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水年华（24-26）——长春文革记事

tuffy05

转自 东北知青网

逝水年华（24）——文革记事 长春的“9.18”


提起“9.18”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九一八事变”，那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然而我说的“918”是六七年发生在长春的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武斗持续了三天，动用了迫击炮、平射炮、炸药包、燃烧弹、手榴弹、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等武器。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文革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来到武斗的发生地。只见站前广场一片战争景象，铁路中学等大楼布满密密麻麻的枪眼，广场的东部已没有一幢完整的楼房。老式青砖的“站前旅社”以完全落架，没有倒塌的青砖墙孤零零的耸立在瓦砾中。十几处花圈凌乱的摆在各个角落，几堆祭奠亡人的纸灰旁边散落着贡品。一阵阵阴风在残垣断壁间扫过，形成一个个向上旋转的旋风撕扯着白色的纸花、卷着纸灰、雪粒冲向天空。在一个胡同内一辆被火烧过的解放牌汽车锈迹斑斑堆在那里，一片凄惨景象。
我的油田战友**是**市**区的检察官，有一次我们聊起文革时的“派性”他说：“那时的人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像中了魔一样，六亲不认，为派性搅得家家不得安宁”。于是他给我讲了当年九月十八日前发生在他家的一件事。
他的姐姐是“教大主义兵”（公社派的）的成员，而他是“红二”派的，每天回家除了不见面，见面就辩论。在“红二”准备攻打“东方红公社”的前一天**已经得到了消息，回到家中**不让姐姐回“公社”。然而他的姐姐没听，第二天来到“公社”的所在地—“站前旅社”，结果武斗发生后被困在楼内。她们突围时是几个人手拉手喊“一、二、三”一起往外跑，他姐姐是短跑运动员，结果是她一个人跑出来了，其他人不知去向。
这次武斗的起因是，9月17日社派突然攻打朝中和四中（攻打朝中请看胡子的“战火硝烟”），学生死了十多人。二总部的学生群情激愤，他们的常委找到红革会总部，要求联合出兵，攻打社派，为战友报仇。


据原省革委会常委，汽车厂造反司令徐飙在长篇纪实小说《梦旅》描述：
红二前线指挥大个子老卞讲述发起进攻的情景。17日夜里12点整，骑兵进行曲，威武、雄壮的进行曲，竟成为进攻的号角，从大喇叭里震撼出去。于是步枪、机关枪从国际旅社楼内和假山、铁路分局大楼、十六军招待所向“东方红公社”的驻地市委1号、2号招待所以及相连的站前旅社、人民旅社冰雹般发射出去，还有手榴弹抛掷过去，还有从军区招待所楼顶发出的60炮，哒哒哒，轰隆隆，枪炮声四起……对方毫不示弱，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发威，向”红二”阵地还击，于是哒哒哒枪声四起，火光冲向天空……
“红二”前线指挥部下令发动攻击。前面数十人匍匐前进，后面的机枪对向社派的窗口射击，企图压住对方的火力。但当前头队伍站起来扑向窗口时，突然遭到迎头射击。十余人倒在血泊中，有人还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
（公社东北师大“教大主义兵”司令王维斌），“红二”发动第一次攻击时我们死了四人，其中包括公社一把手张原堂。他在窗口指挥还击，偏巧在闪过窗口时被步枪射中身亡。司令倒下了，人们非常悲恸，但人心开始浮动、涣散，怕死。前边不少人抱着枪退下来，坐在楼中间的天井内。张的一死，整个自卫的重担就落在我的肩上。我赶紧重新部署，让胆小的人上二楼，打开窗户蹲下来迷惑对方以为无人把守。另安排得力干将守住一楼。
　 哒哒哒枪声四起，火光！冲天的火光！
（红二老卞）从某机械厂调来十多只炸药包。由各厂征集十人组成敢死队。18日傍晚，加强集中国际旅行社楼上和假山的火力，向对面强力射击，压住对方的火力，同时由第一梯队三人越墙边跑边匍匐前进。其中两人受伤，一人虽受轻伤，却抵达面袋子墙下，点燃炸药包，一声巨响，炸开一个大洞口。接着应该是发动后续队伍发起冲击。然而，前线指挥人员不知道对方里面虚实，意见不一，举棋不定，未敢轻举妄动，用老卞的话讲，贻误了战机。
　　哒哒哒枪声四起，火光！冲天的火光！
（公社）“坏了！”王维斌叫道，“快上人用面袋子堵上！”
一些人吓坏了，不敢动，生怕对方冲上来。我已生死不顾，亲自带上几个人扛上面袋子冲过去将洞口堵上。我们很侥幸，对方并未上来人。我们度过了一次险关。


“红二”前线总指挥部看到久攻不下对方，而且伤亡惨重，作战室的人开始研究新的对策。有人提供某单位从部队枪来一些火箭弹，不如以此催毁敌方。
　　总指挥孙向东开始犹豫，这样虽然能取得功效，但对对方毁灭性太大，后果不堪设想，将来追究起来由谁来承担难以想象的责任？……
就在总指挥部举棋不定时，不知谁假传圣旨，偷偷将火箭弹调到前线。并在19日下午3时许，骑兵进行曲又从高音喇叭响起来，发起了进军号角。嗵嗵嗵……一只只火箭弹射向对面楼顶，只见楼顶燃起大火，市1、2号招待所，站前旅社，人民旅社，大众旅社火光腾起，带着滚滚浓烟，形成一片火海……接着木制结构的房架开始坍塌…..呼喊声哭叫声与房屋的倒塌声响成一片。
……
（公社头头王维斌）我看到大势已去，不可据守。就立即组织人突围。我们还剩下四五百人，况且多数是教大主义兵的女同学，怎么突围出去？最后决定，我带两人率先突围，后由十九人作为二梯队跟上，然后四百余人由常委老耿带武装人员护送出去。
……
以后多亏了“长春公社”长铁分局的火车头战斗队。他们是一个整营的退伍兵（绝大多数是大比武后退伍的，军事技术水平极高—笔者注），从18日夜里就潜伏在火车站内的铁路线上，因为车站对面有两座面粉厂，那里有“红二”武装人员面对铁路设防。在我们突围被“红二”追击时他们乘机夺了东一条路口的三轮车社。然后这支队伍撤离三轮车社，跑到站前广场，按一定距离散开，大约10米排成一列，蹲在地上，端起全自动步枪向“红二”火力点射击，同时命令我们那四五百人从后面火车站候车室边撤离，让他们聚集在事先安排好的站台内的列车上
……


后来在9月20日又发生了“长春公社”为了替“东方红公社”报仇，发动了攻打铁路局大楼以及货场燃起大火事件。据说幸亏解放军出部队，将大火扑灭，否则火势蔓延开来，援越物资爆炸，将殃及半个长春市。这时引起党中央的关注。周恩来总理于9月22日通过驻长三军命令长春市两大派四个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并派代表到北京谈判汇报，要实现大联合，筹备吉林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两大派四个群众组织都自称坚信马列；都自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每天都在学习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谁就是革命派……”“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然而两派为什么要大打出手？为什么要以死相搏？归结起来就是“派性”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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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水年华（23）——文革记事 破四旧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各大、中学校开始走向社会破四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把“破四旧”“立四新”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标。“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
  长春的破四旧是从护国般若寺和基督教堂开始的。护国般若寺位于人民广场的东部，长春大街北侧，是长春市最大的庙宇，我们都管他叫大庙。大庙马路对面有一个近十亩的果园（现为吉林省国税局），是庙里的产业，里面种的山杏、海棠等果鳌９?暗闹屑溆幸蛔鸸垡羝腥?芟窀呤?嗝住Ｓ捎诘笔比嗣切叛龅氖枪膊?饕澹?欧鸾潭际峭低得??模??悦砝锵慊鸩皇ⅰＭ?闭???笊?俗允称淞Γ?怖锏墓?骶统晌?砝锏木?美丛础Ｐ∈焙蛭颐蔷?５酱竺砀浇?妫?砻趴诰?Ｓ泻蜕邪诟鎏?粜雍秃Ｌ摹�
有一天，市里的好些红卫兵组织来到了大庙破四旧，勒令增人还俗。并调来一台吊车，准备吊果园内的观音菩萨塑像。我们学校来到时，果园内聚集了几千人，都是各校的学生。由于人太多而圆内地方狭窄，我们的队伍无法进入圆内，于是我们分散进入圆内。这时观音像已经放倒，和尚尼姑被拉去批斗。并传说在观音塑像里有电台，等吊下来一看什么也没有。有一个退休老工人看着说了一句:“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么干那” 因而招来周围的红卫兵一顿暴打。想伸手打人者围了几层拥来挤去，往往后面的人伸手打了前面的人。那位老工人当时就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脸上涂成花脸，反剪双臂进行批斗。我当时也被裹进人群里，我的手中拿了一瓶墨水瓶，里面插了一支毛笔，在拥挤的过程中墨水喷了我一脸。我赶紧挤出人群，想找一个洗脸的地方。路人看我一脸花，都以为我是在破四旧时受伤，纷纷慰问，我也就就坡下驴说是反革命打的。此后庙里的僧尼被迫还俗，大庙变成了长春市红卫兵总部。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花、芝、英、娟”，“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 一时之间改名之风盛行，我们同学中有好几个改了自己的名字，如改为“立新”“红卫”“卫东”等。那时谁要是想改名到派出所马上就改。
  人改名街路也改名，我家住在西朝阳路，有人说“叫东朝阳还可以，西面怎么朝阳哪？”于是西朝阳路改为反修路。我们第一工读学校改名为长春市抗大中学。第二工读学校改为抗大第一中学。

除陋习破四旧也具体到个人，在那个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人们的穿戴喜好发生了变化。有一天我上常大娘家，看到常大娘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细一看原来疏的疙瘩鬏变成了齐耳的短发，大娘挺尴尬的说：“破四旧吗，这不也省事了”。回到家中姐姐的长辫没了，楼上楼下好些邻居仿佛不认识了一样。
  当时的红卫兵拿着剪刀守在各个路口和商店门前，当看到有梳辫子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剪辫子。有的老太太疏疙瘩鬏，上去也是一剪刀。听说有的老太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小脚老太太，也被强行放脚，在大街上解开小脚女人的裹脚布，对当事人来说是除了被人强暴外最大的侮辱，有的老太太以死抗争，但是也没办法。有的男同志梳背头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用剪子给铰成个鬼剃头。年轻人有穿瘦腿裤的，不管是男是女上去就把裤腿剪开，有的一直剪到大腿根。我曾经看到被剪的女青年没办法买了一些曲别针，把被剪的裤子连上。那时的人们还没有现在这样开放，穿露肉的裤子是会被人笑掉大牙的。如果谁穿一件旗袍，或者穿一件西装那肯定会被扒下来剪碎。
  破四旧使人们的面貌更加单一化了，女同志不管老少都是短发，少女都是梳的两个羊角辫。男同志的平头分头都很少见了，当时从头发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处境，如果是光头就有可能是被批斗对象，如果是阴阳头那肯定是“牛鬼蛇神”。服装穿戴最流行也是最革命的是军装，其次是人民装。颜色是绿、蓝、灰、黑四大主调颜色。

  有一天，街上穿新生塑料厂生产的凉鞋的行人，纷纷脱下凉鞋，提着凉鞋光着脚板行走。原来是塑料凉鞋底部的花纹也有了问题，说是凉鞋底部花纹的图形隐藏着“毛主席”三个字，我们班有十多个同学都是穿的这种鞋，班里逐个进行了登记，把鞋集中在一起上交准备调换。街上的红卫兵见到穿这种凉鞋的就勒令脱下来，怎么能脚踩着毛主席行走哪。于是人们都到凉鞋的生产厂家换凉鞋，换不到凉鞋的只好把鞋底的花纹铲掉。凉鞋的设计者也遭了殃。
  九月初我在北京串联时，曾看到好些个张家口一代的女红卫兵剃个男士发型，如果不细看很难区分男女。但是她们有她们的办法，他们每人穿了条大花哔叽的长裤，大花哔叽通常是用来做被面的，这种不伦不类的打扮在当地可能是最革命的吧。
  破四旧中破坏比较大的是抄家。听说谁家有封资修的东西，红卫兵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去抄家。什么唱片、字画、古书都是被抄之列，一经发现立即烧毁。事情远没有结束，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在不断的升级，对四旧的代表人物——黑五类的批判不只停留在批判上，而是抄家，批斗并驱逐出城市。黑五类的“狗崽子”也是同等待遇。这种现象在北京市尤为严重，我在北京串联时看到，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除了红卫兵，就属“黑五类”最多，他们大多胸前挂一块牌子，上写地主***，牛鬼蛇神***，狗崽子***，名字上往往打个大叉。他们就是被驱逐出北京，等待反乡的。一个人如果成分不好，被列入“四类分子”“黑五类”，就可能成为单位抓阶级斗争的首选目标而被批斗。
    破四旧的结果使我国的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各地红卫兵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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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水年华（26）—文革记事 “小反革命”

小“反革命”

时间进入一九六八年，长春的武斗停止了，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然而文化大革命远没有停止的迹象，还在继续深入。当年的五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场规模较大的利用国家机器来整治无权人的政治运动。中央的文件指出，这场运动的重点：一是清理历史上经典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二是清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三是清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坏头头、有劣行的群众、打砸抢分子、犯有重案和命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最高当局要求：各单位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把混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的结果，是开始人人过关了。

六八年的夏天，我家所在的居民委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家所居住的前后五栋楼俗称“蒙古楼”，主要是由援蒙回长的七十二户居民组成，分为两个居民组（29组，30组，每个组三十六户）。我家所在的第30居民组每天晚饭后全体居民集中在我家的楼下，每人拿一个小板凳露天参加会议，一个人一个人的过筛子。

组织会议的是居委会主任崔婶、万大娘。除了居民家属外，有两个人比较引人关注：一个是居委会主任万大娘的老伴万大爷，他是四六年参军的老革命，党员，在某建筑公司当瓦工工长。还有一个是楼下的崔叔（委主任崔婶的丈夫），某建筑公司的支部书记，已经“解放”并结合进公司革委会。解放战争时崔叔是辽南解放区某区工委工作人员。两个人都是坚定的革命派，在家属清理阶级队伍会上，对每个人的发言都做评价，因而成为居民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中心人物。  

那个年代双职工家庭很少，每个家庭主妇的主要责任就是老人孩子丈夫、柴米油盐酱醋茶，三十六户中只有一两个人参加工作。然而就是家庭妇女也不能躲过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劫。

面对面过筛子开始了，要求每个人讲自己的家庭出身、历史、有无参加反动组织、文革中有无打砸抢行为……等等。

第一天，      是由我家对门的王叔讲家史，进行忆苦思甜。王叔家解放前住在敦化，父母双亡是个孤儿，六七岁的他是靠讨饭为生，旧社会受了不少苦。王叔挺会说话也挺能说，文革开始不久，苦大仇深的他很快就被军代表发现，在单位讲了一次家史后，就出了名因而被树为典型，经常到各单位讲家史，曾经在兽大礼堂做过好几场忆苦思甜报告。王叔讲的家史声泪俱下使在场的好些人都痛哭流涕，讲到动情处居民组长带头喊口号：“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为苦难的阶级兄弟报仇”“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进行到第二天，先是两个主任发言。崔婶李XX是党员，贫农出身解放前是辽南解放区某村妇女主任，真正的根红苗正，文革中的表现也很好。万大娘也是贫农出身，苦大仇深，历次运动又没什么问题。大家对两个主人的发言没有什么异议，很快就通过了。

第三个发言的是XXX，她觉得自己根正苗红没什么问题，邻里关系处理的也挺好，感觉能过关。但是在讲的过程中经常被万大爷提得问题难住，有些问题不得不一再解释，很多问题又回答不了，像是交代问题，她一个人就进行了大半个个小时，最后被弄得浑身是汗。之后是大家对XXX的发言进行表态，崔叔不愧是当过书记的人，讲话很有分量，他和万大爷每次都是先发言，最后再作总结。以后每个人的发言万大爷和崔叔都是唱主角。

经过一天的过筛子，家属们人人自危。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做过小买卖的，平时邻里关系不好的，历史有毛病的更是睡不着觉。楼下老张家是后来换房到七十二户的，与邻居的关系相处的不太好，家里经常做些小买卖，卖个瓜籽什么的。那时做小买卖被认为是搞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清队会上谈了一天，审了一天，批了一天，弄的全家人见了邻居的面都不敢抬头，不敢说话。

我母亲家是富农成分，而户口上报的是中农成分，为此成为母亲的一块心病，每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天去开会时看到会上的场面都提心吊胆。一天母亲对姐姐说：“报户口的事等到有人问起时，你就说是你报的，是六一年从蒙古回来报户口时我不在家你报的中农”。到这时我们才知道姥姥家是富农成分。

终于轮到母亲“过堂”了。母亲用颤抖的声音讲了“错报”户口的经过，讲了家庭的情况，家庭人口，有多少晌地，多少辆大车，几间房子，雇工多少等。会上母亲讲了只雇了有一个小半拉子，是个喂猪的，就这一点也算是剥削，在会上万大爷提到了这一点。轮到大家提问题时，大家觉得情况基本清楚，虽然是富农但是基本没有雇工，家中的财产全是劳动所得。父亲是这个居民组中唯有的五个党员之一，同另四个党员万大爷、崔叔、王叔、梁叔都是多年的老关系，平时邻里关系也不错，没有难为母亲，所以对于“错报”也没有深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在“清队”中29组的一个老大娘（一起从蒙古回来的，其实早在出国前，其历史情况是经过调查的，有问题是出不了国的）由于历史问题过不了关，曾两次上吊。一次是吊在一棵小榆树上，这棵小榆树一人多高，老太太是跪着吊上去的，很快被人发现救了下来。第二次是躺在床上把绳拴在床头上上吊，掉了很长时间也没死。“清队”中自杀的贫民百姓是太多了，朝阳桥下经常有卧轨者，桥外小树林里经常有上吊者。

“清队”阶段有一天晚上八点多妹妹上厕所时，发现厕所的门旁用粉笔写着“打倒XXX”“拥护XXX”。妹妹回到家里讲了所看到的情况，我听后感觉问题严重，这不是反标吗。于是我同妹妹一起到了厕所旁核实，一看真的是反标，于是马上报告了万大娘。之后派出所介入调查，也没有结果。那种年代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多了。

六九年的一天上午弟弟在马路上玩耍。弟弟当年六岁多，上了个育红班（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吧）认识几个字，下了育红班拿粉笔在马路上画着玩。当时看到马路上有用粉笔写的“打倒XXX”，弟弟马上报告了居民委，居民委上报了派出所。这次派出所重视起来，把弟弟带到了派出所开始了讯问。民警让弟弟写几个字，并拿着弟弟所写的字与马路上的反标字迹相对，说来也巧字迹还真差不多。这时弟弟的麻烦来了，派出所认定反标是弟弟写的。民警开始审问弟弟，问你为什么写，是谁让你写的？什么利诱、恐吓、诱供都用上了，六岁的弟弟只好承认是他写的，后来又招认是妈妈指使的……，审讯一直进行到晚上六点多。

母亲在家里等弟弟吃午饭没等到，到了晚上还不见弟弟的身影，到处找也没找到。母亲开始着急起来，后来听说是在派出所，于是找到楼下的委主任崔婶一起来到派出所。母亲见到弟弟时是在一个小黑屋里，弟弟脸上挂着泪水可怜巴巴的站在那里，满嘴是水泡，见到母亲就哭了。两顿饭没吃的弟弟像傻了一样，问他怎么了他不说，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后来才知道是涉案反标。派出所是不想放人的，还想抓个后台。

崔婶与他们相识，在另一个房间里与民警商议了半天，最后把弟弟放了出来，并嘱咐母亲看管好弟弟。回到家母亲问弟弟是怎么回事，弟弟不说。我回家探亲时母亲向我讲了这件事，我问弟弟当时的情况，弟弟也是不说，看来这件事对弟弟的刺激太大了。

如果当时弟弟发现反标不报案，事情的结局可能不会是这样；如果弟弟手中没拿粉笔，受嫌疑的可能性会很小。事情发生在文革中的清里阶级队伍阶段，正是抓阶级斗争的鼎盛时期，那时也不讲证据，只要能搭上一点边就可能定性，定性就是反革命。如果崔婶不出头讲话，一个小反革命就会出现了，再抓个后台那我们全家就遭殃了。一旦定性想翻身都难，什么抽调回城、参加工作、上学、参军、入党、提干等等这些将都是梦想，只能是老老实实的修理地球接受改造，等待出头之日。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实例，现在想起来我们全家还得感谢崔婶当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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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水年华（22）——文革记事 武斗的牺牲者

六十年代，我家住在地质宫附近，周边有长春地质学院、吉林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等高等学府。在文革中这里派别林立，是武斗的多发地。
  地质宫，是当时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博物馆（目前的吉林大学博物馆）始建于1952年，陈列面积1500平米，以藏品丰富、精品荟萃、特色鲜明享誉中外，是我国乃至亚洲著名的地质博物馆之一。这个当年溥仪的新皇宫选址点，里边有个号称亚洲最大的恐龙。在文革中这个馆内还曾经陈列着一个叫“廖文朝”的“烈士”
  地质宫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仿古建筑，文革期间这里是长春地质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的据点，也是长春一派群众组织（长春公社）的总部所在地。这里有数十个栖身于此的，大小不等，不同单位的社派基层组织。我们学校的社派组织也栖身于此，我曾去过一次是在五楼。
  地质宫楼前两侧各有一片长一百五十多米宽八九十米米的小树林，文革中这里曾是社派的“烈士陵园”。这里埋着一百多武斗牺牲者。由于我家就在附近（直线距离300米），曾经目睹了众多武斗牺牲者的下葬迁坟场面。
    长春地质学院第一个武斗牺牲者是地院兵团的廖文朝，是被地院“不听邪”支队俘虏后死亡的。尸体被地院兵团接回后，放在玻璃缸内用福尔马林药水寖泡，供人参观。在地院兵团的宣传中廖文朝是被“不听邪”殴打致死。我曾经到地质宫观看了廖文朝尸展，玻璃缸中的廖文朝一丝不挂的浸泡在福尔马林药水中，我并没有看到明显的伤痕。
    廖文朝是冷兵器武斗时的牺牲者，是墓地的第一个下葬者，从廖文朝开始，社派以后的逝者开始埋在地质宫旁的小树林内。从廖文朝死后地院兵团的高音喇叭经常播放哀乐，等到武斗动枪炮升级后，哀乐也越来越频繁。每当国际歌和哀乐同时响起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又死人了，又要下葬了。于是我们几个玩伴赶紧奔向地质宫，观看下葬。我家附近经常议论话题的也是逝者的死因，今天又埋了几个，今天是第几个——，该起第几座坟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现场时下葬正在进行，下葬的棺材上盖着该组织的红旗，广播喇叭中在播放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插曲“告别”“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播音员以沉痛的声音播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时一小队红卫兵走出树林，站在马路上，面向正南排成一列，一起举起步枪，向五百米外红二派的据点医大一院（伪满军事部旧址）齐射。一个机枪手把一挺轻机枪架在毫无遮拦的马路上向医大一院扫射。子弹像雨点一样泼向医大一院，被惹恼了红二派开始还击——哒哒哒——。哒哒哒子弹在人们头顶上飞过，扫的小树林上的树枝树叶纷纷掉下。子弹打得路面直冒火星，而社派的红卫兵不动声色，不避弹雨依旧向对方扫射。真是一帮亡命徒啊。
    枪声吓坏了观望者，人们开始纷纷躲避弹雨，我也躲在了坟后。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其个别的，多数情况是下葬时对天鸣枪以示哀悼。
    也有一些下葬者，在下葬过程中没有任何仪式，处理的非常低调，不立碑不做标记埋完人就匆匆走了。据我们统计埋，“陵园”中埋有大约一百三十多座坟墓，是长春最大的武斗牺牲者的“陵园”。其中立碑的将近一半，还有个别是合葬墓。对无墓碑者我们曾怀疑他们是否是“烈士”。还有的死者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只是观点一致，死后也埋在这。长春的武斗持续近一年，造成219人死亡。
    地质宫前的广场是长春市大型集会的场所，每次集会地质宫门前都搭建临时主席台，而主席台两侧堆着一百多座坟，太有碍会议气氛，没办法只好在每次开会时用宣传板遮挡。市政府曾多次严令迁坟，逝者在享了一年多“烈士”的祭奠后，至一九六九年“十.一”前夕所有的坟终于全部迁出。随着时间的流逝，逝者的名字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漠，逝者是泰山还是鸿毛？　
    其实早在1967年的6月6日，国家的“四大”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通令》，试图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然而江青却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口号：“文攻武卫”，并在7月22日的讲话中对河南地区“造反派”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为武斗的双方提供依据和口实，导致全国性的武斗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在东北的长春，几乎每天都发生着流血事件，两派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寒冷的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