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十三章

邓振新

第十三章 “四一一”转战首都和全国各地

（一） 首都红代会成立“支持贵州‘四一一’联络站”

“八月踏平”被迫外出的“四一一”学生、工人和干部，据不完全统计，达到6万多人，分别战斗在首都北京、上海、武汉、郑州、徐州、长沙、株洲、衡阳、桂林、柳州、昆明、重庆、成都以及乌鲁木齐等全国各地。通过向中央反映贵州问题、向所在地公众揭露李再含在贵州武装一派、镇压一派的罪行等方式，坚持同李再含独立王国作斗争，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这个联络站由北大、清华、北航等首都院校的贵州籍学生张苏、王学文、张惠泉、李黔宽、颜家庆、曹友志、谢石隆等组成，为到京的“四一一”难友解决食宿和开展活动中的种种问题。他们支持“四一一”抵制李再含的错误，给了在京难友以极大鼓舞和信心。
1967年8月30日，“贵州‘四一一’赴京控告团”在北京地质学院成立。
9月上中旬，在首都红代会协助下，贵州“四一一”赴京群众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两次示威游行。9月16起静坐京西宾馆揪李再含，绝食5天，经北京卫戌区张副政委一再劝阻，保证李再含当时的确不在京西宾馆后大家才复食。
10月8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贵州‘四一一’兵团北京扩大会议”，围绕斗争大方向究竟是否正确这一主题，在校园草坪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充分讨论，总结了几个月来在省内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通过了会议纪要。11月下旬，又召开了北京左家庄会议，开始为在北京召开“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作筹备工作。
以上许多活动都得到首都红代会“支持贵州‘四一一’联络站”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1967年11月，贵大“红樱枪”战斗队9月份在成都写的“贵州向何处去”油印传单被湖南“湘江风雷”以大字报抄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阅读者众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影响很大。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筹备组通知贵大“红樱枪”战斗队邓振新赴京参与大会筹备工作。

（二）在清华大学成立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

1967年12月26日至1968年1月6日，“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在清华大学主楼举行，会议历时12天，到会代表共200多人，来自贵阳和全省各地。邱富伦作形势报告。会议形成决议，决心要“揪出李再含”，提出了“八月踏平必须全盘否定”等口号。潘少炎在大会上介绍了李再含从在山西决死队到任遵义速成中学校长等历史情况。
会上成立了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确定袁昌福（工人，复员军人）为司令员，邱富伦（师范学院）为政委，陈贤（老知青）为参谋长，耿铁（即贺志强，工人，省植物园）为代参谋长，铜仁廖笃甫为副司令，潘少炎（遵义市革委委员）为副政委，陆光武（师范学院）为副参谋长，彭孟棋（贵工革委会主任）为政治部主任，李少华（省花灯剧团）和顾汶光（都匀）为政治部副主任。
大会成立前线指挥部，由袁昌福、耿铁负责；
大会成立东线指挥部，以铜仁为中心，辖长沙联络处，廖笃甫负责；
大会成立西线指挥部，以毕节为中心，辖兴义、遵义，由潘少炎负责。
会后，大部分人员各自返回贵州第一线开展斗争，并留下部分人员在首都和外地支援和配合省内斗争。
李再含手下的508调查组在北京的情报活动防不胜防。1968年2月底至3月初，回到贵阳的邱富伦和耿铁等数名“四一一”头头先后被捕。
“四一一”总司令部驻京联络站1968年1月起设在北京大学。5月，“四一一”总司令部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当月，贵阳小罗街砖瓦厂杨延昭在北大跳楼身亡。次日，贵州省革委会办事组郭其弟等以“聂元梓要接见贵州‘四一一’”为诱饵，在北京大学诱捕了陈贤，郭平因机智地未报真名脱险。驻京联络站于是转移至清华大学10号楼。清华“7.27”事件后，驻京联络站不复存在，人员转至徐州联络站，驻煤炭37处。同年12月2日，李再含派人在徐州逮捕了袁昌福，辗转由上海乘机押回贵阳。12月6日在贵阳市春雷广场召开了批斗袁昌福大会。
“四一一”总司令部驻京联络站，出版了油印的“四一一战报”，从1968年1月至7月，共出版了十多期。王云生（息烽一中）、田越涛（安顺二中）、赵松（邮电器材厂）、许定科（贵阳聋哑学校）负责编辑出版工作，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提供办报条件。每期报纸都寄呈中央文革、北京图书馆、贵州省革委会以及北京一些高校图书馆等。

（三）贵州“四一一”战斗在外省

在徐州、郑州、武汉、长沙、株洲、衡阳、桂林、柳州、昆明、成都和重庆等地，组建了“贵州‘四一一’联络站”，散发了传单，向当地人民群众揭露李再含在贵州镇压群众的罪行。
郭平、王明佐、张远识等在郑州联络站办《四一一战报》，潘少炎向北京七机部高处长求助，将得到的50令宣纸交由曾廉溪乘火车送到郑州，支持出报。每期报纸都要分送到北京和武汉联络站。所办《四一一战报》为四开四版。
逃难在外如何解决吃住问题？这当中有许多感人事迹。徐州联络站设在徐州地委党校期间，10多人吃饭的问题是靠贵阳十七中魏凤英、邓国贞和杨道明三位女生天天为该校洗被服得以解决的。贵州省二工校的吴正还多次偷偷卖血为战友谋生。武汉联络站组织大家挖土方、拉板车挣饭钱。
贵州“四一一”长沙联络站有王克非、欧阳贵、王正金等，得到湖南“湘江风雷”支持。
贵州“四一一”成都联络站有梅泽光、周开榜、周朝汉、陈角等，得到川大“826”司令江海云的支持。
最初设在衡阳市建筑工程公司的贵州“四一一”联络站，由贵阳水泥厂工人谢忠诚发起。贵大“红樱枪”战斗队邓振新在“八月踏平”后辗转昆明、成都、保定、郑州、武汉、长沙，到衡阳“四一一”联络站落脚不久，联络站搬迁到衡阳市交通局。常在联络站的约有10余人，人多时近20人,其中有工人、有干部、有学生,多数来自贵阳,还有铜仁万山汞矿的曾云和万山中学的张老师。邓到联络站后,没有谁明确,在大家心目中成了事实上的站长。
衡阳联络站的工作包括接待来往的“四一一”人，编印和叫卖《四一一战报》，与当地群众组织和支左部队联络，组织文艺宣传小组到衡阳一些单位作宣传、演出等。邓编辑过几期《四一一战报》，谢忠诚联系出版印刷。贵阳民族商店王玉珍、贵阳水泥厂谢忠诚和贵阳塑料二厂“大博士”余祖全等数人自告奋勇到衡阳火车站和衡阳市街头叫卖《四一一战报》,但其收入不足以维持众人生活。为此,1967年11月，联络站组织大家参加土石方劳动两个星期，在衡阳西站附近一个山头上开挖一座粮食仓库的基坑，平均工资每个人每天2元。为了缩短上下班路程，联络站又搬迁到衡阳水泥厂，大家与拉板车的搬运工人们吃住在一起。
贵州省公安厅六处干部宋家鹏、贵州省地质局老周、小河贵州电力器材修造厂女工张崇莉和贵阳川剧团未成年的小男孩“小四川”，在此次搬迁前也先后来到联络站，也都参加了土石方劳动。淘气的“小四川”劳累后写信寄到贵阳骂李再含,竟将身上生的几个虱子也装进信封里。后来据说李再含在一次报告会上还提到这封信和虱子,引起在场人一阵笑声。
2月29日,贵大中文系蒋明珠（蒋冀）从长沙专程到达衡阳联络站，通知赶快转移,说李再含已开始对逃亡省外的“四一一”下手了。当晚,联络站全体成员正在开会商讨如何转移时,他们所在的小楼已被两卡车军人团团包围。邓和宋家鹏二人被抓，限定其他人24小时内必须“全部滚出衡阳市”。
邓宋二人被关进解放西路衡阳警司后，进行了80小时的绝食斗争,以示强烈抗议。直到在审问中明白这是李再含搞的“借兵抓人”,衡阳警司是出兵帮忙的。他们才宣布复食。接着贵州派4人，把他们押回贵阳。宋家鹏3月7日深夜被关进贵州省公安厅看守所,邓3月8日被送回贵大，3月18日,又被学校送进了“8.18”强制性学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