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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往事微痕》“北大五一九运动专辑”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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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7 15:19: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给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

——《往事微痕》“北大五一九运动专辑”序言


燕遁符和纪增善让我为《往事微痕》的“北大专辑”写个序言。作为北大校友和五七难友,我感到责无旁贷。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都是1957年北京大学反右运动的蒙难者。当年北大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有六百余人,许多人在社会最底层经受了二十多年各种各样的摧残,悲惨地含恨去世;经过“改正”而脱离苦海的幸存者,近三十年来也有不少陆续离开人间;能够拿起笔来记录当年运动和“改造”生涯的苦难、揭露专制主义罪行、陈诉自己的反思与感悟、重申民主主义呼求的难友,已经为数不多。他们所写的文章,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血和泪的控诉,收集起来,传之后世,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所谓的反右运动,后人会怎样看待?如果我们幸存者不挺身而出,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揭示它的本质,后人就可能被“它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弥天大谎所蒙蔽,难以了解历史的真相。难友们的文章,从微观的角度,还原了那个罪恶历史的真相,以自己亲身的感受,刻划了构成那些罪恶的体制性根源。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
但是,要理解这个运动的本质,还应当把它放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考察。陈奉孝说这是“一场自发的民主运动”,是十分准确的概括。我在《反右运动应当正名为五七民主运动》一文里是这样分析的:“在1957年发生的那场群众运动里,从执政当局的立场和角度来看,是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必须发动群众,打退他们的进攻。所以它被称为‘反右派运动’。但是,就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执政当局的工作失误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尽管多数人只是从‘帮助党整风’的观念出发,但这些批评建议本身,表现了对建立未久的专制制度的不满和抗争,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把它称为‘五七民主运动’,可以说是名至实归。”
在“五七民主运动”的历史浪潮里,北京大学学生的“五一九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之所以被称为“五一九运动”,是因为在1957年的519日,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最初呼求自由民主的大字报小字报,揭开了学生民主运动的序幕。我在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而写的文章《“五一九”民主运动精神不朽!》里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专制势力对民主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所谓‘右派进攻’则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力量对专制制度的挑战与讨伐。尽管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当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以‘五一九’为代表的北大青年学生却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民主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明确性和反封建反专制的坚定性,使他们成为1957年那场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的当之无愧的先锋。”
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民主运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都站在运动的最前线,发挥了冲锋陷阵、无比英勇的先锋作用。“五一九运动”的参加者正是这些先辈的精神遗产继承者。他们有的强烈呼吁设立“民主园地”;有的主张“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有的发表《自由主义宣言》,提倡思想自由;有的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有的号召人们“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有的宣称“我们再次举起了自由民主和真理的旗帜奋斗”;有的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小字报,还揭露批判了专制体制的路线政策和思想理论根源,如关于个人迷信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镇反肃反问题、三害问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除了张贴大字报小字报外,他们还成立组织(如“百花社”),出版刊物(如《广场》),举行辩论会,派人到其他学校去发动。火热的民主革命高潮,使北京大学再一次地走上历史的前台。
北大学生的“五一九运动”,是“五七民主运动”的史诗里最光辉的一页。它带动了全国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在无数青年学子的心头唤起了对自由民主的呼求。虽然它的高潮十分短促,还不到一个月便因《人民日报》68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而急转直下,但它已经为历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发表后,面对强大的专政机器和被煽动起来的无情批判与围剿,有的学生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如谭天荣发表文章和公开信,谴责“《人民日报》社论煽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并且宣称右派分子是“人类的傲骨”,表示“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陈奉孝的大字报揭露保守派“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严仲强在大字报里说:“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钱如平也表示:“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虽然他们最后不能不屈服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而遭到残酷的镇压,但这些掷地有声的煌煌宣言,将永远留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熠熠生辉。特别值得歌颂的是林昭。她以孱弱的右派之身,回到南方后建立组织,发表文章,继续坚持反封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终于逃脱不了专制主义者的魔爪,在遭受多年的凌辱后,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在“五一九运动”的灿烂群星里,林昭是一颗最光辉夺目的晨星。
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再一次地充当了民主革命的先锋,这是北大的光荣。“五一九运动”和后来的“八九”民主运动,都应该同“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一样,成为北大校史的最光辉的篇章。但是,迄今为止,记述北大历史的文章、著作、展览,对此却讳莫如深。
参加“五一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多数是优秀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才华横溢,知识广泛,善于独立思考,富于爱国情怀。他们应该成为引领时代风云的天之骄子,但一场“阳谋”的疾风暴雨,却把他们打下社会的最底层,受尽折磨。就像被折断翅膀的雄鹰,无法飞上云霄。但是,他们毕竟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谱写了民主运动的又一曲华美激昂的乐章。他们应该是北大的骄傲,北大的光荣,应该在母校备受尊荣。但是,不论是纪念庆典,还是评选“杰出校友”,他们都被扫出当权者的视野之外,成为边缘的“北大人”。曾经是“民主堡垒”的北大,现在却致力于清除民主的痕迹,排斥他们,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不久前“三角地”的摧毁,可以说是又一个小小的例证。
对于所有“北大人”来说,“五一九”和后来的“八九”这两次学生民主运动,是北大的光荣,还是北大的耻辱,是评价他们的思想倾向——是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试金石,也是测量北大是否保持科学民主的优良传统、是否还有“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的一杆标尺。遗憾的是,检测的结果很令人失望。在每一次学生民主运动高涨的历史关头,北大当局都充当了奉命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这是北大的真正的耻辱。
北大的耻辱远不止此。这里我只举出一个例子。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年来,我们目睹北大的许多大楼拔地而起,而大师却寥若晨星。北大当局以大楼为荣,对扼杀大师的培育和成长的现象,如官僚化、衙门化、专制化、商业化和党化教育、党化管理,却熟视无睹,安之若素。这是北大的耻辱,不是北大的光荣。
北大要洗刷自身的污垢和耻辱,当然非常不容易。但是,改变对“五一九运动”的态度,为“反右运动”承担责任,表示道歉,却不是十分困难的事。首先,所有“右派学生”都已经改正,这个事实否定了“反右运动”的正当性;第二,当年反右派是奉命行事,学校当局不是主谋;第三,事过境迁五十多年,现在的领导人同运动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表示道歉应该是风险不大的。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为当年希特勒的暴行在波兰下跪道歉,在全世界传为美谈。当今的北大领导人有没有这个勇气?道歉之余,如果还能够在校园里竖立“五一九运动”纪念碑,建立林昭(或“五一九”群英)的塑像或铜像。那么,主其事者就足可以青史留名了。这是早晚一定会成为事实的,问题是谁有幸成为这个荣誉的获得者?
最后,我向把自己的回忆文章贡献给这个专辑的难友们致以深切的敬意,你们为社会、为历史、为子孙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希望所有现在还健在的难友,都能够拿起笔来,把自己的苦难经历记录下来,告诉全国人民,在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下,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如此黑暗的历史。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
是为之序。

20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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