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大胡子的博客：知青生活记忆（1-22，全）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0 09:50:05

快乐大胡子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ongbaoyu19470320

知青生活记忆

第一章

一

1968年8月中旬，阜新大地骄阳似火，田地里的庄稼都打蔫了。在学校革委会的安排下，我们班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公社架其营子大队支援抗旱。
每天，为了避开炎热，趁凉快干活，天刚刚亮就得爬起来，傍晚太阳落山才回住宿的社员家。水车一车车拉水，我们端着洗脸盆、拎着水桶，一盆盆一桶桶接水，给一棵棵干渴的庄稼浇水。累坏了，中午歇大晌的时候根本不想再起来。
8月底，还不到抗旱劳动结束的日子，突然学校来了紧急通知，要求我们马上返回学校，说有重要事情要做。
累蒙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前边什么命运在等待着我们，只要能回家歇几天就行，就高高兴兴坐生产队的大马车回到了市内。
到了学校才知道，根据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最新指示，市革委会向全市大中学校派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阜新发电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驻了我们学校。
很长时间同学们没有在一起开大会了，这次又重新集中在学校的礼堂里。
在宣布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式进驻学校以后，工宣队队长扯开大嗓门就说：“同学们，我们共同学习两段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里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批臭了，阶级队伍清理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学校了。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做出伟大战略部署，要你们到农村去扎根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怎么办？考验你们的时候来到了！我们工宣队的同志相信市高中的红卫兵小将一定能够经受考验，做一个革命青年。”
太突然了！绝大多数同学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散会以后，同学们默默地走回教室。往昔人声鼎沸的教室沉默了，同学们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在默默思考，在革命的洪流席卷下，是做革命的弄潮儿，还是随波逐流，甚至被革命洪流冲走。
负责我们班的工宣队员姓李，个子不高，有些瘦弱。他并没有给我们讲太多的大道理，只是开导我们说：“这是大势所趋，你们愿意不愿意下，愿意不愿意走，都得下，都得走。市革委会已经明确要求，第一批无论如何要在9月15日以前下去。何况，以后大学不能不办，如果再招生，你们高中生还是有机会的，看政治表现嘛，你们走得不痛快，怎么能算政治表现好呢?”
文革中，我先是站在多数派一边，后来易帜少数派，最后成了逍遥派。现在，运动后期到了，留城享受革命胜利果实自然不能有我的份。但也没有当弄潮儿的雄心壮志，只能随波逐流跟着潮流走了。

二

工宣队宣布了下乡政策，除了工作需要特殊留城的、有大病不能下乡的、家庭特殊困难需要照顾的，大家都得走，不要观望，要自觉革命，不能被动革命。
我们班LXY正被市广播电台借用当播音员，可以不走了；WZC肺结核病一直没有彻底好，也申请留城，十之八九能够批准；SJW是日本遗孤，在运动中悄悄结了婚，男方在市内工作，也能留下。
这一年，我爸爸六十岁了，妈妈也五十九了，都老了。我哥哥是聋哑人。妈妈跟我讲，本来我上边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可是因为小时候得病治不好，一个三岁，一个五岁，就都死了，这个哥哥也是在五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大夫用药重，病好了，耳朵就听不见声音，嘴不能说话了。哥哥在大跃进年代参加了工作，是个大集体厂子，干钳工。文革前，哥哥结了婚，嫂子也是聋哑人，厂子照顾给安排了工作，小侄儿刚四岁。姐姐比我大两岁，在商业部门上班，还没有结婚。我和弟弟，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二，一个初三。
我想，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不会说话的不会说话，姐姐将来结婚走了，跟前就没有人照顾了，我和弟弟能够不能够留下一个呢？
我把想法和好朋友讲了，他立刻忧心忡忡地说：“恐怕不好办，你姐姐在家没有走，老人身体都结实，哥哥嫂子都能够自食其力，工宣队不能答应。”
我和弟弟说了，他说他不留下，要和同学一块走，要能够留下让我留下。
我反反复复琢磨，觉得说出来也不能办成，就没有和工宣队讲，也没有向革委会提，随大流走吧，听天由命了。
就这样我和弟弟都向学校报了名，要和第一批同学一起走。
留在身边的大儿子哑哑巴巴，健健全全的二儿子、三儿子却要远走他乡，爸爸妈妈的心一定非常凄苦（爸爸妈妈在世时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聊过这个话题，但我现在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打这些字时，眼泪不自主地流下来，已经模糊了老花镜）。但是，他们没有流露自己内心的苦楚。
妈妈抓紧时间忙碌地为我们准备行装。爸爸妈妈来自关里农村，家里生活用品还是乡下习惯。枕头是长长的圆咕噜的，也没有枕巾。褥子贴身，也没有褥单。念小学时，我还穿抿裆棉裤，到初中才穿上制式棉裤。要下乡了，虽然是去农村，但要过集体生活，不能像在家那样土里土气。妈妈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对枕头，扯了床单布，给我们一人做了一个褥单。被子也拆洗了重新做好。
家里有一个木箱子，是爸爸开杂货铺时进货弄的火柴包装箱，家里一直用来装杂物。我给它安了扣鼻子，带走装书和生活用品。家里没有多少书籍，文革中，不少学校图书馆的书都流失了，在私下的传借中，我也得到了十几本。像《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鲁迅——中国文化革命巨人》、《茅盾中短篇小说选》等，我要把它们带走，以便自己打发寂寞的时间和与同学交换图书看。
不管情愿不情愿，我还是去五龙派出所迁了户口。当看到户籍员在我的那一页户口写下“因下乡迁出”并且盖上红色图章后，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我已经不属于这个城市，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城市还能接纳我。

三

弟弟到彰武县平安公社插队，9月13日走的，我去阜新火车站送他，当火车从我的视线里消失的时候，想到朝夕相处的弟弟和我从此天各一方，心里十分怅惘。
隔了一天，15日，我也踏上了征程。
我们学校的同学都被安置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分别是卧凤沟公社、扎兰营子公社、大五家子公社和紫都台公社，这些公社都不在铁路线上，所以我们坐汽车出发。
阜新是百里矿山，同学家住东边新邱的离学校有三四十里；住西边清河门的有五六十里。因此，这一天学校组织了许多大卡车，到四面八方去接同学们。
我早早就把行李、箱子放在马路边，跟前的高中同学，像WBR、HP、LBG也陆陆续续把东西放到路边。街坊邻居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看着、议论着，我清清楚楚听见有人说：“多可惜啊，这些孩子都是咱这疙瘩念书好的，却下乡了，倒不如那些考不上学校早早参加工作的。”
快到中午，大卡车才来，我们互相帮助着把行李、箱子一件一件举到车里，我们也上了车，望着路边送我们的父母，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我没有让爸爸妈妈到学校去送我，为了回来方便，姐姐骑自行车到学校送我。
宽阔的市高中操场今天显得格外拥挤，也格外热闹。
因为同学们路途有远有近，想同学们齐了再开欢送会就太晚了，所以学校没有开欢送会。只是在楼前楼后写了几条大标语，“热烈欢送红卫兵小将到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身居茅屋胸怀祖国，脚踩污泥放眼世界”。
先到的大卡车东一辆西一辆，驾驶室后边车厢边沿上用竹竿绑着彩旗，放眼望去彩旗飘飘，气氛热烈。
有亲属来送行的，就在汽车附近聊着说不完的嘱咐话；没有亲属送行的，就在车上和同学们交谈，不时望望喧闹的操场。
我千叮咛万嘱咐要姐姐回家好好安慰父母，让她告诉爸爸妈妈，下乡的地方离家也不太远，我会设法经常回家看看的。
我也上了车，看见姐姐在偷偷地擦拭眼泪，我掉过头去，不敢再看姐姐，怕自己眼泪劈哩扑噜也掉下来。
快下午两点了，同学们才齐了，大卡车一辆一辆终于开动了。
我和我们班的十八九名同学被分配到大五家子公社。大五家子公社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西北部，是偏僻落后地区。
大卡车载着我们，离开市区，向西北方向驶去。那时，通往西北地区的公路都是沙石路面，汽车驶过扬起阵阵沙尘，所以，车和车之间保持着较远的距离。
车驶离了熟悉的四合水库，进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境。这里是起伏的丘陵山地地带，属于努鲁尔虎山系。汽车驶过王府，驶过红帽子，驶过两家子沟，望着一路上连绵不断的山峦，光秃秃的，很少有山林植被，我们的心越走越悲凉，心不再沸腾，激昂的歌声也渐渐稀落了，未来的日子是火热，还是寂寞，我们真是不知道。

第二章

一

到了大五家子公社我才知道自己被分到了莫牛海大队，一个大队的还有我们班的十二名同学和二年4班的三名同学。
已经傍晚了，来接我们的大队书记CXM说：“你们十六名同学去两个生产队，一队和二队。你们自己自愿组合一下，我们就不给你们分了。”
男同学办事爽快，我和WGH、GYW站在了一起，XDL、ZYT、LGX、QWC站在了另一边。
女同学看我们站好了，也纷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没有想到的是，WXM、TLY、LXY、LYE、ZSH、HJH、NGY、ZJZ，八名女同学都站到了我们这一边，只有LXM一个女同学站到了那一边。
CXM书记见两边严重不均匀，就要我们这边的女同学过去几个，可是怎么说，就是没有人动弹。
天色渐渐暗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CXM书记是个性情温和的人，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是说：“天已经晚了，暂时这样吧，以后再慢慢调。”
由于他的家在二队，大概是为了以后做工作方便，他让我们人多的这边把行李、东西搬到二队的大马车上，人少的就去了一队。
二队来接我们的是生产队长ZHQ和车老板WXH，Z队长和WXH见书记这样处理，都没有说什么。把行李、东西在车上捆绑好，“喔”轻轻一声吆喝，WXH大鞭子一甩，大马车就上路了。
由于我们人太多，大车上根本坐不开，大家就跟着大马车一步步向莫牛海二队走去。
一队的大马车早已捆绑好，才五名同学，就都坐上了车。很快他们就超越了我们，五名同学和我们挥挥手，车离我们越来越远，渐渐地就望不到了。
过了古喇嘛营子，大马车爬上了公路，公路是上坡路，还很长，没等爬到坡顶，天就黑了。等车离开了公路，拐上一条土道，就步步下坡了。那天晚上，我觉得天特别黑，看不清两旁的景物，只感觉越走地势越低，最后进了山沟。进了沟以后，才看见微弱的灯火，听见杂乱的声音。
大马车停到了CXF家门口，等在C家的男女老少闻声涌了出来。在噪杂声中，大家七手八脚把我们的行李东西堆在C家的院子里。
ZHQ队长说，以后你们就在这个院子里起火，饭已经好了，你们先吃饭，饭后咱们再安排住处。
C家是三间屋，屋子不大，院子也小，但很干净。吃饭的屋是东屋，炕上摆了张小饭桌，炕上根本坐不开我们十一个人，我们就或坐或站，拿起碗筷，吃起饭来。饭是小米水饭，菜是小白菜炖土豆，饿了半天的我们吃得香极了。
吃完饭，ZHQ队长就张罗着安排我们的住地。我和WGH、GYW到村中间的ZWY家。Z家的院落很大，房子也是一溜五间屋。Z家早把西屋给我们腾出来了，炕上屋地收拾得利利索索，炕席虽然是旧的，但打扫得很干净。
ZWY排行老二，以后我们就以二哥相称了。二哥是个老实本分人，话语不多，待人很实诚。和二哥比较起来，二嫂话倒是多一些，但也不是伶牙俐齿之人。二哥有个老母亲，年纪虽然大了，但身体挺结实，慈眉善目。二哥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也就十一二岁和十二三岁。在村子里，二哥家的日子过得很殷实。
我们三个把行李东西简单安顿一下，就去女同学那里看看，她们都住在了村上头。三个就在我们开伙处，三个在CXG家，三个在CXJ家，这三家都是CXM书记的本家。看看女同学也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就回到了二哥家。
奔波了一天，我们已经十分疲乏了。虽然知道以后的生活会很苦，劳动会很累，但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会结束。未来，有着许许多多的变数，此刻我们不能多想也不敢多想，在朦朦胧胧中我们进入了梦乡，漫长的苦闷岁月在前边等着我们。

二

清晨起来，才真正看清了村子的面貌。
整个村子就坐落在一条山沟里。
山沟从西向东，西边高一些窄一点，东边低一点宽一些。到了沟东，向南拐进了更宽阔的一个沟里。
沟南面是一道高高的山梁。山坡很陡，陡峭的山坡也种着庄稼，像豆子、荞麦一类。山坡上稀稀拉拉也有一些树，又细又矮，有榆树，有桑树。
沟北面的一道山梁低一些。贴着山梁是一户户人家，哩哩啦啦，沟西头两三家，沟中间七八家，沟东头三两家，一共才十几户人家。
沟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小溪从西边山沟流过来，溪水潺潺，窄窄的，脚一迈就可跃过。只是到了沟东向南流去的地方，溪水才宽阔起来，成了小河，有了浅浅的沙滩。
早饭仍然是伙房房东大娘给做的，锅贴的带嘎嘎的苞米面大饼子，小米稀饭，萝卜咸菜，葱叶蘸酱，虽然简单，但很可口。
ZHQ队长来了，他说：“第一天，你们没有歇过乏来，咱们先不干活，我领你们熟悉熟悉环境。”
我们也愿意熟悉一下环境，就高兴地随Z队长从村西头一路走来。
村西头三家院落都不大，第一家就是ZHQ队长家；挨着是HBZ家，HBZ的父亲以前是大队长，但过世了，三间房显得破旧；第三家就是我们开伙的地方，三名女同学住在那里。
这里有北面山坡下来的一条沟，沟水与西边下来的溪水在此汇合，贴着北沟就是一条大车道，我们昨天晚上就是顺着这条道下来的。
过了这里就算村中了，依次是C家四兄弟、W家、ZHANG家三兄弟，院落有大有小，有规矩有破落，大队书记CXM家就在村中第一家，院落不小也齐整。五名女同学就分别住在CXF和CXJ家。我们三名男同学住的二哥家算村中间最后一家，和那些户比较起来算是大院套了。
到二哥家这里是村里中心了，院子前边有棵大柳树，大柳树旁边有口井，井前边就是小溪，小溪对面就是生产队队部。
生产队队部是靠着南山梁盖的。背靠小溪是五间大房，面对东沟是骡马圈，贴着山梁是生产队的库房，库房两侧是牛圈和羊圈。
生产队队部西边也有两间小房，没有圈院子，是当羊倌的L家住房。
隔着生产队队部的空场就是生产队的场院，大大的场院圈着低矮的院墙。
过了生产队的场院，就算村子东头了，村东头只有ZHAO家二兄弟，两家房子虽然不大，但院落却宽阔。
我们看到家家户户，不管院落大小，房前屋后都有果树，有杏树、枣树，枣树更多一些，红红的枣很诱人。
从ZHAO家向南望去就是浅浅的河滩和宽宽的沟，沟里杨树柳树很茂密。ZHQ队长告诉我们，我们这里叫朝尺沟，对面叫莫牛海沟，大队部就在莫牛海沟里。
回到二哥家附近，Z队长又领我们向北走去。这是一条较宽的大车路，是上坡。刚上坡，我们就感觉天地宽阔了，原来村北是广阔的山坡地，地势缓缓地向北低去，虽有起伏，但还算平坦。大片的地里，多数种的是高粱，高粱已经红了，但还没有收割；也有苞米和谷子，苞米和谷子也熟了，有的已经收割了。
当地势突然又低了的时候，我们进了一个小山沟。Z队长告诉我们，这里叫王道沟，也是我们二队的地方。原来王道沟也住有三户人家，一户姓L是木匠；一户姓P是大队医生；一户姓ZHANG给生产队侍弄菜园子。Z队长说菜园子就在王道沟内，他领我们去菜园子看了看。菜园子虽然不大，茄子、辣椒长得也不起眼，但生产队能有菜园子，我们吃菜也许不愁，看着菜园子，我们挺高兴。
出了王道沟东头，突然是一片宽阔的河床，河对岸的村子在茂密的树林掩映下也有生气。Z队长说，这条河叫高束台河，属牤牛河，对面的屯子叫门家店，归高束台大队，高束台大队比我们富庶，那里也来了我们市高中的知识青年。
回到村中，我们十一个同学很兴奋。虽然，小山村不像书中看过的那样诗情画意，但也挺美丽。我们要向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学习，要向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在这里好好干，争取干出一点成绩来，不能碌碌无为。

第三章

一

第三天，依Z队长的意思还要我们再歇息一天，但大家无论如何也要出工，不愿意在青年点再呆着了。
Z队长看我们心情迫切，就安排我们先在生产队跟前干活。
给我们三个男同学派的活是起羊圈。CXR大爷领我们干，他带着我们去生产队找保管员WS大叔领了工具，有镐、锹和独轮车。
羊圈就在生产队队部的西侧南山坡下。我们的活很简单，就是把羊粪用镐刨松，然后用锹把它装到独轮车，再用独轮车把它推到羊圈外堆起来。
也不用C大爷分配，我先把镐拿到手中，GYW选择了铁锹，剩下独轮车自然是WGH的。
说是羊粪，其实是被羊群踩踏结实的厚厚土层。在羊圈里羊拉屎撒尿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添一层黄土，就是垫圈，时间长了，羊粪羊尿和黄土掺和在一起，被羊群也踏实了，就形成了所谓的羊粪，黑黑的颜色，嗅起来有一股骚味，倒不臭。
镐是平头的，不像城里常见的尖尖的洋镐。镐不很沉，我抡起镐就用力地刨起来。羊粪层也不坚硬，很容易地就刨开了。九月的天气，虽然不闷热了，但依然很热，一会我就汗流浃背了，索性脱掉外衣，只穿背心继续猛干。
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那独轮车。
独轮车不大，一个木制的车盘，后面是把手，把手下面有两个支撑，前面是平盘，上面放装羊粪的平底筐，下面就安放车轮，车轮不大，是胶皮轮胎。装粪的时候，两个支撑和轮子构成平面支撑，独轮车很稳当。可推车的时候，支撑离地了，靠人的双脚和轮子构成平面支撑，人还要行走，独轮车的平衡全靠人的推车技巧。
推第一车的时候，C大爷给我们做了样子。只见他稳稳地抬起把手，不慌不忙地很容易地推起独轮车，走得稳稳当当。到地方，手一扬，独轮车翻过去，粪筐也翻过去，粪就顺顺当当倒完了。
WGH试着推车，抬起来还稳当，可没走几步，就不走直线了，东倒西歪的，一会在半道竟然把车翻了，羊粪撒了一地。
GYW就过去帮他把车扶正，把粪重新装好。WGH又将车推起，这回有了经验，蕴足了劲，终于把独轮车推到了粪堆，学着C大爷的样子，手一扬，车也翻过去，粪筐也翻过去，粪撒在了粪堆上。
一回生，二回熟，一来二去，WGH就掌握了门道，推起车来也驾轻就熟了。
看着WGH推车，我和GYW也手痒。索性我们三人轮换推起车来。不用笑话WGH，我推起车来还不如人家，笨笨磕磕迈了几步，就人车翻到在地。但仗着身大力不亏，时间不长也会推了。
过去在学校虽然也隔三差五地去乡下劳动，但干的都是零活，都是辅助的角色，劳动强度不大。今天是第一次真刀实枪地干活，细嫩的皮肤受不住了，没到半天，我的手就打血泡了。C大爷见状，安慰我说：“别害怕，刚干活都这样，等时间长了，手长茧子，就没事了。”我就跑回房东家里，用凉水把手洗干净，请二嫂用针把血泡挑破，把血放出洗净，手用风嗤嗤，就跑回羊圈继续干活。C大爷直让我歇着，尽管疼得厉害，我还是咬牙坚持，终于没有退下火线。

二

正是收获的季节，在生产队干了几天零活，我们和队长请求也要随大帮去山上割地，Z队长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生产队从大队铁匠炉那里买了镰刀头，安上镰刀把，给我们一人一把，我们手握镰刀就和社员一起上山了。
这大帮干活的都是年轻人。打头的是HBZ，高高的个子，却很瘦。他领着我们割高粱。到了地头，他先站了趟子。因为他要打头，所以大家都纷纷地在他的两侧先后站了趟子。我们自知第一次割地，肯定跟不上趟，所以就主动地站在了最外侧。
HBZ先给我们演示了怎样割高粱。一趟子六条垄，只见HBZ用左手一把把六条垄的高粱依次揽住，右手挥动镰刀，很利落地将高粱割倒，放倒在地。他跟我们说，高粱茬子不能留得太高，太高高粱秸短了，盖房子秫秸就不够长了；高粱茬子也不能留得太矮，太矮茬子短了，刨茬子不好刨。他又继续割了几把，够一捆高粱了，他就抽出两根高粱做要子，从垄沟底穿过高粱很麻利地把高粱捆起来。
见我们看明白了，他就就继续向前割去。我们大家就依次跟上。我也模仿HBZ的样子一把揽过六条垄的高粱，可是动手一割，高粱就开始耍叉，有的向东倒，有的向西歪，就是不顺顺溜溜地呆在一起。好容易割够一捆了，我也用要子穿过来，拧几个劲，绕几下，把高粱头葳过去，顺势插到高粱捆里。过程倒不差，但高粱捆拎一拎试试竟然散了，没有捆结实。抬头望望前面，人家早割到老远了。
就这样，社员不论个大的、个小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都割到地头了，我们还落后老远。见状，HBZ就要大家接我们，社员就三三两两地从地头往回割，和我们碰头，HBZ才让大家一块直直腰喘喘气。
割第二趟子以后，我们才慢慢掌握门道，尽管还是落后，但落后的距离一次比一次少。
割了几趟，到地头了，HBZ喊歇气。地头有荒草甸子，我们也不管潮不潮，直挺挺地就躺在上面，真不想再起来。躺在那里，眼望四周，只见一片片山峦，虽然不高，但却把城市、城里的家远远挡在了外面。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那个温暖的家，心里空落落的。
比起割高粱来，收玉米劳累就差了一些。收玉米的时候，女社员、女同学每个人或拎筐或系围裙先把苞米劈下来，送到大堆。我们男社员、男同学只要用镰刀把苞米秸放倒就可以了，所以还能够跟上趟，不至于落在后面打狼。
割豆子虽然没有割高粱累，但豆子棵矮，腰猫得低难受，而且豆子秧扎手，带上手套也扎得慌。由于豆子棵硬，社员割豆子也快不起来，所以难受是难受，但趟还能够跟上，不至于堂堂三尺男儿汗颜。
收庄稼最不愿意干的活是薅荞麦了。荞麦长得矮矮的，不能够用镰刀割，只能用手薅。由于蹲着薅，蹲了一天，竟然直不起腰，只得坐着用手一倒一倒地捱下山。幸亏，生产队种的荞麦很少，种得多恐怕薅荞麦要把腰薅折了。

三

割倒在地的庄稼一般都要在山上搁十多天晾晒晾晒，然后往场院里拉。
场院早在割地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收拾了。场院就在生产队对面。场院在春夏不用的时候也是生产队的菜园子。到秋天了，菜园子罢园，茄子、豆角、黄瓜、辣椒都收拾利索，就把地翻了，撒上水，扬上硌挠（庄稼碎叶、籽粒外壳等杂物），就套上毛驴，拉上石头磙子碾压，碾压到磙子不沾土了，把硌挠扫清，再用石头磙子反反复复碾压，碾得越结实越光滑越好。
看我们跟着大帮割地又累又跟不上趟，ZHQ队长就隔三差五地安排我们跟车拉庄稼。生产队就一挂大马车，秋收往场院里拉庄稼全靠它。这挂马车是三驾大马车，中间驾辕的是一匹枣红色大马，前边拉帮套的一头黑骡子和一匹白马，三个家伙卯起劲来，车上庄稼摞得再宽再高，它们也不在乎。车老板WXH，生产队保管员WS的儿子，高个子，大眼睛，好身板。在生产队，车老板是人人羡慕的好差事，“喔喔——吁吁”，WXH赶马车吆喝得很豁亮。跟车拉庄稼，装车也有技巧。庄稼摆在哪里，才能码好垛好，我不会，就听WXH的，我的任务就是往车上抱庄稼，WXH说放在耳板上打横，我就放在耳板上；WXH说搁在中间勾心，我就搁在车中间。庄稼摞满了，够宽够高了，拴车就全是WXH的事了。只见他麻利地拉“前傻绳”、拽“后傻绳”、绕绞杠把庄稼勒紧，把车拴好，我无奈地在一边看，想帮忙却不知道在哪插手。WXH笑着对我说，“你连半拉庄稼汉也不如，书念瞎了”。跟车拉庄稼，去时虽然是空车，但是上山，车想跑快也快不起来；回来虽然是下坡，但车满载了，只能慢，不能快，快了容易出事；所以除了装车的时候累一阵，来来回回能够轻轻松松歇乏，因此我特别愿意队长派我跟车。
庄稼进场了，老庄稼把式就开始打场了。我在场院里跟老庄稼把式打下手，虽然没有学会打场，但也熟悉了打场。在山上干活的时候接触的全是年轻人，到了场院干活才熟识了生产队上了年纪的人。
打高粱场的时候，先把高粱头散开，一层一层铺成圆片，称为铺场。然后用毛驴套上石头磙子，吆喝着毛驴或走或跑绕起圈来，一圈一圈碾压高粱穗子，叫做压场。当上面的高粱穗子压得差不多的时候，就用木叉把上面的高粱穗子扣下去，把下面的高粱穗子返上来，再继续碾压。这叫翻场。木叉是用两叉均匀的杨木或柳木做的，独根做把（柄）。当上下层高粱穗子都碾得差不多时，就用叉子抖搂高粱穗子，使高粱籽粒落地，这叫抖搂场。经过几翻几抖搂，就该起场了。起场的时候，用叉子边抖搂高粱挠子边挑起堆放在一旁，再用耙子搂去碎杆碎叶，最后用横木板推高粱籽粒，在推的过程中，用木掀把高粱籽粒起堆。最让人兴奋的就是扬场。扬场的人看好风向，用木掀撮起高粱籽粒，顺势扬起，只见借助风力，轻的屑壳被风刮走，重的高粱籽粒潇潇洒洒落地。几位老庄稼人，W大叔、C大爷、Z二伯都是扬场的好手，他们经常抱怨说，“现在没有人学庄稼活了，都成半拉子了”。

四

天越来越冷，照社员的说法该猫冬了，也就是再也不用上地干活，可以晚上睡懒觉，白天热炕头上喝茶水、抽旱烟、嗑瓜子、打扑克、唠闲磕。
可是县革委会早早就下了通知，坚决打破猫冬陋习，彻底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那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口号喊得正响，农村有条件的地方都在学大寨修水平梯田。
朝尺沟生产队的耕地大部分在村北，是山坡地，但坡势很缓，用不着修水平梯田；一小部分耕地在村南，也是山坡地，坡很陡，地零零散散，虽然适宜修水平梯田，但费力，不划算。（辽西农村地广人稀，一贯靠广种薄收过日子。）
ZHQ队长不敢硬扛上级指示，只得安排不多的人在村南坡地平地垒坝，应付大队检查。更多的人不能呆着，就挖空心思找活干。
最明显地是打场的速度慢了，本来上冻前应该打完的场，拖到了上冻以后，打起冻场。当老社员在场院里慢条斯理打场的时候，我们和一帮女社员在场院北面向阳的地方，垒起秫秸垛挡风，手里不紧不慢地搓苞米粒。
当地没有冻结实的时候，粪堆也没有冻实。生产队长也派我们倒粪。粪堆大都是牛粪、羊粪、马粪掺土掺水发酵过的。倒粪就是用镐头把粪刨下来，然后再用镐头把粪捣碎，再重新堆起来。本来倒过的粪开春以后才往地里送，现在不猫冬，也就直接送到山上去了。
送粪的时候，大马车围上了粪帘子，防止粪撒到外面；大马车车板一前一后也有两块是活的，方便卸粪。粪卸在地里，八条垄一趟子，粪一堆一堆均匀地散放。
为了牲畜过冬，要给牲畜准备饲料。主要是给牲畜准备草料。草料是用苞米秸杆和谷子秸秆加工的。苞米秸杆和谷子秸秆用铡刀铡成草料又费力又慢，生产队虽然有铡草机，但村子还没有通电，只能从公社拖拉机站借来轮式拖拉机做动力。铡草机铡草很快。要许多人从场院抱苞米秸杆和谷子秸秆。铡草机安放在草料库房外面，铡草机飞快地转动，草料纷纷扬扬飞出，草料屋里尘土漫天。当铡草机不转的时候，抓紧草料堆堆，草料库房呛极了，一边忍受着呛人的气味，一边忍受着弥漫的灰尘，奋力地把草料堆紧堆实堆高，堆完马上就跑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屋外虽然寒冷但却清爽的空气。
从公社拖拉机站借来拖拉机，生产队要好好地招待拖拉机手。生产队就张罗办伙食，要给拖拉机手做牛犊子汤和饸饹吃。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牛犊子汤和饸饹。荞面在东北农村算是细粮，牛犊子汤和饸饹都是用荞面做的，吃牛犊子汤和饸饹就是吃稀罕了。
把荞面活成面团，擀成薄片，切成三角片，下到锅里煮熟，这是牛犊子汤汤片。牛犊子汤好吃，主要在拌的作料上。作料的主料是芝麻，把芝麻炒熟，磨成面，用水调匀，再加盐、葱花、花椒、酱油等调料，就成了所谓的芝麻盐；把这芝麻盐和汤片拌合在一起调匀，吃起来真是别有滋味，特别香，吃三大碗还舍不得撂筷。
做饸饹最特别的是有个饸饹床子，饸饹床子主要有一个铁管子，管子下面有一个筛子眼，饸饹条子就从筛子眼漏出。把活好的荞面团子塞到饸饹床子，用木墩子压，这个木墩子装置就是一个杠杆装置。手柄一上一下地用力，饸饹条子就绵绵不断地直接下到锅里，煮熟就可食用。吃饸饹，主要也在卤上。卤一般都是酸菜猪肉卤。荞面特殊的芳香加上酸菜的酸、猪肉的香，饸饹又是一番风味，吃起来也是流连忘返的。
虽然说是给拖拉机手做的，但是干活的人也都能跟着借光，只不过生产队干部陪着拖拉机手在小屋吃，另有加厚；我们捧着大碗在外面吃罢了。
寒冷的冬天，繁重的农活，偶尔吃上几碗牛犊子汤、饸饹，也算苦中一乐。

五

农谚说：“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
阜新地区，节气比较晚，五一前，杨树、柳树、杏树才展叶。但过了谷雨，庄稼人也开始忙碌起来，进入春耕大忙季节。
在队长的张罗下，朝尺沟生产队的社员早忙忙活活地把粪送到了地头，开始扶犁播种了。
“倒茬如上粪”，播种前要按茬口找好地块。按这里的习惯是按高粱（玉米）——谷子——大豆——高粱（玉米）这样的顺序倒茬。
种地，最大拿的，要算是扶犁的人了。犁杖要牛和马来拉，吆喝牛和马的人，得老把式。张家二哥平时蔫声蔫语的，可使起犁杖，是一把好手，牛和马在他不紧不慢地吆喝下服服帖帖。种地了，大马车没有什么事情，车老板武显和也扶起犁杖，他吆喝起平日和他朝夕相处的大红马也显得威风凛凛。
犁杖把地按原垄划开以后，就要滤粪。滤粪就是把顺垄沟堆着的粪堆用粪撮子扬到新划开的垄沟里。我和王光辉身大力不亏，队长就派我们跟着犁杖滤粪。一开始，我掌握不好每一撮子的分量，扬到垄沟里的粪，多的多，少的少，甚至有摊不到的地方，一点也不均匀。后来，有了门道，我撮得才有准了，撮子一扬，粪散得也均匀了。
跟着犁杖点种的一般是女社员。点种使用一种叫点葫芦的家伙。种子放在点葫芦里，点种的人，一边走，一边用小棍敲击点葫芦，种子就从点葫芦里均匀地撒在豁开的垄沟里。
女同学则被队长安排踩隔子。踩隔子很简单，只要跟在点种的人后面，两只脚不停地倒动，一方面把土浮在种子上，一方面一脚挨一脚把土踩实。
可能为了更好地保墒保苗，除了踩隔子，队长还总安排人压隔子。在种完的地块，队长安排一个人赶着毛驴，拉着磙子压地。我们三个男知青，就属郭玉武显得单细，队长就安排郭玉武去压隔子。常有这样的情况，大队人马在这山坡热火朝天的种地，郭玉武在那山坡孤零零地赶着毛驴压地，我拎着粪撮子，望着他，感觉他优哉游哉地，人虽然孤单，但很舒坦。
种子落地，好像转眼之间它就拱出土了，小苗就齐刷刷地蹿出来了，很快就进入了夏锄季节。
夏锄季节，天热了，活也累了，最烦人的是起早贪黑。天亮了，只要队长的哨子响起，睡眼朦胧地就得跟着社员上山，不吃一点东西，就得先干一崩活，就是一气活，才能回青年点吃早饭。饭后，不会歇多长时间，队长的哨子就又响了，又得上山干活。午间，虽然歇大晌，但睡得正香，还被唤起，很不情愿地再上山干活。这个季节，最盼下雨了，因为只有外面大雨如注，我们才能舒舒服服地在炕上躺着，看看轻易不能摸的书籍，读到白居易的诗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也自哀自怜了。
锄地，锄第一遍，是最较劲的事。因为既要除草，又要定苗。我往往一锄头下去，心想的是把草除掉，可偏偏把苗铲了。手忙脚乱地，总也赶不上趟。豫剧《朝阳沟》的唱词：“前腿弓，后腿蹬”，这时一点也帮不上忙。
锄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就好多了。因为，这时候，苗已经定了，不用再担心没准把苗伤了。跟不上的时候，可以锄板往前一推往后一划拉，不管锄得深浅，要紧的是跟上打头的，好随大帮一块休息。日伪时期，劳工是“糊弄鬼，糊弄鬼，糊弄一会是一会”；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知青，还有一些社员，竟然，糊弄起集体，“糊弄一会是一会”了，哪管“人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人一年”。
三铲三趟以后，挂锄了，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让地里的庄稼好好喝饱水，好好吸足养分，慢慢挂浆结实，我们期望“三春不如一秋忙”不要来得太早，让我们好好歇一段。

第四章

一

刚到生产队的头几天，还是房东陈大娘给我们做饭。但考虑我们在生产队不是呆一天两天，不是呆一个月两个月，也许二年三年，甚至更长，也兴许有人一辈子会扎根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独立生活。因此，我们和队长要求自己留人做饭，队长答应了我们。
由于女同学多，所以轮流做饭的事情就不算我们三个男同学的份。这样，去生产队抱柴禾，去井沿挑水，青年点里的杂活，不用女同学吱声，我们三个男同学就抢着干，惟恐干不着。
朝尺沟村里有三口井，一口井在大队书记陈显明家门口，一口井在张家二哥家门口，一口井在赵家那边。陈书记家门口的井离伙房近。虽然近，但伙房在沟东，水井在沟西，都在坡上，来回都要上坡下坡，还要踏着石头，跨过小河沟，担一挑水，来回走一趟，很不容易。郭玉武力气不足，一担水在他肩上，总是晃晃悠悠的，因此，我和王光辉水就挑得多些。
井很深，在井沿有个辘辘。辘辘架在木架上，上面绕着粗麻绳，麻绳的一端拴着一只木桶。辘辘把由于年深日久，磨得光溜溜的。摇起辘辘把，把木水桶顺到井底，再把绳子抻直，把木桶抻离水面，手一摇晃，顺势把木桶翻过去，沉落水中，木桶才会灌满水。这个劲要使得巧，才能把木桶打满水。开始，不会使这个劲，木桶总装不满水，但慢慢就会使这个劲了，很容易就使木桶灌满水，即使一下子不满，上下沉一沉，也就满了。木桶灌满水，用辘辘摇上来，还要折到自己挑来的铁水筲（铁水桶）里。两只水筲满了，再颤颤悠悠担回去。
我们每次担水，不仅把伙房里青年点的水缸挑满，也会把房东家的水缸顺便挑满。
比起我们挑水，女同学学做饭有趣的事情就多了。
农村做饭的锅台虽然和我们工矿区住家的锅台差不多，但由于条件不一样，所以用起来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家生火的时候，在锅灶里，放上一块桦树皮，一小把劈好的劈柴，一小铲煤，用火柴一点桦树皮，很快火就着了。可是，来到农村，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生火做饭也得从头学起。
一次，大概是由于我们从生产队场院里抱来的柴禾有些湿，女同学点火做饭，怎么点也点不着，伙房里满屋子烟，呛得人都呆不住，女同学忍着烟呛，使劲拉风匣，无论怎么用力也不管用，气的女同学直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太害人，弄得我们连火也不会点”。后来，还是房东陈大娘帮忙才把火点着。
不久，学校在紫都台公社沙力土大队开知青汇报会，四个公社的青年点都派人去了，场面很热闹，我们青年点派我去的。我在会下和同学私下的议论中，讲了这件事，碰巧被阜新日报社派来采访的记者听见了。那时，报纸上已经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报社的那位记者回去就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也就几百字，题为《伙房批判刘少奇》，登在《阜新日报》一版右下角。
不仅火有时点不着，做饭也常出差头。有时，贴大饼子，锅还没有烧热，就把面团拍吧拍吧贴在锅上，结果，一出溜就出溜到水里了。有时，玉米面没有发起来，贴出的大饼子，硬生生的。有时，煮高粱米饭，高粱米煞米煞不干净，把沙子留在米里了，结果，吃到嘴里把牙咯了。有时，做菜，盐放多了，猴咸猴咸，难以下咽。
即或这样，同学们在一起，没有埋怨的，反而，互相逗乐，自我解嘲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

二

第二年春天，生产队就开始为我们张罗盖房子。
青年点选址选在了村西头，就在张海清队长家西边。
那个年月选房场，肯定不能看风水。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房场风水还真不错。
“前有照，后有靠，中间低，两头翘”，在风水先生看来这就是好房址的标准。
我们的房前不远就有西边流过来的溪水，这是“前有照”；我们的房后就是缓缓的山坡，这是“后有靠”；我们房东是张队长家的院子，院子里长着几棵枣树和梨树；我们房西是村子通往古喇嘛营子的小路，小路越向西地势越高，小路旁还有稀稀落落的小树；因此，我们的房场也算“中间低，两头翘”了。
生产队为我们盖房子，放了很多树。我们的房子是五间，不说门窗、椽子所需要的木料，就说五根房梁、四十五根檩子就得需要几十棵树的木料。生产队没有那么多成材的树可供砍伐，因此，凭知青办的介绍信，到市里木材公司拉了许多檩木。
为了给我们盖房子，除了木匠陈家五叔外，总在外做木匠活的林木匠也不出去了，留在生产队为我们做木匠活。
给我们盖房子，工期就选在了春耕大忙后、夏锄前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朝尺沟西沟忙碌、热闹。
我们房子的墙是版筑的土墙。打土墙的时候，把两块又宽又长的木板按着墙宽摆好固定好，就往板槽里扔黄土，一层层踩实夯实，夯土用的是石夯锤，一夯一夯夯得很结实。开春以后，生产队换了队长，这时队长已是陈显富——陈家三叔，我们习惯亲切地称他为三叔。三叔确认每一槽夯结实了，才指挥继续往上摆板，把墙继续往高打。“脱坯打墙，活见阎王”，怕我们打不结实，三叔没有让我们跟着夯墙，我们的活只是往板槽里填土，但夯墙的号子和沉闷的夯声使我们震撼。
打墙没有让我们“活见阎王”，但脱坯却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累。盘炕需要用坯得早早预备出来，三叔就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和泥，供老把式脱坯。房场后面的山坡，有雨水冲刷裸露的黄土层，我们就从那里取土。土取来后，就洇土，一层土，一层剁好了的干草，浇一和水。土洇好后，最累人的就是和泥。用二齿钩子辺，用铁锹翻，想办法把干草和土掺匀，吃奶的力气都用上，还是不能弄得很匀，索性脱了鞋，光着脚丫到泥里去踩，踩大劲了，泥点溅起来，溅到脸上就成了泥人。泥和好后，我们还得给老把式端泥，看到一块块坯在老把式身后有模有样，我们瞅着挺好看。
最热闹的要属上薄那天了。生产队的劳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都来了。最多的人要算上房盖，在檩子上铺上秫秸薄，再码好一摞摞秫秸，再填上土，在土上抹上泥，房顶就有样了。还有一伙人盘锅台搭炕，这可是个技术活，陈显荣大爷、武申大叔领着几个人干。再有一帮人抹墙，挂墙里子，挂墙面子，忙得身上左一块右一块泥点子。
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生产队少不得要办伙食，牛犊子汤，压饸饹，又是一顿美餐。我们青年点也没有什么家底，只能贡献我们的食油，买点肉，算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房子终于落成，等炕干了，墙不潮了，我们就搬进去了，那天，甭提我们多高兴了。
五间正房，中间，一进门是灶房，挨着女同学住屋盘的是大灶，一口八印大锅端端正正摆在上边，挨着我们男同学住屋砌的是小炉台，烧水方便；东屋是连二大屋，连盘大炕，明梁就在屋中央；西屋被间成了两个房间，外屋我们三个人住，里屋就是我们青年点的仓房，放粮食，放工具，放杂物。
朝南的窗户有大有小，但东西住人的屋，窗户都一样。窗户上下两扇，上扇是活动的，可以打开，窗户纸糊在木格上，打开的时候，用小钩吊在绳上；下扇是固定的，有三条玻璃固定在木框上，透过和煦的阳光。
青年点最大的缺欠，就是没有灯。因为，那个时候，莫牛海大队，只有大莫牛海、小莫牛海、莫牛海南沟、莫牛海北沟通电了，我们朝尺沟、王道沟、东阿门朝老、西阿门朝老还没有通电，夜里只能靠小小煤油灯给我们带来一点光明。
因为没有电，所以在灶房、住屋的间壁墙上都开了一个长方形灯窑，好安放煤油灯，就是那种玻璃瓶里装煤油，灯捻穿过铁裤浸泡在煤油里，用针挑压控制火苗大小的煤油灯。

三

搬进了青年点的新房子，我们把青年点生活搞好的心劲更足了。
我们也象社员一样，把青年点的院子垒起了院墙。垒院墙没有要生产队帮忙，是我们早晚一点一点用泥堆起来的。虽然墙不高，青年点有了院套，瞅着顺眼。
院套虽然没有社员家的大，但也有不小的一片地能够做园子种菜。我们夹了障子，把地翻了，开了畦子，就栽茄子，栽辣椒，种土豆，种小葱，搭架种豆角，种西红柿。
“种地不上粪，纯粹瞎胡混”，为了把园子种好，我们不再嫌粪臭了，不时地把厕所里的粪掏出来，兑上黄土发酵，把粪捣好后，很细心地给蔬菜追肥。
等茄子、辣椒、小葱、西红柿、豆角、土豆从园子里采摘、起出，摆到饭桌上，我们吃到自己的劳动果实，觉得格外香。
秋天，生产队分了黄豆，我们也学着社员，把豆子烀了，做成酱块子，到了春暖花开以后，也把酱下上，放在向阳的地方发酵。也做了酱筢子不时地搅酱。怕雨水淋了酱缸，也找社员帮忙做了酱斗篷盖在酱缸上。当大酱下来的时候，小葱蘸酱，酱味也挺地道。
我们还在院套东边垒了猪圈，在房子东头搭了鸡窝，从社员家买了小猪仔，抓了小鸡雏，也喂起了猪，养起了鸡。
头一年，我们知青的口粮每人是600斤，由公社粮库供应，但是毛粮。第二年，口粮标准还是600斤，但由生产队供给了，自然是毛粮。所以，我们总要到粮食加工点去搅米搅面，加工下来的米糠，就是喂猪养鸡最好的饲料了。
我们也象社员一样预备了泔水缸，淘米水、剩饭剩菜都不随便扔，都倒到泔水缸里，留着喂猪。
上山干活，也学着社员，在歇气的时候，给猪薅点猪毛菜、灰菜、苍子棵，下山回家不空手。
到年根底下，我们喂的猪出栏了。请社员帮我们杀了猪，我们也按村子里的习俗，做了杀猪菜，给社员一家送了一大碗尝尝。
鸡长大了，母鸡也咯咯地叫唤下蛋了，在鸡窝，在房前屋后，捡起鸡蛋，我们都喜滋滋的。捡起的鸡蛋，我们细心地积攒，积攒多了，大家才炒鸡蛋、蒸鸡蛋羔、做鸡蛋汤改馋。
说起蒸鸡蛋羔，我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年冬天，快过年了，青年点的同学都回家了，只留下我一个人看家。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一个人在青年点睡觉害怕，就去村里找陈才给我作伴。走到小河沟，看到有人在那里踌躇不前。原来是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小女孩，他们见我过来，就问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们是朝尺沟。他们问，这里可有下乡知识青年。我回答，我就是。原来，他们是沈阳下放到大五家子公社的五七战士，是高束台大队的，去公社办事，回来走错路了。想问问路，如果有青年点，就希望在这里借住一宿，明天天亮再回去。高束台大队离这里较远，过了王道沟，还要走很远，道我也不熟悉。于是，我当即决定不去找陈才，把他们带回了青年点。我给他们烧了喝的水，还给他们烧了洗脚水，安排他们住到女同学的东屋。第二天早晨，我给他们做早饭，为了方便，我决定给他们蒸大米饭和鸡蛋羔。在饭盒里放的米和水都合适，可是蒸鸡蛋羔我竟然不知道加水，我往一个大碗里打鸡蛋，打一个不满，打二个不满，我竟一口气打了七八个，大碗才满了。饭好了，揭开锅一看，别人蒸的鸡蛋羔都鲜嫩鲜嫩，可是我蒸的鸡蛋羔又老又硬，瞎了我一片好心。其实，我考虑周全一点，早早问问那位女五七战士，就不会出这个洋相了。但是，我没有问，我给他们做饭时，他们由于昨晚的劳累，起床晚，正在忙着洗漱。这天早晨，我做的饭菜虽然不可口，但五七战士一家都非常感动，临走一再邀请我去他们高束台大队做客，但是，我没有去，以后也没有去，以后也就失去了联系，我只知道他们是来自沈阳大医院的医生。

第五章

一

刚下乡那时，城里对毛主席崇拜的热潮还没有退潮。我们在抗旱前还学了跳忠字舞，我们把它带到了农村。
我们和张海清队长说要教社员跳忠字舞，张队长自然满口应承。当活不太累的时候，我们就在地头教跳忠字舞。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在下面热情地轻声哼唱，王向明、周世红等几个舞跳得好的，在上面做示范，欢快地跳着。
把舞分解开，一个姿势一个姿势地教社员跳。张队长催促着社员跟我们学，可男社员谁也不上去学，女社员有几个上去了，跟着后面，只是笑，甚至笑弯了腰，也还是没有学会几个舞姿。
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这里不是城里，不能把在城里的狂热带到这里，我们没有坚持，跳忠字舞在朝尺沟无果而终。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在城里愈演愈烈，人们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兴起毛主席像章热，办“毛主席万岁”展览馆，甚至搞红海洋，把墙壁都涂成了红色，这些消息也传到了乡下。
教社员跳忠字舞没有成功，我们也不愿为搞更多的活动和社员形成对立，我们就独善其身，把“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搬到了自己的饭桌，局限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那一阵子，赶上房东陈显荣大爷的儿子陈富结婚要用房子，青年点伙房搬到了生产队民兵排长陈显俊家。陈显俊家，虽然房子破旧，院子也小，但陈显俊的父母对我们特别热情，特别实在，我们特别感动。
每天早饭，菜好了，饭好了，我们先不吃饭，而是站在饭桌旁，面对毛主席画像，手举《毛主席语录》，一个同学带头说，“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其他人跟着一起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个同学再接着说，“然后，让我们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大家跟着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个仪式结束后，我们才盛饭盛菜吃饭。
但整个村子，只有我们青年点这样做，社员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日子，我们自己也觉得荒诞不经，慢慢地，“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的声音在我们青年点也消逝了。
那时，毛主席针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总要做出指示，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称作最新指示。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已经成了当时人们的自觉行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导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天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发了这一消息。我们在青年点听到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很振奋，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还把它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听完以后，我们大家就坐不住了，大家就跑到村里，从西沟到东沟，在漆黑的夜色下，冒着寒冷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在生产队队部还向闻讯出来的社员宣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

二

到了农村以后，虽然大家不在一起议论，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要想回城，要想上大学，和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搞好关系很重要。
到了生产队，每天除了劳动，就是政治学习。村子里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地富反坏右，当然也就没有城里常见的批斗会，没有人去搞火药味浓的阶级斗争。
入乡随俗，何况我们要和当地干部社员处好关系，自然没有人要去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没有人要刮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
到了1969年年初，情况出现了变化。有一天，公社来通知，要市高中的下乡知识青年集中到公社开会。在这个大会上，原市高中红卫兵的头头，市高中革委会成员，下乡到高束台大队的一个同学做了中心发言。他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市高中的同学到了农村，很快就把红卫兵的棱角磨秃了，没有了斗争的锐气，没有了朝气蓬勃，而是死气沉沉，一潭死水，他号召大家发扬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积极参加农村斗批改，农闲，阶级斗争不能闲，掀起农村阶级斗争新高潮。
这个同学的讲话，在同学中激起了波澜。我们回去在一起议论，大家觉得我们生产队没有地富反坏右，一潭死水，好像有些蹊跷，应该调查调查。
没有费什么周折，我们就知道原来村子里有一个富农分子和一个当过土匪的人。富农分子是女社员张玉琢的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我们也认识，给人印象见人总是陪着笑脸，小心翼翼。但当过土匪的那个人，是大队赤脚医生彭大夫的父亲，我们没有见过，听说在家里呆着，足不出户。
说起大队赤脚医生彭大夫，我们也认识。他，个子很小，由于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跛脚。他每天背个皮药箱子，骑着一头毛驴，走村串户给社员看病。但是，我们对他印象不好。因为就是他，在我们来之前，反对生产队接收知识青年，说什么“知识青年来了，地还是那些地，粮食不多打，但口粮被争了，工分被争了，不合适”，但由于大队书记是这个生产队的人，他的主张没有被生产队采纳。
听说，他的父亲当过土匪，却躲在家里不参加集体劳动，不接受劳动改造，我们对他的反感起了作用，我们决定要让他的父亲参加生产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对他的劳动改造。
生产队长和队干部自然不便阻挠我们的行动。
那天，下了小雪，天也阴沉。我们十一名知识青年，打着一面红旗，雄赳赳地走在朝尺沟通往王道沟的山路上。一路上，我们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鼓舞自己的斗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歌声回荡在山岗上。
我们到了王道沟，彭大夫不在家，只有他的老婆——一个瘦弱的女人在家。彭大夫的父亲看到我们的到来很害怕。我们大声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就大声勒令他跟着我们去生产队劳动。
彭大夫的父亲在生产队里干了几天活，虽然活计都不累，比如，扫扫生产队的院子；铡草时，续续草；但我们看出他年老体衰，干活吃力，这样干下去，我们担心会出事，就商量让他回家了，但为了给自己台阶下，我们勒令他“回家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
彭大夫对于他的父亲被勒令劳动，内心肯定极为不满，但表面上又不能和我们对抗。我们和彭大夫碰面，虽然依然客客气气，但心里都明白，和气已经伤了。
作为农村赤脚医生，彭大夫在莫牛海大队周围很受尊敬。他的父亲被勒令劳动改造，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自尊心。毕竟他的父亲当过土匪，他若和我们明斗暗斗，都没有胜算。因此，他选择了逃避，就在这年春天，他举家迁往临近的红帽子公社塔山大队，远远地避开了我们。
当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感觉可以不内疚的是，我们在学校时本来就是循规蹈矩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也没有使我们走得更远，我们对彭大夫的父亲只是要他去参加劳动，没有开他的批判会，和他没有身体的接触，这是彭大夫的父亲，也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

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倡“抓革命，促生产”，在形式上最普遍的就是“天天读”，天天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两报一刊社论，学习党的文件，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里，工人都是早晨七点，甚至更早，提前到工厂，在班前学习。在农村，由于看着太阳出工收工，所以，天天学习，天天开会，就安排在晚上，在太阳落山以后。
学习是在生产队队部。队部是一座五间房子大屋，靠西侧是一铺大炕，大炕前有一张大办公桌，是生产队会计记账算账用的，沿北墙、东墙各有一溜简易的长条板凳。
到了学习的时间，社员三三两两来到队部。一般，老社员都习惯上炕，或盘腿，或曲腿，或伸腿，靠墙坐着。而且，上炕就拿出抽烟纸，卷上旱烟，吧嗒吧嗒就抽起来。女社员都习惯坐在靠北墙的那排长凳上，而且来了就相互取笑，谁头发梳的好，谁衣服式样好，谁有人给介绍了婆家，叽叽喳喳，“三个女人一台戏”。年轻男社员就习惯坐在靠东墙这溜长凳上，你逗我，我逗你，也不消停。我们三个男知青就挤在年轻男社员这一堆。而队长就坐在办公桌跟前，一本正经地领着我们学习。
社员家点的都是小煤油灯，灯光微弱。生产队队部点的是保险灯，有玻璃灯罩，灯捻粗大，点着了，很亮堂。陈和，陈显富队长的儿子，干活的半拉子，来了就愿意搬弄这个保险灯，觉得好玩。
在这里学习、开会，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批判刘少奇、摆两条路线斗争史和评大寨工分。
批判刘少奇是在1969年春天，那时，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开过，那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审查报告》发到了大队这一级，大队书记陈显明把文件拿回来，让我们知青在生产队学习时给宣读宣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文件的红头使人感觉庄重。除了《审查报告》，还附有《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所谓批判刘少奇，就是我们知青在生产队学习会上照本宣科读中央文件，然后大家议论议论，口头批判批判。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还容易接受，但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就是说他叛变革命，是敌人打入内部，能够爬上最高职位，却使人费解。但《罪证》里面的人证、物证、旁证，那些影印件，却使人不能不相信。由于怕在学习会上边看边读出错，所以，在学习前我们先看了一遍，甚至几遍，当大家轮流读时，谁有念错了的地方，大家都能听出来，主动提醒纠正。
摆两条路线斗争史，是在批判刘少奇之后。那时，为了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遗毒，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上面要求摆当地两条路线斗争史。这件事有意思的是，在私下里，张家、陈家、赵家，在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表现，小葱拌豆腐，分得一清二楚。可是，到了生产队学习会上，大家却都抹不开情面，都说得含含糊糊，但话里有话，都不肯承认自己在合作化的道路上落后过，“小脚女人”都是别人。我们知青，虽然在背后探听得明明白白，但也不愿当“出头的椽子先烂”，不愿意得罪任何一家，就说“我们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听大家的吧”。
评大寨工分次数不少；但抹开情面，好是好，坏是坏，却不多；倒是队长一个人说的时候多。队上有个叫张万山的，原来是新邱煤矿的工人，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工矿企业裁人，张万山就回到家乡。他庄稼活不行，又有点懒，所以，在生产队干活吊儿郎当。陈显富队长就说他，“张万山，张万山，溜溜达达七分八”，给他定了一个劳动日八分。陈和，是他的儿子，在生产队给社员放猪。评到他时，陈队长就说，“半拉子，半拉子，五分吧”，就给他儿子定了一个劳动日五分。陈显富队长在评到我时，显示了他对知青的关怀，他说，“小宋，干活力巴（笨，技术不行的意思），但不藏奸，卖力气，十分吧，离开爹妈，在外不容易”，我人缘还行，没有人反对，一个劳动日十分，我拿到了整劳力的工分。可惜，生产队的日值不高，我们在生产队的三个年头里，最高的年份，日值才七角五分。

第六章

一

我们青年点三名男同学、八名女同学很团结，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青年点的生活搞得很好。这时，其他大队青年点已经闹起了不团结，甚至有的青年点散伙了，三三两两分帮做饭吃。正因为这样，公社对我们青年点印象很好，树立我们为公社青年点的榜样，王向明还代表我们青年点参加了全县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会上交流了经验。
青年点有了名气，同学们也受益。公社要加强报导工作，选知识青年做报道员，有人说我念书时作文不错，向公社推荐了我。1969年夏天，我就被抽调到公社，跟着公社文教助理老张搞宣传报导工作。
公社在大五家子街上，是临街的一个大院。靠公路那排房子是助理员的办公室，民政助理老徐、公安助理老李、文教助理老张都在这排房子。在院子深处那排房子，是公社领导的办公室，公社赵书记、宋主任、潘社长都在那排房子。那排房子也有一般干部，比如办公室主任、妇女助理。院子西厢房有食堂，有宿舍，家在外地的干部住单间，象我们这样临时抽调的人就住在连盘大炕的大房间。公社广播站、邮局也在公社院子里，就在西厢房临街的那头。到公社我碰到了几个先抽上来的高中同学，在公社广播站的张智臣，在公社粮库的黄树忱，在公社中学的任平，晚间没事，我们喜欢会聚到一起，山南海北乱侃。
老张四十多岁，从小学老师做起，做到公社文教助理，算是进步很快了。老张家庭出身不好，为人办事很谨慎，和人打交道，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老百姓，他都非常和气，笑容满面。他写得一笔好字，写材料很快，是公社的笔杆子。他家在皂力营子大队，办事离家近了，就在家里住，远了，就住在公社或下乡的大队。
大五家子公社属散山丘陵区，北片地势高耸，错落起伏；南片地势较低，有平坦农田。我和老张下乡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好走的地方就骑着走，不好走的地方就推着走，事先计划好，只要不远，就回公社过夜，只有太远了，才住在大队部。
跟着老张下乡，不单纯搞报导，总是带着中心工作下去，边工作，边了解情况。有了合适的材料，才写成报导。一稿数投，交给公社广播站，寄给县广播站、市广播电台、阜新日报社，县里、市里广播不广播、刊登不刊登，我们管不了，但公社广播站总是要广播的。
为了锻炼我，从我跟了老张之后，写稿件，总是我们商量个提纲，由我执笔来写，成稿后，老张审查、润色之后，我再清清楚楚抄写，送给寄给有关各方。
那时，写稿件，有个大致的路子，总是先写干部、社员思想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普遍的就是“口头讲政治，心里想生产”；然后写学习了毛主席有关著作、有关教导，认识提高了，思想进步了；最后，一定是毛泽东思想结硕果，革命促进了生产，春耕、夏锄、秋收全面大发展。那时，党的九大早已闭幕，我们也会在稿件里写九大精神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我和老张写的稿子，一律署名“大五家子公社报道组”，不署个人的名字，也没有一分钱的稿费。我和老张的报导，成绩还不错，每个礼拜在县广播站总能听见我们公社的声音，每个月在市广播电台总有声、在《阜新日报》有版面。所以，公社宋主任看到我，会夸奖我，“小宋，干得不错！”因为，“一笔写不出两个宋字”，我在感情上和宋主任很接近。
在公社报道组的日子里，接触到最大的新闻事件是无木建房。那时，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大批五七战士下放，所以，农村盖房木材很紧张。县里在柳条沟大队搞了无木建房试点。这房子是给原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海盖的，房址在西哈尔套，房子用菱苦土构件、砖石、混凝土拱盖成，没有用木材。房子落成之后，市县在这里开了现场会，市里、县里、各公社来了许多人。由于有市县记者，所以我们写的稿件没有给市县投稿，只是在公社广播站广播了一下。

二

1970年春天，阜新日报社举办第七期工农兵通讯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三个月，我们公社有一个名额，公社领导为了培养我，就让我去参加学习班。
到了报社才知道，这期学习班，学员来自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和郊区，有社员，有还乡知识青年，但更多的是下乡知识青年，一共才十二个人，所以，我更加珍惜这次机会。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报社领导安排我们住在报社三楼，特别要求下乡知青，即使家在报社附近，也不许回家去住。
头一周，先务虚，由报社的负责同志领着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报社实行“三结合”领导体制，领导班子有军宣队的同志，有工宣队的同志，也有报社的同志。军宣队来自驻军3302部队，工宣队来自阜新发电厂。我们学习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边学习，边讨论，在讨论会上，我发现自己脸特别小，发言时，总觉得脸发热，憋得通红，甚至会冒汗。佛寺公社来的李井轩，虽然年纪最大，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特别能说，说话时用一些土话，挺生动。务虚结束时，报社领导觉得李井轩学习体会深，就让他在报社全体大会做了中心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我为贫下中农掌文权，他讲了旧社会农民所受的苦，讲了自己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大队民兵连长的过程，讲了自己到报社手握笔杆子的兴奋，决心要为贫下中农掌文权，狠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狠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热情讴歌伟大领袖毛主席，热情讴歌毛泽东思想，让工农兵牢牢占领新闻宣传阵地。他的发言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在报社引起轰动。
那时，报社的编辑部不像现在分为这个室，那个室，这个部、那个部，而是叫这个组，那个组。
务虚学习结束后，我们十二个人就被分到各个组，跟编辑、记者老师在实践中学习。
我和苏文章、姜玉秀被分到了政文组，拜李电明、刘静、李开刚为师。
李电明老师是政文组组长，蒙古族人，建国初期就在报社工作了。刘静老师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是报社里学历高的，过去是文艺编辑。李开刚是老高中生，带着一副深度近视镜，文质彬彬。
电明老师说，“欢迎大家来到政文组，大家来自生产第一线，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大家参加这个学习班，是为了给基层培养报导骨干。咱们在干中学，有任务，你们就跟着下去采访；没有任务，就留在家编辑来稿。”
政文组的办公室很大，由于有采访任务，所以，人员流动性大，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哪张桌子闲着，我们就在哪张桌子看稿。
看稿才知道，编辑稿件不容易。因为，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报导中心，收到符合报导中心的稿件有时不多；符合报导中心了，可是写稿者的文化程度可能不高，稿件中心不突出，句子不通顺，错别字连篇，是常有的事情；这时，就需要我们推倒重写，只是事情属于写稿者了。
编完的稿件，由我们填写好稿签，交给电明老师。电明老师会仔细地审阅，对我们的不足他会一一指出，如果能够采用，他会叫我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如果不能用就放到一边，以后会在字纸篓里睡大觉。
下去采访，最紧张、最忙碌要属报导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五七农业大学”。那是这年的六月中旬，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在阜新县召开现场会，推广阜新县“五七农业大学”经验。现场会期间，天天发消息，天天有相关文章配合报导。我们三个跟着政文组的老同志，吃住在阜新县革委会招待所，奔波于市县。由于事情重大，主要稿件由老同志写，我们只写些零打碎敲的小文章。就是这样的任务，有一次，我也没有完成，倒不是难写，而是在采访中，听到了不同的说法，我相信了知识青年的看法，而没有采信公社、大队的说法。所谓“五七农业大学”，是在县里挂一个“五七农业大学”的牌子，有一个办事机构，但各种专业班却在全县遍地开花。象农机班就设在农机站，兽医班就设在兽医院，而农业技术班，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报社要我和夏军采写的就是十家子公社一个大队的办学点。我和夏军是搭乘县革委会隋副主任的吉普车到十家子公社的。告别隋副主任以后，我和夏军就徒步去了大队，在大队没有碰到大队干部，却碰到了下乡在这里的新邱区知识青年。正值傍晚时分，一个知青在那里吹着笛子，如怨如诉的笛声使人不由得想家。这个知青听我们讲明来意后，知道我们也是知识青年，就直率地说，大队是吹牛说假话，根本没有搞科学实验，只有几个瓶瓶罐罐摆摆样子。由于，都是知识青年，我们两个听信了他的话，商量一下就回到县里。编辑老师听了我们的介绍，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点了点头，说：“就这样吧。”我们两个觉得编辑老师对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有些不高兴，也后悔没有听听大队的说法，如果两种说法都听了，再汇报给编辑老师，由他定夺可能更好些。毕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但直觉，我觉得这个知青的话是真实的。

三

文化大革命使工会工作、妇女工作、共青团工作都瘫痪了，没有了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后来，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里的政工组就包办了工会工作、妇女工作、共青团工作。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毛主席有感于红卫兵运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希望重新发挥共青团的作用，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整团的问题。因此，1970年7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
在报社学习结束，回到大五家子公社不久，公社领导就让我一边搞宣传报道工作，一边帮公社妇女助理唐桂兰搞整团工作。
唐桂兰是沈阳农学院（现在的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生，她的丈夫是她在沈阳农学院的同学，在阜新县五七农业大学办公室工作，因此，他们的家安在县城。
由于唐桂兰是女同志，所以，许多跑腿学舌的活就由我去干。甚至，去县里听整团工作文件的传达，也让我去。那次，听完整团工作文件的传达以后，我还在全公社大队书记的会议上传达了整团工作会议的精神。这时，我们大队的书记已经换人，新书记是孙书田，陈显明改作大队会计。孙书记听完我传达会议文件后对我说：“小宋，高中毕业生了，说话怎么脸红呢，声音也不响亮，以后得好好锻炼锻炼。”
公社决定在柳条沟大队搞整团工作试点，潘社长、唐桂兰带着我就去了柳条沟大队。
柳条沟大队在大五家子公社北部，有三个自然屯：西哈尔套、二道沟、柳条沟，是个小大队。二道沟、柳条沟，都是山坡地，自然条件不好；西哈尔套有河川地，生产条件好。大队部在柳条沟，瞅着还没有莫牛海大队敞亮。大队书记叫杜景龙，中等个，大眼睛，是个爽快人。
杜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由于早知道我们的来意，就在一起很快地商量妥了整团工作计划。决定整团工作分三个阶段：学习阶段、自查自纠阶段、吐故纳新阶段。具体工作由大队牵头，让我在这常住，负责和公社沟通联系，头三脚难踢，开头这段由潘社长在这里坐镇指挥。
在柳条沟大队的日子里，我和潘社长住在大队部，吃饭吃派饭。吃派饭就是轮流到社员家里吃饭，一天一家，除了不去地富反坏右家，家庭条件好坏都去。公社来了干部，社员都是热情招待。我虽然不是公社干部，社员也拿我当公社干部对待。印象中，我自己单独吃派饭的时候还没有，总有人在一起，不是公社干部，就是大队干部。社员把公社来的人当客人招待，总尽自己家最大的力量把饭做好。虽然，我们反复说明，社员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不要特意单做，但社员还是单独给我们做。农村没有大米白面，他们就给我们做小米饭，贴老品种玉米面大饼子（那时，已经开始种杂交玉米，杂交玉米面不好吃），熬老品种高粱米饭（同样，杂交高粱米也不好吃），给我们蒸粘豆包；没有肉，就给我们炒土豆丝，炖酸菜，炸鸡蛋酱。我们吃饭的时候，主人陪着唠嗑，但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吃，看到女主人谦卑地站在地下，我总感觉不好意思。谁家吃的差，我记不住了。但在吴家吃得好，我却有印象。吴家在西哈尔套，他家是祖传蒙医，专治跌打损伤，有祖传绝技。他们家在县城有人行医，名气很大。这里是他们的老家，他们家的院套在西哈尔套最大，房子最大最好，门楼也大。在吴家吃饭，他们把粘豆包煎热，拿来白糖，让我们沾着吃，非常好吃。别人家是炸鸡蛋酱，用葱沾着吃。他们家给炒鸡蛋，蒸鸡蛋羔吃。虽然，在社员家吃派饭，我们每人每天会按规定给社员留一斤粮票四角钱，但这点钱和粮票还是太少了，社员总是搭很多。
整团最后阶段是吐故纳新，让超龄团员履行了退团手续；让适龄团员重新做了登记，恢复组织生活；还吸收了一些青年入团，有在乡青年，也有下乡知青。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王姓女在乡青年。她的爷爷，解放前在黑龙江深山老林当过土匪，是个小头目，绰号“老来好”。那时，因为有所谓破坏生产行为，被批斗了。后来，还被判了有期徒刑，蹲了监狱。这个小姑娘，在整团活动中，积极参加，好发言，乐观开朗，对爷爷的所谓罪行也有认识。我们感觉她表现不错，就把她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发展入团。她的父亲给我印象也深，一次，我看见他给人帮工抹房子，他和别人一块和泥上泥，他一叉子一叉子往房上甩泥，非常卖力气，别人身上左一块右一块泥点子，可是他身上一星半点也没有，真是个干净利落人。

第七章

一

1968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下乡的报导，提出一个响亮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1969年春天，市里也开始动员城镇闲散人员下乡。这年，父亲六十一岁，本来应该办理退休手续，由于文化大革命，一切乱了套，不仅退休手续不能办，奇怪的是却被动员下乡。我接到父亲托人捎来的口信，就急匆匆从青年点回到家里。
父亲说：“现在动员我下乡，你们哥俩都在农村，咱们往一块凑吧，别东一个西一个的。你去踩踩点，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王紫晨老家在彰武县大冷，亲戚大都在彰武农村。听说我们全家要下乡，我要去踩点，就自告奋勇领我到彰武农村转转。
我们先乘火车到了冯家公社，紫晨有个亲戚叫郭玉，在公社当农业助理。郭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如果愿意在冯家公社落户，可以帮忙说一说。我和王紫晨跑了柏家、糖房、得力几个大队，这几个大队地势平坦，但地是盐碱地，虽然地里有防护林带，但风沙仍然很大，沙子打在脸上很疼。我和郭叔说，“我多跑几个地方看看，需要郭叔帮忙的时候，我再找郭叔”，就告别了郭叔，乘火车去了章古台。
冯家和章古台是相邻的火车站，我们去章古台是为了转道去紫晨大爷家程家坑。出了章古台车站，我们徒步去程家坑，一路上都是沙坨子，走起来很费劲。虽然是沙坨子，但沙坨子的沙子却很细，风扬起来打在脸上不十分疼。只是，有时路被沙子掩埋，找路困难。我们到了程家坑，天已经黑了。第二天早晨，我才看清程家坑的模样。原来，程家坑是彰武县最边沿的小村子，对面就是内蒙古库伦旗，草甸子一望无际，远远地有牧民骑马在放牧，给人的感觉是到了很偏远的地方。
离开程家坑，我随紫晨到了大冷公社程沟，紫晨有个姨住在这里。程沟在大清沟水库下游，有大清沟水库的水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程沟人种了很多水稻，他们这里的大米在阜新也有名。一路上，我还没有对哪个地方发生浓厚的兴趣，这个地方我有几分喜欢。但紫晨的姨说，“这里靠近大清沟水库，生产搞得好，分值高，大队对入户卡得挺严，不好进”，使我感到失望。
离开程沟，越过柳河，我和紫晨又来到满堂红公社中韩大队，这里也是紫晨的一个姨家。满堂红公社依傍柳河，地势较高，都是山坡地，沙土地，土质瘠薄。我感觉这里还不如冯家、大冷，就没有在满堂红公社多转。
满堂红离弟弟下乡的平安公社梨树大队不远，我就决定去梨树大队看望弟弟。我和紫晨风尘仆仆赶到梨树大队，找到青年点，天已经黑了。遗憾地是，弟弟没有在青年点，听说动员父亲下乡，也回家了。弟弟的同学和我很熟，见我来了，就热情地留我们住在青年点，和我唠这唠那，有说不完的话。夜里，躺在弟弟的被褥里，虽然没有看到弟弟，也格外亲切。
这一转，回到家就是七八天以后了。到家依然没有看到弟弟，他又返回梨树大队了。原来，弟弟回来以后，动员父亲下乡的事情，有了变化。我下去踩点以后，父亲和单位领导讲，“让下乡，自己没有意见，但六十一周岁了，应该把退休手续给办了，要不然，到了乡下，农活干不动，生活有困难”，听父亲这样讲，单位领导无言以对，大概觉得动员一个应该办理退休的人下乡理亏，就不再提动员父亲下乡的事情。父亲也决心不走了，毕竟父亲母亲不能放心自己下乡以后，留在城里的不会说话的哥哥、嫂子带着年幼的侄儿怎样生活。而弟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从彰武回来，请假天数到了，就回梨树大队去了。
“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确实使阜新市不少城镇居民下乡了，到多少年后他们才又回到城市，提起这段经历，他们都唏嘘不已。父亲在商店工作，虽然是公私合营，但毕竟有个公字在那里，动员父亲下乡的事情就拖了下来，最后不了了之，父亲母亲也就幸免于难。

二

1970年夏天，对于我注定是个多梦的季节，又是个梦灭的季节。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读高二。他们高三学生，四月份就进行了毕业考试，五月份进行了体检，正跃跃欲试六月份填报志愿、七月份参加全国高考，可是文化大革命打乱了这一切，虽然中央文件说高考推迟一年，这一推，却一直推到了1977年，长达11年之久。
但这一年却传来使人心动的消息，国家又要招生了，说要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试点。招的学生不叫大学生，而叫工农兵学员。招生对象是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那时，招生名额，是由省、市、县层层分配，最后指标落实到公社。大五家子公社幸运地分到了一个清华大学的指标。
由于这个指标规定是男生，而且必须是下乡知识青年。这样，在莫牛海大队，有报名条件的只有我们青年点我们三个男同学（我们班另外四个男同学这时已转点到大加生大队）。我们三个都报了名，最后，大队向公社推荐了我。
公社究竟推荐谁，为了慎重，公社召开了有各个大队书记参加的会议。听说，会议上争论得很厉害。公社南部的大队书记力挺大加生大队的王允嘉，北部的大队书记都支持我。由于南部生产条件好，打粮多，分值高，所以，南部势力大，在公社说话占分量。最后达成结果，王允嘉为正式指标，我为预备指标。
听说自己成为去清华大学的预备指标，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感觉自己只是个陪衬，王允嘉肯定走定了，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除非王允嘉出现重大瑕疵。但我听说，南部大队之所以力挺王允嘉，就是因为王允嘉有抢救落水儿童的先进事迹。他有这样的光环，哪里还有我的光明。
但是，一天县里给公社打来电话，说王允嘉体检不合格，让预备指标马上去县里体检。我接到通知，特别兴奋，急匆匆地坐上长途汽车赶回市里，一路上，遐想着美好未来，车窗外的景色也变得比平时更美丽。一路上也忐忑不安，不知清华大学招的什么专业，因为我色弱，许多专业对我也是关着大门，体检也许会重蹈王允嘉的覆辙。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县革委会文教组招生办，自报了姓名，负责同志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话：“你回去吧，王允嘉体检，经过复查合格了，我们已经通知了你们公社。”这句话象往我头上泼了一盆凉水，我浑身冰凉，哪里敢问为什么又合格了，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后来，听说王允嘉去清华大学学了焊接专业，市高中还有一个姓赵的女同学去了北京大学，学习电子专业。
去清华大学念书，这是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一个短暂的梦，来得不容易，但破灭得很快，使人垂头丧气。

三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春天，六个年头，市里中小学教师队伍没有补充师范院校毕业生，而一些老教师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被赶到了农村，有的老教师还在农村喂猪放牛。可是，中小学要复课，师资极其匮乏，特别是中学更缺人。市里有关部门就决定“打快锤”，要市师范学校急招一批知青，培训十个月，分给中小学，主要分给中学，解决燃眉之急。
这回给了大五家子公社不少指标，由于上次我去清华大学没有走成，自然而然有一个指标给了我。
当时，我正在公社帮助搞整团工作，试点已经结束，正准备在全公社铺开。一方面，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许多老师吃尽了苦头，我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不愿当老师，要不要去师范学校报到，我很犹豫。唐桂兰鼓励我去，她说：“你，个子高，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当老师挺好的。”但也有许多同志，认为以后会有很多机会，劝我这次不走，以后去一个好一点的大学。但使我动心的却是有的人向我透漏，公社准备让我成为专职报道员，而且以后市县新闻部门要人，优先推荐我。我找宋主任证实这件事情，宋主任说，“有这样打算，但你去师范学校，就另物色他人”。我动心了，决心这次不走了，就把师范学校招生登记表退了回去。
毕竟，事关重大，我决定还是告诉父母一下。因此，我立即返回家里。父母听了我的决定，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倒是，姐姐、姐夫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说：“父母是扔六十、奔七十的人，哥哥、嫂子又聋又哑，小宏又小，这个家庭急需人照顾。你有了这个机会，必须抓住，不能放弃。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家庭。”看到无助的父母，无助的哥嫂，无助的小宏，我感到只考虑自己的志向，是不妥当，家里确确实实需要我回来，就向姐姐、姐夫表示愿意回来。但招生登记表已经退回去了，我担心回去要不回来。姐夫说，“事不宜迟，连夜就走”。姐夫在铁路部门工作，他找阜新铁路分局借了辆吉普车，带着我赶紧返回了大五家子。
公社宋主任听了姐夫介绍我家的情况，表示理解和同情。由于我退回招生登记表，招生名额已经下到高束台大队。宋主任马上给高束台大队打了电话，追回指标。还好，指标还没有落实到人。就这样，招生登记表就又回到我的手里。姐夫惟恐我中途再变卦，亲眼看着我把登记表填好，才千感谢万感谢，告别宋主任回市里。
柳青是一个我喜欢的作家，我记得他好像在小说《创业史》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人生道路虽然很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人生有许多的岔路口，只要走错了一步，它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个时期，甚至是一生。”这段话浓缩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全部的生活阅历与人生智慧。如今，站在这位老人所说的人生紧要处的多条岔路口前，我在亲人的期望下，做出了自己的抉择，虽然不合自己的志向，但是没有回头路可走。
1971年3月，我告别了青年点，告别了朝尺沟，告别了莫牛海，告别了大五家子，告别了给我许许多多关心和爱护的同学、社员、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告别了两年半有痛苦、有欢乐、有苦闷、有迷惘、有向往的知青生活，回到城市，在阜新市师范学校开始了我的新的生活。
这个新生活，多少有点尴尬。因为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一心一意想上大学，脑袋里只有高中。现在，我这个高二学生，在高中呆了四年，在农村呆了两年半，却要回过头读中师，碰到那些已在师范学校毕业的同学，我只有苦笑，生活和我开了一个玩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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