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光1966年乌鲁木齐“九·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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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乌鲁木齐“九·三”事件
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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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乌鲁木齐已经有些凉意，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却由于大批北京串联的学生的到来，正如火如荼。北京串联学生当时大部分还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在他们心目中，新疆是“天高皇帝远"，各方面相对落后的地区，而他们则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开路先锋，到新疆来“点燃革命火种"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怀着一种难以想象的天真和热情。
他们采取的第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要求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接见他们，就他们提出的“文化大革命”问题表态。1966年9月3日，他们打着各自的队旗来到了新疆自治区党委大院，总人数大约有三四十人。他们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高唱“造反有理”等毛主席语录歌，错落有致地坐在地上，等候接见。王恩茂同志因为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意图，当时未能出来接见他们，而是派了几个自治区党委的工作人员出来劝说，让他们先返回驻地，选出代表，等候接见。学生不满意这一答复，坚持要求王恩茂同志亲自出来。他们把工作人员哄了下来。以更加激昂的声调喊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自治区党委大院的气氛越加紧张起来。到了傍晚时候，他们宣布进行绝食，拒绝送来的各种食物。
那天夜里已是夜半时分，周围一片静寂，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电话中传来自治区党委秘书长杨克同志的声音，他说：“北京来的学生们在区党委大院绝食了，我们再三劝说无效，请你来见见他们，做做工作。”我询问了学生们当时的情况，答应马上就去。我担心北京的学生年龄均小，衣着不多，而乌鲁木齐的夜晚已经很凉，再加上他们长时间不进食，饥寒交加，会弄出病来，所以我没有考虑很多，我放下电话便急忙准备动身。临行前我妻子朱亚慧给我披了件上衣，十分不放心地将我送出了家门。
当自治区党委工作人员向学生宣布我代表自治区党委来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地上躺着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有少数人从地上坐起来，或探起头来，多数人仍就三三两两地挤卧在一起。经过一天的冲动和亢奋之后，他们委实是累了，也饿了，但是他们要见王恩茂同志的决心似乎没有动摇。我站在他们面前，反复劝他们不要绝食，讲明绝食有伤身体的道理；告诉他们王恩茂同志虽没有出来接见，但事情都可商量。我作为自治区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作为一个长者，对他们可以说是苦口婆心，而他们对我的谈话却不予理会，这使我感到越发的焦急。为了让他们进食，我派人给他们送来了热面条，热馒头，同时送来了棉大衣、皮大衣，但他们对此视而不见，既不吃也不穿，我又劝他们换一个地方，到办公楼里避避寒，他们也不予理睬，只是一味地僵持在那里。我已没有任何办法好想了，眼睁睁地瞅瞅这些天真的学生忍饥受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此时，似乎一切都僵固了，除了天上闪耀的星星和人们身上那颗跳跃不止的心灵。
第二天，自治区党委开会，一致认为学生们如此强烈地要求王恩茂同志接见，如果不接见，如果绝食仍就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并造成不好影响，因此一致建议王恩茂同志出面接见学生。王恩茂同志最后也同意了这个意见。
接见之前，先在自治区党委大院里布置了一个接见场所，距离学生绝食的地方约有十米远。
这天后半夜，王恩茂同志在自治区其他党、政、军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了区党委大院，登上了临时搭起的台子，同北京的学生见面讲话。王恩茂同志的到来并未引起某些人预料的骚动，既没有热烈的欢呼，也没有愤怒的叫骂，除了少数人脸上微微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外，其他人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大院里显出一种格外的沉静。王恩茂同志的讲话显得很诚恳很热情，他一再向绝食了一天多的学生表示问候，可由于他是江西人，普通话讲得不太好，学生们可能听不太懂，没讲多久，学生们就嚷开了。有的喊：“听不清，听不清!”有的喊：“大声点，大声点!”这一嚷场面就乱了。王恩茂同志见讲不下去，不得已，只好草草结束。接见就此不欢而散，王恩茂和自治区其他领导同志离去了。绝食的学生们看经过如此艰辛的努力仍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也坚持不下去了，遂纷纷离开了绝食场地。
这次绝食事件后来被称之为“九·三事件”。“九·三事件”本身虽没有造成什么结果，但它的影响却十分重大。此后，如何评价“九·三事件”成了学生及其他群众衡量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态度的尺度。

（选自 武光《《不是梦 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转载时敬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