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史俞：汪晖乌有之乡讲座笔记

tuffy05

中史俞：3月11日(2007年）汪晖乌有之乡讲座笔记

(本帖由中史俞发于明道论坛)


讲座的总体感觉只有一句：汪晖是滴水不漏的学者，值得敬佩。
下面是当时的笔记。笔记自然是用笔，一些地方难免有出入。个别语句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上去的。
房间不大，但也不小，将将挤进六十多人，多数是二十左右的男学生，一些想必就是北大的。汪晖来之前很久，位子就几乎坐满了。于是开始用投影仪放孔庆东的一个讲座。主题不清楚，要点如下：
－ 不平等在今日社会的确实存在
－ 在这种条件下，单纯的“骂政府”是逞血气之勇，没有意义
－ 鲁迅就更多是学者和大众的批判者，而非政府的批判者
－ 因此，鲁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胜利之后的文化战士”
－ 在中国，最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大众
－ 从这个角度理解，（早期的）共产党能够坚持发挥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相当了不起的
－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
－ 今天的八荣八耻算是什么呢？新生活运动的翻版而已
－ 两者都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不是毛泽东所希望并实践的“给民众主体感”的意识
－ 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受众”（passive audience）理论，及其思想渊源
－ 直接影响了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正是那个被今日中国恶意妖魔化的毛泽东
－ 《论十大关系》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汪晖走进房间的时候，前面一阵人头攒动。我在最左边的一个角落里坐着，这时是下午2点35分。
主持人范某介绍说，汪晖是乌有之乡的顾问。汪晖于是说，但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做演讲。这几年很少出来了。
在萧武博客上看过他对汪晖2005年一场演讲的笔记，题目彷佛，讲去政治化的政治与鲁迅精神云云。今天演讲的主旨大致还是如此。
演讲要点如下：
一、怎么看待和界定二十世纪
我理解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比较短的二十世纪。理解二十世纪，很难离开中国革命，因为可以说，二十世纪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
既然如此，又既然“告别革命”是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一个学界定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早地将二十世纪终结 － 在1976年文革结束时，或者更早 － 从文革时期内部的自我否定开始。
这个世纪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的世纪。它的序幕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 － 或者更早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而其尾声则是1976年前后到八九前后。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段持续革命的历史。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的尾声再向后推一点。毕竟八九中国、苏联、东德的大乱局，是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正式谢幕的。英国一个史学家正是如此界定二十世纪的：上至1914年一战，下至1991年苏联垮台。按他的逻辑，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age of extremes。但可惜得很，他的概念里并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而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怎么能称其为二十世纪的真实历史呢？
二、对于二十世纪的一个评价
左右翼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评价都是相对负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推动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否定文革。换句话说，对待这段历史的基本态度就是否定。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没有否定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因为推进改革的历史前提，恰恰也是在二十世纪环境里萌发的。这就和苏东的变革不同。不论怎样，大致的语言、语境都是非常负面的：战争、屠杀、迫害，和建立在此之上的对这段历史的批判和否定。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纪。1957年到1976年间的历史，更像是十九世纪历史的延伸，它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伸开拳脚，而终于在这时展开了。这段历史复制了十九世纪的逻辑。
如何评价六十年代呢？比如，如何评价六八年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呢？六八革命和六八学运、工运的共同起源，都是那个完完全全自我否定，不以为荣，反以为耻的中国。别国是如何评价六八？中国呢？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官方什么东西也见不到，这里的一切静悄悄。但是，我就注意到了网络和民间讨论的变化，质的变化。
这样的困局，其实是有其双重原因的。西方六十年代的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西方的环境是什么呢？自我批判。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社会运动、反战示威，其起因都是战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些运动都是反体制的，反西方体制，反资本主义体制。而在中国，六十年代的含义完全不同。在世界范围内，从万隆会议开始，五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六十年代，都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高潮，而这个运动是中国极力鼓励、支持、推动和领导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环境是“破”，非西方的环境是“立”。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内的社会主义政权 － 这是其所有成就及困局的根本。其困局最终导致了文革。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反思文革，之后更是彻底否定。
我们今日对历史的一切模糊，不清晰的概念，都是由于这些条件造成的。对于六十年代世界历史的理解，去掉了对六十年代中国的理解，去掉了对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对世界重大影响的理解，去掉了中国大陆反帝反修对台湾民主化进程重大影响的理解，去掉了中国大陆对香港、对澳门、日本、欧洲、美国重大影响的理解，我们对二十世纪的理解怎么能够不模糊呢？
三、二十世纪的终结
国外 － 柏林墙的倒塌，中国 － 1989-1991年大论战的终结，也就是二十世纪的终结 － 也可能是两极化权力构造的终结？什么叫两极化权力构造？中国从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那时开始，一直就在探寻第三条道路。不然，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是为了什么？要记住中国六十年代的政治姿态：反帝反修。这正是打破两级构造的开端 － 中国。
没有对中国六十年代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对二十世纪的根本了解。而中国六十年代的最特殊问题，是文革无疑。不论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吧，我们在这里都不可能完全展开对它的讨论。但是可以说，文革就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形成时期。意大利社会学家Russell评论说，文革的终结在其开始不久后就形成了。这就是说，在文革早期“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底层无政府运动全面转化为派系斗争后，文革就已经终结了 － 派系斗争自然成为了国家机器重新介入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国家重新介入的过程，正是一个从内部展开重新巩固党国体制的过程。
整个六十年代，西方眼中的“党国体制”出现了很大的危机。这种党国体制，其实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无非是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区别。政党体制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模型。二十世纪初期，各国基本形成了现代政党的形式。到六十年代，这种体制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六十年代各国运动的对象，都是不同的党国体制。
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党角色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党、国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重要变化 － 二者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了。不要讲中国的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吧，在西方，政党也越来越变成国家政治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从党国到国党”的变化。党的角色和价值都转变了：在今日“现代化”的框架下，党价值体系的趋同化触目惊心。这种趋势，从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建设时就开始了。问题是：党代表谁？西方国家体制内的两党也越来越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这就造成了西方制度的危机。党代表谁？回答不了。那么，为什么争呢？那就为权力而争呗。这样，代议制民主本身，能不出现危机吗？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民意在重大问题上的无用性，在这里暴露无遗。反战民众那么多，为什么它们的行为毫无效果？这就说明了代议制民主的社会参与性差，已经沦为了权力的游戏。一边是政治冷漠，一边是动员机器。什么动员机器？战争的动员机器。什么是战争的动员机器？议会、国会。
而在中国，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本来，新中国有着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清晰的价值观。现在呢？对比五十年代与今日的中国，看看党、国关系的调整，看看从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到……，今天的政党，已经成为了一种中性的，普遍的政党。本来，按Max Weber的理论，所有建立政权的革命党必须也会如此，从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到苏联的国家体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可是，怎么解决官僚化国家的问题呢？文革的方法是自我冲击；实行工厂、学校自治；大量吸收工农兵成为两会代表，进入中央政权。而现在呢？用一位自豪的两会代表的话来讲，从“代表工农”到“工农代表”了。
处在危机中的民主模式的自然运用，只能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延伸。
四、政党壮大与其路线斗争的内在关系
民主不是能“自我纠错”吗？政党也能。这就是路线斗争的作用。没有内部的不同路线，没有肃反、盲动，妥协就会占上风。当然，共产党解决好通过而非确实斗争来处理路线问题，但别的方式本来也是不可能的。
理论斗争是政党壮大的最有力的成分。国民党最强大的1930年左右，就爆发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而理论斗争的结束，则基本宣告了国民党政治生命的结束。
今天物权法和“原罪”引发的辩论，正是路线斗争的一种延续。所谓一种延续，是因为最后的理论斗争已经在七十年代末势微，而于八十年代终止了。为什么呢？“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 － 于是，没有理论问题，只有实践问题了。可是实际上，这两条语录本身的反理论特性，就是理论性的。
1974-1975年左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为背景，张春桥、姚文元和邓小平分别利用两报一刊和政研室班子展开空前激烈的理论讨论。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1975年，为了配合辩论的进一步展开，我们翻译了不少苏东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我查到的就有一本叫《摘译》的，它第五期上登的文章就很苏联：《商品货币关系与苏联的宗教》。这样引入的文章和论述很多，都是合法化商品生产的基调。让我们看看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的那些观点：批评无政府主义、三要三不要、回到一五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可是几年后，到1979-1980年的时候呢？就完全相反了。更不用提之后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
1979-1980年。就是这个时期，朱光潜提出了一个观点，说没有“资产阶级法权”，只有“资产阶级权力”。这样，就把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化了。而所有这些合法化商品经济的论调，都是对七十年代中期那场理论辩论的回应。今天的物权法、商品经济、先富论，等等等等，与之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是一样的导向，一样的关注。可是，从那时起到现在的这一整套理论脉络，都随着“不争论”而被抹杀掉了。“实践”变成了所谓纯粹的“非理论”。
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脉络，要比“运动”本身早得多。人们往往忘记了八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在理论上的延续性。比如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周扬做了一份由王若水写的报告，讲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而社会主义下的异化，是周扬在1964年就已经向毛泽东上报过了的观点。结果二十年后，邓小平评论周扬说：我看毛主席是吃了他的亏。如果这样讲下去的话，就是文革。你看，这正是在否定文革上的不同立场。两者在政治上对立，却在理论上关联。邓小平是提不得，绝对不允许；周扬是要回到文革的理论出发点。
这就是说，八十年代的困境其实仍旧是如何理解六十年代。我们今天也一样。
五、阶级问题
《读书》杂志前几年刊登过关于高默波《高家村》的讨论，结果被《南方都市报》通篇大骂，被学者和政府一起联合绞杀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理解阶级的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更早些时候，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为阶级分析出一套很明确的理论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第52章里讲阶级，可他只用了一页多一点的篇幅，借英国的例子做了一些说明。他在这里分析说，在结构上对立的三大阶级是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的阶级及其成员都是由于生产结合起来的。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革命时期农民的阶级归属却有前后不一的看法。他认为法国农民是一个阶级，也认为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认为法国农民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是自在的。同时，他又认为法国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不是自觉的。
自在和自觉，也就是说，主观状态和客观存在 － 一个是政治性的阶级概念，一个是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而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对中国经验影响最为深刻。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大都不是工人出身；中国革命的政治主体，也不是工人而是农民。这就是说，阶级代表性和阶级出身是不一致的。中国革命的阶级观是从运动的角度出发的阶级观，而不是机械的，结构性的阶级观。在这里，主观构造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苏联，1905年和1917年的两次革命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而在中国，却是由农民完成了与其阶级属性完全不同的革命。《读书》里最近发表过张承志关于遇罗克的一篇文章。张承志在文章里说：中国革命恰恰是反对血统论的。哪怕在遇罗克死的时候，当时的国家政权也是反对血统论的。
当然，中国革命还是体现了结构化矛盾的两个方面。拿土地革命来说，这两个方面就是土改和定性。土改时期的暴力，近年来学界已多有披露；但另一方面，其进步意义，也通过韩丁的《翻身》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纪实性作品客观地反映了出来。
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经历了从阶级斗争扩大化到彻底否定阶级的过程。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左翼内部自己总结（而非用西方话语）的传统就终结了。这样，在二十世纪政治遗产出现新的分化后，我们就已经无法准确解释二十世纪了，因为正当化我们批判的历史基础没有了，自我创新的源泉也终止了。
中国究竟要变成怎样一个社会？二十世纪是个活的遗产。没有二十世纪，就什么都不可能。
我本人既悲观又乐观。八九后，东欧各国各阶层对新自由主义的自觉抵制很少，差不多是“彻底认了”。但中国就不一样，出现了空前激烈的反抗和抵制。为什么呢？一部物权法，就引发七年的大辩论，为什么呢？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相当多的遗产还有生命力。历史是活的历史，并没有真正被“告别”。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仍然自在。
后记：
汪晖又简略讲了全球化引发的国家主权问题，和“公民社会”与“社会空间”的问题 － 在他看来，后者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演讲结束时是4点10分。一个人问汪晖对历史教科书的看法，汪晖于是又说，这是一个现实的，而非过去的问题；历史在这里并非没有相关性，云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后两个问题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的目的是为我自己解惑，第二个问题的目的是为那些昏昏欲睡的学生解乏。两个目的最终只实现了一半，但已经足够。
汪晖从来没有写《The Gradual Revolution》。所以当我问他对二十世纪的评价，从94年的《The Gradual Revolution》、03年的《China's New Order》到现在，发生过什么样的转化或演变时，他只是苦笑。他的思想大致上是一贯的。写《The GR》的是另一个Wang Hui，叫王晖。于是，我的论文就又发现了一处重要的错误。现在改，不算晚。
后一个问题不算问题，根本是希望他把最后的那些话再重复一遍，让大家听得明白些。我问，西方出现了如此大规模民众反战都无法产生实际作用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会在中国出现吗？换句话说，今时今日，当二十世纪已经成为遗产而非实体的时候，您对中国革命的有效性和它的存在性一样乐观吗？
看过上面的笔记，就会知道他的答案。
最后的最后，革命后代苏铁山凌厉地发问：什么去政治化，不还是政治吗？遇罗克不是因为带手榴弹图谋不轨才被枪决的吗？阶级、阶级斗争、剥削，不是确实存在的吗？汪晖也只是苦笑 － 去政治化的政治，是以去政治化名义出现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是重新强化的政治。
重读上面的笔记，就会了解他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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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二十世纪的终结
主讲人： 汪晖 （《读书》杂志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时间：2007年3月11日（周日）下午14：30
三月十一日下午，乌有之乡举办了一次学术讲座，主讲人为《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演讲题目为“去政治化的政治与二十世纪的终结”。讲座的目的是对二十世纪后期的历史作一个梳理，但只限于在理论层面上作个总结，而不就具体的历史进行展开。
讲座一开始，汪晖首先概括了关于二十世纪认识的几个问题。
首先，对于如何界定二十世纪，汪晖使用了“短的二十世纪”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个短的二十世纪是个革命的世纪，革命是它鲜明的特征，主体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时间，另外再加上1898年百日维新的序幕和19****运动的尾声，因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1901年到2000年。
其次，关于如何评介二十世纪，汪晖说到目前为止多数学者对二十世纪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纪充满的是战争、屠杀、种族迫害，也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因而这是个破碎的世纪，缺乏内在的完整性，只是十九世纪的延伸而已。而中国推动改革开放也是从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开始的，只是与苏东不同的是，中国出于自身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考虑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革命。
还有，关于二十世纪的终结，汪晖认为过去二三十年社会舆论的主题就是告别革命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早已终结，这个终结应该是以文革的结束为标志。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无论是西方的反战、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或是对当时的党政进行批判，还是东方广大的落后国家推动世界革命、争取主权独立并建立党政国家，所有这些运动都与中国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终结是以美苏两极争斗的冷战终结为标志，那么在整个两极权力格局的终结过程中中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如五六十年代的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中苏论战，对西方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中国都积极的参与了打破两极权利构造，因而离开了中国的六十年代，也不可能理解这个权利构造的瓦解，也不能理解二十世纪的终结。而要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则不得不涉及到文革。然而中国对文革是彻底否定的态度，从而也是对自己的六十年代的彻底否定，造成了人们对六十年代历史的模糊，也造成了在纪念六十年代时中西方的不同以及纪念文革时官方和民间的不同。
由于研究文革对理解二十世纪的终结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汪晖就从文革的终结开始谈他去政治化的政治。他引用一个意大利社会学家文革研究的成果，说文革的终结是在文革开始不久。文革开始不久后原有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就逐渐演变成后来的派系斗争，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而这个去政治化恰恰又为后来新的政治体制形成创造条件。而之后去政治化的政治则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党国体制的去政治化。汪晖认为，通常人们认为党国体制是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但事实上这是所有现代国家的特征，即所有的现代国家的政治功能都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针对这个党国体制的批判也不只是中国政治的特征，由于党国体制危机的普遍存在，而是所有国家政治的特征。但是，现在的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与二十世纪的党国政治是不一样的。与二十世纪相比，现在的政党与国家是逐渐融合的，而政党自身的价值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在西方，无论左中右的政党都在中间化，因而以前各个政党之间围绕着自身所代表的价值体系的斗争，由于彼此之间价值的差别越来越小，也只能逐渐的演变为争夺选票的赤裸裸的权利斗争。这就造成了西方党国政治的危机，一方面普通民众对政治缺乏热情，另一方面政治代议机构却具有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作为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政治制度，它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的党国政治体制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产党有着清晰的价值观和利益代表，从全面砸烂资本主义旧有国家机器的巴黎公社原则到砸烂公检法、工农群众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积极文化的管理的文革，都是对国家机器的否定。但另一方面的事实又是，从苏联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党对原有国家机器的继承到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无疑都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本身价值的否定和淡化，随着政党原有价值的淡化，在这个价值体系所建里起来的党政制度也出现危机。
第二是，理论辩论的去政治化。汪晖认为，政党政治应该具有自我纠正的机制，理论斗争则是维持政党政治的生命线。政党政治出现危机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理论辩论的问题。中国七八十年代之后的理论辩论就被去政治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场争论是最后的一次的政治性理论辩论，虽然八十年与六七十年代在政治上虽然存在断裂，但是这次理论辩论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性理论辩论仍具有延续性。邓小平七十年代末第二次复出时的理论辩论，在理论上是针对七十年代中期他第一次复出时的政治性理论辩论的回应，只是两次辩论的方向不同，前一次争论的目的是回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第二次则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外八十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异化的到讨论同样与六十年代的政治斗争的理论辩论在理论根源上具有延续性。只是前一次争论为文革提供了依据，而后一次则以不争论为结束。之后，党和国家就用实践的实用主义代替政党的政治性理论辩论，甚至干脆不争论。
第三是，对阶级概念的淡化。汪晖认为，在二十世纪，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核心内容。但马克思并没有清晰系统的阶级定义，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区分出按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划分的结构性阶级和按在运动当中的政治觉悟和主观能动性划分的政治性阶级。在这里阶级不只是一个客观的状态，还是一个主观的认识。在中国革命中区分敌人和朋友都是从运动的角度出发，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政治性的阶级。因而中国革命也更注重阶级的主观改造作用。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本来是运动角度的主观政治性的概念又被转化为客观结构性的概念，从而把社会固化呈不同的利益人群，使原有的阶级概念的政治性变得模糊。文革之后国家对阶级的概念进一步淡化，又造成了历史和政治认识的模糊。
对当前政治中的几个方面的去政治化，汪晖批评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回到二十世纪的政治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革命的二十世纪，而一旦否定了这个，中国的社会变革就失去了创新的想象力，也就只有借助于新自由主义。
另外，汪晖还提到了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几个特别的现象，其中包括：苏东剧变之后，在世界其他地方都纷纷向新自由主义投降的情况下，中国仍然能够形成自觉的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这表明二十世纪革命的遗产在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强大的影响；另外理论辩论的空间与渠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九十年代之后，很多争论不再是发生在政党之内，而是发生在社会舆论当中，尽管这些理论辩论比较缺乏政治性，还是对党内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最后，汪晖还就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主权谈了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