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4）

tuffy05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

——我经历过的1966年政治运动

武振荣

博客书稿前言

这本书稿写于20年前，所涉及的事件又是40年前的一场政治运动，别的不说，仅就这2点来讲已经是够典型的“中国式”事件了！因此当我在决定把这一本书以博客的身份在网站上发表的时候其心情怎样，读者们就可以想象而知了。写作本书时，我披着一身“黄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任某部副营职政治教员，因此书稿是在营房中写成的，也是我在部队上所写作的10多本“不能够见天日”的书稿中的最后一本。本书稿写好后，我转业到地方，被安排在了一个和我的兴趣风马牛不相及的“机械研究院”工作，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干到了1996年10月，在47岁的年龄上就“光荣”“退休”了（这也是“中国式的退休”）。

同我以前所写作的所有的书稿一样，在写作本书稿的时候就没有想着要出版，于是，它就被我压了“箱底”，准备“供老鼠的牙齿去批判”（马克思语），但是在“老鼠的牙齿”没有“批”上它时，却被秘密警察给盯住了（起因是，我想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它）……，结果书没有出成，反倒惹出了麻烦。2002年11月13日，既是为了摆脱麻烦，也是为了保护这本书稿，我伙同助手邓韫璧在韩国逃亡。现在，我在韩国成为“申请中的难民”作着毫无希望的等待……。从2004年3月18日，我开始在网站上发表文章后，好歹也变成一个“博客”，所以在寻找不到出版社的情况下，就想着在网站上发表它了——这就是“博客书稿前言”写作的缘由，但愿发表后能有人看它。

今年，喜逢66运动40周年纪念日，我就把这一卷文字当成对它的献礼。要说明的是，为了使这本已经具有了“历史”的书稿保持原貌，这一次发表时，我对它仅仅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再则，为便于发表，本稿一共分了25节，每节约1万字，第1节发表后，各节将陆续寄出，希望过去一直支持我的各网站最好能够把它串在一起。


2006-1-19日 武振荣 记于韩国首尔（原汉城）特别市加山洞



目录
前言
绪论：我与66运动及66学说
第1章：66运动前我的角色、地位、身份、思想、意思以及心理概述
第2章：66运动前，我个人身心两方面所遭受的摧残和压制
第3章：66运动前，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及特长
第4章：大字报风潮
第5章：政治气候的骤变
第6章：教师学习会——一个专门整人的会议
第7章：由党办红卫兵到自治红卫兵——我经历过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红卫兵运动
第8章：炮打兴平县委——我的造反生涯的开始
第9章：北京“朝圣”
第10章：大串联——地理的发现以及人民历史观的发现
第11章：回农村去——发动、参加、投身农民造反运动
第12章：返回学校，组织“兴平县中学生造反司令部于阡中学分部”
第13章：66运动的悲剧结局在我个人身上的反映以及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军入伍的经过
第14章：作为“支左”军人我对66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第15章：“3绝”的写作即我对66运动独立研究的开始。



扉页题词


在人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7亿中国人民曾经踏出了自己的路——1966年之路。
目前，这条路在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观察中，其所以还不清楚，原因是观察者离起点太近，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条路的轮廓就会显得愈来愈清楚。这本书记录了在1966年政治运动中一位普通中学生的遭遇及感受；藉这它，人们便可以理解1966年政治运动的诸多问题，迄今为止，这些问题还象五里雾一样地笼罩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除此之外，那种诬蔑中国自由化民主化为“全盘西化”的人的论点即应收回，只要他们愿意正视66运动的那一段伟大而又特殊的历史的话。



在中国，历史以一种西方人很难想象的方式存在着。

——摘自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汉译本36-37页。



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做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二节》

前言

不要把这本书当成我的回忆录，在现今的中国（以下皆指中国大陆），象我这样 的“3无人物”（报刊上没名，电视上没形，广播里没声）实在是不配撰写回忆录的，在我能看到的范围内，有资格撰写回忆录的人主要是那些典型的老革命，他们或者参 加过辛亥革命，或者经历 过“2万5千里长征”，或者“渡江南下”，打败了由800万军队支撑的南京政府，或者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总之一句话，他们是一些典型的出没于“枪林弹雨”中的英雄人物，其经历和生平都富有传奇色彩。他们性格与众不同，其作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比拟的。他们产生在一个真正的“大动乱时代”（1919-1949年），这一点他们并不否认，只是他们有意识的用“革命”的词藻装点它，也许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的时代在需要人民大众出场时，这些面目古怪的人——有的一只眼，有的一条胳膊，有的脸上留有刀痕，腿上还钻住着子弹头、弹片——才显得过时，他们的历史才失去了对中国广大青少年的吸引力，由他们撰写的或由别人捉笔代刀而成的诸如《革命战争回忆录》之类的书籍才无人问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撰写的以理解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和我个人所生活的时代为主线索的文字，或许才有些价值，进而言之，若还在我的文字的行间里，读者们能够悟出民主自由的意义，那么写作此书的目的，算是基本达到了。不宁唯此，人们若还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人民参与政治的行为同传统的“英雄式革命”截然不同的话，曾经被我们中国人说滥了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话，便有可能产生出名副其实的含义。

这本小册子的另一个任务是提出了一个时代的问题，即红卫兵时代问题。同目前社会上流行看法不同，笔者通过长期的痛苦思考之后，对红卫兵时代和红卫兵的运动做出了不同于别人的判断和理解。我认为，1966年红卫兵造反活动和由此而引发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本书简称为66运动，为什么叫66运动？本人在《66运动论说》的书中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交代，读者们若有兴趣不妨翻阅之）是在中国专制主义条件下发生的一次影响最深远、意义最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无论从规模或者从现象看，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60年代的世界范围内，这场运动并不孤立，它同美国的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和法国的“5月风暴”运动遥相呼应，造成了全球民主化的伟大风潮；不同之处在于，发生在中国的运动对广大参与者来说其情形更复杂，处境更困难，变化更大，因而，当美国和法国的运动在事后被认为是民主运动时，中国的运动却被说成是“动乱”！在美国和法国，社会制度的民主性和运动的民主性相辅相成，即是这些运动具有革命的色彩和性质，也理所当然的被归纳在民主政治秩序之中；中国的情形远不是这样，运动爆发时中国是专制主义国家，这种性质的国家，按理是不能产生政治大解放运动的，但是，这个运动毕竟是产生了，正因为情况是这样，回过头去理解这个运动我们就不能按理而思，一味地认为它是一场完全地按计划而行动的运动，其实呢？66运动不是按计划出生的，完全是一个“计划外的生育”；也就是说，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和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下简称《16条》）中，都没有给出66运动的“生育指标”。因而，66运动的产生如同《西游记》中的石猴出世一样，乃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事件。正因为这样，一个“计划外生育”如何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合法的生育”（即合法运动）的问题包含着人们至今还没有解读出来的意义。可见，把红卫兵运动描述成“毛泽东的阴谋”的观点是幼稚可笑的，荒谬绝伦的。

66运动的第一个形态是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又是由一代在校学生们的“自我”“灵魂大暴露”行为所引发，研究它的起因，固然可以发现专制主义者“改造”人的计划和企图，但是，当已经暴露出来的人的灵魂不再被视之为一个撒旦式的存在时，灵魂存在的价值就诉诸于意见，当意见的真实价值还不能被那一代青少年人的政治知识所认可时，人们便把它说成是一个“客观”而具有决定意义的“世界观”问题，以为它是人类灵魂工程上的一个“必然性”产物。可见，红卫兵运动的价值首先在我们红卫兵那一代人的自我表述中受到了歪曲，一个瞬间的灵魂产物被视之一种可以归之于有计划的社会工程。可是，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对那暴露了的灵魂的认识与评价，而是已经暴露了的灵魂的自性未能安顿下来。也就是说，人在自由之中是一回事，对自由的认识及表述又是一回事 。

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其实是产生于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在校就读学生当中的一个典型的自由化运动，而目前我们对它却做了一种专制式的解读。因此，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已经“暴露”了的“灵魂”是一个“私”的东西，我们却说它是“为公”的；意见的东西是一种发自人性深处的无机因素，我们却要把它归类在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的计划之中；由意见而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是自由而又自治的，我们非把它说成是“实现全人类一片红”的专制式的工具；所谓的“观点”“立场”“脾气”，完全是写在每一个人心灵上的“我”字的东西，我们却对之做了“毛”字式的解度；搞游行、搞串联，举行集会、示威、绝食、罢课、组织演讲会、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等等所有这一切行为都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人权实现之表现，我们却说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革命”。正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的价值在建立的那个瞬间便被我们从教育中所接受的那种知识和传统给歪曲了，就这样那时我们还自以为自己是传统的“破坏者”呢？

把上述现象同我们当年的年龄联系起来思考，我们的错误并不在于我们以自己的方式争取自由和事实上争取到了自由，而在于我们对自由的东西做了一种非自由的解读。别人的情况且不说，就拿我个人的情况讲，当时我先后参与了两个自治组织的组建和活动，一个叫“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以下简称“小南兵团”）；另一个叫“兴平县中学生造反司令部于阡中学分部”（以下简称“于中分部”），都是正儿八经的自治组织，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的“上级”，在政治上我们一直是完全的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治理自己，但是，我们还是造出了“毛主席党中央”这样的虚假“上级”，好象它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并把我们政治行为同它完全地挂起钩来，以为我们是直接受它领导的。其实，这里显然存在着误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许多人在谈论1966年中国大事变时还受此种误会地左右，以为当年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举一动，都是按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事的，以至于把一个自治的民主的自由的人民运动当成毛的运动，并且拱手让给毛。

在这本书中，我要告诉读者们一个问题：红卫兵运动虽然发生在一个被“设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但它却是这个运动“设计”环节遭到破坏之后的产物，因之，它有自己的生成意义和存在意义，不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那种话题所能涵盖得了的。就此而言，中国产生了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种耻辱，没有解读出它的意义乃才是中国的耻辱。要知道，红卫兵运动本身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运动，它有自身的逻辑和意义，因而，对它的理解也只能借助于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方法。毛泽东、邓小平其所以都不能价值地解释这个运动，原因在于他们理论和方法并不富有创造性。当年毛泽东解释这个运动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断的求助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且征用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笔杆子”大做文章，弄出了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结果很不成功，他死了之后，被邓小平的一口痰给“否定”了；邓小平也不例外，他要“否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目前这个“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教育还没有完全结束）也许容易，但他绝没有办法和能力最后地“否定”66运动。人民对自己的运动要作出自己的解释，这是上天注定的事情，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权力、任何权威都难以改变的！

但是我也知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中，人们对有计划争取自由的历史并不陌生，也不缺乏研究，只是对那些事先无计划之争取自由 的行为和历史缺乏认识和评价，这样的事情就不能不引起我的忧虑。我认为计划中的自由仅仅是人的自由中的最小之部分，而更大部分的自由却处于人的计划之外。因之，同前一种自由相对比，后一种自由更显得宝贵。如果认为人类争取自由之历史没有尽头，那么对非计划性自由之研究就同人类命运本身的自我肯定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由此可见，对红卫兵运动之研究不仅仅关乎着对人类自由之认识，而且关乎着维护自由和自由史的重大事情。红卫兵运动是地道的中国产物，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是全人类性质的，如果说这种意义被当年的红卫兵用“誓叫全球一片红”的口号歪曲地表现出来的话，透过这种言论的分析，我们发现它的普世价值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强调一点，若有人读完此书，把我们那一段红卫兵历史当作一部我们遭受奴役的历史来看待，那算是理解我的意思的一半，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所理解的人自由的历史也不外是人不自由之历史，如果我的意思表达不具有权威性，那么我借助某一位西方权威阿克顿的话来说，“自由的历史就是没有自由的历史”（见《自由的历史》中译本第54页）似乎可以消除某些人的疑虑。

在构思这本书时，我理解时下的中国人热衷于谈论纯粹自由的那一种风气，但是我告诉人们，自由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以及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它总是寓于人类不自由的东西之中，就如同美玉总是镶嵌在石头中一样。在写这本书时，我的本意并不是要为读者们提供一种“掺了假”的自由史，只是我认为“不掺假”的自由史有可能是想象中的东西，并不构成真正的自由历史。现在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18世纪哲学上的纯粹自由是现实生活中不可兑现的自由时，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才不会有那种黑格尔、马克思式的终结。事实是：人愈是自由，人愈感到自由之不足；自由程度愈高，愈感到其受不自由之束缚愈大。基于上述原因，你若认为在66运动中，人仍然处于不自由状态，我并不与你争辩，但你若认为这种状态是专制状态，甚至被此前的专制状态更坏，那你便错了；你若是耐心读完了此书，你便会知道你到底错在了哪里。

在这本书这中，我所陈述的是我所经历和所参加过的红卫兵运动，不关乎整个红卫兵史。因之它是红卫兵研究领域的一桩“个案”，如果说分析这种“个案”有助于理解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话，那么我便采用了我们当年所说的“解剖麻雀”的方式；依着这种方式，人们通过对一只“麻雀”的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也就等于理解了更多的“麻雀”。以次为线索，如果人们把自己的思路扩大一些，便可以顺便地理解1966年“7亿中国人民”（66运动发生时的中国人口数）的所作所为，经这样以说，我便铺开本书的论证的主要纲目。

在构思这本时，我并不认为我自己对红卫兵运动和66人民运动的解读就是“人民”的解读，我只认为它是“人民”解读当中的一种，因此它理所当然的同毛泽东、邓小平的解读不同。在我的解读中，我对它不进行简单的道德判断，不说它好，也不说它坏，亦不在它的“必要性”上下工夫，我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已经发生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至于这个事件是不是一定要借助于历史的“必然性”的“子宫”才能生产——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只是说，它的“出生”本身有一种历史意义。这样以来，我就不得不同我们这个社会的正统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挥手告别。依据正统的历史观，任何历史伟大事件只有在条件齐备乃至机会成熟之后，才会瓜熟蒂落一般地降生于世。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个所谓的“客观规律”。我承认，我不认识那个“客观规律”，我对它一无所知，我只知道造就在我个人成长为红卫兵造反派的那一段经历中掺和了我个人和身边同学们、家乡父老乡亲们以及众多的男男女女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正是这种努力，我和我的战友们才从“昆仑山上的一棵草”、“大海里的一滴水”、“万吨水压机上的一颗螺丝钉”（66运动前的流行语言）变成了有鼻子有眼、有名有性、有爱有恨、有情有意、敢造反、敢反抗的“革命造反派”！

正因为这样，在写作这本书时，我用不着隐瞒任何事情，也不想欺骗任何人，只是想把我当年心田中曾经滋生出来的那许多无机的、零散的自由民主因素用一条红线给贯穿起来，从而对当时我们所不能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极其复杂的政治运动做出一种事后的理解；对于某些不谙事理的人来说，这种“马后炮式”的理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读完了此书，他们也许会豁然开朗的。

公元：1986年8初动笔于陕西省北五县某农村。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2）

绪论

我与66运动及66学说(上)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走出蒙昧或者说政治成熟的标志在于我们能够情不自禁地说出如下的话：“我不理解我经历过的时代”。“我不理解我所干过的事情”。

我们这一代红卫兵出生在一个典型的蒙昧时代，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讲，一件最有意义和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我们在青少年时代参与了震惊全世界的1966年政治大解放运动（既66运动）。这个运动属与我们，我们也属于这个运动——这便是本书所要宣告的主旨。

66运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它是“7亿”中国人民参与的一场以政治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因之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人才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命运同“7亿”中国人民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了。在那场伟大的运动中，我们没有理解便开始了行动——我们属于行动的一代；在行动失败之后，我们迫不得已地开始思考——我们又变成了思考的一代。“行动”与“思考”就这样无情地夹击我们。就“行动”意义而言，我们在还没有走出学校门时，便毅然决然地走在了66运动的最前面，勇敢地举起了政治大造反的第一面旗帜；就“思考”的意义来说，我们若不把中国人民同我们经历过的这一场最有价值的事情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反思，我们就只配做人家政治上的走卒和囚徒！就此而言，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我们同我们的民族紧紧站在一起，休戚与共，即使在那些被许多人认为是“不正当”或“错误”的事情上面，情况亦然如此。

目前，在许多杂志和刊物上，我们被说成是“被耽搁了的一代”，事情果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真的被“耽搁”了，那么，同时被“耽搁”了的就不只是我们，而是“7亿”人民，是这个属龙的民族。用这样的一种观点去评判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就用不着我们自卑。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流血的革命”，但是我们却真正的经历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如果说“流血的革命”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因屡见不鲜而价值大减的话，那么，“不流血的革命”对于我们这个强烈要求民主与进步的民族来说就显得特别有价值。就此而言，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似乎也有值得骄傲之处，“2万5千里长征”算得了什么？它不过是当年太平天国革命在另一个区域内的一场喜剧式重演；建立“红色武装割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方针，也谈不上有什么“伟大的创造”，乃是“李 闯、黄巢式”的做法的一种现代翻版；打败了“800万蒋介石军队”的战争又算得什么？从近代以来，中国人不就是在打中国人时才有可能表现出“英雄气概”吗？

由此推论，如果认为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或者“解放战争”等等也可以勉强地称之为“民主革命”，虽然这些“革命”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渴望与追求，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孕育”了上述一系列“革命”的那些时代并不是民主可以正常发展的时代；相反，民主总是被战争掩蔽着不能出来或不肯出来，直到66运动爆发时它才结束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历史，直接地出场了！因之，我认为66运动其所以是一场民主的运动，原因就在于它同以前所发生的诸次民主革命相对比，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它摔掉了“枪杆子”，而使用了“笔杆子”。“拿起笔，做刀枪”——是66运动中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话语之一，只是这话语所表达的意义被我们中国人没有作出有价值的解读。

与上述问题相一致的是：参与66运动、推进66运动和领导66运动的人都不是职业革命家，不是职业军人，也不是职业政治家，而是普普通通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群众”，他们在自治的团体中自由而又民主地行使着权利，热情而又大方地表现着自己。运动中，他们获得了结社的自由，在共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之外，成功的组织了各式各样的自治组织（那时叫“战斗队”），获得了发表批评性言论的自由和批判政治当权派的自由，至于说到集会自由 、游行自由、示威自由、罢工自由等等，那就用不着列举了。事后检讨起来，在那个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时代中，我们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所取得的哪许多东西，原本是社会早就应赋予我们的做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它在当时被我们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根本就不错误，只是我们在表述它时运用了一些在事后看来并不正确的语言而已。质言之，我们当时的要求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多余。仔细分析起来，在运动的红火时刻，广大运动者其所以那么的兴奋和狂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由在起作用，它象兴奋剂一样的刺激和激励着人，使得人在解放的路上“迅跑”。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直到今天竟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地用“毛”字头的东西（“毛泽东的阴谋”、“毛泽东的法术”、“毛泽东的巫术”）去解释它，难道一个死去多年的毛泽东在经过“还原”为人的处理之后，竟会使“7亿”中国人在同一个时间内都跟着他犯同一个错误不成？如果这种事情属实，那不是“魔化”毛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魔化”毛同当年“神化”毛一样，都是极不可取的。

同66运动产生之日起，围绕对运动的评价便产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一种认为它是对的，正确的，革命的，应当肯定；另一种以为它是坏的，错误的，不革命的，应当否定和镇压。上述这两种看法不但在中国社会广泛地存在着，而且也散布到世界各地。从66运动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20年，在这20年，时而一种看法占主导地位，时而另一种看法又占主导地位；时而一部分人站到肯定派一边，时而另一部分人又站到了否定派一边；对一个具体的中国人来说，有时他坚持前一种看法，有时又坚持后一种看法，总之一句话，一个好端端的运动，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上所形成的混乱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在我看来，以上两种对立的看法虽然出入很大，但是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相同的，即都把66运动孤立地、单独地看成是毛泽东或共产党运动，这样以来，运动中实际存在的因而也决定运动性质的“人民”因素就会被忽视，在许多情形下，人们也许想真心实意地谈论66运动，但是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扯到毛的运动或共产党运动上去。在中国能够有价值的谈论66运动的人廖廖无几；即使有人谈了，也不过谈了个66运动的上层现象而已。我以为，若就六六运动的上层现象去谈论它，肯定的和否定的言论是不分轩轾的。

说到这里，我已经亮出了我个人对66运动的基本观点。我以为，在理解66运动时最可能受情绪主义束缚的人，莫过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确，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革命小闯将”来说，无不是怀着火焰一般的热忱投身于运动的。在那场运动中，也许历史要求我们把情感发泄已尽，所以待到我们事后回忆和反思那一段历史时，我们倒有些情绪枯竭之感了。正因为这样，我们的身心就会冷静一些，在一个思考的环境中，我们获得真理的机会就无疑增多了一些。

我个人是这样解读66运动的 ：它既然是一桩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重大事件，我们就完全可以不谈论它的“必要”与“不必要”的问题。我认为谈论66运动是“必要”的或“不必要”的行为，其愚蠢程度不亚于谈论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否“必要”一样。在认识66运动的问题上，人们采取的第一个正确态度应该是承认主义的。就此来讲，66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而又重大的事件，所以，我们不能用非历史的观点把它排斥在历史之外，以为它是某一个权力很大的人的个人错误所酿成的偶然事件。作为从运动中过来的人，我不是不知道在这个运动当中个别人物的权力的确大得惊人，别人不说，单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来说，就是如此。但依据事物的辩证法，当权力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变化；在变化中它最后就会变成为一种弱势的权力就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1966年毛的权力就是这样，政治权力在变成“宗教”权力之后便游离出了政治领域，66运动中的人民在政治上的自治权力正是在上述过程发生之后才最终地确定下来的。

进一步地分析，我的看法是这样，毛所拥有的“宗教”权力虽然是一种巨大的权力，但是在政治运动之中，它的发挥和运用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的。一位外国研究者说，毛对运动失去了“控制”，那不是没有道理的。基于上述议论 ，我不认为运动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专制政府权力的坍塌，为人民自治组织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和机遇，把这种情形同政治社会中毛的权力外游后所出现的统治权力空缺的情况联系起来看，自治的人民运动的价值就易于辨认的了。可见，在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身上，事情变化之奥妙远远是当时我们的智力所不能及的。运动初期，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中怎样突然奇怪的产生了直接“保卫毛主席”的问题——真是令人困惑莫解？事后分析时，我才发现了在那种保卫毛的动机之中实质上潜藏着排除制度压迫和排斥共产党控制的双重意图，至于说到毛泽东主席到底需要不需要我们这些“读书娃”来保卫？那倒是另一个问题，关键的是我们产生了认真而又严肃的保卫他的动机 。在那个充满了高压和恐怖的政治年代，我们每一个人潜意识中已经产生出了对安全的强烈需求；此种需求在遭到压抑时，就有可能迫使我们把由此而引起的对安全的诉求转移到毛的身上。所以，我们当时的的确确认为毛同我们一样正处于“危机”之中，亟须我们来“保卫”。也许正因为是“保卫”毛，我们才视自己的行为“大公无私”，合理合法。这样以来，在那个见不到“我”的时代，我们通过毛，找到了“我”、安顿了“我 ”、保卫了“我”、保护了“我”，只可惜，当时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中对此竟然完全的无知，以为毛真的需要我们“保卫”，我们也仅仅是为了“保卫”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当时的无知非但未曾影响我们做成政治上“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反而有助于此项事业的完成。

依据我们从教育中学来的知识而言，无知的人是干不成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的，哪怕此件事的价值很小很小，可是在1966年情形并非如此，可见在分析和研究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我们不但遇到了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遇到了如何看待人类知识这样的“文化”问题。我们设想1966充当了红卫兵的那一代人精明地如童话故事中的红毛狐狸，一眼就看出了毛号召我们造反不安好心，哪还会有红卫兵运动和66运动呢？安安分分地充当这个制度所要求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语）——就是我们的本分。可是那时，我们批判了“驯服工具论”，斥责它是扼杀我们“革命性”的一种“修正主义的谬论”，应当批臭、批倒！这样的事情到今天为止我也不知道错在了哪里？人不应当成为“工具”性的存在物，也不应当以“工具”性价值规范人生——这就是我们在1966年的伟大发现；藉着这种发现，我们在专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了人为自身目的而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当时，我们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做不出知识学意义上的解读，这说明了我们的无知，但是有谁能否认出现在我们身上的无知把我们逼到了一个纯粹经验的境地；在这个境地，经验中的事物却预设着更多更新和更高级的知识不就是一桩可以论证的事实吗？

可见，当时代不允许我们独立地提出自己的问题时，我们把自己的问题同毛的问题捆绑在一起而后提出，于是，在毛的时代萌生出创造性因素的瞬间，我们的时代也就应运而生了。既然是这样，在两个时代的交汇处，我们划不清与毛的界限，我们的事物与毛的事物彼此混淆，也就在所难免。就创造意义而言，毛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我们认为他应当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伟大的人民运动诞生之际，一个解放者的偶像是绝对需要的。看来，在1966年的剧烈政治事变中，究竟是红卫兵从属于毛，还是毛从属于红卫兵，这乃是一个颇有争论价值的问题，切不可武断而论之。

在本书中，我并不认为66运动是一次超越中国社会正常发展阶段的运动，我倒是倾向于从“民主补课”（当时社会上有“民主补课”的说法）的角度去解读它，从而把这个非常的运动提到以往中国民主革命的正常历史中去思考。我以为在66运动中广大运动者用“革命的方式”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并不过分，都是社会中的人的正常、正当要求，而所有这些要求中的东西也都是66运动以前的历次“民主革命”曾经多次许诺给人民的；如果又认为人民所要求的那些东西原本是可以引导我们这个民族从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那么，说66运动是一次“社会大动乱”，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言的了。

我们只有把66运动看成是一次影响极其深远的人民行动大事件，认为它是中国民主化自由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才有可能摸着从光绪皇帝变法到目前所谓的改革开放之间的中国历史之总脉搏。对于那些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改革派的人来说，我至少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谈论话题，又对那些企图把中国改革过程和改革的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一段给以“否定”的人来说，我也提供了一种绝妙的讽刺。在中国，改革不是开始于1978年，而是开始于1966年——这是一个“傻瓜”式的问题，可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竟然是在这个“傻瓜”问题上出现了问题。我认为，人民若不从1966年的中国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入手去分析和看待问题，经济改革的源头就会浑浊不清；因此我有理由认为这种所谓的“经济改革”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讲，到头来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我从1974年起，便开始对66运动做专门性的研究，到今天为止，我把个人研究之所得，用66学说这个并不太严格的概念加以概括，也仅仅是出于议论上的方便。66学说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也不是书斋中学问，而是以事实为底实的一种研究问题的方式和模式，它崇尚的是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学界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依据66学说的看法，66运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它于马克思主义无缘；也不是一种列宁主义的运动，它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更不是一种斯大林式的运动，它同斯大林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它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毛泽东运动，和毛的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而是完完全全的学生运动和人民运动。有鉴于此，理解66运动时，就得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认识和理解问题的架构或模式，这样以来伟大人民运动才能得到和它伟大性相应的辩护。在当时的专制“社会主义条件”下，它的确是一场革命，其最要害最本质的东西是人民立足于“革命”立场之上一次性要求全部权利的兑现！

66运动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现象，按理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统治的专制“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场合法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以至于人们认为这个运动好象是“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却也是一个事实，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口号的确在运动中发挥了某种解放性功能的话，参与运动的人，对它做出了一种解放性的理解——这样的事情我就看不出有什么错误？。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并不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可以构成一个解放的文本的问题，我只是说，当广大运动者本身要求着要建立一个解放的文本时，这个文本吸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或者口号就值不得非难。与此相应的是，当一个解放的运动本身所释放出来的精神需要一个文本来收藏时，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也被收藏在里边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在这里价值确立的关键是人民对某种事物的认同和认可 。在我的思路之中，探索某种真理并非一定要破步入某个特定的理论迷宫，有的时候情形决定了我们非进入某个理论迷宫不可的话，那么出入这样的迷宫也有几分锻炼智力的功用——这就是我对待价值的态度。我倒是倾向认为，真理所产生和运行的渠道和轨道并不完全是理性的，有时它往往是非理性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有幸走出了我们这个社会以国家制度和学校教育的方式向我们灌输的那一套东西；在这一出走行为中，如果人们发现从50年代起便已被说滥了的“解放思想”、“思想解放”的话题有了具体的内容的话，于是否定式的思想解放（如毛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错误，就被我避免了。我所提出的66运动，若还是一个缺点显著的和拖泥带水的运动，那么我为它所做的辩护就不具有完全的真理性和纯粹性，它仅仅体现出了我个人欲在一个镶嵌着价值的非价值体系提取价值的意象。既然是这样，在我的学说传播之际，真理在交流过程中实现的思想便取代了真理于交流终端实现的思想。就这个意思去读这本小册子，它就不只是我的传记，它同时记录了我的思想“出笼”的经过。对于那些有兴趣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读者们来说，我的这写文字可以被看成是我个人的“思想交代”，研究这种文字，人们便有可能目睹在一晃而过的毛泽东思想之后，普通中国人思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情景。

以上意思若不遭人曲解的话，那也不过是说我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发现了人民社会中间兴起的自由民主思潮和运动的历史，把这段历史纪载下来，并阐述其内容，就是我要做的事。如前所述，66时期人民史同当时共产党政治运动史以及毛泽东个人变化史交织、混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扑朔迷离的现象，因之在本书的写作时，我就不得不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说上几句话。1966年2月，以《提纲》形式规定的文化大革命是关于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场革命，主要解决文化艺术界内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到了5月，表述在〈〈通知〉〉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一场有关国家安全、社会制度巩固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了；到同年8月的〈〈决定〉〉中它经过了一次重大的变化，被毛泽东“个人”（不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集体”）“设计”成为一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人民群众运动”，并且严禁党的各级组织及负责人“包办代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文化大革命运动设计方面所出现的这种迅速而又激烈地变化，造成了共产党政治系统的紊乱，又随着紊乱程度的不断升级，一个“人民运动”便获得了出生的机会。就此去分析，毛泽东在1967初年在批评那些“怕乱”的人时所说的“我看是乱了敌人”这一句话，实质上可以理解为“乱了”共产党。

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有独立自主“推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政治权利——这已经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事件了；分析这一事件，毛个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是是举足轻重的，正因为如此，社会上有许多人，都乐意把运动的所有权供手让给毛，以为它是毛“个人”的政治专利，殊不知这种看法是极其轻浮的，又与事实有重大出入。在66事变中毛有功于运动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事实，但如何解读这种事实，却有着许多的方式和方法，毛认为自己是人民的领袖，有权利支持人民的政治造反，固然是一种方式；而邓小平认为毛作为党的主席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犯了一意孤行的错误也是一种方法；而在我认为不能够因为毛支持人民运动的行为而同意毛对人民运动所有权的篡夺，这肯定也是一种方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诸种方式中到底应该取哪一种？在这里，情况有可能是这样：我用自己的方式人去掉人民运动上面所罩的“毛”字，冠上“人民”二字——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天公地道的。论述到此，若有人问我：“你是否同毛争夺运动之冠名权？”我回回答：“是的！”在我的理解之中，冠名权之争，不但关系着一个法律学的意义，而且本身也是一个解放的话题，最后，“解放思想”这类的问题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其所以不会流于形式，原因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种有迹可寻的思想轨迹。

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的文化是比较积极地主张干预生活的，孔夫子为首的儒家，墨子为首的墨家，商鞅、韩非子为首的法家，都是如此。他们的学说同古代希腊诸贤之学相对比，明显的偏重于实际、实践，更多的具有实用性，而缺少玄学性。但是东汉之后，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出现了学术的玄学化趋势。唐宋时代虽然被认为是文化和学术的大发展时代，然而，学术思想出现的疏远生活的趋势并没有得到纠正 ，到理学时代，学术日趋成为象牙宝塔中的艺术作品了就好象有一种趋势，以至于学术几乎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明清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都在学者们的书斋之外，很少能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西方学术完成了从古代向近代的大转变；转变中，一种切近生活的世俗的实用的近代学风形成了；相比之下，同时代的中国学问才可以说是“纸片上的学问”（梁启超语）。正是在此种形势下，那些在中国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人才深感忧虑，只是，一种学术的大趋势乃不是个别人物所能够改变得了的。

在17、18世纪之间，中国学术界虽然也曾发生了文化复古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并没有能成功地复兴古代学术积极干预生活的精神，直到19世纪中叶，在中西文化的大交汇中，中国文化因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而出现萎缩就不是意外事件了。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位天才人物的努力下，中国学术几经闪光，而后暗淡。此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乘虚而入就是势之必然的了。发生于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按理说应当扫除中古文化的陋习，革除中古文化的腐气，但是它却对古代文化（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于是一种本身就很虚弱的文化便岌岌可危了。就此去解读毛泽东思想——一个住在延安土窑洞之中，连一般的书籍都很难读到的人所创立的思想——在中国突然大兴其时，除了统治的原因以外，它注重生活，努力解释生活，并在如此这般做时不知不觉地超越了此间学术界所陷入的中西文化优劣争论的泥潭，不能不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毛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情势下进行的“封建式”“武装割据”说谁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把为求生存而努力的“枪杆子主义”说成是“土地革命”，把偏离苏联转向美国的延安政策描述为“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不顾理论上的门户之见，以创造性方式对待生活的态度，再加上他的学识、精神皆很普通，所以就很适宜文盲占大多数的那一代中国人的需求；若不是这样，我们设想他是住在北京大学红楼中的一位教授，那么中国不就是失去了毛泽东思想吗？可见，解读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66运动中受到那么多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拥护，也是需要学问的。

在伟大的66运动中，毛泽东思想影响了那么多的人，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即使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它也是需要我们中国人认真研究的。在人民急需教育而又教育不足的时代中，毛泽东思想虽说不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种价值的“代用品”总还是成就了人民的某些需要。因此，即使在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之后，我还是以为正视它的价值为好。无庸讳言，我个人是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因之，我承认在我的思想中有许多毛主义的东西。其实，在如何认识我个人思想中的毛主义的因素时，还有着一段“历史”哩。起先，我以为它是一种坏的东西，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思想发微》的书稿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在书稿中，我用王阳明先生的话叫它“心贼”，到后来，当我认识到那被视之为“心贼”的东西乃是人的思想中固有的因素时，我才理解了自由思想之真谛。就此去分析在66运动中许多运动者以自己朴实无华的言语大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事情，你能认为那全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吗？不，在愚昧之中也还是闪烁着开化和聪明的因素哩。基于同样的认识，一般性的指责马列主义在中国现代人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造成的有害影响并不是我的观点。我是一位文化承认主义者，我并不想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事做出完全消极的评价，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大动乱”期间，文化和社会的大破坏以及国民精神的大解体都呼唤着一种救急性思想之出世，哪怕这种思想并非救世之良方，俗话谁得好：“饥不择食”——其间的道理正是这样，退一步讲“马列化”一改中国学术长期以来远离社会生活、脱离人民的弊病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因此，我们若把出现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学者们为之争吵不休的中西文化优劣论看成是文化贫乏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我认为即是中国人囫囵吞枣式的谈论马克思主义也不伤大雅。我明白，在中国人还不习惯于把自己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变成为文化和思想课题时，免不了鹦鹉学舌；但是我又认为这种“鹦鹉学舌”式的学风有待终止。有鉴于此，我提出了66学说和66课题，以资人们自由研究。

当然，在我之前，谈论66运动最起劲的人没过于已故的毛泽东，他老人家在晚年把66运动看成是他个人的一项“专利”，并以“所有人”的身份“收购”了它，但是不久，我便发现他是一位不可能成功地“收购”运动的人，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思想上的后劲，当运动需要一种更深刻更富有思想性的阐述时，他拿不出自己的东西，只好玩弄马列主义那一套，又是选“语录”（马列主义），又是编文章，最后还得走马灯式的举办“学习班”。临终前，他在几位“红笔杆”的协助下，弄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迫人民接受。那时我不吃这一套，在秘密状态下，写作了《绝妙的戏》一书针锋相对地批评了他，揭露了他篡改人民运动的行径，痛斥了他“消解”66运动的“罪行”，并由此开始走上了独立研究66运动的途径。

那时，我只有24岁，敢同毛争夺对运动的解释权，也可以说是大胆包天！这样的事情那时若被发现，是要吃枪子的。可年轻气盛的我，并没有示弱于“老头子”（毛），20几万字的洋洋之作终于草成。10多年过去了，现在来翻阅这部手稿，其中所洋溢的青年人的热情至今还令我兴奋不已！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3)

我与66运动及66学说(下)

66学说的第一个启示是，人民应当争回运动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人民的运动应当归人民所有。如前所述，这是一个法律学上的问题，应当采取一种法律的对待方式。就66运动的产生过程而言，人民运动虽在毛的“助产婆”作用之下“降生”，但是我们能够由此把运动的“降生”看成是“助产婆”“生产”吗？站在权利的观点上，一个人只要是为争取权利而斗争，不论他出示了什么样的理由，也不论此种理由在法理学上能否成立，我以为它都是正当的、合法的。在为权利而作的辩护中，我们一定要排除以下的错误：即一个争取权利的行为之有效性似乎取决于当事人对其行为理由的表述程度，有充足理由的行为就是有效的，无理由的或理由不充足的则是无效的。我认为在66运动中，争取权利的人们哪怕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为毛泽东争取权利，也不能认为被争取中的权利真的就是毛泽东的。66运动是“亿万人民群众的运动”——这一点，毛泽东生前也曾经多次承认过和公开声明过，我不明白在他死后，有些人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非把它说成是毛的运动不可？

在这本书里，我得指出：66问题本应当是一个开放型问题，任何个人、任何阶级、任何政党都不应当封闭它，但在今天所谓的“改革开放”中，当权派固守住“否定文革”的禁令不放，其用心何在？真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这本书稿中，我不可能对中国权势派人物所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作过多地分析，我认为在经济上给人松绑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把人故意向钱眼里推的做法本身就降低了人的生存价值。在生存的意义上，人若不能在人权立场上直起身来，那么生存的意义之对人来讲同粪坑中蠕动着的蛆虫之活着又有何区别呢？66运动其所以是一个主张了人之为人的运动，就在于它实现了人权解放和实践了有权利的人的生活。一个不享有权利的人是一个不完整不完全和不完善的人——这就是66运动的伟大教导；藉着它，我们这些以前并不认识自由和民主的一代青少年人终于以自己的方式拿到了自由和寻找到了民主，但是仅仅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叫出“自由”、“民主”的名字，我们所得到的就不是自由与民主吗？英国的一位文学家说得好：“一朵玫瑰花决不会因为它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便不是玫瑰花了”（塞缪尔-巴勒特《众生之路》）。

我认为民主只有一种，实现民主的方式和通向民主的道路却有千种万种；自由之对于人类来说，也许没有第二种，但是造成人类不自由的情境却是千差万别的。基于上述考虑，民主和自由这样的东西绝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在目前，我能听到的范围内，所有热衷与公开谈论民主与自由的人无不操着西方的腔调说话，这就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西方人在争取自由时所处的社会条件，他们的生活、风俗、习惯、文化、语境同中国一模一样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可见那些在中国自以为有资格教导别人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的“精英”（现在“精英论”很吃香）们自己对民主自由的精义也还是吃不准的却是一种事实，因之，他们在向中国人说民主自由时离不开西方的“本本”也就很容易理解的了；不过我怀疑这样的情形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的话，那么到头来这些人最后就有可能变成毛泽东在延安时所嘲笑过的“本本主义”。一个民族立志向外民族学习民主与自由，其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学习中，她把某些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语境中所产生的特定知识和经验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并在100多年的“学习”期内，一直处于“初期阶段”的水平就没有多少可令人恭维之处了。就以毛泽东的为例来说吧，他固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位主张“中国化”最强而有力的人，但是他老人家临到死，都没有丢掉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毛泽东语）不就是说明了他的贫乏吗？在66运动的宗教化时期，当利令智昏的毛自以为他可以超越马克思、列宁，独自飞向全世界时（那时，中国报刊上出现了“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北京是全世界革命的伟大中心”之类的话），没过多久，“伟大思想的翅膀”不就是“折”了吗？在1966年，毛做为中国的造反者，的确想“摔碎”“马列主义”，但是他身上的那一张统治之皮，决定了他不可能“摔碎”它时，他又把自己的那一套与马列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当别人不吃这一套时，他竟抱怨说：“我党懂马列的不多”。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形，一个已经自成体系的中国人思想也还是缺乏自我支撑的力量的。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虽然它是以毛的名义做成的中国人时代 ，但它还是把“根子”不得不“扎”到了国外，所以在今天当人们要对这个时代做出研究时，就有可能涉及到许多的外国的东西，这样以来反倒掩蔽了毛主义本身的东西。面对这样的局面，若说许多理论的东西或者文化和历史的问题因纠缠不清而迷惑着中国人民的话，那么，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一个由政治解放行为所导致的宗教化运动则结束了这一切；又当宗教化运动构成66运动的一个因素时，一个时代的分化才大功告成。从此，中国式的民主自由道路形成了。分析它，研究它，自然要求一种中国的语式及中国的理论；若不是这样，我们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骂上100次，也不能够就证明在学习民主的事情上，我们由道听途说式的人变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思想的人。

议论至此，我十分遗憾地指出，面对这样伟大的一个运动，中国人至今失去了言说的权利。在前毛泽东时代，你若说“文化大革命不好”，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就应被杀头，或者坐牢；在后毛泽东时代（我把毛死以后的毛泽东时代这样称呼），你若说，“文化大革命好”， 你就是“动乱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众所周知，中国的左、右毛泽东派之间分歧很大，仇恨很深，为什么在禁锢66问题上，表现得完全一致呢？为什么他们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不允许任何人染指66问题呢？看来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

1974年4月，当我动手写作《绝妙的戏》时，情境十分险恶，一旦事发就会被杀头，可是我那时不知中了那门子的邪，非得要写作那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文字不可。事后看，意识深处的“非罪”观念支配了我，而“非罪”观念的萌生，则是66运动中的事情。那时，我们经常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运动消解之后，当运动者成为“罪人”，造反失去“理由”时，我内心深处却没有“认罪”，亦没有承认造反“非理”！所以当我在决计为我个人在青少年时代倾其全部热忱以推进之的运动做出我个人的辩护时，那个在伟大运动中曾驱使我们一代人为之发狂的“神圣”精神，又一次地支配了我，使我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而写作。我告诉各位，就在去年，我所在的咸阳市一位普通工人因为写了一张《文化大革命好》的大字报，被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的事情才过去了几天啊！

我坚信，在现代社会，一个公民为理解自己过去的政治行为所做的任何说明和辩解都有着人之权利的正当性，任何法律都不能视其为“罪”和“非法”，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它的陈述或遏止它的表达。在消极意义上，可以把66运动视之为现代中国人为寻求民主和自由而走过的一段弯路，但是检讨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哪一段历史之路不被后来者视之为“弯路”呢？人是希望走阳关大道的，但是“人性之木如此扭曲，从未造出正直之物”的康德式教导已经告诉我们，人间无“正直”之路可走！职此之故，理解、解读66运动，你若悟不出这个道理，就进入不到66运动的研究范围之内。在这本回忆往事的书中，当年造反的我们谁不想使自己的双脚踏上人类的阳关大道呢？只是当我们的双脚一旦踏上了它时，笔直的阳关大道顿时却显得弯弯曲曲的了。在两派政治组织对立的情况下，似乎每一方都发现了对方派脚下的路是错误的，于是坚持“正确道路”、“正确路线”的意志便激活了双方的自我意识。自由——我述说的自由，正是出现在这种冲突之中。当时，我们虽然被这种冲突造就成另一种类型的人，也已经感觉到这种冲突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但是我们却最终放弃了它。真可惜，运动之于我们的时间太短了，未待我们于知识和认识上有任何的长进时，它已经消解了，失败了……。

运动消解得很快，它不是存在了“10年”（“10年文革”是骗人的鬼话），而是2年零11个月，正如反对它的人所说的“昙花一现”。但是运动留下的精神的种子却永远不会死亡……。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萨曾经说过：“自由一旦授与人，再收回来是困难的”（《神学政治》汉译本第82页）。

综上所述，我对66运动的研究，并不只关乎我个人的偏好，乃是在更大范围内体现了当年热情参与运动的普通人对运动所做出的独立自主的探索与理解，如果说，此种行为势必要批评毛泽东的肯定论和邓小平的否定论的话，那么，继66运动之后一个批评的时代便正儿八经地立了起来。66运动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在“亿万”中国人民之间兴起了批评与批判之风，以至人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拍马屁的社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充满批评和批判语言的社会。一代以制度的方式学会了拍马屁的亿万青少年们率先变成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革命批判者”。他们批评学校教育制度、批判学术权威、批判当权派、批判被他们认为是已经“腐化变质”了的社会和制度——这就是66运动的伟大价值之一。正是看重了它，我才给这个时代冠以“伟大”二字。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光毛泽东“伟大”了，更重要的是红卫兵“伟大”了，造反派“伟大”了，亿万人民群众“伟大”了！

人民的伟大不是一句空话，它体现在每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偏好形成了一个“被生命还重要”的观点，并在由观点而结合成的组织内实现了不依旁人的评价只倚赖于自我肯定为“中心”的政治表现；在这种政治表现中，“暴露灵魂深处的东西”变成了一项公认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当权派们的假面具被人们给撕破了，人自己的假面具也被他们扔到臭水沟里了，人的灵魂如同身上的服装一样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时人们在政治上已经坦白到轻薄的地步，好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思想的“百宝箱”，随时都可以从中取出“闪闪发光”的精神上的“法宝”来的，依着这样的“法宝”“全世界都可以被照亮”；每一个人都是政治上的“热蒸现卖”者，有时未待东西“蒸熟”，便拿出来“卖”。事后的批评认为，人民的确走了极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政治这等事情上，人若不被趋于这一个极端（坦白），那一定会被趋于另一个极端（虚伪），“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人性这东西固然以中庸为标的，但是总不会安稳在中庸之道上的。民主制度其所以适合人性，不外是说，它往往以制度的力量把人推向公开暴露政治观点之途径。就这一层意思去分析66运动中出现的那股思潮，也完全是民主的。66之后，普通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在中国垄断真理，指教人们这是真理，那不是真理的人未必就占有真理。政治觉醒的风气就此形成，反过来，它又助了中国人研究问题的兴趣，于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便逐渐地失去势头。在人民中间，许多人失去了对形而上学的偏爱，增长了研究问题的自觉性——一个“言必称马列”的时代就这样的结束了。仅就这一层意思来说，66学说是对流行马列主义的一种反动，是对毛主义的一种抗争，它表明了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中国普通人有的是发言权。正因为如此，66学说也就触及了从康有为、梁启超以来的一个中国大问题，即中国人在寻求真理时眼睛应当往哪里盯，是盯住外国不放？还是应当正视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66学说也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66学说除了以上政治意义之外，还同时具有法律学上的意义。公民在国家事务上享有发言权，在政治社会享有表现的自由——这就是我对66运动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同以前所有政治运动相对比，66运动的显著特点是，每一位运动的参与者都毫不例外地获得了一个观点，以至于出现了全民观点化的现象。当时人们一致认为，一个有观点的人才是正常的人。人有观点，就如同人有鼻子、有眼睛一样，一点也奇怪，相反，一个没有观点的人，才显得不可理解。正因为如此，运动中没有出现一个人去向别人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观点的问题，难道一个正常的人还需要向别人去说明他为什么要长鼻子和眼睛吗？在伟大的66运动中广大红卫兵造反派用“生命和鲜血”加以“捍卫”的，不正是自己的观点吗？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观点”，不就是政见吗？“革命组织”不就是在观点的基础上自由结成的自治团体吗？“革命行动”不就是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上街游行、示威吗？所有这一切，不都是一种法律学意义上的人的权利的履行吗？只不过我们在表述它时运用了“革命”的语言而已。在中国，我们的认识和知识有时就是这样的奇怪，人家把猫叫个“猫”，我们就认识它，但是把猫叫个“咪”，就认它不得了。

奇怪的是，倒是在今天，在一个“文明进步”的呐喊声中，有人却说它是“动乱”，把它当成我们的错误和罪过，并以此要挟我们认罪服法。在这里，如果说我发现了我的观点构成了我的一条错误，我捍卫了我的组织又构成我的一条罪状，我表现了我的内在情操是一种道德上的恶，那么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正义？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法律？没有，统统没有了！法国学者米什莱把法国大革命解释成为“法律的来临，权利的复活，正义的反抗”对我们理解66运动很有帮助。从法律学角度观察，66运动是亿万人民争取权利的一个运动，是权利那种未被昌明的意识激励着每一个人把那些在以前屡次民主的革命中答应要赋予人民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权利真正地拿到手，是地道的“权利的复活”；造反的人民用“铁拳”“砸烂”当时的政治制度，对其实行破坏性打击，为而后的政治公平打下基础，意味着“法律的来临”，从表面上看，66运动好象“无法无天”，其实它要建设的那种东西乃是人间最正义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万法之源的东西，运动中，除毛之外，所有的人，包括林彪、周恩来在内都被降到红卫兵的水平上了（不只是他们同我们一样地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在我们的感觉中，周恩来好象不是国务院总理，林彪也不是国防部长，而是我们的“战友”，正是在“战友”一级水平上，我们才同“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了一致性；至于说到“正义的反抗，”那么从1911年起，它一直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正统的革命意识，是一种完全合法的社会存在物，66运动中，我们不过又一次激活它罢了，用当年我们曾经使用过的毛的话（那时我们叫“毛主席语录”）来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伙计们，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反抗压迫——无论是今天或者过去——都是人类正义原则中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还需要我强调吗？

在我的记忆中，运动初期，只有学生才有权利组织战斗队，享有造反权，市民、工人、农民以及广大职工干部是没有这种权利的；一时间，学生们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一个“特权”阶层了，但是没有过多久，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权利的系统接纳了“人民”。我有这样的印象，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好象存在着这样的“问号”：在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中，为什么只许学生造反而不允许工人（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农民（共产党是因农民战争取胜的）和其他人造反呢？难道后者是后娘养的不成？公平——民主自由中的最主要的因素——已经开始发作，一场全民性的伟大政治解放运动的序幕就被在这样的时刻里所发生的疑问情绪给拉开了。可见促成66运动产生的那个至今尚未被理解的力量不是法律的力量，又是什么呢？66运动其所以缺乏一套法律语言，除了人民生活环境与条件的非法律特性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运动的合法性好象是苍天借它之笔写在人民心上的东西，只要人心活着，它就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了。你是人，你可以成立战斗队，我也是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你把你的观点拿出去宣扬，说得天花乱坠，我为什么就得沉默寡言呢？你可以写大字报，上街游行，公开集会，我为什么非得要作壁上观?你可以迈开双脚，在“大串联”中走遍全国，我为什么就只配坐在家门口看家呢？总之一句话，尽管没有人提到人权这个词，可是，有谁否认人权已经在每一个人的掌握之中了。

目前，象邓小平这样的在66运动中变成“落水狗”的人反对66运动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许多在中国因鼓吹民主自由而出了名的人，也集合起来反对66运动（时下，这些人被看成是民主自由的“斗士”）。面对这一种情况，我想起了叶公好龙的故事，传说中的叶公是一位十分喜爱龙的人，常常想同龙生活在一起，他坐具上刻着龙，墙壁上画着龙，可见他日夜想念龙，有一天，龙突然出现在他的庭园，摇头摆尾，他看见了，吓得抱头逃窜。我怀疑目前中国的“民主自由斗士”们可能是80年代的“叶公”，要不然他们在面对中国社会这个最大的自由化、民主化运动时为什么却口出怨言呢？前面，我已经说到了人类自由中的计划性自由与非计划性自由的区别，此处，我要进一步指出此两种自由在被记录时的区别。前一种自由，记录时，秉笔直书即可；后一种自由就不是这样的了，首先存在着一个辨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遇到这种这样的自由时，人们首先得问：“这是自由吗？”其次，人们才考虑怎样记录它。如果说，前一种记录要变成为历史，一个普通的历史学者或一个书写员就可以胜任了；但是后一种要成其为历史，非得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通力合作不可。就此而言，研究66运动，不只是记录那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事件，主要还是理解它，寻找出其中的价值。我这本小册子如果说有一点价值的话，并不在于它记录了什么特殊的事件或者特殊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我所经历的事件和我个人的行为是数以千万记的人所共有的），而在于我为理解这些事件建立了一种完全是出于我本人的理解的架构，于是“事实”的东西就被一个有价值的理解的“线索”给“穿”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好象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必须要在一个“主观的把握”中才可以表现出意义。

反对我的人，可能会说：“你们红卫兵算什么？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筹码而已”。其实，这话也不完全正确，66运动中的毛泽东何尝不是我们手中的一个筹码呢？运用它我们砸烂了专制社会，砸烂了“公、检、法”，打倒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并且用毛的词汇把自己打扮成正而八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用毛的话来说，这是“借助于钟馗打鬼”。可见，在评价和分析我们当年的行为时，显然存在着两个侧重面：就侧重于毛一方面看，认为他超脱了共产党各级机构之后用不可见之手，以不可思意的方式抓住了“7亿”人民，并玩弄他们于股掌之上；另一个侧面着重于人民，把人民在运动中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运动中，人民的一举一动，甚至内心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都有着独立的意义和独立的功能。上述两个侧面，究竟哪一个重要呢？这里显然存在的是研究者的选择问题。在写这本书上时，我选择了后者。既然是这样，我不敢说我的研究是“客观”的，但我敢保证它是公正的，因为我自己深深地知道，当时存在于我“心中的毛泽东”同中国共产党决议上那个“犯了严重错误的毛泽东”是根本不同的，尽管中国只有一个毛泽东！

66学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反对官方历史观时提出了我自己个人的历史见解，到今天为止，这种见解虽然还未登上大雅之堂，但却可以用来解释现实中的某些问题。譬如在说到历史问题时，我完全可以说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已不经用了。依我之见，所谓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虽然是一种舶来品，但是它却同中国传统的断代史观一脉相承，因之由它所提出的革命历史虽然被说成是“新”的，其实同“旧”的一模一样。试问一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同明清两朝的历史有什么不同呢？不都是一伙“打江山”的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之后，又坐了“江山”吗？仅就纪元而言，1949年，同1611年、1386年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建立了一个绝对的新开端，不允许它同以往的旧东西有任何的联系。断代史的“断”的意义也就是这样的。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断代史的精神被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于自己的历史时，就被推到极端的地步：在我写作这本书 时，一部37年（1949-1986）中国共产党统治史，被斩为三截：一截是1949-1966年，被左毛派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时期”；一截是1966-1976年，被右毛派称之为“10年动乱”；中间抹去华国峰当政的2年不算，邓小平复出的1978年至今又构成了一截，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8年。论述至此读者们可能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他们这些共产党内的实权派人物竟存心希望38年共产党专政史象蛇一样地被斩为3截吗？我说，这是专制主义精神在编年史中的反映，是专制主义的历史在前进时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这样做，专制社会的进步就无从谈起。试想，毛泽东不把“17年”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时期”来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又如何能够体现出来呢？基于同样的道理，邓小平若不把文化大革命视为“10年动乱”，他那一套所谓“新政策”引出来的社会后果不就是“复辟倒退”吗?左、右毛派并非不爱惜自己的历史，只是当他们要行为时，就不得不如此。大历史学家荷林武德曾经说，历史学家中，有一种“糨糊加剪刀”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剪接旁人书上已有片段，以成全他们的历史著作。可惜作者的话并没有在中国历史学家当中应验，而是在与历史学家们格格不入的中国统治者身上应验了。这些人在作弄自己的历史时，不是手执“糨糊加剪刀”，而是手抄“大刀”（他们曾经唱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刀”下去后，说“前面的不要了，就要后一截”——这种行为不由使人联想起肉案子上分肉的人，他一刀砍下去，是可以区分出“好肉”和“坏肉”的。

同所有从事于编年史工作的人一样，我在写作这本书时，也截取了1966年的时间段，那么我的这种做法同我上述批评中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在196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历史的意义不是纯粹的，因为这一年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民运动年份，在这1年，几乎是同时地发生了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我整理这1年的人民历史时找来找去，找了个5月29的日子（这一天，清华大学附中的10几位中学生在圆明园旧址结成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不久便出现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也是非常勉强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1天所发生的事件，若没有毛的支持，那会怎样呢？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一个少儿秘密组织有如探囊取物，何来红卫兵运动？可见，这个日子要能够成立，得需要有另外因素的支持；此间，这些因素就是共产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又希望这个运动能够打破常规变成为一场“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可以想象，就运动“开端”而言，要是少了这两个因素，66运动也不会时兴起来的。于是在我的叙述中，就无法提出一个纯而又纯的时间段以区别自由与非自由的东西人民与非人民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那些原本被我视之为“历史负担”的东西就变成了我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它的陈述又迫使我不得不在历史的开端上“包容”我所不喜欢的因素。于是一个“包容式”的历史观就成为我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了。就我的主观愿望而言，我不想“包容”它（毛泽东个人的和中国共产党的东西），但是，就历史的真实性和我对历史的承认态度以及负责任的历史记载方式而言，我就必须“包容”它；只是在后来，当我认识到了“包容”是民主少不了的属性时，才庆幸自己摔掉了否定式历史观。

因此，站在今日的立场上看，我即便是把毛看成是政治上的“敌人”，那么在我书写的历史当中“包容”着“敌人”的东西有什么值得非议呢？况且，在那段历史中，他并不完全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与我们有着“同路”历史的人，甚至在一个短时间内，他还是我们的“领路人”哩。基于上述思路，当然我不愿意把对历史的享有权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不可能把自己不喜欢的那一段历史象共产党那样地用刀砍去，只保存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道理很清楚，历史不可能简单到如此程度。在这里，如果人们把共产党对待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和我对待共产党、毛泽东的态度做一个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民主的、进步的历史观是什么的东西了。

66学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价值地对待了毛。1966年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毛：一个是“真实”的毛；另一个是人民运动“创造”着的毛。与两个毛相应的是，有两个毛泽东思想：一个是专制社会固有的、统治人的、整人的、压迫人的毛泽东思想；另一个是经人民解释而后形成的也是立足与人民偏好之上的毛泽东思想，它是解放人的、自由的、民主的东西。观察66运动时，不注意区分以上两个不同的毛、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有可能犯错误。66运动的复杂性、奥妙性以及神秘性，皆根源于以上两种不同的东西的交融、交汇、组合、分裂、斗争之中。 1966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灾难年份，这一年，不但在共产党教育之下长大的羽毛尚未丰满的一代青少年要造共产党的反，而且连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也起来造反了！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不可能说清楚毛为什么要造反的问题，但我完全可以对毛的造反作的合理性出如下的描述：1966年之前的毛，是一个制度化的人，虽然享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在那个叫做“中央”“中央政治局”的官僚化了的机构内并不是不受纪律约束的，依据常规，他个人的言行应符合中央及政治局的利益和意志不允许有例外。在平时，他所做的谈话或指示，只有征得中央及政治局的的“同意”才有可能下发传达，每想干成一件事，都得先征得中央的同意，而不能一味的按个人的愿意行事。一句话，在理论上说，他不能脱离那个官僚化的机构而象民主国家中的总统一样地独力行事权力。就此去理解1966年的毛泽东造反，其意义就清楚得多了。现在毛要“炮打”党中央，“炮打”政治局，以求“解放”他个人，使他由一个制度化了的个人变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间内，广大红卫兵要造学校党团组织反的行为才同毛的行为遥相呼应！别的不说，仅就时间而言，毛已可与红卫兵“结盟”了。

如果认为1966年的毛和红卫兵都要造反，那么，红卫兵把毛当成伟大的解放者就不是一种误会的了。毛造反之后，同官僚化了的党失去了联系，直接的“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成为“亿万”红卫兵中的一员就十分自然。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位名叫宋彬彬的女红卫兵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象征性的完成了红卫兵“入队”仪式。所以，那时人们虽然叫他“主席”，但他已经不是党的主席了，由他当主席的那个党已经“呜呼哀哉”（毛语）了，所以他只能是“人民的主席”。正因为这样，在一个只允许伟大人物呼风唤雨的时代中，由他呼唤出来的这场“暴风雨”洗刷着专政社会的“污泥浊水”就同时地构成了66运动的人民之价值。可见，在66运动中，人民事实上同毛缔结了解放的“新约”，形成了一种类似与《新约》的关系。以前他们服从毛，是制度化的服从，现在他们服从毛，是服从发自于个人“内心深处”的命令，因此这种服从也等于服从他们自己，服从全世界都应当服从的正义原则。问题仅仅在于，如果毛本人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解放者，那就没有66学说产生的必要，但事实却是毛很快地便从解放者位置中游历出来了，并以他特殊的方式巧妙地单方面地取消了同人民缔结的“新约”，消解了人民的运动，非但如此，他还对人民的运动做出了一种专制主义的解释。如果说1966年的毛泽东有错误的话，那么，就是我这里所说的，而不是共产党“决议”上说的那一种。在这本记忆往事的书稿中，我粗枝大叶地记录了我个人、我的同学们以及我所认识的“工人师傅”们同毛泽东的错误做斗争的经过，你读完了全书，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些内容。

在前毛泽东时代，66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被裹在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那张皮中，还不至于遭人“否定”，毛死之后，它被邓小平等人说成是“动乱”，同毛的“文化大革命理论”绑在一块受到了批判。我认为批判毛的文化大革命并无错误，由此而批判了人民的运动，那就大错而又特错了！我反复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无论在什么时间内，人民反对政治当权派，自己组织起来，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都是民主的行为，都不应当受到任何反对和任何的责备。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这是民主的第一条原则；依据这一条原则，任何未经人民同意的政府（不管它是不是革命的），一律都是非法的，未经人民选举的当权派也都是非法的，人民有权反对之。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说过：“这个国家（指美国）连同它的一切结构都属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旦他们对现存的政府感到厌倦，他们便可以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去改革它，或者行使革命权利去解散或推翻它”（《林肯选集》中译本第161页）。1966年，当中国人们尚无“宪法权利”可供选择时，人民行使了“革命权利”——这又错在了那里呢？若还我们对林肯的话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便可以知道，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即使人民享有“宪法权利”可以改革政府，但也不能由此排斥或取消人民“推翻”政府的“革命权利”。在林肯的看法中，人民之于政府的“革命权利”寓于民主体制本身之中，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现代发达民主国家中，人们的确很少看到人民直接行使“革命权利”的事情，这又作何解释呢？其实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类国家中人民“革命权利”已经消失或是不存在了，而是民主制度按规律运转运作使得大规模“人民革命运动”所需要的最低能量难以聚集，在正常情况下，民主国家中一次又一次的大选事实上起到了大规模民主革命运动的类似作用，只是它在每隔4、5年来一次时因能量大减不得不把一次性的“革命”化解成为无数次连接而有序的“小革命”。可见，在一个民主的设计之中，并不是人民的“革命权利”被取消了，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不懂这一点而奢谈民主，我不知其所云？

说到66运动，难免要说到造反，但一提起造反，许多人肯定会想到流血杀人，但是66运动是在新形势发生的造反，它同中国历史上以前发生的造反根本不同，其性质是政治的，不需要流血杀人，非但是这样，人民政治造反行为之中还深藏着历史谅解主义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人民在喊着“彻底砸烂”、“彻底打倒”、“炮打”、“火烧”、“油炸”等口号时，并没有做出特别过分的事情。就拿运动中叫得最响的“砸烂狗头”的话来说吧，人民虽然把他们厌恶的当权派之人头叫“狗头”（汉语中常有这比喻），并声言要用“革命的铁拳”“砸烂”，其实呢，这不过是吓唬他们的话，因而，即使人民举起了“铁拳”，“狗头”也并没有被砸烂。可见，人民事实上节制地使用了力量，若不是这样，“狗头”真的被砸烂的话，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王震、薄一波、刘澜涛等人能毛发未损、健康无恙的活到今天吗？ 在66运动之中，人民只是批评、批判了他们，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也许向他们吐了口水，如果真的出现了象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那才要命呢！66运动中没有出现和产生出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之类的人，也没有产生出如托洛斯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之类的人物，亦没有产生出张作霖、蒋介石之流的人，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所以，我以为在人类伟大革命运动史中它是唯一的一个最少血腥味的运动。

66运动是一个启蒙的运动。但是自毛泽东的理论失势之后，人民习惯于把它看成一个蒙昧主义的运动。 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看法 其所以十分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别的不说，单就66运动中造毛为神的现象来说，批评者就以为自己言之有理了。于是目前中国社会中特别是知识分子队伍当中，那些反对蒙昧主义最有力的人当然可以对它进行“口诛笔伐”的了。66运动产生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蒙昧的社会，因之，运动本身带有蒙昧性质，那也是在所难免的。66运动前，中国人民接受的是一种童话式的政治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先是好人受难——“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啃草根”，后是英雄成功，渡江南下，打败了800万军队，建都北京，再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至于说到共产主义的生活，那就更风光了！66运动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口号，但是却没有出现过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为什么呢？在66运动前的人民理解之中，共产主义不过是自由民主生活的一个代名词罢了，并没有马克思所赋予的特定的内容。在这样的一种特定教育和特定知识背景之下行动的人民，你可以说其蒙昧，但是你若读完了本书的第1章后，你就会知道产生了红卫兵运动的那一代青少年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了，你就会对这一代人用造反的方式以求最终地走出蒙昧的行为表示同情，进一步的阅读你就会发现一种标准的政治造反行为在而后的时间之中，怎样的引申出了文化造反主义的思潮，又是这种文化思潮才把伟大运动的精神和内容给“越过”毛泽东、邓小平而独立地提了出来！于是你在本书的阅读中，就可以发现许多以前你很难发现的内容。

66运动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那就是“紧紧掌握运动的大方向”，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66运动的人来说，他们会问“大方向是什么”？“大方向”就是批判当权派！20年过去了，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个问题，我以为其中的民主精神还照样的闪光（那时叫“金光闪闪”）。在中国，当共产党专政和专制社会主义还没有结束时，就永远需要人民的造反！

大体上说来，66学说经历了两个形态：第一个形态是批判式的，主要批判毛泽东和左毛派企图用文化大革命取代66运动的行为，并在批判的同时，把人民的运动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剥离出来；第二个形态是辩护型的，主要针对右毛派人物的否定论，以揭示66运动的民主性、自由性。如果读者们对66学说的内容有一种好奇心，那么你读了本书以下的章节，了解到我如何由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变成了一位“六亲不认”的红卫兵造反派，又如何由造反派变成为解放军战士，再变成66学说的倡导者的全过程，就会知道这个学说是怎么“出笼”的了！

今天，当我有空坐下来，检讨我这一段生活时，我无不为我个人在66运动中的表现所激动。我认为，一个人生而为奴隶并不可耻，——这是上帝的安排，人毫无办法；但是安分作奴隶，那才是可耻的，那才是有违于人的本性和本分。在我看来，66运动其所以光辉灿烂，原因就在于它要还人一个本分。那时我们虽然没有高喊“要求自由”的口号，但谁能否认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我们已经是自由中的人这样的事实呢？正因为我们是自由中人，所以，我们走路不再低着头，说话不再小心谨慎（中国有“祸从口出”的格言），行事不再看别人的眼色，把一个赤裸裸的“我”当成了可以“照亮全世界的红太阳”！检讨那时我们的行为，人的确象中了魔似的，那个魔于其说是毛泽东主义，不如说是自由主义。是自由把我们彻底地变了个样，使我们由制度中的人变成了对制度造反的人；是自由赋予我们以胆量，使我们举起了拳头欲“砸烂”专制社会；是自由激活了我们的情感，把我们变成了风风火火的人；也是自由激发了我们内在的政治潜力，使我们由一只共产主义的“干电池”变成了一座人类的“核动力发电厂”。人到底能伟大到什么程度？这个曾经困惑许多哲学家、神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问题，却被我们当年的一个简单的行为给回答了。但是，伟大的时代如同闪电一般地过去了。不久我们便缴出了观点（这等于缴械投降），解散了组织，又重新回到了66运动前的被奴役状态了，其情形诚如1789年置身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卢斯塔洛所说的：“我们已经迅速地从奴隶走到了自由，我们正在更加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见《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中译本第2页）。说到这里，我以为自由这东西如果之于我们人类，若不是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东西的话，那么人间最可宝贵的就莫过于争取自由的行为和争取自由的历史了。当年，我当红卫兵时才17岁，现在我已经是有儿有女的中年人了，当我把自己这短短的历史在告诉给儿女辈时，就可以骄傲地说，在争取自由的这种事业上，你们的父辈也有一本“光荣历史”！

2006-1-21日博客稿注：

在本书稿的前面，我写作了近2万字的如此冗长的“绪论”都不怕倒了读者们的胃口？如果读者们阅读于此产生出了这样的疑虑的话，那么它恰恰是我所需要说明的问题。66运动不是它之前的“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和“社教运动”，也不是它之后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或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如果“是”的话，就不需要这个“绪论”的了，因此它其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绪论”只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运动，无论就运动的规模、形式或内容来说，它都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如此，而且就运动的性质所受到的扭曲程度而论，它也是“史无前例”的。正因为如此，我个人如果要记录下在运动中的我之所作所为时，就必须要有一个架构去组织它，若不是这样的话，我采取那种“大事记”的方式去写作它，那么，我写作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是“历史”。

但是就在我执笔写作的时候，据说“历史已经”对它做出了“结论”，可是这种“结论”在我个人的看法中却是如此的荒谬，因此不管“结论”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或邓小平的“社会大动乱论”，都不能够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热情参与者所信服，于是，我在批评毛和邓的方式的同时，去发明我自己的方式就造成了一段我“个人的历史”；就这段“个人历史”而言，他同毛的肯定论和邓的否定论不同的原因是，我在运动中对运动产生出了与毛和邓都不同的感受，因此，我以自己的方式去组织自己在运动的感受，并且给这种感受做出民主的解读就是我这一本书稿的眉目。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稿子的写作不同于此前的几本，它没有一个逐渐出笼的过程，是一个由随意而发的兴趣促成的东西。那是1986年的11月，是我在部队上休的最后一个假期，为消遣，我到农村的一位朋友的家中小住了几天，突然间灵感发作，认为应该写作一本记录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书，于是，就在朋友家里的一个笔记本上疾书起来……，而在书的开始就写作了这个“绪论”。

以前我每写一部稿子，都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过程”，起初写作提纲部分，或者“打腹稿”，收集一些资料，翻许多的书，写一些带有警句的话，然后再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写作的计划，整个的过程如同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所说的建立“学术挡案”，只是这一本却没有，好象是我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档案”中直接“取”了出来的东西，所以写的时候就得心应手……，可能没有超过2个月，第一稿就写成了。

后来，当我在修改稿子的时候，才发现它好象是从我们当年真实生活中流出来的一股水，目前我叫它“民主之水”就恰如其分。因为，在海外网站上，有人且已称我为“民运人士”，我也以此自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想在本书稿末附上一篇《由红卫兵到民运人士——我走过的民主之路》的博客版“后记”，但愿能够如期草成。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4）

第1章：66运动前，我的角色、地位、身份、思想、意识及心理概述

要在伟大的66运动寻找到我个人的名字，肯定办不到，别说在全国的运动中找不到，即使在陕西省的运动中也找不到。我个人在66运动中所扮演的是普通造反者的角色，是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当中的一员。肯定，在目前保持着的运动文件和文字中是没有“武振荣”这3个字的。在运动中，我个人的活动空间是十分狭窄的，从学校到县城，从县城到再到家乡，就是我活动的天地，其范围也不过方圆几十平方公里而已。在大串联期间,，我虽然也到过北京，那不过只有几十天的时间，如旅行一般，无事可记录。运动中，我没有象南大鹏、康林生(兴平县造反派头目)那样在本县出了名，更没有象李世英、张焙信（陕西生造反派头目）那样的“名骚大西北”，属于地地道道的“无名小卒”。但是，在写作这本书时，如何评价我在运动中的身份，我却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如下见解：

如果人们认为66运动是中国社会的大人物的运动，那么，我个人的作为就毫无价值可言的了；如果人们认为它是“人民”的或者说是普通人的运动，它集中的反映了普通人的情感，表现了普通人对自己命运及社会命运的极度关切，那么，象我这样的在运动中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人的作为就不是没有价值的了。正因为我是运动中的普通一员，所以运动在我个人的身上所集聚起来的意义同抽象意义上的“人民”作为就很接近。运动中，我也想出名，也曾对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们投去过敬慕的目光，有时还暗下决心，欲象他们一样地干出某种惊天动地的事情，使自己名扬 一方！但好梦终未作成，我到底还是普通一兵。可以设想，我那时若因某种意外的事件受到了毛泽东或周恩来的单独接见，那么有什么法子保证我本人不入左毛派人物的彀中呢？那时，聂元梓、蒯大富（北京著名的领袖人物）等人最终的命运不就也是降在了我武振荣的头上吗？还是老子讲得好：“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正因为我太“普通”了，所以运动中那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命运才远离了我。别的不说，运动之中我个人是“清楚”的（目前中国正在进行“讲清楚”活动）， 同毛、林、周这些大人物们无任何的“个人”瓜葛也，也同省内的著名造反领袖没有个人的接触，即使在本县内，同康林生、贾尚才（“兴平县中造司”的头）亦无更多个人的交往。因此，大大小小的文化大革命内幕故事都与我无关，我仅仅是小南大队和于阡中学的造反派头目之一。

在北京和上海，这些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发祥地”的城市，有的人也许会拿出康生、江清、张春桥等人暗中操纵聂元梓、王洪文等人的“证据”（姑且不论“证据”之真伪），但在兴平县、在小南村、在于阡中学他们什么也不会拿到。我其所以这样说，无非是强调在谈及66运动时，我有理由拒绝“毛泽东式的错误”、“林彪、四人帮式的操纵”，使我所处之“基层”运动保持一个“基层”的性质，也正因为如此，同我在一起造反的是“基层人物”而不是“上层人物”，其活动的范围也不出“基层”就是重要的一点；对比的看，那些在运动中出了名的“上层人物”就不如我们自由，一方面，他们作为人民运动中冲杀出来的人，应当是人民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在迎和了左毛派人物的需要时，免不了要受其掣肘，因此，做左毛派的政治工具——这可能是历史对他们命运的一种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中，运动中间所有冒了尖的人物们后来几乎全部都“夭折”了就具有了完整的悲剧性质，“人怕出名猪怕壮 ”——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以为，仅就运动中的“著名人物”的行为去解读66运动，就读不出66运动的意义，充其量只会看一出中国共产党内的“第9次路线斗争”的热闹戏罢了。所以，我以为只有抓住运动中的普通人行为加以分析，你才会发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一种原来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安排如何变为后来的时间上的民主运动，一种对人实行政治高压的政治运动又如何地变成了解放人的政治运动，这样你也就知道了一块标准的共产党“政治酵母”如何成功地“发酵”了人民自由化运动这块“大面团”。

文化大革命运动同历次共产党运动比较，明显之处是中间环节的缺失。因此，一个在上层策划好了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运动波及到基层社会时并由基层人民自治组织直接控制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变成了66运动。谁来领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到底由哪些人行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它若由共产党来领导，那么，它便是共产党运动；它若由人民自治组织领导，那么由这些人“推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是原汁原味的共产党运动吗？

就可能性而言，专制主义的政治运动在丧失了共产党的领导之后也许会导致动乱，只是人民的自治组织普遍地行使权力的事情才避免了动乱。可见,人民广泛参与运动的行为，不但改变了运动原有的性质同时还使人民的运动保持了秩序。于是，在一夜之间，亚洲人特有的奴性被扫除了，一向惟命是从的人以下子直起了腰，竟滋生出了做“世界的主人”的意识和观念。至于他们是不是世界的主人？此处我不关心，我只是看到了他们这些平平常常的人摇头晃脑地大谈“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时我才对其产生了敬意，心里说，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就当如此对对待和看待世界！

仅就我个人的切身体会而言，在上述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之际，我们是一批处于惶恐不安状态的中学生。昨天，我们还视这个共产党社会为“新社会”，认为我们是“新社会”中“最最幸福的一代”，今天我们竟翻脸不认帐，视它为“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并欲遵循《国际歌》歌词中的“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的教导，发誓要把它“打烂”！是的，我们好象是“17年”以来不是受毛泽东思想教育，而是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毒害”，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活，而是在“修正主义统治下”“痛苦的挣扎”——关于这种情形之变化，别说是在20年前我们说不清楚，就是在今天，朋友们，你若要我们说出这种“天翻地覆”式的变化是怎样在“一夜之间”形成的，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告诉你，上述变化一旦出现，于是，我们就非行动不可，“就造反，就斗争，就干，就革命”！不管怎么说，在1966年，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人突然之间认为自己是“受压迫者”、是被“毒害了的人”、是“牺牲品”却是一桩非常正确的发现，就是这种“发现”把我们推上了造反之路！

可不是吗？在过去，我们不敢说社会不好，现在，我们争相说它坏；过去，我们认为本单位的当权派是“党的化身”，“一贯正确的代表”，今天，我们斥责他们为“反动派”、“牛鬼蛇神”；过去，本单位的党组织是“战斗的堡垒”、“革命的火车头”，今天，我们斥责它是“黑窝子”、“黑司令部”，必欲“炮打”“火烧”而后快！诸位们，这就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中的我们-——身上所产生出来的变化和改变；研究它，你就可以打开文化大革命的门，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了。查尔斯-坎默在其著作《基督教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任何被压迫的群体和个人都必然经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局外人看来，似乎有些过分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但是这个阶段对于恢复失去的个性可能是绝对必要的。就这点而论，它是真正的人类解放的先决条件”（本书中译本第181页）。当66运动在平息之后多年的今天，我坐下来写作此书时，不禁自问：“当时是什么力量促使你去造反？造反时你又怎样想的？如此这样想对不对？为什么 ……”？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上来说，当我们这一代人还不可能理解出现于我们身上的巨大变化时，当毛的“造反有理”的呼声在把我们从蒙昧主义的大梦中吵醒时，我们那一双惺松的眼睛是看不清世事的真相的，因此，跟毛造反就成了我们的唯一选择。

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我们一直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新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是中国社会上“最最幸福的一的代”。用我们小学老师的一句话来讲，这叫“跌到了蜂糖罐里”（意思是甜极了）！。我们学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会说的第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会写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在这样的一种浓厚而又严密的蒙昧主义环境中，我们度过了童年。有鉴于此，我把这种教育当成“政治童话”就不无道理了。如果认为教育儿童教育需要“童话”的话，那么，我对我自己在儿童时代受到的这种“政治童话”式教育就不会产生出“否定”的态度了。

在我个人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到家乡外很远的地方去修水库，母亲在几十里之外的渭河边上去“浪铁沙”，留在“大后方”上小学的我，也不甘落后，在做完作业后，手执蝇拍发誓“要把苍蝇消灭完”以“美化我的家园”。在我能够回忆起来的时间中，大人和小孩都好象是发了疯，把自己的生活着的“物质世界”要当成一团面来任意的揉搓……，青年人是这样，老人亦是这样……在家照看孙子孙女的我的小脚老祖母也不甘落后，“跟上了时代的步伐”，爬上了10多丈高的老槐树，在老鸹窝内放上了涂摸墨点的鸡蛋，把孵化小鸡的任务“派给”了老鸹……，不仅如此，我还亲眼看见了解放军战士用“飞檐走壁”的方式在我的临家掏麻雀窝的情形……。

但是，在苍蝇还没有消灭完，小鸡也未孵出时，麻雀也没有赶尽杀绝时，我们便遇到了“3年自然灾害”（也就是说不是“人祸”），全家人同社员们一起吃糠，吃树皮，吃包谷杆（当时的“科学”告诉人们，包谷杆中“淀粉含量很高”，完全可以放心地“食用”），我亲眼看见过人是怎样被饿得半死不活的，亲眼目睹过饱食野菜的肚皮是如何发绿的，当然不用说，也尝过饿肚子的滋味。那时生产队的牲畜死光了，我同大人们一起推过石磨子（那时，陕西民谣唱到：“毛主席高个子，领导人民推磨子！”），拉过大车……，即使这样，人们还照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的歌，照说“共产党，向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的话。因此，在我们的意识上非但没有我们“受苦受罪”的感觉，反而感觉自己很“幸福”。就是这样的一代愚蠢之辈，在66运动中变成了顶天立地的造反派——这其中当然隐藏着许多我们没有读出来的文章！

如果说，上述的东西可以构成66运动前的一段历史事实的话，那么，把它用怎样的思路整理起来就成为我思考的重点了。无论怎么说，这些1966年前的一系列事件同大造反运动有着一个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只是它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领域而已。我承认，在构思这本书稿时，我找不到一个发生于国内外可做参照系的运动，因为红卫兵这种事在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外国也没有，所以我在动手写作此书时，就必须另辟蹊径，但是我可以走多远，心中是无数的。不过只有一点，我却力求做到，那便是我首先得对住我自己，起码是不说假话，把我所有能够回想起的事，一五一十的写出来，不隐瞒任何事情和任何行为。依据本书的书名，我应当只写我的红卫兵经历，但是为了使读者们能够了解我当红卫兵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还得从头写起。

1949年3月，“解放”西安城的枪炮声刚稀落下来时，母亲生下了我。同当时大多数农民家庭一样，我家的生活是清贫的。我出世后，母亲无奶喂养，是祖母用粥把我灌大，因经常喝粥，婴儿时的我肚皮特别大，一位远房亲戚见壮后惊呼：“七姨啊（我祖母排行七），你怎么管的，娃都长成了青蛙模样了！”.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庄家人，祖母和母亲都不识字，只有我父亲有点“文化”。父亲讳崇信，生于1917年，念过3年私塾，被本队的社员誉为“识文家”。他经常拥着一部《三国演义》看，简直是百看不厌，书中的许多章节可以背诵如流。他常告诫我：读书应不求其多，说“我一生就看这一本书，其中的许多道理还弄不明白，因此我不看别的书……”，也许因为这个，他在我们村庄取得了“三国”的绰号。他不但看《三国演义》，而且经常向大家讲。那时农村没有电视，但社员们的文化生活却并不单调，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说书的场地，供那些“说书人“施展口才。于农闲时间，只要有烟茶到场，“说书人”便会打开话匣子，听书的人自然也会围成一圈，于是一个娱乐社会就形成了。我父亲当然有资格成为“说书人”，我听过他的场子，说得还是不错。1963年底，农村阶级斗争升级后，书场被取缔，他也就“失业”了。

我母亲姓贾，讳可琴，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生除了生儿育女，服侍公婆，织布纺线外，没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她为人忠厚老实，但却心灵手巧，会做十分好看的各种面花、花馍，还会做形态逼真的布老虎，除此而外，她善于做纸活，会做传统的纸人、纸马，新兴起的纸电视机、纸自行车她都会做。由她之手做出来的东西十分耐看。事实上，她是一位民间手工艺人，有一定的“艺术家”气质。今天我家书柜中还珍藏着她给我儿子满月时做的布老虎。目前，她同我哥住在乡下。

我祖母是一非凡的女性。30多岁便受寡，一手抓养我父亲成人，并送我父亲进私塾念书。她一生吃斋念佛，是方圆有名的“善人老婆”，装了一肚子的宗教故事。我受她影响最深，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别说她一字不识，却能背诵，《四书》中的许多章句，并能边背边讲。为了教我读好书，她经常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格言勉励我.，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话，我最先是从她口里听到的，“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苦读故事，也是她先讲给我听的。她很懂教育，立家的规矩是，“穷富都要供娃上学”。可惜在“娃”的概念中她排除了“女娃”。后来，我哥上了中专，我上了中学，我姐和我妹却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原因是家规不支持“女娃”上学。我们兄妹一共4人，我排行老3，最受大人宠爱，特别是老祖母，她简直把我当成了“看家宝贝”（我姐姐语）.。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我自然感到“幸福”。

在当时的关中农村,我的家经济条件属于中等,既不富,不贫,土改时被定成“中农成分”。1963年农村社教运动时被改划为“下中农”，别小看“成分”上的这一字之差的变化，它使我们全家7口人进入了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的行列，为我日后的政治进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以下减称“少先队”），并担任了中队长的职务，带上了两个红杠杠的标志，不久，又当上了大队长，带上了三个红杠杠。读初中时，在第一学期便一帆风顺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并担任了团支部委员，直到66运动爆发时团组织溃散时为止。无论在小学或中学，我都是学生中的“红人”，但是说也奇怪，我却没有当大官的意向。上小学时，一度热衷与武术，一心想当“武林高手”；读初中时，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术学习上去，一心要做“国画大师”，即使在66运动中，我也没有撂过画笔。参军入伍后，也还是热衷于绘画，若不是1970年同哲学交上了运，今天，我也是一位不入流的国画家呢?

叙述至此，若有人问：“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少年人，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呢？”即使在今天，面对这种发问，我个人也还是有些说不清楚。红卫兵之事，虽然由我们给做了出来，为什么要做？不做行不行？其后果又会是什么？当时就根本不容许思考；思考了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那是一个行动的时代，它只要求我们行动，因此，用行动代替思考就成为命中注定的事了。我所以要说明的是，66运动即使把我们造就成了彻头彻尾的解放者，彻里彻外的造反派，我们也还是同我们的社会及制度划不清界限。因之，指望我们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变成为目前有的人想象的“自由民主派战士”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们已经做了自由的事情，行使了民主的权利，但我们距民主自由还差一大步。我们的行为已经站在专制社会的“对立面”，但是我们的精神与意识还没有在“对立面”上树立起来，我们是抱着使专制社会主义社会更好的信念，怀着使共产党更革命的决心开始行动的。这样以来，在我们的身上就免不了出现动机与行为分裂的现象，于是在运动中，我们好象是两面派，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我们的行为其所以很难为局外人了解，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我们是在一种极其蒙昧的社会环境中，受蒙昧主义思想支配，进行着一种目标极不明确的有关政治解放的艰难探索。因此在它留下的那种历史的外壳上包裹着一层蒙昧主义的色彩却也是一个事实。多少年过去了，当我们中间的有识之士在谈到它时，往往会说，“这是历史的缺陷”。其实，所谓的“历史缺陷”，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既说明不了“缺陷”的性质，也说明不了为什么会发生“缺陷”，是一种很空洞的东西。

我虽然是一个竭力主张走出蒙昧的人，但若有人采用目前中国社会上那许多的名人们的方式去反对66运动者们身上的蒙昧性，我却不一定赞成。在我的分析中，66运动者身上形成的那种蒙昧性关乎着运动的合法性，是66问题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66运动其所以取得了那么大的规模（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合法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仅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正因为我们身上包裹着蒙昧主义之皮，所以在推进运动时，才能使出混身的解数。我们即使把共产党组织的办公室“砸烂”，把坐在其内的当权派拉出来“打倒”，甚至“再踏上一只脚”，也没有想到这是“反党”；我们即使把“17年”中国社会“翻个底朝天”，也没有想到这是“反社会主义”；我们即使把“老革命”、“老干部”当成“牛鬼蛇神”来斗，也没有想到这是“反革命”（以上和起来称“三反”，是中国社会的头号罪刑），我们当时以为这样做，会使“红色江山”更“红”，使共产党更“革命”，所以便放开手脚，大胆地去干。在干中增长知识，在干中增加才华。说到这里，读者们也许了解到66运动价值的特殊性问题了，即包装它的那个东西本身却没有价值。

1966年8月，当红卫兵的消息传到我们县城时，当人们知道它受到了毛的支持时，其他人是怎样想的我不加妄猜，我只知道我们那些在校学生们对此的反应是毫不含糊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心中同时说出一句话，“毛主席当然应该支持我们”！说红卫兵最革命，在今天也许听众不多，但在60年代，它却是十分兴盛的真理。一个全新的人民选择时代到来了——这一点，我们心中被谁都清楚，只是用语言说它不清罢了。以前，我们个人革命不革命，有多少革命性，全由“组织”（即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评估和认定，今天，一下子变成了自我评估和自我认定。现在，只要我们在公开表态中认为自己是革命的，那就是革命的，就不关任何外人的事。因为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尺子，已经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了。也就是说，在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上，以前是“组织”说了算，现在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这就是变化，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和出现在社会中的变化，也是我个人所要叙述的重点问题。1966年，社会要求我们“革命化”，强迫我们“革命化”，一旦我们的“革命化”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时，就变成了权利中的人了。若不是这样，你想一想，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一些平平常常的中学生怎么能认为自己比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各级当权派（这些家伙们老奸巨滑）更积极、更热情、更正确和更负责呢？怎么能够认为那种凭我们一时兴趣所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好象是乌合之众的自治组织被正而八经的共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更革命、更应当享有权力呢？

在为66运动说了上述的话之后，令我费解的是，目前社会上许多操着法学家口气说话的人，对我们当年的行为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并一再声言，以正当的法律观点应视我们的行为“非法”。在这本书里，我无暇同他们争论“正当”法学观点的问题，但我有必要指出，如果法学观点不能够为人民行使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的行为提供辩护的话，那么它本身就不会是“正当”的。要知道66运动的合法性有两个来源：一是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动员人民，号召人民，要求人民革命，参加运动；二是人民本身就享有如林肯所说的“革命的权利”，在古典理论中，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运动中，运动者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之认可，在意识层面上是上述一；在潜意识中是上述二。正因为如此，运动者们才克服了任何恐惧，打消了任何的顾虑，全身心的投入到运动当中去了！在运动当中，广大运动者们已经认识到“创造历史的主动权”已经由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转移”到“我”的手中了。所以，它被认为是一场公开的“夺权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以造反的方式从实行专政的共产党人手中夺取了权力不就是运动的真相吗？今天，许多对运动发表意见的人，避开此真相不谈，而在某些支节问题上喋喋不修，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别有用心？

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红得发紫，用它去分析66运动前后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就很有意义。运动前，我们这一代人，本身就够“红”的了，“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脖子上戴着红领巾，课本上又有红色故事，从参加少先队的那一天算起，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发誓“一定要做共产主义的红色接班人”——就这样， 毛泽东和共产党还嫌我们“红”的不够，还要让我们“红上加红”，因此直到我们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时，才完成了由红到紫的转变过程。我们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干出来的那些事情事实上已经与“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了。“无产阶级化”对我们来说，就是使我们的一切行为合法化，包括我们的思想、精神、心理、情感、偏好甚至怪癖合法化。因之，“无产阶级”的东西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块政治上的遮羞布，遮的是赤裸裸的“我”，不可一世的“我”。66运动中的“我”不是自己蹦出来的，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渠道中“冲杀”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使人民“无产阶级化”的本意不是要人民去发现自我，去搞自由化，只是当他在对人民“无产阶级化”的情形做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估计之后，便放纵了它，其结果，使人民的运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到后来，当毛发现人民的“无产阶级化”的最终收获是“资产阶级派性”时，才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他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殊不知他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只有这第一次，永远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了！把以上的意思变通一下，无非是说，当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时，它并没有沿着毛的方向前进，而是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发展着。伟大的人民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自由民主这个落脚点外，就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的了。

议论至此，读者们若要理解我们当年行为之价值，就应当知道运动前我们都受到了那些教育。我前面说过，在饿死人的1962年，我同大人们一起吃糠的情形，还没有说到糠吃多了，大便干结，拉不下来，母亲含泪用小棍往下捅的情节。那时关中农村，许多家都发生了上述的现象，蹲在厕所失声痛哭的有小孩，也有大人，就这样我和我的小同学们对中国社会的“蜂糖罐”式的认定也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动摇。在这里，我又一次地为人性的复杂性惊叹不已。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很容易地会判断别人生活的幸与不幸，但是他对自己的生活幸与不幸却不能判断，有时他也许处境悲惨，但他却感到幸福；有时他的确生活优裕，但他却深感不幸。60年代的那一代人，在评价自己的生活时就遇到了上述的问题。我记得十分清楚，在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课叫“小蒂儿”的诗，作者是一位美国的黑人。诗中写一个名叫小蒂儿的黑人儿童惨遭白人杀害之后，抛尸河中的情节，是一首为不幸的人呻吟的诗。20多年过去了，我甚至都能够回忆起郭崇武老师讲解此课的情形……

“同学们，孩子们，你们真幸福，从小就受到党和毛主席阳光的照耀，没吃过一天苦，没过受一天罪，”说到这里，郭老师用他那易动情感的眼睛盯着我们，语重心长地讲：“你们要珍惜这种幸福！你们看一看，你们听一听，同你们年龄一样大的小蒂儿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美国是多么的不幸啊！资产阶级的白人刽子手在杀害了他之后，为消灭罪证，竟不放过他的尸体，把他的尸体用铁丝捆扎起来，系上石头，沉入何底——多残忍啊！同学们，你们想一想，你们若生长在美国，其命运不就是同小蒂儿一样吗？孩子们，你们学习这篇课文，若不懂两种社会、两种制度，哪一种好，哪一种坏，就毫无收获……同学们，你们回答一下哪一种社会好？”听到这里，我们班的小同学们齐声回答：“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对”！郭老师满意地笑了。正因为有这样的一堂课垫底，所以，后来我们在朗诵另一篇课文——“向爱森豪威尔开炮”时就免不了要放开嗓门大叫，以求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就郭老师执教的小南村小学而言，原来是由我村的关帝庙改建的，1958年“破除迷信”的铁榔头在打碎了关帝像之后，它就成了学校。带有8级台阶的正殿变成了一个大教室，供3个年级的4、50名学生上课。教室的光线极暗，通风也不良，有几张用木板埔的桌子供高年级用，低年级学生只能爬在用土坯做成的“泥桌子”上写字，真所谓，“土台子，泥孩子”。我个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接受教育的。依据迷信的看法，在一个原本服侍神的场所培养出来的孩子，在以后参与了造神的运动，也算是一种报应吧。

在我的记忆中，言论管制之事非常的严格。有这样的一件事，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我的同窗好友武克勃在某学期终，被评上了“三好学生”，当时不知因什么事我们俩闹翻了，心怀不满的我一心想找岔子报复他。恰好，我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事，同学们在一起讨论教育方针时，他说了一句悄皮的话，“教育方针，就是房上插了一根针”，逗得大家发笑。在评选结果的公布会上，我把这话抖了出来，贾六娃老师当堂宣布取消他的“三好学生”的资格，并勒令他写出深刻的书面检讨。读中学时，本年级甲班一位名叫陈凤霞的女生，因一句话不甚出唇，而变成了全校“反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活教材”。此女生身材苗条婀娜，五观秀丽，颇有几分风度，长长的辫子打到屁股，梳理的十分整齐（在那时，这都有资产阶级之嫌），可算得一朵校花。不幸的是她出身于地主家庭，并因此而屡受歧视。暑假期间，她去西安市一亲戚家小住，对城市生活有所动心，回校后，不经意地对一女生说：“西安市就是好，水洗人都是白的”。就这么一句话，闯祸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校的学生中间的具体反映”，受到了全校师生们的批评。班主任老师在班上批，政治老师、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批，同学在各种会议上批，弄得她灰溜溜的，如丧家之犬。在当时老师和同学们的见解中，这最有力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并不在校外，而在校内”的道理。在学校党支部的倡导下，学校团组织、学生会组织都以此为例，召开了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要求同学们保持高度警惕，自觉地抵制自己头脑随时都可能产生的资产阶级思想，接好无产阶级的班。诸位，你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或者同学，你能够想到在不到一年甚至半年的时间内这些同学们竟然变成了自由言论中的人，谁能够抓住你的一句话，把你致之于死地呢？非但是这样，你的一句随意而发的话，便构成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你就是高高在上的国王！

诸位，把我们在1966年的政治大运动中的行为若不同以上叙述的内容联系起来看，你是不会发现期间的重大变化的，因而你也就不能有价值的谈论66运动。66运动前夕，对于中国一代青少年在校学生来说，个人出路和个人的前途全都取决你革命或不革命，而在决定你革命或者不革命的问题上，你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等都是决定性的。因此，1966年广大青少年人争取革命的行为，本质上有一种发自于人内部的被迫意义 ，解读它，就是本书的目的。

1966年，对我们一代人来讲，是一个选择的年份，我们或者选择革命，或者不选择革命。今天分析这种选择，当然算不得完全的自由选择，但是却是在选择动机的支配下的一次真正的个人选择，近似于自由选择，如果说这样的选择对于绝大部分同学们来讲的话，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那么我就不得不指出，极少数的同学随大流的行为就不在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