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新的抵抗政治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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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文尼亚] 齐泽克　著　王晓群　译

　　《伦敦书评》第29卷第22期(2007年11月15日)发表了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文章《抵制就是投降》,对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新书《无止境要求》(Indefinitely Demangding)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所提倡的不触及国家权力的新的抵抗政治其实陷入了与第三条道路相同的危险之中。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过去几十年一个最明显的教训就是资本主义坚不可摧。马克思把它比作吸血鬼,现在看来这个比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吸血鬼在被刺死之后总会再次站立起来。

　　今天的左翼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上的补充———自由民主作出反应。例如,接受资本主义霸权,但是继续在其规则内部为改良而斗争(即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接受资本主义霸权将长久存在下去这一事实,但是从其“间隙”中进行抵抗。或接受所有斗争的无效性,因为霸权如此包罗万象,以至于除等待“上天暴力”的降临,做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海德格尔革命性的表述:“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或承认斗争的暂时的无效性,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中,这种观点认为,真正的抵抗是不可能的,因此直到全球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捍卫福利国家所保留的东西,通过提出我们知道他们无法满足的要求来与那些当权者抗争,否则退回到文化研究当中,平静地从事批判工作。或强调这样的事实,即问题是更为根本性的,全球资本主义最终是技术或“工具理性”潜在原则作用的结果。或假定人们能够破坏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的基础,不是直接攻击它们,而是把斗争的领域重新聚焦到日常活动上面,在这种活动中人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并以这种方式逐渐破坏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基础,使国家在某一点上崩溃(这种方法的典型例子就是萨帕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或采取“后现代”路线,把侧重点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转移到争夺霸权的政治思想斗争的多种形式上面,强调用话语重新进行表述的重要性。或打赌人们能够在后现代的层次上重复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行的对资本主义“坚决否定”的做法:随着当下“认知研究”(cognitive work)的发展,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这样就使“绝对民主”首次成为可能(这大概是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立场)。

　　提出这些立场不是作为一种策略来避免某些“真正的极端左翼的政治”,这些立场竭力要改变的恰恰是缺乏这种左翼立场的状态。然而,左翼的这种失败并不是过去三十年的全部历史。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富有争议的历史上最迅猛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欧“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扩大当中,还有另一个令人极为惊叹的,值得吸取的教训。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在英国,撒切尔革命时期是混乱和冲动的,其标志是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恰恰是托尼·布莱尔使之制度化,抑或,用黑格尔的话说,把(最初看似是)偶然的事件,一种历史的偶然上升为必然。撒切尔不是撒切尔分子,她仅是她自己;是布莱尔(而不是梅杰)真正赋予了撒切尔主义以形式。

　　一些后现代左翼批评家对这一困境所作的反应是提倡一种新的抵抗政治。那些坚持与国家权力斗争,更不用说夺取它的人,被指责为陷入“旧范式”之中:他们的批评者认为,当下的任务是通过从其活动范围撤离出来,创立其控制外的新空间来抵抗国家权力,这显然是站到接受资本主义胜利的对立面。这种抵抗的政治其实不过是对左翼的第三条道路的道德说教的补充。

　　西蒙·克里奇利最近出版的新书《无止境要求》几乎完全体现了这一立场。对克里奇利来说,自由民主国家将长久存在下去。取消国家的尝试悲惨地失败了;因此,新政治将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反战运动、生态组织、反种族主义或反性侵害的群体抗议以及其他地方性的自我组织形式。这必然是一种抵抗国家的政治,一种连续不断地向国家提出不可能满足要求和谴责国家机制的局限性的政治。在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的条件下开展抵抗性政治活动的主要论点是以公正伦理为基础的,这恰好是“无止境要求”所呼唤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听从这一呼唤,因为国家的最终目的是真正政治性的,即确保其自身的再生产(它的经济增长和公共安全等)。“当然,”克里奇利写道:“历史一贯是由拿枪杆和棍棒的人书写的,因此人们不能指望用嘲笑讽刺和鸡毛掸子来打败他们。然而,正如极左的、活跃的、虚无主义的历史雄辩地表明,一旦拿起枪杆子和棍棒,他们就失败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抵抗不应去寻求模仿和反映它所反对的原始暴力统治权。因此,比方说,美国的民主党人士应该做些什么?停止国家权力竞争,退到国家的间隙当中,将国家权力留给共和党人,然后再发起一场针对它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抵抗运动?那么假如克里奇利面对像希特勒这样的敌人,他能做些什么?左翼是否应在对抗国家时诉诸暴力的条件和那些只能和只应该运用“嘲笑讽刺和鸡毛掸子”的条件之间加以区分?克里奇利立场的含糊不清就在于它处在一个奇怪的不根据前提的推理当中:如果国家将长久存在下去,如果不可能取消它(或资本主义),那又为什么要从中撤离?为什么不同国家一道在其内部采取行动?为什么不接受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前提?为什么把自己局限于这样一种政治当中,这种政治,正如克里奇利表示的,“对国家表示怀疑,并斥责已确立的秩序,其目的不是要取缔国家,尽管从某种乌托邦的意义上讲这可能是人们所希望的,而是要使之更加完善或减少其有害的作用”。

　　这些话只是表明今天的自由民主国家和那种提出“无止境要求”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梦想都生存在一种相互寄生的关系当中:无政府主义的代理人做伦理上的思考,而国家则做管理和调控社会的工作。克里奇利这些无政府主义伦理政治的代理人的行为像超我一样,舒舒服服地不断给国家提出要求;国家越多地尝试满足这些要求,就越多地被视为有罪。依此逻辑,无政府主义的代理人把他们抗议的重点不是放在公开的专制上面,而是放在自由民主的虚伪上,他们被指责背叛了自己所宣称的原则。几年前在伦敦和华盛顿举行的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为这种权力和抵抗之间存在的奇特的共生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充满佯谬的结果使双方都得到了满足。抗议者拯救了他们美丽的心灵: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同意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那些当权者则平静地接受了它,甚至从中受益:抗议不仅丝毫没有阻止已经作出的进攻伊拉克的决定;而且还起到了使之合法化的作用。因此乔治·布什对抗议他访问伦敦的群众游行的反应实际上是:“你们看到,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所以人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抗议他们政府的政策———将在伊拉克成为可能!”

　　令人瞩目的是查韦斯2006年以来所走的路线与后现代左翼所选择的路线恰恰相反:他不但没有抵制国家的权力,反而抓住了它(首先通过尝试政变,然后采用民主的方式),无情地运用委内瑞拉的国家机器来促进其目标的实现。此外,他还使各个区域军事化,并在那里组织对武装部队的训练。但是最大的恐慌是:由于他感受着资本对其统治进行“抵制”的经济影响(国家补贴的超市中某些物资的暂时短缺),所以他宣布将支持他的24个党派合并成为一个政党。甚至他的一些盟友对他这一举措也持怀疑态度:这会不会以牺牲引发委内瑞拉革命的冲动为代价?然而,虽然这种选择有很大风险,但是应当给予全面肯定:其任务是要使新党不仅要起到一个典型国家社会党的作用,而且还要成为组织新型政治的工具(如基层的贫民委员会)。我们对像查韦斯这样的人应该说些什么?不,不要去抓国家权力,撤出来,不要去触及国家和当前的状况吗?查韦斯常被当作小丑而不被人理睬———但是这样的撤离是否会使他沦为像副司令马科斯(Sub-commandant Marcos)那样的人物(现在许多墨西哥左翼人士把马科斯称为低级的小丑)?当下“抵抗”国家的恰恰是那些大资本家(如比尔·盖茨等)。

　　这里的教训是,真正具有颠覆性的事情不是坚持提出那些我们知道当权者无法满足的“无止境要求”。因为他们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这种提出“无止境要求”的态度对那些当权者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情况如此美妙,你们的关键要求提醒我们,大家究竟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接受那些能办得到的事情。”相反,要做的事情是给那些当权者不断提出在战略上精心选择的、精确的、无止境的要求,这些要求使他们不可能用同样的借口来对付。


转自 学术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