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毅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0 16:22:25

　［摘要］本文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四川省一个村庄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政治运动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通过这种考察，笔者力图对解放以来影响政治运动发展的基本逻辑进行梳理。同时，本文还力图展示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国家权威性政治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微观历史过程及生存于这一过程中的人的命运的支配。
　　［关键词］革命后革命政治运动阶级话语

　　From Revolution to Post-revolutionary: The Historical Trace of Political Movement in a Village and discussing class discourse for constructing history

　　Wu Yi

　　(Center for Chinese Rur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of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In the method of oral history and fieldwork,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movemen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1950s to 1970s in a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 With the review, the author tries to clear up the rudimental logic tou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movement after lib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tries hard to put forward the reig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of national authority as a power to microcosmic historical course of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fate of people existing in this course after the mid-period of twenties century.

　　Key words: revolution,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al movement, class discourse

　　对于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中国政治运动的研究，是理解此一时期中国政治特征与走向的一扇窗口，这是因为政治运动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一直到１９７８以前中国共产党用来塑造革命化社会权威与秩序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注意到，如果将５０－７０年代的政治运动视为影响此一时期中国发展的重要现象，那么，它实际上存在着自身的发展走向和惯性。对之，笔者将其概括为从革命到后革命状态的历史变奏。尤如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最为广义的现代中国革命（包括一般所指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应对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一种最为激烈的选择，自有其兴起与鼎盛的因由。不过，最终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一般“理想型”（ideal type）的革命周期律（即革命从兴起到鼎盛，再到结束及常态社会的重建过程）相比较，又自有其独特之处，即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以夺取政权为标志的武装斗争的成功，在共产党人的辞典里就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替代武装斗争，成为实践社会革命的一种方式。因此，政治运动不仅影响着新中国建立以后前３０年的历史，而且经由政治运动所扩散的政治话语本身就成为构建这一历史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口述史和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川东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基本历程。笔者力图通过对这一历程的人类学透视，构建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微观历史叙事，并在具体的历史场域中展示２０世纪中期以后权威性政治话语与历史事件建构之间的动态关系。[①]

　　一、土改与政治动员

　　双村是川东地区一个普通的山村，虽然它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经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洗礼，[②]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社会革命的一种重要方式，政治运动在双村是以５０年代初的土地改革来揭开它的序幕的。

　　土地改革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造。根据地方志记载，双村的土改分为发动群众，划分土地，查田评分，反违法破坏，没收、征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财产几个环节。[1]（P70）其中，对阶级成份的划分，即按照占有生产资料与否及是否存在雇工剥削的情况，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等不同的阶级成份，是土改的关键。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人均土地占有状况很不一样，但即使根据当地的标准，双村被划为地主者占有土地的数量也不多。

　　表１土地改革前后双村各阶层户数、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

　　*达县市磐石人民公社１０大队农业生产统计历史资料台账（１９４９－１９８５）

　　从表１中可知，被划为地主的有４户，家庭人口７人，共有土地６８亩，户均占有土地１７亩，人均占有土地９.７亩；被划为富农的有２户，共有土地３５亩，家庭人口１４人，户均占有土地１７.５亩，人均占有土地２.５亩；被划为小土地出租的有６户，家庭人口１４人，共有土地６５亩，户均占有土地１０.８亩，人均占有土地４.６亩；被划为中农的有２１户，１１１人，共有土地３３０亩，户均占有土地１５.７亩，人均占有土地２.９７亩；被划为贫农的有７２户，３２７人，共有土地４０５亩，户均占有土地５.６亩，人均占有土地１.２亩。各阶级占有土地的百分比分别为：地主７.５％，富农３.８％，小土地出租７％，中农３６.９％，贫农４４.８％。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１９４９年以前双村的土地呈高度的分散和细碎化特征，所谓贫者固贫，富者不富，缺乏分化是这一特征最为形象的写照。

　　那么，此一状况下双村土地改革的意义何在呢？相关研究已经显示，解放前我国农村地权分散，个体小农高度细碎化的土地占有方式，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③]双村的情况并无特殊之处。因此，若单纯从地权变动的角度看，双村土改的效益并不显著，这从征收和分配了地主土地财产之后村里各阶级土地比例的微小变动中可以得到证实。土改结束以后，双甯鹘准丁⒔撞阏加型恋刈纯龇⑸?艘韵卤浠??nbsp;

　　地主户均占有土地１.５亩，人均占有土地１.２亩（此时地主家庭总人口为５人，有２人被枪毙）；富农户均占有土地１２.５亩，人均占有土地１.７９亩；小土地出租户均占有土地４.１６亩，人均占有土地１.７９亩；中农不变；贫农户均占有土地上升为７.０４亩，人均占有土地上升为１．５５亩。各阶级、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分别变为：地主０.６６％，富农２.８％，小土地出租２.８％，中农３６.５４％，贫农５６.１％，雇农１.１％。此外，少数几家地主不多的财产分散到众多的贫困家庭之中，也是杯水车薪，寥寥无几。可见，至少从单纯的经济角度看，土改对双村社会结构的改变是有限的。

　　然而，深入的田野调查证实，土地改革的确又是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双村经济与社会巨变的起点。这不仅是因为它是５０年代下半叶开始的那场集体化运动的起点，而且村里土改的亲历者也一致认为，土改是他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那么，对土改的意义应该如何去把握呢？笔者发现，对于双村的土改，与其从经济的意义上去理解，不如从政治的角度去诠释。土地改革对于双村历史变迁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土改，不仅传统的等级结构被革命所颠覆，昔日村里的上等人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内核的革命性新政治话语的输入，村落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观被重新建构。根据新的政治话语，过去处于村庄社会结构底层和边缘的贫苦农民现在成为村庄和国家的主人，他们有了在政治上翻身与当家做主的感受。[④]这种政治地位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正是双村土改的真正意义所在，所以，土地改革通过将双村的广大农民吸纳进新政治体系，并且通过村落政治话语的重塑，实现了对农民的高度动员，完成了传统农民从政治边缘向政治中心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双村农民确立了他们对新政治的忠诚。

　　宣传是政治话语重塑的重要形式。双村沟壑纵横，民居分散，但这并没有成为减弱政治宣传力度的障碍，村里没有广播，宣传队员就站在山包上用简易话筒朝山凹里的村民喊话，传递各种信息。开会也从这个时期起成为村庄生活的重要形式。那一时期，村里几乎天天有会。通过各种会议，工作队向村民们宣讲政治形势和国家政策。青年人则被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队和演剧队，歌颂翻身，歌颂共产党。

　　那是一个让人感到荡气回肠的激情年代。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无人问津，一向为生存奔波的双村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进入了政治的中心，那种激动和由此所焕发出来的热情是惊人的。许多老人都说，刚解放那会儿，事情特别多，一天到晚东奔西忙，但就是不感到累，浑身都充满了劲，“像着了魔似的”。显然，翻身和新政治的渗入已经搅动了平静的村庄生活，双村的历史被吸附进现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变革之中。

　　土改改变了双村的日常话语形式。这一时期，村里有组织的宗族活动被取消了，村庄里的一些传统庆典仪式，也因为迷信落后的性质被禁止。帮会、赌博、烟毒等长期毒害村民的旧习俗也一律在取缔之列，而学习文化，参加政治活动，移风易俗等则成为村庄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社区生活内容的转换过程中，新政治话语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并且在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毛主席”、“共产党”、“工作队”、“干部”、“土改”、“开会”，乃至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超越村落的大场域词汇在村民中使用得越来越频繁，成为此时村庄社区中带有支配性和导向性的权威性标志语言。这标志着在以土改为契机的社会动员中，一个由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政治生活模式逐渐形成，新国家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国家行政力量的话语论说能力相对有限，无法有效达至基层社会的局限，[2]（P245）而且开始形成了国家对底层社会从权力结构到意识形态文本的重塑。

　　传统村落政治文化以家族为底色，双村内几大姓氏的村民分别由各自的同姓祖先所传，凡同姓人皆亲戚，并根据各自在亲缘网络中的位次决定等级秩序，这就构筑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等级性特征。加之双村村民在经济上的分化不明显，贫困是整个村庄的基本特征，仅有的少数几家稍富者又都与左邻右舍沾亲带故，所以，家族化的农民多家族意识，少阶级意识。

　　革命和阶级意识的灌输是村落政治文化巨变的最重要标志。过去，村民们认为贫穷的原因缘自于“命”，所谓“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通过土改中的政治教育，农民们获得了关于地主剥削穷人的政治知识。贫穷不再低人一等，发财人也不再值得羡慕，相反，贫穷成了起来革命，剥夺剥夺者的动力。“原来，我们受穷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地主剥削的结果。”调查中，笔者不只一次地听到村里的老人对自己在解放前贫穷原因的这种解释。进一步追问，又得知这一类基于阶级意识的信念是经由土改所获得的。但无论如何，农民们很快就相信和接受了这种信念，因为这一信念不仅比他们以前相信的宿命论更为有力，而且还能够使他们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斗争作为昔日亲戚、今日敌人的地主，并且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为什么不能分？他们的田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后来被他们剥削去了。现在好了，土地终于又回到我们手里。”一位老人在被问及分得地主的田地后有何想法时，以在土改中所获取的标准话语这样地回答了我的提问。而另一位老人在谈到自己与地主的亲戚关系时则说：“亲不亲，阶级分。过去，他们有钱，瞧不起我们，该他狠，现在，该他们倒霉了。”[⑤]在这里，风水轮流转，无钱的自卑，翻身的骄傲，已经被与阶级有关的新知识有机地统合在一起，昔日家族化的农民已经转变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的“政治人”。阶级意识的灌输还进一步促使村民超越村落家族文化的樊篱，将目光投向更为宽广的社会和国家领域。“天下穷人是一家，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天下，翻身得解放。”正是通过这种阶级化的认同，国家大事，世界风云成为双村人所关心的问题。由此，村庄内外的变化在农民的心目中连接成一个整体，村民们开始了持续２０多年的政治化过程。这一深入而广泛的政治化为５０年代下半叶双村经济与社会的改造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准备了革命化的新村落政治文化的场域．

　　二、阶级话语塑造的阶级斗争

　　如果说土地改革标志着以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颠覆和清算的方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划上一个句号，那么，自５０年代下半叶以后渐趋激烈的，以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政治运动，却把整个中国社会送入了一个后革命时期。后革命概念在本文中意在表明，在摧毁旧秩序的革命结束，新秩序诞生之后，整个社会仍然置身于革命的激情之中，支配社会进程的基本逻辑仍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激进方法。因此，后革命状态所反映的是革命时代的精神和思维方式在革命后社会的延续。

　　六七十年代的双村也深置于后革命的氛围之中。在挨过了因大饥荒而困于生存的折磨之后，双村先后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仍然是双村政治的主旋律。阶级意识是贯穿和左右村庄政治运动内容与形式的重要因素。不过，经土改所培植起来的阶级意识与其说主要是脱形于传统双村经济与社会的结构，不如说更主要是这时已经确立起权威地位的阶级话语对乡村政治的重组。自从土地改革以后，在逐步契入乡村，并最终成为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农民日常生活世界一部分的政治运动中，昔日划分农民经济地位的阶级方法被固化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标准，也就是说，阶级意识孵化出了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处在这一结构顶端的是那些昔日的穷人和他们的子女，而身居这一结构底层的则是那些在土地改革中被划为地主和富农者以及他们的子女。后者现在不仅在经济上沦落为村庄中的最贫困者，而较之于经济贫困更为低下的则是他们那卑贱的政治地位。他们接受管制，丧失人身自由，在大集体中干着最重、最脏、最累的活，每逢政治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又得接受斗争，休罚和各种人格的羞辱。“牛鬼蛇神”这一传统民间信仰中用于称呼妖魔魑魅的字眼是这一时期对这部分人的身份、地位和命运的最好概括。在以不间断的革命为价值取向，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当中，这些“牛鬼蛇神”成为阶级斗争的祭品。刘兴木一家便是这样的“祭品”。刘的父亲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据刘兴木回忆，他家的土地是爷爷在世时买下来的。由于土地稍多一点，家里的日子比较好过，没有断过粮，过年时也能杀猪，并且有部分田地出租．不过，经过了土地改革，刘家已经无富可言，抗美援朝时，又被抄了家．刘的父亲本来就沉默寡言，是个只知道埋头干活的闭葫芦，经过这一番折腾，更是闷声不语，连在家里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但是，土改之初，阶级划分的政策性较强，没有搞株连。刘兴木说：“父亲虽然被划为富农分子，但我们也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当时年轻，村里的各种活动，包括开会、扭秧歌、搞宣传等，我也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地参加。开始搞互助组时，父亲没有参加，但我参加了。”[⑥]不过，进入６０年代以后，刘自在的日子就结束了，随着１９６２年以后国家决策层重新强调阶级斗争，［３］（Ｐ１１３２）刘兴木本人也沦为了阶级斗争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依据的，然而，阶级分析方法在６０年代的中国村落场域中却明显地具有血统论色彩。阶级成为一种可以传承的，具有种姓色彩的社会分层标准。于是，阶级话语这一原本用来解构旧社会的武器却成为了塑造新历史的权力。１９６２年，刘兴木的父亲害水肿病死了，在紧接着到来的“四清”运动中，刘兴木顶替父亲，被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⑦]刘回忆了自己被定为富农分子时的情境：

　　公社派人到大队宣布决定，在黄马岭召开斗争大会，要我低头认罪。我不服．解放时我还没满１８岁，未成年，不能定为富农分子。但他们并不依你说的．（当时）会场上口号一个劲儿地吼，背后有两个民兵押着（我），我被吓住了。大队干部在一旁说，承认算了，承认了也没得啥子事，还不是一样的对你。我没有主见了，在宣判书上按了手印．这下子我完了。

　　自从当上富农分子之后，刘兴木苦难的历程就开始了。

　　我不得不不断地交待自己的罪过。他们说我５８－５９年在油房打油时偷了队里的桐子，要我赔，没有办法，只好赔。我儿子在地里捡桐子，被干部碰见了，说富农分子要瓦解集体经济，又在队里开我的斗争大会，我又只好赔。没有钱就借，借不到钱，就把家里的一床被子拿去做抵押。大“四清”时，揭发我在土改时倒退了一间猪圈，又把我的猪圈没收了，还要我按年数赔款。这样三天两头的折腾，集体经济没有瓦解，我自己的经济倒是先瓦解了。

　　被瓦解了经济的刘兴木仍然看不到苦海的尽头。当上富农分子以后，他受到队里的监督，失去人身自由。他每个星期都必须将自己的行踪向大队民兵连长报告，生产队里安排了３个人专门负责监督他。刘要去赶场，必须先请假，回来以后又要销假，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在村里又叫做“三红包一黑”。[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兴木这一类阶级敌人更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斗争、体罚成了家常便饭。在这种文攻武卫的“革命”中，刘兴木一类人成了一只只被打怕了的缩头乌龟。

　　在当时，刘兴木这一类人是村庄里的阶级敌人。然而，这一类敌人多半并不是在明里或暗里策划阴谋，进行破坏，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龟缩于村庄的角落，充当着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后革命时代仍然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它需要革命的对象，双村的贫困也需要有人为之承担历史责任，于是，地主和富农这一类牛鬼蛇神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也成了双村贫穷落后的历史罪人。

　　三、革命需要新的对象

　　被打倒了的地主和富农是已经被明确了的阶级敌人，但是，新时期继续革命的主要矛头却从来就不是指向这些死老虎的。继续革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克服旧社会的弊端，包括克服旧国家的官僚化特征一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追求，并且为一生痛恨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本人所终生追求的。也许正是基于后一点，加上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造成了后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进程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政治进程的极大不同。后者在革命以后很快就建立起一个比革命前更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并且对其在现代历史运动中的工具合理性持一种价值认同的态度。而中国革命虽然也再现了同一过程——与许多现代政治革命一样，２０世纪中叶中国革命成功以后，随之而来的同样是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和更为庞大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扩张。这一趋势既是对晚清以来不断加深的政治衰败的克服和国家重新统一的结果，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但是，革命的领袖，尤其是毛泽东本人自青年时期起所接受的政治理念却与之相左，[4]毛泽东尤其憎恶因正规化和科层化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并力图以不间断的革命去消除这些“旧社会的弊端”。

　　这就决定了后革命时代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主要锋芒必然会从外在的敌人转向国家权力体系内部，“革命”所向即是那些昔日革命者的今日当权者。尽管每次政治运动的具体诱因各异，例如或是出于反对一些干部的特权行为与官僚主义作风，或是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或是因为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被上升到阶级斗争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等，但基本的趋势却十分清楚。自从１９６２年中央决策层对农村基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做了阶级化的分析，继之又决定开展“四清”运动以后，[⑨]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只不过新政治运动的矛头所向，已经主要指向了那些曾经积极参加土改，领导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层干部。

　　１９６３年春夏之交，双村的干部感受到了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的逼人寒气。这一时期，县里组织工作团到公社搞“四清”，大队也进驻了工作队。按照社员的讲法，“四清”是整干部，不是整群众，所以，工作队进驻大队以后召开了社员动员大会，采取避开干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阶级斗争方式，发动群众起来揭发干部的问题，运动开始了。普通社员对于通过“四清”来“整干部”持一种普遍的欢迎和支持态度。毕竟，无所不在的权力渗透，急速的大跃进和公社化已经积累下不少问题，而压力型政治与民粹主义又总是一对拆不散的孪生兄弟，这一切又经由阶级斗争话语的扩放，以干群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能够有一个机会让普通群众表达他们对干部的不满，不仅十分惬意，而且也十分革命。在“四清”运动中，社员群众对干部们提了不少的意见，也揭发了一些问题．在社员群众高亢的政治激情冲击下，干部们感到无法接受了。自土改以来一直担任主要领导的刘兴才趟倒不干了。刚从公社抽调回来担任大队主任不久的刘兴武接替他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兴武上任不久，就发现自己也处在“革命”的漩涡之中，“大四清”开始以后，他作为大队的一把手被推到了日趋激烈的政治运动前台。[⑩]

　　兴武从小被抱养给他的三爷，他三爷解放前当过保长，又有人传言还加入过国民党，现在，伪保长的干孙子居然成了大队的一把手，这样的问题可够得上是真正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兴武无法解脱了，他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书记一职被撤消．刘兴才又重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1]

　　其他的干部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处理。凡是受到处理的干部，就叫做“四不清”干部，好歹到了运动的后期，村里的大小干部才先后过关，但刘兴武从此再未担任大队的主要干部。[12]

　　然而，相当一部分社员群众倒的确是感到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土改时期。对干部的批斗和揭发，使他们再次找到了当主人的感觉。频繁的开会和学习，又使他们高频度地介入政治。[13]所以，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当他们如今又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生活中重新去体味人生的孤寂与无助时，回忆起那段激情与亢奋的政治岁月，还是那么的津津有味。有的人还坚持认为，大集体时期，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时期，是干群关系最平等，并且也是他们所认为的最具有民主空气的时期。在此，整个城市社会和它所承载着的上层政治领域及知识精英阶层与生活于社会基层的双村村民对于同一段历史过程的体验是如此的不同，倒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在那一历史时期所处的不同位置。对于双村的老一辈农民而言，阶级斗争的岁月毕竟挥洒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成就了他们人生的顶点与辉煌。虽然他们也承认现在看来当初的做法有些荒唐，但是，对比如今世风日下中芸芸众的无奈，当初能够有他们说话和发表意见的地方，能够给干部提意见，乃至于可以通过政治运动将干部赶下台，村里的大小事情由群众说了算，这还不是当家作主吗？况且，人民群众直接参加政治，不也一直是（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我们的社会精英向民众宣传和灌输的民主政治所欲达至的境界吗？在此，革命和阶级的话语已经不仅塑造了一代“阶级人”，而且也被他们拿来习惯性地裁量现实的政治。而无论这种裁量是否正确，它都表明历史仍然在以某种方式延续。

　　四、后革命的颠峰与疲态

　　无论从宏观的国家层面还是微观的村庄层面看，“文革”的爆发都是５０年代以来不断积聚和加重的后革命氛围的一个必然，它标志着后革命状态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那种将“文革”发生的原因归因于决策者认识失误、野心家的阴谋甚至于权力斗争的观点，对于解释某一个具体的历史片断是成立的，但用于理解整个历史的趋势时却失之于表层。另一方面，就双村的变迁看，“文革”却又是自５０年代以来不断强化的泛政治化过程结束，村庄世界重新回复到非政治化的常态秩序的起点。也许事物的发展本来就是如此，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后革命推向一种颠狂时，它同时也就将它的另一面暴露无遗。这个时候，务实和经验主义的农民就再也不愿意经受这种“革命”的折腾，而是表现出一种逃避运动，回向传统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双村，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村庄社会，比城市更早地开始了疏离革命的历程。

　　这一过程首先是以老百姓“奉旨造反”，将后革命状态推向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由“四清”向“文革”的转化之初，除了在政治话语空间和政治运动的场面化仪式中充斥着更多的激进主义因素之外，社员们并未明显地感受到两者的不同。大动荡之初的村庄政治仍然是有序的，社员群众针对干部的“阶级斗争”也仍然处在更上一层党政组织的掌控之下，运动的目的似乎也仍然没有超越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范围。然而，随着政治空气的日益紧张，社员们终于还是嗅出了新的政治风暴与“四清”运动的不同之处：“文革”已经不再是要对干部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清查，而是具有了“政治革命”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内含——夺权和重建秩序。这在当时被称为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新的政治风暴在双村引起了震动，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是１９４９年以来所形成的整个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精英阶层，即是“革”革命者的“命”，“革”当权者的“命”。这无疑一度使人们感到了惶恐。但这种惶恐却远不像一些“文革”结束以后按照某种规范撰写的历史著作所夸张的那么大，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出自６０年代以来的阶级斗争发展逻辑，即以当权者为革命的对象。而且这一逻辑又是与由当权者自己培育出来的群众日益激昂的革命热情相一致的。所以，惶恐之中，还是有人感受到了阶级斗争风云变幻的玄机。

　　刘兴路是在“四清”运动中走上大队领导岗位的，属于人们所说的“四清”干部。与以刘兴才为代表的一批“土改干部”相比较，“四清干部”较年轻，有文化。当时，刘兴路主管大队的副业，又亲自负责保管室的打米。保管室里人来人往，是各种小道消息的汇聚与传播之地。“文革”开始以后，有关这场运动的各种消息自然也成为了人们在此谈论的中心。刘兴路回忆说：

　　当时，城里的中学生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县城里也出现了第一个由单位职工组建的造反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头姓侯，听说他要造地区的反，被抓了起来，造反团也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对此，村里人评价不一。有人说侯的胆子真大，要接管地区政权，这还了得？有人说侯是资本家的孙子，这是牛鬼蛇神要翻天了。但也有人说侯是按“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行动的。我当时看过很多传单，从城里的同学那里也得到一些消息，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所以，我说，“侯有罪无罪，现在也定不了，因为是不是中央允许搞的，现在也不知道”。[14]

　　这一时期，自上而下的党政组织尚在运转，作为大队干部的刘兴路在公共场合的这种模棱两可、话里有话的表态无疑使他自己陷入了被动。在此前后，许多地方的造反组织纷纷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公社采取措施，对同情和支持造反行为的人进行清理，刘心路也被批斗了，为的是“消侯毒”。头脑灵活的刘不服，所以，当宏观政治形势进一步剧变，造反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平反以后，刘便“揭竿而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大队里拉起了造反的旗子。[15]

　　刘的行为从总体上说属于“奉旨造反”。这一时期，回乡红卫兵在一个女高中生的带领下，回到大队夺党支部和管委会的权，刘兴才被拉出来批斗。肖将“革命”的权杖交给了“受走资派迫害”的刘兴路。这个时候，处境艰难的公社和大队干部纷纷转变态度，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于是，刘兴路的造反具有了合法性。此时，造反也成为一种时尚，当大队里的多数社员都加入造反组织以后，造反组织倒成了临时整合群众的一种组织机制。

　　造反对建国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样不应该否认的是，造反行为在当时又是极有群众基础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是翻身农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同时也是因为群众对干部存在着诸多的不满。导致这种不满的根由，诸如多吃多占、官僚主义、浮夸风、高压式行政、讲假话等，既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很难做出正面的评价，而这些问题是否已经通过诸如“四清”等运动解决，群众也自有不同的看法。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长时期以来那种充满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大众式民主政治的启蒙，阶级观念、敌情观念和继续革命观念的自上而下的灌输，以及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的洗礼，早已使得这些昔日外于政治，而今却高度革命化的乡村民众处于一种持续激进的政治亢奋之中。所以，当伟大领袖抛开正式的权力结构，直接向人民发出＂革命＂的呼吁时，就无异于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无产阶级的专政真的变成了群众的专政。

　　双村的“文革”再一次将矛头指向了干部，躲过了“四清”的刘兴才这一次终于没有能够躲过“文革”，他成了革命的对象。以此为标志，村里原有的正式权威组织机构瘫痪了，虽然谁也没有宣布解除干部们的职务，但干部都不敢管事，也管不了事了。一段时期内，造反派组织成了村里的权威机构，刘兴路成了村里的负责人。政治运动以它所特有的惯性，终于把后革命状态推向了顶峰。

　　不过，总体说来，双村与城里相比较还算是平静的，这种相对的平静既是由农民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学生可以停课串连，工人可以停工“革命”，但农民们却很难丢下地里的庄稼不管去造反，农闲和农忙的交替转换使乡下人对“文革”的跟进不可能像城里人那么紧），也与“文革”的发动者不敢轻易乱了农村的总体考虑有关（刚刚过去不久的三年大饥荒给决策者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文革”刚进入第二个年头（１９６７）时，中共中央便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农村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有节制地进行。[5]紧接着，伴随按照武装部门，原任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原则所组成的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双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化时期。大队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又称为斗批改领导小组），刘兴路在新的领导班子里任副组长，仍然主管大队的副业。当“农业学大寨”运动日益红火以后，刘又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改坡地造梯田的学大寨运动之中。[16]此后，双村的“文革”也开始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交织在一起，进入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时期。

　　“文革”的狂飙所掀起的政治波澜很快地让位于由生存逻辑所决定的秩序优先的选择。尽管在此之后，双村政治随着国家宏观政治的脉动，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狂飙过后的政治余波，但是，这一系列以后在权威文献中被视为“文革”政治的事件实际上又都基本上是处在逐渐复苏过来的正规化权力结构的掌控之中的。虽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文革”初期的那种激进主义色彩，但就其被控制在秩序范围内这一点而言，它们对双村的影响，在村里人看来，与１９６６年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１９７１年整党建党，造反派的代表刘兴路被清理出大队领导岗位就是一个明证，它标志着双村的秩序又重新恢复到了正规化的党–政权威体制的政治控制格局之内。因此，地方社会所经历的从政治权威与秩序的坍塌到重建，比宏观国家所经历的从“文革”势力的崛起到消亡的过程要短得多。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看，村民心目中的＂文革＂比以后权威政治文献中所书写的＂文革＂历史要短得多．[17]

　　也正是在这之后，自５０年代便埋下了种子，在６０年代被催生，最后以“文革”爆发为标志而达到顶点的后革命状态在双村也终于失去了存续的动力，开始呈现出萎靡的疲态。因为从更为宏观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来看，除了个别短暂的时期，泛政治化和扮演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并非农民的天性。而从更为微观的农民理性角度看，乡村生活从本质上所需要的也是平稳与中和而非激进和躁动。对于这一点，村里的老人们看得很清楚。一位老人用充满“文革”色彩的语言对我说：“‘文革’期间，村里没有怎么乱，因为老百姓怕乱。怕乱起来让美帝、苏修钻了空子，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18]可以说，相对于普通农民的生存理性，泛政治化的后革命氛围终究只是一种外部文化的渗透物，虽然由翻身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在短时期内有可能会因为村庄生活的泛政治化而膨胀和扩散，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话语所催生的政治运动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支配村庄的历史，但从一个更为漫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种状态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毕竟没有根脚，不可能长时期的保持。当持续膨胀，及至颠狂的政治文化最终远离农民的生活和经验世界，并给平静的村庄秩序带来损害，而这种损害又逐渐被农民所意识且愈益无法理解时，疑惑与迷茫就悄然滋生了。时任大队主要领导的罗继昌回忆了这一转变发生的过程：“‘文革’初期，群众很相信，也很投入，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就不太相信了。”[19]曾经盲从的东西突然之间变成了不怎么相信的东西，它存续的基础就失去了。开始时，这种情绪还只是涓涓的细流，但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即呈弥漫之势，支配了群众的政治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大队的干部尽管还不得不继续跟着上面搞运动，但那已经是在应付场面了。“上级怎么布置我们就怎么搞，已经完全没有了５０年代的那种热情．”[20]而广大群众的“资本主义尾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普遍地露了出来，一些年轻人开始偷偷学手艺，不再满足于将生活的重心放在集体经济之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５０年代以来一直被压制的各种传统信仰和民间礼俗又公开和半公开地露头了，对政治运动的疏远促使人们回向传统，去寻找田园生活的安静与和谐。于是，一些曾经长期洗手不干的风水先生重新出山，他们不仅重操旧业，而且开始带徒传艺，传统重新浮出了水面。[21]

　　７０年代中期以后，社员群众对政治形势跟进的热度骤然降低了，人们已经厌倦了５０年代以来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开会不再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集体劳动中的磨洋工现象也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连一些“老土改”也悟出了这个时候政治运动所具有的新的社会功能。“搞大集体就必须搞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人心就不统一了。”一位肖姓老人以农民的直率向我点破了这一时期愈益强化，但却又愈益失效的政治运动的作用。[22]于是，村庄政治尽管还在继续按照上面写好的“政治戏剧”的脚本出演，但它离人们心里的谱却越来越远，持续了２０多年的后革命状态实际上已经在村庄社会中耗尽了它的能量，它开始退场了，尽管它的正式谢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五、余论

　　双村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所曾经历的政治运动，我们在当时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中实际上都可以看到，虽然不同地区历史“故事”的版本和情节并不完全相同，但支配历史运动的基本逻辑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才能在双村，在福建林村和浙北Ｌ大队看到如张乐天所说的“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同样的变动”。[6]（P245）无疑，费孝通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看到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7]（P82）在２０世纪中期的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已经达到了一种可以被称作是“极至”的程度。

　　这样一种极至的程度与此一时期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后革命状态密切相关。国家力量正是运用政治运动这一在本质上属于革命的武器（从其改造社会的方式和激烈程度上看，而非从价值判断而言），从有形的结构到无形的话语层面，全方位地对底层社会做了最为彻底和充分的动员、整合与改造。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武装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克服了自晚清以来总体性的社会危机以后，党所拥有的巨大威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革命精神和革命方式在革命后社会的延续，仍然存在着充足的理由和巨大的实践空间。

　　然而，历史的运动往往存在着惯性，当新政治习惯于继续以阶级斗争式的政治运动去达到新的目的时，它本身也难免不会在这一历史的创造进路中形成对政治运动的“路径依赖”。更何况这种路径依赖还受到了新的社会理想的趋动。这便是后革命状态得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的基本原因。于是，我们便得以理解此一时期双村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向人们展示出，无论是对传统阶级敌人及其后代的继续专政，还是以防止旧式官僚主义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抑或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如“文革”那样的全面阶级斗争，虽然具体的诱因可能十分不同，但在其背后实际上都隐含着以不间断的革命（广义的）去维持、巩固乃至于扩大革命的果实，防止某种历史宿命的思虑。于是，历史不仅被长时期地锁定在后革命状态之中，而且也最终为其所累。

　　不过，本文从人类学的视域展开分析，却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于这一并非只是属于双村的大历史主题的揭示，因为类似的努力也同样可以通过中观或宏观的文献研究去完成。个案描述的生命力更在于通过尽可能详尽地再现在大历史主题笼罩下的微观社区历史画面，去发现和揭示“大历史”与“小历史”、“大社会”与“小社会”及“大文化”与“小文化”之间的流动着的互动关系，去理解它们之间的侵入与反蚀和建构与消解。透过双村的政治运动史，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一旦当整体的中国社会被锁定在一种经由一系列宏大社会理论和权威政治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发展序列中时，这些理念和话语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覆盖、遮蔽和再造村庄地方生活的巨大权力。它们为全能的国家所支撑，自上而下地穿透于基层。在其巨大力量的碾磨和切割之下，村庄的生活流程，村庄世界日常的生活结构和时空领域都已经被按照理论和话语的“蓝图”重新地加以拆卸、拼接和组装，重新地按照国家“大文化”视域的要求去塑造自身的形象。而小写的生命个体，更是在由话语所建构起来的阶级斗争发展链条中去为自己那已经被预设好了的生命旅程画上如蝼蚁般的印迹。于是，我们便进一步看到：双村的政治运动不仅是建国以后的宏观大历史在微观社区中的投射，而且更是兴盛于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的阶级话语在后革命时代作为一种无所不及的权力，对于生活于此一时期的芸芸众生之生命轨迹的支配。

　　［参考文献］

　　［１］磐石乡志编纂领导小组主编：《达县市磐石乡志》[M]，１９８７年（内部印刷，未公开出版）。

　　［２］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

　　［３］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４］燕青山、易飞先编译：《施拉姆集》［Ｃ］，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５］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１９４９—１９８９）》［Ｍ］，山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十三章。

　　［６］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Ｍ］，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版。

　　［７］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Ｍ］，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原文刊于《学习与探索》200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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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人类学研究注重整体性背景下微观社区或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具体经历和体验（指被研究对象在亲历事件和过程时的体验，而非事后被改造或重塑的体验）去反思宏观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国内学术界多宏观文献研究，很少有类似的田野研究，这是本文的独特性所在。正因为如此，笔者在事件和“故事”的建构时，也将尽可能地贴近当事者在事件和“故事”发生时的体验，而非以事后历史书写者的观点去代替这种体验。特此说明。

　　[②]双村离当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较近，红四方面军曾经在此活动。

　　[③] 有关研究可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版；樊树志：《关于地权分配与地租统计失实问题》，１９９０年上海“社会科学计量研究方法研讨会”论文提要复印稿，载前引秦晖、苏文书；吉田宏一：《２０世纪前半叶华北谷物地带农村分化动向》，《东洋史研究》昭和６１年（１９８６）４５卷１号；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陈翰生：《３０年来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第７卷，第３期（１９４１年）。

　　[④] 对高玉富、肖培枢、肖培元、肖培碧、肖和发、李仕成、李仕均、刘本大、刘兴华等土改亲历者的访谈。引自笔者的《双村调查笔记》（1998年），以下文中的访谈材料和事件叙述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该笔记。

　　[⑤] 对高玉富、肖培枢、肖培元、肖培碧、肖和发、李仕成、李仕均、刘本大、刘兴华等土改亲历者的访谈。

　　[⑥] 对刘兴木的访谈。

　　[⑦] 对刘兴木的访谈。

　　[⑧] 意指对村里的“黑五类”实施定人负责的群众监督。

　　[⑨] “四清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为主，称为“小四清”，后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称为“大四清”。

　　[⑩] 对刘兴武的访谈。

　　[11] 对刘兴武的访谈。

　　[12] 对刘兴武、罗继昌等人的访谈。

　　[13] 对肖和发、刘兴路、李明安等人的访谈。

　　[14] 对刘兴路的访谈。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刘的立场在当时是否真的如此中立，既不好探知，也无此必要，因为在后面我们将要看到，这场“革命”最终也祸及到刘自身。 [15] 对刘兴路的访谈。

　　[16] 对刘兴武、罗继昌、刘兴路等人的访谈。

　　[17] 关于这一点，还可参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中叶文德书记对＂文革＂的体验．台北张老师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18] 对刘本大的访谈。

　　[19] 对罗继昌的访谈。

　　[20] 对前任党支部书记高玉富的访谈。

　　[21] 对行走于村中的风水先生高某、肖某的访谈。

　　[22] 对肖和发的访谈。

转自学术中华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0 16:24:31

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田野札记

　　记述一个村庄的20世纪政治变迁在学术史上算不上一件大事，却也并不容易，村庄不大，但20世纪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纵坐标和世界历史横坐标上所处的独特地位，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以后也未必会以类似方式再度经历的社会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的政治变局如何穿透至社会底层，村庄又如何回应巨变，是我一直都想弄清楚的问题，而促使我进入田野，从事村庄口述史研究的更为强烈的动因，则是想要亲身去感受一下我们那些以教育、改造农村为己任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们在发奋了一百年后，究竟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同时又给后人带来哪些思考。带着这个想法，在上个世纪还剩下最后两年的时候，经人引荐，我来到了双村。

　　双村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川东山村，在不甚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它较多地保留了传统农业型村落的特色。20世纪上半叶，这个村最为基本的特征是普遍贫困，这种普遍贫困用学术语言表示，就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特征远不如孙中山“大贫小贫”的说法来得直白。双村土改前的土地分布，根据资料记载，地主户均17亩，中农户均15.7亩，差别不大。尽管如此，土改却仍然将阶级斗争嵌入了双村。土改之后的情况是，村里的“大贫”与“小贫”相互换了个位，彼此也更加平均。但像别的地方一样，土改仍然受到绝大多数村民的欢迎。为什么会这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在青少年时期接受过阶级斗争教育，以后又亲历了此一话语消解的人来说，这个在过去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此时却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不是这样？从前，我们每家都有土地，后来被地主夺去，现在，土地又回到了我们手上”，多个老土改这样回答了我的问题。那么，地主又是如何夺走农民土地的？我所期待的是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回顾，而非那人人都熟知的理论拷贝。“你真是没完没了，比工作队还工作队”，面对这种刨根究底，被问者有些不耐烦，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过去，我们无钱买地，现在，不花钱却得到土地，你说好不好？”“过去，贫穷耻辱，现在，贫穷光荣，过去，发财人瞧不起我们，现在，他们倒霉了，你说好不好？”被最追问得不耐烦的老土改用这样的话回答了我。疑惑虽然没有完全解开，一个新的想法却随之产生，看来，要不习惯记老帐的农民理清楚上一辈或者上几辈的“家庭经济变迁史”是有困难的，而要农民脱离那已经成为一种事实的知识去回忆那些可能构成这种知识背后的经历，并进一步分清在这些经历中哪些是他们所曾亲历过的，哪些又是被建构出来的就更加困难，因为所曾亲历的历史“实在”早已经被岁月吞没，留下来的则是经过权威性话语过滤和拼装的社会记忆。

　　阶级话语完全彻底地重新拼装了双村的历史。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这个家族化的村庄成为了革命的战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在当时大都是将历次政治运动当作革命看待的，本着田野工作应以主位方法记录被记录者的思想和经历的原则，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不仅村民被分为敌我友，而且，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也成为村庄政治的基本内容。按村里老一辈人的说法，那是一个让人“着了魔”的激情年代，革命让穷人翻身，也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此，双村人“身在山乡，心怀天下”，成为了人民，长期处于政治边陲的村落也成为国家新政治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但是，村庄政治并非国家政治的简单微缩，很大程度上，这些初为人民的村民仍然是以村落的经验去实现与革命的结合。许多人都提到，为人尖酸的保长就是被过去的酒友与牌友落井下石的，阶级斗争也成了解决家族和人际矛盾的利器，同为“混混”，历史的选择却使他们或者崛起，或者沦落，所以，直到今天，村里人对保长之死都存在着很不相同的看法。面对着这些是是非非，我不禁感慨命运做弄苍生。我在想，是不是任何伟大和神圣的革命一旦进入到凡夫俗子的生活，都有可能这样去寻找它的归依？这是否也就是柯文（Paul A. Cohen）要强调作为经历者的历史与史家笔下的历史极不相同的原因？

　　作为经历者的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双村的集体化是我感兴趣的。村里的老人说这里的集体化十分顺利，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这倒更引起我的好奇。因为我已经知道土改对双村土地配置状况的改变并不大，即使是贫农的土地，绝大多数在土改之前也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更为宏观的材料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双村）。难道事情真的如一位学者所设问的那样，仅仅因为农民在土改中得到了一些土地，就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全部土地，甚至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土地？看来这的确有些于理不通。理想化的宣传和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无疑是运动迅速推进的外因，这是许多人都提到过的，那内因呢？促使农民响应政府号召的内因是什么？双村调查能否在这方面给我提供某种启发？询问过多个老农，并再一次仔细分析土改前后村里的经济状况，我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些答案。斯科特（Scott, J.C.）通过对东南亚农村的研究，认为处于生存经济状态下的小农并不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么理性，双村其实也差不过，从历史和社会心理的角度看，传统的中国小农恐怕都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公于私的尺度去裁量，至少，从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是历朝历代从官吏到农民都认可的，正是凭借着这一点，历代政府以公共和正义的理由去干预甚至重新配置社会财产的行为也就往往会得到农民，尤其是他们中的赤贫者的拥护。从这一点上来看，历史上屡屡出现的佑贫抑富政策倒与土改有着某种相合之处。由此，我想到，穷人所看重的恐怕不是什么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反倒可能是希望国家高悬正义之剑，去侵犯和剥夺那些大户们的财产。“扫尽不平方太平”，土改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集体化是否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来证明这一点？我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不好妄论，不过，产生这种联想倒的确是来自和一些老贫农的访谈。“我们怕什么？搞集体化我们又不吃亏，吃亏的是他们（指少数经济条件稍好者）。”一些老农是这样回答我的提问的，而村里一些今天还可以称作是“老贫农”（即过去是贫农，现在仍未能脱贫者）的人对土改的怀念及其希望再来一次土改的情绪，也促使我不能不这样地去读解历史。

　　自从土地改革以后，革命就成为上个世纪中、下叶双村政治的主旋律。与城里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一谈起这段历史就心绪难平不同，双村的一些老贫农倒是觉得20世纪50–70年代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老人们喜欢怀旧，尤其是当他们如今已经远离饥饿的威胁，但却又在日复一日品尝小农经济的疾苦、无助与艰辛之时，这种怀旧就更加强烈。事情往往比线性的理论分析更为复杂，人们总是更看重眼前的不公，而对于如今已进入老年的一代农民，他们更是习惯于以年轻时形成的想法来看待现实。例如，面对现在上不起学的儿童，人们不由得怀念那个教育普及，读书几乎不要钱的年代；虽然过去没有听说过现在这么多希奇古怪的医学名词和药品，但那时看病却是便利和有保障的，既使死也多半死在公社医院，不像现在，得了重病如无钱可治，就只能在家里捱日子；过去，农民的社会地位在名义上仅次于工人老大哥，连城里的知青都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像现在，“人看有钱人，狗咬缩脚汉”，“有钱有势神气活现，无钱无权肩挑背磨”；尽管也曾经历过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村里死了人，但毕竟是事出有因，在挨过最紧张的一阵，重又能捞个半饥半饱后，那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定位却又使他们感到了几分幸运，且“四清”和“文革”对干部的修理也好歹给了人们一个出气的机会；使人感觉反差最大的是干群关系，现在，除非是向你要钱，哪里还能经常看到干部的影子？不像那时，能够给干部提意见，对着干部吼叫，甚至在运动中将干部赶下台而不担心受到惩罚，这在今天想起来就令人振奋！而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民主了。其实，又何只是双村的老贫农，我们知识精英中的许多人到现在不仍然将这视为一种民主吗？而这也不正是“五四”以后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一种大众式民主吗？于是，革命便也成为６０年代双村青年的一道精神大餐，他们享受它虽然不如城里的同辈那样充分，但却也同样让他们热血澎湃，激情满怀。革命已经与上几辈双村人结下不解之缘，以至于今天一些人仍然习惯以革命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中的不平事，且随着不平等的加剧，这种复杂的情绪似乎还在增长。

　　革命和运动终于结束了，随着那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将革命的精神与激情发挥到极至，几经动员又几经折腾的双村人终于感受到幻象寂灭后的跌落，一夜之间，“农二哥”完成了向完粮纳税角色的回归。品尝完“分田分地真忙”的初期喜悦，重新获得的自由与权利随即就化作了重新品尝小农无助的自由与权利。大集体重新回向村落社会，挣脱大集体的社员重又成为单家独户的小农；政治性聚会的消失使得以红白喜事为核心的种种民间信仰和礼仪重新占据村落的公共空间（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在革命化年代里也没有真正消失，而只是从公共生活的场面之上被隐匿于场面之下）；各种民间互动的重新崛起，迅速填补由于集体经济的缺失而出现的村庄社会关联网络的真空；贫富悬殊重新出现，曾经作为村庄社会分层标准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标准很快被遗忘，人们又重新以血缘和地缘的经纬去编织村庄社会的秩序，并且以更为熟悉的财富、权力与知识的三元因素去重续对于村庄社会结构的评价，“贫穷耻辱，致富光荣”成了新时期最时髦的口号。总之，神圣被世俗所取代，理想复归于经验，交粮交款与收粮收款再度成为农民和国家互动往来的基本内容。村庄的再造花费了将近20年的时间，最后好像又回到了起点。于是，一切又再一次地开始。

　　然而，这一切却未必意味着双村人从行为到心理上从此就彻底摆脱了泛政治化时代的影响。大集体虽已解体，人们却往往仍然习惯于自称为“社员”，“大队”、“小队”作为一种行政或地理称谓也时常挂在嘴边。一方面，全控型的治理体制已经消解，但缺乏治理资源的乡村权威若要真的完全不依赖那已成习惯的运动和控制农民的方式，转而寻求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科层化和法制化的乡村治理，恐怕还真的难已运作村政；另一方面，经历过阶级斗争锻炼的群众在面对权势的侵犯时，也往往会发现法治的武器远不如斗争策略来得方便和节约成本，阶级斗争培养了几代习惯于斗争同时也善于斗争的群众，而且在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三农”问题不断边缘化的今天，老老实实，恪尽职守还真的可能难以确保衣食无忧，由此村庄中便产生出一些被称为“大社员”，即所谓“刁民”的人物，（这一称呼本身就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这些“大社员”或者以拖欠甚至拒交来抗衡对其权利的侵害，或者在合法与违法之间与权势者玩起各种以非对非的斗争游戏，这一现象即是斯科特所称的以“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来表达对现实的不合作，但我总感觉在这种官民博弈的后面拖着一条后革命时代留下的长长的影子。

　　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双村人倒真的成了“去政治”的一代，他们没有受过阶级斗争的熏陶，贫农的后代也尽可与地富的子女同桌喝酒、称兄道弟，而生活则成为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面对着日益开放，充满诱惑力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可以终生依托的锚地。那些或为生活所迫，或者做着发财梦的新一代村民离开了村子，他们到外面去冒险，去感受城里人的生活，成了往返于城乡的漂泊者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村庄陌路人。由此，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面临着代际的断裂。代际断裂对于重塑村庄政治文化未必一定都是坏事，问题在于在代际断裂的背景下，所有村庄再造的努力，诸如村庄社会关联的重建，传统人文资源的重拾，以及现代法治和民主的渗入等，都将削弱其应有的意义。离开年轻一代的参与，告别了阶级斗争时代的村庄政治在建立它与历史和未来的连接上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面对着这九曲一折、循环往复的双村政治，我感触良多，从其最基本的变化趋势看，它无疑回应了此一时期国家宏观政治的变迁，反映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将地方社区纳入超地方的政治共同体及20世纪中、下叶全能主义政治消长两相混合的变奏，但另一方面，微观的村庄社会本身却又以种种地方性知识的力量在反蚀与涵化着这一由上而下，自外向内的变化逻辑。中国的乡土社会不也是这样的吗？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无数个像双村这样在时空单位上微不足道的村落的政治构成了20世纪的中国乡村政治，进而构成了此一时期中国底层社会的政治。于是，我向双村人许诺，要写一部既能反映这个时代，也能反映双村人在其间生活和行动的历史。我想要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双村人在跌宕起伏的20世纪百年政治变迁中留下的足迹，再现他们被历史前行的巨轮所碾压出来的生命印迹，我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印迹无法进入由史家建构的宏观历史的大视野，它们只会作为经历者的记忆而暂存，然后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逝，然而我却想要穿透历史大话语的迷雾，尽力去展现底层苍生在这场社会大变局中那即使是如蝼蚁般的精彩和悲凄，这些底层的精彩与悲凄与伟人们所书写的历史相比十分渺小，却是真正属于双村人自己的政治历史。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吴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５月版，25.00元。

　　（原文刊于《读书》2003年第3期）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0 16:25:15

吴毅  村庄的政治与政治学中的村庄研究

（本文为《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一书的第14章）

　　在前面的十三章里，我以整个２０世纪一百年双村的权威与秩序变迁为基本视点，以影响这一变迁的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交互作用为理论观照的三个维度，描述和分析了双村村治变迁的诸种面相，现在，应该是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在此，有三个基本问题是我所要回答和进一步讨论的：第一、２０世纪双村一百年以政治变迁为主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在这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宏观变迁过程中，究竟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微观化态势与特征，或者说，以我在导论中所预设的决定双村村治变迁的三个基本逻辑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可以被理论化的互动结构，这种互动结构又是如何具体地形塑村治变迁形貌的。尽管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很可能会导致对历史本身的一种概化式的主观建构，但是，既然这是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避免的，而且它也仍然具有纯粹的解构所不可替代的优势，至少，人类仍然存在着对知识的普遍性、整体性与连续性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程本身的概括和预见的需要，那么，这种工作就仍然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我关于双村的微观叙事对于理解整体性的２０世纪中国乡村政治变迁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它能够帮助人们感悟到那些可以被称作是理论的启示吗？第三、以微观的村庄叙事作为我在自己的学术生命历程中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我究竟对它寄予了一种什么样的期望，或者说我预期它可能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哪些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尽管这种预期可能只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想法，或者也可以称作是一种野心，但是我想，这对于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学人来说也都是很难避免的。

　　一、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种逻辑的演进与互融

　　对于２０世纪双村政治的整体性把握而言，回溯一下第二——十三章所讨论过的基本问题和结论是十分必要的：

　　在第二章中，我首先探讨了双村权力与权威结构的原初形态。我注意到，双村作为一个移民村，所谓原初的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实际上是一个更为源远流长的大文化传统的置入。在这种置入和继之开始的权威与秩序的发生过程中，出现的是人们在许多研究中都能够看到的宗族与保甲的二元权力并存，前者是民间社区性权威的象征，后者是国家“编户齐民”的继续。但是，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转型中，两者都经历了一个嬗变与沦落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宗族权威以其传统伦理性的变异反映了宗族秩序在大变局中无所适从和无所依凭的迷茫；另一方面，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性权力下沉虽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成功，否则，２０世纪乡村革命的基础也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建构。保甲体制边缘性特征的极限化所导致的经纪体制难以为继，即使是在３０—４０年代地处国民党统治区中心地带的双村，也已经不是用赢利型和保护型经纪的二元分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取代所能够解释得了的，经纪体制处于不断的解构之中是一种更为准确的说明。正是在这两种权力整体性衰落的过程中，现代化对于双村的政治影响就不是新权威的建立，而是传统权威的瓦解，正是基于此，双村也仍然具有革命的潜在基础。

　　然而，具体到双村的历史，革命的形式和话语却又是外部置入的结果。在第三章中，我探讨了在５０年代初的宏观性革命剧变下双村权力秩序的重构，我发现这种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话语改变精英评价标准的结果，边缘人物的中心化是这一时期村治精英产生的重要方式，而在一个具体的场域中潜在的精英转化为现实村治精英的过程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选择”，也取决于新兴公共人物是否能够很快掌握和运用新政治话语的权力技术。[ii]但是，更为重要的变化在于，革命第一次将党政权力结构深置于村庄社会，并继之以行政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构建起前所未有的国家统摄村庄的大共同体社会。革命所导致的全能政治是理解这一时期双村秩序的基本概念，也是理解现代性和国家权力强力进入村庄，与村庄地方性知识发生遭遇的一个特别的路径。

　　在第四、五、六章中，我展开了对革命后国家权力对双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所实施的有计划变迁的全景式描述。我注意到，虽然这个过程不乏现代性的强力推动，而且也可以说它是现代性借助于国家实施对村庄社会改造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是，决定改造内容与形式的最为直接和表象的动力首先还是来自于新政治按照革命的理想和精神所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从总体上看，５０—７０年代的双村无疑深置于一种延续着革命精神与逻辑的后革命的氛围之中。在这种后革命的乡村变迁中，无论是国家对传统村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改造，还是作为现代性因素的现代教育与科技对村庄社会的进入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抑或是村庄公共生活从地方场域进入国家场域的过程，都无一不打上后革命的政治烙印，从而一方面使得双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与后革命的政治过程紧密交织，另一方面又使得整个这一过程充满着后革命状态与传统村庄地方性逻辑的巨大张力。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仍然看到，即使是在最具革命精神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变迁中，也仍然能够发现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存在。传统资源附着于各种现代的形式中影响着变迁本身，这种状况不仅实现了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换和延续，同时也为双村在结束后革命状态之后的权威与秩序重建准备了条件。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段的透视，有几个历史的悖论引人思考：一是５０年代生产关系的变革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引起小农社会历史逻辑的变化，倒是国家权力对经济与社会的重组对于重塑村庄秩序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二是现在被人们从价值上否弃的人民公社时期恰好也是各种现代性要素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进入双村的时期，而这之后的“乡政村治”却又使这种现代性要素的进入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三是７０—８０年代农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科技而非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分析中所得出的这一结论在双村也得到了映证；四是最激进的革命文化恰好与传统相依相存。由此，我不禁想到，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解释模式都不免显得单薄和乏力。

　　改革在使中国社会脱离了诗化的革命政治之后，也使双村告别了革命的终极关怀，进入改革时代。通过第七、八章的描述和分析，人们看到，这一时期以世俗的经验智慧和乡土社会的常识来重建村庄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秩序是双村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虽然这一过程负载着新时代的要求，并且为改革话语所引导，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趋势却是与一个远比革命时代更为久远的历史大传统的接轨，其神髓就是村庄的再造和村政的重建。但是，２０世纪末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双村村治模式，既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历史的回复，却也不是简单地用“制度创新”和“先行一步”的“无声革命”所能够完全读懂的。在２０世纪这段所余不多的时间里，变迁中的村治权威与秩序在历史和新世纪的楔合点上呈现出了一种过渡态和模糊性，此时，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社会各自的需求仍然是决定尚未最终成形的、脱离了革命的新村治模式的三种基本力量，这也就为人们继续理解新世纪之初的双村村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视角。这段历史同样留给我这样几个问题：（１）建国后３０年大规模改造的制度性成果何以会在短短几十天的土地重新丈量中循入历史的浩淼烟波之中；（２）面对土地承包以后村庄重新回归历史的惯性，我们应该如何反思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以及同样作为一种权力结构的现代性的局限性；（３）公社以后时期的村治格局与现代性和村落传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既新又不新的村治格局中，作为一种历史遗产的经纪体制是否已经再一次凸显于国家和农民之间。这些问题也正是困扰着当前的村治研究，并引起争论的几个难点。

　　第九、十、十一这三章着重分析了“乡政村治”格局下双村村政的主要内容与实现形式。无疑，若按村政中的国家需求与社区需求进行定位，这一时期，仍然可以从行政与自治这两个层面条分缕析出村政中的政务与村务，但是我发现，在双村村政的运行过程中，所谓行政与自治的类分也只具有发生的而非过程的意义。一方面，村政的行政化、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以及国家和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秩序无时不在显示国家的在场，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具有国家特征的行政性任务和现代性变迁，一旦被置诸于村庄之中，也不可能不受到村庄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并按照村庄特殊主义的逻辑运行。所以，我以为仍然只有置身于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互通互融的具体场境之中，才能够透视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外诱型现代化以后的双村村政的基本特征。

　　在第十二章中，我所讨论的是在土地承包和“乡政村治”背景下，作为现代知识技术体系的教育、卫生和科技在双村呈现出的新的境况，以及民间信仰的重新活跃。人们已经看到，与家户经济这一特殊的小农经济和复兴的地方市场经济相适应，一度凭借政治管道强力输入的现代知识体系相对地剥离了政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变迁要素在双村寻找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教育、卫生和科技事业的民间化就是这一方式的具体形态特征。与此相伴随，在告别了高度革命化的泛政治时代以后，曾经处于极度隐伏状态的民间信仰又再度成为村庄地方性知识中十分活跃的元素，并形成了与现代知识的相融与共处。这一切都在表明，现代社会的转型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与现代性对村落传统的改造与消灭，地方性知识在以现代性和国家进入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也会发挥自己独特的功效。

　　第十三章分析了宏观的中国社会告别泛政治化时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以后双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相对于５０—７０年代亢奋的革命化政治，这一时期双村政治文化的变化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社会分层从阶级化的一元政治分层重新回到以财富、权力和知识的惯常的三元分层标准；二是村庄社会时空氛围的去政治化趋势对村民基本生存状态的影响；三是在新村治格局和去政治化的时空场域中村民作为政治人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无政治”的意识、角色与行为。透过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我注意到在宏观的政治变迁下转型期乡土社会的地方特性对村落政治文化影响的重新抬升，“生活即政治”重新成为支配村民意识和行为的基本逻辑。而把这种变化放在整个２０世纪村落政治文化的变迁趋势中考察，我们又可以参悟到现代性与国家“大文化”和村落地方性“小文化”之间所呈现出来的互动态势，即由相对阻隔到前两者对后者的高度统合再到三者互渗的世纪变奏。

　　综观以上各章所展示出来的双村村治的基本形貌与变迁轨迹，我们看到，现代性、现代化中的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无疑是自始至终影响整个２０世纪双村村治历程的三个最为基本的因素，双村的村治历程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因素互动和演进的过程中形塑出具体时空场域中的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而２０世纪从革命的兴起到革命的克里斯玛再到革命的退潮这一革命的三重变奏则是决定以上三种逻辑互动形式与特征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我们理解２０世纪双村村治变迁的第四个楔入性要素。

　　国家的因素是连接和沟通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中介。现代化中国家作用的基本特征，即由杜赞奇等人所归纳出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在基层乡村，这一过程具体化为体制性权力的下渗和国家对乡土社会的规划性变迁；现代性因素内含着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两个层面，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特征决定了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往往会以国家为搭载工具，而现代性的权利话语则会赋予现代国家行为以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合法性特征；村庄的地方性因素源远流长，它是前现代社会国家“大文化”与双村地方性知识的融合，在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上，它无疑是处于前者的一端。

　　三种因素，或者说影响双村村治历程的三个基本逻辑在历史进程中的交互演进，以２０世纪初现代化国家的体制性权力和话语对双村的进入与浸润为开端。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与国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互为支持的。然而，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失范与政治无序化、精英与民众沟通机制断裂与上层精英的腐败与武化、下层社会的赤贫与边缘化这一总体性社会危机状态下，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任务实难完成，因此，无论是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还是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对村庄社会的进入与浸润都十分的有限，并且极不成功，以至于现代化对双村的影响既不是新政治结构及其权威的建立，也不是经济社会的转型，而只是传统权威的瓦解及相对于中心城市社会转型的边缘化过程，直到２０世纪中叶政治革命的成功，才给新国家在新的社会基础和理念上塑造现代村庄权威与秩序提供了历史楔机。

　　革命奠定了现代性和国家重新进入双村的基础，也决定了它们的进入方式。５０年代双村权威与秩序的再造及社会转型不仅以革命为动力，而且以革命为表征，而在５０—７０年代革命的“入魅化”不断升格，成为支配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时，[iii]甚至连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社会变迁本身也都成为了体现革命克里斯玛的工具。结果，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的遭遇便被置换成以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对村庄社会形态、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重塑，全能主义政治不仅成为推进社会革命的手段，[iv]并且也成为社会变迁的目的。此一时期，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成为编织双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根本性力量，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在双村具体化为在基层村庄建立党政权力架构和构建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的努力，现代性则以其特殊的形式担负起消灭传统，实现“历史超越”的物质与文化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功能发挥虽不完备，但却也借助于全能主义政治之力，表现出对双村社会的强力进入。

　　尽管如此，村庄地方性知识也并不是被动地去等待着以革命为载具和表征的国家与现代性的消蚀与拆卸，恰恰相反，即使是最为激进的社会改造和最具国家意识形态威权地位的文化的革命，在双村，或者说在整个中国的村庄社会也遭遇到地方性知识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反蚀与涵化。因此，当体现着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架构被置入乡村时，它也仍然不能不考虑与传统的乡–村–组体制的接轨，尤其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层级也基本上是昔日村政结构的一种特殊再现；当科层化的运行模式渗透到了乡村底层时，我们却也仍然可以从新式的乡村治理精英身上看到经纪模式的历史投影；当土改和社会革命的万钧雷霆击垮了传统的乡村精英集团和宗族权威之后，我们却仍然从中发现了昔日村庄家族政治的痕迹，以政治革命为表象的家族斗争不仅在赵力涛所观察的河北“某村”存在，[v]而且在双村也同样可以找到踪迹；[vi]当政治家们以集体化的组织去网络马铃薯般的个体农民时，它同时也满足了原子化的农民渴求国家大共同体庇护的夙愿和他们那只患寡不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乌托邦取向；当集体主义支配了农村经济的运行时，村庄的小农理性却又在悄悄地消蚀着它的基础；当激进的革命文化对包括各种民间信仰在内的村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摧枯拉朽的冲击和扫荡时，民间信仰也只不过是从场面之上转移到场面之下，由后革命政治所塑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仍然在明里或暗里追寻着传统，甚至连最革命、最“现代”的政治文化本身有时也不免成为各种村落传统表现和转译自己的一种特殊驱壳。总之，这种遭遇是一个同时存在着解放与摆脱、进入与反蚀、扩张与消解、建构与解构、消灭与涵化、扫荡与隐伏、吸附与融入等各种因素的互动过程，也是一场比试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逻辑谁更强大，谁又更具有韧性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国家与现代性凭借着革命化全能主义政治的强力极大地挤压了地方性知识存续与活动的空间，而后者则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韧性显示着自己的存在，直到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退潮。

　　革命全能主义政治的退潮使得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之间得以在２０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重新安排它们之间的结构化关系。从人民公社到土地承包，从政社合一到“乡政村治”，在实质上都是日渐超离于乌托邦政治思维方式的国家在世俗理性智慧的指导下对村落地方性逻辑的让步（当然，并非仅仅就双村一个村庄而言），这便导致了在新政治话语形式下的传统国家和农民经济与政治关系格局的现代性转换，这种转换既指向了未来，同时也承接了过去，而现代性也开始重新寻找它在国家和地方性逻辑之间的位置以及它对于村庄社会的进入方式。

　　在此,２０世纪末最后２０年的超越革命的过程再一次成为人们理解双村村治转型中的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的互动结构的关键，村庄的再造和村政的重建所凸显出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村落地方性逻辑的重新承认与尊重，而村民自治则既承继了２０世纪初所开创的村治传统，又将这一传统导向现代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国家借助于传统资源、现代治理理念和市场经济，改变着自己在村庄场域的存在方式；而失去了全能政治权力推动的现代性也转而寻求一种非行政化的切入路径，人们在第十二章中所看到的作为现代知识技术体系的教育、卫生和科技的民间化过程即是这一切入在双村这一特定场域中所展示出来的情景。而重新张扬的地方性知识则从传统和现代两个路向上同时寻求重新构造村庄权威与秩序的资源——小农化的经济经营，经纪模式与民主法制的结合，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作为一种秩序之理的并存，民间信仰的再利用，村庄社会结构与评价机制的重建，“生活即政治”的价值取向以及现代公民文化的吮吸等等，这一切既反映了国家与现代性在新的时空场景中对地方性知识的改造，同时也展现出地方性知识在嬗变与转换中所仍然具有的独特品性。总之，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在新的时代开始了新一轮的互渗、互融与交错。

　　从而，到了２０世纪末，双村的村治格局一方面已经从根本上不同于２０世纪之初，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也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超离历史，并且也远非国家和现代性的权力结构所欲达至的形貌。

　　上述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现代化背景下从国家–现代性要素依托革命对村庄社会的改造到超越革命后的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历史逻辑共同重塑新村治格局的过程。目前，新一轮历史演进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虽然在新世纪中双村的村治形貌与变迁轨迹还暂时是那么的模糊不清，但是，上述三种逻辑的共存与博弈无疑仍然是决定未来村治走向的最为基本的动力。

　　二、从叙事到理论：关于２０世纪村治变迁的反思政治学

　　我关于２０世纪村治变迁中三种逻辑互动的理论模型，是对川东双村经验的提炼,那么，这一提炼对于学术研究又有何可能的启迪呢？

　　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业已指出，相对于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是一种反对片面追求一般性、普遍性、同一性、整体性的“大理论”，而主张个别性、差异性、局部性的“小叙事”，如果以此为归依，那么，到此为止我关于双村的研究也就应该完成了，任何进一步的理论推导都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脱离特定情景与“上下文”互动关系的“宏大叙事”。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虽然经常将问题的探讨置于一个远比双村更为宏大的社会与理论场景之中，但我也随时在提醒自己，这仅仅或者主要只是在进行双村的叙事和阐释，我并不想因为某种以小见大的不成功的努力而被疑为以点盖面或以偏概全，况且，如果要进而面对关于双村经验典型性与代表性的置疑，那就更是一件令人感到十分疲惫的事情。所以，我在此借用毛丹先生在他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一书中的一句话来再次表明我的立场：“至少，我本人一旦进入具体的描述过程后，一直毫无这样的企图。”[vii]

　　然而，类比和联想则应该是允许的，因为无论是作者或者读者在叙述或读完某个微型叙事之后，都自然会追问叙事背后的学理意蕴，并进而要求作者提供可以进一步发挥该叙事的解释效用的时空域，否则，固执地秉持一种极端的小叙事的描述与阐释立场，那就将像某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我们所得到的有可能只能是数量上无限膨胀的各种零零碎碎的局部知识或无限多样的‘小叙事’，而无法得到一个有关世界或我们的社会生活整体的‘示意图’。它将使我们失去有关事物普遍性、同一性、整体性和连续性方面的知识，失去人类生活所必需的那种宏观视野，以及我们的生活同样必须的那些概括与预见能力，甚至失去我们的认知与社会交往能力本身。”[viii]因此，不仅类比和联想进而追问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我关于双村经验的理论模型有何学术的功用？

　　双村的历程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是极为普通的，说它普通，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双村的故事在中国的很多村庄都出现过（当然，具体的情节自然不同），而双村在中国既不落后，也不发达，它实在是中西部农村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因此，关于双村经验的提炼，无论是对其他村庄的叙事或阐释，或者是相对于其他学者从其他村庄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些其他的解释模式，至少也是多了一种可以进一步参照，比较乃至于批判的东西。

　　根据我的观察，在近年来关于２０世纪中国村庄政治的研究中，对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二元研究框架的强调是比较充分的，所谓“国家进入”、“国家权力下沉”和“国家政权建设”一类语汇的流行就是这种分析视角在近年来颇具影响力的一个证明。这一视角的优势在于它克服了原本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那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范式的单向性，反映了研究者们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型构、国家建设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谋”的“传统复兴”的现代化过程的感悟，[ix]然而，也正如邓正来先生所指陈的那样，相当多的类似研究却存在着用语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代替作为分析对象的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象，并且潜在地将国家和社会作为彼此相对的两个同质性实体，而非需要将它们置于具体分析场景中加以具体辨析的问题，从而既未能使这一研究框架得到适用，[x]也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

　　我对双村村治变迁的叙述与阐释，即是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置于现代化的大场景和双村的小场景中去考察的一个尝试，因此，我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大与小，宏观与微观场景的交错与互叠中，国家对于村庄的政治影响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力进入与结构重塑，并且也不仅限于治理方式的变革，它同时还意味着作为文化意识形态权力的符号转换和现代性的进入，而后者对于人们理解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治尤为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的最根本使命是完成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无论作为一种知识技术体系，还是一种权力结构，它既依靠了国家的支撑，同时也给国家提供了支撑。因此，相对于村庄社会，国家的进入与现代性的进入往往是一体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国家对社会的进入较为成功时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二元研究框架中置入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便可能使人们对２０世纪村庄变迁的特殊形貌具有更为情景化的理解。

　　相对于社会这一较为宏大和抽象的结构性要素，我在双村的小场景中借用了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作为理解村庄社会变迁的又一个基本的变量。人们看到，在很多的时候，我所指称的地方性知识可以转译为“传统”，但是，我认为传统更具有指向过去的线性特性，而地方性知识则是一个可以指向过去，也可以表征现在的场域性概念。所以，强调作为一种分析意义上的结构性概念的地方性知识与同样作为分析意义上的结构性概念的现代性及国家的互动关系，就既有助于克服那种从“过去”到“现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现代化史观，而且也有助于反映现代化背景下的大场域与小场域互渗互融的空间性特征。而且，以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取代“传统”的概念也有助于避免关于“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理解中可能会遭遇到的道德困境。“传统”在通常的意义上总是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落后”、“衰落”与“消亡”，而田野调研的经验却告诉我，包容了“历史”（这其中包括作为“大文化”的历史和“小文化”的历史）和“现在”的地方性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决定现代社会变迁形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大至如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史，小至如双村那样的村庄史也已经证明，现代性和国家只有在时空的进入与穿透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与地方性知识的对接和互融，才可能对社会变迁发生根本性影响。因此，强调地方性知识的作用，就是强调了“小文化”在变迁中的能动影响和作用，强调了乡土特性对于“大文化”的反渗和改造，也强调了不同空间层次中的知识与权力对村治转型的共塑。也就是说，决定村治中的权威与秩序变迁的不仅有时间的互渗，同时还有空间的互叠。

　　然而，我认为我关于革命的三重变奏是决定２０世纪村治变迁中的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互动特征和结构的观点可能是更值得注意的。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革命震荡和颠簸，尤其是在经历了后革命的折腾之后，人们似乎已经开始对革命感到疲惫，[xi]以至于在强调国家和现代性，乃至地方性的同时又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革命在２０世纪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而双村的经验告诉我，站在新世纪的了望台上回溯上一个世纪的历史，正是革命的三重变奏搭建起了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活动的历史舞台，也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形式与内容，因此，将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背景的忽视将使我关于三种逻辑互动的解说脱离“情景”与“上下文”。实质上，从宏观的角度看，无论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乡村权威与秩序的衰落，还是其在５０年代的重建以及５０—７０年代的政治全能化，抑或是在８０年代以后的历史续接中的现代转换，都与革命形态的三种表现密切相关。于是，我不禁要进一步去思考革命在三种逻辑的互动关系演进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当然，这种思考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双村的经验了。

　　毫无疑问，席卷上一个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不是人为的，它是１９世纪的中国在应对西方现代性压力失败情景下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尽管有许多具体而复杂的原因，但是，概略地讲，它是中国固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失范、政治权威衰落、传统精英分化、传统价值跌落、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连接断裂背景下所导致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和如萧功秦先生所说的“文化地狱感”的产物。[xii]这种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和“文化地狱感”已经使人们对当时所出现的任何平和与妥协的社会改造方案失去了兴趣和耐性（尽管它们可能十分的深刻，且具有惊人的历史洞见力），而选择以革命的方式整体性地重塑社会。革命也的确以其特殊的方式成功地化解了这种危机感和“地狱感”，使整个社会有机会在彻底坍塌下去的旧社会废墟上重建权威与秩序，并且以新的理念、路向和制度模式重新去应对现代性压力。中国乡村社会自５０年代开始的权威与秩序重塑，也正是得益于这场革命之力。

　　然而，这场革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惯性，因为它不像一般改朝换代意义上的农民革命那样，一旦当旧的王朝被颠覆，革命也就寿终正寝，它是一场“社会革命”，即它虽然在中国缘起于应对现代性的压力和列强的入侵，但革命本身所内含的价值取向却是要将中国引领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所以，革命所完成的“改朝换代”的任务就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中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在武装的战争结束以后才真正的开始。这便是我们在理解双村、乃至于在理解５０—７０年代的中国大历史时所必须注意的。在这段大历史中，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已经由１９世纪的发展目标转换为２０世纪中叶的社会革命的手段，于是，自５０年代开始的整体性的乡村变迁也就成为了新型的社会革命转型的一部分，国家则成为这一转型的助推器。所以，在５０—７０年代，现代性和国家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实现革命的手段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是以革命为轴心而旋转的，本书的第三章《导向革命和全能的村庄秩序》、第四章《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第五章《教育、科技的进入与民间信仰的隐伏》和第六章《后革命氛围中的村庄政治》就是这一宏大而复杂的多重历史变奏在双村的特殊显现。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得以理解全能主义的政治为何会成为支配那一时段中国历史的普遍现象，因为革命者仍然要以革命化的权威与秩序来安排整个社会。[xiii]

　　然而，也就是在这里，现代化与革命的张力发生了。回溯历史，我们发现，从根本上看，现代化和现代政治革命是因果关系，而不是果因关系，而身处革命旋涡之中的人们显然是过多地看到了革命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瞬间性与时效性。想以瞬间性的革命（包括被人们所认为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替代渐进积累中的社会变迁，显然易于使人们陷入革命的克里斯玛情结，即对革命全能性作用的崇拜，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持续的后革命氛围之中。所以，在当事者所从事的不断的社会革命的改造中，后来的研究者们却看到了后革命状态对现代性逻辑的压抑，看到了泛政治化时代的迟迟无法结束。事实上，从革命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看，我注意到，任何政治革命在扫荡了旧的社会秩序之后都应该有一个退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标志着常态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建，而革命本身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因素也只有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常态性社会秩序中才能够真正的积累与生长，革命只能为变迁创造条件，却无法替代变迁，而革命亢奋的延续则反而会延迟这一变迁的发生。因此，我们看到了不仅在双村，而且在其他村庄，革命虽然塑造了一个以趋近理想社会为目标的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却最终未能改变小农社会的运行逻辑；革命虽然更替了乡村社会的精英集团，但却最终未能改变村庄政治社会的等级结构及评价标准；革命虽然挤压了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存空间，但却未能完成对村落政治文化的重塑。相反，持续亢奋的后革命氛围最终却使中国社会不得不以一种最为残酷的形式——“文革”去开始那告别泛革命化的过程。

　　８０年代的改革说到底是一场被推迟了的革命落幕过程的开始，以此为起点，革命后的常态社会重建才真正开始。正是在这一常态社会的重建过程中，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得以在２０世纪的历史中第一次以一种原生的，本真的形貌形成彼此的互动，因此，原来被革命所无限伸张了的国家权力逐渐改变了其全能主义的特性；服从于革命需要的现代性开始成为一种主导社会变迁的相对独立因素，地方性知识也得到了承认和尊重，在这种背景下，２０世纪中叶村治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几个历史难题也才有了真正解决的可能。总之，一切又都重新地与比革命更为悠久的中国大历史相承接，一切又都在这种承接中去演绎它们在新世纪中的未来。２０世纪的大革命已经完成了它所应该完成的，而且也只能完成的那些使命，剩下的便应该是在新世纪常态化的现代变迁中去解决了。

　　三、微观的村庄与宏观的学术：我从事田野研究的学术指向

　　从双村的微观叙事走到对２０世纪革命与村治变迁关系的点评，这之间是否跨越了太大的距离？我关于村庄研究的学术立意究竟在哪里？这是我想要最后说明的一个问题，我也想借助这种说明对我近几年来的学术心路做一个回溯。

　　我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注切入乡村社会研究的，在这种切入中，我所首先接触的不是现实的农村，而是理论的农村，然而，我却以为那就是现实农村在理论上的反映，只是在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９７年底这一年半期间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村治实验之后，我才开始改变这一看法，并进而对自己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怀疑。

　　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黄梅县小池镇的水月庵村进行了一场村治改革的实验，发起这场实验的是张厚安和徐勇教授，其余的主要成员有项继权、王敬尧、于建嵘和我。实验的初衷是力图将我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有关知识和理论运用于实际，以实践由张厚安教授所倡导的“理论务农”和“理论支农”的主张。无疑，我们这个群体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仅凭年过七旬的张教授十下水月这一点（也可能还不止这个数），我们就自诩绝对不缺乏当初梁漱溟和晏阳初先生的热情。这次实验使我们得到了当今高等院校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所很难得到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机会，同时也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更为难得的以实际经验检测理论的机会。于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有了类似当初梁先生那种乡村运动，运而不动的感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每一个“水月实验”的参与者都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总结，而我所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思所想实在是存在着太大的距离。由此，我开始反思，究竟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还是理论与现实存在着距离，进而我们所具有的理论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问题。也许，这几个方面的因素都有，而我在当时却更关注于后者。

　　之所以会这样，与我个人所具有的外行心态有关。因为在参与这场实验的主要成员中，徐勇教授、于建嵘和我三人并不出身在农村，但是徐勇教授当过知青，我则以种种理由躲过了那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因此，我很清楚，尽管我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但我的底气仍然是不足的，正是这种不足，使我将自己定位于外行。因此，在实验的过程中，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农民的所思所想奉为经典和真理，并去思考他们为何会“这样地”看问题，而不是“那样地”看问题，不敢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去评判农民行为的对与错。也许正是这种外行的心态使我在尚未正式接触人类学的知识之前，便开始不自觉地运用人类学调查者所强调的“主位”立场去观察和分析事物，[xiv]即以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作为调查者所思所想的基础，尝试着去理解农民的立场，尝试着去理解在同一件事情上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所可能持有的不同观点和想法。因此,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农村，逐渐成为我给自己的农村研究所定下的一条规矩。得益于这条规矩，当我们的实验遇到困难时，我开始思考乡村社会对于由外部置入规则的反应为何不如我们事先所预想的那样。延寻着这种思路，我特别注重分析外置的制度规则在进入乡村社会之后的实际遭遇，以及由这种遭遇所折射出来的国家大文化与村庄文化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作为实验者的我们在当时也是这种大文化的一种体现，因此，这种思考有助于解答我自己在实验中所感受到的困惑。

　　于是，我开始感受到，从整体上看，我们这些生活在２０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是有些西方化了（地域和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它离中国民间社会的所思所想实在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日后的研究使我认识到，这里的西方化不是一种借鉴和拿来，而是一种不自觉的被遮蔽和被替代。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接触着中国的事物，但是，现代化中潜移默化的文化和学术殖民却已经使我们这些人不自觉地以一种西方化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经验，乃至于这一经验本身也已经被西方化，然后，这种被西方化了的“中国经验”又被用来论证在实质上也是西方化了的“中国理论”。当然，在水月庵时，我还不太可能站在这个层面上去思考问题，而仅仅是将这种西方化和距离感看作是知识分子脱离民间社会的结果。因此，尽可能地贴近民间社会，缩小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成为这一时期我给自己规定的主要工作。紧接着在１９９８年的双村调查，就是我这种思想的一次实践。在双村的调研中，我给自己所规定的任务不是去评判，而是去阅读、理解和弄懂，这也成为我迄今为止的一个信条。

　　正是在这种理解之中，我开始对我们所从事的农村个案研究工作有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前，“理论支农”一直是我个人的学术指归，但是，黄梅的困惑和双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尚不能站在村庄的立场上完全的理解村庄的行为，而是站在村庄之外去指点村庄时，理论支农可能就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且，我也开始思考有关农村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农村实证研究从严格的方法论类型上划分，实际上只能称作是实证研究的一种类型，它可能更类似于人类学所讲的田野工作，它的长处在于对被调查对象独特品性的体验与感悟，而不是如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那样强调统计数据和量化分析。“理论支农”所依凭的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的体验与感悟（当然，这也很重要），而必须有以不同区域的调查所提供的数据与统计分析作支撑，如若一定要以个案的田野调查作为政策研究的背景，也不可缺少区域调查统计这一个重要环节。相反，经由个案田野工作中所获得的对被调查事物的特殊感悟和由这种感悟中所产生的理论灵感，却于学术本身的发展有着天然的相关性，因为田野工作提供了一面反思理论的镜子，在这种反思之中，新的理论火花产生了，而调查者本人或其他调查者又可以通过其他的田野经验来对已有的理论灵感进行验证，这不就是理论产生的一条路径吗？于是，我开始逐渐地明晰了个案研究的价值主要在学理而不在政策的思想。

　　１９９８年７月，黄梅“水月村治实验”论证会在小池镇举行，会议期间，我与一些同道交流了我的这一看法，当然，和者有之，不认同者也有，这也很正常，思想也只有在平等的交流之中才能逐渐地成熟。在此前后，我陆续翻阅了一些社会调查方法论的书籍，并开始接触一些人类学者所撰写的田野研究作品，这使我的想法更为明晰，带着这种思想，在１９９８年下半年，我又第二次奔赴双村。

　　１９９９年１０至１２月，贺雪峰和仝志辉两位先生完成了在江西的调研，在这之后我与贺君在隔三差五的高价的电话学术交流之中（贺在荆门职业技术学院，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就是打长途电话），我突然发现他时不时地会冒出要从事关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想法。对于如贺君这样一位忧国忧民之士竟然突然会回到书斋做诸如“性质”、“特性”之类的研究，我初时并不理解，且以为他所提出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概念也实在太过于模糊，没有边界，有些象一个“框”。然而，黄梅和双村的经验使我立马就意识到他的所指也就是我的所想，即通过对个案的挖掘与感悟，去理解现阶段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形貌。我虽然意识到贺君的想法实际上意味着要去完成一项仅仅依靠几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但我也明确地认同他关于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在近期内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的想法。毕竟，中国的现代化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纪，而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又已距我们有半个世纪之遥，借此概念框架探讨半个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变迁，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附和了他和仝志辉关于从事“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主张，并且也为他们丰富自己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的这一研究思路显然也得到了徐勇教授的支持与鼓励。

　　此时，正值学术资源本土化的讨论渐起，这种本土化的讨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自觉，它所反映的是新生代学人对于以国外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现象的不满和建立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雄心，这显然是国内具有反思自觉的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所发起的一场学术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使我有机会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将自己关于个案研究的学理定位的主张和贺雪峰、仝志辉关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主张进行新的定位和思考。我以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话讲述着同一个事情，而本土化则可以作为这个工作的一个总体性的指称，因为无论是纯学理的研究也罢，或者是以学理研究为始，以政策研究为终的工作也罢，难道首先不应该有一个中国关怀和中国立场吗？

　　那么，我们的田野研究在这种学术资源本土化过程中能够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从学术行为上，本土化的努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立足于本土社会，提出既本土化，又带有国际性和历史视野的基本研究命题，形成对既有西方学术理论的反思和对话，并在这种反思和对话中发育出自己的理论与研究范式；二是深入中国的基层社会，以本土化的自觉与本土化的关怀去重新获取中国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首先去西方化，然后从中提炼理论营养，形成概念架构和研究范式，并经过经验和理论的证实与证伪去整合概念架构和研究范式。我以为，这第二步工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单纯为了反思和对话而做的本土化努力，十分容易陷入为方沂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尴尬，即“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进入研究者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不得而知。”[xv]而扎根于基层田野的研究和村庄叙事不仅为我们提取去西方化的中国经验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为学者们提供了连接基层社会的机会，只有这种与基层社会的连接和互动才真正有助于在不排除各种外来理论与价值的同时保持对学术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警醒和独立，并寻找到本土理论的社会根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我关于双村的叙事和阐释便获得了属于它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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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谢立中：《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启示与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１９９５.７—１９９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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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参见李康博士论文：《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１９３８—１９５２）——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附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９９年。   _: u8 D* }+ q3 r2 Z( G2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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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入魅化”一词借用自萧功秦对８０年代之前的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概括。萧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以８０年代分段，前一个阶段可以称作是“入魅化”的时代，基本特征是以革命的方式建构理想社会，后一个过程是“脱魅化”的时代，即以世俗的经验智慧来应对各种发展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参见其文：《警惕以革命的方式重建理想社会》，《东方》２００１年２—３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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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8 h% u2 K! J3 u1 a5 i　　[iv]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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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参见赵力涛：《家族与村庄政治：１９５０—１９７０》，《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号。 $ d: L, ]; Y' C

) C) @5 v4 l  |& X0 U2 L& @+ ^8 x　　[vi] 参见本书第三章刘伦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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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S' b+ F) U5 Y! [　　[vii]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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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前引谢立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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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G  I  r　　[ix]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的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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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Z7 e& n9 i% T: t3 T　　[x] 前引邓正来文。 # m) _) ^! {  y8 z$ |8 R% T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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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各种各样的保守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实质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心态。   a% @8 n* [# L5 u" g- ]

2 f1 D/ n! K0 L7 r; d　　[xii] 参见前引萧功秦的论文。 % T9 e8 s. F) Y# q

: D% Z* r/ }6 v8 n  \3 X( p' x" y　　[xiii] 参见邹谠关于全能主义政治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解释，参见前引邹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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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v] 人类学者主张，在田野调查中应取“主位”的调查立场，即调查者应该学习以被调查者的立场和方法去看待和理解被调查对象，而不是以调查者所惯有的立场和方法，即“客位”的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被调查对象。人类学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当地文化。参见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9 Q9 r1 w/ A/ O+ d1 p$ }7 ?3 @& r$ w+ O) f2 W* C# l
　　[xv] 方沂：《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８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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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毅 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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