们挤掉。这个进程的总趋势和最后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的绝对统治。一旦达到了这一点，马克思的模式就变得有效了：积累，即资本的进一步扩大，就变得不可能了。资本主义进入了一条死胡同，它再也不能作为发展生产的历史工具行使职能了，它到达了它的客观经济限度。” 只要对照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有关资本主义扩张的论述和《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界限论述，以及后来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卢森堡不仅在方法上严格地遵循了马克思的路线，而且在结论上与马克思一致，而且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某些关键论点一致。 例如，列宁在1915年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做序时强调，（帝国主义）“现时正在朝着一个唯一的、世界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金融资本的‘超帝国主义’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物。”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列宁和卢森堡关于“崩溃”的结论实际是有重大差异的。卢森堡从历史（地理）发展的不平衡出发，从经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上论述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而列宁正好相反，他从经济上论述帝国主义的必然性，而将不平衡作为其后果，并得出帝国主义崩溃结果，并基于“薄弱环节”设计俄国革命的策略。虽然“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重新站到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立场来审视俄国道路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卢森堡的观点，但焦点问题则不是帝国主义必然崩溃了，而是在“崩溃”之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有意思的是，当哈维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谈论城市化和空间生产时，他试图要弥合的正是在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断裂，要求把不平衡发展既作为解释当代资本生产的前提，又将之视为后果，从而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寻找革命的可能性。关于这个问题，本文最后一个部分要详细讨论。在此，还需要绕一个很大的弯子来说明，如果这是一种可能的理论视角，为什么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长期地压抑了。
诚如马克思的直接结论在第二国际被考茨基等人视为教条，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被教条化了。因此，当卢森堡的《反批判》1921年发表后，虽然她本人已经不能再进一步“反批判”了，但还是遭到新的批判。布哈林于1924年发表《帝国主义与积累》，在这一文献中，他无视卢森堡“崩溃论”与列宁的一致性——都是在历史必然性意义上来说的，而把她打扮成“经济宿命论者”，含蓄地将她的“崩溃论”与“停滞论”联系起来。因此，虽然也强调她的结论是正确的，布哈林的主要目标却是揭示她理论上的错误，并将错误的实质定位到“实际的政治”错误上。当然，布哈林的论述也不是没有正确的地方，不过，为了论证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性，而不惜忽视甚至故意贬低卢森堡，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本文之所以不惜笔墨，对此问题加以展开，那是因为，通过这一案例，我们试图强调，由于教条主义和其他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潜力确实曾被长时间地压抑。空间问题不能说与之无关。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形象是一种历史理论，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发挥的也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后果是，马克思主义在空间分析的潜力长时间被压抑了，直到实践让马克思主义者被迫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上述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明显好转，这体现两个方向上的重要空破。第一个方面，列斐伏尔（Lefebvre, H.）一系列有关城市和空间著作的问世，如《城市革命》（1971年）、《空间的生产》（1973年）等等，在阿尔都塞的激发下，曼纽尔·卡斯特（Castells, M.）出版了《城市问题》（1972年），而哈维则从一个地理学家角度出版了《社会正义和城市》（1973年），这些著作，既把城市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视角，又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提出对当代城市问题的理解。之所以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突然”冒出来，是有历史原因的。这便是20世纪60年代，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社会运动的结合并在城市区域风起云涌（当然，这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发展为前提的）。上述这些著作，在直接的意义上，都依据了60年代学生运动、生态运动等经验，因此直接表现为其后果。当然，更深的意义上，他们同时提出了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一步解释空间的社会构造从而为新乌托邦打开空间的问题。因此，“这些城市问题上的后60时代马克思主义（post-1960s Marxism of the city）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能够阐明城市问题，同时也表明一种明确的城市焦点如何能够加强作为社会和经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 由于这一原因，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三剑客”。当然，在空间问题上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止这“三剑客”。在哈维的文献史审理中，我们已经提到，随着激进地理学的产生，马克思主义与地理研究的结合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虽然我们并不能将格雷高利（Gregory, P.）、史密斯（Smith,N.）、索亚（ Soja, E.）等人视为严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直接受惠于列斐伏尔，并在80年代以后的英语世界中经由空间问题推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同时，加之（后）结构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空间的联系这从这一路也径得到加强。而在总体上，到90年代，人们重新审理20世纪地理学思想时，已经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十分清晰地占据其核心位置。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彼特(Peet, R.)的《现代地理思想》，在其扉页上直接打上“For Marx”的献辞。 哈维作为一名职业地理学家，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他汇集来自各个方面的资源，同时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如果第一个方面是从发达资本主义背景诞生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正好相反，它源自“第三世界”的被压迫经验。以1955年万隆会议为起点，“第三世界”正式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崛起，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经济上来理解世界不平等便逐步成为一个理论趋势。1969年希腊学者A·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出版标志着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其后埃及学者阿明深化了这一主题，德国学者弗兰克有关“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将富尔塔多的依附性理论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不同的侧面深化了帝国主义研究，这种研究不仅重新凸现了卢森堡的问题，而且直接加强了从空间角度研究不平衡发展的需要。 哈维虽然是从第一个方面崛起的地理学家，但是，一旦走入马克思主义语境，他便试图从资本积累出发在一种总体性视角下解释资本主义地理景观的形成，因此在70年代试图从空间视角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便注意弗兰克、巴兰等人的研究，并借助他们提出的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寻找理论潜力，努力把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方法。 在这一背景中，他逐步形成了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资本积累—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空间的乌托邦为中轴的洋洋洒洒的马克思主义言说。
从上述历史背景看，空间问题不仅内在于马克思的总体论述之中，而且亦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需要直接面对的实践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随着以交通、通讯为核心的技术的急剧发展，人员、资金、信息在全球规模上的高度流动，生产、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全球空间的重新布局，由此，阶级、生态、种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题也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为解放政治提供新的契机的同时，也带了从空间方面对它提出巨大的挑战，从而直接引发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解放政治学的重新评估要求，例如以生态政治学、生活政治学和差异政治学等为中轴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要求， 再如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等等 。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诚如詹明信、德里克等人的例子，便是对上述背景的直接反应，而他们都亦十分直接包含了空间问题的议程。
哈维的独特性在于，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在长期的地理学知识实践中，基于知识与政治（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地理学知识的元理论地位，将之视为审理不同知识中的政治规划从而更好地发挥知识作为政治规划的功能（乌托邦功能）的依据。同时，认为，“地理学知识在全部形式的政治行动和斗争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因此，他把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作为核心任务。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他的理论实践见证了地理学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点从其理论的递进亦能够清晰地观察到。从最初的以城市这个狭义的地理学问题作为焦点与实证主义（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竞争，到逐步扩大到以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为中心视域全面地描述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最后，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为基础自由地空梭于不同规模的空间（从微观层次的“身体”到宏观层次的“全球”）与各种后现代主义竞争日常生活的政治规划，主张空间的乌托邦。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探索，而且试图从元理论层次发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而开辟了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表述。
第一，从《社会正义与城市》明确地提出反对自由主义的知识规划而要求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开始，以城市化与资本积累之间关系入手，不仅弥补了一个专题的“空白”，而且直接带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释。由于城市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制高点，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成为资产阶级学术的中心问题之一。例如形成了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芝加哥学派，而这一学派的崛起本身就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趋势一致，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不仅人口空间分布的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社会问题。在上述背景中，作为一个职业化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的立场产生了显著影响，所以理论界有人将其称为“芝加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挑战者”（Marxian challenger to Chicago School tradition）。从这一点看，他确实从空间角度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他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动力源自资本积累以及围绕其进行的阶级斗争，如马克思强调的那样，为使积累过程顺利进行，资本需要创造一种特殊的景观。就哈维本人来说，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城市”由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所维系，这两个主题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资本的极限》中，哈维关注了资本危机的空间定位，以及在危机形成和克服过程中的空间作用（不平衡发展的地理学），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第二，随着全球化问题的突出，哈维扩大了自己分析的规模，并加强了对全球空间的研究。对超越城市规模的更大规模的空间（如国家）的分析，在哈维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事实上就已经构成他的中心问题之一。例如其70年代完成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学：马克思理论的重构》（1975年）、《马克思的国家理论》（1976年）、《空间定位：黑格尔、杜能（Von Thunen）和马克思》（1981年）、《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1985年）等都是涉及大规模空间的理论分析。不过，随着全球化问题的重要性增长，以固定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地理景观的构造分析在其研究中越来越突出。因此，以“全球化”为焦点整合上述理论，发展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他那里也就成了明确的任务。他指出，“全球化”这个术语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巨大的资本主义的地理重组。基于此，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尤其需要抓住历史机遇，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动力角度将空间生产视为一种构造性要素，以此发展解放政治学。 在这一方面，他的相关研究在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对德里克、哈特等人的影响。
第三，在哈维90年代以来的著述中，由于对辩证法更加自觉的理解，从整体的日常生活出发，他更加灵活地在不同规模的空间之间自由地转换，基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协调各种局部变化，诸如生活方式、感觉结构、知识形式、社会关联模式和生产模式、社会生态结构、价值和信仰等等，积极推动综合性乌托邦规划。虽然许多讨论直接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但对于促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认识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从总体上说，正如不少观察者指出的那样，在哈维与列斐伏尔、德塞图（De Certeau）、福柯（Foucault）、吉登斯、索亚（Soja）和马赛尔（Massey）等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不是对景观、空间问题的重视，而是在根本上承认日常生活的必然的空间性。而从这一点出发，继承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生产”思路，哈维为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氛围中占据了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哈维以地理学视角把后现代主义的时空经验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沟通起来，为新的斗争和政治规划提供理论支持。上述三个主题，既包含了传统解放政治的诉求，又结合了后现代条件下人们的乌托邦理想，因此亦构成今日马克思主义理论言说的主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哈维从地理学角度展示了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范例。
二 马克思主义或过程辩证法
1973年《社会正义与城市》发表以后，哈维便公开声称马克思主义立场。在本专辑的《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一文中，我们已经详细地介绍和评论了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从这一背景看，哈维的理论立场充分体现了彼特所言的“激进的人道主义的话语的唯物主义”性质， 在这种人道唯物主义中，一方面是“人性化空间”的理想—地理学家的道德责任—通过知识干预社会政策的冲动（即人道主义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的城市化过程——资本积累的逻辑——拜物教现象和社会的“自然化”的批判（即对现实的批判），而弥合这两者的则是他所言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技术路径看，哈维十分接近于青年卢卡奇，即坚持过程（生成）的辩证法。这一点，从1973年到今天，哈维都没有放弃过。复杂的是，他基于自己的实证主义训练，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以分析的语言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框架系统地陈述出来时，他极力地压抑了传统了本体论而使辩证法呈现为一种科学的元语言（即他所称的元理论），以此作为抽象的起点来落实资本空间构型生产的研究，从而忠实于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分析，同时实现对资本批判和想象乌托邦的双重理论目标。
不过，正如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争论，在当代也存在着对辩证法的理解差异。因此，仅仅强调辩证法并不能具体地定位某种理论话语的实际旨趣和逻辑依据。就哈维来说，他感兴趣的是“具体的辩证思考模式”，更直接地说，辩证地理解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思维模式。这一模式当然不是现成的，而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便是将其描述出来。
最初，他曾试图用“总体性”来定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众所周知，首先这样做的是卢卡奇。不过，有趣的是，哈维却不是由卢卡奇出发的。在《社会正义与城市》的结论部分，他强调自己主要受益于皮亚杰和奥尔曼（Ollman , B.）。“总体性”这个术语，他直接取自奥尔曼。在哈维看来：
在本体论上，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是“要素的集合”（aggregate of elements）；第二是“已经独立于其部分存在的某种‘浮现’之物”；第三是“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总体性之间的关系”。在极大的意义上，这是一种结构的视角。
在认识论上，由于认识论“揭示使知识可能的程度和条件”，而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它来自于人类实践。所以，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被视为总体性的社会的内部关系。从总体性出发，意识与知识都是一种社会情境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立场是对主客体关系的某种看法”。
在全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这种逻辑并不难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正义与城市》完成之际，他接触到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而“总体性”正是列斐伏尔的中心概念之一。特别是，列斐伏尔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贡献定位在“历史形成”上， 即从历时性（过程）角度强化“总体性”思想的优越性，并以此开创空间研究的新路径，从哲学上试图进一步打破笛卡儿绝对主体和牛顿绝对空间教条，强调社会空间和空间的生产观念，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哈维。 复杂的是，哈维的这种描述贯穿了皮亚杰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底蕴，因此他从本体论角度的描述更接近于科学的系统观，而认识论上的描述则是达到将知识（实际上是价值）纳入其中的目标。所以，在他关于辩证法的描述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张力。
一方面，他借由奥尔曼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努力接近马克思，但同时又忽略奥尔曼与卢卡奇的内在一致性，保持对卢卡奇的批评立场。例如，他曾将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视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方法，并强调首要的是抽象，但他认为卢卡奇等人的“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开创了“本体论的优先权”，使之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因此这是不能接受的。反过来，他的旨趣在于一种分析资本主义总体社会结构的具体概念工具，这些概念能够反映它的“普遍的性质”（universal qualities，即他所言的“总体性”）从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看成是“物”而是抽象，就如马克思所使用的“商品”概念那样。
另一方面，在更宏大的理论传统中，他同时关注莱布尼茨、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阿尔都塞、福柯、利科、德里达等在哲学史上并不等质的代表人物对时空问题的“辩证”思考。 而在总体上，他以接近怀特海（Whitehead）的“过程”思想来理解辩证法。他指出：
辩证法是过程而非物，且更进一步，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心与物、思想和行动、意识和物质、理论和无目的的实践在其中产生了笛卡儿式的分裂。
当然，他不仅注意到思想史上有关辩证法的争论，而且同样了解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之间差异的争论，为获得理论表述的清晰性，他强调通过“回到黑格尔”（going back to Hegel）——按照他的意思不是回到黑格尔有关辩证法的特殊表述，而是以一种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概述包含在不同作家理论实践中的共同性——来表述一种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方法，他以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概括了11条命题：
（1）辩证思维强调对过程、流（flow）、涌（flux）和关系的理解甚于要素、物、结构和组织系统的分析。
（2）要素或“物”由流、过程和关系构造，后者在一个构成结构化系统或整体的有限领域中发挥作用。
（3）由于构造它们的多种过程的作用，许多研究者视为不可还原并因此没有问题的“物”或系统在辩证思想看来是内在矛盾着的。
（4）“物”总是被设想为“在每一个水平上内在地异质的[也就是，矛盾的]”。这又包含四个要点：
A）任何一个“物”都能够被分解成一堆其他的“物”，后者以某种关系相互关联着。
B）如果所有的“物”都由于构造它们的复杂过程（或关系）而各不相同，那么我们理解“物”质与量属性的惟一方式便是理解它们内于其中的过程和关系。
C）上述论点存在着一个界限。即相关性依赖于认知个体的行动。
因此，D）设置空间、时间、规模和环境的边界在概念、抽象和理论的发展中是主要的战略探讨。
（5）空间和时间既不是绝对的也不外在于过程，而是偶然的和包含在过程之中。
（6）部分和整体相互构造。
（7）部分和整体的交错性产生了“主体和客体以及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互换性”。
（8）转换行为——“创造性”——源自矛盾。
（9）“变迁是所有系统和系统所有方面的一个特点”。
（10）辩证研究自身是一个过程，它产生了诸如概念、抽象、理论以及知识的制度结构这样的持久性，这些东西坚持受到持续研究过程的支持或破坏。
（11）对“可能世界”的探寻内在于辩证思维。
我们看到，这11条抽象的概括，与批判理论的论述风格相去甚远，而十分接近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他看来，虽然马克思的研究当然包含了这些原因，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清晰地陈述出来。从引述看，他本人的概括，主要是依据奥尔曼、怀特海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核心问题在于：他试图用一些独立的（由理论自身改变的）抽象原则来保障对“可能世界”（即价值或乌托邦）探寻的合理性。他自己也强调：“价值和目标（或许它们被称为反思性思想的‘目的论的’和‘乌托邦的’要素）并非作为为普遍抽象从外部强加的，而是通过以实践形式体现出来的活生生过程（包括知识探寻）达到的，并且掌握着内在于揭示这种或那种潜力的行动中的力量。” 当然，如他所为，这可能在当代一些新社会运动中得到验证，也是许多激进思想家共同的主题。我们无须纠缠于其合理性与否这样的问题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想本身也具有漫长的历史。例如，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卢卡奇便是如是操作的，只不过他是用主客体关系辩证法来弥合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从而为历史的可能性打开道路。记住这一点，我们将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贯穿于哈维学术历程的乌托邦思想。当然，与卢卡奇不同，哈维要求贬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时间性解释倾向而加强调空间维度，在这一点上，他诉诸于抽象的理论概括，以此来保障一种可行的具体理论之价值合理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哈维把知识实践视为改变世界的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对其“话语的辩证法”进行介绍，在这种辩证法的讨论中，他试图通过重构话语理论的基本框架来回答“理论何以能够改变世界”这个问题。
关于哈维对话语辩证法的理解，在本专辑中另一篇文章《地理学想象与社会理论》理论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在此，我们强调的是，话语问题是20世纪知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包括它的定义在内的诸多基本问题并非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清晰，然而它在今天学术场中的吸引力迫使我们予以如此的位置。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解，话语正是某种客观的思维方式结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范式（库恩）、知识型（福柯）、认识的旨趣（哈贝马斯）、认知图（cognitive map，杰姆逊）、问题式（the problematic，阿尔都塞）等等一大堆表面上不相关的术语联系起来。这样看，无论是神话、宗教、意识形态、乌托邦，还是学科（discipline）、专业，抑或某个具体的理论流派、某种政治立场等等，都可称作话语。事实上，话语问题所欲解决的正是某种认知或行动过程中的主体的位置与其力量（或权力）之间的客观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意识的）。哈维在伸张其乌托邦的过程中，独特之处便在从经验论姿态角度提出了通过理论改变世界的论证，而这又势必要强化对认知本身客观效力基础进行进一步论证的要求。话语问题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空间。他强调，“通过我们依据其思考和行动的话语进行反思，以及同时在话语层面上反思我们所构造的话语的本质，这种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批评性反思打开了创造性的可能性。”
从这里看，哈维在辩证法理解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本身便存在于他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游移，也体现在他试图调和“结构与过程”这个马克思主义内部两种冲突性视角，而这两个方面都集中反映了他试图将主体性植入“无主体过程”（阿尔都塞的结构）之中的冲动。
三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虽然哈维从实证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实现这一过程时他借助的是“生成”、“过程”这种历史视角，但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时，却又以空间、地理来反打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种值得评味的做法。我认为，这与其“综合性”思维方式直接相关，而又受到列斐伏尔影响的缘故。
1991年，哈维为《空间的生产》迟来的英译本写后记时指出：“列斐伏尔坚持，日子应作为一种规划来过，而惟一有意义的知识和政治规划便是生活。《空间的生产》无疑是那种规划的目的，因为他持续写作和工作到今天。但是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标志，并且，为了其中包含的无数可能性，它应该被广泛地阅读和研究。” 事实上，这一评论不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已经包含了哈维本人的知识实践。从哈维的著述，我们不仅看到他进一步发挥了《空间的生产》中的有关思想，并将之落实到具体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和空间构型生产的研究中，而且他的《希望的空间》在直接意义上亦是对其的回应， 而且实际上一直支持着前者关于“统一性理论”（unitary theory）的诉求——在列斐伏尔看来，在这种理论中，物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领域将获得统一，因此，它关注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由感觉现象占据的空间（这一空间包括诸如规划和预测、象征和乌托邦等这些想象的生产）。
沿着列斐伏尔开辟的道路，哈维从具有自身动力的社会关系（结构）角度揭示城市生活、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化时，他立即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缺陷，“它准许对资本主义历史变革的研究却忽视了资本主义怎样生产了它自己的地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必须成为我们理论化的对象”。
按照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这一话语中存在着两个具有显著差异然而却很少被明确区分的层次，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前者旨在对一般历史进行解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概括便是，马克思自己称为“用以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恩格斯在其晚年有关书信中称之为“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的历史观；后者则是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解剖，《资本论》的研究集中了这一理论，它的核心在于科学地说明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种区分对于理解哈维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从1982年《资本的界限》公开发表后，他的基本框架在两个方向上却不断纵深，其一是作为元理论的辩证法，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描述了这个方面。其二便是对资本主义的空间构型生产的分析。这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似乎代表着抽象的方面，而后一个方面则代表着具体的方面。而事实上，它们对分别对应于广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层次。
现在，我们集中讨论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问题。我们的讨论将紧紧抓住这一框架由以诞生的“资本主义怎样生产了它自己的地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直接禀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来说的。就问题的提法来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资产阶级，“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就解决的方法来说，哈维确实努力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 这亦是哈维的起点，他要求从这个抽象出发，具体地再现资本运动是如何塑造空间形式的。
在《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一文中，我们已经强调，哈维《资本的界限》在直接意义上套用了《资本论》的结构，但是起点恰恰与马克思相反，他是从使用价值出发的。 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很难被接受，但是从空间角度看，却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已经完成对价值（货币、资本）运动的分析，形成了资本主义历史分析的一般框架；第二，空间往往是通过景观来体现的，或更具体地说，是通过物及其相互关系体现的。哈维拾起的是他指摘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丢弃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使用价值不仅是价值理论的质的方面，而且是资本主义地理景观的质的方面。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表现为资本生产的结果，那么，哈维所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恰恰是研究这种景观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或者说，使用价值是如何通过资本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地理景观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禀承了列斐伏尔开创的研究路径，并且直接表现出与德波（Debord , G.）、鲍德里亚等人类似的旨趣。但是，通过更加严格地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哈维既深化了列斐伏尔的研究，又有效地防止这种研究向鲍德里亚后马克思主义式思辨的倒退，从而更忠实地代表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的旨趣在于揭示作为独特社会历史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因此它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面貌表现出来。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这个判断反过来说也能成立，即，通过对物的生产过程的研究，揭示物的社会属性，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进一步探寻对它进行替代的可能性。事实上，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已经把这一观点充分表达出来了，他基本思路之一便是通过使用价值、固定资本问题的分析。 正是借助他的分析，哈维抓住资本积累/阶级斗争这个中轴，形成一套对资本主义空间关系构型进行分析的框架，并由此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改造使之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在哈维一步步完成自己分析框架过程中，首先是从具体的城市化问题开始的，通过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历史的分析，他将资本主义的积累问题置于理论的中心地位。1975年，哈维公开发表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在其中他强调，“马克思承认，资本积累是在一种地理语境中发生的，并且反过来，它亦创造某种特别的地理结构。” 从这里出发，他认为马克思发展了一种新颖的区位理论，在理论上把经济发展的总过程和对空间关系结构的精确理解联系起来。因此，他把马克思有关交通关系、空间整合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等重要表述联系起来，解释在一种扩大和增强的地理规模上的资本积累，从而更加紧密地把自己的研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联系起来。
略去他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不论，我们聚焦于空间构型的生产。在《资本的界限》中，哈维指出，空间是全部使用价值的属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把使用价值转化成社会使用价值。在哈维看来，“使用价值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再生产的必要性在于，它在根本上被作为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商品，而资本循环则把交换价值的增殖作为自己的最初目标。”当然，马克思已经在《资本论》中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也专门强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使用价值的空间属性——特别是区位——如何通过商品生产转化成社会空间的。通过这种操作，哈维把焦点置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与列斐伏尔不一样的是，从总体上，他不仅直接通过阅读《资本论》并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来分析空间，而且直接强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一种空间分析，它揭示了资本、阶级等都是一种过程，一种构造，因此必须从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空间过程。所以，从地理学研究的角度，他要求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理论前提。例如，在1984年提出的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纲领”中，他强调下述五个重要任务：
1． 建立一种大众的地理学，远离偏见，反思各种真实的矛盾和冲突，同时能够打开一个新的交流和共同理解的[知识]通道。
2． 建立一种应用的人民地理学，不把它归之于狭隘的和有力的特殊利益，而是建立在其概念上的广泛的民主性之上。
3． 接受科学的诚实性和非中立性之二元方法论承诺。
4． 把地理学的敏感性整合到源自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通用社会理论之中。
5． 定义一种政治事业，这种事业以历史的地理的眼光关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
如果说，这种表述试图在地理学中引入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它是说给地理学家们听的，那么，在其可能实现的点上，哈维也必须提出下述问题，即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地理学意味着什么。哈维强调，“空间与时间的历史地理学，促使我们批判地反省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之奋斗的是什么？我们试图建立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是什么？这些如何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化多端的时空的历史地理发生关联？一个社会主义的或对生态负责的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看起来像什么样子？” 如果更具体地说，便是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把社会再生产的完整故事说出来；检视内含于文化和政治运动里的矛盾，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矛盾；通过揭示社会变迁的基本路径，寻找重新界定社会变迁的路径。通过这种操作，重新定位乌托邦想象的可能性。
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中，无论是教条主义的守护，还是修正路线的重建（如哈贝马斯）、抑或告别性重建（如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几乎一致性地转向文化或语言问题，并且由于同样地放弃或贬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在围绕霸权而进行的有关偶然性与普遍性的争论，近乎把马克思主义发挥成一种形而上学的争论。 乌托邦想象在这种争论是受到压制的。哈维重提乌托邦想象，这意味着与上述理论姿态有着很大的差异。关于这一点，哈维有着自觉的意识。在他看来，在操作新的政治目标过程中，由于“倾向于放弃自己对于作为进步性变化之工具的无产阶级的信任（即告别无产阶级），也倾向于放弃对于作为一种分析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任”，“新左派因此把自身与自己具备的一种批判观点的能力割裂开来”。 在地理学中植入马克思主义，他的目标是为地理学注入批判的维度。不过，在完成这一理论任务的过程中，他亦需要面对其他新左派提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局限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从空间角度，哈维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升级版的四点纲领：
（1）强调差异和“他者”话语的相对独立地位，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政治的总体框架中恢复种族、性别、宗教。但不要过高地估计其重要性。
（2） 重视形象和话语生产，把它作为分析象征秩序再生产和转型的重要方面。
（3）认真对待时空问题，即地理学问题。
（4）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看作一种开放的和辩证的研究模式。
这些纲领，显著地照顾所谓后现代主题，如他者和差异问题、话语理论等，以此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再定位的导向，而空间问题则是落脚点。如果按照这个纲领来升级，“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将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反抗资本主义的话语。而这一点正是后来哈维所提供的图景。在他看来，“马克思显而易见地希望使用语言、命名的力量来达到政治目标。他的目标是使我们注意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破坏性逻辑的深渊，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权力不仅由生产-分配-消费之社会物质实践所复制，而且由意识形态（话语）、制度（国家机器以及学习、法律和宗教制度等）的霸权力量所强化。” 从此出发，他试图综合政治经济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弥合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裂隙，从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政治学中的地位。总体上，对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来说，作为一种话语，它是使政治战略空间化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任何形式的解放政治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一认识，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他既在总体上描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话语的核心，又从细节上发挥了它的分析战略。在此，我们简录他所强调的六个话语特征：
一，“图绘空间”（mapping space）的话语行动是任何知识结构化的先决条件；
二，图绘是一种具体表现力量的话语行为；
三，社会关系总是空间性的，且存在于某种空间性的生产框架之中。
四，物质实践改变空间体验，全部空间知识都源自那种体验。
五，制度是或多或少地持续着的被生产出来的空间。
六，想象（思想、幻想和欲望）是全部可能的空间世界的肥沃的资源，那个世界预先构造（虽然内在地）不同话语、权力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制度结构和物质实践的全部样态。
基于上述六点认识，哈维把自己的理论聚焦于当代资本积累矛盾，并积累寻求从社会空间的构造角度对其进行替代的道路。综观哈维的表述，他所断言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确实坚持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之“研究指南”的精神实质，从而直接表现为一种政治学的概念工具。借由这种概念工具，他试图描述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图景，并积极地伸张解放政治的诉求——围绕彻底的社会解放这个目标把多种具有差异性的权力组织起来。然而，这些权力可能表现为阶级、种族、生态等多种具体目标，它们并不能以既定的结构进行规定，所以与其他重要的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哈维倾向于以乌托邦理想来描述它们（这便是其《希望的空间》之主旨）。对于这种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他指出：
资本主义积累也许定义了一个时空实践和评价的霸权体系，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对身体、想象和自我做了手脚。但它并没有耗尽全部的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揭示一个表现出高度差异的世界内部（要素）在地图上的密切关系和统一性，这似乎越来越成为当代的关键问题。这是任何一种辩证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所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但是，任务本身，如资本那样，必须依赖于建构一个协同/共存的时空性的总体，它同社会的和物质的实践、制度和权力关系世界高度相关。一种唯物主义的时空关系理论承担着一种关键的政治和科学角色。它不仅允许我们彻底挑战传统分析和叙事中非历史地对待时空做法所包含的绝对主义假设和主张，如果你愿意，可以将之称为总体化的视野（从此时此地出发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where），而且它允许我们抵制“面面俱到的观点”（the view from everywhere），以及探询（协同和共存）关系是如何建立的，例如货币的、神圣的和其他身体之间的关系。
回到《资本的界限》。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哈维那里，界限，作为内在矛盾的结果，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动力，亦是想象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依据。正是由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的空间乌托邦才是成立的。当然，与20世纪早期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马尔库塞“从科学到乌托邦”的口号一样，重新审查马克思的乌托邦理想，不是别的原因，正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受到挫折或广泛怀疑。 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哈维作为“后68时代”激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以某种方式重新表述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规划，那么他是否亦会像早期先驱那样无功而返呢？可以肯定的，历史不会自发地发生，在这一意义上，即使他提供的是真知卓见，由于局限于少数人的声音，历史仍然会按照已经制度化的先前逻辑运行下去。在这里，我们仍然遭遇着马克思喊出“改造世界”的口号以来最大的问题——如何从理论到实践，在这个问题上，等待着实践对理论的自发检验，等待理论自发地武装群众，也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对于此，哈维当然具有清晰的意识。所以，在他的研究，越来越体现这样的特征：一方面，在全部激进政治话语中，他强调，除了当代政治学中普遍的伦理学的回归，“要有一场历史唯物主义和启蒙规划的复兴。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复兴，我们开始把后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在那种批判基础上，有可能发动一场叙事反对形象、伦理学反对美学、生成（ Becoming）规划反对存在（Being）规划的斗争，并在差异内部寻求统一”。 这使得，虽然与哈贝马斯、詹明信等人一样坚持启蒙的解放规划而反对后现代主义，但是他更加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复兴是这种规划的基础和前提。正是这一原因，他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来升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过程中，尽管在许多问题上的发挥可能达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能够理解的边界，但其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始终不变。从这一角度看，哈维确实在理论上为人们演示了从一种视角出发守护、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案例。
另一方面，与各种试图抵抗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旨趣一致，他积极在研究那些不同规模上进行的争夺空间生产权力的局部运动，关注那些围绕基本权利而进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并试图将之理论化，从而为寻找政治学的突破提供思路。在这一点上，他亦为人们展示一种通过具体的行动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规划，从而代表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追求。这一点，正如他反问的那样，并不应该理解为一种纯粹的“乌托邦理想”。他问道：
任何重建社会进程的斗争都必须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推翻由自由市场本身制造而作为我们社会相对永久性特征的这些结构（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制度上的）。虽然这个任务使人畏缩，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新自由主义的革命议程在过去20年里已经完成了许多物质的和制度的改革（想一想英国和美国非工业化的双重影响和工会权力的缩小）。因此，当我们探索替代方案时，为什么就不能去设想同样引人注目的变化呢（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提出的）？
四 不平衡发展的地理学、差异地理学和空间乌托邦
哈维的理论旨趣并非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下解释资本主义空间构型生产的某些问题，而是将一种批判的地理学纳入到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从这一角度看，哈维始终具有一种宏大的理论抱负，以《希望的空间》这本书作为标志来说，即是发展一种辩证的空间乌托邦理想（dialectical spatial utopianism）。这一理论抱负与20世纪之前的乌托邦传统具有很深的联系，也受到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乌托邦思想的激励，但与其表述又有实质性的不同，这便是：这便是把历史的过程性与时空相对性联系起来声张社会的开放性，从而把空间差异置于未来想象的焦点。但无论如何，即使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维度，我们都不能忽视：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那个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之后，如是强调。这一强调表明，解放政治学并非一种理论想象，而是推动社会历史形态“向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过渡的行动纲领，这种纲领以揭示既存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为理论目标。因此，解放政治学的焦点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界限。在《资本的界限》中，哈维直接表明自己的中心问题是从空间角度——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或危机，并以此为促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理论依据。这一目标当然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完全一致，那哈维为什么又重新主张乌托邦呢？更进一步他又是如何沟通这两者的呢？
无疑，哈维在主张乌托邦的时候，他并非简单地谈论一种理想，而是讨论一种由时代条件决定的可能的政治主张。这些条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以及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所遭遇的挑战、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及其对日常生产重塑后果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等。正是在这一条件下，一种以平等和差异为核心的主体价值、以民主和自我管理为核心政治诉求成为左派政治规划的内核。哈维并没有超出这个背景，虽然他试图通过重申（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来克服当下左派的缺陷（特别是与后现代主义调情过火这种政治幼稚病）。因此，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他是否重提了乌托邦问题，而是怎样从对资本主义界限的分析过渡到乌托邦规划。换句话来说，在他的理论逻辑中，乌托邦规划是否一致或有效地承载了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结果。这便涉及一个贯穿于其思想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即不平衡的时空发展或不平衡的地理发展问题。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事实上，只是以空间视域表达出来的历史多样性问题，如果从时间角度来看，也即是历史规律的齐一性/非齐一性问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性问题的偏好相对，哈维是从空间角度来表述这一问题的。他的这一表述直接受到列斐伏尔的影响，后者在《空间的生产》中已经把这一问题提到一个特别的高度。 哈维在两个方面扩大了这一认识，一方面是以此重构马克思的有关空间分析理论；另一方面则将其植入到有关时空问题的元理论之中。这样，他获得了解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内在矛盾的依据，也为改变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之同质性结果和打开差异生产的空间提供了依据。为把握这一问题，我们分别从这两个角度简要地阐明它的历史语境。
由于多样性处在全部历史问题的中心，因此几乎可以说，从人类历史意识发端的那一刻起，它就在理论上纠缠着人们。但是，在欧洲文化史上，与全部启蒙历史伴随着的是欧洲中心主义。虽然欧洲中心主义本身与其他任何一种地域或种族中心视角并无两样，但受到欧洲物质力量的支持，它却成为一种有关普遍史的叙事，因此构成近代以来历史观念的一个重大障碍，并随着全球联系的不断加强而愈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也因此，在全部历史观念的变迁中，抗击这种中心主义的偏见也是一种顽强的冲动。例如，伏尔泰以来整体史观在历史学内部要完成的便是克服中心主义偏见达及对多样性的尊重（最近的重大努力是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提供的），受孕于历史学的人类学，无论是英国泰勒传统还是美国的博厄斯传统也都包含着这种冲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反宏大叙事和反本质主义激发，知识界从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出发在元理论层面提出对中心主义的质疑（例如怀登·海特），也从具体的个案审理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后果（如萨义德有关东方主义研究），实际上都倾向于为历史多样性打开空间。相关马克思主义话语看到了这些挑战的潜在理论价值，无论是受其直接影响，还是通过借鉴其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话语也开始倾向于把差异、异质性、多样性等问题置于自己的理论中心，例如德里克。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哈维突出的是空间问题，这与以时间为焦点的历史学研究有重要差异，并且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亦持怀疑和批评态度（例如其《后现代性的状况》），但是综观其理论，与德里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质疑却以差异把传统阶级斗争理论的同质性目标替换下来一样，他从地理研究角度采取了相同的操作。事实上，无须哈维的提醒，我们亦能明白差异、多样性问题在今天理论中的重要性，因为其实际承载着打开人类可能未来的重任。这种多样性，如果从历史性角度来说，如德里克表述的那样，是不同地域的历史轨迹和历史时间的异质性，那么在空间层次上，则应该是地域构型的流动性和时空塑造的过程性。从这一角度，我们并不难以理解哈维的空间操作路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遇到马克思本人给我们设定的障碍。
众所周知，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资本论》，马克思描述的历史客观规律是一种有差异的（非同质化的）个人联合体将在已经同质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废墟上诞生。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总体的社会革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预言并没有立即发生。更重要的是，第二国际时代以来，社会主义革命首要面对的问题却是在不平衡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活力和社会主义潜力之间的冲突。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指出，卢森堡从理论方面而列宁从政治方面分别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思路，而他们在理论上都实际地把握了不平衡发展问题——“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交换”以及“帝国主义链条上薄弱的环节”。由于这个问题与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标准阅读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也都表现出“异端”的特征，卢森堡遭到普遍的批判，列宁亦被葛兰西定位为“反对《资本论》”逻辑（虽然是褒义的）。无论如何，上述问题的存在，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我们必然需要在自己的政治理论中打破对《宣言》—《资本论》进行资本主义同质性解读的教条。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展开，这一理论要求越来越迫切。甚至，即使在资产阶级的主流科学中，相似的要求也很迫切。例如，在经济学中，人们亦开始关注传统经济学对地理或空间的忽视，这种忽视导致了人们对地理差异多样性的忽视。在当前很有影响的克鲁格曼不仅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证明不平衡发展理论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完全吻合，而从反面肯定了左派或激进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地理学的敏感性，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理论问题史的梳理，在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的理论过程中，哈维一开始便注意到不平衡发展问题，并在最终的理论表述中将其中作为中心问题。在《希望的空间》中，这一问题便是其乌托邦理论的基础，他指出：
《共产党宣言》存在着对资本力量的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低估，对其在通过雇用劳动和市场交换而实现的全面同质化中粉碎、分割及区分的能力，对其吸收、改造甚至恶化过去文化划分的能力，对其制造空间差异、从地理政治学上动员的能力评价不足。而且同样还存在着一种对劳动力动员方式的低估，劳动力以这种方式通过领土组织形式动员起来，并在动员的过程中建立束缚于场所的忠诚。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法尚不能够以《共产党宣言》的概述所暗示的方式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如果说它曾经能够做到），即使其团结起来的基本逻辑和指令是正确的。
而他认为，不平衡发展理论能够创造并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所包含的特殊多样性，并从理论上描述了这一理论。上述观点，事实上，在《资本的界限》中就已经清晰地表明。正是在其中，哈维把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自己关键性理论资源之一。在哈维看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地理扩张和领域统治在全部资本主义的稳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并没有解答。 而哈维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旨在解释两个对立的问题：一方面，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什么它在20世纪会时常陷入全球性危机（无论是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两个问题正是困扰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
哈维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的著名描述，指出了资本主义同样会在其自然内遭遇到界限。但是，地区经济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并且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发展的后果被一种对立和矛盾的趋势所困扰。“一方面，空间障碍和地区差异必须被打破。然而，完成这个最终目标的手段却是必须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这些地理差异成为将要被克服的新型空间障碍。资本主义的地理的组织化使这些矛盾内化进价值形式。” 这种对立势必转化成地理上的集中和分散趋势，并伴随着阶级和派系斗争。与罗森堡一样，他从资本积累的自然界限角度断言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崩溃；不一样的是，他从与资本积累并行的阶级斗争角度主张以差异和多样性为中心的政治学理论。在他看来，如果不平衡是一个客观结构，那么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政治学便是差异地理学。
上述问题在《后现代性的状况》中也得到了清晰地表明。如果说，在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资本主义的变化时，这一文本通过把握“弹性积累”制度而实际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来源，那么，同样，在对抗这种后果时，他亦主张一种弹性政治策略，在他看来这种策略本身的依据就在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他强调，在资本主义弹性积累条件下，“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位置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各个位置以不同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性就越大。结果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性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和短暂的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内部集中与分散之间的历史张力，现在就以新的方式产生了。” 另一方面，在这种不平衡发展中，如列斐伏尔所言，只有阶级斗争才有能力区分和产生各种差异。基于此，哈维强调不同规模上围绕空间规划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而在后来的著述，他则更加详细地讨论不平衡发展地理学的框架，将之与差异地理学联系起来，并作为乌托邦规划的理论基础。
1996年哈维明确地描述了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即作为不平衡地理发展产物的城市化理论。他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概念性僵局迫在眉睫。对全球化语言的接受正在使所有资本主义反对者、甚至是稳健的社会民主党运动失去影响。它否定任何相关的城市发展自治权，削弱在单个城市内确定城市生存方式新的可能性的能力，对于限制、侵犯或分裂总体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城市化的轨迹，甚至连设想一下都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宣传者的反应看起来要么是带有微弱怀旧情绪的乌托邦主义，要么就是提出一个幻想的孤立主义的地方化政治学”。当然，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总体框架中，这一僵局是政治学理论的元语言僵局。针对这一僵局，他认为“不平衡发展”问题可以提供一种出路。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只是它没有作为一种思维和政治学方式持续下来。不过，他强调：
我们发现自己被困于一种地形中，时空、地点和环境在这种地形中彼此不能分离，也不能被当作是历史和地理具体条件之外的纯粹的抽象概念。所以，就到了应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时机了。这要求一种语言上的转变，不再讲全球化或共产主义宣传运动，而是讲“不平衡时空发展”或者，更简单一点，就讲“不平衡地理发展”。
最简单地说，这个概念集中于社会生态行动可能会在其中发生的具体的历史地理条件上，也集中于人类行为反过来用以改造社会生态条件的方法上。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概念获得了（a）在适当位置上历史地沉淀的社会生态关系的重写本（palimpsest）；（b）多层且分级排序的社会生态构型的拼合图(mosaic of socio-ecological configuration)，以及安排空间的渴望；和（c）社会生态流（特别是当代条件下资本流和移民流）的经常性混乱运动，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流产生、维持及分解着景观上的地理差异。城市化是不平衡地理发展在某一规模上的表现。
更进一步，他提出与卢森堡一致的要求——在理论上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他哈维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规划，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尚停留在抽象层次上，只是在第2、3卷中略有展开。因此，他的任务是从个别的、不完整的分析来重建马克思的空间分析。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在直接的意义上类似于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 type），即纯粹的资本主义世界，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把整个贸易世界看成一个国家，并且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同时，就阶级结构来说，“按照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唯一的统治，除了资本家阶级外，只有工人阶级。” 因此，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图式中，既不包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物质和金融交换，更不包含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类似交换。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论中所论述的那些规律，都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意味着，这些限制条件发生变化，规律本身的实现也就会采取特殊的形式。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在谈到利润率下降这个趋势时，他自己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前面已经强调，从《资本的界限》开始，解释资本主义的活力与危机并存的现实，由此探寻一种解放政治的可能，这是哈维的理论焦点之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平衡发展问题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如卢森堡曾经指出的那样，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交换历史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如哈维指出的那样，20世纪技术革新、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都是资本主义从地理方面突破危机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借助了不平衡发展，那么，这种不平衡发展是否也能够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呢？哈维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希望的空间》中，他试图通过重建《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为新的乌托邦理想打开道路，在理论上，他进一步概述了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操作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两个方面：“空间规模的生产”和“地理差异的生产”。前者用以说明人类社会生活等级制度的构造特征，它强调诸如全球、洲际、国家、区域、地方或家庭/个人等等人类社会生活形式的不同等级，都是变化了的科技、人类组织模式和政治斗争的系统产物。不同规模的空间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并且不同规模的空间之间相互作用着；后者用以说明人类生活方式、生活标准、资源运用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化和政治形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都是特定规模上历史地理过程的结果。在他看来，“地理差异远远大于纯历史地理的遗产。它们总是不断地被当前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过程所再生、维持、破坏及重构”。这两个方面，其实质逻辑都围绕空间的生产运转，这正是哈维取自列斐伏尔的理论遗产。他的重要发展是，以“不平衡地理发展”这个概念把规模和地理差异的生产这两个因素联合起来，用以思考各种规模的内外差异、交互作用和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下，这既是设计新的全球秩序这一宏观乌托邦政治诉求的依据，也是重新安排个人生活规划这一微观乌托邦政治诉求的依据。通过这一表述，哈维包容了包括生态、性别、种族以及各种亚群体的不同政治诉求，从而为改善当前世界状况这一乌托邦理想提供理论依据。而在现实指向上，特别是在前苏东社会主义挫折之后，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中，为人们提供乐观主义的话语。因此，他反对我们把自己固定在一个而且是惟一的一个思考规模（如全球或地方）上，把那种规模上的差异当作是政治分裂的根本分界线，主张在不同规模上思考和行动。在他看来：
通过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了解才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轨迹内的激烈矛盾。这有助于重新定义政治行动的可能领域。例如，全球化在不同层次、不同地点产生了大量的自我毁灭、货币贬值和破产[现象]。它选择性地使全部人口易遭损害：诸如规模缩小、失业、公益事业破产、生活水平退步、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损害等等。它把现有的政治和法律机构以及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置于危险之中，这种情况在各种空间规模上都有发生。当财富、权力和政治经济机会在一些特殊地点和有限的少数人群中集中时，所有这些情况会同时发生。这些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在强度上各有差异。所以，全球化总是特定的权力在特定的地方追求和支持的特殊计划，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这些特定的权力从贸易自由中一直寻求并已经获得了惊人的利益以及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长。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许许多多反对意见恰好却正是在这样局部化的背景中形成，它迫切需要以某种方式把它阐释为一种普遍的对立利益。这就要求我们超越特殊性，要求我们强调超越地理规模和差异形成的那种有害的样态和系统特性。这种样态就这样被描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式的不平衡地理的后果。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就能够重新考虑自己设计地理景观和生活样态的可能性。而这一点，便是他所言的乌托邦政治学。
“什么样的乌托邦理想是可能的，或者更直接地说，有关正义社会的想象如何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中承担着创造性角色？”这个问题一直贯穿于哈维的论述，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政治学探索中的中心主题。 而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依据本文第二部分所讨论的过程辩证法。坚持过程的观点，哈维把具体的时空构型（如城市），各种不同的社会物（如资本），以及阶级等社会组织形式，都理解为一过程，而不是物、实体或“永恒的东西”。例如，在阶级问题上，他试图通过这种操作打破人们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基于还原论对马克思的批评， 从而为新的斗争主体释放空间。
在总体上，哈维的中心问题是以“可能的世界”概念表达出来的空间乌托邦，这种空间乌托邦以差异为起点和归宿，以历史地理的不平衡发展为依据，之所以说是乌托邦，那是因为它试图超越当代新自由主义以及教条马克思主义所共同分享的那种同质性目标（同质性社会中的同质性个人）。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哈维重提乌托邦，并非简单地延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颠倒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断，把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视为“从科学到乌托邦”。他坚持的是历史进程中的时空构型的相对性。所以，他把“可能的世界”观念归之莱布尼茨，在他看来，这一观点突出时空的相对性，为打破绝对（牛顿的）空间观念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对于乌托邦来说，核心问题不在于乌托邦理想本身，而在于它想象的依据，传统乌托邦（托马斯·莫尔空想社会主义传统）具有与牛顿绝对时空观并行的结构，它们都是形式的乌托邦理想（Utopianism of form），这些乌托邦理想破灭之后，人们并没有充分重视过程的乌托邦理想（Utopianism of process）。哈维的做法恰恰从后一点出发，强调：持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解放、自我实现、个人自由、自由和正义的斗争，加上解放空间、释放时间、解放地方的政治斗争，甚至加上把自然从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在人类历史地理的进化中扮演着至关重大的作用。基于这种理解，哈维把阶级斗争、社会正义和差异地理学联系起来。
理解上述特点，我们能够理解哈维强调的是乌托邦理想（Utopianism）而不只是乌托邦（Utopia），因为前者是一种具有现实依据的动态过程，后者是一种绝对的固定时空构造。当然，通过这种操作，并不能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直接产生结果。在确定的意义上，这仍然是一种理论姿态。从本专辑选自《希望的空间》的译文，我们将十分清晰地看到这一特征。所以，它如欲产生实际的政治行动，仍然需要我们常讲的“从认识到行动”的过程，或者按照马克思强调的那样，理论必须“掌握群众”。在这一意义上，哈维只是通过地理学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一种乐观主义政治学，而要达及这种政治学的目标，路还很长很长，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需要我们克服的各种巨大困难。
附记
在批判第二国际“专家们”的谬误时，卢森堡指出，这些专家们的“一连串令人奇怪的结果”，其中之一是：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充足的市场，资本主义积累就（客观上）变成无限了。因为生产将仍然增长，就是说，生产力将无限地发展，甚至当人类被划分为资本家和无产者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尽头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这个特定基础就崩溃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的造反，阶级斗争，只是社会主义客观历史需要的思想反映，是资本主义在某一经济阶段上的客观不可能性导致的结果。当然，那不意味着（似乎仍然需要向“专家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基本要素），这个历史进程必须或者甚至能够耗尽到这个经济不可能性的极限。远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在这个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足以使的各种矛盾和政治矛盾达到尖锐的程度，以致它们必须结束。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实质上只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防御性的产物。当这个不可防御性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形势继续激化下去。如果我们同“专家们”一起假定资本主义积累在经济上是无穷无尽的，那末，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极端重要的基础将要消失。我们就得在马克思以前的制度和企图完全根据今天世界的不公正和罪恶以及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推断出社会主义的学派里避难了。
布哈林曾经对这一段“相对的论证”（即反证）进行调侃，批评罗莎·卢森堡局限于对“第三者”（即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纯”资本主义、崩溃做了纯数学的描述，而漠视了利润的运动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问题。或许，布哈林确实抓了现实的某些方面，正如他说卢森堡亦抓住了现实的某些方面，但反讽的是，他没有认真理解卢森堡提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包括布哈林等重要理论家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的相对忽视，卢森堡的陈述反而变成了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今天，社会主义被迫“在马克思以前的制度和企图完全根据今天世界的不公正和罪恶以及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推断出社会主义的学派里避难了”，这在全球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虽然这是特殊历史条件的后果，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不应该更清醒地在理论上反思自身的历史轨迹，反思一下这种预言为什么会成为现实？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不是惟一的入口，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惟一出路，但哈维的论述确实提出了在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些关键问题，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生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环境下，哈维以及其他代表着晚期马克思主义风格的理论家并没有给出一个有效的拿来就用的马克思主义方案，他们的重要意义在于：坚持了解放政治的伟大目标，并因此在理论上克服了失望情绪和伤感，从而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在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阶级斗争位置的探索，转向为社会朝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努力。
原载：实践与文本
转自 学术中华 |
|
发表于 2010-5-20 16:3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