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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世界上哪里对毛泽东著作需求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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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8 10:49: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60年代哪里对毛泽东著作需求最大?

      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自觉把中国当作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学习中国的经验成为许多非洲政治家的首选,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在非洲最大。 

  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推广发行。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资料详见《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第47页、58页)。 

  因此,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尼日尔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在一些国家几乎人手一册。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最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泽东的著作。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中国与非洲大陆的文化交流,在六七十年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图书从此开始进入主流市场,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中国文化专业机构充分利用的发行网络。如埃及的“金字塔报发行公司”、阿尔及利亚的“报刊图书发行公司”、摩洛哥的“谢里夫报刊发行公司”、“突尼斯报刊发行公司”,坦桑尼亚的“每日新闻发行公司”、尼日利亚的“贝鲁大学书店”、加纳的“加纳大学书店”、塞内加尔的“塞内加尔报刊发行公司”、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图书唱片公司”、喀麦隆的“喀麦隆报刊发行公司”、马达加斯加的“马达加斯加报刊发行公司”等大型国营公司成为中国图书的经销商。 

  一些骨干发行书店,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埃及的“瓦依世界书店”、马达加斯加的“东方书店”、“综合书店”、毛里求斯的“学生书店”、埃塞俄比亚的图书文具店、加纳的“莱西翁公司”、尼日利亚的“柯达书店”、乌干达的“米梯亚纳书业中心”、坦桑尼亚的“友谊书店”、“卡塞书店”等。这些书店的经理、负责人都是多次访问中国,并成为中国人的忠实朋友。 

  新中国在非洲大陆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地文化传播至今已经结出丰富的果实。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家,到处可见“毛泽东大街”、“毛泽东大桥”、“毛泽东村”的命名;在埃塞俄比亚,普通司机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孔子和毛泽东;卢旺达的国家电台曾常年向全国人民教“汉语问候语”;在刚果(金),街道上的青年人看到中国人就喊“中国,毛主席”;南非总统姆贝基在一些演讲中,经常引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论断表述自己的观点。最为重要的是,时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一大批看着中国图书、画报的青年学生已经成长起来,成为这个年轻大陆的主宰者。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告诉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背诵出一段毛主席语录证明对中国的了解。 

  2003年12月26日,前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面对前来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拿出了一张珍藏多年的照片,那是1969年,年仅27岁的萨利姆出任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他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我一生中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从1970年到1980年,身为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大使,萨利姆为争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还指著书柜中全套的《毛泽东选集》说到:毛泽东本人从未到过非洲,可许多非洲兄弟都知道他的名字,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已融进了中国援助非洲人员的行动中。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指导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无私援助,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获得国家独立和经济自给的道路上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牺牲,走更多的弯路,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2006年,在北京成功举行48个非洲国家元首参加的中非合作论坛,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继承“红色世纪”留在非洲大陆文化遗产的开始,但相比上一代中国人在深耕播种所期望的,显然还仅仅是开始。

(摘自:《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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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3 16:52:58 | 显示全部楼层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叹如今中国早已摒弃毛主席的思想。造成中国在当今世界外交政治一系列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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