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我的文革见闻——另一类学生与文革

tuffy05 · 发表于 2009-11-9 01:45:13

徐海亮

2006年春，北京一些中年学者发起座谈文革发动40周年，邀我参加。由于自己多年来沉湎于科技与自然历史的实证考究，对文革本身也仅是专注几个实际过程，对于历史疏于思辩，对时下一些个别似属纯概念性的争议缺乏思索与热情。所以仅在过去研讨与思考的基础上，提交了以下文字——

在纪念文化革命发动30周年时，我曾经写过《浅谈57年与66年的大学生》，提到：
对于1956-57年和1966-67年的中国政治运动，党史、国史乃至政治学方面，已有不少著述；但对于被卷进这后半世纪中国政治大动荡的知识分子群体，其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多限于文学的反映。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青年大学生，当时一度成为思想文化动荡的先锋，对他们还缺乏严肃的科学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不管他们在现代中国思想运动或思想民主化的进程中有过何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留下何种积极或消极的思想遗产。
相比较而言，这些年对于5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分析研究较为细致，对于60年代颇嫌不足（特别是当时的大学生）。首先是当事人自己陈述和反思的不足，一代人似乎集体失语，在体制性的清算文革的巨大、持久声浪里，似乎还未缓过气来。所以我也比喻说过：1960年代大学生的心态历史，居然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只黑匣子，是文人、学者笔墨未真正触及的一片荒野荆棘。
又是十年过去了，我逐渐读到一些史料和研究片段，或者当时大学生的个人回忆（近年在撰写与研讨中的种种文本），或者他人较为系统的研究著述，其中尤多的是当年这些似乎成为先锋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什么条件下，思想发生重大转折，退出这个文化革命的。
对于过来人而言，经历不可避免是当年形成观念和后来思考文革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经验与实践不是绝对的母基。思辩和逻辑推理的确十分重要，但我惊奇地感到一代人都在自己熟悉和亲历的特定环境中认识文革、述说文革。一般来说，非亲历体验的很难成为认识的基础。似乎各自的具体存在与实证的探讨产生自信绝对——且又具体局地的结论。
人们论说了许多通常的大学造反，我试图从1966年大学生的另一类案例的体验、实证，来阐述自己关于以下问题的认识。即：我自己是如何走进文革的？文革初期大学生还体现着哪些思想潮流影响？文革初期的造反是人的基本权利的争取。即是说通过一些自己看到的和体验的实例，思考这代人是如何卷进文化革命的。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过来人，在研讨之初，都免不了要思考“我是谁”、“我为何进入文革”的问题。反问自己是反思客观的前提。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心态的研究中，这是与“如何退出”同等重要的问题。

一、我为什么走进了文革？

我给朋友谈到，中国的文化革命，对于我自己来说，似乎从1950年代业已开始，我的中学生活，经历过我的并不亚于“老三届”的精神激荡。50年代中期，苏共批判斯大林、苏共“反党集团”频出，在一些青少年里产生疑惑：共运出了什么事？潜意识里，不详之云正冉冉上升。我问成年人：什么是辩证法，辨证就是“变正”的意思吗？共产党会不会变，犯错？
我在1959年上高中，一开学就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有人传出：彭德怀犯了错误，文件已经传达到县团级。1960年组织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家里的政治书籍开始吸引我：《政治经济学批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联共党史、刘少奇的《论党》、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共产党情报局批判铁托的历史文献，《反杜林论》与《德国农民战争》，吴黎平的社会主义论等等，我硬着头皮读下去。中学的前5年里，还阅读了能够找到的俄国、苏联和西方的现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
那时，萧三和李锐各有一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传记出版，成为青少年流行读物，也深深吸引了我，我重新阅读了家藏的《毛泽东自述》（陪都小店的草纸印刷版本），因铅字缺少，关键词“毛泽东”多印成“毛Ｏ东”。青年毛泽东的“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改造中国与世界”激励着我，心中总记得母亲讲的湖南人中的毛泽东传说（周世钊是她的国文教员）。
我的中学时分，正好跨越农业合作化——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频繁去重庆厂矿参加许多工业劳动，到近郊参加农业劳动，各种劳动和社会活动充斥着学校的生活。“三面红旗”，对当时城市中学生好象关系并不太大；大炼钢铁、勤工俭学，给我们好多机会学工和玩耍。学习反右倾，同学们都说人民公社就是好；但是，炼钢“得不偿失”啦、从初级社到公社化“太快了”啦，小资“狂热”呀种种“对社会不满”的牢骚还是从各种渠道（包括从正面批判），传到耳里。在工商业经济发达和特别政治化的重庆市，各种言谈评论的流传还是十分畅行的。大炼钢铁时常去江边卸船劳动，码头上有好多从农村运来炼钢的锅铁和“鸡窝炉“炒出的钢团团，我们再不省事，也知道这是把锅砸了，感到“何必呢”？59年秋季开学，听说我们这就是右倾情绪。
1959年10月底，高中学生到重庆市的巴县搞“三秋”，我们在大队食堂与农民共进三餐，几乎是第一次感觉什么是饥饿。大队组织我们参加批斗“地富子弟”，帮忙喊口号造声势，看到吊在树上被基干民兵殴打——据说是偷集体粮食的人，我第一次看见如此斗人、打人，好粗的青杠柴棍子屡屡被打断。一次，一个壮年农民带我一人在山沟里割稻子、打谷，听他说解放前这个大队的田地主要归几家地主，只要雇佣二十几个长短工就足够了；而我们批斗的根本不是地富子弟，反是贫农，地富子弟不敢偷嘛！收割前上级要来估产，公社连夜把几块田的稻子拔起插在估产田中，高产卫星是假的，参观用的稻子，日久就捂黄捂黑了。
我大概是天生属于“右倾”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农民不会是坏人，说的全是真话。
1960年“三夏”支农回来，干旱持续，重庆城里气氛大变。在8、9月左右，四川、重庆粮票突然宣布作废，造成巨大心理恐慌和实际的冲击，大家都极为愤慨和恐惧。我同班两个贫民子弟，一个抢窃粮食被劳教，一个竟然（吃光了每月的定量而）饿死，让我永生难忘。
1961年暑假，我与班上同学穷议论农村形势。陈德春同学——一个同龄的政治启蒙者，走进我的生活，他是陈毅元帅的亲侄，他知道好多大事和问题。其基本认识来自当年重庆一些知识分子与干部、市民的私下议论，认为农村形势很不好，基层工作有问题，我们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我第一次听说“究竟是三分人祸还是七分人祸”。冲击尤大的是，大城市重庆常常断电断水，从长江里挑到上半城的一担水要卖9毛钱（学生月伙食费9元），我们准备高考，是在空气电池灯下进行的。艰难有加的日子，今天老同学在一起也要情不自禁回忆。
新学年开始，苏共22大召开，“人民日报”头版登了周恩来在大会意味深长的献词，周后来给斯大林墓献上花圈，愤然回国。这是我第一次在报上看明白中苏有严重分歧，周的讲话所指，中学生也可以看懂，什么“亲痛仇快”等等。那一天的“人民日报“，我保存了30多年；大学里，我总说周总理讲话象一颗原子弹，扔进了我的脑海和平静的生活。
1962年寒假，我们同学并没有坐下来看功课谈高考升学。我与陈同学讨论国内困难形势与前途，谈中苏关系国际共运。我曾认为，赫鲁晓夫可能还不是南斯拉夫那样的修正主义，也许是革命的修正主义，苏联经济发展了，情况与中国不同，经济决定政治变化嘛。中国有一天可能也走到苏联那一步，也要考虑重大策略的变化。什么算修正主义？该不该去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了怎么办？中苏分裂，我感情上想不通，既不同意苏联那样做，也不希望中国开始内部批判苏联。我表示对此持保留态度。说迟早有一天，中国也会走到22大的十字路口，我们怎么办？研究之后再说谁对谁错。寒假里，只读了一本书，就是《国家与革命》。
一些同学曾经相约并策划，如果考不上大学，就一起去农村搞社会调查，写调查报告。
后来我好笑，这时是一生中最接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观念的时候！
大学一年级，中苏论战开始，我全身心投入学习与研讨，仔细去阅读双方的每一篇文章，查阅政治、经济、哲学资料。哲学课对我思想变化起到关键作用，艾思奇主编的教科书，颇富革命性，完全适合对当时的实际问题的解读；比如，真理为什么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什么是真理发展，修正主义为何不是真理。同时我在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借出介绍思想史的书，如吕振羽的《中国思想史》，也买了《中国古代思想简史》（杨荣国撰写，中国青年出版社，主题趋向与文革中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一致）。这些书对我的思想冲击也很大，一方面，我开始怀疑当时批判的赫氏修正主义思潮本身，苏联共产党威严神圣的面纱也在批判中渐渐揭除。另一方面，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我觉得世界一切事物在相互斗争中要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一样，好些当时相对先进阶级、阶层、政治集团、思想学派及个人，似乎在处于被统治地位，在野地位时，可以不同程度追求唯物或者辨证（诚然是朴素的），处于进步和上升阶段；而思想地位或政治地位上升，或者成为统治、主导因素之后，他们往往可能转向唯心，退向庸俗，堕入形而上学，政治上可能转向反动而趋下降。1961年我们在讨论中涉及过类似实际问题，所以设想苏联是否走向主义的反面？推想中共会不会一反初衷，也走向反面呢？1955-57年困惑的“变正”问题，似乎在政治现实与哲学原则里得到了某种应和。
我想到武汉大学去旁听，但没有类似制度。水利学院图书馆的文科开架书库是我常去的地方，也逐本查阅参考读物。其中，印象很深的有威廉.福斯特的《三个国际的历史》，批判东欧卢卡契、卡德尔的文献（附部分原文献），仅有的一些西方人文科学参考书（内部参考），国际共运各国代表人物文献，57年反右、56年匈牙利事件的文献，也有三面红旗的宣传材料，1958年教育革命的文献，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献。为了明白更多，我借出“莫斯科新闻”英文版；锡兰人古纳瓦德拉写的原版《赫鲁晓夫主义》也买来翻阅。
公开批判苏共以后，我内心的冲突加剧，套用朱学勤的话语，我要从内心深处活活地剥离出对列宁的苏共以及对苏俄文化的感情来。陈德春那时在北京医学院读书，我们的讨论通信频度加大，几乎周周、天天有信。在过去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一致认为中共在大跃进时犯了错误，必须整顿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加强民主集中；国际上，苏联赫鲁晓夫背叛革命，应从我们内心深处清洗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全力支持中共重举国际共运大旗。陈主张书写论文去《红旗》杂志发表，我主张向中央写信，直书对国内基层问题的意见，对全面反修的建议，而且不经中间环节周折，直送中共中央。陈终于同意我们以上书形式，概括主要意见，并主动提出通过他叔父陈毅，去找毛主席述说。毛主席会理解与支持青年人的。1963年5、6月，我们通信初步拟定一个粗浅的写作提纲，涉及各具体内容以及认识倾向。
暑假我就到了北京医学院，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的，还有石油学院的龙绪路，母校高中61届的高材生。1963年的8月上旬，我们已经讨论完写作详细提纲，大约拟出20-30个（方面）问题，完成了一些专题。我起草了“上书”的说明前言，叫“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报到书”。
当时主要希望：国内方面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加强民主、整顿党风，加强干部教育，抵制克服浮夸共产风，有一个专题就是想教训领导干部批评官僚主义的“谈谈执政党的作风”；我认为第一次大跃进失败了，应当承认这个失败；在组织经济的第二次跃进前，应当首先组织思想上的大跃进，即思想精神的自我革命，或者就叫整风。其间，陈认为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问我“毛泽东有没有错误”？“是不是到了斯大林晚年”？我吃吃地回答，“他是第一把手，有领导责任的错误”。不可避免，我们也谈论了彭德怀问题，一致认为我们上书是革命行为，彭可能是错的（据说有国际背景）。决不因为他被批为右倾而放弃我们的行动。讨论其间，他从哲学角度，认为马列主义真理有兴起，会发展——将来也会被时代证实为相对真理；我从读中国思想史，谈到政党是历史的工具，完全可能在思想领域违背初衷走向反面。我们不在思想上继续前进，思想史上匆匆过客悲剧就难免重现。国际问题，因为我先清理了自己对苏共的幻想的“错误认识”，以至是自发的“修正主义思想”，检查了自己的“唯生产力”“唯经济发展”认识，我们统一了认识：革命中心转到中国，毛主席应当象列宁一样重举共运大旗，在国际开展反修斗争；鉴于自己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主张首先在党内国内反修，重新组织反修队伍，纯洁了的中共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核心。
但我们的行动突然受到陈毅的亲自干涉，后得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暗地里探知我们的言行，盗取了陈给我的信件，竟通过宣传—公安渠道，把问题捅到陈毅办公室了！那时国内有好多起找老乡、老领导上书前例，企图上书言事，尤其是四川。陈毅一听就明白我们是什么回事，一方面查我们有无“背景”，又通知亲戚们，阻止侄子妄动。我不由得骂水院多事，党章宪法都规定党员、公民有权向上级反映情况，直至中共中央主席，我为什么不行？
就在此时，龙绪路已经从石油学院团委听了传达，说北京市一些高等学校出现学生“反革命集团”，阶级斗争激烈，好些高校出现所谓“马列学习小组”，有的公开反对反修，有的针对国内形势，议论纷纷。一般都被视为反动组织。京内外一些高校，出现打击“反动学生”的事例，也隐隐传开。我的武汉水电学院还不愧是政策掌握得可以的（也可能还没有够得上格的“反动学生”），我至今没有听说水院在62-65年期间，正式划过类似“反动”称谓的异端学生；但学校也一直要抓我自己承认的对苏共、对“三面红旗”的一定保留和“上书”问题。据陈德春说张茜也吓唬过，当时凡是给中央上书写信的，都算是反党。
几十年后我终于知道，1963年可算是高校阶级斗争剧烈的一年：北京市委大学部在北大挖出化学系、外语系、哲学系（郭世英）、政治经济学系的学生“反动集团”和“攻击、污蔑大好形势”案例；时逢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尚育森，上书中央表示对中共中央建议（“25条”）的不同看法。北京市委文呈中央书记处，称高校有一小部分学生“思想反动，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反修政策，其程度已经达到反右时期的极右分子”，中宣部发文规定了“清理反动学生”的作法和政策，布置到京内外高校开展。9月，公安部编印了《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列举了牵连到北大、第二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院校的“X“反动集团，与美蒋特务机构联系挂钩的哈军工陈东平案例等等。前案涉及郭老儿子郭世英，据说聚集19名干部、高知子女，反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后例在毛泽东与其亲侄子毛远新谈话里就有涉及。北京市南口设立内部劳改基地，在学生分队里集中了40多个首都高校“反动学生”（近年才看到这个名单）。北京师范学院64届学生王学泰，由于和同学——张闻天的儿子、陈独秀的孙子聚谈国事，就被投入学生劳改营。
陈德春告诉我，郭老为儿子说项，遂转学安排。我们高中一起讨论问题的张和谦同学在成都工学院（高分子化学系）被劳教，也属于同类处理问题。65年暑假我回川，特地拜访其系总支书记，问其犯错误究竟；他告诉我，张同学是团支书，竟公开在班上与别人辩论，扬言拥护赫鲁晓夫。我们同学走上不同的路。我从叔父家带回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主义》，热忱地研读了批判苏共赫鲁晓夫的“九评”系列文章，关注文艺与理论界的大批判，与同学相比，我是极为自觉自愿和全力投入，爬上批判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战车。
在一些重点大学批判“反动学生”的问题被学生们忐忑不安地埋在心里，1964年批判冯定的《平凡的真理》，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又在一些学校（包括我的班级）组织批判了个别所谓极端自由主义和思想落后的学生；陕西省在四清中组织批判学生中的“修正主义”，仅仅西安市就有9名大学生自杀。到文化革命初期，运动迅猛而来，一些人被火烧，涉及到，个别在校的“反动学生”或新打的“右派分子”被当局组织揪斗，但内情总的来说并不为多数红卫兵所知，老三届中学生更是罕知。我明白我与他们的事体还不甚类同，他们有人的确有攻击党的大政方针倾向，我们当时还是要自我革命，追随中共革命事业的，甚至以更为激进的倾向表现出来。宏观地看，一代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在努力认识问题与企图探索真理。按当时标准，倾向和形式上有的似“左”一些，有的似“右”一些——演变成个体的反体制者和淘汰的“反动学生”。现在看来，文革前的种种思想探索（群体的与个体的）和政治准备，导致了一批青年知识精英成为“异端”而陨落，也促进了大学生的群体性思潮澎湃。但是，这些极端的事例，说明至少是三面红旗和中苏论战问题，使那一代大学生早熟地卷入了社会与政治，算是文革的前奏；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文革前史的范畴，是没有文革的文革。当今一些较年幼学者的研究，对这一段历史缺乏相应的体验与考量。
可以说大到党和国家，具体到对彭德怀、江青王光美的议论，早在60年代初我们少数中学生里已有流传（这还是在重庆一隅）。由于关注城市“五反”，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哲学、教育的最新指示，下乡参加两次“四清”，关心和参加教育改革，我们不同程度地投入了文革的热身活动，类同北京四、六、八中的1964、65年“四清”和学潮关注的问题，也激荡我的心。所以，为什么在1966年出现早期红卫兵的形形色色思潮，并不奇怪，也不突然。
一些隔代的文革研究者，不知道和忽略了这纷繁而又深沉的历史事实。

二、大学红卫兵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另种关注

复旦大学的安文江，他那篇《我不忏悔》，有一处就谈到红卫兵的过去，也即当年的学校，他的概括一定程度披露了这种前文革的学校政治文化，安说1957年后，“学校像教堂，老师像牧师，学生像羔羊”，一代人的中学时代是“思想被强制，天性被压抑，个性被扭曲，灵魂被净化的自得其乐的痛苦时期”。不过他说50年代的中学就都如此，值得商榷，我以为1963到1965年的高校，某种程度上就特别是如此。不知他的复旦大学有无如此？上海高校当年也打过“反动学生”的。尽管我在全国意识形态革命的高歌里自行猛进，但我一直感到高等学校内部，充满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严重压抑，学生中一些所谓的背叛出身、追求进步、靠拢组织、自我革命、做作革命，时兴的打小报告，也相应出现了人性扭曲。现在那一代人相聚，都坦承当初我们在政治上的严重扭曲。特别是当年都觉得十分焦躁、压抑，这是二战后成长的一代人总体焦躁不安的时期，也不知愤懑来自何处，难道是对“帝修反”吗？干部子弟、工农子弟、所谓出身不好的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功课好的不好的，想投身阶级斗争或逃避现实的学生，都存在不同的忿忿不平和躁动取向。
还是从我熟悉的武汉、四川、河南来说。也希望有更多的实证资料来探讨历史的全貌。
文化革命的直接导火线从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触发。我从关心—崇信反修防修走进文革。武汉水电学院党委的个别人，也竭力把我在1963年上书中央的事情，与其相联系，上报省委，并组织大字报将我与胡风、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夸张哗众，转移运动方向。我发现，彭德怀仅是一个符号，即使在文革中，造反的革命群众从内心深处并非都是自觉反对彭个人的，诚然，也不会是拥护他个人。群众心理并不那么简单。党委试图把我与“三家村”机械地联系，以压制学生造次。但一些人恰恰是看了他们批判学生的大字报，却觉得我的思路客观合理。好多年后，在外面邂逅水利学院的同学，他们还要问我，我的事有个什么说法？我那高中的陈同学，后来如何了？他们关心的其实是这个与文革起因紧紧关联的问题。
1968年，我毕业到河南，在部队农场锻炼，河南造反派学生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河南的革命造反，究竟是反什么？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革委会主任告诉我，河南的“大跃进”是怎么回事；河南最怕是怕极“左”，造反，首先就是反极“左”。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文革里极其激烈的河南运动，不论干部还是群众，居然首先反的是彭德怀就不赞成的那种极“左”！谈到我在学校的经历，他们居然比武汉的同学更理解我的思想心路历程。
郑州群众组织"二七公社"的学生领袖党言川，66年组织造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对他的人列举的一条罪状就是他给同学的信中，称三面红旗倒了两面，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了。他在1962年2月23日说“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 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情况”。继而，1966年9月造反派批判前省长吴芝圃时，郑州大学造反联络委员会和党言川仍然用“信阳事件”饿死二百万人来攻击吴芝圃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河南造反派在否定文革初运动方向、怀疑十七年时，首先强烈攻击前任省委极“左”错误，同情的是57年以来“反右倾”受害者潘复生等的“反党集团”。而潘与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则在66年8月相继支持了当地的造反派而成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
当然，学生认识并不至于直接怀疑三面红旗，或不同意批判彭德怀。但对局势不满与怀疑是客观存在的，特别在河南。河南高校不多，学生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亲身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的种种灾难，怵目惊心、难以忘怀。吴芝圃在批判会上承认：我对河南五千万人民造的孽，一辈子也还不清。发人深省的是：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开始，但河南文革的发动，竟然与批判大跃进中的极“左”相关联！不仅如此，河南为武汉“钢二司”及“新华工”的大学生提供了四个豫藉红卫兵“司令”，或许也就是吴芝圃模式的河南“大跃进”的某种深沉的文化回响。
这个问题或许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学生受命带彭德怀进京批判，朱成昭和其他接触了彭的学生，反而同情他。包括参与批判彭的其他院校学生，同情被批判者的，也大有人在。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不仅如此，他们在四川、重庆串联的学生，居然串上了被四川李井泉打的“右倾、反党分子”，成都地质学院、四川大学的学生更是热衷对李在四川干部路线的揭发批判。四川的造反派起来炮轰西南局、火烧李井泉时，不仅仅是批资反路线，最引人注目的居然是地方领导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我在武汉、北京听知这些情景，明白我过去在重庆的反感不是偶然的了。
重庆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在1962年向中共中央上书反映（对四川省委的）意见，被打成“反党”分子，“文革”初期又被抛出来作为“黑帮”，却得到一些纯真红卫兵同情、支持，为他们反映真情、平反冤案。廖现今还回忆道：“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在重庆设联络站时就成立了‘萧李廖专案组’，陆续有李云生、黄敬贤、邓光中、曾昭贵等同学参加。到北京后，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何亚瑄也和他们一道做过一些调查和整理资料工作。他们在重庆查看了一些档案材料，并在重庆、北京访问过一些知情干部，整理了一套《萧李廖调查材料汇编》，写出了《调查报告》。1967年9月下旬，为帮助我们返回四川，‘专案组’派曾昭贵去成都，向四川省革委会筹备组汇报并将《资料汇编》和《报告》送交‘省革筹’主任张国华”。
清华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一条所谓钢鞭材料：他在上大学前，曾给中共中央上书，揭露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不只一个蒯司令；几乎大学生红卫兵的中坚、活跃分子，对中国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言论、行动。出于对中共的信任和血气方刚，他们往往以书信形式向上级乃至中央直言反映，并且认为这是宪法和党章赋予的基本权利。西北工业大学的姜明亮，中学时对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不积极，甚至被插过白旗；他虽不是红卫兵头头，但后来上书中央批评林彪与江青，是个思考的学生。武汉大学的杨家志，在四清工作队写信批评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所谓右倾言论，结果自己反被打成右派。重庆大学就有学生，在文革以前就悄悄做过农村调查，调查什么？当然是省市领导违反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和中央的文革派通过他们完善的信息渠道，并不是不知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群众激愤的渊源以及有悖文革初衷的这类问题，但文革既然是政治斗争，在运动的发动阶段，作为权宜之计，他们也相当程度上认可了群众对以往运动的极“左”的猛烈攻击，袒护了有极端言论的造反群众。客观上，这也是对于剥夺各级党政官员的政治话语权、整肃党政体系，十分有利的。所以，康生曾说“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但他内心并不完全认同鱼龙混杂的全民造反，还始终敲打河南的党言川——有“三反言论”！
60年代的“问题”大学生，多多少少都感到共产党－－至少是基层干部犯了错误，往往从人的认识本能，即从人文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角度提出了问题。青年学生与老百姓，认为领袖是圣明的，下面干部办了坏事。当毛泽东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要反修正主义时，他们把来自中国老百姓的不满都倾泻到了中共各级官员的身上。甚至鼓动群众反对中共官僚主义的毛泽东，也感到震惊：革命成功了这么多年，党的官员在人民群众中形象竟这么差。这不是捕风捉影，李富春，这位1966年十一中全会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的人，后来在文革中并不理解与紧跟。但是他讲了一句中肯的话：“‘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的账太多了。”万里在安徽当书记时，眼看农民吃不饱，曾尖锐地指出：“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应该说，在中共高层，前前后后，对于文革触及到那么多上层领导干部，有那么多民众起来造反，并不十分奇怪。一些被触及也的确有错误的干部，多少也都有吴芝圃那样的罪孽感。大学生的蒙胧不满，在文革的揭批中逐步找到答案，他们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分子，也揭露他们在58、59年的极“左”。毕竟，什么是“左和右”、“修正主义”，都缺乏准确的科学的界定。学生和民众把实际生活中官僚主义作为心目里的修正主义来批判。
1966年传抄四川造反派大字报——要求李井泉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四川饿死数百万人承担罪责；1968年，河南造反派告诉我吴芝圃鼓动“共产风”饿死农民3百万，我根本不再怀疑造反派这些简直是“反党的言论”其来源真实与否。我相信“极左”的造反派，有着当年所谓“右倾”的底蕴。学生的我，对公社化和大跃进，实际情绪是右倾的。
诚然，文革中学生的群情激愤，主要的和多数的还不是直接反映这类社会问题，而是学校中的不平静，以及学生介入地方运动后，与地方党组织的冲突。
不能忽视很重要的一点：对社会现实不满，不仅是造反红卫兵中的一些先觉分子。一些资料说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文革，特别是到了66年底明确不赞成文革的学生（部分是所谓保守派的先觉分子，部分是运动的逍遥分子），或许正是把文革与过去的历次运动联系起来，产生怀疑，没有盲目紧跟，这些学生有的社会关系中有以前运动（特别是58年以后）受挫伤的，如59年反彭德怀右倾时落马的一些中上层官员子弟（如我院有周小舟的儿子，他一度奋起保卫省委）。他们不满现状与造反红卫兵有所不同。造反派的先觉分子，其多数从马克思、列宁教义出发，把政治和社会问题归结为党内思想不纯之上，认为毛泽东共产党的经是好的，中下层干部和尚念错了，主张用共产党的传统，用57年的办法用意识形态斗争的方法去整党，去纯洁党，以克服官僚主义与修正主义，他们自然与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论一拍即合。
又如，66年4月13日，陶铸在“中南区学术研究座谈会”上，阐述文化革命形势、任务；还专门点出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可供批判。4月18日，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大学，武大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文革运动的高校工作组。6月13日，湖北省委公开抛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武大成为省委运动的样板。官方组织的运动，终于划出27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握91人；武大党委常委13人，有9人被斥为“黑帮”。在1222名武大教职员工里，有227名被公开划为“黑帮分子”。李达本人在严酷的批斗围剿下，重病惨死。
本来，文革似乎在批判李达这样一些弱势的文化人中发动起来，但学生群众崇尚公正，天生地同情弱者，逆反心理特强；武汉大学在运动初期受到压抑的教师和学生，反过来却同情官定的“黑帮”李达（一些干部、教师已被指定为李达的“黑帮分子”），怀疑省委在李达问题上的作为。这些师生均成为武汉大学坚定的造反派。经1966年的酝酿和专案调查，在1967年4月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可能是彻底否定文革以来，大多数人并不明白的武汉文革造反的一个事实。当事人今天回忆：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行政大楼“赤胆忠心战斗队”、哲学系“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8月24日，李达被迫害致死一周年忌日，武大两千多名师生员工在小操场举行了“李达同志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对于李达的同情和翻案，也同时来自于正在为自身和造反工人争取政治生存起码权利的整个造反学生群体，所以这个问题并非个别学校引起，而是针对原湖北省委的。
如果说前面引述的事例仅仅是少数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话，武汉大学为李达翻案，具有了两千人的公开规模，郑州有数万人集会控诉原省委领导人在“三年”的罪行，北航与新北大红卫兵保护1959年已被北京市大学部打成右倾，1967年被打成叛徒、特务的武光，恐怕就不是个别现象了。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同情被打成右倾和“黑帮”的刘达，地质学院学生保护被打成“黑帮”的老院长高元贵，重庆大学学生，同情被工作组整死的老校长郑思群，进而组织起来，中山医学院学生，最先同情被中南局抛出的第一书记柯麟。高校的老干部最先与造反学生群众结合起来，实例不少。特别是武汉高校的一群党委书记和院长，组织了“高校革命干部联络站”，发表声明支持造反的学生；我的老院长、第一书记张如屏和测绘学院院长毛远耀就是其活跃分子。有趣的是，水院和机院两名同学，在公安厅结合干部时，居然通过省革委会出具证明，到外地调查，为受到冤枉打击的两位副厅级“右派”干部平反。高校的这种现象，几乎各地都有一些例子。
1967年“7.20事件”以后，一些还未“揭帽”的右派老师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教育革命活动，我们才渐渐明白，以前学生不敢接触的几个大右派教师，居然是1949年前后的革命骨干分子，甚至恰是武汉大学地下党的骨干！他们在后来的政治运动里，居然被边缘化，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被建国后参加革命的新“左派”置换。而一些50年代以来在胜利的高潮中涌现的新的“左派”，政治品质与业务素质，确实远不如这些新“右派”知识分子，形成政治分层与革命推进的悖论。学生纷纷议论此情此景，对现存党政体制的造反，怀疑原先政治运动伤害干部，甚至为之翻案平反，似成必然。
这样，恰好在文革中，形成了对以往政治运动的怀疑与反动。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山东大学“渤海战团”代表人物丘黎明等1968年就指出：“十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是主要的，57年以来的反右、整风运动、反右倾几乎全错了......十七年来受迫害，受处分的大都是好同志”。有趣的是，他们认为1957年“反右斗争是中国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夭折”。

三、造反学生思想的多元性

S.施拉姆在评论文化革命时，曾经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象当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他实在走得太远了”。国外的学者们这里感兴趣的是毛的思想与政策的多样性。实际上，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运动初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时，形形色色的群众意向和理念。四川的李井泉，中南的陶铸、王任重、吴芝圃，都是当地大红大“左”的人物；66年的造反红卫兵以他们的极“左”为目标，作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大肆挞伐。以批修正主义的右为宗旨的文化革命，却被造反学生引向批极“左”，问题不能说不带有典型性，甚至普遍性。政治目标漂移和置换了。学生将文革的普遍口号，直接引向反对他们眼里和心里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而且把自己的行动，视为捍卫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这是今天人们脸谱化去演绎文革，难以解释的问题。
造反学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为自己平反正名的过程中，不光是以一种泛人性的情愫关怀被“50天”打击的学生，也将这种关怀推向一切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干部，形成广泛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把这种“路线感情”的叫作“阶级感情”。其实，笔者直观感到在造反的学生中普遍洋溢着一种革命化解释的“江湖义气”。
有趣的是，1967年2月1日，在谢富治戚本禹处理学生冲突时，戚就提到：“《水浒传》里李达和张顺二人打架后拥抱，你们连这点精神都没有”。讲的就是这种精神。无独有偶，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对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讲话，戚又讲到：“……地质学院这些学生是有风格的，地质学院他自己出粮票，就是保护这些人，他听了以后是革命的，他们就保护，公安部来抓人，他不让抓，藏起来，没有地方睡觉，一个小床睡两个人，没有吃饭的，他自己买两个小馒头，你一个，我一个。所以康老、总理表扬了他们，说他们是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作风，小旋风柴进嘛！柴进就是专门搜罗造宋朝皇帝反的人。地质学院就有这么个风格，专门搜罗造反的革命群众，我们首先知道抓人，不是从其他方面，首先是从地质学院，他们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的学生都哭了，一面哭，一面讲，说四川来抓人，抓的是好人，带手铐送走了，是公安部批的”。在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还保护了一大批其他的干部和文化人。
可见，当时是从革命和阶级感情，来赞扬这种20世纪的“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精神！不少人细腻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水浒传》情结，我们还可以找出更多的例证来。其实，有怎样的文化传统，就会产生怎样的运动。我们崇尚共产主义的革命，往往融浴在传统文化的汤水里。从文革里大学生言论行为模式，以及运动扩散开来形成普遍的“平民革命”，不难发现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在20世纪的政治运动里如何顽强地表现。在没有或缺乏一种更为先进的政治表述和解决方式时，一切对现存秩序的反抗，都可能照搬采用传统的激烈形式。
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就可以讲述书中的许多精彩片段；我的同龄人则在茶馆听说书。仅仅是《水浒传》一书，中学语文课就学过《解珍解宝》、《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鲁达拳打镇关西》、《三打祝家庄》、《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我又去市图书馆重读这三本书。到了文革我才明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名著，对我们的作用，决不亚于现代的《星火燎原》与《红旗飘飘》。它们里面反映了浓郁的农民造反和市民文化的意识，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的个性解放的精神。我在“66年的大学生”一文写到，文化革命里大学生把两种时代的美感、英雄主义融会在一起，一个是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雷峰、欧阳海、王杰、刘英俊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一个是个性解放的大无畏梁山好汉、孙悟空的侠义式的反封建主义的，也是封建、人文参半的英雄形象。在文革运动中，我听到、看到大学造反派兄弟们（我们学校大多是农民子弟）言谈、秉性、行动，常常忍俊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联想起中学读过的这些小说，看到书中人物跃然于现实，也看到自己身上来自传统文化的平民造反基因和毛泽东一再指责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造反派一方面机械模仿民主革命的英雄，一方面自然地迸发出梁山好汉和孙猴子的流氓无产者--游民的革命英雄特质，有时是痞子的特征。我甚至觉得，武汉“钢二司”有的学生任凭别人讥笑自己是“二癞子” ，部分原因大概来自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中游民英雄的认同。
从学生造反派普遍崇尚梁山好汉与孙悟空，我当时就感悟到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倾向，而几乎又自信这就已经是那理性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们的英雄崇拜是多源的，既有毛泽东，也有其他革命导师，甚至也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卢骚、拿破伦，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梁山好汉。多源崇拜就可能有多元政治文化的兼容，运动中出现造反者批判极“左”和所谓“多中心论”并不奇怪。具体在学习雷锋中，一些人热衷于所谓齿轮和螺丝钉精神，一些人热衷于关心大事和公共效益；到了运动高潮中，有的人鄙视埋头打扫清洁和甘当“驯服工具”，斥之并非雷锋精神，有的人强调造反派不务正业和野心勃勃决非雷锋真谛。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号召我们学雷锋，目的无非是我们能够从英雄形象得到启迪，实现道德的自我超越。但事与多数领袖热望所违，不少造反学生从导师和青年英雄所获，恰恰是一种强烈的反权威精神。在学生组织林立的山头中，缩影了和折射了共产党革命历程的特色，但不乏中国传统的绿林豪侠之气，只是“反修防修”大旗代换了“替天行道”的理想。
由于政治生活和思想资源的一元化（也是多源），我相信一代人多是从《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走向文化革命的。
从当时一些大学红卫兵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他们对17年的政治和社会实际初萌疑惑，并将对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怀疑搅在一起，他们把自以为理解的－－从而也是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对西方民主思想大断裂中的某些回响，以及又广泛存在封建意识、小资产阶级狂热、农民与平民的平均主义都混在一起。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依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更为适当。诚然，他们缺乏现代民主的底蕴与教养。
1960年代大学生奋力投入造反潮流,造成其迅猛和暴烈的文化背景早已不是黑箱问题。多年的历史和政治教育,清晰的划出一条中国农民革命和反帝—民族独立战争的红线,农民起义、反对帝国主义有理。可歌可泣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抗日民族运动的精神，说明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可贵的了。传统教育给二战出生的一代人最深刻的，莫过于多年来共产党宣传崇尚的民主革命的精神激情了。一代人的父兄，在跟随国民党和共产党投身于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时，大多数人追求的是民主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直到1950年代，曾经深刻影响我们的多数知识化的共产党人，他们内心深处向往的，也基本上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范畴。社会意识形态不会无中生有，也难以割断历史遗传的文化密码。60年代正是二战后亚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阶段，也是二战后的一代人，对二战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普遍怀疑与困惑的时期。这种忿激的焦躁和不满，并非产生在中国，而是整个世界。从泛文化意义上来说，西方的嬉皮士、雅皮士，反种族歧视的民权主义、反越战、性自由解放、女权主义等等，都是60年代青年反叛思潮与宏扬人性的表现。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接踵而至的吉隆滩入侵，使得高校民主民族解放的热血沸腾,痛惜苏共民主激情之花的凋谢，一时，支持亚非拉——古巴、越南的歌曲响遍大学校园。毛泽东主席连珠炮似的声明一一发表：反对美帝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斗争(63.8.8);反对美吴集团侵略屠杀越南南方人民(63.6.29);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帝爱国斗争(64.1.12);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64.1.27)......直到文革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68.4.16)。为高举世界革命大旗，毛曾数次登上天安门，大学生也一次次从海淀游行到天安门，或从珞珈山走到汉口中山公园；谁也没有想到这民族民主情绪的激化，正是在排演未来的文化革命。
人们没有注意到，18世纪一批参加和支援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兰西贵族青年，积极投身本土的反专制的革命。大学生从声援亚非拉民族解放，汲取了争自由反压迫的理念。
在1966年5、6月，学生自发地认为自己就该是革命左派，对各级党委（如中央已批判的原北京市委）那样压制运动非常不满。中央发社论，“撕开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本来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观念批彭真的，学生恰恰是从批所谓“三家村”和“四家店”，得出自己的体验，在初次感受的大规模政治压制里，要政治自由，政治平等和安全。他们认为自己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组织不同观点的议论，受到限制，甚至受到迫害；他们要求政治的一律平等，人人都能参加文化革命，但一批人一开始就觉得受歧视，似乎言论自由只是一部分钦定左派的专利；他们要求政治安全，反对监视和迫害，反对运动一开始就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抓右派，担心“秋后算帐”。一大批造反活跃学生，在1957年式的政治文化的威慑下，的确感受到毛泽东斥之为白色的恐怖。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之初，在他们原来理解的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意念里，在他们一度激荡的民主革命的本能里，反而奇异的迸发出受压迫的平民，对第三等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抽象怀念。他们一方面坚持多年来政治教养里的抽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方面情不自禁臆想普遍的人性；人道的原始要求，油然而生。他们多数人对“人道的烽火燃遍整个的欧洲”并不熟悉，也不知老马克思说过，这种共产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象毛那样读过卢骚，探索过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形态；对于传统意义上宏扬的人权，他们的概念平平。他们也绝不知道，在 1966年6-8月，他们在抗争中追求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时，本能上和实质上拥护的，居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时髦的人权教义。
人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观念形态，包括共产革命的观念。也不要过分地夸大中共意识形态在60年代得以决定一切、统治一切的作用。在文革运动初期，我在大学的造反运动里，多看到是梁山、花果山造次的现实投影，看到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奇异折射，看到的是中国人对于1920年代大革命的回顾模仿，甚至也有20-30年代知识分子一度朦胧的东西。许多大学生在当时自然地想起法国大革命的情景，包括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梁晓声，我想不是偶然的。
也可能大家在批判资产阶级以来，真忘了1789年“人权宣言”讲的：“当人民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蹂躏的时候，对人民来说，起义是神圣不容争辩的义务”；罗伯斯庇尔为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的草案，就有：“一切政治组合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自然权利，并发展其一切才能”；“人的首要的权利是具备保持其生存和自由的权利”；“这些权利等同地属于所有的人”。非常有趣的是，造反学生在真正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旗前，实际上首先要回味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想实现的东西。他们首先得为起码的人权而抗争；他们幼稚地拿1955年宪法里的言论、游行、结社权利和文革派号召的巴黎公社原则来保护自己，争取自主权益。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出现反抗工作组和学校党委的倾向和爆炸形势，部分学生正如宣传上不断赞扬的那样，终于造反起义了，并且针对各级党委。刘少奇最初担心的就是学生私下串联，会形成难以控制的结社；而马克思早就研究了法国革命和欧洲古代民主民族革命的关联，起义的权利是1793年宪法的“最大胆创造之一”，而起义权在西班牙 718年的古法典就已明确，“叫Privilegio de la工会（结社权）”。
红卫兵的产生，造反战斗队的产生，意味着反传统秩序的结社起义权利的重新滥觞。
在5月，学生还是有组织地唱“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几乎是又一次“反右”的文化激励；到10月，到了大学生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凝聚造反的革命歌曲居然是共产党党歌的“国际歌”。在文革中一次次压制和镇压面前，青年人一把抓住凝聚共产革命党人的“国际歌”，在现实思想和政治斗争中，居然有人感到自己仍是奴隶，是受罪的人，他们批判资反路线，冲击党政体系，就是为真理而斗争。他们甚至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比先辈参加的民主革命更为伟大的一次当代革命。他们也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就救世主，实质上，他们已经把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半，有一个真正革命的代表自己利益的共产党，还有一个不愿革命不能代表自己利益解救不了自己的党；他们把党委以及党委派出的工作组（包括后来参加支左的军队）指为工人运动的虚伪的“救世主”，说明造反学生激进的观念，并不仅仅是鄙弃西方政治文化意识，而已对时兴的政治方式表示某种怀疑。
鲍狄埃的《国际歌》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是神仙皇帝”，法文原意直译是讲的“不存在至高无上的拯救者”，不是上帝和皇帝，也没有（古罗马式的）护民官等等——指以民众代言人、保护者自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宣扬者（卢骚初论初释这个古罗马概念，在中国译为“保民官”）。反映了法国底层民众对启蒙教义和政治现实的极度失望（如恩格斯《反杜林论》概括的）。从 1790到19世纪 70年代，这个信条贯穿法国平民政治理念、系列动荡及其忿激情绪始终。鲍狄埃话语的背景就是针对大革命到第二帝国的波拿巴。英文的原诗译文直译大致也是同样意思：我们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拯救者”，以及统治我们的“法庭”。充分表达了平民群众对资本主义新秩序（政治与法制）的愤恨。这是一个从法国革命的平民的激进民主主义引进的概念；也是在文革的全过程里不断闪现的——对抗现存的所谓社会主义体制的极端观念。
在文革的底层群众频频造反和激进知识分子的理念里，他们自以为崇尚与追求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观念，他们最能向往的恰恰是这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里引进的愤激观念，加上从19世纪革命历史而来，而毛泽东和文革派也频频许诺的巴黎公社原则。实际上，大学生在批判现存社会时（包括运动初期和后期），是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客观存在的人道主义影响里寻觅武器，充满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在这条多频率的思想色谱彩带的顶端，就是类似北京“新思潮”和武汉“北斗星学会”那样的异端。他们都被正统的文革派看成无政府主义或反革命派别了。
的确，我在当时感悟到：在运动初期的大学造反潮流里，充斥着三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思想流派，以当年的话语来说，就是追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潮流，追求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潮流，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里游民、市民精神思想潮流的合流。属于资产阶级思潮范畴的意识，自然与马列主义是冲突的。但是，毕竟这是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的政治运动，所以，各种潜在初衷和意向的政治诉求，不可独立出来，还是以冠冕堂皇的“保卫毛主席”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大旗所裹挟。
所以毛泽东对于群众造反运动的怀疑，时有显示。1967年他就一再提出要把非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上来。在2月，他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当年五一节，毛又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
到今天，我仍然以为毛泽东对这一代大学生的估计，并不过“左”。我们总还不至于都已无产阶级化了吧！平心静气地估计一下：一代人的思想实情，可能还是传统文化和人文主义的影响占到多数成分，这与当时主观倾向追求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想要无产阶级化也并不矛盾。年龄和思想比我们成熟得多的党内知识分子的多数，不也是如此吗？（陈毅早在1961年与知识分子谈话时，就坦然承认自己头脑中是马列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均有之。何况广大对于马列主义基本不懂的人，他们的思想资源显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为主）当时一再提出的反“多中心”，既有党与领袖力图控制住群众运动的动因，也还是有力求“天然合理”与“独立思考”的群众自身客观存在的离心实情，显然，群众中许多自我意向和“自我理解”与领袖的宗旨实质是不断有冲突的。在崇尚“造反”的心理要求的最深层，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追索的并非毛泽东理想的东西，他们在用时代的革命话语表达心灵深处的自我要求。
这就是当时说的——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的意思。
特别是，从1960年代以来，所谓世界潮流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与现代民主的感召，无往而不胜。这也是在后文革时代，这一批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文化革命一度表现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离弃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转而拥戴邓小平创导的改革开放，甚至继续深入的深层原因。
诚然，在这一个大中国，作为不同的学生个人，在运动中的需求和诉求不尽相同，每个人尚待形成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中，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文革里出现形形色色、各不相让的组织形式和无稽争斗，甚至出现你死我活的暴力争斗，也不是偶然的了。
注释：

〔１〕该文出于和１９８９年愤激的研究生的一场讨论，我发觉他们基本上缺乏对
历史与文革的了解；决定写我所知道的文革学生。
〔２〕如陆续撰写、出版的回忆录，和宋永毅的《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
－－“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文中述及
大量以前难以涉及的异端大学生思想历程资料。
〔３〕现在好些人误以为该书是赞赫鲁晓夫的，其实不是。
〔４〕参阅《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胡耀邦》，《五柳村》网站。类似“批修”情况也
见于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市一些高校。
〔５〕《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回忆说：“１９６３年５月，我对（胡）德平
说，想给他的父亲写封信，谈谈离开北大、下乡半工半读的想法。德平非常高兴，
告诉我他也早有这样的打算，让我快写，我们一起下乡去。于是，我给胡耀邦伯伯
写了一封长信。德平告诉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兴，但对我们的幼稚也感到
担心。他表示，要慎重考虑之后再给我回答。……我们要下乡半工半读的事在全年
级传开了，有十几个同学要和我们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级党支部立即汇报
到系领导，系领导一面向校党委汇报，一面在同学中间做工作。渐渐地，学校对我
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为此事，陆平校长专
门去找了胡伯伯一次。北大校方的态度对胡伯伯产生了影响。１９６３年１０月他
找德平、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谈了一个晚上，批评我们的主观主义，特别以‘大跃进
’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他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凉水！’他要我
们安心在学校学习。我们和他辩论，认为他不了解北大的实际情况，并引经据典，
证明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这也是同样问题的一例。
〔６〕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派的主力战斗队“金猴”的头头。
〔７〕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事件”》。
〔８〕武汉造反学生组织“三司革联”的组织者之一。
〔９〕周孜仁信（２００２年）告：大学时代，适逢大灾荒，事后知道，我们班确
有几个同学对当局产生了怀疑，而且私下去作了些社会调查。当然是很久以后他们
才吐露这段真情的。而更多的学生，包括我，却并非如此。一听说苏联修正主义如
何欺负中共，马上就义愤填膺，把个人的任何怨尤都掩盖了。
〔１０〕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Ｐ１０８，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１１〕王炯华，《李达评传》，Ｐ４８９－４９０，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１２〕武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说：“我已不能继续在北京
大学住下去，我也属清查驱离北京的对象……我决计不回新疆……我去了等于自投
罗网……只有先去北京航空学院碰碰了……”；到文革后，他还说：如果不是北航
红旗，（他）就没命了。红卫兵对他履历进行全面调查，向中央和社会提供了材料
。
〔１３〕李鸿杰、刘汉武，皆为院革委会委员。近年在北京巧遇被他们平反的干部
的儿子，才知晓其父冤案真情。
〔１４〕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
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８２年》，Ｐ８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１５〕此卑称来自当时流行的曲剧《箭杆河边》中一个农村流氓无产者，被借用
来嘲笑造反学生。
〔１６〕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Ｐ４９４，第
１０卷。

http://www.cnd.org/cr/ZK06/cr356.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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