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宪源
【内容提要】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文革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所具有的共同政治特征、产生条件和受迫害经历，作为客观审视和重新研究认识文革的新视角。文章具体分析了文革时期“革”与“保”的对立和斗争，同时也指出了被许多研究文革学者所忽视的支左部队和新老保守派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第二部分分析了全盘否定文革造反派的五大害处：一、削弱了民众民主监督权利和参政意识，助长官僚特权和腐败风气。二、放弃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约机制，激化了社会矛盾。三、片面强调法治，使中国陷入了一个由司法腐败制约破坏“法治”建设的怪圈。四、削弱劳动人民政治经济地位，把扩大两极分化作为推动改革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代价。五、为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提供攻击武器。第三部分依据对文革历史的重新认识，指出十种对象应该就他们在文革中起的作用和表现忏悔。
按照民主的平等原则，对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由互联网带来的网络讨论声音予以同等重视和摘引，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一）
在流行的文革评论语系中，被视为在文革中助纣为虐的造反派，与一九五七年因帮助党开门整风而遭迫害的所谓右派分子，似乎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按流行观点，文革造反派追随“四人帮”纂党夺权、为非作歹，代表了一股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反动落后势力。有人在提取上海工人造反派作为全国造反派典型代表时，是这样描述的：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工人造反派是整人的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和受压制者成为毛泽东赞赏的造反派，这些工人造反派并不具备现代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素质，许多人沾染流氓无产者的习性。他们只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当要冲破旧体制的罗网时，这股力量的破坏性是可以利用的。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应当及时地淘汰他们，而毛泽东则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代表。显而易见他们是无法承担毛泽东赋予的历史任务的。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战略上的失误。”[1]
以揭批文革为主题的电影《芙蓉镇》中那个打着破锣高喊“运动喽”的造反派疯子，更是成了许多非文革亲历者脑中的“定格”形象。这种以偏概全、歪曲历史的做法，也影响到当今互联网讨论者的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中国不变成修正主义，毛泽东阁下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其错在于打击的对象搞错了。对于长期跟随其闹革命的老同志不信任，却去相信具有野心的所谓左派，文化大革命不搞成一团糟才怪呢。所谓的左派，为了个人野心，鼓励造反派胡作非为，将文化大革命变成枪炮大战场……。”[2]
而无论是在学术论著和文章中，还是大量各类形式的文艺作品中，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右派分子（除了个别人被认为带有兴风作浪、图谋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嫌疑之外），却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他们除了有知识，也往往是社会良知与公正的代表，他们之中的先知先觉者为知识群体中的佼佼者，是社会进步的先声。这些人的基本权利横遭剥夺，身家难保，那么，这个民族的不幸是可以想见的了。” [3]
但是在实际上，只要人们尊重历史，正视事实，就不难从以下三个方面清楚地看到，无论从其社会产生根源与政治特征，还是从其出现的形式、过程和遭遇结果看，文革造反派与一九五七年受到打击的右派，几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造反派与右派具有共同的社会产生根源
对于一九五七年从动员知识分子帮助中共“开门整风”发展到反右运动及而后的文化大革命，至今存在着不同观点。根据《我眼中的文革》[4]的看法：当时的“大鸣大放就是毛亲自发动并企图利用它来制约干部的一场运动，后来因为运动迅速失控，毛才改变了初衷……。文革的最初的想法，来源于延安时期，当时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就象毛泽东提过一个周期理论，那就是，历史上，一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都是欣欣向荣，统治阶级开明，善于纳柬，严于律己，但后来却都因为贪污腐败而衰败下去，周而复始，共产党执政后应该怎么打破这个周期呢？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生。……反右之初，毛泽东提出的‘百家齐鸣，百花齐放’是真诚的，他希望党外人士能监督执政党，从而促使党内的反官僚主义。他的这个想法，在党内受到了很大阻力……。而到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知识分子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加上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矛头一转，开始反右，改造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次运动使毛泽东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转向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因此，“反右并不象现在宣传的那样，是阴谋，而是象毛泽东讲的那样，阳谋。反右和文革的起因，也是因为这个周期论。六四，六五年的时候，党内的官僚主义已经日趋严重，大家如果读过红墙内外这本书，就该知道，毛泽东当时有一个卫士，后来分到一个劳改农场去工作，在那里见识到了惊心动魄的腐败景象(当然今天来说算不了什么)，劳改队的头头把犯人当作奴隶，让他们伺候自己，如有任何的不同意见，他们就会打击报复，这位卫士把这些事后来全报告了毛泽东，可想而知对他的震动有多大。这不是毛泽东想要建立的中国，要打破这种已经形成的官僚和腐败，只有从下至上发动一场革命，而他本人当时已被架空，于是他利用他的个人威信，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
按照这位网络思想传播者的观点，毛泽东在五七年鼓励的鸣放和六六年发动的文革，期间显然贯穿着一条用扩大人民民主方法来防治执政党变质腐败的主线。当代政论家王山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见解。[5] 如果审视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发表的下列重要想法，上述观点即使不完全正确，却似乎包含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历史逻辑：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6]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7]
对反右和文革运动的另一类观点则强调，毛泽东说过，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这个“两家争鸣”论点，实质上就是连结“百家争鸣”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人们不应该把从整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一方面按照毛泽东的主张，“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般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再联系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说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判断鼓励“大鸣大放”是用“引蛇出洞”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蓄意进行打击。似乎也不过分。 [8]
按这种分析观点，毛泽东根据反右事件所引发的左倾思想，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修改中，强调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正是在这种“极左”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反右斗争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才在文革中进一步扩展到更广的范围。
上述两种观点可以得出的共通之处是：受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矛盾的内在规定和影响，在一九五七年参加“鸣放”的中国右派分子与一九六六年投入造反的人士中，显然都存在着对中共现存制度的某种不满或反抗心理；前者可解释为“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自然延伸，后者可理解为“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说造反派是以“左”的形式来反抗现实，那么右派也许是要从“右”的方面来“修正现实”。而促使他们反抗行为的共同因素，显然是同样的所谓“干群矛盾”；只要这种矛盾存在一天并获得合适的气候条件，就会有右派、造反派之类的社会不满分子，出来质疑、批评甚至挑战中共（主要是基层组织）的统治权威。上述两种观点的不同点，仅在于对这种不满和反抗心理的产生原因作出了不同解释：前者强调毛泽东把矛盾的症结归终于中共自身的腐败倾向，后者则强调毛泽东试图在中共敌对分子那里寻找矛盾根源。而不管是哪一种解释，跟把右派和造反派放在对立位置的流行做法相左，右派与造反派面对共同的社会矛盾产生共同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却是两种观点所揭示的共同事实。
二，造反派在文革初期的“右派”身份
右派和造反派的共同点，特出反映在许多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所具有的“右派”身份上。实际上，文革运动初期所开展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乃是全国各地文革造反派产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作者刘国凯的回忆：这一运动“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把敢于反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右派’，二是把大量无辜的知识分子、机关职员、工人群众打成‘右派’。”当时在全国各地派出的文革工作组，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干扰”运动，把敢于反对、攻击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刘少奇说：“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定了调子。刘邓们还认定：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遂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反击。“反干扰”运动于六月下旬展开，工作组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激进学生压下去，声称“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甚至还组织了游行示威和召开斗争大会。在近一个月的“反干扰”运动中，仅北京高校就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
作为基本上只是一种政治表演欲的爆发，激进学生的行动（亦有学生从右的方面攻击党）就其主流而言并不具备积极意义。如果说把北京激进学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是事出有由，甚至可以说是激进学生们咎由自取，那么随之在全国全面铺开的“在无辜群众中大抓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则完全是中共1957年反右运动的重演。……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党领导的手中，他们组织先进分子们去揭发批判本单位里由他们内定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内定的依据是所谓出身不好，有政治问题，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与本单位领导关系紧张之类。而揭发批判的内容则是他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言行举止。在此过程中，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等整人手法都广泛出现了。被揭发批判的人明白此次运动领导是要把自己拿去交任务，得知大难临头，可怜惶惶不可终日。其本人乃至家庭都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
当时的《广州日报》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按档案材料把一般报社工作人员分成左、中、右三等。中、右两部分人只作内部掌握，左派则公开指定，并让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着运动的发展，挨整群众愈来愈多。编辑部被划为斗争对象的有四十八人，占其总人数的一半。一般干部受大字报围攻者有七十几人，占其三分之一。这些人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新闻权威”、“反动文人”之类，其中许多人被戴高帽批斗。
《羊城晚报》社也有工作队进驻，大整报社工作人员。“假左派、真右派”和“三反分子”一类的帽子满天飞，其中黄伟经受迫害案可以说是一个整群众的典型事件。黄曾于五十年代末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与苏联友人通信，信中谈及国内经济困难和中苏分歧。这些信遭到中共警方截获，并对他暗中进行调查监视。文革开始后，黄立即被工作组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最佳人选进行揭发批判，并关押在报社牛栏内。中共广东大员把黄视为一个大猎物，力图把他定为敌我矛盾，彻底整死，以证明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业绩。“十六条”下达后仍继续迫害黄，直到六六年十一月黄才在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干预下，获得从牛栏释放回家。
在省市各机关单位中，大量的一般机关干部被围攻批判。据后来一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小报披露，各机关挨整的人数多达三分之一以上，约十分之一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省直机关中被打成“右派”者达千多人，而各级当权派则少有被触动。这样，造成了一种无辜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工厂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里，绝大多数领导都是趁此第二次反右的大好时机，卯足全力去整平时不听话的群众。有时为了凑数，出身黑类，有政历问题、犯过错误的人，当然都是在劫难逃的。
广州中等学校里的文革运动也很能说明中共大员们把火往无辜群众身上烧的恶劣行径。刘少奇曾作指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六月十一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这次会议预告中学老师的恶运将临。不久，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各校，矛头就是整教师，即刘少奇所说的“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的遭遇比机关、工厂里的群众更惨，因为他们面对敢于肆意妄为，不考虑后果的中学生。中学教师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比率比机关、工厂更高，所受的待遇也更恶劣。学生在批判斗争他们时，往往进行体罚和人身侮辱，这使在学生面前一向师道尊严的他们犹难忍受，这也造成中学教师在文革初期的自杀率最高。[9]
如果说，刘国凯所披露材料反映了全国各地的“二次反右”运动概况，箫羽在《我眼中的文革》一文中，则披露了上述运动怎样促使这些打击对象成为造反派的动机和心情：
“前不久，我父母来探亲，谈起文革，说了我很多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事情。起因是我老爸在当地图书馆看到一本讲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书，是香港人写的，看的津津有味，而后说此书太丑化工人造反派。并回忆起他在文革之初在大学的造反经历。我极为惊讶，原来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造反派，我爸说各地情况不同，上海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所以较宽松。据我爸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都是很兴奋的，尤其是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平时被团干部压制的太多，所以大多都参加了造反派，当然这批人也很快就靠边站了，不过我爸回忆说，当时他还在各处写写文章，并没有挨斗，因为他不是运动的目标，而且说当时学校工宣队的工人们人都非常好，加上我爸后来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他自始至终对工人很有感情。”[10]
文革造反派与前右派之间的政治血缘联系，更反映在有相当数量的右派、“摘帽右派”或“内定右派”分子，直接参加了造反派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遇罗克兄弟遇罗文所作的文革历史回忆，首都中学造反红卫兵报纸“《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11]
在湖北著名造反派组织“北斗星学会”成立之际，在“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１９５７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而从《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更是清楚地表现出了学会成员对这场文革运动进行独立思考的渴望与实践。[12]
在幼河所著《士可杀，不可辱》一文中，作者对右派与文革造反派之间的紧密关系，作了如下翔实描述：
爸爸和三舅都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我从农场回家探亲。妈妈讲述了几个月前去北京地质学院领取三舅遗物的事。她是忽然接到地质学院的通知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三舅的骨灰当然是不会有了。他剩下几百本科技书，一台打字机和一条他搞地质 勘探时留下的鸭绒被套。他还有一个几百块钱的存折。这些都交给了我母亲。三舅 是怎么死的？说是自杀。……三舅在“文革”之初是积极参加“运动”的。他和很多“右派”们在一起要为五七年反“右”平反！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诉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冤屈。三舅是积极参加翻案活动的，他们似乎还有着自己的组织……”。[13]
而在本人家乡的文革运动中，右派分子或“内定右派”参与造反派活动的情形，也比比皆是。本人老家邻居一个被称之“尤同志”的前房客，在他搬走之前常向我们这些小孩吹嘘他随军南下当小兵的革命经历。直到支左部队在“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期间，有人看到他挂着牌子在示众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妄图翻天的老右派。本人最早工作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时期，组织上就兜出了一名造反派清查对象是五七年“内定右派”的底细。这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打击迫害右派”的流行说法和各类文艺作品故事，存在着明显的抵触矛盾之处。
三，文革造反派遭遇了比右派更深的迫害和灾难
对于文革初期造反派受迫害的原因，一篇署名“胡思之”的网络文章这样说道：“只要稍有些岁数的人都知道，文革之前，莫说对中央领导评头品足，即使对单位支部书记说些不满的话，也有坐牢的可能。有许多反党分子其实所反的只是单位中的头头，对共产党政府的领导根本就不敢反，但却被扣以反党分子帽子。” [14]
上述情况显然同反右运动时的情况毫无两致。对于造反派文革初期的处境，著名《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写过这样一段控诉文字：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渡过了四十七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
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有持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象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15]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受迫害的主要原因，跟他们的“出身不好”有密切关系。而就在“第二次反右运动”开展的同时，另一场以“黑六类”[16]( 不少造反派都属于这类家庭 )为斗争目标的“红色恐怖运动”，由北京市中学“血统论红卫兵”组织带头，在全国卷起了狂潮。刘国凯对此作出了如下描述：
红卫兵狂潮的第一波行动是“破四旧”。在林彪“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直接号召下，只短短一个星期左右，“破四旧”就在迅速演变为残暴的虐杀人身的“红色恐怖运动”。“血统论”以“鬼见愁”对联为前锋急速膨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北航附中，几天之内风靡北京全城。以革干革军子弟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自视出身高贵，理应叱咤世界，他们不满足于对物的毁损，而把自己残暴行动的目标，对准了所谓的“黑六类”分子。“红色恐怖”的主要内容是抄家、关押、游街、殴打。这类暴行令人发指的后果是。在“红色恐怖运动”中仅北京就有１，７００人被打死，当有许多倍于此的人被打伤。
广州的“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也于八月下旬展开。若以北京作参照物，广州“红色恐怖运动”的严酷性轻得多，但若以正常社会生态对照，“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也是惨绝人寰的。他们在学校里殴打老师和出身黑六类的同学。在社会上到街道居民组里按派出所提供的资料，抄“黑六类”的家，并肆意殴打，再把他们押送原籍，打人最凶的学校也就是高干、军干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如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二十一中地处市区北部边缘。学校操场后面便是山丘、乡村。该校“血统论红卫兵”从附近村庄里抓了地富分子回校关起来轮番殴打，并不给食物和饮水。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地主很快被打死，另一名中年体壮的富农熬了几天也终于带着遍体伤痕赴往黄泉之路。“血统论红卫兵”把打死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当被打死的地富的子女象幽灵一样一声不响满脸惊惶地来搬走尸体时，“血统论红卫兵”们还在附近骂骂咧咧：“他妈的！”“把这些黑六类都打死才好！”[17]
尽管我们缺乏具体统计数字，来证实上述这类暴行在多大程度上促使许多“出身不好”者参加了造反派的队伍──换句话说，有多少造反派的家庭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迫害。但是我们可以从“清华四一四思潮”人士对造反派总体情况的分析评介，找到可以追寻的线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始终有这样一个现象为人们所不理解：为什么……造反派里有不少人出身不好？每个人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都拼命找各种解释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人们发现没有一种站得住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能说明这一点。而所谓那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就最力的蒯氏理论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于是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四一四们的结论是，他们（即造反派）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 [18]
上述结论，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文革初期相当部分造反派的“不良”家庭成分及其政治影响。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情况而言，造反派在经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夺权”的短暂欢欣胜利之后，随即在所谓的 “二月逆流”之中，受到了“支左”部队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这与他们因“不良”出身成员太多而得不到解放军的信任，显然有很大关系。以本人家乡江苏省无锡市为例，全市最大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被打成反动组织，该组织以及“毛泽东主义”造反红卫兵内部，大批“出身不好”或有右派分子、“四清下台干部”等历史污点的“坏头头”，或被关进监狱，或在本单位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据有关文章披露，在同一时期，仅四川一省便逮捕了数万名造反派成员。[19] 在全国各地，驻军开枪射杀造反派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经过一九六七年五、六月份新一轮对造反派的“平反浪潮”，经过七、八月份的重整旗鼓和大武斗，到九、十月份全国多数地区的造反派又开始走下坡路。而从一九六八年春季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及而后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更使全国大多数地区的造反派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仅江苏省以“反许乱军”[20]为罪名被清查的“五一六分子”就高达三十万人。依此类推估算，当时由南京军区管辖的苏、浙、皖广大地区，其受害总人数应该远远超过了全国反右运动的受害人总数。
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不过是在风云瞬间变幻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被“怀疑一切”的狂潮鼓动起来的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而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炮轰周恩来”，认为周恩来为代表旧政府机构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总后台。所以他们要打倒这“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21]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22] 这一方面是因为周确实竭力保护他这些老部下；另一方面，周又在全国镇压了不少造反派（如湖南“湘江风雷 ”），引起部分省市造反派的强烈反弹。[23] 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并阻止了“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从１９６７年八月至九月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点名“五一六”为“反革命组织”，宣布“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24]
但在六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五一六”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大声呼叫要彻底清查五一六。至此，所谓“五一六分子”已延伸成为一切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政权的人民群众。１９７１年２月， “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中共中央２月８日决定，３月２７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联合专案组”，在全国大整人民群众。[25] 这一运动按中共中央“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逼供信做法，诸如“坦白运动 ”、“一般号召”、“个别突破”……把敢于“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尤其是首都地区的造反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全部整成了“五一六分子”。据十分保守的估计，这一运动都迫害了几十万群众，使数万无辜的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致死致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26]
通过以上情况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中出现的庞大造反派群体，不过是五七年右派群体及其悲惨命运在文革历史条件下的重现和廓大。虽然在文革后期，造反派队伍中出现过极少数从极左或极右立场上质疑、挑战中共统治地位的异端思潮，但是就总体而言，造反派基本上是在中共当时既定政治路线的规范和指引之下，按照自己的利益倾向和思想判断，积极投入参加了文革运动。如果说他们的政治活动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这个责任显然应该主要由当时的文革发动者和路线制定者来承担。这也是中共处理历次路线错误时所采取的传统正确立场。然而，在中共正式否定了文革及其阶级斗争扩大化路线之后，或许是受五七年和文革初期“反右”历史惯性和传统阶级斗争概念的影响，或许是为了满足某种短暂的政治需要，在文革中跟随党的正统路线最紧、受到政治打击最重的造反派，却受到了又一次政治上的打击和否定。这种政治意义含混不清的做法，第一个重大不利后果，就是妨碍了人们对文革灾难的客观审视和真正吸取有益的教训。
长期以来，主张深刻反思总结文革教训的呼声不绝于耳。要求文革参与者进行良心忏悔的呼吁，更是声浪迭起，咄咄逼人。被众多回忆传记和各类文艺作品涂黑的造反派，更成了要为无数文革暴行承担罪责的当然对象和众矢之的。而除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时全国性斗批活动和同年夏天全国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之外，在我们以上所提到的三大文革迫害狂潮中，几乎没有哪一笔暴行，应该有造反派来承担罪责。有人在谈到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时这样回忆：
据我所知，文革中发生的大规模迫害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暴行主要发生在此期（后期虽有“清队”，“一打三反”等残民运动，但规模远逊此期）。因此， 有必要对后人讲清谁是红色恐怖的罪魁祸首。遗憾的是，这一点对局外人来说远不是清楚的。尤其自张戎《鸿》一书问世并获得空前成功后，国外读者似乎已将文革中的一切罪行都与毛，四人帮和“红卫兵＝造反派”牢牢联结起来，既不知道红卫兵组织的五花八门，更不知XX除了被迫害外，还在运动初期扮演过何等角色。其实，凡过来人应该都清楚，造反派如今虽成了文革的替罪羊，与文革中迫害民众的罪行多数其实是扯不上关系的，与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的实施更无缘分。如上所述，那场暴行的发动者与实施者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以区别于后来的亦自称“红卫兵”的造反派或保守派）。 [27]
而据本人所知情况和前文提到的事实来看，“二月逆流”时期造反派被大批逮捕入狱甚至被枪杀的遭遇，在六八年“清队”及而后“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运动中，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群众所遭受的暴行和迫害，也许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加以形容。文革时期受迫害致死致伤人数的高峰，基本发生在这几个时期。而在文革初期犯下种种暴行的“血统论红卫兵”为了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似是而非地指出：文革时期大量死伤人数发生在造反派大打内战的六七年夏“大武斗”时期。为了澄清历史真相，在此有必要对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作出确切的定义。
截止一九六七年一月份，按照文革初期是否受单位领导和文革工作组压制打击或支持扶助，辨别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很容易。在二月份解放军加入地方文革以后，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分，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于部分造反派成员在文革初期、反右、“四清”甚至更早时期所受到的压制、歧视和打击，在“一月夺权”时对原保守派骨干成员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报复泄愤行为。虽然无论就本人亲历所观察到的情况看，还是从不少文革作品所描绘的总体情况来看( 绝少读到在“一月夺权”时期有杀人之类的暴行 )，造反派的报复行为基本上是让“铁杆老保们”享受“低头、弯腰、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等他们在数月前曾经享受过的“待遇”。但是这种狭隘报复泄愤行为，在被批斗党团骨干分子心中所激起的心理反抗和仇视情绪，却非常之强烈！这大概要归结于多年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既得政治经济利益的短暂失落，以及由政治地位突然转换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原来受自己支配、监督和蔑视的“二等公民”，居然爬到头上来拉尿拉屎，这些前保守组织骨干似乎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右派复辟翻天、什么是阶级敌人重新上台的滋味！
在驻军一加入地方文革之后，大部分地区(上海、山西、黑龙江、山东等已经受到中央肯定的少数造反派夺权地区也许除外)军管会的门口，就天天拥塞着这些由中共“基本群众”所组成的诉苦控告人众。而那些受冲击保守派驻军家属的抱怨诉苦，对军队决心镇压“翻天右派”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或许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碍于毛泽东“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明确指示，大部分支左部队在对各地造反派实施镇压之时，都成功地分化、瓦解和争取到了一部分“老造反”组织，并且以他们为旗帜和骨干，集合已经被取缔打散的原保守派组织成员，迅速建立起以取代原有造反派组织为主要目的的新保守派队伍。
由于这一缘故，在六七年二月份之后，在名义上全国几乎不再存在一个正式打着保守派旗号的群众组织。所有的组织，都自称为造反派。所有的恶事坏事，都顶着造反派的名义干。这大概就是文革造反派之所以变得臭名昭著的根本原因。而实际上据本人所知，那时候全国大部分在文革初期自发成立起来的老造反派组织，例如类似无锡市红总那样属于整个江苏地区的“踢派”，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南的“湘江风雷”，新疆“红二司”，青海“八一八”，武汉“三钢”……，无不遭到“支左”部队“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
从表面情况看，靠把原来“老造反派”踩到脚底下而崛起的新“造反派”，虽然在组织上与原来的地方“走资派”彻底划清了界线，“打倒刘、邓、陶”的革命口号，比任何人都喊得响亮；但是一个极其关键性的区别是：他们仍从骨子里，把四、五月份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压力之下得到平反的老造反派，视作终有一天要进行“秋后算帐”的翻天右派。根据这种对造反派所抱的势不两立的敌视态度，实际上应把他们称为新保守派更为合适。新保守派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敌情观念，经过文革初期半年多真枪实刀的磨砺，愈加不可改变和动摇。而部分“重振军威”的老造反派对军管当局的敌视、示威、和冲击“炮打”，更坚定了他们“狗改不了吃屎”和要与阶级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有少数地区支左部队确实支持了造反派，但大多数支左当局站到了新保守派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怂恿他们的立场和想法。
为便于认清文革新老保守派的性质，在此不妨援引一下当年湖北激进造反组织的“北”、“决”、“杨”所作的有关分析：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出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再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盗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１９５９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毫无切肤之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28]
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在“二月逆流”之后与保守派合流并充当“左派”旗帜的少数老造反派们，对上述保守派的性质就没有一点认识。问题是，他们不仅已经与支左当局和保守派在政治利益上完全捆在一起，而且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代表当时新保守派思想立场的“清华四一四思潮”的影响。而这一思潮的基本特征，也许可以用“河归旧道十七年”七个字来加以概括。作为全国各地打着造反派旗号而实质上抱有新保守派观点立场的“四一四思潮”，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条：
一是“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强调“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29]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四一四派”中不少人甚至认为：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30]
二是“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31] 从“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出发，造十七年反的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的造反派，自然成了反动阶级的代言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32] 因此“四一四思潮”反对对十七年的政治秩序“搞‘大翻个儿’”、反对“……搅乱阶级阵线”去“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33]
三是“文化大革命必须修整、巩固、妥协论”。“清华四一四派”头头周泉缨曾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到１９６７年应当“收”了。他拐弯抹角地批评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人跑长了要昏倒，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的局面，因而必须“修整、巩固、妥协，”以防止“一个朝代垮台”，而使“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34]
从“四一四思潮”所表达的上述三大理论中，人们既可以看到十七年阶级路线的“血统论”分析法，又可以看到中共官僚阶层惯用的反右斗争政治思维习惯。“四一四思潮”凭借响当当的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派招牌，却对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从整体上，加以根本性的否定；而对十七年干部政策、阶级路线以及整个政治秩序，却显露出不加掩饰的留恋和要求重新恢复的渴望。这样一种明确的反文革立场，清楚地反映出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以后，“河南造总”、黑龙江“山上派”、湖北“三新”、湖南“学司”、四川“红成”和“八一五”以及北京“四四派”等一小批组织，虽然仍然打着“老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已经成了完全皈依保守派政治思想立场的新保守派。
文革造反派显然十分明白新保守派在“造反派”旗号下彻底扫荡造反派的真实意图和最终目标，特别是在看到支左部队用“明抢暗送”方式为新保守派提供现代化武斗装备时，他们更清楚地知道：维护自己政治生命和人身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接过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坚决对抗到底。但是，经过粉碎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短暂政治胜利之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灭顶之灾。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一反第十二期那个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著名社论精神，发表了以揭露粉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主调的社论[35]，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虽然反对“四一四思潮”否定文革以及矛头指向他的那部分观点，然而为了巩固政权并且把造反红卫兵全部赶下历史舞台，毛泽东已和党内官僚阶层代表周恩来联手准备进行一系列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从组织上，他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和党团积极分子──旧官僚阶层和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从思想上，他开始按“四一四思潮”所主张的那样，反对“阶级关系变动论”，“特权阶层论”和“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论”等激进的造反派思潮；并且开展了比反右运动更为严酷、更为广泛和更为彻底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指那些带有“右派翻天”嫌疑和得罪了各地军政要员的造反派骨干分子。
（二）
本文重新梳理文革期间造反派和新老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关系，并非意在对两派作出价值评判。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作审视，两派的存在、动机和所作所为，都自有其客观政治原因和现实依据。光说文革是灾难没有多大意义，关键要搞清这个灾难是怎么发生的，有哪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以什么方式相互作用，把国家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只有把这些问题彻彻底底搞清楚了，防治文革灾难重演的想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现在有几种流行的说法，一是在“一月夺权”之后陷入分裂的造反派，只知道争权夺利打派仗，使文革完全失去了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初始动机和革命性质。二是持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激斗时，并不明白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是什么。他们都是盲目地为着纯洁政权和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而作战，与民众自身的利益毫无关系。[36] 三是文革是毫无目的和意义的残酷；一场几亿人自觉投入的历史大事件，就是一个劣质民族兽心发作的大汇总。
根据文革造反派和新保守派之间的实际斗争历史和矛盾焦点来看，上述三点显然都站不住脚。衡量一个组织的政治倾向和性质，当然不能按照其初始面貌而必须以其现行立场为依据。早期冲击“资反路线”的造反历史并不能证明：当时以“四一四思潮”为代表全面转向保守派政治路线的全国各地少数“老造反”组织，仍然具有造反派的性质。而那些先后受到“第二次反右”和“二月镇反”严厉打击的真正造反派组织，为避免被再次“政治清算”的命运，在与由军方支持的新保守派进行（后来演化为“大武斗”）的政治对抗中，能否取得优势地位，可以说跟他们而后的政治命运生死攸关。而他们在这场对抗中最终失败并受到的毁灭性打击，再雄辩不过地证明：他们所作的政治对抗，绝对不是无意义地展览“一个劣质民族的兽心”，而是与其自身的政治安全和利益，性命悠关！
目前有一种新的看法，即文革对精英阶层过于残酷的镇压，客观上催化鼓励了腐败；为右翼思潮的泛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道德依据；使大批“红眼病”、大骂“民粹主义”之类的政治言语，得以畅通无阻；并使鼓吹仇视和压榨平民百姓的反动倒退论调，变成了反“民粹主义”的“进步思想”。这种看法无疑真切地反映了现实情况，但如果把精英阶层在改革开放中的胡作非为和信口雌黄，看作是他们对所受迫害作出的反弹，那么，千千万万在文革中实际上遭受更多灾难和迫害的社会底层造反民众，他们是否也应该作出他们的反弹？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目前思想界回顾总结文革教训的过程中，却绝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差，关键就在于人们看不到在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年右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基因和政治上的某种前后承袭关系。人们在构筑对待文革造反派的否定性看法上，存在着一面肯定五七年老右派的正面地位，一面却仍然沿袭中共反右斗争的思路和眼光，对文革时期的新右派持完全否定的矛盾立场。这种矛盾立场对改革开放事业所造成的不利后果，至少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削弱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和参政意识，助长了官僚特权和腐败风气。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规模腐败，除了现在流行的各种原因分析和理论解释之外，人们是否应该从如何全面客观分析评介文革的角度，寻找相关的政治原因呢？在此，我们不妨读一下在互联网和有关刊物上摘引到的几个观点：
现在看到报纸等媒体上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案，我的心已不再诧异和惊讶，毕竟，连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都能那么腐败，当什么省长市长的贪污腐败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去年广东湛江发生的涉及到政府，海关，公安的特大走私案，浙江有十七个反贪局长落了马等等。如果现在还有人说什么只有少数人是贪污腐败的话，除了两三岁的小孩可能相信，恐怕大多数人只当是笑话罢了。
现在看到那些坐着高级进口轿车高高在上的官儿们，那些开着警车横冲直撞的人，我从内心里真的没有办法感到一点点尊敬，说实话，谁能保准他们哪天不露了馅呢。只是每每想到象我这样普通的老百姓的福祉还指望那写道貌岸然的贪官们，还指望他们为人民服务，那真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啊！
不过得说句公道话，贪官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贪官，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谁不会变得越来越贪，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变贪！国法，党章不都写得很漂亮吗？不是有反贪局吗？不是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吗？不是有报纸电视等的舆论监督吗？作为党员的官员不是应该很大公无私很高尚的吗？照说这贪污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应该是没有或极少的啊！可是为什么......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是不是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得不够呢？ 显然不是， 我们中国可能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最多的了。那这究竟是拿哪里出了错呢？？？
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深刻地思考本质的问题，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积极地反对腐败。结果，全中国人民，全社会都深受其害。事实证明，任何时候，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什么事是办得的！！！[37]
广大人民群众为何没有被动员起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地反对腐败呢？有人是这样看的：“在我看来，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反官僚主义和反腐败的运动。现在大家都忙着否定文革，有人说要开文革纪念馆。可我觉得，最重要的却应该是总结文革的教训，讨论为什么文革会失败？文革不能说是一场浩劫，有人的利益被侵害，但也有得势者，而且得势的是从来就最没资格谈政治的农民和工人。看看现在谁又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呢？
现在政治是政治家的事，经济是经济学家的事，赚钱是商人的事，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又在哪里？[38]
不计代价与后果地追逐经济增长，只能使原有种种危机越发严重。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于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以及全社会的腐烂和人的非人化趋向难以容忍，数以千万计的人生存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产生了对文革的怀旧情绪和寻求改变现状的途径，是很自然的。
这时，我们在知识界见到的情况又和八十年代有所不同了。少数文学界“精英”把人
们因不满现状而对文革中某些东西有所怀恋的情绪称之为“文革情结”、“文革思路”、“文革语境”等，加以否定；一方面和中共站到一起“彻底否定文革”，同时极力维护现状，说中国现实状况是“非战争状态下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见《读书》１９９５年７－９月号王蒙等三人对话录）。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对于一切对现状（包括对他们的错误）持批判态度的人，则称之为“红卫兵”。看一看这些人的背景，再想一想国内外另一些“精英”的作为（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全盘肯定甚至提供理论依据，号召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使命感和责任感，声称中国实现民主的条件远未成熟，等等，为这个政权充当谋士、辩护人和说客），就不难发现，一个为中共统治集团保驾护航的知识分子既得利益集团业已形成。
文革本来就不是一个纯历史题目，它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都活生生地在今日中国的现实中运作着。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共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清查“三种人”、邓小平提出（实际上是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和后来从新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时起，中共领导便庇护文革中的罪人，打击文革中新生的健康力量；坚持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错误的东西，用来打击、扼杀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健康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东西──人们的独立精神、批判态度和投身社会变革过程的热望。[39]
我认为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组，在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群众中抓大大小小的蒯大富式的反革命，这种错误是共产党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所犯的某种错误的继续。这个问题的是非虽大，应该辩论清楚。但这不只是王光美和刘少奇的问题，应该说是中央的问题，甚至包括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份的问题。[40]
尽管上述摘引观点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但是从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中国腐败问题的蔓延，确实跟我们对文革造反派和毛泽东“造反有理”精神的全盘否定不无有关，也与中共第一、第二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后期）沿用反右斗争的传统做法，不断清洗打击民主参与意识较强的造反派知识分子和民众密切相关。
二、放弃对“大民主”的有益尝试和改进完善，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国际敌对势力有可乘之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和与官僚阶层妥协的需要，默许甚至纵容了对造反派的大规模打击迫害，文革运动毕竟创造性地突破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传统与常规。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文革给群众以“四大”[41]的形式，去揭发、批判和斗争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上至中央副主席，下至一个车间支部书记一切党组织领导的权利；而在文革以前，哪怕向一个党员提一丁点儿意见，都可能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反党行为”。文革时中央不再通过中共严密的官僚机器层层下达指示精神，而是通过“两报一刊”等新闻媒介，把方针政策平等地直接交给每一个读者。当各级官员们对重要政治信息资源的垄断一经被打破，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便与中国数千年上智下愚、唯官是从的传统，进行了最为彻底和最具革命性的决裂。他们不仅不再在官僚面前感到自卑，甚至还敢于从制度上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而这正是这种“革命造反精神” ，构成了实行民主改革的必要精神前提。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是文革造就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对于文革所包含的这种正面意义，怎么肯定都不为过。如果没有在广大民众中，完成这种辛亥革命和一九四九年建国都没有完成的思想革命，而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将会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把吸收这类文革正面因素看作与改革开放对立的观点，毫无道理。
与曾经流行一时的“权力斗争说”相抵触，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毛泽东一经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之后，随即把确保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权利，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和文革最为重要的成果，列入了一九七五年的宪法。宪法不仅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还在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规定。文革造反派以付出千千万万人鲜血和生命的巨大代价，终于使人民得到了的这种不受任何经济条件限制（只要买得起笔、纸和浆糊）的言论自由以及对当权者滥用职权、营私腐败进行批判斗争的自由和权利。如果说，在文革这样空前的民族灾难中，确实包含了某些正面的因素，除了上述民众民主精神和独立思考意识的苏醒，这些宪法规定就是另一个象征。
就如任何一种新生的民主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某种缺陷一样，“四大”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考虑到即使非常成熟的西方普选制度，也会给希特勒上台提供条件，“四大”可以被野心家、阴谋家所操纵利用的事实，不应该构成废弃这一制度的理由。不是从改进、完善这一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民主制度的立场出发，而是“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轻率做法，随着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越演越烈和不可遏制之势，其负面影响正在越来越清楚地不断暴露和显示出来。
请试想：如果曾经在改革初期把大贪污犯王守信揭露于世的“四大”武器，作为一种制约腐败的群众性民主监督制度，仍然正常运作并发挥其令人生畏的威慑功能，如果毛泽东所提倡的“造反有理”精神，仍然以普遍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在社会各个方面对腐败分子经常性、微调性地发挥遏制作用，并由此对权力构成某种社会性、机制性的“生态平衡”，引发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的种种社会弊端，也许根本就无法形成；至少不可能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使至最后汇集到一起，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震荡效应。西方敌对势力挑唆煽动青年学生闹事的那套伎俩，有关惟有实行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制衡“权力腐败”的欺骗宣传，就不可能获得广泛的思想市场。把那场政治风波归结于文革余毒没有肃清的说法，实在是颠倒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
三、片面强调“法制轨道”，使司法腐败成为制约中国法治建设的巨大障碍。
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似乎是划分民主和专制的一条重要分界线。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以法治国看作是实行民主的保障性条件，而看不到法制的有效运作，同样依靠民主来加以保证。在这方面，某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认识到：没有自由的舆论监督，“法制”绝对不会自动转变为“法治”。[42] 中国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法律法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否定了以“自由的舆论监督”为重要内容的“四大民主”，使各级行政和执法人员普遍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从而导致了以“徇私枉法”、“有法不依”为特征的严重司法腐败。而根据有关人士的研究分析，目前社会上的贪污犯罪之所以愈演愈烈，司法腐败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1999年10月15日北京《晨报》报导，1999年1至8月办案三大特征之一是重点案件增加，共查办党政机关、司法 执法机关、国有企业、金融、粮食等系统的案件229件，同比上升32％。“北京是首都， 是政治法律的中心，尚且如此，其它各地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贪污腐败、犯罪率不断上升，是全国人民最痛心最痛恨的大问题，也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司法腐败则是其重要因素。……《经济日报》1999年10月5日刊登陈汉华的文章指出，据统计某市1997年判处经济犯 罪分子104人，其中缓刑65人；有个基层法院判处21人，缓刑19人；1998年判处97人， 其中缓刑63人；有个基层法院判处六人，全部为缓刑。判处缓刑的经济犯罪案件95％ 是万元以上的大案。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轻判，如何能遏制严重的犯罪？这里面是否有“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不得而知。”[43]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司法腐败称为秉公执法的巨大障碍，单纯通过法制轨道来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性就大为降低。还有人认为，加上“法不责众”的因素，更增添了法治的难度：“近年中国大陆官场的腐败日益严重，民怨加深，北京当局制裁了一 批贪官，但有问题的官员数不胜数，若都诉诸法律，无疑将打击一大片，于是江泽民创造了“三讲”这种方式，发动群众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 。”[44] 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把“三讲”运动作为反腐肃贪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可以看作是最高层终于认识到：再好的法律法规，也必须靠人（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来贯彻实施。这比片面强调法制显然是一个思想进步。但是光凭提高人自身的觉悟，而忽视外部的民主监督和制约，就很容易向陈旧的“吏治”（即“人治”）轨道复归。因此，能否在“三讲”中真正做到大力发动群众，对各级官员进行严格的民主评议，并使之成为一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民主监督制度，对于中共跳出片面强调法治
的偏差，按历史扬弃方式借鉴和发扬文革中群众性民主监督的正面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
有位网络作者指出: 是依靠“吏治”还是“治吏”，这是自明、清以来中国封建历史政治的核心，与当时社会政治体系的兴衰存亡直接相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献，进京后多次以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而后又针对党内官僚主义形成官僚帮派的迹象，提出“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概念，这既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现象的经验总结，也是出于对大历史结构框架下队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政治思考，更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政治思考。
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鉴于中共必须超越历史怪圈的使命，通过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民民主政治运作机制，坚决地选择了以“治吏”取代“吏治”的民主道路。毛泽东告诫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别无它法，只有依靠人民民主。一条贯穿中国古、今历史的定律就是：官僚政治专权，必是官吏贪腐作恶的条件。这更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文化水乳交融，儒家文化在显文化层面溶入政治后的御用本质，是文人政治走向政治腐败、以乱天下而终的必然结局。
“吏治”者，明亡于此，清亡于此，皇权奈何？！蒋介石以专权治之，又奈何？！ 如今执政党多次重申“反腐倡庸”，并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又奈何？？！ 指望着“清官”、“明君”出世，是根本行不通的愚腐。充其量不过是改革、渐进的一种良好愿望罢了。无论是封建皇权，还是政党政治，历史与现实说明这个官吏政治层，搞不好就是中国政治的祸根。汉奸、卖国、贪污、腐化，……无一不出自于这个肆无忌惮的政治权力层，并在改革的话语下迅束地向社会蔓延……。无有它法，只有民主！民主治吏。[45]
上述观点虽然对文革在民主实践方面的正面意义估计偏高，但是却一语中的地点出了“吏治”和“治吏”的本质区别。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之所以迷信“吏治”而反感“治吏”，强调法律秩序而贬低民主监督，或者是受了西方右翼自由主义“民主参与形式会带来多数人暴政倾向”的思想影响，[46] 或者是受中国封建主义残余和保守主义思潮影响，迷信专制威权统治而视民众为群氓阿斗。而这两类思潮之所以在中国广有市场，对文革“大民主”负面作用和造反派负面行为的渲染夸大，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把大多数造反派在文革“大民主”中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殊为必要。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那些光注重发展而不注意社会公正的人们，当他们的所作所为使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总有一天会受到社会的激烈反弹和报应。而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文革造反，从最初“推翻三座大山”的农民起义演进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这种报应的极端表现形式。严格地讲，对这种报应本身，其实是无所谓肯定和否定的。一个人如作恶多端受到了报应，你很难说这报应本身是好是坏。恶有恶报，恶报就是恶报，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恶报中还存在着善。但如果恶人们出于既要作恶又不想受到惩戒之目的而拼命诋毁文革，那就必须有人出面说明这种“恶”的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哪怕我们明明知道，以毛那种文革形式，必然会导致非理性行为和失控局面，而根本就无法取得所期待的正面结果。
四、削弱劳动人民政治经济地位，把贫富两极分化作为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必要代价。
要深刻反思文革，必须研究诞生于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潮，为何能够在中国找到肥沃的土壤？或许，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强烈平均主义色彩，与中华民族“不患寡、患不均”的千年思想积淀，具有某种不解之缘。这种“均富”思想不仅在民间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上层社会的统治术里也不无反映。由于贫富悬殊和为富不仁常常引发社会变乱，因此统治比较清明的朝代，通常都比较注意不让富者太富，并把打击豪强作为兴邦定国要务之一。中国传统思想的这一核心特证，也为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所承袭；他的民生主义，可以看作是这一民族思想传统的集中体现。
这种历史传统，显然在中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毛泽东缩小“三大差别”指导思想的鼓励下，体现这一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潮，在文革期间一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揭露批判“走资派”的特权思想及其“修正主义腐朽生活方式”，成为造反派革命行动的重点之一。这类批判斗争在很多情况下所显示的荒谬性和残酷性，在文革被否定之后，很自然地成为造反派胡作非为的主要历史罪名之一。似乎按照“物极必反”的原则，曾经被文革造反派批判的糜烂生活享受方式和对经济政治特权的追求，逐渐变成了社会时尚和为主流“改革语言”所肯定的合理行为。为了给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和“大款”们的穷奢极侈辩护，人们不惜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说理论作根据。少数“富有者尝试贫困者无力企及的新生活方式”，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法二门。[47] 广大普通民众渴望平等和均富的思想，成了推进现代化所必须扫除的“精神病灶”。[48] 面对生产过剩和贫富悬殊所造成“通货紧缩”经济困难，反对调整分配，声称关键“是如何把饼做大的问题而非如何切饼”的说法，[49] 似乎成了一种主流声音。
在把扩大贫富差别作为推动改革和促进社会进步必要代价的人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化公为私而非勤劳致富所造成的20%银行私人存款者占据80%六万亿存款的情况，是可以忍受的；[50] 富人一席酒吃掉穷人几年粮的情况，是可以忍受的；达官贵人豢养的小狗小猫以牛肉炼乳为食而不少下岗失业者和农民温饱不能解决，是可以忍受的；成千上万名农民子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而许多暴富者花费巨资送子女出国上小学中学，是可以忍受的；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改革出了问题，也是可以忍受的。他们到处鼓吹“应该把饼做大而不应想着公平分饼”。如果有人提出要对因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所造成的严重贫富悬殊，进行重新调整时，他们就一口咬定这是不现实和不可行的。
人们横竖想不通：通过群众性的反腐肃贪收复国有资产，使国家能够掌握足够财源以调整缓解贫富悬殊问题，为何不现实和不可行？其实，只要借实行储蓄实名制之机，把六万亿私人存款中可疑部份加以冻结和依法清理，哪怕只要收复巨额流失国有资产中的一半，就足以解决目前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所谓的“不现实和不可行”，到底有什么象样的根据和摆得上桌面的理由呢？本人迄今为止所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这会造成另一场文革灾难”。
这种与文革挂钩的不是理由的理由，从表面看似乎跟造反派文革时过激行为造成的社会反感有关。但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却会发现这跟自由主义人士对所谓“民粹主义”的不断批判声讨关系更大。人们在拥抱以扩大收入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西方“社会自然演进”理论时，似乎既不顾中国人均占有资源名列全球160位之后的严峻国情条件，[51] 也忘却了中国几千年治而复乱、乱而复治恶性历史循环所提示的深刻教训。他们似乎认识不到：在文革中亿万民众所显示的“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狂热背后，实际上站立着的是中华民族深厚弥坚的“均贫富”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既不是因为某个天才革命家的高超灌输，更不是那个理论狂想家蓄意培育就能培育出来的；而更应该说，它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面对自身苛刻的环境资源条件，在求取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演进过程中，逐步发展积累下来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和保护功能。如果认识不到文革时造反派群众猛烈冲击特权思想和行为所包含的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两极分化过度引起社会激烈反弹并导致中国改革夭折甚至制度崩溃的威胁，可能会经常存在。而这种必然性，即使是在人均占有资源比较高的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波、匈、捷等国的政治动荡，到苏联以官僚特权统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被人民最终唾弃，都一再作出了执拗的历史提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过是对共产党掌权后通常会面临的这种“蜕化变质”趋势，采取“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方式，通过主动“引爆”来加以遏制和化解。而对这种趋势比较敏感和反感的造反派，似乎就成了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政治“爆破手”。
自由主义者经常嘲笑社会主义理念的持有者，对历史发展抱有一种浪漫主义性质的“乌托邦怀念症”。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自认为所信奉和宣传的社会理论最为现实，最少空想成分，也许是因为他们认定：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道路及其全球化扩展进程，乃是代表了人类社会“自然演进”的一种必然。与此相对立的、试图扭曲这一自然演进过程的“理性建构”思路，则已经彻底破产。而汪晖对此的驳斥是：这种所谓的“自然演进”，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构筑。汪丁丁则反诘道：当汪晖所认为的“市场”也是“有意识的创制”时，人们搞不清楚这是说“市场”是市场的创制者们通过一系列交易行为和社会博弈所形成的制度呢？还是说“市场”是被某些群体强加给其他人的？而只要还能够区分“自愿”与“强迫”这两个很不同的状况，人们就应该把“市场”作为社会博弈的过程来看待。而这一意义上的市场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古今已有之的制度。[52]
汪丁丁为市场 “自然演进”性质所作的的这种辩护，显然回避了在这一演进过程中，那些取得优势地位的势力，总是会为了维护既成利益格局和经济支配关系，持续不断地设定和更新种种规范的历史实质。鲁讯先生所憎恶的“铁屋子”，当然不可能是在一朝一日突然建造起来的。这也许就是汪晖所说的“有意识的创制”的本意吧。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貌，自由主义者所批评的“害苦了社会”的“浪漫主义理性建制”对市场“自然演进”的干扰甚至颠覆，又为何不能看作是人类整个“自然演进”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此，我不妨举一个有关中国打工妹命运的事例。据陕西省咸阳市妇联成秀琴做过一项统计，一九九八年一月至九月，大陆各大报刊报导有关打工妹因反抗凌辱而跳楼的事件就有十三起，总计二十三人之多，其中有四人死亡，十三人因此伤残。人们看了这一报道后不仅要问：那些没有被公开报导的跳楼事件又有多少呢？ [53]
请再看另一则报道：“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上星村一间台资电子厂，十二日下午发生严重火灾，有十六人丧生，八人伤。……据现场消息透露，当时正在三、四楼上班的员工有一百六十多人，而厂方在火灾发生后只顾抢救物资，并无安排员工逃生。有目击者表示，由於厂房设有防盗网，大量员工被困在三、四楼无法逃生。他们唯有尝试破坏防盗网，再从窗门跳下逃生。大火初起时，工厂负责人只顾叫工人抢运物质，没有及时组织工人逃生，加上火势过急，浓烟太大，十二名女工和四名男工无法及时逃生，吸入过量浓烟窒息致死，另有八人重伤。”[54]
人们不仅要问: 面对人身自由和安全都无法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 这些打工者为何不得不忍受这类悲惨境遇? 当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一味吹嘘“市场无形之手”的神奇之处时,我们是否也看到了这只 “手”在剥夺劳动者政治经济地位方面不可抗拒的魔力和残忍血腥?由于国内传媒的冷漠和受控状况，上述境外报道反映的情况，很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真正会害苦这个社会的，恰恰是那些借着市场机制作威作福的“为富不仁者”。而他们在有意无意中所播种的怨恨和激化社会矛盾的种种恶行，必不可免地会造就反抗其恶行的“造反”队伍；就象人体进入了病菌，总有一部分白血球细胞会自动组织起来奋起抵御一般。任你怎么劝阻人们不要太浪漫不要太乌托邦，物极必反的自然定律，迟早会发生作用。如果抱有强烈终极关怀精神的左翼自由派人士，都对那些导致苦难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以及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惨剧悲剧，抱着“历史进步难免代价”的看法，如果声称以谋求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中共当局，连对采取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热衷的征收遗产税、利息税、严格个人收入累进税征收、实行实名存款和申报大额存款来源这类基本的贫富调节做法，都犹豫不决，那么我们经磨历劫多灾多难的祖国，也许就真的再次在劫难逃了！
自由派人士在谈论中国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时，引述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这样一段妙论：“……国有资产‘流失’到民营企业家手中，而民营企业家本人与其家庭可能消费的部分，充其量只有其中的千分之一。而他们会精打细算，以市场规律合理地配置其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资源，把它们用来创造就业，发展生产，这才是对社会负责。”[55] 我想，这大概就是自由派人士经常不遗余力宣传的所谓“对现代化进步的合理性”。而在我看来，这种挂在“创造就业”名义下的“合理性”，其要害却是有意掩盖这种资产转移不仅使少数人非法侵吞剥夺了多数人的资产和利益，而且创制了一种赤裸裸的阶级压迫、经济剥削和人身支配关系。更为不能容忍的是，在上述报道中，我们所闻到的又是一股多么强烈的血腥气味！而说到底，这种血腥气并不如国内某些理论家所认为的是中国式“市场运作”的特产，而恰恰是弱肉强食型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的本质反映。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运作之所以看起来比较“仁慈”、“人道”，内部是由于西方社会近百年社会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和工人运动的逼迫推动，外部则一方面得益于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是一度迫于国际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劲挑战和竞争。如今随着冷战结束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失势，西方资本主义朝其原始本质的“返祖”运动已经日趋明显，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受资本主义贪婪本性和市场经济“丛林规则”支配的中国少数新富者，会慈悲大发地赏赐给全国人民一个同样“仁慈、人道”的资本主义乌托邦呢？
很显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界和经济界人士所担忧的社会稳定破坏性基因，并不起源于所谓“文革余毒”的卷土重来。真正会把中国拖进动荡内乱危局的，将是新贵阶层在某些似是而非理论支持维护下的种种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以及政府的无所作为、袖手旁观。当“剥夺剥夺者”呼声终于响彻神州大地之时，我想这既不是某种过时教条在中国土地上的“回光反照”，更不是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的卷土重来；不是的，这不过是人类普遍公理的苏醒和自然复归。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至少按照大体上被执行的表面规则，所有用掠夺手段攫取非分所得的行径一经被发现，都会受到惩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法庭，会依据偷盗欺诈者的花钱方式，作为判断他们有罪无罪的依据。因为可以肯定，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社会赖以生存和正常运转的经济、伦理道德和法律基础，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也许就是中国左右翼思想者之间所存在的原则性立场区别之一。
朱学勤先生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对中国“不患寡、患不均”的千年民族思想积淀及其社会含义，是看得那么真切，因此而应该“对着干”还是“顺着干”，如果我们暂且放开西方泊来的所谓“自然演进”理论，冷静想一想中国千年恶性历史循环所包含的深刻教训，到底是哪一种现代化思路更“浪漫化”？哪一种更具实际操作意义？恐怕不难得出解答。如果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野去考察历史，无论是十九世纪末激进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以及从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众的革命反抗直至发展到文革时期造反派对社会不公和官僚特权的狂热攻击，还是近年来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崛起，恐怕都应该看作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纠偏匡正机制。而且我相信，在有人要毁坏这一机制的时候，一定会有另一部分人以无比的热忱和富有创意的更新能力，把它复制出来！当有些学者担心中国可能会重复二十世纪的苦难历史时，实质上也许是无意中已经听到了这一机制，正在进入自发启动时所发出的隆隆轰鸣之声。
五，为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提供了最为方便的攻击武器。
冷战的结束，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使一心要保持世界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的美国，转而把在美苏对抗中一度视为“盟友”的中国，看成二十一世纪的主要对手之一。为适应这样一种战略目标的转换，美国媒介需要一个最顺手、最能得到各方呼应的目标，来“妖魔化”中国；这个最佳目标，就是中国自己大兴批判讨伐之罪的文革。从《生与死》、《鸿》之类以偏概全的文革传记小说在西方世界粉墨登场之后，经过中、台、港和西方人士持续的“联合大批判”，文革就逐步成了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纳粹运动，毛泽东就成了希特勒的代名词。在这种感觉下，美国当局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进行一下导弹袭击，美国大多数民众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过分。而竟好象是有意配合美国的战略意图似的，中国的主流媒介、爱国的自由派人士，却和海外民运分子及台独分子一起，积极而不可思议地一起制造文革是一场空前人类浩劫的舆论空气。他们中的激进者不仅仅把矛头指向文革，而非要借着文革把中华民族的祖宗八代都彻底搞臭骂透，使中国人在美国人民眼里，成为在必要时可以毫无内疚地从地球上抹掉的劣等民族。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呼吁每一个经过文革的中国人要忏悔，要“拷打自己的灵魂”。请听他们怎么“拷打”的：
“面对文革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所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反省自己。反省历史中的自己，当然不是为了划分历史的责任，那属于历史总结的范畴，且让历史学家们去探讨去研究。反省，是精神的追寻，是为了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健全，……惟有此，我们才能以清醒的头脑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迈开人生的稳健步履。”[56] 这位先生还算客气，他只是用躲躲闪闪的口气，隐晦地点明中华民族在精神和性格上的不健全。
“在中国这个缺乏宗教传统因而也就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家里，除了巴金先生以外，很少人直面文革的惨剧。正像任不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善于遗忘的民族必然寡廉鲜耻。……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将来’。”[57] “我一再表明，我对余秋雨先生的批评仅仅是一个契机，我想引发的是全民族对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我们国民性中劣根性的无情揭露”。[58]这位血气方刚的余杰后俊，却在他责问余秋雨的文章中，把整个中华民族一带骂上了。
日与月与，曾无日夜。一同訇然崩溃的，竟然还有数亿幸存者对那场史无前例劫难的记忆世界。文革是民族公耻。整个民族在漫长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最集体地盲目遗忘、善于遗忘甚至蓄意遗忘文革，不能不说是一种更深远、惊心和具有历史性的天下公耻。知耻不耻，至耻何堪。……我们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然而，我们更是文革最主要、最坚决、最疯狂的参与者。我们无不自我虐杀他人的灵魂，没有谁坚守诚实、良知、人格与尊严，没有谁自救，没有谁的灵魂真正幸存。……我们本是天然地缺少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和钙质的一代，经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 思想改造”，我们不仅失去了一切个性特征，而且在“彻底埋葬封资修”的激狂中主动地、自觉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切断自己的一切文化根基。我们反文化、反科学 、反历史、反现代文明，亲手将谎言抬入旗帜，抬上太阳和奠坛。我们拥护和实践着当权者以文化的名义进行武化，以民主的名义消灭民权，以真理的名义偷换迷信，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沉重枷锁于人民。……我们告密、检举、造谣、中伤，自认为是反戈一击。我们向亲生父母宣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自以为是大义灭亲。我们捣毁寺庙，焚烧文物，殴打老师，批斗同胞，花样翻新地制造无数惨绝人寰的酷刑与冤案，甚至趾高气扬地叫喊“踏平白宫，光复红场”。我们北上、南下、东进、西征，所到之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通牒、布告、标语、勒令、呼吁书铺天盖地，弹壁、残垣、血泊、废墟触目惊心。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同室操戈的恐怖中，又灭绝人性地制造骨肉相残的无尽恐怖。我们聒聒噪噪，嗡嗡嘤嘤，为拥有超国家、超道德、超法律的绝对权力者更加拥有绝对真理而横扫一切，张扬奴性与兽性几近极致。我们以血腥的光荣、庄严的丑陋、伟大的罪孽，将大好河山糟蹋成万劫不复的地狱，并且亲手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如果不是一个运动向一个又一个运动转移，我们这一代人中将无可争议地产生一批希特勒分子。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从无自审和自问：我们曾经是什么？干的是什么？供奉过什么？自以为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不必讳莫如深──我们不过是数千年人治历史衍化而来的最盲目拜权的生物，是古老而畸形的阴柔文化痼疾上的新伤口，是亘古的历史闹剧推陈出新后自命不凡的浅薄戏子，是灵魂屠场里自我阉割和阉割他人的凶手，是粗俗的、躁动的、混乱的、具有巫术色彩和天人政教合一化的、不够严肃和不够宗教级别的半原始性宗教──现代个人迷信信徒，是没有精神的体制的精神代表，是一代代农民式的非理想主义在当代的表现，是强行颠倒文明进程与秩序的马前卒，是失去终极精神追求的精神流浪汉，是卑琐、麻木、盲从、怯懦、安命而又自恋、自渎、自慰、自伶却不知自省自新的化身，是任凭世纪更迭、沧桑迁化也将永恒在人类记忆中的耻辱。谁为为之，令我一代人至此极也一任时光流失，文革浩劫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 …… [59]
这两位显然是身居海外的文革声讨者，在酣畅淋漓的破口大骂中，那些“反现代文明，”、“踏平白宫 ……”、“希特勒分子”……等等之类的用词，跟美国战略家的意图似乎是更贴近了。而在这骇人听闻的一连串指控中，提到是谁在压迫和残害谁了吗？没有；因为作者意在抹黑整个民族，而并不想揭露追究哪个真正的罪人。有一星点理性的回顾、分析和总结，涉及促使人们激狂、蠢动、凶手、劫难的社会矛盾和内在政治原因了吗？没有；因为剖析原因、总结教训以防治灾难的重演，根本就不是作者的目的。
这还不够。更有人要用“仅仅一个细节”，来“揭示全部历史真实”。而这个细节，就是声称有一个才１８岁的小丫头，“早在1970年就被处决，……没几下，一个滴著殷红鲜血的肾，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著移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作者借此要揭示的“全部历史真实”就是：中国人：这是一种下流的尊严，这是一种下流的文明!
姑且不论，中国第一例活人肾脏的移植发生在1972年，而且为了克服抗体反应，必须在近亲之间移植才能成功；就算这是事实，就应该以次否定整个民族、否定整个文明吗？正如王小东在一封通信中愤怒指出的那样：
“哪个民族、哪一种文明没有过类似的对内对外的残忍行为？项羽那个时代他都提到了。那我就建议他这个历史学家，他这个提到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近代欧洲文化、近代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学家去好好读一读罗马史。在罗马的一些历史阶段，曾有过非常类似于中国文革的做法，甚至比文革还凶。当然当然，时间差了2000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文革更坏。但当我们在评论一个文明的时候，只用一个如此小的时段去判定如此长的时段，这是一种严肃的治史态度吗？为什么这些混蛋知识分子如此无知，或者说如此缺德？
当然这又是八十年代的那一套思想。我看持有这些思想的人不会比文革中做出残忍行为的那些人更好：既然中国人是一种下流的尊严、一种下流的文明，当然对于他们再次施以残忍是完全可以的了，只要有机会。这就是八十年代那套思想的本质所在。这一本质在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显现得很清楚：因为中国人是如此之下贱，因此，这些精英干什么坏事都是正当的了。我经常听到那些精英、那些权贵用这一理由为自己及别的精英、权贵的恶行辩护，为美国人，甚至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辩护。”[60]
我觉得王小东最后一段话，特别地关键。从这段话里，可以引申出两层重要的意思来：一是因为大多数中国民众的“低贱下流”，暴富新贵们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二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整体精神素质上的“低贱下流”，新贵们的美国主子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中国列入“流氓国家”之列随时施行“外科手术”。一切对中华民族国际生存和发展环境具有现实了解和抱有真切关怀忧思的中国人，都应该精心想想：通过对文革不作具体分析研究、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全盘批判否定，是谁给刽子手冒充“外科大夫”的杀人图谋，提供了道德依据？是谁给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行为，提供了振振有辞的“避难”口实？
三）
我们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和台独分子利用文革“妖魔化”中国的图谋，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不必总结有关文革灾难的沉痛教训。除了文革发起者和领导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之外，在造成或扩大这一灾难中起过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作用的每个人，不能因为国内外别有用心者叫嚷中华民族应该集体忏悔，而不忏悔自己个人所犯的错误甚至罪孽。但是这种忏悔，必须在搞清历史真相的前提下，严格界定谁该忏悔？忏悔什么？眉毛胡子一把抓，要让全民族所有成员来为一部分人的胡作非为和历史错误忏悔，不仅毫无道理，几乎是一种居心叵测。在我看来，如果按时间顺序而不是从性质轻重来排列，以下十种对象，对造成和扩大文革的灾难动乱，或多或少负有责任；他们理应忏悔。
一、所有在文革以前习惯做官当老爷、依仗人民给予权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领导，应该忏悔。没有这一类当官者的胡作非为，上不会有毛泽东异想天开发明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中国拖向一个劫难丛生的深渊；下不会有民怨积愤，为毛泽东启动这场灾难准备了群起造反的必要民众条件。我知道当时确实有一些单位，因为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当官的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绝少有人出来造反，保守派的阵营始终十分强大。
二、反右扩大化的事情中央已经认了错，凡在文革初期对心中有一点不满、提过一丁点儿意见、或头上有根“辫子”、或“出身有点问题”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群众，当作“右派”或“反党分子”来打击镇压的每一个领导干部，也该忏悔认错！没有你们这样小题大作，捕风捉影，以整人压人为能事，干群矛盾决不会那么激化；中央文革怎么煽动号召革命造反，恐怕也只能在一片“保守派”的汪洋大海前自找没趣。你们的行为，为文革派别斗争的起源和恶化，种下了祸根。
三、凡打着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在文革初期和“破四旧”运动中肆行暴虐、残害无辜的人，不管你们现在身处什么位置和境遇，必须忏悔！为构筑中华民族不再重兴暴戾血光之气的心理和精神屏障，这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四、凡在六七年借所谓“一月革命”风暴泄愤报复、胡作非为、以暴去暴对待保守派和当权派人士的造反派成员，应该忏悔！你们的行为，对强化对立派干部群众的抵触情绪和仇恨心理，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类鼠目寸光、缺乏宽恕谅解精神的流氓无产者行为，既败坏了造反派的名声，也为后来怨怨相报，最终使你们自己坠入被“秋后算帐”的悲惨命运，准备了冷酷无情的对手。
五、凡在文革中“受血统论”思想影响、阶级斗争和敌情观念太强的支左军代表同志，你们偏听偏信了保守派群众的指责控告，夸大了造反派群众的缺点、错误和问题，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工具对付人民中的造反派群众和干部，应该忏悔！你们的做法，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激化了人民军队和亿万造反派群众的关系，打乱了原定的文革部署，为后来的天下大乱的局面，增添了复杂的政治因素。
六、在六七年中已经得到平反而重振旗鼓的造反派中，凡不懂得国家需要安定、政治需要妥协和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头头们，你们发动的“揪军内一小撮”行动愚不可及。你们原该得理让人，顾全大局，注意团结原保守派广大干部群众，理解他们的感情和尊重他们的革命权利，不要把他们文革初期的过火行为视作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该把冲垮打散他们的组织，作为求取自我生存的前提；你们既不具备冷静成熟的政治头脑，又不具备一个真正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胸怀，结果葬送了扩大巩固社会主义大民主成果的最佳机会，因此也应忏悔！
七、在上述同一时期已经换上了“造反派”旗号的保守派头头们，你们既然已经把自己当作了造反派，就不应该对文革初期受到你们压制打击的老造反派，仍然视作“二等公民”和“翻天右派”。对于“一月夺权”时期受到的冲击和批斗，本来应该抱着将心比心的态度，总结自己文革初期所犯错误的教训，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态度。毛泽东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同时也强调团结和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不能把自己采取过火行动的所有责任，统统都推到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身上。凡是企图以武力压倒对方、并挑起和组织大规模武斗的组织头头，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应该忏悔！
八、凡在“清理阶级队伍” 、“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运动中伤害无辜、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血腥屠杀的人，不管他们当时和现在是什么身份，都应该忏悔！文革运动最普遍、最疯狂、最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大都发生在这段期间。这些人不承担历史罪责，反而把罪名堆在受他们迫害的造反派头上，乃是最大的文革冤、假、错案，必须予以澄清和纠正。
九、在文革中少数得了势、做了官的造反派（比如上海地区的工总司头头），凡忘记文革“反中共官僚蜕变腐败”初衷、迅速被权力腐蚀而背叛自己底层民众利益立场的人，你们败坏了革命的名声，辜负和嘲弄亿万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正面期待和美好愿望。中国的信仰危机严格地说，是从你们的身上开始的！你们的所作所为，跟列宁所说的“过去资产阶级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来捞一把”的暴发户心态，并无两致。对于这种忘记自己过去和背叛革命造反初衷的行为，你们必须忏悔！
十、除了正当防卫，一切在文革中行凶施暴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无论处于什么环境条件之下，都应该忏悔！
至于有人作了“数千年人治历史衍化而来的最盲目拜权的生物，是古老而畸形的阴柔文化痼疾上的新伤口，是亘古的历史闹剧推陈出新后自命不凡的浅薄戏子，是灵魂屠场里自我阉割和阉割他人的凶手，是粗俗的、躁动的、混乱的、具有巫术色彩和天人政教合一化的、不够严肃和不够宗教级别的半原始性宗教──现代个人迷信信徒，是没有精神的体制的精神代表，是一代代农民式的非理想主义在当代的表现，是强行颠倒文明进程与秩序的马前卒，是失去终极精神追求的精神流浪汉，是卑琐、麻木、盲从、怯懦、安命而又自恋、自渎、自慰、自伶却不知自省自新的化身，是任凭世纪更迭、沧桑迁化也将永恒在人类记忆中的耻辱。……没有谁坚守诚实、良知、人格与尊严，没有谁自救，没有谁的灵魂真正幸存……，”[61]等等之类的人和现象，在当今风靡世界的市场金权魔力及其文化的逼迫引诱下，天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该忏悔的忏悔，想自新赶快自新；大可不必专门与文革扯在一起。
忏悔，是目前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一个字眼。它可以虔诚、肃然和代表心灵的真实伤痛，也可以只是轻薄地耍耍嘴皮，更可以是某些“逆向民族主义者”居心叵测的讨伐鞭子；全看它是否跟历史的真实，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而我们对文革历史真实的重新审视，似乎才刚刚迈出了脚步……
书于2000年3月5日于多伦多
电子信箱: xianyuan_l@hotmail.com toli@netvigator.ca
1 （萧关鸿，李逊《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标本──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６月号）
2 （《如何评估毛泽东》人民日报BBS论坛之读书论坛[胡思之] 2000-02-12）
3 应克复《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中新社。
4 《我眼中的文革》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箫羽] 2000-01-31
5 请参见该书第三章“一、1957年的悲剧：罪责与惩罚。二、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与炼狱。
6 《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7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
8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9 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第一章：“六六年夏──灾难向民众”。刘著全文刊载于《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丛书》第一辑《封杀不了得历史》）
10 《我眼中的文革》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箫羽] 2000-01-31
11 【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跋】
12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四)《华夏文摘》增刊第192期
13 《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专集（五十）〗(http://www.cnd.org/HXWZ)
14 《如何评估毛泽东》人民日报BBS论坛之读书论坛[胡思之](2000-02-12
15 （遇罗克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四期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16 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
17 刘国凯“六六年夏──灾难向民众”《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中的一章。刘著全文刊载于《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丛书》第一辑《封杀不了得历史》）
18 〈论造反派〉，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19 郑义《两个文化大革命雏议》《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三）〗
20 指反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搞乱军队。
21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2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上海：市委写作班 １９７０年
23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８５页
24 〈中央首长痛斥“五一六兵团”〉，载《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五 一六”黑兵团》（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１９６７年）
25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载《“文化大革命 ”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１９８８年。
26 （宋永毅孙大进《文革和它的异端思潮》第五章、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27 《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专集（二）〗所载《也谈学生打老师》
2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０日
29 〈四一四思潮必胜〉，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30〈历史的判决〉，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31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所谓“五大领袖”时曾明确指出：“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毛泽东又说：“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鉴于当时周泉缨已在狱中，毛泽东下令放人：“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 写篇文章抓他干什么？”（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的谈话。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
32 唐少杰〈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香港：《二十一世 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33 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９月。
34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35 《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
36 王山《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第113页
37 (探索与争鸣:《与网友的通信交流》〖强国论坛〗 2000-02-20， 21:51:04)
38 （《我眼中的文革》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箫羽] 2000-01-31 ）
39 齐全德《文革为什么成为禁区？ 》《大路》月刊第三卷第四期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５日
40 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九三期（文革博物馆专集·五十五）
41 文革时人民群众所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42 汪丁丁《法制乎？法治乎？》〖财经杂志〗
43 （李凌《司法腐败是贪污犯罪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粤海金融控股研究部No.2000-9 2000年2月18日）
44 《 江 泽 民 南 巡 掀 三 讲 旋 风》 『亚洲周刊』第9期 2000年 3月 5日
45 〖新观察〗[ www.xgc2000.com 2000/2/28 ] 醉禅 《“吏治”、还是“治吏”》
46 “民主作为所有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参与形式带有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同样，民主中隐含着平等主义的倾向，这又带来了泯灭个性的危险，最终带来专制主义。……在当代，对民主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公开的敌视，而是来自对民主的过分热衷和颂扬。这种热衷与颂扬，不是给民主以恰当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与自由并驾齐驱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义变相地妨碍、抵消自由。……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导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47 《为“大款”的奢侈辩护》 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似乎都是上述那种不平等现象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这些奢侈品或浪费者，是人们尝试一种最终会为大众所享用的生活方式的代价。我们可以说，那些将得到尝试并在日后得以发展的物品之范围的扩大、以及那些能使大众受益的经验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现存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在进步的任一阶段，富有者都是通过尝试贫困者尚无力企及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其不可或缺的贡献的，如果没有他们做出的这种贡献，贫困者的进展便会大为延缓。--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三章 进步的常识> ( 强国论坛作者：[12345678] 1999-11-24 )
48 朱学勤《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49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可能使中国社会全面倒退，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饼做大的问题而非如何切饼的问题，一张小饼，不管怎么切也是很难让人满意的。” 《厉以宁教授在“科教兴国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先进中国人的网上家园〗 〔http://www.263.net〕
50 《为富有者一辩》收入分配差距通常又被一些人称为分配不公。一个“不公”，便会令高收入者陷入很难堪的境地，让他们觉得该去闭门思“过”了。而那条被传媒反复引用的数字，即5万多亿居民储蓄存款中有80％的钱为20％的人所拥有，而80％的人只拥有剩下的20％左右的存款，也足以让人愤愤不平。……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可以明了对于不同的富有者采取何种态度，从而慎言“不公”。(证券时报1999-08-01)
51 李少君《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生态环境？”》〖天涯〗2000第一期 第16页
52 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
53 〖多维新闻〗1999/06/10报道
54 《星岛日报》1999/06/14《深圳台资厂活活烧死16工人》
55 萧功秦《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56 李辉《走出历史的影子》
57 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58 余杰《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中新社北京三月六日电（记者杨瑞春）
59 （岳建一章德宁“明一代人公耻”──读《那个年代中的我们》有感《科学时报》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总第１４２６期）
60 〖（引文出自《黎莲》，见《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②）《中国人： 这是一种下流的尊严，这是一种下流的文明》《华岳论坛关于宋永毅一篇文章的争论及王小东的评论》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旧版（1）[中央王国] 2000-02-17〗
61 见注释58 |
|
发表于 2009-11-9 09:3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