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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这篇关于文革发展过程的简要总结，缺陷甚多。不少重要史实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许多史实的描述不准确，甚至连年月都弄错了。作为一个研究文革史多年的知名人物，这是不应该的。现挑出几条，简评如下，供作者参考。
一,
{1966年6-7月刘邓“资反线”
刘少奇、邓小平乘毛外巡之机，把毛的高层肃整(文革清洗)转变成矛头向下的“反右”运动。指示各地、各单位党委在一般教职员、机关一般干部、工厂工人中和大中学生中的抓“右派分子”。其间，刘、邓也狠心把各省市的中共宣传部长和一些大学党委书记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交帐。}
文革从党内高层内部洗突变为“群众运动”的标志是人民日报受老毛之令,发表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老毛语)。老刘是故意回避还是遗忘？
此期的文革群众运动发生在全国各大中学和少数文化单位,几乎所有大中学校/系当权派(党委/支部书记,校长副校长,大学系总支部书记/系主任)全部被打倒.其他单位是搞“正面教育”。直到9月，毛林为首的新中央还发文件，县以下(包括县)其他单位不搞文革.
“刘少奇、邓小平乘毛外巡之机”.据国内学者研究，刘邓派工作组和发出各种指示是请示了老毛的。我认为老毛为了给刘邓设陷阱，而故意不表态。
如果刘邓不派工作组,任凭学生乱斗。老毛回京，一定会说刘邓“放弃党的领导”(老毛反右时制定的区别“香花毒草”六条标准的第一条)。这个罪名至少不会轻于“镇压群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
{1966年7月“破四旧运动”}
我当时在北京,北京的破四旧是从八月开始的。难道广州走在北京之前?
三,
{1966年8-10月“大串连”
红卫兵大串连。上千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十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检阅。这些青少年学生还被允许免费乘车到各地串连。毛以浪费大量国家资财的做法去贿赂青少年，以煽起青少年对他狂热的个人崇拜。}
大串联活动的首要内容是北京红卫兵和其他大中学学生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炮打各省市“走资派”，例如北京南下学生在四川的战斗纲领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
四,
{1966年11-12月批“资反线”
中共执政十七来人民群众首获扬眉吐气，把各级当权派推上受责问、受批判的地位。}
各地大中学造反派学生，从8月而不是等到11-12月，就开始冲出校园，与南下学生一起，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当权派。重庆815/川大826，还有各地无数造反派组织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这难道可以用“遗忘或无知”辩解?
“在此阶段群众开始分化。造反派和保皇派开始出现。”
“保皇派”最早出现是1966年6月初，一些学生开始批判本校“走资派”，一些学校干部和学生干部，以为又是反右运动，起来保校党委。
“保皇派”第二次出现是8月造反派(主要是学生)炮打省市委”走资派”时，省市委组织一部分学生工人成立保皇派组织(重庆市是“麻子兵”和“工人纠察队”)。
造反与保皇两派开始激烈“文斗”，间或用拳头“武斗”。
此期似应提到，一部分干部子弟红卫兵由于父母被打倒和他们对中共上层斗争内幕比较了解，开始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和老毛(即“12月黑风”)，立即受到毛的残酷镇压。
五,
{1967年2-3月“早春镇反”
毛指示各地军方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在毛心目中积极夺省市委权的造反派是“左派”，尽管它的政治成分较差。但各地军方却根据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判定积极夺权的造反派是“反革命”、是“右派”。而政治成分较好、对夺权持审慎态度的是“左派”。于是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军方都对造反派实行了镇反行动。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开枪扫射，打死打伤三百多名造反派群众。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
一月夺权时，也有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如重庆54军就支持815派，没有支持保守派。重庆保守派组织就是在这一时期垮的。当时支持造反派夺权的军方至少还有贵州、黑龙江、山东、山西、上海、辽宁等。
二月镇反时，由于在夺权前夕和夺权过程中争权夺利，重庆造反派分裂为815和以西师831为首的砸派。54军支持815派，镇压砸派。成都军区镇压川大826，扶植保守派组织，基本上没有镇压另一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
湖南军方镇压“湘江风雷”等社会造反派，但基本上未镇压学生造反派组织“长高司”。
六,
{1967年4-5月“暮春平反”
由于毛感到自己文革清洗目标尚未完成，造反派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能让造反派就此沉寂下去，遂批评各地军方犯了错误。提出要给在“早春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平反。于是造反派在全国死灰复燃，并把矛头指向军方，开展了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要求军方平反，释放在押者的运动。在广州有著名的“五三绝食要求释放项明”的事件。这次全国范围的反政治迫害、争取生存权利的运动是“人民文革”第三波全国性的表现。}
“由于毛感到自己文革清洗目标尚未完成，造反派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能让造反派就此沉寂下去，遂批评各地军方犯了错误。”
我认为，不仅是因为老毛感到文革目标未完成，更是因为“二月逆流”派干将大闹怀仁堂，攻击中央文革，引起老毛震怒。老毛为了压制这些“二流派”干将，敲打一下军方，让更多造反派为他卖命，从而决定给被镇压的一部分造反派平反。
如果没有北京的“二月逆流”，我怀疑老毛会这样做。在1969-70年“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中，造反派被镇压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1966年的“二月镇反”，老毛怎么不搞平反了?
七,
{1967年9月运动第二个转折点
毛觉察到造反派虽积极听从其号召夺省市委的权，但另有愈来愈多不听招呼的行为。保皇派虽行动保守迟缓，但实际上是共产党政权真正的社会基础。故急速改变前阶段划分造反派、保守派的做法。说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开始压制造反派，扶助保守派。
毛还强烈申述其干部政策。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都可重新站出来工作。这等于否决了造反派所积极投入的“一月夺权”。}
老毛早在66年8月亲自制定的文革纲领16条中已指出:“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一月夺权中，老毛也下令革委会要搞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实际上是军人掌权，可见从一开始，老毛就根本没有让造反派掌权的打算。
八,
{1967年6-8月“武装抗暴”
军方绝不像刘邓那么容易就范。他们纵容、怂恿、挑动、或操纵、指使、武装保皇派进攻屠杀造反派，挑起大武斗。造反派奋起自卫。造反派在大武斗中的抗暴自卫是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正义行动。是“人民文革”在全国大多数省市的第四波表现。从“暮春平反”到“武装抗暴”，造反派在市民阶层中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一些省市的保皇派瓦解，如湖北、四川；一些省市的保皇派式微，如两广。}
此期各地军方行动复杂。例如四川，1967年5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下达后，改组后的成都军区全面转向，与50军一起，包括各地军分区、武装部，支持826和重庆地区的“砸派”(后来叫“反倒底”派)。成都地区的保守派组织产业军迅速垮台。于是，以826和反到底为一方，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与54军(后台是林彪)支持的红成/815为另一方，在全川展开全国最大规模的大武斗。
湖南造反派“长高司”由于没有后台，湘江风雷起来后，造到“军民”的联手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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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刘国凯：“十年动荡”社会状况之列表概述 2006-06-16 20:12:42
有朋友对我说，你写了那么多的文革史论书籍，其实我们买了也未必有时间看。你不如再写一篇只有几千字的表格式的介绍文革过程的文章，以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了解它的基本全过程。
现谨听取这些朋友的意见，勉作以下表格。
起止时间、
阶段域名
运动的社会内容
1966年5月
文革开始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从文化专制主义的文艺思想批判升级进入毛的中共高层清洗
1966年6-7月
刘邓“资反线”
刘少奇、邓小平乘毛外巡之机，把毛的高层肃整(文革清洗)转变成矛头向下的“反右”运动。指示各地、各单位党委在一般教职员、机关一般干部、工厂工人中和大中学生中的抓“右派分子”。其间，刘、邓也狠心把各省市的中共宣传部长和一些大学党委书记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交帐。
1966年7月
“破四旧运动”
主要是一些狂热的中学生走上街头改所谓有“封资修” 意味的店名、街名等，再发展至破坏历史文物、宗教设施。“破四旧” 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可参加。“破四旧运动”是“红色恐怖运动”的先声。
1966年8-9月初
“红色恐怖运动”
由北京的高干子女为骨干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发动“红色恐怖运动”，任意抄家、打人、抓人游街、关入牛栏，大规模打死人。受害者为“黑五类”和各种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及资本家和文艺界人士。此风迅速刮向全国。各地都出现肆虐的贵族红卫兵。一场空前的血腥暴力永留中国人的记忆中。
1966年8-10月
“大串连”
红卫兵大串连。上千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十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检阅。这些青少年学生还被允许免费乘车到各地串连。毛以浪费大量国家资财的做法去贿赂青少年，以煽起青少年对他狂热的个人崇拜。
1966年10月
文革第一转折点
许多贵族红卫兵由于其父母从显赫的共产党高官跌入岌岌可危的走资派边缘，遂暗中对毛的文革清洗采取反对态度。毛遂抛弃贵族红卫兵，另行启用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其中典型人物为蒯大富等)。具体做法是把前阶段刘邓的第二次反右斥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在前阶段被打成右派的群众、学生都应予平反，材料当众销毁。
1966年11-12月
批“资反线”
中共执政十七来人民群众首获扬眉吐气，把各级当权派推上受责问、受批判的地位。不但批判他们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恶行，而且揭发批判了他们以往的许多欺压群众的行为。在此期间还有限度地批判了贵族红卫兵赖以飞扬跋扈的的血统论。批判“资反线”为“人民文革”的首轮全国范围的表现。在此阶段群众开始分化。造反派和保皇派开始出现。基本形态是与当权派关系较差的人群组成造反派、与当权派关系较好的人群组成保皇派。批“资反线”、批“血统论”是造反派的活动内容。保皇派对此持冷淡态度。
1966年12月下半月至1967年1月初
反革命经济主义
被毛共当局称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 的大潮急剧席卷全国。这是群众乘各级共产党官僚被群众责问、批判之机提出的各种基本合理的经济要求。此大潮很快被毛共压制。“反革命经济主义”是“人民文革”的第二波全国范围的表现。
1967年1月
“一月夺权”
毛的文革清洗蓝图正式展开。毛内心设计的做法是先让群众夺各地高官的权，让高官们都“靠边站”了。再由毛审定，筛取自己认可的高官复出执掌权力。
1967年2-3月
“早春镇反”
毛指示各地军方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在毛心目中积极夺省市委权的造反派是“左派”，尽管它的政治成分较差。但各地军方却根据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判定积极夺权的造反派是“反革命”、是“右派”。而政治成分较好、对夺权持审慎态度的是“左派”。于是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军方都对造反派实行了镇反行动。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开枪扫射，打死打伤三百多名造反派群众。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
1967年4-5月
“暮春平反”
由于毛感到自己文革清洗目标尚未完成，造反派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能让造反派就此沉寂下去，遂批评各地军方犯了错误。提出要给在“早春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平反。于是造反派在全国死灰复燃，并把矛头指向军方，开展了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要求军方平反，释放在押者的运动。在广州有著名的“五三绝食要求释放项明”的事件。这次全国范围的反政治迫害、争取生存权利的运动是“人民文革”第三波全国性的表现。
1967年6-8月
“武装抗暴”
军方绝不像刘邓那么容易就范。他们纵容、怂恿、挑动、或操纵、指使、武装保皇派进攻屠杀造反派，挑起大武斗。造反派奋起自卫。造反派在大武斗中的抗暴自卫是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正义行动。是“人民文革”在全国大多数省市的第四波表现。从“暮春平反”到“武装抗暴”，造反派在市民阶层中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一些省市的保皇派瓦解，如湖北、四川；一些省市的保皇派式微，如两广。
1967年9月
运动第二个转折点
毛觉察到造反派虽积极听从其号召夺省市委的权，但另有愈来愈多不听招呼的行为。保皇派虽行动保守迟缓，但实际上是共产党政权真正的社会基础。故急速改变前阶段划分造反派、保守派的做法。说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开始压制造反派，扶助保守派。
毛还强烈申述其干部政策。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都可重新站出来工作。这等于否决了造反派所积极投入的“一月夺权”。
1967年10月至1968年6月
混沌时期
在此阶段毛致力于恢复共产党的统治秩序。用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式来重建共产党政权。“革命委员会”以各地军方首脑主导；重新站出来的地方干部参与；群众组织代表作陪衬。保皇派对此政治结构完全接受，造反派则极力予以阻扰。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原有统治秩序的恢复。而恢复之后他们一定会遭到清算。反对恢复原有统治秩序最激烈的人群在1967年底到1968年初形成以湖南“省无联”为代表的“极左派”。其核心观点是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高干形成了新生红色资本家阶级，应予整体性的打倒，再采用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来民选各级行政长官。各地的“极左派”被毛、周共同重新定为“极右派”，并在1968年初予以严酷镇压。
由于造反派的极力干扰，致使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过程延宕，或即使成立也权威不足。在这个长达大半年的混沌期间，民众乘机提出了许多争取自身权益的要求。如各地都有1963-1965年的支农青年要求回城生活就业的事件。广州还特别有持证工人事件、组劳人员事件、工读600事件、晓兵绝食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以大字报来诉说，和集会游行示威绝食来强烈表达。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维权斗争是“人民文革”的第五波表现。而以湖南“省无联”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文革新思潮”则是“人民文革”的峰尖。
在此期间，某些造反派得胜的省市，如四川、浙江，造反派发生分裂互斗。是为造反派不足称道的历史。
1968年7-9月
大镇压
毛认为他的文革清洗已基本完成，造反派可予以鸟尽弓藏。但造反仍不听招呼，愈来愈有脱轨的行为，“人民文革”大有蔓延之势，毛感到必须予以遏制。而各地军方早就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于是在1968年7月，毛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允许军方镇压造反派。在两广表现尤为剧烈。广西还发生大量造反派被屠杀后再被挖心肝烹食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接着在8月，毛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扫荡平民造反红卫兵。这些都标志着“人民文革”被镇压。1968年8月下半月毛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1968年9月7日，北京召开“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全国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十万人庆祝大会。这两项说明毛的文革清洗已经大致完成。
1968年10月至1969年全年
“清理阶级队伍”
从1968年10月到1971年10月，进入长达三年的对曾经造过共产党统治秩序反的民众的反复清算、迫害。1968年10月至1969全年是清算第一波。运动名称叫“清理阶级队伍”。说是原造反派组织中混有许多阶级敌人，要予以清理。许多前造反派成员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批斗、关押。主导“清理”者是由原保皇派骨干分子摇身一变而成的专案组、专政队
1970年全年
“一打三反”
这是清算造反派、镇压民众的第二波。比“清理阶级队伍”更严酷千百倍。它不是由专案组、专政队来揪斗、殴打，而是直接由恢复起来的公安机关进行逮捕和处决，乃至大规模处决。广州一次曾就处决一百另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许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揪斗关押判刑的原造反派头头骨干，都在此次清算中重新判处死刑，予以处决。
1971年全年
“清查五一六”
这是清算造反派的第三波。主导清查的不是“一打三反”时的公安机关，而恢复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的各单位的专案组、专政队。其手法与“清理阶级队伍”同。“清查五一六 的残酷程度全国不一。在广东比较轻微，但在北方某些省市，其严酷程度超过“清理阶级队伍”。许多前造反派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严酷对待，以至产生大量非正常死亡。
文化革命可分解为毛的文革清洗、官方的文革镇压、民众的文革反抗(人民文革) 。文革清洗和人民文革都结束于1968年夏，而文革镇压则一直延续到1971年底。
1972年至1976年
高层内斗和社会相对宽松的时期
林彪事件发生后，尤其是“571工程记要”公开后，连续三年多的迫害狂潮消退。1972年职工获普调工资一级。下放干部开始陆续从干校回机关。知青开始有回抽迹象。整个社会气氛趋向有限宽松。
“批陈整风”之类的高层内斗发生在江张集团和老官僚集团之间。1974年毛江曾想把“批林批孔”导向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群众反应冷淡。这是因为毛非但在1968年夏把造反派民众推出当替罪羊，而且还让复旧官僚和军方在1969至1971年对前造反民众进行反复清算迫害，致使昔日的造反派民众不但不再忠于毛，而且对毛有着愈来愈多的怨恨。这怨恨不敢直接表露，就移植在江张集团身上。于是江张集团在中国愈来愈孤立。它不但面对老官僚集团的威胁，而且失去群众，无论是昔日的保皇派还是昔日的造反派都反感他们，而支持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1976年10月
十月政变
原属毛集团的汪东兴、华国锋基于老官僚势力的深厚；基于江张集团行为乖张难以合作；基于体察到江张集团已全失民心，基于控制最高层中枢的便利，勾结老官僚集团，在毛刚逝世未周月、尸骨未寒之际，就以阴谋手段除掉江张集团。是为十月政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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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8 15: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