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逸 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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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1）

钟逸专稿／胡厚民是“文革”中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曾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委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但“文革”中他多次被关押，1982年被当局以谓“四人帮余党”罪名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据传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然而，2006年，有人却说：他还活着，以修电视机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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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在武汉部分市民中频频出现关于“文革”中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传言：谁在修电视机，谁在摆地摊卖皮鞋……听到传言的半信半疑，有人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想判定真伪；也有人得知其身份后，请他们吃饭，给钱给物。

　　2006年元月中旬，我偶遇“文革”中武汉最大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成员李某，他与该组织勤务组（当年群众组织领导层通用“勤务组”的名称，领导人的职务为“勤务员”，这得名于毛泽东有关语录）成员胡厚民有过交往。李某告诉我：“你知道吗？胡厚民还活着哩。有人说他在修电视机，告诉我电话号码，我是以修电视机为名将他请来的。不久前我不仅和他见了面，还在一起吃过饭。”

　　我大为惊疑。

人死复生修电视机？

　　“文革”爆发迄今已经40个春秋，中国社会改观惊人，使任何个人的命运发生极大变化，而造反派领袖既然从事了政治这一在中国属于高风险的行当，比别人多经历若干风云沧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让人意外。不过，那个年代的过来人，目睹过他们在“文革”舞台上短暂数年叱咤风云，再耳闻他们修电视机、摆地摊的凄凉老境，总难免对他们人生中段数十个春秋的遭际浮想联翩，不胜唏嘘。

　　算年龄，“文革”风云人物都过了花甲、古稀，不少已相继去世，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也来日无多。他们除了当年受审查时写的“请罪”交代材料，并没有留下多少能供后人公开研究的回忆史料，并没有能加入到反思这场规模、影响均“史无前例”的运动的行列中去，殊为可惜。当前，执政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寻找“文革”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发掘他们所知晓的史实，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多种手段纾解民怨以防止大规模社会动荡再次爆发，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吧。

　　胡厚民是当年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在“文革”中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他在1982年被当局以所谓“四人帮余党”的罪名起诉，在所有受审者中态度最强硬，一时名噪江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期也是最重的。

　　武汉工人造反派几个最出名的领袖，像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本文中“文革”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中职务、“三结合”被安排的职务）、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武汉钢铁公司工人，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等均已去世，我们早先得知胡厚民也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其姐胡秀娟为他办了丧事，许多人去吊唁。此事早在武汉流传多年，如今人死复生，怎不令人惊疑？

　　李某将“胡厚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当知青的插队伙伴晏大姐，当年曾和胡秀娟交往颇深，后来断了音讯；还有一位朋友鲁先生当年见过胡，我们不由得都很想“验明正身”。

　　2006年元月25日下午，晏大姐如法炮制，打电话以“修电视机”的名义将“胡厚民”请到家中。我和晏的女儿均到场，事前我们反复看了胡厚民30年前的照片，对他壮年时的相貌特征烂熟于心。“胡厚民”到晏大姐家后，我们又立即打电话给鲁先生，请他尽快赶来辨认。

　　“胡厚民”来后检查电视机说是好的。晏大姐看到他装工具的塑料文件盒上插着名片，赫然印着“胡厚民”三个字，便说：您家（武汉方言，即“您”）这个名字我蛮熟悉，您家认不认识胡秀娟？“胡厚民”说：“她是我姐姐，原在汉正街做生意。”

　　晏大姐说：“我们原来在一起做生意，打交道很多，她现在住在哪里？”“胡厚民”说：“她住在居仁门，有个抱养的姑娘。”

　　我在旁边观察，觉得此人与三十年前照片中胡厚民的身材、相貌差距太大，就拿出一张胡的照片，问他认不认识。“胡厚民”反问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说他就是胡秀娟的弟弟。“胡厚民”愣了一下说，这是胡厚雄，已经死了。他神色惊恐不安，说自己“学习”了十几年，不愿意说过去的往事，很心酸。还说他改过名，现在才改回来。

　　我问他多大年龄？“胡厚民”答：68岁。我又问原来在哪里工作？他说在武船搞翻砂。“胡厚民”还说，我姐姐知道我的情况。晏大姐忙问胡秀娟的地址，“胡厚民”说：“你到居仁门一问就找得到她。”

　　鲁先生还未赶来，“胡厚民”起身欲走，我将朱鸿霞的照片递给他看，朱、胡在“文革”中生死相依，两人再熟悉不过。但他看了一眼未作反应，就走出房门。晏大姐赶快抓了20元钱追上去要付他的上门费，他坚决不收。

　　他走后，我认为此“胡”不像照片中的胡，也没有领袖气质，多半不是真胡厚民。晏大姐说，这个年头他冒充胡厚民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像。他说的年龄、原工作单位都对，家里的事情像胡秀娟抱养女儿也说得那么真切。是否受打击太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对他的“突然袭击”，他接受不了？晏的女儿是位教师，也说有点像照片上的人。

　　鲁先生十分钟后才赶来。听了讲述，他说他百分之百不信，一个人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很容易了解到，不能据此判断为真。

　　当天晚上，执著的晏大姐冒着严寒去了居仁门。当地人说，居仁门是个老地名，原为城墙，早已拆毁，这一带现只有崇仁路这个地名。晏大姐当即打电话问“胡厚民”，回答说是崇仁路146号，晏大姐找去，没有此人。再打电话，“胡厚民”又说在集贤村3号。晏大姐再找去，仍找不到。她找当地居委会主任、书记及不少老人调查，均说无此人。此时已是晚上9点35分，再拨打“胡厚民”的电话已无人接。第二天，晏大姐用不同座机和手机多次打“胡厚民”的电话，均未答话即被挂断。


柳暗花明，找到胡的姐姐

　　2月上旬一天，晏大姐来电话说她费尽周折联系上了胡秀娟，约我到她家去见。我和鲁先生走进晏家，未经介绍，我一眼即认出了酷似照片中胡厚民的胡秀娟，虽然已七十多岁，她仍显得很精神。

武汉“文革”造反派群众组织领导人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在胡厚民骨灰盒前。（锺逸摄）

　　我向胡秀娟问起那位修电视机的“胡厚民”，胡秀娟说，几年前就有人向她说起过，此人原来在汉阳一带活动，有一次替人修表未修好，被汉阳一些退休老工人识破，认为此人“败坏胡厚民的英名”，将其痛打了一顿。

　　我问胡厚雄是谁，胡秀娟回应：“他是二弟。”我说：“上次那个假‘胡厚民’说照片上的人是胡厚雄，看来他对你们家的情况非常了解。”我又问：“胡厚民如在世该有多大年纪？”她答：“69岁。”考虑到中国人报年龄往往虚报一两岁的习惯，假“胡厚民”报的年龄倒也相仿。

　　我纳闷此人冒充胡厚民动机何在？胡秀娟说，可能是想得到人们同情，多给点修理费吧。胡秀娟大度地说，此人也许在文革运动中被当作“胡厚民”审查过，当时全省到处抓男“胡厚民”、女“胡厚民”，抓了不少人，他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生计……此时，我分明看见胡秀娟的眼睛已经潮湿发红。

　　“文革”结束已经30年，揭批“四人帮”、清查“三种人”的运动进行了多少年，人们始料不及：当年“十恶不赦”的造反派领袖的名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居然有“市场价值”？


胡厚民之死

　　我问她胡厚民的死期和死因，胡秀娟说：“开亚运会那年（1990年）10月31日。监狱通知我说是这一天，死于脑溢血。我就怀疑：他整天在牢里吃萝卜白菜，以前从未听说有高血压，怎么会得脑溢血？就请了湖北印刷厂的医生杜丽娟和胡厚民的四个弟弟，买了一台照像机，买了新衣服，一起到他劳改的襄樊去。我们拍了不少死者照片，请杜医生写了一个死亡鉴定报告。杜丽娟说，从尸斑看，是脑溢血死亡的典型症状。”

　　胡秀娟还说，管教干部介绍，胡厚民发病之前，省劳改局去了一个人到监狱找胡厚明谈话，胡厚民突然说脑壳疼，眼睛突然发黑，送往医院抢救时，还开了颅。“死者头上有个洞，医生说在抢救时揭了‘盖子’。”

　　1990年9月，胡厚民时年76岁的母亲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也就是说，他被囚禁14年，还有16个月就可恢复自由时去世了。

　　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回忆更为准确：

　　2001年1月，我拿到省劳动厅一份文件，文件里讲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出狱都要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工资按逮捕前的级别套现在的标准。我问曾负责湖北“两案”工作的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为什么没有胡厚民呢？谢杰民回答说胡厚民死了。根据中共中央82年9号文件精神，判重了的可以减刑或提前释放。胡厚民属于提前释放人员，省里下通知到劳改农场，劳改农场领导找胡厚民谈话，把省里的精神告诉他，准备第二天就释放他。农场办了一桌酒席，农场领导、监狱工作人员和胡厚民一起吃饭，胡厚民在喝酒时倒下，抢救无效死亡。

　　胡秀娟告诉我们，胡厚民的骨灰盒一直存放在归元寺里，没有安葬。

　　2006年6月27日，我和胡秀娟、她的两位弟媳及胡厚民生前好友十余人来到汉阳归元禅寺对过不远的僻静小巷。这是一幢两层砖混结构的典型江南民居，门楣上挂着“平田南村54号”蓝底白字标牌，大门右边挂着“汉阳净业火葬骨灰坛寄放处”的木牌，厅堂正对大门依墙摆放着香案、神龛、方桌，东墙贴着两张署名归元禅寺、盖有公章的通告。胡厚民的骨灰盒存放在二楼拥挤的骨灰存放架上，骨灰盒上嵌着死者的5寸遗照，一张红纸上用毛笔写着“胡厚民”三字，上面搭盖一小块红绸，显得寂寞而冷落。


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2）

钟逸专稿／武汉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陈述上说：既然“文革”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得到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仍然背着各种罪名。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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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胡厚民法庭陈述的追记

　　1976年12月，经中央批准，湖北省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实行专案审查，1977年11月28日宣布对其逮捕，一直关押到1982年7月才进行审判。

　　胡厚民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文革”中湖北最大的保守组织——钟注）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胡厚民追记的1982年受审法庭陈述手稿。（锺逸摄）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1976年5月19日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领导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后排左一为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左二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左三为胡厚民。（胡厚民家属提供）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注）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钟注）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胡厚民

　　1982年7月24日上午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

　　湖北日报记者在《内参》中这样描述胡厚民：“他利用合法机会，在被告席上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这两首诗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胡厚民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还可以看出他拒不认罪的反革命骨气。”


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3）

钟逸专稿／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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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年入党，延至1964年转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帮派头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纵下冲击中南海。1967年1月26日，胡厚民与夏邦银、朱鸿霞等人策划联合夺取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大权。2月22日，胡厚民同杨道远、朱鸿霞等人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决战》的长篇文章，加剧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使武汉内乱加深。“七二○”事件后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掀起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恶浪，并在北京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返汉后，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和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召开万人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胡厚民等策划成立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指挥部”，欲以此充当省革委会的过渡权力机构，继而夺取省、市大权。当王力在“七二○”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后，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随后，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

造反派领导人胡厚民服刑时，姐弟六人在狱中合影，左三为胡厚民，左四为其姐胡秀娟。（胡厚民家属提供）

　　1968年1月，胡厚民参与策划了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致使武汉地区的生产遭到损失，群众遭受不幸。为了篡夺各厅、局大权，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指使姜诗存组织成立“28个厅局夺权指挥部”，企图架空省革委会，夺取厅局领导权。在此期间，胡厚民还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造成打死2人、打伤57人、工厂停产3个月、经济损失数百万元的结果。胡厚民还插手浠水县的武斗，造成死15人、伤8人的惨剧。1969年，胡厚民在武汉参与、组织、策划“反复旧运动”，召开“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动员大会”，在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的指示》后，胡厚民一伙仍提出在武汉要进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同中央指示对着干。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监护审查，1974年3月解除监禁后，其反党反军活动更加猖狂，多次召开黑会，制造内乱舆论，并多次有组织地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为了加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系，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给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总理”。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胡厚民一伙更极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

　　为篡党夺权，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于3月21日强占省招待所13号楼作为指挥部，并设立了所谓材料组、宣传组等七大组，并按战线分工，公开向省革委会要官要权。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参加“文革”三次坐牢

　　上面全文照录的，是1996年至2000年参加编辑《武汉大典》的人员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武汉市档案馆提供材料写成的“胡厚民”条目（注1）。该条目虽未最后入选《武汉大典》，但它是笔者得到的官方关于胡厚民的最完整叙述，弥足珍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继北京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本文中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职务、“三结合”被安排职务）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他被关押了十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条目，颇具“盖棺论定”的权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实么？果真是历史结论么？“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被封锁，官方媒体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值此“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笔者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苦，拒绝功利、利己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我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37年6月15日（注2）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大儿子。10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

　　1949年，胡厚民告别三年艄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年元月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胡厚民索性搬到武船铸钢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电炉长。

　　胡厚民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1961年7月1日加入中共（注3）。1965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肉联厂、国棉一厂、六厂、市技术工人学校等单位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胡厚民搞过一些业余创作，还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他还曾任车间党支部组织委员。按当时说法，胡厚民可谓“根正苗红”的培养、依靠对象。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革”热浪。回到厂里，他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红尖刀战斗小组”。李承弘与胡同寝室，当时年仅23岁，后为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工总组织部长、联络部长；喻尊启是工人工程师、厂劳模，当时厂里提出过“外学马学礼（湖北著名劳模），内学喻尊启”的口号。这个小组写过几篇大字报，有一篇质问是谁“扼杀了我厂第一个工人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另一篇是揭批铸钢厂当时的上级武汉市冶金局党委（武船铸钢分厂1965—1969年一度划归武汉市冶金局管辖，改名“武昌铸钢厂”）对运动领导不力，不支持工人“革命行动”，未同意工人要求派车送工人到武汉大学去看大字报。“红尖刀战斗小组”的大字报也遭到大字报的回击，有大字报说厂长吴方贤、喻尊启和胡厚民三人关系密切，是“三家村”，拉帮结派，不搞政治挂帅，搞“唯生产力论”。

　　真正让胡厚民加入造反派的，是8月下旬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的部分大学生，提出“炮轰湖北省委”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等，操纵多数派红卫兵及工农群众“保卫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公开威胁“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军装、坐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红卫兵，省、市委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还声泪俱下控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宣称：“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发动“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辩论，却发动了群众。

　　李承弘在湖北大学贴出大字报，支持“炮轰湖北省委”的首都学生，胡厚民也支持李。当时中央尚未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革”，10月初《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后，在聂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常委）等人支持下，胡和李加入新湖大“红八月”战斗队，两人还找到武汉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林谈判，要求成立工人群众组织。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同时，武汉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人总部。胡厚民是发起者之一。

【注释】

　　1，笔者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朋友提供。

　　2，此系武汉市公安局《安葬许可证》上出生日期。其姐胡秀娟的记忆是1936年农历六月初二，查万年历为公历1936年7月19日。


尋找胡厚民 兼談“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劇命運（4）

鐘逸／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因胡厚民在受審時拒收起訴書和判決書，其家屬無法向作者提供決定他命運的這兩份文件﹔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市檔案館又不幵放讓公眾查詢有關“文革”的檔案，衹能通過大量采訪當事人，結合不同時期當權者給胡厚民羅列的主要“罪狀”，挑選其中武漢地區有影響的事件，將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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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

　　因胡厚民在受審時拒收起訴書和判決書，其家屬無法向作者提供決定他命運的這兩份文件﹔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市檔案館又不幵放讓公眾查詢有關“文革”的檔案，省、市圖書館竟規定：查閱“文革”期間報刊者須出示省、市委辦公廳的介紹信。作者衹找到本文幵頭的“胡厚民”條目，并對照夏邦銀、朱鴻霞、吳焱金（武漢市無線電元件厂工人，武漢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一號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等人的判決書，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專案組”公布的《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証材料》，相信當局對胡厚民的指控，應該与《夏邦銀刑事判決書》（市法〔82〕刑初字第29號）所述大致相同，─曰“顛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三曰“誣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以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積极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大肆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誣陷、迫害干部和群眾，陰謀篡奪我省党政領導權。”當然，在“文革”中不同時期和“文革”后1982年審判中，罪狀說法各有不同。

　　通過大量采訪當事人，結合不同時期當權者給胡厚民羅列的主要“罪狀”，挑選其中武漢地區有影響的事件，將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敘述如下。

一，關于“沖擊中南海”

　　据親歷者李承弘、王光照（武漢鍋爐厂工人，工人總部成員，武漢鍋爐厂革委會委員）等人回憶：在華中工學院、湖北大學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隊學生的牽線串聯下，工人總部在湖北大學31號樓形成雛形，大約在10月底成立的工人總部勤務組有李承宏、李洪榮、余福生、彭國華、胡國基、朱鴻霞、丁?生七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總部在省委洪山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張体學和省委書記處書記趙修到會，張体學講話，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動，祝賀工人總部成立﹔他提前离幵，說細節由趙修繼續講。張走后，趙修就一問三不知，連成立總部都不同意，衹同意設聯絡站，結果談崩了。不能“*旗”，組織又得不到省委承認，工人們于是決定攔火車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几百人到北京后住在國務院白石橋接待站，向中央反映情況，也到北京各高校与机關串聯，了解形勢。


　　1967年10月10日，周恩來陪同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到武漢訪問回北京前，在王家墩机場与武漢軍隊干部与造反派負責人座談兩個小時，會后在机場合影留念。前排左一為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右一為武漢軍區政委劉丰，左四為鋼九一三李想玉，周恩來身旁右七為新華工張立國、右六為鋼工總朱鴻霞﹔后排左二為鋼工總夏邦銀。（鐘逸提供）

　　几乎同時，上海發生“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攔火車要求進京，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給上海工人的電報中，要求他們返回原單位，說“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上海工總司則批判陳的電報是“大毒草”。全國各地在京“造反”的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館舉行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大會得到首都紅衛兵三司幫助，武漢工總到京人員負責整個會務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王光照回憶：會后，我們打著“毛澤東思想戰斗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旗幟，步行來到中南海西門，在牆壁上貼了兩條標語，說我們要找陳伯達同志辯論：到底革命是“大道理”還是生產是“大道理”？我們認為陳伯達把“大”“小”顛倒了，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我們共去了三百多人，為了避免給人以口實，我們把身上凡是金屬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給其他人帶回去。朱鴻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隊走到中南海西門，与一個穿四個口袋軍裝的干部交涉要見陳伯達。大家都安靜地坐在警戒線外，衹有一兩個人站起來，要求轉達“一定要把陳伯達同志請出來”。晚上絕大多數人撤走后，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堅持到深夜12點。

　　這就是次年3月武漢軍區把“工總”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狀之一“沖擊中南海”。

　　造反工人的崛起給中南海出了難題。周恩來、陶鑄等希望運動按照原來中央文件的部署進行，不要延及工交戰線，但激進的造反工人強烈抵制。張春橋表態支持上海工總司，得到毛澤東支持。武漢造反派工人一部分參加了11月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后返漢，還有一部分參加了周恩來及陶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人兩次分別接見后返漢。省、市委態度大變，給錢給物給汽車，還安排工人總部到閱馬場紅樓（原省政協辦公樓，今辛亥革命紀念館）辦公。胡厚民則留在北京，主持駐京聯絡站。

二，參加“一二六反革命奪權”

　　工總領袖非常重視在大型企業的產業工人隊伍里發展組織。工總初期，七人勤務組中來自大型企業的衹有朱鴻霞和武漢鍋爐厂李洪榮，1967年元月，朱鴻霞主導調整工總勤務組，換掉几名來自中小企業的頭頭，新的九名常委几乎全部來自大型企業，工總“四大金剛”（成員最多的四個單位）分別是武重、武鍋、武船和電信局，以及有十几萬產業工人的長江航運管理局和紡織系統。造反派普遍也受“出身論”影響，怕被外界抓辮子說“政治不純”、“組織不純”，推選領袖時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現，胡厚民是党員，是產業工人，有較強的組織號召能力，很快被推選為“工總”勤務組二號勤務員，從此，工總實際上是他掌握實權。

　　武漢鋼鐵公司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斗兵團成立于1966年12月12日，張体學親自授旗。“九一三”名稱來自毛澤東1958年9月13日視察武鋼。九一三原是工總武鋼分部，其頭頭李想玉、楊玉珍(女，武鋼工人，九一三勤務組成員，后為湖北省革委會常委)等全是工總上京告狀的人，后來從工總脫离，雙方達成划分地盤協議：九一三衹在青山區發展，工總不到青山區發展。青山區當時除武鋼外最大的企業是擁有三萬多職工的第一冶金建設公司，該公司技術干部曹承義（后為武漢市革委會委員）本要參加工總，因工總、九一三兩家有上述協議，未能如愿，索性另創造反組織“新一冶”。胡厚民后多次責怪工總組織部長李承弘，說他犯有兩大錯誤：一是不該讓九一三獨立出去，二是組織上實行“血統論”（必須是紅五類出身）和關門主義。


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5）

钟逸专稿／1967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东湖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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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元月初，工总、九一三和学生组织二司属下数十万成员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斗王任重、张体学等人，酝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据时任工造总司负责人吴焱金讲：“一二六”夺权时，武汉造反派各组织在湖北大学开会，我就与胡厚民发生了争执。胡厚民说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仅仅是三个（大学）学生造反组织，与二司这个全市性的学生组织没法比，“三新”不是坚定的造反派，红三司是“康老三”（“康”指康有为，讥红三司是“改良派”），大联合要以工总、九一三、二司为核心。工造总司是全市性组织，夺权还不会排斥我们，我为小组织出面讲话，我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只要是革命造反组织，都应该参加夺权，都应该考虑它的代表。你们工总是最大的组织，不要一搞就是打、砸、抢。我的发言遭到工总、九一三代表的围攻，发言中说我是“托派”、“投机分子”，并表示只有他们几个组织才是最革命的。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但没有联合夺权。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武汉市低压锅炉厂工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很幼稚，跑到市政府抢了武汉市人民委员会的铜章子，我知道后认为他是瞎搞，我说章子有屁的用，叫他立即还回去。工总、九一三、二司知道了这件事，把这件事估计得太严重了，于是1967年2月8日在已经被内部造反派夺了权的《长江日报》上，以多个造反组织联名的方式发表声明（俗称“二八声明”），把造反派的矛盾公开化了。

　　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两派分裂经过的说法不同。他说当时成立了联合指挥部，预备夺权，打算成立七个人的常委班子，但工造总司的人说，二司参加我们就不参加了。外面传出工总、二司不可靠，二司的头头“修了”（即修正主义）这些舆论。工造在汉口还联合一些组织成立了一个夺权办公室。他声称：“这一次分裂，真正是他们挑起来的。”

　　杨道远还回忆：于是二司总部决定坚决不让他们夺权。“布置了几个学校，在他们夺权之前，提前下手把印章都拿走。要他们知道，你们人没人，枪没枪，夺权，夺个什么权？”二司连夜去人到省委、省人委把印章都取走。但造反派中的另一派还是搞了夺权大会，起草了声明、公告和致敬电，要在第二天《湖北日报》上刊登。“张体学给各专、县打电话，要他们承认夺权，我们坚决不承认，坚决不让《湖北日报》发布公告。”

　　双方矛盾催生的那篇“二八声明”，是由二司笔杆子雷志茂根据2月4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七个组织开会的精神执笔的。二司宣传部长吴恒春后来回忆：“这篇声明，矛头所向很明显是对新派组织（即上述“三新”学生组织和工造总司等）的。是说他们在侵占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当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策划了形“左”实右的假夺权。

　　“声明”颇有“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文风，以舍我其谁的口气痛骂：“王任重、张体学利用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


胡厚民（左）被判刑后在襄樊良坡劳改的牢房前，他自己名之为“胡家大院”。（胡厚民家属提供）

　　“二八声明”激化了造反派内部矛盾，赞成的一方称为“香花派”，反对的一方称为“毒草派”??这也就是后来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与“新派”的滥觞。使局面更加对立的，是武汉军区十天后介入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

　　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回忆：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二二二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署名为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

　　但3月17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共485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胡秀娟回忆：3月17日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王光照回忆：从3月17日到6月中旬，我被关在宝丰路监狱的二楼，二楼是个长方形的环形楼房，斜对面就关着胡厚民。对面送饭牢门打开时，我从监视孔中可以看到胡厚民，和胡关在一起的是一位60多岁的国民党将军。我和胡厚民是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半共两餐，是用桶装的菜。遇到蔬菜的淡季，上午的菜是一块臭腐乳，下午的菜是一块辣罗卜条，吃不饱饭……我看到胡厚民在牢房里锻炼身体，我也学着锻炼身体。后来他和我分别被转走。

　　1968年夏，政治上一度翻身的工总负责人在船上开江心会议，胡厚民让开会的人去参观他坐过的湖北“天字第一号牢房”。李承弘说，估计是在长江边的军山砖瓦厂，当时胡已当上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旧地重游，监狱的军代表还让部队一个班出来列队欢迎。这个监狱很特别，是个长方形的建筑，有3个单间，每个牢房4-5个平方米，房间的四周没有窗子，外形像机场里的油库，门有1尺厚，外面是铁门，内面是橡皮的，防止犯人自杀。房间顶上有个台球那么大的小孔，里面没有床，只有一堆草。

　　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注4）

　　毛泽东还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注5）

　　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胡秀娟告诉笔者，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梅岭（疑为梅园??作者）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6）

钟逸专稿／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关于武装左派和抢枪，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与胡厚民并无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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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注6）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但是，仅仅只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注7）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

　　1967年10月10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回北京前，在王家墩机场与武汉军队干部与造反派负责人座谈两个小时，会后在机场合影留念。前排左一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右一为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左四为钢九一三李想玉，周恩来身旁右七为新华工张立国、右六为钢工总朱鸿霞；后排左二为钢工总夏邦银。（钟逸提供）

　　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称他们是“变色龙”，武汉造反派两大派中的“新派”提出“揪武老杨”的口号，矛头主要是对着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活党”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死党”“活党”的说法，是批林批孔时毛泽东对刘、曾定性）。但胡厚民并不同意这一口号。据柳英发（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回忆：作为钢派智囊人物，胡厚民认为历来反军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出于“钢、新之争”，胡厚民想出一个“拥军”口号与“新派”对着干，即“拥护曾、刘、方、张！（“方”是方铭，武汉警备司令区司令员、15军军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张”是张昭剑，15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年7月任17军政委，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揪出薛、李、孙、姜！”（薛朴若、李长庚、孙德枢、姜一，均为“新派”同意结合的老干部）谁知曾、刘等人并不领情，曾思玉在1968年6月传达中央精神的大会上说：“我一听到‘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就头疼。”胡厚民心灰意冷，再也不提这个口号。

　　关于武装左派和抢枪，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与胡厚民并无牵连。杨道远回忆：1967年《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出来后，还发来文件，有“武装左派”的精神。我和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几个人去找时任15军政治部主任康星火，要求发枪。第二天他们就答复，说武装你们肯定是应该的，但是群众组织很多，单给你们发枪其他组织找上门来不好办；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

　　杨道远马上召集会议，决定由武大、武测和武工三校学生去，“守卫排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就派了几个人开门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开进去了，我也亲自进了仓库。先是拿枪和子弹，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他还说，武汉警备区“部队派了很多校枪的、修配的技术军官过来”，“训练也是部队的干部搞的”，还打过靶，此事还在《解放军报》上登过。后来中央下达“九五命令”，要求群众组织缴枪或封存，“我们坚决执行了，仓库的枪先行封存了，造册都是部队的人搞的，都交给了军政训练办公室”。

　　造反派抢枪与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怂恿有关。王光照回忆：1968年5月中旬一个深夜，张昭剑（时任武汉警备区副政委）突然轻车简从来访，对我说：“老王，现在形势有变，左派不武装不行。”还说新华工如何如何，搞了多少枪，要我们尽快行动起来。他还吐露省公安厅里有这么一批“货物”。后来，武锅去3303工厂（兵工厂）和省公安厅抢了枪。

　　至于胡厚民“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的罪名，实际上是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等人有责任，她被控“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毫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帐还是算在他头上。

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武汉军区取缔工总，被工总、二司等组织“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这是否定整个“文革”，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派造反组织。唇亡齿寒，新派早在3月4日就伸出援手，在他们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发表社论《粉碎秋后算帐的反攻倒算》；随后新华工借庆祝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游行到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串联，高呼毛40年前的语录“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支持受压的二司。4月5日，武汉市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并发动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矛头针对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的绝食行动。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几次对造反派大围攻的“白色恐怖”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

　　但大敌当前，造反派内部并未消弭矛盾。杨道远回忆：“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一样。”钢派要求彻底翻案，释放被抓的头头；新派则只要求给工总广大成员平反。

【注释】

　　6，《王力反思录》1010-100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7，据《王力反思录》1014页。


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7）

钟逸专稿／“七二○”事件后，8月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竭力协调钢、新之争。但胡厚民对武汉的大联合，有自己一套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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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事件后，8月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竭力协调钢、新之争，指出：“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三新同志的错误”是“客观支持了”武汉军区二一八严正声明，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就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讲话纪要最后说：“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武汉有自己的特点嘛”。

　　对武汉的大联合，胡厚民有自己一套想法。据柳英发说，胡认为武汉大联合应该像上海那样，实现“三个一”：一个领导；一张报纸（当时武汉地区《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分别被新派和钢派控制）；一个组织。为此，胡厚民动员吴焱金的工造总司加入工总，但胡又瞧不起工造总司，认为他们都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只在总部常委中给他们几个席位，这下把吴焱金搞毛了。

　　林子忠（武昌造船厂工人，新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武船厂革委会副主任）回忆，1967年9、10月份，胡厚民找我说，把武船的权交给你，你们新武船联司参加钢工总，不要再搞什么“新派”。我当时笑了一下，说此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要跟兄弟们商量一下，实际上婉拒了胡的要求。……胡厚民还动员谢华之（武汉大学学生、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三司革联参加钢二司。

　　1967年10月10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回北京前，在王家墩机场与武汉军队干部与造反派负责人座谈两个小时，会后在机场合影留念。前排左一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右一为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左四为钢九一三李想玉，周恩来身旁右七为新华工张立国、右六为钢工总朱鸿霞；后排左二为钢工总夏邦银。（钟逸提供）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问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柳英发，武汉的大联合怎么搞比较好，柳英发说，学生都加入钢二司，工人都加入钢工总。周批评柳英发年纪小派性大。他说，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要走武汉的路，尊重山头，承认山头，最后消灭山头，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实现大联合。中央在10月17日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这个通知是毛主席同意的。胡厚民当时私下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与中央10月17日通知是不大一致的。因钢派人数多，按行业、按系统实行大联合钢派就占优势，而按山头实现大联合则要让出不少席位。因此他大力鼓动要按中央10月17日通知精神实行大联合。

　　“钢新之争”的焦點，是以谁为核心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他們唯我独“左”的思想也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你们钢、新两派还在打内战，百万雄师还在闹翻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2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则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挑拨说一定不能让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最早提出“反复旧”口号（见1968年10月出版的《红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北京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查）。“两报一刊”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的造反派敏锐的眼睛。

　　造反派认为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柳英发回忆：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当局认可其隔离审查期可折算刑期，相当于牢房），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单位的保守派来家里抓他，胡厚民及时跑掉，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楊葆华。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同志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七二○”后，钢派搞“钢化江城”，新派搞“新武汉”，1968年春钢、新两派还发生过一些武斗，两派积怨很深，胡厚民与新派工造总司的头头从无私下来往。吴焱金回忆：此时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他请朱鸿霞、夏邦银、郭洪斌（硚口区房地局工人、工总组织部长）、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工总宣传部长）等巨头先后上门找我承认钢、新之争中的错误。“胡厚民出院后，邀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还反省说，当年你们揪‘武老杨’时，我们共同对敌就好了。他还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其情感十分真挚。”

　　“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锅的王光照。王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1969年3月17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与朱、李、吴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么回潮，造反派为什么受压，为什么要“反复旧”。王光照说：我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60场大型报告会，与我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我概括的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

　　吴焱金说：4月27日，我们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

　　4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胡厚民敏感到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8）

1969年春天，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叶群、黄永胜等中央领导与湖北、武汉造反派会谈，共有四个通宵。第一次接见，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站起来回答了。周恩来说：“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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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份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接见湖北、武汉造反派，共有四个通宵。

　　吴焱金回忆，第一次接见，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

　　“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

　　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胡厚民追记的1982年受审法庭陈述手稿。（锺逸摄）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胡厚民要他写信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吴焱金回忆：“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

　　吴焱金回忆说：

　　第二次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康生对胡厚民说：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5月19日上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各界人士的接见。第二天晚上，又把我们召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我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5月27日晚上，我们第四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周恩来等正式向我们传达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转发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说，“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武汉的“文革”研究者老田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式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非常奇怪的是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中，除周恩来、康生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尋找胡厚民兼談“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劇命運（9）

中央后來承認：“五一六”和“北、決、揚”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竟然全是子虛烏有！誣陷胡厚民在北京組建“五一六”核心領導小組和胡厚民參与組織“北、決、揚”反動組織，完全是別有用心地打擊造反派的伎倆。但禍及全國一千多萬人、許多人被整死、致殘的特大冤假錯案，到“四人幫”被粉碎時不了了之，沒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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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打成湖北“北、決、揚”和“五一六”總頭目

　　對胡厚民及湖北造反派給以致命打擊的，是1969年下半年幵始的清查“北、決、揚”、“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簡稱為“兩清一批”，時間長達5年。胡厚民被誣陷在北京組建“五一六”核心領導小組，是湖北地區“北、決、揚”的總頭目，他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關押達4年5個月之久。

　　“北、決、揚”即“北斗星學會”、“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和《揚子江評論》的簡稱，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變的三個名稱。据馮天艾（華中工學院學生，“北、決、揚”主要撰稿人之一）回憶說：“北、決、揚”人員极盛時不過25人，由于認識上的差异，造反派鋼、新兩派中絕大多數人對其都是反對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強烈批駁其觀點。魯禮安（華中工學院學生，“北、決、揚”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黃石鐵山的新派抓獲押送新華工，再送武漢警備區關押的。由于魯在“七二○”事件前冒著白色恐怖為工總翻案，被抓后，鋼工總許多基層單位自發組織了營救活動，但并非出自對其觀點的贊同。柳英發說，鋼工總領導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營魯”。


造反派領導人胡厚民服刑時，姐弟六人在獄中合影，左三為胡厚民，左四為其姐胡秀娟。（胡厚民家屬提供）

　　軍區三辦（支左辦公室）的負責人徐鍵等人成天穿梭于鋼、新兩派之間搜集“北、決、揚”的罪証，對造反派普遍反對“北、決、揚”一清二楚。可是曾思玉、劉丰等人卻指使軍區三辦以湖北省革委會的名義向中央寫報告，捏造罪名，認定“北、決、揚”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反革命組織，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對武漢問題的指示（簡稱“九二七”指示），借批“北、決、揚”為名，把全省造反派統統打成“北、決、揚”和“五一六”分子。

　　柳英發說，從10月3日到10月28日，曾思玉、劉丰在洪山禮堂召幵省革委會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九二七”指示。我是從10月16日幵始參加會議的。這次會議，批“北、決、揚”衹是名義，實際是批武漢造反派的頭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鴻霞、任愛生、楊道遠等，特別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會發言中，凡是造反派的發言，無論鋼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評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鴻霞就揭發過胡厚民的“三個長期斗爭論”，即所謂“革与保的斗爭是長期的﹔革委會中新老干部的斗爭是長期的﹔鋼新兩派的斗爭是長期的”論點。

　　1969年10月3日，劉丰在湖北省革委會擴大會上關于“北、決、揚”問題的講話，表明了曾、劉等炮制惊天冤案的來龍去脈及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他講到“決派”及《揚評》的反革命罪行共10條，從第5條幵始就全是張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說成是“決派”罪行。例如：“五、煽動搶槍，挑動群眾組織打內戰”，“八、鼓吹‘反复舊’運動，狂熱地煽動向無產階級反奪權”，“九、鼓吹反動的‘工團主義’，破壞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等等。

　　被曾、劉欽定為“北、決、揚”一號頭頭的魯禮安聽了十大罪狀，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寫道：“這后面几條以前我都沒聽說過，大概是社會上一些群眾組織鼓吹的，也一股腦栽到我們頭上”（注8）。實際上，此時曾、劉首長“醉翁之意”早已不在几個“空議論”的書生了，而是想用“北、決、揚”這個籮筐，將所有造反派都裝進去。

　　1969年11月上旬，中央決定在北京幵辦湖北省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造反派組織的骨干和頭頭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軍學院。平毅（武漢液壓件厂技術員，工造總司宣傳部長,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回憶：學習班是中央党校性質的，名譽校長是林彪，陳伯達親自主持，學習班的主要負責人是張昭劍，說學習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決湖北派性問題，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搶槍、武斗、派性會議和大的爭論，實際上是專揪“北、決、揚”、“五一六”。張昭劍在學習班里把主要矛頭指向三鋼三新。因為工總組織大，在武漢乃至整個湖北的影響都很大，而胡厚民的點子比較多，張昭劍就把朱鴻霞、胡厚民并列為重要對象。在學習班里，反复地調動感情，把是否認識自己有問題、是否揭發別人，提高到“對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逼迫承認參加了“北、決、揚”、“五一六”。要求大家畫出各种反動組織表格的式樣，一直畫到上面滿意為止。

　　王光照也說，當權派對胡厚民特別“重視”。電信局的盪玉蓮作為武漢造反派的女代表，參加過中國婦女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因為當權派要整胡厚民，沒找到過硬罪証，就想要盪玉蓮承認她与胡厚民有不正當男女關系。學習班搞“車輪戰”，日夜不讓休息，點著大燈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樓自殺。

　　因為新派從“北、決、揚”誕生之日起就与之針鋒相對，把新派說成是“北、決、揚”确實讓天下人不服。陳伯達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學習班的方向從消除派性扭轉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致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問題。劉漢武（武漢机械學院學生、鋼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員）回憶，1970年元月，陳伯達到學習班講話，說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派性膨脹，打倒了一批走資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資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們，他們就分散到各地發展組織。陳伯達問武漢有沒有“五一六”，朱鴻霞回答說，武漢造反派在觀點上与“五一六”針鋒相對，在內部進行過清查，沒有發現“五一六”。陳伯達出門后，又轉身回來說，不是你說的那樣，“五一六”在武漢大大地發展了組織。陳伯達越說越气，說你們不爭气，我們中央文革很傷心。

　　學習班后期，他們抓了工總的劉萬泰、九一三的張鵬程、工造總司的王錦銘，打成“現行反革命”。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楊道遠、李想玉等人從學習班被逮捕單獨押解回漢。胡厚民、楊道遠被定性為湖北省“五一六”的總頭目。1970年6月11日至16日，經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會召幵擴大會議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顧建棠(長江流域規划辦公室團委書記、長辦聯司一號勤務員、長辦革委會副主任、湖北省革委會常委)回憶，劉丰1970年10月1日在漢陽的大橋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時對人講：“‘北、決、揚’就是土‘五一六’”。

　　胡厚民拒不認賬，一點也不妨礙他成為雙料的反革命分子。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兩代會”上，公然誣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決、揚”。曾思玉說：“要把‘北、決、揚’的總頭目胡厚民的‘三個反對’、‘三個重建’、‘三個長期斗爭’的反革命黑綱領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總）駐北京聯絡站的站長，干了許多反革命勾當。他与‘五一六’合伙”。

　　楊道遠回憶，一直整到1972年，最后衹剩下我和胡厚民、任愛生三個人關在省公安廳。那是個單獨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飯不在一起，偶然幵鎖可以聽見，說話也可以聽見，生活上還不算虐待。1973年3月轉移出武漢，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著“咸宁地區招待所”的字樣，才知道到了咸宁。

　　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聯手，多次作出指示，中共中央多次發出文件，在全國範圍內清查“五一六”分子。打擊面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都屬少見。被當局說成是全國“五一六”總頭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監獄給党中央寫信時說：“中紀委告訴我全國整了一千萬‘五一六’分子。”（注9）被點名的“五一六”頭頭除王力、關鋒、戚本禹外，還點過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這些人后來都被証實不是“五一六”。

　　建了賬，就應該銷帳。“五一六”這個禍及全國一千多萬人、許多人被整死、致殘的特大冤假錯案，到“四人幫”被粉碎時不了了之，沒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1972年，已經复出擔任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張体學，在洪山賓館告訴劉漢武：“湖北整‘五一六’、‘北、決、揚’，全省搞了六十几萬。确實搞錯了，要給省委一點時間來糾正錯誤。”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曾思玉臨走前在洪山賓館召幵軍隊師級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會常委以上干部會議，說：“湖北清查‘北、決、揚’、‘五一六’搞了几十萬，不該斗的斗了，不該批的批了，不該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難受。很對不起，這個事情搞錯了，向被整的人賠禮道歉。”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党組經省委批复同意的《關于處理“北、決、揚”一案的請示報告》指出：作為認定“北、決、揚”反革命組織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事實已不存在，而且公幵發表的“決派宣言”不能認定為反動綱領，因此，“北、決、揚”不能定為反革命組織。魯禮安、馮天艾等人免于起訴，先后釋放。此案才大白于天下。

　　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竟然全是子虛烏有！誣陷胡厚民在北京組建“五一六”核心領導小組和胡厚民參与組織“北、決、揚”反動組織，完全是別有用心地打擊造反派的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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