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夕 探索真实的大跃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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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真实的大跃进（下）
罗四夕　　转自 乌有之乡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自始至终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

毛泽东在58年大跃进中，开始头脑有点热，但他自始至终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
大跃进开始发动时，毛泽东还是很谨慎的，吴冷西说：“在会议（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也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本来，南宁会议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规定：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基本改变面貌。到了成都会议，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第63――64页）
（请注意！58年1月，毛泽东就警告：不要一阵风，搞得天下大乱，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毛泽东的话，人们为什么不听？高指标还越吹越凶呢？这到底是谁这到底之过呢？）
58年4月上旬，“在曾希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是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同上67页）
（毛泽东一再强调：订计划、提口号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说满了，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听，不仅说满了，而且还说过头，还弄虚作假。）
4月中旬，毛主席说：“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但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报纸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同上70――71页）
（58年4月，毛泽东就说，指标、计划讲过头了，他还戏言“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报纸上不要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毛泽东言之谆谆，一些人却听之藐藐。很多高指标就是在这以后出现的，因此，58年的“浮夸风”不是毛泽东刮起来的，不是毛泽东的过错。）
　1958年8月13日　，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9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王任重又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参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了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25页）
　58年8月29日　，毛泽东在修改人民公社决议稿时，还专门写了一段话，即：“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746－―747页）
（请注意！开始建立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就说：“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可是，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些人不仅急急忙忙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急急忙忙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其中就包括党内第二人物刘少奇。）
毛泽东还说：“办人民公社，要试，一个县要有一两个试点，不要一哄而起。”（同上744页）
（建立人民公社时，根本就没有试点，几乎是在九月一个月内，就一哄而起，在全国实现公社化了。）
还有，在这次会上，柯庆施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很多人同意柯庆施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态：“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
（58年9月，建立人民公社时，通通都是吃饭不要钱，没有人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58年11月6日　，吴冷西说：“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的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103页）
（对那些极左搞法，毛泽东生气了。）
还有《毛泽东传》里说，1958年11月3日到5日，是吴芝圃主持起草《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6日，就由邓小平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
9日上午，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
“第　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左的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毛泽东是反对拆散家庭的。在大跃进中，究竟是那些人，主张拆散家庭？）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经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毛泽东反对取消商品、消灭货币。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和货币，58年9月，有个中央负责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修改稿）》中，也主张取消商品，消灭货币）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请人们主意！这时，已经是58年11月了，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弄虚作假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毛泽东正在纠正这些错误，而邓小平这时接替吴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的“浮夸风”等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毛泽东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三极里头，都相当混乱。”这里的中央究竟是指的哪些人？毛泽东把四十条中的问题看得很严重，“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后来这个《纲要四十条》被毛泽东封杀了，没有交大会讨论。）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参看《毛泽东传》893――894页）
（由此看出，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四十条》，不仅没有纠正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而且还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
为了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从1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吴冷西《忆毛主席》103――104页）
（为了澄清几百万干部的糊涂观念，他带领与会的人们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著《苏联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可见毛泽东为了纠正一些人的糊涂观念，真是用心良苦。）
　11月22日　，“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五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得成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同上107――108页）
（请大家认真读这三段话，是哪些人在鼓吹高指标。毛泽东对高指标的危害是多么忧虑，为了反对高指标他“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说，“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　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说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同上111页）
（由此看出，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穷过渡”的，他认为现在就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发昏说糊话，是非常危险的。）
“毛主席说，凡迷信一定要破，凡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坚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得赔礼道歉。”（同上112页）
（毛泽东强调，凡迷信一定要破，凡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对资产阶级法权要一分为二，落后的要坚决破，现在还有用的就不要破，把现在有用的破了就会天下大乱。）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说那样搞要不得，一些干部就是不听，依然我行我素。他无可奈何，　1959年4月29日　，他直接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写信，信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密，不可太稀。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级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十年内不可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簿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的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些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了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235――238页）
（毛泽东以上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些干部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就没有把这封信传达到基层去。可见毛主席当时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有多么艰难。从这封信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毛泽东是坚决反对刮共产风和浮夸风的。）
1959年6月中旬，毛主席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去年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好省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吴冷西《忆毛主席》134页)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　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同上135页）
（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59年6月20日　，毛主席说，“我们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年）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商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同上140页）
（由此看出，直到59年6月，一些人都还在顽固地坚持高指标，叫他们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个年产4亿吨钢的计划，使浮夸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被毛泽东制止了。）
薄一波还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呀！’一个时期一股热情，谁不想搞得快一点。但愿望与可能毕竟不是一回事。毛主席首先察觉到这一点，提出‘压缩空气’，说明他的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发现和判断问题的敏锐性比我们高，转变不合乎实际的看法比我们快。这的确是很不容易、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817页）
“我们都钦佩毛主席驾驭全局的本领。以上的记述再一次说明，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深，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总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有了上述的分析，问题就清楚了，就是人民公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超前了，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同上823――824页）
　　（薄一波这个人很不错，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不文过饰非的人，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归于别人的人。）

大跃进的成就与损失

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底，核实的粮食产量4000亿斤，比上年增长2、5%。棉花3938万担，比上年增长20、1%。钢产量（剔除土钢）80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49、1%。同1957年比较，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加到2、7亿吨，发电量从193亿度猛增加275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2、8万台猛增到8万台。工业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都有不少的成就，北京的十大建筑、十三陵水库等，也是大跃进第一回合中建成的。应当肯定，经过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所增强。（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09――710页）
还有14个第一：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年3月11日）；
第一台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年3月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年4月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年6月1日）；
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族加速器；（1958年6月）；
第一个最大的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年7月17日）；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年9月14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年1月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年1月1日）；
第一台每秒运转万次的快速能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1959年9月）；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年11月28日）。
在交通方面有：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698公里）；
1958年3月，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通车；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北京―包头―银川―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2月，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这些铁路和大桥的建成，对于改善西南、西北和中南内地的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水利建设方面有以下成就：
1958年5月，修建北京十三陵水库，给北京市人民带来了福音；
1958年11月，海水河拦河硕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返回内河；
1958年12月，黄河三门峡截流完成；
1960年1月，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人们号称天河）破土动工，于1969年7月竣工。
1960年2月，河南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1961年12月，新华社报导，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如著名的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产棉区河北的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还有各地修的不计其数的大小水库和堰塘。这些水利设施的建设，防洪抗旱起了很大的作用。
（请参看张宏志著《还清白于毛泽东》1－8页）
还有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两项伟大成就，即：大庆油田和两弹一星的建成。大庆油田建成甩掉了我国“贫油国”的帽子，基本上解决了当时我国的能源问题，而且还有多余。这不仅为把我国建成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良好的能源基础，同时还能给有些国家提供平价石油，促成他们与我国改善关系。大庆油田建成时，正是世界石油危机，油价暴涨。如当时的菲律宾本是跟美国一起封锁我们的，由于我们卖给它平价石油，促成它提前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两弹一星建设成功，使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此，大跃进是有很大成就的。

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损失，主要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浪费了资源和资金。在农业方面的损失就大了，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全面减产，加之苏联逼债，给全国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有些地方确实饿死了人。这是最大的损失，也是大跃进中的污点。
到底饿死多少人呢？应当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如果统计局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国家统计局可以重新调查，调查组的成员，左、中、右人士都应当有，这样调查出来的数字才是稳妥可靠的。现在人们说的：饿死一百多万、一千多万、两千多万、三千多万、四千多万……都是不准确的。
他们中有的人说的死亡数字是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推算出来的，在推算时，他们只根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增长与减少推算出来的死亡数字，他们推算时都忽略了那时影响出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在大跃进期间，夫妻分居的人比较多，仅58年一年就有6000多万青壮年人上山，这对出生率是有很大影响的。从历年的人口统计来看，1963年是我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一年。为什么63年增长率最高呢？因为62年减少了2000多万城镇人口回到农村，夫妻团聚的时间多了，出生率自然就会高了，人口增长率自然就高了。
有的人说的死亡人数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得出来的。
有的人说的死亡人数是别有用心、胡说八道说出来的。

大跃进中的损失究竟是谁造成的？

把大跃进中的损失归罪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造成这样大的损失。责任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
在农业上的责任人主要是谭震林（他是中央管农业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他们中有的人想当先进，就弄虚作假，欺骗中央，欺骗人民，搞浮夸风，刮共产风。这是造成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在工业上的主要责任人是冶金部长王鹤寿、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工业上的高指标首先是他们刮起来的。特别是王鹤寿，毛泽东都觉得107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他那冶金部的一邦人却拍胸脯保证能完成。他们的浮夸对中央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是具体在前线管业务的。
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等人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是管宣传的主要负责人。1958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人民日报》不要宣传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并强调对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定要卡死。但是，在1958年10月以前，《人民日报》却不厌其烦的、连篇累牍的，登了许多天方夜谭的“卫星”。这就助长了那些弄虚作假的人进一步弄虚作假，使弄虚作假一浪高过一浪。因此，他们对浮夸风和共产风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党中央的常委中，刘少奇有很大的责任。张宏志说，“左”倾
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刘少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刘的一些“左”的言行基本上是在　1958年6月14日　以后才出现的，而吴芝圃、王鹤寿等人的“左”的言行，在58年1月下旬就逐渐出现了，刘的“左”的言行是在吴芝圃、王鹤寿、薄一波和李富春等人的影响下出现的。因此，刘不是“左”倾错误的始作俑者。刘少奇的问题是：在那些“左”的影响下，他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如他说：“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要跟着改。地方改了，军队也得改。”……
刘少奇这些“左”的言行，对当时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当时的错误就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因此，在中央的常委中，刘少奇对当时的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
在党中央的常委中，邓小平也有不可推卸责任。他在视察东北和贵州时的讲话，不是人云亦云，同意别人的意见，而是有创新。如说东北的粮食只增产20――30%是落后的表现，要增产100%才算粮食过关。他还摧促东北尽快成立城市人民公社，而且要一个市就成立一个人民公社。在视察贵州时，要求要少种多收，要成立“胡思乱想”办公室。58年11月，他接替吴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规定，1972年钢产量要达到4亿吨，按人口平均超过英国。这个纲要中的浮夸风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毛泽东的责任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他的责任大，是因为大跃进是他领导的，王鹤寿等人提出那些不合实际的高指标，开始他是同意的，出了问题，他当然有很大的责任。说他的责任小，那是因为在大跃进中，他只提了“十五年钢赶上和超过英国”，“十二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如果按这个时间表来逐步实现是不会出大问题的。除此而外，在整个大跃进中，就没有发现毛泽东提出过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其他人提出的高指标，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有问题，“共产风”和“浮夸风”等是他最早发现的，并想了很多办法，下大力气纠正那些错误。但是，请注意！当时在常委中，响应毛泽东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的人不多，在58年、59年整个大跃进中，还没有发现，中央其他领导人指出过大跃进中的错误，更没有发现他们提出纠正错误的办法。有的人还要给毛泽东唱对台戏，如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就是在这时，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的高指标却非常吓人。又如“　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现在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怕犯冒险主义。刘少奇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指由大队所有制转为公社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了，反而不利。彭真讲，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了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器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化比晚转化好，三四年就可以过渡。（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71页）
因此，可以说，大跃进的严重问题，是由于各级领导人没有认真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事，没有认真按毛泽东的意见纠正错误。
周恩来只是发明了“跃进”一词，还没有发现他在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有不妥的言行。
陈云只是在袁保华等人的唬弄下，在大跃进中提出“土法”炼钢，现在还未发现他有其它不妥的言行。
朱德和林彪直到现在也未发现他俩在大跃进中的不妥言行。
从以上资料看出，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是很多人共同造成的，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造成的，更不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在中央的常委中，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比较大一些，因为他俩在第一线指挥，他们到基层去，不仅没有发现、制止大跃进中的犯错误，而且还火上浇油。

人们在大跃进中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人们在大跃进中为什么会犯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许多人把在大跃进中犯错误的原因，归纳成一个“左”字，一“左”了之。这个“左”字原因并没有使人们从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因而，大跃进时期犯过的错误，在改革开放时期照样犯，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内容和形式不同而已。
人们在大跃进中犯错误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有三：第一个客观原因，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缺乏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规律的，但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容易的，往往是规律遭到破坏时，人们受到惩罚时，人们才开始去重视它、认真去研究它，也只有某个事物发展得比较成熟时，人们才能逐渐认识它。58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只有四十年，中国只有八年，因而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缺乏认识，在经济建设中要犯错误也在情理之中，不必过分苛求。现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认识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现在不是按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而是按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如果说，大跃进中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缺乏认识造成的，那么改革开放中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要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第二个客观原因，是人们缺乏搞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不仅毛泽东缺乏搞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当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和许多省市的负责人以及一些专业部门的负责人都缺乏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当时农业指标不断上升，时间不断缩短，就是各省市的负责人互相攀比哄抬起来的；钢和工业的指标不断上升和时间不断缩短，就是冶金部、计委、经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这表明那些业务部门的多数人也缺乏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才闹出那样的笑话。
第三个客观原因，是人们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思想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一是急于求成。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就出现急于求成，就敢想代替科学、敢想代替规律、敢想代替政策，说大话不要本钱，甚至湖说八道。本来钢产量计划十五年赶上英国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宏伟目标，但人们还不满足，提出两年赶上英国，这还不满足，又提出十五年后，钢产量按人均产量赶上英国，即１９７２年我国钢产量要达到４亿吨。本来十二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就已经有一定困难了，后来又提出三年基本实现，而河南省委还提出一年基本实现。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弄巧成拙，成为后人调侃、讥讽的资料；
二是一刀切，一哄而起。在那个时候，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典型，即使是完全正确的，也应当经过试点，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能推广，推广时要分批分期的进行，也不能一哄而起。如５８年出现的人民公社，至少要经过两年的实践检验才能逐步推广。但５８年，人民公社刚一出现，究竟是公猫还是母猫都还看不出来，就在一个五亿多农民的国家里，经济极不发达，农民文化程度又低，不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就在全国（少数民族除外）推广人民公社，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搞人民公社是复杂的、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吃饭不要钱，不经过试点，就一哄而起干起来，就肯定要犯错误，不犯错误，那才是怪事。
大跃进时期，人们犯了一刀切、一哄而起的错误，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后人并没有从一刀切，一哄而起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依然在犯一刀切和一哄而起的错误。拿农村的联产承包来说，在小岗村和一些领导能力弱的公社，搞一下联产承包是可以的，但一刀切，一哄而起推广小岗村的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公社都搞联产承包也就错了，又犯了一刀切的犯错误。因为现在还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人，坚持按人民公社主要精神办的村或队，集体致富就搞得非常好，如河南的南街村、四川彭县的宝山村……。当时搞联产承包的典型小岗村，现在与南街村、宝山村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南街村是名符其实的共同富裕了，而小岗村就是扶不起“阿斗”。改革开放以来，还有搞开发区一哄而起、搞房地产一哄而起、搞教育是产业一哄而起、搞学院改大学一哄而起、大学扩大招生一哄而起、搞招商引资一哄而起（一些地方没有条件，就给中小学教师分配任务，叫大家都去招商引资）、搞承包一哄而起（许多单位的公有财产都包到个人的腰包）、各单位搞创收一哄而起（这是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根本原因）、搞私有化一哄而起（使全国人民几十年来，勒紧裤带积累起来的财富，在短短几年就流向私人的腰包，使大量工人失业、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建机场一哄而起、建高尔夫球场一哄而起，这难道不是在重蹈大跃进一哄而起的覆辙吗？
三是强迫命令，运动群众。现在，有人说，搞经济建设，就不能用战争年代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之一，就是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
这话值得榷确。在大跃进中，不是搞群众运动搞错了，而是运动群众搞错了。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群众运动，就是发扬民主，就是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自觉自愿地去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这样的群众运动，在战争年代搞是正确的，在经济建设时搞也是正确的。而运动群众，就是强迫群众去干群众不愿干的事。在大跃进中，强迫命令的事不少。有些坏事就是强迫命令造成的。可是人们对大跃进中运动群众和强迫命令造成的后果缺乏认识，在改革开放时，照样搞强迫命令。
改革开放有无强迫命令呢？当然有。只不过表现形势不一样，不像过去那样轰轰烈烈，过去搞强迫命令运动群众还事先通知你，让你讨论讨论，虽然心不服，但嘴上还是服了。而现在搞的强迫命令，事先不让人们知道，知道了也不准你说话（在家骂娘还是可以的），更不准你游行示威反抗，甚至还不准上访。如私有化，买断工龄，使大量工人下岗、失业，这算不算强迫命令？四千多万农民失去土地算不强迫命令？房屋拆迁中有无强迫命令？教育是产业算不算强迫命令？所谓教育产业者就是强迫学生家长多掏腰包也；
第四个原因，就是人们的主观原因，即有的人道德品质不好。过去，把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当成是一般的作风问题。这种看法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实质是一些人的道德品质不好，搞欺骗，欺骗中央，欺骗人民，为自己升官创造条件。这种欺骗行为主要是有些省、县、乡干部搞的，但也有一些记者跟着起哄，中央和广大人民受骗是因为他们没有到现场查看受骗，而有的记者是到现场亲眼看到在弄虚作假，为什么不揭露这种欺骗行为呢？编辑部还要公开报到呢？由于是《人民日报》报道的，不仅欺骗了中央，欺骗了人民，就连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受骗上当。因为是《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人们就信以为真。
由于这些品质不好的干部搞欺骗，鼓吹亩产上万斤，给人们一种假象，误认为粮食过关了，一方面搞大吃大喝，搞吃饭不要钱，另一方面国家把工作重点完全转移到工业上来，使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这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到手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回家，于是就造成当时的粮食危机。因此，生活困难时期主要是一些品质不好的干部造成的。
在改革开放年代，有无欺骗党、欺骗人民的行为呢？不仅有，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许多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许多排污企业长期阳奉阴违，有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更严重的“打左灯往右拐”的政治欺骗……。改革开放年代的欺骗行为远远大于、高于大跃进时期的欺骗行为。大跃进时期的欺骗行为，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的产品产量上，欺骗的时间也比较短，59年底基本上就禁止了。而改革开放年代的欺骗行为，几乎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三十年来经久不衰，现在还在向纵深发展。大学的评估检查，弄虚作假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比大跃进时期的弄虚作假，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教师干部弄虚作假人手不够，就把毕业班的学生和研究生找来一起搞弄虚作假。学校的党委书记，害怕退休教职工给检查组说实话，先给大家说，要在锅打饭吃，就不要往锅里吐口水，意思是说不要给检查组说实话。然后就威胁说，谁砸学校的牌子，我就要砸他的饭碗。其实，检查组的成员何尝不知道在弄虚作假呢，只是他们把礼品、红包一拿，就不知道弄虚作假了。
　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纪律、法律、规章制度很多很多，为什么制止不住贪污盗窃和弄虚作假呢？因为这些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标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治本。怎样治本呢？在治标的基础上，还是要学习毛泽东的办法：一是要改造人的灵魂（首先是改造干部的灵魂），丢掉私心杂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群众路线，群众监督，也就是要发扬真民主，而不是嘴上说的假民主。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思

　58年8月16日　前，毛泽东是在考虑国际问题和炮打金门，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大跃进上，没有打算搞人民公社。在　8月17日　开始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怀疑1070万吨钢可能完不成，不打算对外公布。但　8月30日　，冶金部一邦人去向毛泽东保证能够完成，并建议对外公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
毛泽东经过9、10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很大，于是11月2日至10日，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至27日，在武昌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在武昌开八届六中全会，59年2月又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至4月开上海会议，5月、6月又在北京开会纠正大跃进的高指标和人民公社的共产风。
尽管在大跃进中，下面没有完全按中央精神和毛泽东的意见办，毛泽东在这些会议上还是多次作了自我批评，特别是59年6月在北京会议期间，他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我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次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从认真汲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吴冷西《忆毛主席》135页）
1962年1月，他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是比较的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还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又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曾这样形容“大跃进”时期的领导特征：“象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痛。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还不熟。”
因此，毛泽东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非常谨慎。1964年5月10一13日，在听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毛主席说：“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是有客观规律的”。　1965年6月16日　在听余秋里汇报的“三五”计划时，他又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还要留有余地，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在800一900亿元（计委的初步意见是1000亿元），建设项目不要搞那么多。1975年，陈永贵写的报告，建议人民公社把以生产队为基础，改成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毛主席把陈永贵的报告交邓小平办。邓小平同意陈永贵的意见，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最后，毛主席说，不要变更公社现有的所有制。
从以上的言和行看，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思是深刻的。

说几句公道话

李若建在2000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影响》。文章最后说：第一，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时代。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过于集中在政治史的角度，集中在个别领袖身上，缺乏社会史、经济史、甚至自然史的角度去研究。其实大跃进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众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从国家领导到基层干部都有责任，造成困难时期人口损失的原因也相当复杂，因此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第二，对这一复杂时期的研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不文过饰非，不夸张，不注入个人感情色彩，只有这样才可能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李若建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但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下面我就对“过于集中在个别领袖身上”谈点自己看法。
所谓“过于集中在个别领袖身上”，就是指过于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我认为，把大跃进时期造成的困难，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是很不公道的。
从大跃进的由来看出，大跃进不是毛泽东提出的，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而是当时的中央反复讨论一致同意通过的，现在还未发现当时中央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不仅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有的中央领导人还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建议。有些不切实际的建议被毛泽东当时制止了，如有位中央领导人叫毛泽东在58年国庆前后，宣布全国吃饭不要钱，主张取消货币，毛泽东就没有同意。还有一位中央领导人计划1972年要生产4亿吨钢也被毛泽东制止了。有些是毛泽东当时就制止没有制止住，如公社吃饭不要钱毛泽东制止了，但没有制止住。毛泽东说，搞人民公社先要试点，不要一下子铺开。下面就是不执行。　
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同志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308、309页）
邓小平这些话的精神是正确的，不能把那时的错误全推到毛泽东的头上。但具体说法就不对了，如说“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这个说法就不公正了。他们不只是没有反对而已，而首先是他们的头脑发热，特别是刘少奇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头脑最热的一个人。请看下列事实：
58年4月底刘少在郑州火车站，刘少奇就叫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去搞公社试点。5月又要北京、天津搞公社试验。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事先并没有建立人民公社的课题，就因为河南搞了个人民公社的材料启发了大家，人民公社才提上议事日程的；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决议上说的“三四年、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可是，后来刘少奇给外国代表团讲话时，改成两三年就可以向全民所有制过度。
有人说：58年生产1070万吨钢是毛主席下的决心，毛主席是受柯庆施的影响。
这个说法也不正确。毛泽东提出的是用15年时间，钢赶上或超过英国。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向工会代表大会致祝词说：15年内，钢和其它重工业产品赶上或超过英国。后来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提出：10年赶上英国，20年赶上美国。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又提出：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后来李富春又说，59年钢就要赶上英国和日本。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说：58年钢1000万吨，59年钢2500万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问王鹤寿，58年钢能不能翻一番?　　
王鹤寿说：布置一下。王鹤寿的布置是1100万吨。
后来，毛泽东觉得完成1070万吨钢有困难。冶金战线的一帮人又向毛泽东保证完成任务。这时毛泽东还是信心不足，念了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本来，1070万吨钢是不向外公布的，不公布还有后退的余地。又是薄一波建议向外公布的。既然公布了，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由此看出，1070万吨钢不是毛泽东下的决心，毛泽东问能不能翻一番，主要不是受柯庆施的影响，主要是受王鹤寿、李富春和薄一波的影响。
以上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大跃进”的错误确实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当时中央集体犯的错误，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共同犯的错误。他们在贯彻执行中不断改变原来的计划，甚至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干的事，有的人也偏要干，如“公社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的决议上没有，当柯庆施提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说“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再看”。可是在搞的过程中，所有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甚至有的中央负责人还要建议毛主席在国庆前后，宣布全国人民都吃饭不要钱。农业部副部长王正仁到徐水县去搞试点，当年就全县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又如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说的是十二年完成。可是，在贯彻时，人们又提出七年完成，最后几乎是一致同意三年基本完成，河南省委还提出一年完成 。
　1958年8月13日　，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9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王任重又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参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了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25页）
因此，把大跃进中的错误，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是完全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