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夕 探索真实的大跃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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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真实的大跃进（上）

罗四夕　　转自 乌有之乡


打油诗、大跃进
“三面红旗”影响深，评头品足要自明。信口开合发议论，张冠李戴误子孙。

大跃进已过五十多年了，但对大跃进的来龙去脉知道的人并不多，比较多的人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人们这一弱点，胡言乱语，把大跃进中的问题张冠李戴，把大跃进中的错误全部栽到毛泽东的头上。因此，有必要对大跃进认真探索，争取把真实的大跃进告诉人民。办法就是用事实说话，实话实说。

“大跃进”这个词从何而来？

1989年出版的《辞海》里，没有跃进和大跃进这两个词。
薄一波说：“我顺便讲一个小插曲，说说毛主席在讲话中表扬周总理1957年6月23日在人大的那一篇报告。报告中有两段话，批评了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肯定了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后来毛主席看了彭真同志1958年5月25日送来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毛主席当即写了一封信，表扬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周总理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140天。5月26日，彭真同志又把周总理的这篇报告送给毛主席，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总理在当夜也给毛主席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45――646页）
由此看出，“跃进”一词是周总理发明的。
那么，“大跃进”又从何而来呢？
从现有的资料看，“大跃进”这个词的出现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　1957年10月27日　，《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中说：“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时提的是“巨大的跃进”，还不是“大跃进”；
二是，　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题目是《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又说：“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篇社论是“大的跃进”，还不是“大跃进”；
三是，发表这篇社论时，毛泽东在苏联，他根本不知道。李银桥说：“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接见客人。客人走后毛泽东到菊香书屋去。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引者注）伴在他的身旁，边走边议论着国家建设的形势和当前的工作，这位负责同志聊起了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他认为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毛泽东拉长了声音说，明显地激发起了兴趣。
“毛泽东继续咀嚼着这三个字，他满意地说，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
“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了，毛泽东仔细阅过，在上面批了字，大意是：提法很好。”
（李银桥　韩桂馨《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54页）
从以上资料看出，“大跃进”这个词是从周恩来的口说出来的。但周恩来又说是“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到底是谁提出的，现在还无法肯定。但是，肯定“大跃进”这个口号不是毛泽东提出的。

“大跃进”是谁发动的？

现在,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认为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毛泽东自己也说“大跃进”是自己发动的。这个问题还值得商榷。人们都说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发动“大跃进”。但是，实际上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大的跃进”后，农村的“大跃进”就开始了。全国各地农村出现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运动，投入劳动力直线上升：10月两三千万人，11月六七千万人，12月八千万人，1958年1月高达1亿人。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农业“大跃进”，形势喜人：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就有的受益面积，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涌现低洼易涝的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沙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预计比1957年多8千万亩。”（《共和国五十年风云》第二卷第838页）
由此可见,农业“大跃进”是1957年底开始的，而不是58年初开始的。这时的“大跃进”，主要就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因为此时毛泽东在苏联，他连“大跃进”这个词也还不知道。
1958年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
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文中还说，“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篇社论有三个看点：一是《乘风破浪》这个标题就很诱惑人，毛泽东就是在这篇社论的启发和鼓舞下，才积极主动参与领导大跃进；二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很提神；三是率先提出“超英赶美”和“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的口号，实际上，《乘风破浪》这篇社论就吹响了全面“大跃进”的号角。
《乘风破浪》这篇社论写作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发表后他也没有看，他是在和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交谈时，周谷城说，元旦社论归纳起来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才引起毛主席的重视，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很好。就是这篇社论触动了毛泽东大跃进的神经，使他欣喜若狂。他认为这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功劳，因此，他在通知开南宁会议的名单中，居然把吴冷西排在第一个，其顺序是：吴冷西、总理、少奇……共27人。这个排名次序使吴次序西百思不解，同时也很紧张，心想是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有问题。后来毛泽东表扬了这篇社论。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当天（　58年1月15日　）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
从以上两节来看，全面发动大跃进的第一人不是毛泽东。那么，不是毛泽东又是谁呢？是两篇社论：一是，　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理论与实践，理论就是“大的跃进”，实践就是已经在农村掀起了农业的大跃进。二是，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 文中说：“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就是在这两篇社论的精神启发和鼓舞下，才积极投入领导大跃进。而这两篇社论的精神，毛泽东事先不知道，因此，到底是谁发动的大跃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58年元旦社论《乘风破浪》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是胡乔木组织写的，经刘少奇和周恩来审察、批准后发表的。　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报》社论的来龙去脉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谁发动的大跃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不能信口开合，胡言乱语。

毛泽东以奇特的方式领导大跃进

大跃进不是毛泽东提倡的，也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是毛泽东领导的，而且他领导的方式是奇特的。“大跃进”和“乘风破浪”这两个词，激发了毛泽东的极大热情、极大兴趣和极大勇气，他对“大跃进”这个词特别欣赏。直到　1958年5月26日　，他还重看已过了6个月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看后并写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信中说：“重看　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254页）
一九五七年前，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是很谨慎的，1956年11月18日，他对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说：“我对中国的建设并不着急，这是人类的一场试验。坦率地说，不搞一百年左右，分不清是成功，还是失败。”（见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刊物《同舟共进》1991年第11期）但在“大跃进”和“乘风破浪”的鼓舞下，他积极主动地领导了大跃进，他领导的方式是奇特的，他不是直接说要生产多少多少产品和什么时间完成，而是批“反冒进”。也就是批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反保守主义，也要反急躁情绪》，他说这篇社论反掉了多快好省，反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反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批这篇社论是错误的。错在那里？错误有四：
第一，态度不好。那篇社论不是背着你毛泽东发表的，而是交
你最后拍板，你批了“不看了”，别人以为你同意了，就发表了。如果发表后影响不好，造成了不良后果，你应该首先作自我批评，那是你的失职，你为什么不看？你说是有问题，你是发气不看。别人怎么知道“不看了”三个字是你在发气呢？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十分有害的；
第二，别人已经改正了，还要继续批就更错误了。那篇“反冒
进”的社论是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　1957年6月26日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1957年10月和11月，《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都提出要“大跃进”，1958年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又提出“鼓足干劲，立争上游”，还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这说明人家是以实际行动改正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没完没了批“反冒进”就没有道理了。也违背了自己一贯提倡的有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的精神。
第三，批错了对象。批“反冒进”的时候没有说是批谁，后来
有人问，批的是谁？毛说是批陈云。这就更不对了。这篇社论与陈云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有错误，在领导人中，第一是刘少奇，因为陆定一事先请示了刘，在刘少奇指示下写的，最后是刘审阅的。第二是周恩来，周也审阅过。毛泽东批反冒进时，周恩来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刘少奇的风格就不高，没有主动承担主要责任。
即使是陈云也不该采取大会批判的方式，陈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应该以平等的态度，私下交换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理服人。不该居高临下，以势压人。这次批“反冒进”开了不好的头，把自己临驾于党中央之上，这就妨碍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
第四，批“反冒进”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跃进”是个好东西，“鼓足干劲，立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不错。但“推波助澜”就不对了。干劲已鼓足了，又在立争多快好省，再来“推波助澜”，就等于火上浇油了。

对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人们　

“推波助澜”的人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还有一大群人，他们是：
以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代表的一群省市的领导人的推波助澜。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吴芝圃说，河南一年就能完成。在他的带领下，各省市都争先恐后的分别提出：七年、五年、三年、两年完成“四十条”。以放“卫星”为代表的“浮夸风”也是从河南带头刮起来的，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随后各地的“卫星”越放越高，《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人民公社”也是出自吴芝圃之口。58年6月，柯庆施在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时规定“1959年华东五省（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那时的华东地区既缺煤矿也缺铁矿，59年就能生产出800万吨钢是很鼓舞人的。
这些第一线的领导人的推波助澜，搞浮夸，对中央和中央各部委是有很大影响的，对下影响就更大了。
以薄一波为首的经委一些人的推波助澜。薄一波出了三个馊主意：一是建议中央搞两本账。他承认“中央一本帐，地方一本帐”是他的建议。他说：“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个建议是个失误，因为两本帐或三本帐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帐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帐，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帐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各行业也好，‘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帐的方法，层层拨高的”；（《回顾》682页）
二是提出“工业以钢为钢，带动一切”。（同上699页）
这个口号对掀起大炼钢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他自己说：“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写上1958年力争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的主意。”（同上706页）
原来1070万吨钢是第二本账，是争取完成的，实在完不成，就拉倒。正式公开公布了，就变成第一本账了，就是必须完成的了。这就逼上梁山了，没有退路了。
还有“　1958年6月17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水平。’”这个报告就不是薄一波个人的意见，而是国家经济委员会一些人的共同的意见。
（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验》108页）
薄一波这些馊主意毛泽东基本上接受了，对毛泽东领导大跃进的影响是很大的。
薄一波尽管出了不少馊主意，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因为他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如以“钢为纲”和“两本账”是他和毛主席私下谈的。如果他的品质不好，毛主席死后，他把这些馊主意推给毛主席，那毛主席就要背一辈子黑锅了。
以王鹤寿为首的冶金系统的一些人的推波助澜。　58年3月20日　，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中论证：“10年钢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薄一波《回顾》693页）
毛泽东看了王鹤寿这个论证报告很兴奋，称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4月15日　，毛泽东给少奇、恩来、小平、陈云、乔木、吴冷西各同志写的一封信中还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5月23日　，王鹤寿又在大会发言时，论证：“5年可以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同上695页）
　6月19日　，毛泽东问他“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搞1100万吨。（同上700页）
关于1070万吨钢的问题，当时任冶金部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袁保华后来的回忆是：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毛主席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毛主席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共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来看，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去检查自己？
　　从袁保华以上的回忆来看，冶金系统这一邦人不仅唬弄了毛主席，也唬弄了陈云。在他们的虎弄下，陈云也认为1070万吨钢是可行的。
陈云也推波助了一下澜。陈云本来是很冷静的，但在一些人的唬弄下，他头脑也有些发热，8月25日开幕的工业书记会议上，他提出：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命运还有一个时期。（同上705页）
“土炉子”对大炼钢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大单位内的大炼钢铁就是“土炉子”搞起来的。
以李富春为首的计委一些人的推波助澜。　5月5日　到23日，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中，提出7年钢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王鹤寿在会上发言论证，5年钢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6月16日　，李富春向党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认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产量超过二千万吨，争取达到二千五百万吨，超过日本，超过英国”。“现在看，以钢为主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695－697页）
这是国家计委的《计划要点》，不是李富春个人的意见，也就是说推波助澜的不是李富春一个人，而是国家计委的一邦人。
刘少奇对大跃进推波助澜是惊人的。薄一波说：“少奇同志1958年11月7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一段回忆……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搞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著）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731－733页）
（这就是说，1958年4月底，刘少奇就要求河南省、北京市和河北省搞公社试点。）
许全兴说：“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刘少奇把办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庭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的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6月30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工厂、商业、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　7月5日　，他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7月19日　，他在天津的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7月14日　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视察。视察时讲了什么，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在北京、天津讲的差不多。报到中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等等。刘少奇以上的这些讲话，无疑会对省市的干部发生作用。刘少奇对办‘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公社很热心。”
（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第157－158页）
（请大家认真看刘少奇上面的讲话，6月14日他说四五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6月30日，他又说，三四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许全兴：“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非常关心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他问一个乡的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心思，又来了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对群众的这两句话很感兴趣，他说：‘这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他还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要跟着改。地方改了，军队也得改。
“　9月27日　，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实行供给制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们干部中间及在军队中间再实行供给制问题。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排队。　58年10月3日　，刘少奇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承认，现在公社的性质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69――170页）
许全兴：“　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现在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怕犯冒险主义。刘少奇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指由大队所有制转为公社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了，反而不利。彭真讲，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了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器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化比晚转化好，三四年就可以过渡。（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71页）
刘少奇1958年9月19到28日，视察江苏时，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把以上刘少奇的言行归纳一下：
第一点是：1958年4月底，刘少奇就叫河南省、北京市和天
津市搞公社试点。
（点评：他58年4月说的公社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后来人民公社的内容。）
第二点是：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点评：从58年起，三十年后，就等于三四个美国。这话只有刘少奇才说过；四五十年就能到共产主义也只有刘少奇说过；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也是刘少奇说的。刘少奇说这些话时，人民公社还未诞生。刘少奇的这些话对“浮夸风”和“共产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点是：“6月30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点评：15天前他说的是四五十年到共产主义，15天后他又提前到三四年到共产主义社会，由此看出，他是想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第四点是：“7月19日，他在天津的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点评：58年7月19日，刘少奇就说：一个乡一个社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
第五点是：　58年10月3日　，刘少奇说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点评：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这与北戴河中央会议公报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公报上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
第六点是：刘少奇1958年9月19到28日，视察江苏时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点评：他嫌一万斤少了，希望农民还能多打些。）
第七点是：“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非常关心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他还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要跟着改。地方改了，军队也得改。
（点评：这就是要搞全民吃饭不要钱。）
还有，薄一波说：这年“九月中旬，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在江苏、浙江两省召开人民公社干部座谈会，起草了一份以分配问题为中心的题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修改稿）》的文件。文件规定：公社社员除吃饭不要钱外，所得工资报酬，一律存在公社，发给存折，不计利息；社员消费需要，由公社统一购买，统一分发，或由社员凭存折到公社门市部选购。‘无论统一分发或自行选购，均采取转账办法，实行非现金结算，以便减少货币流通范围和杜绝资本主义。’在将文件报送毛主席审察时，这位负责同志还建议毛主席于国庆前后宣布全国吃饭不要钱。文件草案虽然没有被毛主席和党中央采纳，但已用安徽省委办公厅的名义发给省内外一些单位，以致流传很广，影响已成。在一些地方，‘非现金结算’成为打白条、无偿调拨农民财产的借口之一”。（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753页）
（点评：建议毛主席于国庆节前后宣布全国吃饭不要钱的这位中央负责同志是谁呢？薄一波没有没有说。但从《人民日报》58年9月30日刊载的《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和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情况来看，这位负责同志是刘少奇的可能性很大。到底是谁？现在还无法肯定。这位负责同志组织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传开后，在当时是起了很坏的作用，刮共产风与这份文件的关系也极大。《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修改稿）》这个文件就是主张取消货币的。因此，希望人们把这位中央负责同志的名字查出来，把他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修改稿）》的内容公布出来，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大跃进的本来面目。）
邓小平对大跃进推波助澜的特点。新华社1958年9月３０日讯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富春、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和赵尔陆等同志，９月１０日至２９日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视察了工作，对东北地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城市公社、整风等方面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邓小平等同志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等三十多个工厂和矿山。他们对东北地区工业建设的蓬勃发展表示满意。在视察中，邓小平和李富春同志都指出：东北三省钢铁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机械制造能力占一半以上，是我国工业的重要基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国集中力量把东北建设起来了，东北三省目前的任务，就是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并逐步合理发展。支援全国的任务完成得好坏，是检查东北三省工作的主要标志。
邓小平和李富春同志一致指出：１９５９年全国工农业发展的速度，将比１９５８年还要快得多。东北三省的任务也会越来越大，担子会越来越重，对此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为了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东北各企业应该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大大地提高生产水平。东北地区的很多工厂，规模大、设备新，因此也应该作出更多的大事和新事，在生产跃进方面要带头，在挖掘潜力方面要争先，在技术革命方面要放“卫星”，在企业管理方面要出经验。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要求自己，东北的各厂矿企业就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
邓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勉励各企业、特别是各大企业要高插红旗，拔掉白旗。他们指出：要树立红旗，首先必须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反对老大自满。要树立起敢想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作不好的我们可以作好，别人办不到我们可以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　　这就要彻底打倒贾桂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其次，必须坚定地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多数，充分地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企业管理制度。邓小平同志对长春第一汽车厂的经验表示满意。他说：在企业管理方面，我们的“宪法”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长春汽车厂按照这个“宪法”办事，他们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工人参加了行政管理，也参加了工厂设计和技术管理。这个工厂原来设计是年产汽车三万辆，现在准备把生产能力提高到十五万辆。与此相反，如果思想不解放，陈规陋矩不破除，尽管企业管理人员天天睡到高炉旁边去，也于事无补。
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必须大闹技术革命。他说：我国的农业关已经基本过去了，工业关和科学技术关还基本上没有过去，应当努力过好这一关。在技术革命中，大工厂和大学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单位要努力钻研本行业的尖端技术。小平同志谈到思想解放的深刻意义，他说：物质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只要掌握了它，就能使它更多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要掌握它，关键又在于敢不敢想，敢不敢作，和是否善于去揭露物质的秘密。只要人们思想解放，就能迅速掌握技术，充分地认识和发挥物质的力量。
东北地区目前交通运输很紧张，电力严重不足。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小平同志和富春同志一再指出：克服这些困难，不能等待别人的帮助，而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他们号召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发动群众大办电力和大办运输。
东北的农业生产还没有翻身
要用不断革命精神领导农业
邓小平等同志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１００％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
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国农业增产的经验，概括说来就是水、肥、土、种、密加上田间管理齐头并进。这是农业生产的“宪法”，是毛主席的“宪法”，是事实证明了完全正确的“宪法”，是已经创造了奇迹的“宪法”。东北的某些领导人和广大地区没有坚决执行这个“宪法”，而继续执行着宽垅浅耕、广种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领导农业，结果使农业生产大大落后了。这个事实，反映了农业生产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还很尖锐，说明农业方面还有白旗未拔，思想还没有解放。
邓小平同志勉励大家要在农业方面掀起一个革命运动。他说：必须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根据以上所说的农业“宪法”的各条，深入检查思想和工作。今年增产的少一些，不要灰心，重要的是取得教训，以便在１９５９年迅速赶上全国的水平。同时，要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群众到关内参观学习。农民群众是愿意多增产的，只要领导干部抓得紧、方向对头、任务明确、措施具体，就一定能把他们动员起来，迅速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幸福社和太阳升社的时候指示说，每一个社明年都应该指定一两个耕作区作大面积丰产试验。可以把现有土地耕种面积缩小一些，集中力量搞好密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样，既可以增产粮食，又可以使一部分土地绿化，一部分土地轮休。小平同志还指示农村要大大增加生猪饲养数量。他说，只有把农林牧副渔统统发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和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巩固发展；公社是建立在生产大发展和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的。他希望太阳升社在最近制定出一个长远计划，并向他们生动地描绘了农村建设的远景。他说，将来要把农村的居民点都建设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遍种花果；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有。这样，就可以消灭城乡差别。这种居民点，人少了是办不起来的，大约是数万人一处。
大学要全力研究尖端科学技术
中小学学生参加劳动应多样化
邓小平等同志参观了一些科学研究机关和大学校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他们的创造发明很关怀。还视察了一些大学和中小学。他们听说吉林大学在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方面已取得不少成就，全校师生在六个星期内编出了二千五百万字的讲义，都一致表示满意。邓小平同志指出：大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教学内容全力作好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试验。他说：新编的教材，虽然还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正，但是起码比旧的教材好，因为它是在教学改革的基础上搞起来的。
邓小平等同志对哈尔滨十八中、十九中和四平市六马路小学贯彻劳动和教育结合的教学方法表示满意。小平同志在视察中指出：中小学学生参加劳动要同年龄相适应，要多样化，以便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劳动的收入，不要按人分配，最好是由学校统一掌握。除了给困难学生一些补助外，应当尽量用来举办公共福利事业，逐渐作到不收学杂费用、免费洗澡理发、统一发给鞋袜和零用、以至吃饭穿衣都不要钱。总之，要培养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共产主义精神，不能助长个人主义。小平同志还十分关切地告诉学校的领导人员：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和生产活动，无论如何不应当削弱学校的基础课程。
邓小平等同志还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市的民办工厂，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城市办公社还没有经验，应该先作多种多样的试验。向共产主义过渡，包括很多内容，例如建立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干部参加劳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等级制度；生活的供给制；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等等。但目前首先应该把生产搞起来，使城市人力各尽其才，物力各尽其用。他说，在城市中，可否以一市一区为一公社，请各省市同志考虑。
城市必须办公社先作多种试验
并且应尽快地实行全民所有制
城市公社的所有制，最初可有三种形式，即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全民结合的所有制。但是归根到底，城市公社总应该尽快地实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办工厂，如果一开始就能实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经过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城市公社的分配，也可以先采取不同形式，以后再逐步统一。大的国营企业，财务和生产计划仍然由国家统一管理，但在企业分成和劳保福利费中，可以抽出一部分交公社支配，由公社统一安排企业职工的生活福利。他说，以上意见，只是作为建议，请各省市具体研究。
小平同志详细询问了四平市的情况。四平市地方工业发展很快，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除开国营和省营企业外，市营和民办工业的总产值可能达到十二亿到十五亿元，如果以百分之十几或２０％用作分配，全市每人每月即可收入一百多元。全市粮食、蔬菜和肉类也可能完全自给。全市十三万人口，除老弱和学生外，绝大部分都参加了生产，领取了工资。根据以上情况，小平同志认为四平市已具备了组织市公社的条件。他指示市委迅速作出一个规划，草拟出公社章程，在群众中进行酝酿，并建议吉林省委在此试点，取得经验。
邓小平同志说：在全国范围内，整风虽然已经结束，但在个别省区和个别企业中，凡是整风不深不透的，都必须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把整风进行到底，并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动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在视察中，邓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先后在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李富春同志在鞍山市群众大会上作报告。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员在东北三省的视察和指示，给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省委扩大会议，鞍山市委和鞍山钢铁公司的领导干部，都深入地讨论了邓小平和李富春同志的报告。黑龙江的重型机器厂，原计划今年１１月初安装好一台六千吨的水压机，现已决定提前在９月底装好，作为向国庆的献礼。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原计划明年生产四百五十万千瓦的发电设备，经过讨论后，决定跃进到五百五十万千瓦。鞍山钢铁公司也修改了生产计划，今年要产钢四百五十万吨。盖平县太阳升人民公社也决定在今年亩产八百斤的基础上，争取明年达到亩产两千五百斤。＊
新华社(1958.10.01)《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邓小平召集贵州省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
在视察中他主张：“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要丢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头缝缝里种的包谷，统统不要种。”，“五百万亩坡地砍掉四百万亩，每亩(产量)达四千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　　
他提出：猪圈“不要安设在居民点”，“不是要田间积肥吗?安在田间去，居民点的卫生也好。”要成立“胡思乱想办公室”，“要弄几个人来”，“专门胡思乱想。”　　
邓小平的以上言论，除了鼓吹浮夸风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小平同志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城市办公社还没有经验，应该先作多种多样的试验。向共产主义过渡，包括很多内容，例如建立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干部参加劳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等级制度；生活的供给制；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等等。但目前首先应该把生产搞起来，使城市人力各尽其才，物力各尽其用。他说，在城市中，可否以一市一区为一公社。请各省市同志考虑。城市公社总应该尽快地实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办工厂，如果一开始就能实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经过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二是成立“胡思乱想办公室”。
还有《毛泽东传》里说，1958年11月3日到5日，是吴芝圃主持起草《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6日，就由邓小平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9日上午，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他说：
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后来这个《纲要四十条》被毛泽东封杀了，没有交大会讨论。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参看《毛泽东传》893――894页）
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毛泽东封杀了。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
（点评：请大家思考一下，毛泽东这里说的中央相当混乱是指那些人？如能把邓小平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全文公布出来，对人们了解真实的大跃进是有很大帮助的。）
《人民日报》一群人的推波助澜。众所周知，1958年，《人民日报》刊载了许多“卫星”，这些“卫星”全是假的，在国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国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下面造假故然可悲、可耻、可恨，但《人民日报》的人们居然相信那些天方夜谭的数字（粮食亩产一万斤、几万斤、十几万斤）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荒唐口号，并把它们大张旗鼓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些天方夜谭的数字和荒唐的口号，对浮夸风和弄虚作假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人民日报》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也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是在这些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们推波助澜下，大跃进才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

党中央七个常委对大跃进的态度

当时的七个常委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十五年钢赶上英国是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提出的，十二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使粮食亩产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斤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除此而外，还没有发现他单独提出过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其他人开始提出的天方夜谭的高指标，有的表示怀疑（如一年、两年、三年完成《四十条》），有的他基本上是同意的（如王鹤寿提出的钢两年赶上英国）。但后来，他逐渐发现有虚假、浮夸现象严重，从58年11月起，他就千方百计想办法纠正。后面有一节要专门谈毛泽东纠“左”问题。
刘少奇。我先要说几句公道话。有人说，刘少奇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始作俑者”是不正确、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事实证明，刘少奇大量的浮夸风等，基本上是58年的6月14日开始的，而这以前有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委就刮起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了。因此，刘少奇不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但是，刘少奇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所发明，如他说：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这就是他的独创。他还说，人民公社三、四年就可以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他还提倡，五八年就实行全国吃饭不要钱（包括军队）……。
周恩来。“跃进”这个词是他的发明。“大跃进”这个词，是1957年底他告诉毛泽东的。至于“大跃进”这个词是他的发明创造，还是谭震林的发明创造，现在还搞不清楚。现在还没有发现周恩来在大跃进中有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言行。
朱德。现在还未发现他在大跃进中的不当言词。
陈云。陈云本来对经济建设是很慎重的，但在王鹤寿和袁保华等人的唬弄和忽悠下，他也同意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并提出搞“土炉子”炼钢的办法。
林彪。他是58年5月才增补为党中央常委的，现在也未发现他有不适当的言词。
邓小平。邓在大跃进中言词虽不多，但却惊人，5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粮食增产20、30%是右倾保守，要增产100%才对，并鼓励东北要快点搞城市人民公社，最好是一个城市一个公社。11月他在贵州视察时，他强调少种多收，要求那里成立“胡思乱想办公室”。58年11月6日，他接替吴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规定，1972年钢产量要达到4亿吨，按人口平均超过英国。这个纲要的浮夸风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五八年对毛泽东说真话的只有几个人
1958年对毛泽东说真话的人不多，直到现在，我发现的只有五个人，他们是：
第一个说真话的人是李锐。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主张修三峡电站，毛泽东也有意向想修。当毛泽东听说水利部副部长李锐有不同意见时，毛泽东就把李锐请来，与林一山各抒己见。林一山讲了两个小时，写了2万多字，主张修。李锐讲了半小时，写了8千多字，主张暂时不要修。
毛泽东听了他二人的讲话和看了他们的文章后，接受李锐的意见，暂时不修，并表扬了李锐，还要李锐当他的兼职秘书。会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还对李锐戏言说：“你中了状元了！”（参看吴晓梅、刘蓬著《毛泽东走出红墙》第26――29页）
（这说明，即使是反对的意见，只要是真话，有道理的话，毛泽东是虚心接受，并改正原来的设想。）
李锐有才无德，这次他说真话，“中了状元”。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他说假话，既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彭德怀等人。开始他给毛泽东写信说假话，欺骗了毛泽东。当黄克诚说了真话之后，他就很被动。他为了挽回自己的被动局面，夜晚到毛泽东住处，给毛泽东跪下，反戈一击。（给毛泽东写信说假话是李锐自己在《毛泽东的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中说的。给毛泽东跪下反戈一击，是李锐当年的同伙周惠的回忆说的）
第二个说真话的人是胡秀云。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九月初，毛
泽东又南下考察，想知道大跃进中有什么问题没有？“在郑州，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他感到他们一片叫好声中，就是没有反映问题。他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一连问了几遍，还是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毛泽东要找工作团的普通工作人员来开会，再问问情况。”
工作团是中央机关下放锻炼的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家还是一片叫好声。”“毛泽东似乎对这一片叫好声不满足。他盯住了坐在身边不远处的胡秀云，决定单刀直入：‘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听后又说：“你是不是吹牛？大锅菜炒出来的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这时，胡秀云才说了真话：“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而且都不吭声。毛泽东转过头，拿眼去看河南省委的干部们，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你们到底是在放卫星还是在放大炮？”
谁也没有回答，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参看上书179――181页）
（胡秀云讲了真话，没有受到批评，相反，受批评的是那些管农业的高级干部们，这也说明有的高级干部对毛主席没有说真话）
第三个说真话的人是李达。1958年9月中旬，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见毛泽东就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口号你赞不赞成？。当毛泽东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时，李达就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说这个口号有二重性，实际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毛泽东立即反问道：“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气冲动地说：“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大小……，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毛泽东听了这话就坐不住了，他也十分生气地说：“你说我发烧39度，我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
事后，毛泽东对陪同他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人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听了鹤鸣（李达）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我这次就自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叫梅白通知李达再进行交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谢他的帮助。李达得知这些情况后，感慨地说道：“还是润之的气量大。（参看《毛泽东大智谋》下册，904――905页）
（这说明，只要是真理，即使是当面顶撞了毛泽东的人，毛泽东不仅虚心接受，还要作自我批评。）
第四个说真话的人是晏桃香。1958年10月26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湖北孝感站外，邀请当地的干部和农民代表上车座谈。农民代表晏桃香是生产队妇联主任，当毛泽东问晏桃香：“你赞成开夜车吗？”
晏桃香说：“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得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泽东又问：“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晏桃香答：“差十万八千里。”
毛泽东又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晏桃香恳切地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晏桃香说完之后，在座的就有人鼓掌。之前就有一些干部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毛泽东听着听着就流下泪来。（参看上书903――904页）
（这些说真话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打击，而且还得到不同程度的表扬，这些人对毛泽东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起了推动作用。如果当时在高、中级干部中多一点说真话的人，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那样严重了。也许有人要说，彭德怀说真话就挨整了。彭德怀挨整不完全是因为说真话，而是另有更复杂和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在《五九庐山真面目》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探索，不久前，公布周惠对庐山会议的回忆更值得人们深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