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城的往事》博客锦州文革回忆（1966-1968）

tuffy05

转自 《J城的往事》博客

1966：狂风暴雨

  1966年，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年。
在那一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影响历史的大事，也影响了近十亿人的生活历程。
1966年春夏之交，当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的舆论开始高涨的时候，最初人们还以为这只是文化理论界的一次运动，并未想到后来运动发展的结果是那样的严重。接着开始了对彭罗陆杨的批判，这时声浪已经大大升温，社会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党内斗争，牵扯到了很多的高层人物。但是，当“五.一六”通知正式下发的时候，全国还是没有想到这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激烈政治运动的开端。
早在上年的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此后彭真和周扬决定北京的报纸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发表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同年
12月最高领导人在杭州和陈伯达康生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随后，《人民日报》等首都各大报纸也都开始刊登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文章，在国内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但是，邓拓向彭真作了汇报之后，1966年1月彭真和陆定一召集会议时，仍然提出批判《海瑞罢官》是属于学术的争论。但是康生却像持有尚方宝剑一样，搬出了最高领导人关于此事的表态，此后的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风暴即将席卷全国。
　　 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会议的《纪要》。在《纪要》中提出当前的运动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而在2月4日，彭真等人提出了一个《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二月提纲”，还是企图将运动局限在学术文化范围。 2月8日，彭真等人去武汉汇报《二月提纲》。2月12日，《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以中央的名义下发。而在3月28日，高层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了阶级界线，是错误的。康生和陈伯达立即出面对“二月提纲”进行了揭发批判。
　　进入1966年的春天，全国各地的运动逐渐开始升温。4月16日，高层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彭真的问题。而《北京日报》此时开始刊登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样全国都知道了所谓的“三家村”，是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据说他们在利用写杂文形式攻击社会主义进行反党活动，代表性的文章包括一个鸡蛋的故事（隐含了讽刺大跃进的寓意）以及用大棒敲头方式治疗狂热症（据批判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5月7日，高层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五.七”指示。信中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开始连续发表一系列署名的文章，发起了大批判的猛烈攻势。
　　 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对“三家村”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并且公开点名批判了“三家村”的邓拓（北京市委副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1966年5月16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当天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文件中前所未有地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还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五.一六”通知对发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动员，要求全国“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风暴。“五.一六”通知还宣布撤销由彭真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著名的“中央文革”），给一些阴谋家后来的丑恶表演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5月25日，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造反派，在校园里贴出了炮打学校党委的大字报，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引起了最高领导人的重视。6月1日，他决定在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北京大学大字报，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从此，一场被称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66年的6月，北京的一些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意思是保卫最高领袖的红色卫兵。随后各个大中学校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的建立在全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1966年那个难忘的春夏，全国的报刊广播天天批判着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些人们原来并不熟悉的名字，对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愤怒的声讨。海校也召开了批判大会，并且通过当地的电台向全市直播，一些发言者怒斥了“三家村”的罪恶目的，然后对那些用历史研究和文艺作品手段反党的企图大张挞伐。
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四清”运动，海校的教职员和学员也参加了当地的运动，组成工作组到各地大队参加运动。海校还放映了毒草电影供大家批判，如《逆风千里》和《兵临城下》。南十七的孩子们对影片的毒素了解不多，但是对电影里的台词“做梦都想（当官）”和“我想吃只鸡”，却是印象深刻，经常提起当作开玩笑的笑料。
而当“五.一六通知”正式下发传达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正式拉开了序幕，全国都卷入了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浩大的政治运动当中。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同日最高领导人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支持，此举使得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大举建立。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最高领导人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的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震撼全党全国的大字报，使运动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人们熟知的“十六条”），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8月，最高领导人会见了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和群众，发表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著名谈话，随后在天安门广场多次检阅和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那个暴风骤雨般的气候中，文革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1966年的夏天，海校贴出了最初的大字报，当时指责一位副政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然后才扩展到针对其他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揭发他们的所谓问题乃至罪行。一些人开始到外地了解运动开展情况，然后继续使批判当权派的声调升温。办公楼的墙上，开始贴满了大字报，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场运动。正常的工作已经全都陷入停顿，原先的学校领导并不知道该如何来领导这场据称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政治运动，整个学校陷入了一片混乱。
为了指导海校的运动，海军派出了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带着海军工作组乘飞机从北京赶到了海校。而迎接海军工作组的海校教职员和学员，此时已经明显地分成了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派别，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和争执。海军工作组在海校呆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根本没起到什么指导作用。就连北京海军大院本身，也已经在此时乱成一片，揪斗原来的当权派已经成为最热门的风气，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工作组也就悄然解散，无声无息地赶回了北京。后来，那位带着工作组到海校来的海政副主任李JY，遭遇了被造反派残酷揪斗的事件，曾经被海军大院的造反派挂上黑牌子在大会上大搞“喷气式”批斗。
当时地方的学校全部停止了课程，而且宣布当年大学不再招生。但是当地的1966年应届小学毕业生，还是按照原来的升学计划升入了初中，而且随即参加了中学的“文革”运动。
南十七的孩子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感到十分新奇和不解。一些多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人批判为“反革命”，让他们百思不解，怎么这些当年提着脑袋参加革命经历了几十年艰苦卓绝斗争的老革命却要反革命？但是家长不许他们乱说话，只能是跟随别人去看大字报和上街看宣传活动。
随着北京出现了最初的红卫兵，很快这个关外城市当地的大街上也出现了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佩带着红色的袖标的红卫兵，在街头大声宣传革命造反理论和张贴大批判的大字报。这些激进的红卫兵，甚至不许人们留长辩子和穿“奇装异服”。有一些年轻的红卫兵竟然拿着剪刀，剪了一些扎长辫子女性的辫子和所谓“奇装异服”的裤腿，让社会为之深为震惊。
随后，北京出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天安门频繁接见红卫兵的事件，全国开始了狂热的大串联活动。
南十七的孩子们也不甘落后，自发组织起来，身带家长所给的少数钱和粮票，搭乘免费的列车前往关内，到北京上海等地参加了最热门的大串联活动。而外地开展的文革运动，确实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当时还不是红卫兵，但是已经去了天安门广场和上海外滩等重要的地方，亲眼目睹了全国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看到了许多大胆揭发当时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大字报，让他们大感惊异。当时的大串连，只要有学生证，坐车不花钱，到了各地还有大串连接待站提供食宿，其中住宿不花钱，只是有些人要自带被褥。吃饭要付饭钱，一些带着现金不多的学生，还可以凭学生证，向所去的接待站临时借一些钱。以致直到几年之后，一些借钱不还的欠款者，还要为1966年的借款被人催还。
几个南十七的初一孩子，当时也只有十三四岁，也随着大串连的学生到了上海和北京。从关外到上海当时并不直达，要在天津转车，天津当时挤满了外出串连的人，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排了一晚上的队，才上了南下的列车，而在天津站，他们却挤散了。火车在浦口乘轮渡过了长江，当时的南京长江大桥还未造完。晚上列车到了拥挤不堪的上海站，南十七的孩子们却又找到了在天津站挤散的伙伴。于是他们乘车到了海宁路的旅馆住下，这时接待站的临时安排。而在第二天早上，他们去了江湾五角场复旦大学附近的轻工业学校，这是他们被安排的接待地点。每天他们在学校吃过早饭，就免费乘55路车去外滩和南京路看大字报，以及到上海市委门前看游行的人群。有一天，一个南十七的孩子丢了家里给的钱和粮票，只有不到13岁的年纪，当时非常着急，以致第二天早上在乘车去外滩的路上，在复旦大学门前出现了休克，汽车立即改道，把这个来串连的学生送到了医院，免费进行了输液治疗，迅速恢复了体力。而他们也就不敢再在上海过多停留，乘车赶到了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下车后，他们知道很难安排食宿，只好乘车去了天安门广场看看，然后趁火车回到了家中。当时天安门广场挤满了人群，扩音器大声播送着革命歌曲，有些红卫兵在广场上表演和讲演。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第二天最高领导人就在天安门再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为此大感懊悔。
当他们回到南十七的时候，经常聚集在一起，热烈议论着这些外出的所见所闻。而当后来乘车大串联改成步行串联的时候，他们也自己组织起来，步行向北京走去。但是还未出关，中央已经紧急下达通知，停止了全国的大串联活动，号召要在原地闹革命。于是，这些打着红旗的学生又都回到了家里。
海校的“文革”终于形势激化，教职员和学员已经分成对垒鲜明的两大派，而且纷纷成立了不同的群众组织，开始对当权派大肆批判和夺权，原来的领导机构已经瘫痪，一些领导被喝令靠边站和接受群众批判。两派群众组织都介入了北京的运动，包括到海军大院揪斗当权派，还参加了全军院校文革的派别活动。
形势已经急转之下，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已经席卷了所有的人，南十七也不再有往日的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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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①

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已经席卷全国的时候，迎来了风云激荡的1967年。
     1966年全面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最高领导人审定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1月3日，上海的造反派就首先刮起了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1月4日至6日，上海文汇报与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夺了各自报社的党政大权。最高领导人立即赞扬这是一个大革命。文汇报在此期间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8日新华社予以全文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全文照登并加了经最高领导人审定的编者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高度赞扬了上海的造反夺权行动。12日，人民日报又对此发表社论，再次强调“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14日，山西“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和太原市党政机关大权，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夺权风潮。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已全面夺取了全省党政大权，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大加赞扬。31日，黑龙江省10个“红色造反者”组织和驻军指战员举行“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已接管了全省党政大权，人民日报也跟着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2月5日，上海建立了文革运动以来的临时权力机构，起先起名为“上海公社”，后来则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要领导成员。随后，各省市造反派相继夺了权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7年的到来，是在全国的大混乱大动荡之中。所有的原领导班子都已瘫痪，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受到了运动的冲击。社会上的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已经分化成对立的不同派别，而且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和激烈的抗衡。1967年之初，一些运动中的新领导班子开始建立，代替了原来的班子，而新班子的名称从“公社”到“革命委员会”，最后在最高领导人的首肯下，统一定名为“革命委员会”。新的“革命委员会”，主要由造反组织的头头以及所谓的“群众代表”和个别被“结合”的老干部组成，也包括由军队派出的支左人员代表。   
     海校在1966年的年末，就已经形成了两大派别的群众组织。一派是“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色反修总队”，简称“兵团”“总队”；另一派是“红旗总部”和“尽朝晖总部”以及“第三总部”，简称“三总部”。两派都有原来的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参与，除了被打倒和隔离审查的干部之外，所有的干部都分别表态支持了其中的一个群众组织，并且形成了对垒鲜明的两大阵营。后来，为了对各派组织加以区别，“兵团”和“总队”成员在左臂上佩带红色方形袖标，上面印有组织名称。而“三总部”却别出心裁，佩带的是在方形中又有棱形图案的袖标，其中的棱形图案中印有群众组织的名称。
     在南十七的领导干部住户中，除了原来的学校政委和副政委被隔离审查之外，其他的领导干部大都加入了两派的群众组织。一派是以原来的校长为首，另一派是以原来的副校长为首。而不同的群众组织，都对支持对方组织的老干部恨之入骨，刻薄地称之为“某家军”。
     1966年底，“兵团”和“总队”参加了在北京的一些活动，包括冲击批判军内老干部，还参加了全军院校造反派组织的一些串联活动。由于当时海军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李王张手中，因此对李王张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些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兵团和总队是明确支持李王张的，因而也得到了当权的李王张的认可和支持。于是，兵团总队在海校发起了夺权活动之后，就对不支持自己的南十七老干部大加讨伐。在1967年春节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们派人到了南十七，在所有不支持他们组织的老干部门上，张贴了辱骂性的对联，并且威胁老干部家人不许撕下。从这些对联的设计中，也可看出一些运动秀才的文笔，他们能根据每个老干部的特点，加以针对性的辱骂，似乎显得很有文采，而那些辱骂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对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在1967年那个寒冷的早春，南十七充满了恐怖的氛围，被兵团总队反对的老干部家家自危，对打上门来的辱骂默不作声。
     但是随后情况出现了变化，支持三总部的领导干部受到了三总部的保护和支持，这些干部的家人也愤然撕下了兵团总队贴在家门上的辱骂对联。海校开始出现了势均力敌的两大派别群众组织的激烈对抗，在兵团总队揪斗反对自己组织的领导干部的时候，三总部也派人针锋相对地加以阻止和对抗。南十七的领导干部，除了被隔离审查和个别不明确表态的之外，基本上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且参与了相关群众组织的活动。
     家长的不同观点和遭遇，对南十七的孩子来说影响很大。原来一起玩的孩子，慢慢地随着家长观点的分化和对立，也出现了疏远和隔离，一般来说都是相同观点家长的孩子在一起玩。
     1967年的春天，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当地的运动也逐渐出现了激化的态势。
     与全国其他大多数地区都是两大派不同，海校所在的省出现了三大派的群众组织。但在海校所在的这个城市，却是基本上以两大派对立为主的，三派中的两派在观点上是大致接近的，只是组织不一而已。而且文革运动的复杂性，还包括了当时担负支左任务的军队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同引起的矛盾和争斗。
     海校的两大派组织，都积极参与了驻地的运动，与当地的不同群众组织建立了战略联盟关系，而且互相配合支持，搅得当地的文革运动更加不得安宁。而且海校的运动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即得到海军当权的李王张支持的兵团总队和暗中得到当地驻军支持的三总部，在海军和当地的运动中遭遇了不同的对待。
     海军在1967年成立了李王张支持的所谓“左派”组织“红联总”，在海军大院居于压倒性的地位，反对派组织都被摧垮，形成了实际上的把持地位。兵团总队在海军大院，受到了红联总的支持，而三总部却被认为是在海军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站错了队，受到了打击和压制。但是在海校的驻地，三总部却暗中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并且当地的一派组织还坚决声援和支持他们，而兵团总队却在当地受到了一派的反对和压制。于是，海校的运动就出现了特殊的形势，一派在海军被认为是站队站对了的正确组织，受到海军当权的李王张的支持，另一派在海军的运动中被认为是站错了队的保守组织，却在当地受到了驻军和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坚定支持，因此两大派别的对峙互不相让，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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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②

1967年的2月8日，海校驻地城市的运动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自从1967年1月，上海等地掀起了夺权的风暴之后，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夺权的运动。在这些夺权的过程中，一些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出现了激烈的对峙和争斗。
　　1967年1月2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各地驻军根据此精神开展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活动。军队派出大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介入到地方的运动之中。而军队对地方不同群众组织的支持程度不同，由此也引发了新的矛盾。
     海校所在的城市，驻有一个陆军的军部，并且还组成了城市卫戍区。在驻军奉命支左之后，这个军以城市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出动了大规模的兵力，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游行。空军某航空学校也出动了几架飞机，在低空撒下了大量的传单。
　　 当时这个城市，已经出现了全市性的群众组织。 1967年1月1日，一个派别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全市“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而当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后，不同群众组织就开展了激烈的夺权行动。市机关“红旗公社”和“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已经率先夺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权。市公安局的“公安公社”也宣布夺了公安局的大权。其他部门纷纷效仿，夺权行动接二连三。
　　对于在运动中具有重要宣传地位的当地广播电台和日报社，各群众组织都是志在必得。但是当地的卫戍区司令部已经派人军管了市广播电台，于是尚未被军管的日报社就成为造反派夺权的重要目标。
　　当地“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一派的“工人总部”、“大学总部”和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群众组织，经过共同的商议以后，决定于1月13日晚上8点30分去日报社夺权。但是日报社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却在当晚8点提前宣布夺了报社的权。消息传出后，心有不甘的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组织立即于当晚就赶到了日报社。当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夺权声明”来证明他们前来夺权的时候，日报社已经宣布夺权的组织却堵在报社大楼门前不让他们进去，于是双方就在报社的楼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日报社的人宣称他们已经夺了权，而前来夺权的人却不承认他们的夺权行动，说他们是“假夺权”，意在欺骗群众。辩论持续到次日，联合总部的人员看到形势已经变化，被迫撤离报社。
　　2月5日，“联合总部”举行了全市几万人的夺权誓师大会，准备夺回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权，海校的兵团总队也参加了这次的夺权誓师大会。两大派别群众组织的夺权行动，已经引起了激烈的对峙。　　
　　 2月8日，由已经被一派组织夺权的日报社，发表了一篇题为《打退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大谈当时时行的政治高调的同时，隐含了对对立派组织夺权加以否定的意思。当这篇被称为“二八社论”的文章发表之后，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地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应。对这篇“二八社论”，支持者说是“好的很”，反对者则说是“糟的很”，两派以此为据划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别。从此，这个城市的不同群众组织就形成了好字派和糟字派两大派别。
　　 2月9日，糟字派组织联合发表了对“二八社论”表态的《联合通告》。以海校“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色反修总队”、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医学院“红色造反团”、工学院“千钧棒”革命造反团、陶瓷厂“毛泽东主义战斗总队”、市卫生系统“革命造反总部”、市五金交电公司“硬骨头”革命造反总部、四机部二十八所“反到底兵团”和“追穷寇”战斗队、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和市大中教工“革命造反总部”等为主的糟字派组织，还得到了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和北京“红三司”及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外地群众组织的支持。《联合通告》将日报社二月八日的社论称作是彻头彻尾的大毒草。　　
　　 2月9日下半夜，糟字派组织出动大队人马对日报社采取了行动，一举包围和冲进了报社，他们与报社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控制住所有的办公室和予以查封。
　　 2月10日晚上，对立的好字派组织则也出动许多的人员和车辆赶到报社来声援。报社的人见援兵到来，就撕掉办公室和车间的封条，赶走了留守在报社里的少量糟字派人员。糟字派得到消息，也立刻调来海校、师范学院、医学院、“工人总部”的大批人员。两派在报社和楼门前的大街上举行了激烈的大辩论。最后两派人员发生了辱骂与推搡，其中海校“兵团”和“总队”的人站在本派组织的最前面，与地方发生了肢体冲突。随后两派人员在辩论中出现了武斗，一派的宣传车也被对方给砸了。糟字派组织立即包围了日报社大楼，宣传车上的大喇叭高叫着要对方交出打人的凶手，报社里的好字派人员紧闭门窗未作回应。当晚糟字派组织对日报社发起了攻击，最后占领了日报社。
　　在“联合总部”夺取日报社之后，当地的运动形势出现了严峻的局面。
　　 2月16日“联合总部”组织了上万人包围了卫戍区司令部，对驻军“支一派压一派”表示不满。
　　 2月18日，卫戍区司令部则发出了措词严厉的《通告》。通告指出支持二八社论，并称海校“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反修总队”等组织中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是极端反动的，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2月23日，卫戍区司令部派人到日报社，将占领报社的海校兵团总队等糟字派组织人员赶出报社。在这次行动后，糟字派组织举行了示威游行，并派人进京告状。
　　 3月6日，市公安局发表了关于取缔糟字派三个群众组织的通令。
     4月1日，好字派成立了市级的派别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
     从当地日报社的二八社论发表之后，当地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了对二八社论好与糟评价的长期对峙。而海校的兵团总队在当地的运动中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为后来的派别争斗悲剧留下了祸根。
     南十七的孩子此时大多参加了所在学校的运动，也大多加入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在运动开始激化，海校的派别活动已经与当地的派别活动紧密联系起来的时候，南十七的孩子们也不能不受到深深的影响。他们随着父母的观点，加入了当地好字派或者糟字派的组织，但是他们对运动的复杂性并不理解，只是随着社会的疯狂，做出了今天看来不可理喻的举动。

tuffy05

1967：在暴风雨中 ③

1966年冬天到1967年的春天，是一个寒凝冰封的冬季。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发生了改变原来社会生活秩序的根本性变化，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与狂热。随着文革狂潮的逐渐高涨，发生了很多以前让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共和国主席和很多的老干部被认定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疯狂的批判打击，很多老干部的家庭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被革命激情所感染的红卫兵，干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极端事情，他们在揪斗当权派和横扫“四旧”的革命行动中一马当先，表现出空前的激进，使得社会的动荡和混乱逐渐深化。而一些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利用了红卫兵的单纯无知和盲目狂热，施展了貌似革命的伎俩，在政坛上刮起了打倒一大片老干部的风暴。而当社会陷入混乱，生产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学校全部停课的时候，南十七的孩子们也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冲击下，经历了那个难忘的冬季。
     所有的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而当打倒和批判了以前的当权派之后，红卫兵组织开始了内部的分化和内讧，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争斗不已。
     南十七的孩子们在学校都参加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但是表现并不突出。因为一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也因为运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的被隔离审查和被红卫兵批判；二是因为运动之初军队干部子女曾经被禁止参加地方学校的群众组织，直到后来这个禁令才被不成文的解除。这时地方上已经形成了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以及其他的群众组织，并且矛盾逐渐变得尖锐起来，在夺权的斗争中各有不同，在打倒和批判旧班子以后，为了新班子的组成和掌握运动的方向而互相指责和攻击。
     海校这时已经成立了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而且让所有的老干部都靠边站了，其中还隔离审查了原来的学校政委和副政委，以校长和一位副校长为首，老干部分别加入了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活动。这让南十七的孩子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阵营，基本上是随着父母的观点有了交往的基础，同一派观点的老干部的子女在一起交往。
     在漫天风雪中，1967年到来了。
     就在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色反修总队派人到了南十七。他们带来了早已准备好的白色对联，分别贴在了支持对立派群众组织的干部家门前。这些对联用辱骂的词语，对那些不支持他们的干部进行了人身攻击，这是那个年代才有的疯狂行为。当时连共和国主席都被人唾骂和丑化，无数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都承受了残酷的人身攻击和折磨，例如剃阴阳头和被挂上大牌子扭住双臂游街，脸上还被涂上黑墨。海校的两派组织都对对方观点的干部进行了批判和攻击，但是像这样到人家家门上贴出辱骂的对联，还是兵团总队独有的创意。
     在运动逐渐失控，派性斗争逐渐激化的时候，南十七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但是，随着当地驻军对兵团总队的明显不支持，地方群众组织也到海校串联了与兵团总队对立的三总部，海校内一些被兵团总队反对的干部开始了自发的反抗。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三总部的观点。三总部也加强了对本派观点的干部的保护。这样，南十七的一些干部在春节前撕去了兵团总队贴在门前的辱骂对联，重新贴上了红色的对联。
     学校已经陷入派性斗争的激烈对抗，没有课可上，十几岁的孩子无事可干。除了上街看大字报和看两派辩论之外，孩子们只好聚集在一起打扑克下棋消遣。当时流行的牌戏，除了“争上游”和“升级”之外，还有一种类似“拖拉机”的牌戏，被称为“天王5”，用3副扑克分为6人两组来玩。
      聚集在一起的孩子，无事就聊天吹牛，回忆一些往事，还对当时的传闻进行一些议论。
      随着2月8日当地日报社发表了一篇社论，引发了两派的激烈对抗，甚至出现了最初的武斗。全市规模的两大派别就此成立，竟然按照对2月8日社论的态度，分为“好字派”和“糟字派”，简称为“老好”和“老糟”。这是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件荒谬的事情，但是当时却引发了全城的激烈对抗，支持两派的阵营逐渐鲜明，出现了对垒的局面。
      当时海校的两派组织，都积极参与了当地的运动，并且在运动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兵团总队在攻打报社和组织全市“糟字派”组织的活动中非常活跃，经常组织人马去市中心游行示威，还与当地群众组织来往密切。三总部也得到当地群众组织的支持，开始了频繁的来往。
      从此一来，南十七的住户也就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阵营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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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④

1967年的春天，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使得地处关外的J城掀起了巨澜。
     自从当地日报社发表了著名的“二.八社论”之后，全城的群众组织逐渐整合成观点鲜明的两大派，而以对待“二.八社论”划界，组成了“好字派”和“糟字派”两大对垒阵营。
     海校的“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色反修总队”，在“糟字派”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在组织对当地日报社的冲击和成立全城的“糟字派”组织中，“兵团总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当地日报的“二.八社论”发表之后，“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色反修总队”，联合地方上的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和“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冲击并占领了日报社，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他们占据了日报社长达十几天，引起了当地驻军卫戍司令部的高度关注与介入。
     包括海校“兵团、总队”在内的“糟字派”组织“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成立于1967年1月1日），在1967年2月9 日冲击和占领当地日报社后，日报社的正常出版发行工作顿时陷于瘫痪。而占领报社的“糟字派”组织无可奈何，只能印制和发行类似传单式的“新华电讯”，代替日报发行。直到2月19日，同一派别的省报群众组织派出人员赶来增援，日报社也有一部分人员加入“糟字派”，这才重又出版和发行了日报。“糟字派”组织在“新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二.八社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的社论。“糟字派”这些夺权行动，在全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在一些阴谋家的恶意煽动下，全国刮起了冲击军队领导机关的狂潮，一些地方的群众组织纷纷冲击了当地的军事领导机关，社会上一些造反派喊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和“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省城的造反派组织“八三一”，率先带领群众组织冲击了军区大院。2月16日当地“糟字派”组织“联合总部”也出动了上万人，包围了当地卫戍区司令部，并且喊出了炮轰和火烧驻军军长兼卫戍司令的口号。
     1967年2月，在几位军队老帅的一再坚持下，中央军委发布了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命令（即军委八条命令）。当地驻军得到了中央的政策支持，立即发起了反击行动。
     卫戍区司令部和公安局出动人员，先是拘捕了率领造反派组织占据地委非法夺权的造反派头头。而树倒猢狲散，起名为“中南海工学联革命造反总部”的那个非法夺了地委大权的造反派组织立即自行瓦解。驻军还在2月“好字派”在市体育场组织的批判大会上，派出代表参加会议，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2月18日，卫戍区司令部向全市发出了措词严厉的通告，称日报社二月八日的社论符合全市的“文革”情况，表示支持“二.八社论”，并且点名指出海校“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反修总队”及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组织中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是极端反动的，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2月23日，卫戍司令部派出兵力到被“糟字派”组织占领多日的日报社，将强行占领报社的以海校“兵团、总队”为骨干的“糟字派”组织赶出了报社。2月25日，日报恢复正常出版发行。
     2月26日，“好字派”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誓师大会。
     对驻军的这些行动，“糟字派”和外地赶来的一些群众组织上街示威游行，抗议驻军的“支一派打一派”，并由海校的“兵团总队”等组织组成代表团，派人赴京上访告状。
　　
　　 3月6日，市公安局发布了取缔“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造反团”、“陶瓷厂毛泽东主义战斗总队”和“中南海工学联革命造反总部”反动组织的通令。3月5日晚，公安局拘捕了师范学院和陶瓷厂上述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　　
　　 3月10日，市中级法院在火车站广场召开有“好字派”组织上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把在“三.六通令”公布后拘捕的造反派头头当众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且予以公开的逮捕。
　　 3月12日，好字派组织在市体育场举行誓师大会。驻军首长在大会上讲话，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4月1日，好字派成立了市级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联筹”）。
     自此，全城的运动进入了两大派明显对立和抗衡的新阶段。
     尽管当地驻军在通告中点了海校“兵团、总队”的名并且措辞严厉，但是由于不属于同一军种，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所以“兵团总队”自恃有海军李作鹏等人的支持，继续与当地糟字派组织来往并广为串联，其中还包括联合了军区步兵学校的一个反对军区观点的组织“联合总部”，共同对抗好字派组织。
　　 当地“好字派”组织对海校“兵团、总队”也是怀恨在心，出动了一些人员到海校冲击和围攻了“兵团、总队”。
     当地运动的形势变化，使得海校内部的力量对比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原来“兵团、总队”自恃有海军大院“红联总”的支持，以在海军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对了队自居，向反对自己观点的群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在海校的运动中俨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现在当地驻军明确表态不支持“兵团总队”，当地好字派组织“联筹”也到海校串联，于是与“兵团、总队”观点相反的一些群众，就成立了“红旗”“尽朝晖”和“第三总部”（简称“三总部”），公开摆出与“兵团、总队”对立的姿态，海校的两派斗争也形成了对垒阵营鲜明的态势。
     南十七的住户不仅家长分成了两派，孩子们也纷纷加入了不同的派别组织。表态支持“兵团、总队”的家长，子女加入了糟字派的组织；而表态支持“三总部”的家长，子女则加入了好字派的组织。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后来发生了很多疯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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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⑤

1967年春天，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继续深入，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动荡。
    1967年2月，一些老革命家和老帅看到运动已经严重失控，大批老干部惨遭无情批判和迫害，社会陷入全面混乱，自发地表达了对文革新贵的不满和愤怒，出现了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当时全国发生了许多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军队的一些将领在接到中央军委关于群众组织不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八条命令之后，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绪支配下，对社会上一些过于嚣张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动手反击。其中轰动全国的西宁“2.23事件”中，赵永夫下令对不听劝阻继续非法冲击领导机关的青海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开枪弹压，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引起了全国的极大震惊。
     但是，一些阴谋家却借2月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和青海事件发难，添油加醋别有用心地激怒最高领袖，引发了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而不顾一切仗义执言的老帅和老革命家遭到了无情的迫害。随后中央发出了关于青海、安徽、内蒙古和福建问题的有关文件，军委也发出十条命令，提出不准对群众组织随意取缔，对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文革新贵把持的中央级大报，竟然在社论中称造反派组织的行动代表了运动的大方向，提出了所谓“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问题，矛头直指老革命家，并且给不同意一些造反派组织疯狂行为的军队高层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气氛中，一些曾经被取缔或者压制的造反派组织受到了文革新贵的纵容和怂恿，大喊大叫要批判“二月逆流”，对当时奉命支左的军队机关施加压力，而青海“八.一八”等一些曾经被宣布取缔的组织得到了平反。
     4月，海校所在城市当地的两大派组织围绕所谓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在对六十年代初当地的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的评价上，两派意见截然不同。而对市公安局发布“三. 六通令”取缔几个群众组织以及当地驻军明显支持一派群众组织的问题上，两派更是势如水火。一些驻当地的外地群众组织联络站也向本派组织发出呼吁，动员人马到当地对“糟字派”组织进行声援，声讨当地驻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行为。
    全城的文革运动，已经与全省乃至全国的运动不可分割地缠绕到了一起。
    当时全国的造反派组织，一般都是分为两大派别，而惟独东北的这个省份，群众组织是分成了三大派。一派是以LN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为首的“八.三一”派，一派是以DB工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为首的“辽联”派，还有一派是“LN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派）。三派在文革运动中互相争斗，而支左的军区对三大派组织也是支持的态度不一，使得形势更为错综复杂混乱不堪。
    当地的两大派别组织，与省城的三大派组织遥相呼应。“糟字派”组织与“八.三一”派和“辽联”派持相同观点，“好字派”组织则与“辽革站”派同声相应。
　　在当地驻军和公安局对“糟字派”组织采取压制的行动之后，省城的“八.三一”和“辽联”两大派尽管在省城的运动中观点有异，却都分别组织了大队人马赶来声援“糟字派”组织。
　　LN大学“八三一”组织在3月6日省城发布的“公安六条”中，也曾被严重打击，因而对当地“糟字派”组织的遭遇深表同情。“辽联”派虽与“八.三一”派观点有所不同，但对军区对东北局的态度以及“辽革站”派得到军区的实际支持不满，因此对“糟字派”组织也表示了支持。　　
　　省城的两大派组织，组织了大型车队赶来声援当地的“糟字派”组织。但是在接近市区的时候，却在“好字派”占绝对优势的纺织厂门口，遭遇了该厂“好字派”组织的拦截。两边先是用高音喇叭辩论和对骂，继而出现了激烈的冲突，省城来的宣传车有的被石块砸坏，引发了省城前来的造反派与当地“好字派”组织的武斗。省城来的群众组织参与当地的派别争斗，使得全城的运动形势更加紧张起来。
　  4月，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和陶瓷厂“战斗总队”等被公安局“三.六通令”取缔的组织，到市公安局要求予以平反。在遭到冷遇和拒绝之后，他们组织了全市的“糟字派”人员到市公安局大楼前静坐绝食。这次静坐绝食活动，在全城引起了激烈的反应，两大派组织在现场激烈争辩，直至开始动手。而当时北京、内蒙、大连和省城的一些著名造反派组织，也都表示了对静坐绝食的声援和支持。而“糟字派”组织对外大力宣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关锋的女儿也到现场参加了静坐绝食，以此表示中央文革也对他们关心和支持。
　　静坐绝食活动就在市公安局大楼前面的空场上举行，开始前来静坐绝食的人员都是露天而坐，后来在静坐绝食现场上搭起了几个简易的帐篷，“糟字派”组织还在绝食现场周围设置了警戒线。这个行动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极大关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公安局前围观和看热闹。参加静坐绝食的后来扩大到全市，“糟字派”组织从全市各个组织分别派出人员前往公安局门前参加静坐绝食，而好字派则对静坐绝食活动加以反对和挖苦，声称截获了“糟字派”组织名为绝食实则偷偷进食的消息。全城的视线，集中到了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现场，这里成了全城运动的焦点所在。
     南十七的孩子们这时分别参加了当时学校的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而两大派的激烈争斗也深深影响了他们。
     在南十七孩子们中占有多数的男孩子中间，支持“好字派”的要稍多一些，还有一些父母在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子女，则对对立派的群众组织恨之入骨。
     海校的两派组织，也对当地运动更加积极地介入，分别联络了当地的群众组织，参加了当地的一些派别活动。“兵团”和“总队”因为前期曾被卫戍区点名批判，此次当然不余遗力地支持“糟字派”的静坐绝食活动。
     那时南十七的孩子经常去市公安局前看热闹，现场经常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流，大多数是来围观和看热闹的，也有两派的铁杆支持者在激烈辩论，甚至一语不合出手推搡。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高分贝的声明和抗议一类的言论，也播放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音乐。
     南十七已经上高中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学校积极参与了运动，而上初中的孩子则大多选择了逍遥观看的态度。他们只是去运动的焦点现场看热闹，但是并不理解这些疯狂的行动。卫戍区司令部和公安局前围满了本地和外地的群众组织人员，他们狂热地高喊口号，高音喇叭充斥了激昂的言辞，还有人不甘心只在墙上和树上张贴标语，竟然拿着白灰水在马路上刷写标语口号，甚至就用粉笔在马路上写出口号，对驻军和公安局表达了强烈的声讨和不满。
     全城都处于混乱之中，运动已经全面失控，形势越来越紧张，更大的冲突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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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⑥

1967年的春夏之交，海校所在的J城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号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已经全面失控，出现了转向不同派别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的危险倾向。
     当时的中央在1967年春天接连发出几个文件，要求不能随意宣布取缔某个群众组织，已经发生错误取缔的要予以平反。J城的“糟字派”组织见到这些消息，认为反攻的时机到了，于是组织了到市公安局门前大规模静坐绝食的活动，要求为在“3.6通令”中被宣布取缔的几个群众组织公开平反。这场闹剧惊动了许多地方的造反派组织前来助威，以L大“8.31红卫兵”为首的造反派直接到市公安局门前参加了静坐绝食活动，并且还曾组织人员爬墙进入市公安局大楼内，引起剧烈的冲突。J城的两大派组织，在运动的形势逐渐激化时出现了更加剧烈的冲突，武斗已经难以避免。
      4月27日，迫于当时中央的文件精神，J城公安局被迫在公安局门前召开平反大会，宣布撤销“3.6通令”，为在“3.6通令”中取缔的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公开平反。这样一来，“糟字派”组织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气焰开始高涨，频频发起对“好字派”组织的反击。而“好字派”组织自恃有当地驻军的暗中支持，也是不甘示弱，尤其是在派系力量占有绝对优势的一些厂子组织了专门的武斗组织，加大了对“糟字派”组织的攻击力度。
      5月，东北局发表了对当时运动的“三点意见”，使得东北局与大军区对待运动的看法和态度都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进而造成了省城两大派别组织的再一次分化。一些支持军区反对东北局观点的群众组织从“辽联”中分化出来，成立了第三派组织“辽革站”，与原来的“8.31”派和“辽联”派相抗衡，使得省城出现了全国罕见的三大派群众组织的形势。其中辽革站派支持J城的好字派，而8.31和辽联则支持糟字派，J城的运动已经与全省的运动密切相关，各派组织的对立阵营逐渐清晰。
      从5月起，势如水火的两大派组织开始从用宣传工具互相攻击谩骂发展到动手动脚，直至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
      最初的武斗围绕抢夺对方组织的高音喇叭和其他宣传工具，包括砸毁对方的宣传车辆，然后双方开始分别组织了专业的武斗组织，组织大批年轻力壮的工人和学生使用石块、砖块以及木棒作为武斗工具，开始攻打对方的据点。
      5月，好字派策划了出动大批人马攻打位于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的行动，将糟字派组织从文化宫打跑，并且在此建立了自己派别的据点。糟字派也在围攻位于郊区的军区步兵学校等行动中，调动力量组织了全市性的武斗，并且也在一些关键地段建立了自己派别的据点。两排组织的这些据点将所占大楼的楼底窗户全部封死，在各个楼层的楼梯口用钢筋铁栅做成利于防守的狭窄出入口，一旦转入防守则全部人员撤到上部楼层，封死楼道栅栏，用石块硫酸回击前来攻打的对方。而在楼顶则设有高分贝的大喇叭，日夜不停地广播，对对方的行为发起攻击谩骂，间歇播送着语录和歌曲，例如《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海校的两派组织在激烈对抗了几个月之后，也分别占领了两个隔着大操场的大楼，作为自己的据点。兵团总队占领了建成于六十年代的教学楼，三总部则占领了原来曾经作为解放战争时期敌省政府大楼的老教学楼。因为是从事通讯专业教学高等学校，两派都不缺少通讯广播的专业人才，因此两派的大喇叭都建在了楼顶，而且播音分贝格外高昂，播音站开机时声震遐迩。两派的广播站开机时都要先播放革命音乐和语录，然后才播送自己派别的文章和标语，并且针对对方组织大声谩骂攻击。
      南十七的住户，此时已经全部卷入了派别斗争，干部除了被打倒隔离的之外，都表态支持了学校内的某一派群众组织。而南十七的孩子则分别加入了所在学校的派别组织，在院内交往也只跟自己一派的孩子来往。那时运动已经失控，作为院墙的铁丝网已经形同虚设，警卫排也不再站岗，南十七大院可以随意出入，各家的墙上都刷上了各种标语口号，到处都是派性斗争的紧张气氛。
     对支持对立组织的干部，不同派别也都开始加以批判，甚至出现了非法拘押的现象。例如，一位副校长是支持三总部的最大干部，他便成为兵团总队的眼中钉，竟然将其抓到楼内，用武力迫使他口述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然后在本派别的广播站反复播送，作为打击对方组织的有力宣传工具。后来这位副校长不堪打骂折磨，趁着看守不严偷偷跑了出去，然后受到了三总部一方的保护，三总部也对原来的校长加以激烈批判。两派分别把原校长和原副校长称为对方的头领，而称对方为“某家军”。最后，两派终于按捺不住，在激烈的辩论中出现了最初的推搡和肢体冲突，发展到各自占领成立了自己派别的据点，准备在决战中一决高下。
           

                           当年海校的“红旗楼”


                 当年的海校大操场，背景楼房为当时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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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⑦

1967年的夏天，是在疯狂与喧嚣中到来的。
     此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全面失控，各地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已经从运动开始时的辩论、推搡到动开拳脚，逐渐过渡到了动用棍棒和刀枪，并且已经开始出现了专门的武斗组织，各地发生的武斗不断升级，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
     J城的两派组织都成立了武斗队，队员头戴柳条帽，拿着一头为尖的长钢管为武器，在双方的对峙中大打出手。随着武斗的逐步升级，武斗的据点也都进行了加固，修筑了专门的武斗工事，有的在楼前还埋下了电控引爆的自制土地雷，楼内储备了大量的砖块、硫酸瓶和其他的武斗工具。   
     当时J城的两大派组织在全城都建立了各自的据点。好字派组织重点控制了铁路南的市中心，在文化宫等地建立了主要的据点。糟字派组织则主要分布在铁路北，而在铁路南只保留了铁路局、医学院、供电局等几个重要的据点。
     6月，J城市区内发生了糟字派组织攻打二建公司和好字派组织攻打第二高中等大型武斗事件，双方都有多名人员受伤。而且在武斗中已经开始发展到抢劫和使用使用枪支弹药，这就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武斗和人员伤亡埋下了伏笔。好字派“联筹”主要组织了两支专业武斗队：一支是“驱虎豹兵团”，另一支是“后备军”，作为全市性的武斗队，等于全城的武斗机动力量。而糟字派“联合总部”下属的“工人总部”也成立了一支专业武斗队，起名为“青年工人野战军”，也是糟字派组织用于武斗的主力。
　　 “联筹”和“联合总部”在1967年6月，都分别多次在火车站广场和文化宫广场举行了大型集会，然后都进行了大规摸的武装示威游行。上万带着各种木棒、铁棍、匕首、大刀和七节钢鞭等武斗工具的群众，情绪激昂地走过J城大街，高呼着口号，并且特意到对立派组织的据点前示威。而随着两派的敌对情绪愈加激化，武斗也便更加频繁地发生，两派已经杀红了眼，人员伤亡开始增多，形势已经非常紧急。
     海校内的两派组织，也在各自占领的教学楼设置了武斗据点。楼底的临街窗户全部用砖头封死，出入的门口设置了障碍，楼顶架设了多个高音喇叭，每天大声播放着本派的消息，后来又架设了探照灯，晚上打开探照灯用灯光扫过了楼前。在两派张贴大字报和开展辩论的地点，开始出现了最初的武斗，一直发展到分别组织了专门的武斗队，用柳条帽钢盔和长矛棍棒武装起来。
     社会和海校出现的武斗事件，使得南十七已经风声鹤唳惊恐不安。人们不敢随意上街，支持两派的干部和稍大一些的子女，也都分别去了本组织的据点。南十七里一片肃杀景象，人们担心武斗会不断升级，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晚上，海校两派的广播站大声播送着最新的消息，用文革年代的狂热语言传播着消息，或者彼此对骂。而设在武斗据点楼顶的探照灯光，经常在夜里闪过，形成了可怖的氛围。晚上人们更是闭门不出，在家里听着外面的广播声声嘶喊。
     在海校两派组织的广播战中，出现过两次有趣的事件。
     兵团总队和红旗三总部的广播站在两派发生武斗时，都喜欢大声播送“迎头痛击某家棒匪”。其中两派都把支持对立组织的学校领导视作该组织的后台，所以将对方称作某家棒匪。偏偏有一次两派的广播站在对骂中，兵团总队的播音员在紧张中竟然念错了话，把迎头痛击对立派的某家念成了迎头痛击支持自己一派组织的某家，闹得很是尴尬。
     还有一次，红旗三总部广播站开始播音后，兵团总队广播站随后开机干扰，两派就互相较劲，以致两派的广播站开机三次互不示弱。最后，红旗三总部广播站念了一段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这是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必然逻辑……”然后两派才结束了开机的对抗战。
    进入7月之后，全国的局势更加动荡，J城的两派组织都在四处搜寻枪支弹药，武斗的全面升级已经无可避免。
    武汉“7.20事件”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纷纷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喊着“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的口号。对J城驻军严重不满的糟字派组织更是气焰嚣张，狂呼着打倒驻军军长的口号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而在全国武斗逐渐升级的时候，7月22日号称“文革旗手”的江青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煽动性地喊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将全国性的武斗推向了新的高潮。各地群众组织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纷纷打出“文攻武卫”的旗号，大举抢夺枪支弹药，建立大规模的武斗组织，全国各地的武斗都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号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战已经席卷全国，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7月下旬，鉴于好字派组织在市中心力量的相对强大，糟字派组织做出了新的部署，将铁路南的武斗据点加以撤并，保留铁路局大楼和医学院大楼等少数几个据点，其他力量转移到铁路北，建立几个控制要地的大型据点。“联合总部”还将挨着海校兵团总队据点的原东北局高级干部接待楼作为了总部的所在地，而这个高干楼就在南十七大门外面。
     根据“联合总部”的部署，第二高中、第二初中、师范学院、陶瓷厂等单位的糟字派组织先后撤到了铁路以北，在铁北占据了一些大楼（铁路司机学校、第一高中、铁三中等），建立起了新的武斗据点。铁路南的一些糟字派组织人员则分别并入了铁路局和医学院两个糟字派的主要据点。这样，J城两派各自建立了武斗的要地据点，形成了大规模武装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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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⑧

1967年的8月，J城的派性争斗进入到白热化的地步，两派已经狂热地陷入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武斗的规模和杀伤力逐渐增大，棍棒长矛已经不能满足武斗的需要，两派都把抢夺枪支弹药当作了重要的目标。
     当时野战军的装备不能抢夺，而地方各级武装部保存的枪支弹药已经老化，杀伤力远不如现在的装备。于是，一个新的目标就被两派所盯住。当时J城郊外的沈阳军区步兵学校有一个存有大量武器弹药的仓库，里面有上千只枪支。于是，两派都想把这个武器库里的武器抢先夺到手中。
     8月18日，J城的两大派组织分别出动了大批的人马，去地处郊外的步校抢武器库。而当时步校内部也有两派组织，其中“古田公社”是与“联筹”一派，而“造反总部”是与“联合总部”一派的。当外来的群众组织强行打开步校的武器库，企图抢走里面的武器时，步校内部的派别组织与外来的本派组织互相联络，开始动用武器阻止对立派别组织抢得武器。最后，两派组织在步校大打出手，使用了机枪火力，造成了多人死伤，而两派都从步校的武器库里取走了大量的武器。
    在步校8月18日抢夺军械库事件中，海校的6名人员被打死。
    当天，接到步校发生武斗的报警后，兵团总队几名人员坐着从红旗三总部抢来的救护车前往步校，增援自己一派的战友。但是，他们在匆忙中没有注意到救护车上书写着打倒海校校长的口号，而兵团总队是支持这位校长的一派组织，红旗三总部则是要打倒这位校长的。就这样，埋下了出事的祸根。当海校的救护车开到步校的时候，造反总部已经开始用武器射击对立派的人员，而这些步校的教员枪法又是极准的。当步校的造反总部看到海校来的车辆上有打倒校长的标语，便想当然地以为是红旗三总部派人来拉抢得的武器了，于是朝着海校的救护车猛烈射击。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当两边的人弄清楚是自己同一派的战友时，海校来的人员中已经有6个人被枪击中不治身亡，造成了全军院校文革武斗的最大死亡事件。
    这样，J城的武斗发展到了动用枪支手榴弹，在武斗中死伤的人员开始剧增。两派组织都用抢来的武器武装了大批的本派人员，盘踞在武斗据点里互相攻击，一些狂热的成员在这场疯狂的派性争斗中丧失了性命，还有不少的人受伤致残。
     海校的两派组织，分别从地方的同派群众组织中得到大批的武器，武斗也从棍棒长矛发展到开枪。在夏天的一场武斗中，一名兵团总队的成员被棍棒击伤，兵团总队在北京向海军上层大声控诉。这是海军院校首次在运动中出现大规模武斗并有人受伤。当时海军机关的运动也是失去控制，原来的海军政委苏振华等一批老干部被打倒，老资格的司令员也被强迫靠边站，实际执掌海军大权的李王张是支持海校的兵团总队的，但是红旗三总部却不买李王张的账，强硬地与之对抗。在处理海校武斗有人受伤事件时，一位Z副司令无可奈何地说“为什么共产党员还要打共产党员？”其实在文革中已经全面失控，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错综，已经不能简单地判断是非曲直。
     兵团总队与J城的联合总部过从甚密，充当了高参的角色，频频给地方造反派组织出谋划策，还多次出动参与J城运动中的派性活动。红旗三总部也与联筹来往密切，包括在武斗中的互相支援。两派因为都有通讯人才，所以都在自己的据点中私设电台进行联络。海校本身只有一个警通排，库存的轻武器很少，因此两派组织都是从地方得到的武器弹药。红旗总部占领的楼下有一门多年未用的老式舰炮，也被找出来用作武器，并且朝着两派据点中间的操场开了象征性的一炮。当时两派都朝对方楼上的广播喇叭开火，而人员藏在楼内，不再直接当面交锋。
     当武斗升级到开枪的时候，南十七里已经噤若寒蝉，家家户户尽量减少外出，以防被武斗所伤害。
     一些年纪稍大的孩子，在学校参加了武斗组织，住进了各自的据点。当时的据点把楼梯完全封死，在楼层间的地板砸出洞来，搭上梯子用于人员上下。武斗的人员躲在楼内的高层，囤积了弹药食品，准备长期固守。而到了夜晚，各派都出动力量去攻打对方据点或是伏击对方的人员。
     在这些残酷的武斗中，南十七的孩子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个副校长的孩子在乘车参加地方组织的上街游行时，对立派扔了一颗手榴弹到汽车内，孩子的腿部被手榴弹所炸伤。还有一个孩子在铁路中学参加偷袭对方组织广播站的行动时，被对方设伏捉住，被棍棒打伤了头部，而同去的一个伙伴却受伤而死，为了派性争斗丧失了年轻的生命，还是驻军出动五个连的兵力，徒手举着毛主席语录本闯入武斗据点，才解救了被对立派组织捉住的人，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样的疯狂事件已是屡见不鲜。在铁与血的那个夏天，武斗大量发生，死伤的人员不断增加，工厂已经全部停产，社会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
     就在“文化大革命”演化成全面武斗的内战局面时，一个扭转大局的新转折却意外出现了。
     1967年的夏秋之交，领袖在严重的动乱中视察了大江南北，发出了独特的最高指示：“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当时领袖无可争辩的绝对权威，使得形势立刻出现了根本的逆转，各地群众组织只能按照领袖的话实现两派的大联合。中央军委也在9月5日发布了关于收缴群众组织手中武器弹药的命令，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在一定的时限内必须依照命令，将抢得的武器弹药全部上缴。
     J城两派组织在最高指示和“9.5命令”发布之后，迫于形势只好将抢来的武器大部分封存上缴，然后就大联合的有关事项展开了激烈的谈判。J城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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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⑨

1967年J城的夏天，是一个燥热的夏季。全国的运动全面失控，各地的派性斗争进入了武斗的高峰时期。而J城所在的L省的武斗范围之大、使用武器之高端，在全国也是列在前面的。
    由于江青发表了煽动性的“文攻武卫”的言论，使得全国群众组织大规模的武斗逐渐升级，从最初的拳脚相加到使用棍棒，再到使用枪支手榴弹，甚至有的地方还动用了小炮。而杀红了眼的群众组织，都以自己为正宗的革命左派自居，对对立派组织视若仇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戴着钢盔柳条帽、持着棍棒枪支的武斗组织人员横行城中，双方大打出手。一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极端狂热和失去理智的武斗中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而那些武斗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却还在疯狂地为本派的左派地位和派性观点尽力厮杀。当时，林彪的一段“语录”非常盛行：“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于是，在那个恐怖的夏天，经常可以听到某处出现武斗的消息。而一旦有了伤亡，造反派组织就用高音喇叭大声狂喊着要为死难的战友复仇，要向对立派组织讨还血债。有时只要某派的广播站反复播放着用苏州评弹演唱的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人们就知道一定是该派组织在武斗中出现了死亡事件。
    在群众组织为本派死亡成员设的灵堂里，经常摆满了花圈，写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等字样的挽联。
    8月18日发生在J城郊外沈阳军区步兵学校的好字派和糟字派两派组织抢夺军械库事件，造成了两派组织惨重的人员伤亡，也创造了文革中全军院校武斗死伤人数的一个罕见的记录。从那以后，两派都在市区的要点建立了武斗据点，然后看准时机就向对方发起攻击。
     海校有一个警通排，也有一个小型的军械库，里面有少量的武器弹药，于是两派都注意到了这个军械库。兵团总队设计了一个提前的埋伏计划，准备等红旗三总部前来抢夺军械库的时候，突然给予致命的打击，但是红旗三总部却没有上这个当，于是避免了一场残酷的厮杀。
    兵团总队和红旗三总部分别占领了海校一系和二系的教学楼，改造成了武斗的据点。其中红旗三总部占领的一系教学楼，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军重兵把守的原辽西省政府大楼，当年解放军攻打J城的时候，费了很大劲才将其攻克，虽然建造时间很长，却依然坚固耐用。兵团总队占领的二系教学楼，则是六十年代建造的教学楼，与附近糟字派组织联合总部占领的原东北局高干楼相邻。海校的两派组织隔着学校的大操场互相对峙，用高音喇叭互相谩骂，先是用棍棒后是用枪支互相攻击。
    由于是通信专业的院校，两派组织中都有精通电信的专业人员，架设大型的高音喇叭是简单的事。而在此前，兵团总队的几个人曾在海校的大礼堂里偷偷设了窃听器，偷听红旗三总部开会的情况，后来被红旗一派发现，引发了两派新的指责和对抗。而在这个事件中，一位姓杨的兵团成员出了名。这人原先在青岛时住在军法处宿舍，南十七的一些孩子那时也在该院居住，曾因小事与他家结仇。一次校务部部长的儿子领着一群孩子去戏弄他家的家人，唱着《我是一个兵》，气得他南方来的老娘出面大骂这些孩子。而在文革中这人却把精通通信技术的专长用在了派性斗争之中，也是文革史上的一个趣闻。
    当时武斗开始盛行，南十七大院已经是萧瑟一片。干部都随各自支持的组织去了不同的大楼，家属在家不敢随意外出。大一些的孩子也从家里参加了所在学校的武斗组织，住进了学校的据点。小一些的孩子，就被约束躲在家里，以免外出上街被武斗所伤害。
    在武斗逐渐升级，形势愈加恶化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运动的下一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当时南十七的一些干部，就把孩子送到了关内的老家，以躲避越来越凶的武斗。而一些留在学校的孩子，则参加了武斗的过程，有的在武斗中受了伤。例如一个副校长的孩子就在乘车上街时，被对立派组织人员扔进的手榴弹炸伤了腿。
    1967年的夏天，全国发生了武汉7.20事件和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而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使得运动全面失控，一些阴谋家跳了出来疯狂表演，一些造反派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支左的军队，要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
    狂热与混乱的气氛，弥漫了全国，也弥漫了整个J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