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 Andréani：革命或如何用两条腿走路

tuffy05

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www.ptext.cn)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看待革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底该用怎样的方式呢？

　　革命被视作消除对立

　　我想从对革命的传统认识说起。是什么样的认识呢？简言之，革命就是颠覆，无论是通过民主的途径，或是暴力的方式，若这两者都行不通，有序与无序并存。革命是阶级间激烈斗争的结果，旨在消灭异己阶级。正如巴伯夫所说，革命是为了创建平等的社会。没收剥削者的财产，造福于人民，代表人民的首先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一种民主制度，从上至下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巴黎公社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革命是以一种“协调的计划”代替盲目的市场力量，（通常采用新的货币单位，依据劳动力体能或劳动价值）。值得指出的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伊始，那个相对开放的时期，所有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讨论在这一“战略性后退”的阶段结束之后，就最终达到的目标达成了一致：实施一种可以决定必须生产的物品以及如何生产的经济政策。（其实，之后的事实证明这样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这是一种配给制的计划经济，由政治权力决定一切：不同等级的需求，优先的部门，分层次的奖励，价格，生产单位之间的运输等等）。

　　我们谈论的是社会的“ 有机观 ”，每一个生产单位都是庞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用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可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失业或阶段性危机的恶果。与“有机观”相对应的是劳动的“社会连带组织”。劳动者在社会分工中占据位置，期待手工劳动和知识性劳动的分离。他们以为集体主义和革命服务为主要动力，“新兴的人”超越了个人的私利。人从此以理智作为向导，意识形态让位于科学，宗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类进步的理想。

　　这在当时堪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使曾经的历史都黯然失色，成为史前。人最终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一切的对立冲突都消失了：阶级对立与取消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政府的镇压与群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与品德高尚的新兴人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斗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现在西方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脱离经济需求和个人与人际关系的现实，因此，会导致效率低下，专制主义，镇压，并最终失败。尽管这一论断已经灭亡，但还要指出，革命的尝试除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罪恶以外，也曾经历过胜利，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也有广大的群众参与。

　　这意味着，从某些方面，革命适应现实的需要，满足了种种需求（简言之，团体的需求，集体选择的要求，国家方针的一致，同时是普遍性的承载者）。一旦革命不再适应这些需求，成为空洞浮躁的言辞，掩饰歪曲长久存在的矛盾，革命就会黯然失色。如果革命只用一条腿走路，而牺牲了另一条腿，也会失去原有的光彩（概括起来，个人欲求，自主需求，文明习惯）。革命的理论是反辩证法的，意思是它旨在通过消除矛盾的一方来消除矛盾，这样可以避免任何的“分解”。

　　既然矛盾是不可超越的，发展就是将否定辩证法转化为肯定辩证法

　　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人是矛盾的个体，不应怀着遗憾，逆来顺受，而应该从中找到行动的准则和希望的源泉。在此，我只想简要地论述一下。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论断出发，人是一个不断自相矛盾的主体，即使最小的决定，也会深思熟虑，对自己的想法提出种种异议。计算机从不会自相矛盾，动物能够做出决定，但似乎不能思考，而人却常常在思索着（除非事情异常紧急）。如果我们说只有人，按照精神分析的原理，有一种无意识（抑制本能），矛盾就会变得非常激烈——独立于所有理性行为理论之外的东西。弗洛伊德从中看到了人类悲剧的根源（本我和超我之间，生与死之间的永恒斗争），可这是与时代的悲剧性紧密相连，我们并不一定要接受这样的悲观主义思想。这一矛盾同时也可以解释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永远不能与自我相遇，除了难得的时刻，如快乐，痛苦，或者恋爱（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

　　如果矛盾位于灵魂的中心，我们不难知道人受到对立欲求的控制。我至少能举出三种不可缓和的矛盾，即前面提到过的三种。我再补充几句，不作具体的展开，也不分析其根源。首先是在个人内心，个人需求和团体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私利（包括利他主义的动机）和超越个人的团体归属（从家庭开始）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或者是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加入限制型团体和大规模团体之间的矛盾。例如，作坊和办公室是关系比较亲近的地方（有低一级的工作小组），相对而言，一个单位，一家企业，它们都有自己的前景和利益，与企业、市场、或国家经济中的一个工作组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最后，是植根于社会的作为个人的个体与作为政治主体，作为民主社会中的公民的个体之间的矛盾。比如，作为个人，我想要一辆马力大、速度快的汽车，作为公民，我要想到我的车不能让其他公民受到危害，不能污染环境。

　　但是，回到共产主义乌托邦，它似乎鼓励矛盾的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甚至要将其摧毁。集体中最重要的只有附属感，其余的只是小资产阶级或离经叛道思想的反映。这种方法也许可以走得通，特别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亲密、平等的需求（只有看到苏联高速发展时期一致现象的重要性和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才能理解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凝聚效果）。但是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需求被严重损害，以至于偏离正规，如表现为野心勃勃，为时代所不齿的享受特权（限制放宽之后全面爆发）。我同样可以举例说明归属于不同集体间的矛盾，（社会规范使个人团结一心，这是社会有机理念的必然结果，但是受到行政干涉的经济使个人看不到行为的尽头，对结果也不感兴趣，因此苏联劳动者的积极性逐渐下降。）以及个人需求和声称代表普遍的国家意志之间的矛盾，国家常常控制在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政党手中。

　　法国左派内部的集体主义乌托邦转向

　　法国社会党很久以前从共产党中脱离出来，强调个人自由和议会民主。但是，在80年代，它一直致力于实现这样的政治主张，捍卫自由，却慢慢与私人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希望通过给劳动者更大的权利而能将其同化，可成效不大。“革命”党（包括那些想要深刻变革现有体制的人），看到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及最终倒台，精神上受到巨大创伤，他们也不同程度地颠覆集体主义乌托邦，鼓励矛盾的反对方面。共产党的情况尤其特殊，90年代中期，它着手进行“调整”。它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开始为“新兴共产主义”而斗争。这一共产主义被定义为“建立在个人价值提升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称之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31号国会决议，2001年10月）。每个人应该“自我肯定”，“自我实现”，成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和艺术家。超越资本主义不应通过革命，而应通过小范围的改造，一种对体制的缓慢破坏，权利的侵占，实现“公有”，“共享知识和权力”。所有的重点都转向了个人，与团体的形式相左，被怀疑其本质是反动的。这样的言论始于极端自由主义，只是利用基督教个人主义的回声加以修正（个人尊严，社会公正）。它也许也会利用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提升个人，将个人从阶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马克思也认为，单纯进行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就能实现个人的解放（我认为，他低估了与团体相联系的必要性）。然而，法共不愿进行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和体制的革新，因为它害怕过于偏向经济和国家化的理念所带来的后果。此后，每次召开国会，它又将重心放在社会适应的形式上，却从不真正实施大政方针。因此，与其说它沾染了个人主义，不如说它走向了资本主义，但十分巧妙地挽回了局面。下面我想就此阐释一下。

　　资本主义何时能变成极端自由主义，巧妙地利用各种矛盾

　　资本主义要想炫耀自己的劳动，储备金，家庭，禁欲道德，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它的基因中确实有这些优点，但是，正如许多社会学家先前预见的那样（我想特别提一下Christopher Lasch），资本主义成为主流的同时，已经变成极端自由主义，消费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甚至有些“左倾”（可参看Boltanski et Chiapello的分析）。一切都变成合法的（如淫秽工业），广告充斥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广告。公众隐秘和表现癖侵占了所有的私人空间。个人被要求是流动的，冒险的，突变的（甚至包括在性欲方面）。一位作家将其称之为“流动主义”。做一切事情只需清楚强制的社会规范。民主变成市场的民主。简言之，在自由的环境下，矛盾的对立双方被消解了。

　　所有的反对派不会任由被缩减或轻易地被制服。团体的要求又在各式的小团体主义中浮出水面（有宗教的，伦理的，新部落的），其特征是自主和排他。资本主义与小团体主义一拍即合，甚至为己所用，只要它们不进行大范围的信仰传布、主张暴力或者恐怖主义。企业受到质问，为何不顾及普遍利益 ?这没有什么关系：企业履行的是“社会责任”——这是决定企业的唯一要素。新自由民主引来争议，因为它已经黔驴技穷了。那么它会被“出色的北部管辖区”取而代之吗？取而代之的是“股东的共和”，每一位股东都可以在“企业的政府层”中行使自己的权力（根据所占股份）。然而，一切都阻止不了企业的消亡，而业已成为消费者的公民也会要求重新由国家来保障财产和人身安全，重建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当然，这一点，资本主义也会做，它终究不会抛弃之前的一系列维护道德和秩序的规范。

　　在资本主义的领地上与其作斗争，即使对那些深受其害的人而言也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战略，同时，也是一项必然遭受失败的战略，因为有过多的权力和途径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控诉异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无稽之谈，但是需要由企业自身（或其领导者）来决定和执行，其实只要国家不对其责任作出规定，也不惩罚企业（似乎能使它回到间接的计划经济形式），占便宜的是新自由主义。换句话说，“企业”是劳动的团体，而国家是民族的团体，就是我所说的肯定辩证法：一方面，企业必须根据普遍利益重新规划工作重心和投资方向，这将会给它们带去除单纯利润之外的其它合目的性，另一方面，国家无需调查一切，而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为了摆脱一个党派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如共产党，也包括所有的左派，我建议重新思考我们的目标，根据这一肯定辩证法，也许会使目标变得更清晰，更可信，只要能与个人的期待相悖，因为现今的个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信仰在哪里。我将就关键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是很多法国人问及也是最受关注的，也不仅仅是法国人：除了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存在其它的选择。

　　作为肯定辩证法的社会主义

　　如果大家都知道何为资本主义，却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与之相竞争，更别提一种被DAVID称之为“后继的社会制度”。我们知道，社会党的大多数人虽空有社会主义者的称号，却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前景。但更可气的是，共产党竟然放弃了以苏维埃及其类似体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而左派的极端主义者对谈论这一话题谨小慎微（他们认为，摆在面前的工程通过斗争才能完成，而且是最不可遇见的）。

　　然而，社会主义旨在积极地利用各种矛盾，而不是让其中一方消灭另一方。我想从刚才提及的三种矛盾出发，作一个简单的阐述。

　　首先是享受平等权利的政治主体和处于不平等条件下今天已经走向排他主义的经济个体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良策是，拓展公共服务领域，使得公民能够拥有各项利益，如健康、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但同时也包括经济服务的领域，如职业培训、劳动就业和从事各项事业的费用。相反的，资本主义倾向于尽可能的缩小公共服务的范围，逐渐使公民身份成为一个空壳。然而，却正是他们保证了公民作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地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又使个人能够充分行使公民的权利。更清楚地懂得政治决策的风险。（这样极大地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发展，不仅可以作为提高效率的因素，而且可以作为政治民主的坚强后盾。我们知道矛盾的任一方都可有利于另一方的发展。

　　其次，从属于企业这样的团体与从属于国家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或者简单地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进行一定程度社会投资的控制，使其符合集体重大决策中规定的走向和优先发展策略。这样，又恢复了计划经济，却是一种更灵活的计划经济，赋予企业以最大的自主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落入行政手段控制经济的旋涡。（缺乏活力和动力不良财政划拨）值得指出的是，计划经济并非要取回公共财产，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所有权形式来实现。若是社会形式占主导地位，就更容易实现了。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占有”的一层意思。这里也是矛盾的一方推动了另一方。激励（如税、信用率）可以比行政指令更好地实现集体的最终目标。而投资控制可以为企业提供对社会最有用的资金，它在根据经济收益选择投资体制中是不可能获得的。

　　最后，个人欲求与集体要求之间的矛盾。有众多可以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比如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资产，（尤其是那些被称之为“文明资产”），与之相对的是没有消费者的“私人财产”。所有的一切在做个人选择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消费者组织公平的商业竞争、一致的金融投资，都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如何实现市场及私人财产的社会化。

　　我还想就另一种矛盾多说几句，它现在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势头，那就是民族归属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处地位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显然由来已久，工人运动曾试图通过国际主义化解它。但是，那时，经济大部分是自主集中，尤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即使在这一阵营里，“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取得建立合作关系的胜利：苏联曾想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身上，政治上无非是从属或是竞争关系，兄弟党派背后捣鬼，经济关系即使没有变成纯粹的利益算计，也已经极度不平衡。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但是今天，所有的一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发生了改变，经济全球化使这一对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天平倾向了另一端，牺牲了民族和民族归属。矛盾的一方正在摧毁另一方。

　　这里，我不想解释为什么和怎样出现这样的现象。结果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作为民族刽子手的全球化已经引起了国际关系的混乱，社会的瓦解，这必然导致极端种族民族主义的暴力再次抬头（如东欧），以及宗教理论主义的蔓延（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关于被遗弃、被轻视的民族）。我们不难预见到，长此以往，这样的全球化将会遭遇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人口（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人口增长减缓而慢慢枯竭），自然资源的贫乏（愈加危险的导火索），无可挽救的环境危害……因此，这一领域也需要找到肯定的辩证法，有助于重建民族和国际化两极间的动态平衡。大致的框架如下：更为自主集中的发展模式利于国际间的交流；适度的保护主义旨在制止不正当竞争，使经济与民族（或地方整体）相协调，可以签订交流协议，但必须符合社会公约或相应的补偿原则（也有利于弱势国家的劳动者）；当然还要控制资本流动，通过授权或者征税。在此，我们又看到采用社会主义模式的必要性，因为单凭调整“昏了头”的资本主义，并不能真正建立起活跃的国际关系。

　　共产主义又如何呢？

　　首先，应该有这样一种思想，共产主义代表着矛盾的终结。如果这一想法是正确的，如果各种矛盾处于灵魂的中心，如果个人有相对立的要求，如果整个社会存在有限集体和大集体之间的矛盾，如果人既是有需求的动物又是政治性的动物，其特征，正如康德所说，“难以合群的社会性”——这也是我刚才提到过的矛盾之一，那么就应该换一种角度看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几大基本特征，应该对此怎么看？

　　首先是一个富庶的社会，几乎可以不劳动而能享受丰富的物品，这都得益于高度发展的劳动生产率。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原因有二。第一，个人对于物品的数量，或只是花样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因为即使社会中的其它条件都一律平等，面对无可改变的本质差异，他们会有竞争心理。我们并不认为，在一个合作、友善、谦逊之类的品德占主导的猎人－采摘者的社会中，这种竞争心理便会消失。这样的社会确实存在过，但受到社会生产力的诸多限制：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企业（尽管企业有能力囤积，但知道囤积会改变一切，因此后来才出现囤积）只能通过共享劳动、资源、产品才能存活。一旦企业允许拥有财产，卢梭分析得好，所有权的争夺就开始了，至少会出现随意挥霍的行为，因此一切免费的做法绝非解决问题的良策。第二个原因是，星球就这么大，加速的生产对生态平衡的威胁愈来愈大。所以必须节制需求。如果资源匮乏成为不可逆转的命运，难道不应感到惋惜吗？最好将未来的社会视作一个寻求需求和物品（和服务）生产之间良好平衡的社会，一个长期的盲目生产也不会威胁生存环境，反过来也不会以现实为借口停止生产的社会，……这就是反对人口增长的人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一种挑战与基本的财产分配无关（大部分人不知道体面生活需要的条件），而是要抑制一部分不必要的、有害的生产，鼓励另一些生产，生产出新的物品，丰富自己的文明。

　　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大特征是社会阶级的消亡，生产工具普遍适应社会发展，这在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已基本实现。社会阶级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它们诞生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产生了私有财产）。但是，野蛮的教训也是十分突出的。我们可以有所保留地说，猎人－采摘者社会多少代表了共产主义的原始形式。其实，这些社会是不存在社会分工的，除了一些与观念和抚养孩子有关的性别分工，因此，既没有剥削，也没有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但是，一旦开始进行门类更多的生产活动（包括囤积，农业和畜牧业的开端），手工劳动的分工，和慢慢出现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在成为生产力一大要素的同时，孕育着阶级关系的诞生，反过来，阶级诞生又将加速社会分工。如今，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劳动者可以穿梭于一个部门的多个分支（即综合工科人才），也可以循环地完成同一项重要任务（如操作，构思，管理等等），但这似乎真的是乌托邦：超越了个人能力，生产力下降，破坏了个人状态（不同的兴趣适合不同的岗位和工作）。结果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不断出现社会阶级分化。这就是为何我与毛泽东的观点一致，认为根本矛盾永远不会消失，应该不懈地为减小其不良后果而斗争。是不是又感到很遗憾？在这里，又可利用肯定辩证法的观点加以分析。

　　解释一下，阶级间的矛盾（呈现出剥削和统治的双重面貌）无疑代表了否定辩证法。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言论可以代表肯定辩证法，也就是说，肯定辩证法能最终从双方中都得益，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性是发展的强大动力。这种观点一直难以使人信服，为了反驳它，应该回到这边，回到不同形式的社会分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生产型劳动和管理型劳动，管理部门与被管理部门等等），以寻求这种分工对双方有利或不利，加强或减弱双方实力的精确条件。我们由此发现，加入对方的生产活动能丰富自身，同时能更好地完成生产，满足需求，取得更高层此的成果。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寻找好的措施或者好的平衡点，不应与寻找妥协混为一谈，因为后者得益的往往只有一方。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管理收揽了一切可以在社会技术领域找到的利益，赋予执行者以一部分的自主权，或者给工人一定的发言权，但是我们也知道对减少劳动分工作出了重重限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阶级结构内部往往存在对抗，起着破坏性的作用，唯一积极的一点就是，能指出社会分工走出了歧途。总之，如果社会分工真的不断发展，或者导致阶级激烈对抗，共产主义的目标便是摧毁所有的对立，回到社会分工的原本状态（其所有权体制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结晶），并对它加以改造。共产主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

　　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一大特征是，将劳动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有评论家指出其中的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曾将自由定义为从劳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这里劳动又成了“需要”。要是我们借助肯定辩证法来看待劳动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前后不一就不存在了。将闲暇时间的自由和想象运用于劳动中，劳动会变得更丰富，更令人满意，更能满足基本需要，最终比限制性的劳动具有更强的生产力。而若因为劳动（还有社会化，现实原则）而又获得了闲暇时间，那么闲暇活动也会更加活跃，精彩。二元对立的一方促进了另一方。

　　这些观点看似普通，却有助于构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共产主义社会既不取消劳动分工，也不废除劳动本身，而是寻找一种动态平衡。共产主义很大一部分要求一定的自主管理，以避免所有权垄断推动或重新造成阶级间的对立。但共产主义并没有寻求绝对的民主，因为这样的一种民主会压得个人喘不过气来，而不能充分地享受闲暇时间的欢愉（而且，会产生一些恶果，造就“权力瘾君子”）。共产主义设法建立起基础性的团体，基础性的事业和集体抉择（一切都让人想到依然存在的一些东西，如民族）之间的良好关系。它的目的是在政治层面上建立代表性的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平衡，代表性的民主和经济层面的一样，代表着责任，而在直接民主中，每一位公民既是诉讼人，也是法官。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但是我们很清楚发展的走向，社会主义是一个阶段或者说是一个过渡，正如我们在发展中所期待的那样。只要大政方针能够明确地表述出来，社会和政治的各种力量有机地组织起来，根据经济规律和发展方向，与所有的反对势力作坚持不懈的斗争。这将导致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政党处理与其他组织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政党的民主化等等）。

　　小结

　　总而言之，我认为已经是时候进行革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解放的途径。共产主义乌托邦和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决非想要消除对立，而是通过各自的方式向我们承诺，应该认清各种矛盾，并承认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解放之路的目的在于联合各种活跃的反对势力，以此适应反对派的需求。二元对立不再是破坏性的，而是可以使多方受益的。换句话说，是用两条腿走路，防止一瘸一拐，而在发展的道路上迷失方向，不知道出路在何方。这样我们还可以避免历史性的灾难，迎接我们的是进步，朝着更辉煌的未来前进。

　　让我们不要再幻想对立能消除。毛泽东早已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对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活动，犹如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的盐。DINO 在一部短篇小说中描绘了一幅极乐世界的画面：那里的人极度苦闷，因为他们无所事事，也没有任何欲望。然而人类历史上，矛盾对立常常成为无尽的痛苦和不幸的根源，而且，既然星球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期待下一天更美好！解决各种具有破坏性的矛盾迫在眉睫，它们歪曲乌托邦的特征。任务是艰巨的，却并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应该寻找有力的工具，锋利的解剖刀，将矛盾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相分离，既而去检验一切。

　　资本主义要想炫耀自己的劳动，储备金，家庭，禁欲道德，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它的基因中确实有这些优点，但是，正如许多社会学家先前预见的那样（我想特别提一下Christopher Lasch），资本主义成为主流的同时，已经变成极端自由主义，消费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甚至有些“左倾”（可参看Boltanski et Chiapello的分析）。一切都变成合法的（如淫秽工业），广告充斥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广告。公众隐秘和表现癖侵占了所有的私人空间。个人被要求是流动的，冒险的，突变的（甚至包括在性欲方面）。一位作家将其称之为“流动主义”。做一切事情只需清楚强制的社会规范。民主变成市场的民主。简言之，在自由的环境下，矛盾的对立双方被消解了。所有的反对派不会任由被缩减或轻易地被制服。团体的要求又在各式的小团体主义中浮出水面（有宗教的，伦理的，新部落的），其特征是自主和排他。资本主义与小团体主义一拍即合，甚至为己所用，只要它们不进行大范围的信仰传布、主张暴力或者恐怖主义。企业受到质问，为何不顾及普遍利益 ?这没有什么关系：企业履行的是“社会责任”——这是决定企业的唯一要素。新自由民主引来争议，因为它已经黔驴技穷了。那么它会被“出色的北部管辖区”取而代之吗？取而代之的是“股东的共和”，每一位股东都可以在“企业的政府层”中行使自己的权力（根据所占股份）。然而，一切都阻止不了企业的消亡，而业已成为消费者的公民也会要求重新由国家来保障财产和人身安全，重建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当然，这一点，资本主义也会做，它终究不会抛弃之前的一系列维护道德和秩序的规范。在资本主义的领地上与其作斗争，即使对那些深受其害的人而言也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战略，同时，也是一项必然遭受失败的战略，因为有过多的权力和途径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控诉异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无稽之谈，但是需要由企业自身（或其领导者）来决定和执行，其实只要国家不对其责任作出规定，也不惩罚企业（似乎能使它回到间接的计划经济形式），占便宜的是新自由主义。换句话说，“企业”是劳动的团体，而国家是民族的团体，就是我所说的肯定辩证法：一方面，企业必须根据普遍利益重新规划工作重心和投资方向，这将会给它们带去除单纯利润之外的其它合目的性，另一方面，国家无需调查一切，而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了摆脱一个党派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如共产党，也包括所有的左派，我建议重新思考我们的目标，根据这一肯定辩证法，也许会使目标变得更清晰，更可信，只要能与个人的期待相悖，因为现今的个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信仰在哪里。我将就关键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是很多法国人问及也是最受关注的，也不仅仅是法国人：除了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存在其它的选择。

　　我想从对革命的传统认识说起。是什么样的认识呢？简言之，革命就是颠覆，无论是通过民主的途径，或是暴力的方式，若这两者都行不通，有序与无序并存。革命是阶级间激烈斗争的结果，旨在消灭异己阶级。正如巴伯夫所说，革命是为了创建平等的社会。没收剥削者的财产，造福于人民，代表人民的首先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一种民主制度，从上至下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巴黎公社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革命是以一种“协调的计划”代替盲目的市场力量，（通常采用新的货币单位，依据劳动力体能或劳动价值）。值得指出的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伊始，那个相对开放的时期，所有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讨论在这一“战略性后退”的阶段结束之后，就最终达到的目标达成了一致：实施一种可以决定必须生产的物品以及如何生产的经济政策。（其实，之后的事实证明这样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这是一种配给制的计划经济，由政治权力决定一切：不同等级的需求，优先的部门，分层次的奖励，价格，生产单位之间的运输等等）。我们谈论的是社会的“ 有机观 ”，每一个生产单位都是庞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用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可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失业或阶段性危机的恶果。与“有机观”相对应的是劳动的“社会连带组织”。劳动者在社会分工中占据位置，期待手工劳动和知识性劳动的分离。他们以为集体主义和革命服务为主要动力，“新兴的人”超越了个人的私利。人从此以理智作为向导，意识形态让位于科学，宗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类进步的理想。这在当时堪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使曾经的历史都黯然失色，成为史前。人最终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一切的对立冲突都消失了：阶级对立与取消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政府的镇压与群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与品德高尚的新兴人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斗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现在西方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脱离经济需求和个人与人际关系的现实，因此，会导致效率低下，专制主义，镇压，并最终失败。尽管这一论断已经灭亡，但还要指出，革命的尝试除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罪恶以外，也曾经历过胜利，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也有广大的群众参与。这意味着，从某些方面，革命适应现实的需要，满足了种种需求（简言之，团体的需求，集体选择的要求，国家方针的一致，同时是普遍性的承载者）。一旦革命不再适应这些需求，成为空洞浮躁的言辞，掩饰歪曲长久存在的矛盾，革命就会黯然失色。如果革命只用一条腿走路，而牺牲了另一条腿，也会失去原有的光彩（概括起来，个人欲求，自主需求，文明习惯）。革命的理论是反辩证法的，意思是它旨在通过消除矛盾的一方来消除矛盾，这样可以避免任何的“分解”。

　　(本文为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演讲稿)

转自学术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