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中国再一次发生是有可能的[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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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2010


2007年6月，在杨匡满先生（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寓所，我和杨匡满先生就他的新著《迷惘与忏悔》，以及这本书稿为什么延耽至今未能出版等相关的话题，有过一次长谈。现在3年过去了，匡满先生的这部书仍没有出版。经匡满先生同意，我把这个谈话发表出来。


刘亚伟：我曾在香港文汇报看到有关您这部新著的消息，请您介绍一下您这本新著的大致内容。


杨匡满：这本书的名字是《迷惘与忏悔》，我从2002年至2005年写的，我加了两个副题，一是“1964——1974中国作家协会的一部野史”，二是“献给上辈人、同辈人和下辈人的一部忏悔录”。在这本书中，我想通过自己那10年的经历，侧面反映中国作家协会那10年的历史。

所根据的全部是我当年的日记。比如，1964年我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9月23日，我第一天到中国作协报到，报到的当天，受到当时的中国作协负责人刘白羽接见，在结束接见时，刘白羽说，欢迎大家参加下午的党组扩大会，欢迎大家参加阶级斗争。我们一同报到的有10个大学生中，其中有一个是党员，其余我们9个都不是党员。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报到就受到作协领导接见，而且邀请参加党组会议，这在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次党组扩大会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前党组书记邵荃麟，刘白羽的意思大概是想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马上感受到阶级斗争的氛围，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一个细节。

第二个细节，一个月后，我在单身宿舍洗衣服，一边哼歌，我哼的是电影《冰山上来客》的歌，我不敢哼那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哼的是怀念战友那一段。这时，我们一个支部委员进来了——这个人其实不是坏人，他是从关心我的角度，他对我说：“小杨，我刚才听你在屋里唱歌，我觉得你的思想情感不够健康。”这句话，对我一个刚刚毕业的21岁的大学生，在心理上产生的压力是很大的。

在这本书里，类似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我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会上，我看到了邵荃麟那种表情，严文井的表情，赵树理的表情……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是第一手的资料。他们都是我一直很崇拜的文艺界名人，我们的革命前辈，他们的那种痛苦，那种不知所措、无助的表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从这里开始，我写了我看到的中国作家协会的10年。

为什么只写到1974年呢？1974年，中国作协全部都端到五七干校之后，分配的分配，散的散，本来上百人，只剩下一二十人，差不多没有了。

这本书实际上是中国作协的一部历史：刘白羽当年怎么样批判邵荃麟，到后来我们有怎么样批判刘白羽，再后来我们自己又怎么样被批判，哈哈，他整你，你整我，我整他，来来回回，这么一部历史。从中可以反思很多东西。


刘亚伟：您是怎么想起要写这么一本书呢？


杨匡满：我是想通过这么一本书告诉大家，这样10年动乱的情况是不能够再出现了。前不久，开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我遇到上海作协一位作家，他说，很多年轻人在他的博客上跟贴子，说，现在就是要用文革的办法，来对付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他们希望再来一次文革。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文革的破坏性他们不知道。

我还遇到一位部队作家，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对他说，就是要用文革的办法来对付你们这些贪官污吏。

我想，文革这样的灾难在中国再一次发生，不是没有可能。我和许多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由于社会条件变了，全面发生的可能性也许不大，但局部发生的可能性是有的，尤其是现在社会问题这么严重，贫富差距这么大，腐败现象这么严重，大的社会动乱是有可能再现的。如果不把当年真实的情况告诉下一代，是不好的。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要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下一代。


刘亚伟：听说您的这部书曾在几个刊物上发表过一些章节。


杨匡满：是的。这部书稿一共6章，先后在《芙蓉》《新文学史料》《报告文学》《长城》这四种刊物上发表了5章。只有第三章没有发。这一章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章，这一章有一个中心事件：1967年，中国作协搞了一次外事活动，那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我们邀请各国在华进步作家、记者搞一次纪念活动，负责筹备这次国际会议的有国务院外办副主任李一氓，还有中联部领导钱李仁，还从部队和外事系统临时借调两位同志，再就是中国作协的造反派。筹备这次会议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我们自己觉得一些提法强加给外国作家，表现在下面两点：

一是会议的题目，外国作家希望这个活动是个讨论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怎么能讨论呢？就应该是学习会，这是出现的这么一个争议。后来中方这次会议的负责人因此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批评，他说，为什么不能讨论，毛泽东思想还怕讨论吗？马列主义还害怕讨论吗？

再一个，当时无论什么会，都要给毛主席写致敬信。本来，印尼左派作家代表外国作家已经起草了一封这样的信，调子已经很高了，我们还嫌人家调子不够高，推倒了重来，找了四个年轻人起草，我是其中一个。我们起草的这封致敬信，完全按照红卫兵的语言，按四个伟大，分为四大段，每一段的开头就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呀，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呀。问题是下面的落款是外国作家的名义，周总理发现后，严厉批评会议的领导，他说，你们这种做法是形左实右。他又说，你们是作家嘛，要用作家的语言，不要用红卫兵的语言。

我记得周总理对那天在场的人一个个问，钱李仁你多大年龄了？胡万春你多大年龄了？也问到我，杨匡满你多大年龄了？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周总理讲了国际共运史上苏联想控制我们的那段历史，他说，我们不能搞强加于人，尤其是毛主席还健在，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周总理的这次讲话，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我从中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觉得自己一下子成长了很多。我记得周总理还说了一句话：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要举得恰当。他并没有像林彪说的那样，举得越高越好，当时社会上全部是高举再高举。周总理的说这句话，当时是不能见报的，他说这样的话，也是要有道德勇气的。因此，周总理的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

在这本书中，还谈到了其他一些事，比如我们如何批斗刘白羽，如何让外国作家也来参观批斗会；还有写到，一位同志因为在毛主席诗词上写了批语，遭到批评，打成反革命，怎么因此跳楼自杀，等等。其实，作协发生的这些事，还并不是最激烈的，毕竟作协是知识分子多，干部多，也还是有自杀、跳楼的，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就是这么一章，没有发表。我写的都是事实，写周总理的那个讲话，我根据的是周总理讲话的原件，这个原件上并没有写机密绝密之类的字眼。周的这个讲话，当时只印了20多份，我保留下来了，还复印了一份给出版社。所以出版社评价，你这本书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刘亚伟：听说你这部新著至今未获出版，是什么原因呢？


杨匡满：2005年国庆节，我把全部书稿给了上海的文汇出版社，我当时对他们说，请你们请一个资深的老编辑来负责这本书比较好。责任编辑看后，对我说，杨老师，你这本书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尖锐，可以出版的，没什么呀。我就把我的照片、作者简介等资料给了他，他们已经完成了三审和发稿准备，但是因为上面有禁令，最后却没出版。

今年年初，中国曾经禁过8本书，但是我认为遭到同样命运的，远远不止这8本书，实际上被禁的，还有很多是没出版的，出版不了。为什么出版不了？因为上面有禁令，出版社连选题也不敢报。所以我说，被禁的书不止那8本，还有9本、10本，很多很多。


刘亚伟：是这样，比如我和我的一位朋友合著的一本书《孔府大劫难》，写的是谭厚兰（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率领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到山东曲阜去砸孔庙孔林孔府的那段历史事实。我们用一年半的时间采访了100多位当事人和见证人，查阅了大量资料，写了20多万字。

书稿完成后，辗转了10多个出版社，有的出版社为此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精力，特意请资深学者做了审读，我们也根据出版社的意见作了某些修改，但在国内一直未获准出版。

我的这部书稿和您的这部书稿的命运差不多，也曾在文化部的《文化月刊》连载过，15年前，也就是1992年就已经在香港出版过一个繁体字版本。据说，曲阜市的一位领导手里有这本书，那还是前几年他到新加坡访问，在那里买到的。


杨匡满：我曾和上海市主管新闻出版的某位领导谈起过我的这本书，他听后说，这本书出版应该没有问题。他认为，文革10年是应该写的，这10年是不能忘记的。

前一段，我还遇到一个很笑话的事，中国检察杂志来向我约稿，让我随便给他们写点文艺性的东西。我就给他们写了一篇《郭小川的乒乓情结》，写的是郭小川与乒乓球的缘分，比如，1965年他到中国乒乓球队体验生活，写了什么；1973年国家体委又邀请他回去，又写了什么，等等。这家杂志竟然不敢发这篇文章，理由是涉及了文革，我听了，当时就笑了。我后来把这篇文章给了文汇报，一字没改，很快就见报了。

去年我专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有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找出来，重读了一遍，我看到里面写的非常明确：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这是我们党的决议，中央的决议，现在就是不执行，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记住我们辉煌的历史，也要记住我们苦难的曲折的历史，这样，我们的历史才是完整的，我们的记忆才是完整的。


刘亚伟：人们常说，苦难、失误是一笔财富。但是，苦难和失误并不是本来就是财富，也不必然就是财富。只有当我们正视它、反思它，它才会变为财富。


杨匡满：现在就是不准你反思，就是要你忘记。


刘亚伟：那么苦难就永远只是苦难，就永远变不成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


杨匡满：不要老是阿Q精神，老是认为“我们祖上阔着呢”，这和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完全是两码事。我们从没否定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一面，但是我们曾经作了一些愚昧的愚蠢的事情，反思一下是有好处的。历史是连续的，不知道过去，怎么面对今天？怎么走向明天？不准这个，不准那个，既有违宪法，也不符合党的决议精神。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案的出发点。

我在那个提案中说：“德国人全民族对二战的反思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在历史问题上，我们要学德国人，不学日本人。”勃兰特是个反法西斯的战士，他以德国总理的身份访问波兰时，在记念二战中死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犹太人地碑前下跪，跪下来的是一个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这个民族获得了新生。

学会反思，学会忏悔，真实坦诚地去面对我们苦难、曲折的历史，将促使我们民族素质实现一次跨越，会成为我们民族真正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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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匡满，笔名： 匡满、欧阳闻雪等：男，出生年月： 1942/12 ；民族： 汉族 。

　　1964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1973年1月在《文艺报》任编辑；1973年1月—1986年9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当代》杂志任编辑、编辑组长，编辑室副主任；1986年9月—1995年4月在《华声报》任机动记者，副总编辑、高级编辑；1995年4月起任《中国作家》副主编，2001年11月任常务副主编。1958年起发表文学创作。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