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秀峰揭密浮夸、放卫星、饿死人真相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15 13:09:56

揭密浮夸、放卫星、饿死人真相　　

康秀峰　　转自乌有之乡

反革命右派对主席的最大的几个栽赃污蔑之一就是讲毛主席浮夸、放卫星以至饿死四五千万人，并且在教育上对学生进行这种教育，在宣传上统一口径进行这种教育宣传。直到今天没有停止。所以才有北京中学历史课教师袁腾飞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中央党校党史博士副教授胡尚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副教授解启扬、浙江大学近代史博士副教授邓文初污蔑毛泽东、妖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如果不是教材上反毛，任何右派是无此胆大妄为的。　　

搞浮夸、造假、放卫星，严格讲是发生于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在完成新民主主义过渡期，刚刚以三面红旗为政策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农村刚好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成立是有历史背景的。　　

【一】１９４９年的中国农村社会　　

远期不说，明末晚期开始，将亡之，灾异特多。如太白昼见，日食地震地裂湧血，妇女产蛇产肉胞异物，不一而足。崇祯即位，将就宝座，突巨声发于西殿，若天崩地裂，同时见黄袱题天启七还有福王一。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庚午三年秦大灾。树皮尽人相食，张献忠李自成揭竿而起，推高迎祥为闯王，这就是著名明末农民起义事件。清立后，至嘉庆朝时，因官僚贪婪无厌，至官逼民反，贵州苗族和川楚先后发生农民起义，抓到王三槐解到京城由仁宗亲审，供言官迫民反，仁宗怒曰；官皆不法耶？三槐曰＂只一刘青天＂。指建昌道刘清言。苗民和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杀死数十万人，乡勇平民死亡不计其数。道光１３年鸦片战争爆发，此仍禁烟愈禁愈猖獗所引起。史迪威说，中国的各级官僚，在台前禁烟，在台后贩卖鸦片，把大把大把银子装进自己的口袋，对眼前滿目衣不蔽体衣衫褛褴的平民毫无同情之心，反而极端鄙视。文宗朝的洪秀全杨秀清起义，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现代有人估计1850年的中国人口大约有4.1亿人，经过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及回族等起事后，到1873年人口下降至大约3.5亿人。　　

清朝因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而正式迈上灭亡之路。武昌起义后袁世凱北洋军队南压，革命停顿。开始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在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举袁世凱就任正式大总统，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大军阀冯玉祥进兵北京，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宣统逊位，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就任正式大总统。孙只４５天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１９１９原沙俄被列宁推翻，苏联建立，此时之前沙俄是很落后的，大部分物质靠进口。这与民国初期和清朝是同一平面上。　　
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袁世凯当皇帝之民主选票一律告竣，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1915年12月１２日袁世凯称帝，这里顺便说一句，袁世凯称帝是中国的文人精英和士大夫豪強所推上去的。至今没任何证据能推翻此观点。８３天皇帝梦后，袁世凯死，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期。因此武昌起义为导火索逼清交权而建立的中华民国在1915年12月１２日已亡国了。　　

【二】国民党时代的灾害　　

1924年国民党成立，与共产党联合北伐，1927年成功而得政权。国民党时代22年的灾害饿死人的详细数据，今天大陆只保留未被蒋逃台湾之时毀掉和来不及运走而遗下部分省县资料。据这些不完全资料证明，这些资料所记载的和我爷爷（１９００－１９９８）对我所述是完全符合的。　　

史载；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害，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Snow’sChina，Random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斯诺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摘自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　　

１９２８年延续到1930年的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荒，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政府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两位记者坐着手摇巡道车自潼关来到洛阳。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在由郑州返回重庆途径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白修德义愤难平，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按照惯例，国民党中宣部要例行检查。凑巧的是，这份电报竟躲过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顺利发到纽约。白修德都会倾吐他对中国受灾农民悲惨命运的深切愤慨”。他毫无不掩饰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说：“我开始让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愤怒起来。” 　　

1931年8月17日，也就是汉口市最后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从南昌飞上海，为宋氏母丧执纬。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应钦从南昌发来的“促请赴赣督1剿”的急电。当天又匆匆乘舰再赴南昌。他坐在这条战舰上，“由苏而皖，自赣而鄂，上千里”地转了一转，算是对灾区的“视察"！25日，蒋跑到汉口，9月1日发表了一通《呼吁饵乱救灾》的电文。这篇奇文的重点在所谓“饵乱”，悍然宣布“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同时又对在广州召集“非常会议”的国民党1反1蒋1派别进行恫吓，制造要“筹划对粤军事”的舆论。而对于大水灾，则声称此属“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将无力更无心防灾抗灾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如此呼吁“救灾”，不如说是对“救灾”的讽刺。正是蒋介石1政1权1“不计其他”的内战决策和自上到下的腐败无能，使千百万人民陷入了灭顶之祸。更多的死人事件不须一一在此叙述。　　

近百年来，较大水灾平均5～6年发生1次,旱灾平均7～8年发生1次。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３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是闭口不谈，即使说也只避重就轻。民国时期又饿死了多少人？有人去公布吗？当今的不少官僚和文人精英，是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呢还是没去研究？没去研究又怎么提出1926到1936年是蒋介石的黄金时代？没去研究又怎么提出蒋委员长有海的胸怀？没研究怎么会允许反毛小丑公开丑化共产党和毛泽东？不少官僚和文人精英反毛小丑对蒋的歌功颂德连今天台湾的国民党也脸红。对辛亥革命的颂扬也远远超过事实的作用。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不知打在谁脸上？　　

【三】毛泽东时代及三面红旗年代　　

1949年10.1日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解放战争还在进行，衡宝战役也正酣战中，进军西南还在筹备中。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军以美军为主导，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等15个国家也派军队参战。韩美麦克阿瑟上将为美军远东军司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中央在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把土地改革作为8项工作任务的首要任务，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草案》。6月14日至23日，又召开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议题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土改法草案。毛泽东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正式公布实施。随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文件。至此，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小农个体经济和大多数土地由地主占据、大多数人无土地的历史到此结束。正如外国著名学者所说，毛泽东把封建的中国体制翻了个底朝天！毛泽东是人类社会和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思想家。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并且大量地存在着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随后依宪法进行了三大改造。农民就是由高级互助社的优越性而自发要进入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中央依据人民的激情，于1958年8月，作出了成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　　

改革初起到现在有权有势的反动文人和＂设计师＂都把人民公社建立初有些人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大搞浮夸和饿死人的责任全推到已去世的主席身上，又发出不准争论的命令。并把这些放到教育中去，以致于不少人信以为真。互联网官方网站也至今把浮夸和饿死人的责任全推到已去世的主席身上，吴敬琏以“国务院经济研究的主管官员”和“著名经济学家”这一“官方权威”宣称；第二，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无偿调拨农民的资源，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绝无可能实现的高计划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在食品供需出现短缺，全国性饥荒即将爆发的时刻，毛泽东却在思考‘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提出采取‘休耕制’‘敞开肚皮吃饭’一类解决办法。在人民公社中，纷纷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办法。”。胡乱邦、赵紫阳的反毛汚陷就不用再说了。　　

那么真相在哪？　　

新中国时期的党內中央，毛泽东是唯一一个种过田的人，唯一一个知道农时的人，唯一一个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江西苏区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的人，靠这些根据地的人民解决军队吃饭生存的人，会去大吹亩产万斤？下面我们看看主席的讲话和批示，就能明白无耻之极之徒的丑恶卑鄙手段了。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论十大关系，是经典之作，不在此赘述。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关于农业问题指出；　　

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从这里看出，主席在1957年就明确提出了靠精耕细作吃饭，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不能统统吃光。还提出在农业技术改造后，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这充分说明了主席对农情的深知。　　

毛泽东1958年6月22日在报告上批示指出；　　

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个教训指出；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

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8年11月10日、12日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指出；　　

（四）在注意抓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抓农业。必须特别注意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去处理有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严格禁止和纠正假借组织军事化的口号而打骂捆绑群众和任意处罚群众的现象，严格禁止和纠正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用所谓“大辩论”、“辩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来压服群众的现象。２、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一定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谎报成绩，隐瞒缺点。无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哪一方面的数字，也无论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应该是多少就说多少。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现在有一种在成绩方面以少报多，怕说缺点的倾向，这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彻底克服这种不良风气。　　

（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１、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生活水平，不宜改动。定息不宣布取消，要不要听其自便。愿意参加劳动的欢迎，不愿意劳动的不要勉强。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指出；　　

最近四个月内（１９５８年十一月到１９５９年二月）大闹粮食油料大不足的风潮。一方面，省、地、县、社党委大批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瞒产私分；一方面，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理合的法的正当权利。一、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　　

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太多，如河南，竟占百分之二十六，连税收（国家积累）７％，共为３３％，再扣除１９５９年的生产费２０％，再加公益金、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其中有的有脱产文工团１８０人之多），共计５３％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４７％以下，这太少了。公社是１９５８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还有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中，有些是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则是不应当　　
归社而应当不动的，如全部鸡鸭和一部分猪，另一部分猪应当作价归〔社〕，而不能无偿归社。　　
这样一来，共产风就括〈刮〉起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日德意）、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粮食、房屋），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劳动成果，他们是不劳而食的，无所谓劳动成果。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呢？　　

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全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些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三）谈一谈明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讨论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管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的很紧报。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走路。北戴河会议后，两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要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大跃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修改文章，要证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洗矿之关、破碎之关、选煤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1.7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增加到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　　

我看不能随便批评XXX，也不能随便批评XXX，因为基数大了，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二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二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二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样多？（XXX：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进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吕正操：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1958年就搞了两万公里，吕正操的报告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还有什么办法？（柯庆施：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XXX：几个事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吕正操你真是思想解决了，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XX：任务是第三本帐，材料是第一本帐），例如湖北第一季度地方要钢材八万吨，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六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灾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极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后以为真，实际根本没有，我看见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没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子上来就有虚假，我看实际设有这样多。　　

(四)作假问题。公社决议（按：指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就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谭震林：七千五百亿斤到八百亿斤，差不多。）（XXX：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XX：丢掉不少。）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　　

"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　　

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办，他说办好了。（XXX：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也搞不清楚，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铁无煤，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互译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到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们2400万人中有800万人在城市），而不是别省，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几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问题要在党内讲清楚。　　

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是人民公社成立才二个多月时，从主席讲话中已明确看出了公社刚成立，就有人造假，正如主席讲＂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这个武昌会议是为了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继以前几次会议后，于1958年11月21～27日,又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纠正"左"倾错误。其主要之点：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主席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点右倾机会主义了。毛泽东在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上反复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那么，又是谁在”横竖浮夸、卫星、争名誉、造假呢”？是毛泽东本人吗？参加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难道都把这些忘了？某些研究党史的人又研究到那里去了呢？难道专门研究如何说谎言造假吗？重蹈58年的覆辙吗？　　

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央已分一线、二线了。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注：邓小平实际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这说明了除毛主席在二线外，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以及周总理等均为一线，周总理专管工业，那么农业就是刘、邓主管。　　

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公社是１９５８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还有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中，有些是归社的，如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应当不动的，如全部鸡鸭和一部分猪，另一部分猪应当作价归〔社〕，而不能无偿归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就括〈刮〉起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日德意）、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粮食、房屋），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劳动成果，他们是不劳而食的，无所谓劳动成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　　

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　　

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1958年毛主席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反浮夸共产风后，浮夸共产风并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继续在进行。看主席在1959年春给小队级的信，就能明白主席讲话指示对某些人根本起不了作用，这又那来专制？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信指出；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粮食问题指出；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指出；　　

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　　

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反浮夸、反造假、反共产风、反“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毛泽东一直強调的。是各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次讲的话题，可谓苦口婆心了。然而，主席去世后，78的十一届3中全会就迫不及待的分田单干，这做法和大跃进时期解散人民公社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却指出；　　

（１７）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但是，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这个决议，根本不提1957年以来的成都、郑州、武昌、等会议上毛泽东的反造假、反浮夸、反共产风的讲话和严厉批评，也根本不提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六十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信、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等各问题的批示。也根本不提一线、二线负责问题，反而把责任归于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甚至于说是毛主席头脑发热。随后，右派和某些学者便在此决议之庇护下，把河南信阳、安徽、四川、山东、甘肃的造假、高征购、求政绩和严重违纪，以至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栽到主席身上。并无限夸大饿死人的数据，从二千多万到七八千万人。根本无视49年全国只47500万人，1960年全国六亿来人的事实。重灾只五省，还不是五省全部地县，那来饿死四千多万到七八千万人？如真饿死了四千多万到七八千万人，那么责任也是全由刘、邓负责，因他们才是一线具体负责人。另外，一个是党的付主席，另一个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两人均主持日常工作和主管农业，如果能执行主席的指示，执行中央的决定，落实主席的讲话，三年困难和饿死人的事就不会发生。如果在59年能执行主席给小队信中的意见，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这些是不能否定的历史证据。为何不提出来呢？决议中隐含了只有他的领导，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人们如果没有健忘，“反右倾”专案组组长和反右政策丶定性等不就是这个组长吗？讲刘伯承丶粟裕不能平反不就是这个组长吗？摘“右派分子”帽子和对战犯的特赦是从1959年建国10周年国庆时，怎么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后开始呢？庐山会议就不在此谈了。　　

毛泽东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指出；　　

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彻底纠正“五风”指出；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　　

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指出；　　

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　　

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　　

无耻文人们，你们看看主席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起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的一系列指示，和武昌、郑州、成都、北戴河、上海等等大小会议上的讲话，你们为何不讲？能毀掉吗？毛泽东反浮夸造假反了整整5年，到1961年才好些。这根本抹不掉！你们拿出否定这些证据来嘛！不能嘴巴如妓女的逼不值钱。　　

‘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休耕制’‘敞开肚皮吃饭’一类就是贼喊捉贼。　　

主席讲；明年增加到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二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里的南方这个人从二千吨浮夸到明年六十万吨，这不是放卫星吹牛皮？本性不改，80年后又改不了吃屎！　　

这里的南方这个，主席又是批评谁呢？主席曾多次说过，我是孤立的。宁都会议解主席的一切职权时，主席就说；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毛泽东在1965年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时，曾回忆起这段被打入冷宫的往事。毛泽东风趣的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在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其中谈到对经济指标党内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说，＂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这句话是30年前，即江西苏区时期，在宁都会议上说的。在那次会议上，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项英等人，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并剥夺了指挥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的兵权。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毛泽东不服判决的发言印象深刻。于是，周恩来就检讨自己保守。毛泽东摆摆手，笑言道：恩来，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揽，你不用多虑，有些人是觉得我毛泽东的思想过时了，不想跟我走了，可是，你还会跟我走的。　　

无数亊实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应是人类最先进的。今天的以色列就是如此制度。无数亊实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避免受屈辱丶亡种和崛起強大的最伟大旗帜。古贤言；江山可改，本性不能移，造假丶谎言丶浮夸的人永远不会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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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秀峰 揭密浮夸、放卫星、饿死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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