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英：东岳“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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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收获》200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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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H( b% w) Q7 \  L, |　　1969年11月10日下午,我与张大姐去火车站寄走了二十个干校先遣队成员的行李。先遣队由钱锤书、吴晓铃、樊骏、王春元、栾贵明、张锡厚等人组成,我也在内。这个名单是由工、军宣传队确定的,我估计他们主要是看谁最先能走得开,因此选择单身居多。我们每个人可以寄两件行李。12日下午,先遣队坐火车到了河南信阳,取行李时发现少了张锡厚一个帆布箱子,他颇为紧张,说:“那是我全部的家当啊!”我于是打电话回所给张大姐,她说:“昨天是忘了一只帆布箱没有寄,那就跟大队人马一起带下去吧。”我告诉张锡厚,他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先遣队到河南罗山去了,我留下来接应大队人马。那两天住在一个中专学校里,人生地不熟,日子很不好过。15日晚七时,天上飘着小雪,文学所山大队人马来了,他们扶老携幼,竟有一百七八十个人,暂时住在地委招待所。没有两天,他们都启程去了罗山。我与栾贵明、董乃斌三人是骑自行车到罗山的。到达目的地时,看见张正正在水塘里洗衣服。

! F1 t5 L" C% n. a　　我们住处离罗山县城东南角七八里地,这儿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单身的人住在大院里,是通铺,每人只有七十来公分宽的地方。有家属的都住在附近。这里是丘陵地带,附近不远处是一个村庄。不几日,从老乡们那里传来一句话:“这批劳改队员真不简单,他们都戴一副眼镜,每人还有一块大手表。”从中可见我们这批人给当地老百姓最初也是最直感的印象。时值冬天,没有什么农活,只是分了一些人去点上养牛,因为离我们点四五里路有一个大队的村庄。负责为大家烧开水的是钱锤书与张书明,每天供应一百七八十号人的开水,他俩虽然干得很卖力,可一个小锅炉实在负担不轻。有时候打的水不够开,有人就戏称钱先生为“钱半开”,钱先生的这个绰号后来就这样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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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r& U# W! B) k, S# ?　　罗山的这个地方刚好住满文学所的人,如果再有学部的人来就很难容纳了。军宣队负责人说:你们要走一辈子“五七”道路,你们的子子孙孙也要在这儿生长,必须找一块大地方才能施展得开。于是,指挥部决定文学所搬到息县经济所那个点上去,12月20日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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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文学所干校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东岳公社里。公社所在地有一百多户人家,房屋都是土坯房,一律是草顶,公社大院也是如此。这里还有一个外贸收购点,有几间瓦房。我们的草棚食堂就在这个点上。一个公社拿工资的大概二十人左右,工资最高的不到四十元。我与孟繁林、张朝范等五人住在老乡的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进门要低头,只有一个小圆窗户,直径最多十五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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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平原。一马平川,村落也不密。文学所干校五个点都分布在公社西边,点与点之间相隔一二里路。这里没有水田,只种旱谷。我所在的点离公社大约三里路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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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0 ?2 |) L/ v3 U2 t9 w　　不久,我们开始备料盖宿舍。第一排盖了八间房子,每间十八平方米,两头各有一个大间,相当于小间的两间。文学所只有一个老李是木工,他懂得一点盖房子的门道,其他人则完全是自己摸索着如何砌墙。灰缝要留一公分,一块砖要放平。这些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灰缝留得常常不是大就是小。房子的隔墙是用土坯子砌的,我们用沙子灰来粉刷。我记得有一次粉墙是朱寨先生当小工,他称赞我撒得开,是“大手笔”。沙子灰干了以后比较白,三四个月后发现有裂缝,有的地方竟大块大块地掉下来,当时不知道土坯墙和沙子灰是不容易粘合的。后来我们造食堂时就吸取了教训,全部用砖墙,沙子灰粉刷。在造宿舍与食堂的过程中,门与窗户的发圈我都学会了。我们造第二栋房子的时候,为了省料,只在窗台下砌砖头,窗台以上都是砌土坯。土坯都是自己脱的,女同胞拿模子,男同志供泥。每块土坯长三十公分宽二十公分厚十公分,足有二十多斤重。粉刷也是全部用泥抹,里面加一点草作筋,所以这栋房子就比较黑。我记得盖瓦前正遇上5月7日,工宣队老李说是为了纪念“五七指示”发布四周年,要把八间房子盖瓦以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于是我们干到了深夜两三点钟。

5 t# |' t8 X+ A4 K　　“五七指示”是毛主席于1966年发布的,让知识分子“学工”、“学农”与“学军”,就是要知识分子做一个多面手。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听老革命的教务长做报告,他说:“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专门家,也就是只懂一门,其他什么都不懂的人。”他的话虽说得很直白,似乎有他的道理在。可我私下认为让一个知识分子做“工”“农”“军”都懂的多面手,不怎么可能。毛主席似乎比较认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方式,以肉体的磨炼来起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效果,遍及各地的“五七干校”,实际上成了劳动改造的地方。

% ^% T4 {' t) ^' y; e, S$ G  v; k, b　　在我们西边半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小蒋庄,十来户人家。在小蒋庄的东边也有两个水圩子,却没有房子,后来我们知道这就是1960年的“信阳事件”造成的,两个水圩子饿死了几家人,剩下一两户就合到小蒋庄去了。到了夏天,我们就在那两个水圩子里面洗澡。离我们住处一百多米的地方是几个猪圈,开始养的猪比较少,猪可以吃饱。后来猪越养越多了,大大小小养了有二十几头,因为没有足够的饲料,猪经常饿得嗷嗷叫,其中还有一头老母猪。何其芳是饲养员,他的“猪忧亦忧,猪喜亦喜”的名言,就产生于此时。我那时常见其芳同志挑两个铅桶的饲料去喂猪,如果碰到雨天,他就步履艰难,只能蹒跚前进。后勤排里还有个张宝坤,她有一天见老母猪在猪圈里东窜西跳,很不安宁,她不知道这是老母猪“发情”,所以不知所措。老母猪左冲右突终于跳出了猪圈,飞快地奔到外贸收购点,张宝坤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老母猪与外贸收购点的种猪交配后,悠哉悠哉地回到猪圈,真让张宝坤哭笑不得。

& a9 `5 @, ^& N& J0 n; H4 {　　1970年夏秋,我们还给“中心点”盖过两栋房子,一栋是一排八间的住房,另一栋是三间厨房。造这栋住房时我们可用了大力,既然“中心点”将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觉得就不能给文学所丢脸。这时我砌墙技术有所长进,与王善忠、吕其桐二人一起成了全所最好的瓦工,我负责把一个角,造厨房时也是如此。我们还有女瓦工,朱寨先生的夫人张帆就是一个。一天,张帆、我和做小工的王春元一起站在西山墙的脚手架上千活,我递一支“黄金叶”香烟给张帆,她连忙说:“给一支王春元。”她是怕我不给王春元烟,其实那会儿我已经准备给春元递烟了。王春元当时是“五·一六”学习班的成员,正在受审查。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中,斗争最酷烈、持续最久的运动。先是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点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之名,“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方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全北京传达,“五·一

　　六”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于是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便在进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军、工宣队领导下全面展开,办了多个学习班。

　　那段时间里,我和大何、王保生、栾勋等聊过,大家觉得不应该与学习班的人搞得那么剑拔弩张。栾勋与王春元的关系最先缓和下来。我与春元的关系也因一件事得到了缓和。那一次他被派去“中心点”挑石灰膏,半路上就歇了下来。我对王信说:“王春元怕是吃不消了,我去接他。”于是我一人跑去了,到跟前一看傻了眼,原来他挑了满满两铅桶石灰膏,足有一百二三十斤。小名叫“小黑子”的王春元,本来并不白的脸上呈现出灰白色,这时他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二话没说,将他的担子一肩挑到了工地。王春元后来跟我说,他转变对我的看法,就始于这件事。可见患难见真情还确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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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 U" {/ U9 H: n. p* |( i( D　　不久,干校领导想到了砌窑烧砖。原先在离我们住处半里路的地方,就有一座窑,比较小,一次只能烧三四千块砖。这座窑像所有的窑一样,是椭圆形的,我们砌的一座窑却是长方形,不知是哪位工程师设计的。窑砌到三四米高时,四周的土都培好了,突然那个窑轰然倒塌了。文学所的人命真大!出事时幸好是中午时分,大家都回去吃饭午休了,不然一定会砸死几个人。后来在近代史所附近又砌了一座窑,改为椭圆形的了。给窑培土时,我和王信见大何一人拖一板车土,往窑上直跑,几步就跨到了窑顶。等大何下来休息时,王信开玩笑问:“是大何厉害,还是一条毛驴厉害?”我应答:“肯定是大何厉害。”大何回了我俩一句国骂。大何是关西大汉,一米七八的个头,五大三粗,挑豆荚能挑两百多斤,拉板车也跑得特快。记得有一次往息县方向一个窑拉砖,大家都是拉二百块砖,我怎么都赶不上大何,不仅因为我比大何矮,力气也不如他。那天下午还去了二十五里外的包信拉高粱秆。拉砖是坐卡车去的,去包信则是步行,来回足有八九十里。

8 j& P0 x: i' y' d# f　　1970年下半年,小蒋庄的孩子狗蛋来我们的厨房玩。那时他七八岁光景,脑后拖着一撮“胎毛”。烧锅炉的正好是蔡仪先生。蔡先生是美学家,他觉得小男孩留着“胎毛”实在不美,就想办法给他“美发”。知道硬来不行,就先给狗蛋一只馒头,再说服狗蛋同意剪掉那多余的“胎毛”。没料到,狗蛋的家人得知后急冲冲要来问罪,后来总算被人劝阻住了。蔡先生的“审美”观在这里遭遇如此“挑战”,好心办好事居然险些酿成大祸,这是大伙儿当时都有点始料不及的。时隔三十五年后的2005年7月1日,息县召开“思想家顾准九十周年诞辰纪念会”,大何、王保生顺便去了一趟小蒋庄,人们围上来时,保生还问了一句:“狗蛋来了没有?”人们指着一位妇女说:“她就是狗蛋媳妇。”她回答道:“狗蛋去浙江义乌打工去了。”听王保生说,他们这次重回息县,受到县政府的隆重接待,当年的“劳改队员”,出入均警车开道,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1971年正月二十九,我回句容探亲。在家待丁半个月。回河南后,得知妻怀孕的消息。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儿子和女儿,又想到生活实在不易,所以决定不再要孩子了。我让妻去做手术,可我母亲坚决不同意而作罢。那时当小学教师的父亲与一直漂泊在外的我,两人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足百元。年迈的母亲因为坚持要这个孩子,为减轻家里负担,自妻怀孕时起就下田做工。我记得第一年她就挣到了一千八百个工分,足够她的口粮了。第二年春节后我又回乡探亲,小女儿小军睡在摇篮里,那时她三个多月,我一逗,她就笑了,长得挺漂亮。爷爷奶奶特疼爱小军。1992年她在南大上班,第一个月工资一百四十七元,她特地给奶奶买了一身衣料,她知道没有奶奶就没有她。

" D$ }7 s2 q7 |1 E3 X& D　　这年的3月中旬,文学所杀了一头猪。只养了五六个月,就出了二百多斤猪肉。猪大、小肠洗过以后,放在煤炉上,煮了一个晚上。到清晨一看,只剩下一锅油,不见肠子的影子了。我当时回家探亲还没有回来,之后听说了这事,直叹一群书生,好东西没有捞到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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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4月,据说是中央认为学部干校抓革命不力,搞生产耽误了抓“五·一六”,于是让大家又搬到京广线上一个叫明港的小站去。我们住在离明港六七里路的一个废弃了的军营里。军营有一二十栋平房。这时军宣队领导都换了,一开始就学延安整风时的文件,规定“大部不捉,一个不杀”,另外对“主犯”与“从犯”、“被胁从”与“受蒙骗”也进行了区别。我在班会上认为,“主犯”与“从犯”是敌我矛盾,“被胁从”与“受蒙骗”是人民内部矛盾,属敌我矛盾的在文学所只有极少数,其余全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坚持认为“四类人”都是敌我矛盾。想不到“晚点名”时,指导员不点名地批判了我,说我以“抓‘五·一六’的专家自居”。我是有倔脾气的,以后一直不理这位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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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明港后,军宣队开始单独领导学部的运动,来了一个天津附近驻军的参谋长。他倒谨慎,规定办“五·一六”学习班必须经过指挥部批准。当时所内极“左”派,还想抓二套的“五·一六”,即抓“大批判指挥部”的所内头头,可一直没有得到指挥部的批准。在明港抓“五·一六”考古所死了一个人。自1969年以来,学部抓“五·一六”已死了十几个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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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港我们所与经济所合一个食堂,由经济所给张闻天当过厨师的大师傅掌勺,那里的副食品很便宜,鱼、虾、鸡等均只有三四角钱一斤。吃了几个月,我的体重增至一百三十八斤,这是空前的。因为是兵营,都是几十平方米的大房间,小家庭住不合适,只好用芦席一间一间的隔开,不时有男欢女爱的事传出来。董易与陈士修及他们的儿子大雷,在一个大房间里隔了一角。一次,老董请我与王保生等吃饭,让我到明港买菜,我买了一条有七八斤重的胖头鱼,还不到三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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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Y2 M( `$ ~/ Q　　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这年国庆没有游行,我们就有点奇怪,觉得必有特殊事情发生。到了中旬,传达林彪摔死的中央文件,先在党员里传达,只见散会后他们一个个表情严肃,铁青着脸。一了解才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死了。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可是写进1969年4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这恐怕也只有在“文革”中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里才能如此写。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了觊觎之心!”在后来传达的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中,有黄永胜的交代材料引用唐人章碣的《焚书坑》绝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对于诗中的“祖龙”典故,许多年轻人不懂,便请教吴晓铃先生,吴说:“大概是指秦始皇?”说得不十分肯定。这时天冷,钱锤书先生正在哮喘,呼呼地大口喘气,斜躺在床上(吴与钱的床一字排开)。听到吴先生的回答,他答腔了:“晓铃啊,你说得对,就是指秦始皇。出典在《史记·秦本纪》。秦始皇去世前一年派使东出函谷关,回来见华山上有‘明年祖龙死’的字。第二年,秦始皇东巡,果然暴死沙丘宫。”林彪一死,理应结束一个时代,但“四人帮”还在,这个时代结束不了。林彪死后,人们的思想特别活跃,许多以前不敢讲的话,现在都讲出来了,议论江青成为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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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2 v, _& i7 ]: m* s　　到了1972年夏,各所钓鱼、虾和老鳖成风。我的拿手好戏是钓鳝鱼。有一次吃过中饭,与大何、王保生、徐兆淮八人去水田里钓鳝鱼,我钓到二三斤,徐兆淮也钓到几条,其余人收效甚微。此后,我与徐兆淮几乎每晚吃过晚饭以后都去钓鳝鱼。这里的老乡不吃鳝鱼,就像北京大兴县的老乡不吃刺猬一样。我估计一个多月里,至少钓了一百斤鳝鱼。在即将离开明港的7月初,最后一次吃鳝鱼,由劳洪掌勺,是做得最好吃的一次。

　　离开东岳时,何其芳、俞平伯、吴世昌已经回所。到了明港后,约1972年春夏之交,钱锤书等也回所。这样人心也就不稳了。“看涨”(回京)与“看落”(不回京)的议论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到了7月初,终于等到了佳音。经周总理批准,学部各所全部回京。学部干校在中央部委中,可能是回京最早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