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训中：周泉缨误读毛泽东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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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缨误读毛泽东之一例

顾训中

       囿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清华乃至全国“文革”中重要人物之一周泉缨的新作《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至今仍无缘得窥全貌。幸好《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7期有一详细选载，尚能了知大概。众多学者亦已对此书作出评论，从中能间接了解到周氏的主要观点。此地不揣冒昧，仅就通过这些渠道看到的内容发一感想。
    无庸讳言，周泉缨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对“文革”运动的研究，并不断地提出自己富有独创的见识，令人感佩。尤其是时下当局想尽种种办法，欲使十年“文革”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周泉缨的研究以及此书的出版，都有着一分意义。关于此点，相信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周书观点的人们都有共识。
但同样无庸讳言的是，周泉缨在此书中表达的主要观点与众多无论是亲历者、还是研究者对“文革”的观感可谓南其辕而北其辙，因而引来众多反对、乃至反感，是十分自然的。周书对“文革”从动机到效果全盘肯定，直至对毛的动机到效果也全盘肯定，称“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民族的英雄、是世界的伟人” ⑴，已经到了让人不忍卒读的地步！以致有 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此说掩盖了无数的血泪，怎么能有脸说出这话来？” ⑵话或许说得直了点，却道出了笔者、相信还有许多人的心里话！因为，即便退一万步讲，确如周泉缨所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好心”，是所谓有着“强烈的 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的理论信仰”，但就像毛自己说过的，“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⑶。“文革”中所谓“非正常死亡”人数数以百万计，仅以这一条，毛也应 该被钉上历史耻辱柱，“文革”也应该被当作人间惨祸而载入史册！因为，生命不是实验室里的试剂，是不能随意被用来“试错”的。
    周泉缨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谬误，仅从能看到的主要观点来解析，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严重误读了毛泽东。此地仅举一例。
周泉缨在书中说：由于毛泽东的关注，“使我第一次真正自信地认定，自己的哲学才能和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说毛主席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的人。” ⑷
周氏所谓“毛泽东的关注”、所谓“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是指毛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时谈及周泉缨和他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一段话，全文如下：“毛主席说：'你 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 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 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 话叫卫戍区放人。” ⑸
    仅从这段述及周泉缨的话语中，能看出周理解的毛“真正发现”、正面肯定周氏“理论家”价值的意思来吗？显然不能！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语境之中。
在毛泽东的通篇谈话里，对“五大领袖”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这是因为一段时日以来，这些“领袖”们变得不那么听话了，至少在毛看来是这样，因此需要对他们耳提面命。谈话中，毛严厉批评道：“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 ⑹其实，是毛对他们不高兴了，认为他们的行为已经不按着自己的战略部署走了。但是，这“五大领袖”毕竟又是毛亲手扶起来的，因此，他在谈话中又透着“恨铁不成钢”的浓烈情感，公开表明，“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 ⑺。
毛 对“五大领袖”有着如此既爱又恨之双重情感，而对周泉缨及其“四一四思潮”却只有反感。他甚至不怕被“打倒”，也要说出这种反感来。他尤为反感的是“四一 四思潮”中关于“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的观点。因为，虽说“四一四思潮”实际反对的只是清华园内蒯大富为首的一派 “勇敢分子”“坐江山”，认为他们夺权以后，头脑膨胀，极“左”思潮泛滥，成为清华乱局之根源，因而“稳固政权只能依靠我们四一四”。但是，“马上得江山 ”的毛却从中读出了“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寓意来，这还了得？！岂不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与“巩固无产阶级江山”的“文革”宗 旨背道而驰的么？！所以，毛的结论是：“《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 ⑻
正 是在这种对周泉缨所在的“四一四派”十分反感的语境中，毛谈及了《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缨，称他是“一派的理论家”，说是应该放出来，以证明中国有 着充分的“言论自由”。这里，语气中透着强烈的反讽意味，而没有丝毫正面肯定的意思，相信任何一位冷静阅读的人都会有此感悟。
假如对毛的谈话风格有着更多的了解，也不致发生周氏的误读。
毛在与人谈话时常常是旁若无人，嘻笑怒骂。此次召见的虽称什么“领袖”，却只是他扶起来的几个学生，因而他更是无所顾忌，恣意挥洒。例如，毛在谈话中数度称聂元梓为“老佛爷”，又称她是“哲学家”；称韩爱晶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称谭厚兰“是女皇”，“真了不起”；甚至“口敕”蒯大富当“清华校长”，对立派“四一四”头头沈如愧当“副校长”⑼……假如按周泉缨的思维逻辑，将这些话语统统当真，岂不会闹出天大笑话来！
其实，毛的这种将他反感的人物先套上高帽再予以反讽的做法，这并不是第一次。仅以所谓“理论家”为例：
上世纪四十年代上半叶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打倒他的政故，在党内党外会议上多次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予以冷嘲热讽，肆意攻击，其中一次曾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说，“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⑽其实，在毛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把他们那些人当作什么“理论家”，而只是所谓“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教条主义者”而已。
1959年 庐山会议期间，因其“大跃进”、“人民公社”主张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而遭致党内许多领导人批评后，毛泽东恼羞成怒，发起了又一轮清除党内异见人士的政治 运动，将带头提出异议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新的“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他同样倚其权倾一时的领袖地位而对已成落水态势的彭黄 张周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称道：“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⑾假如被批判者真地以为自己因此是被毛“肯定”了的所谓“头号马列主义者”，岂不是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么？
1970年发生在又一次庐山会议期间的那场因设置国家主席而起的名为批判陈伯达、实则指向其“亲密战友”林彪的新一轮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于8月31日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⑿谁都能从文中读出毛称陈为“天才理论家”的反讽意味，尽管比起周泉缨来，陈的理论素养确实要厚实得多。
那么，毛心目中的“理论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他在《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一 文中曾作过详尽的描述：“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 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 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 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⒀其实，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个“理论家”定义是对毛自身的“量身定制”。因为，在当时与“国际派”的角力中，“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定义还真有着谁为正统的决定性意义。无论怎样，这是毛自己对此的肯定性见解。也无论对毛的这番定义作出何种解读，都不会与1960年代的周泉缨联系起来。因为，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践经历，当时尚未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周都还有着不小的差距，绝不会是值得毛正面肯定的“理论家”，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当然，仅仅从周泉缨因此而激励自己始终未有放弃理论兴趣而言，或许这种误读还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种误读将周导向了怎样的错误甚至荒谬之处，只要看看他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荒中的基本观点就会明白了。
顺 便说一说，周泉缨的误读似乎并不限于此。他对佛陀的基本要义也发生了严重的误读，这需要佛学大德高僧予以解说了。这里只说一点。周自称是“佛学家”⒁，并 称他是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大彻大悟”的。那么，他应该知道，佛陀是世上最慈悲的人。在他创立的佛学中，对于一切生命形态（有情众生）抱有慈悲 胸怀、甚至视作生身父母。这也是他要求每一位佛教徒的基本信念。因而，戒杀是佛教的基本戒律之一，连起心动念都是罪过。既是如此，怎么可能如周所称，是佛 祖的学说使他“彻底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破解了文革奥秘”，得出毛泽东发动的造成数以千万生命被残害的“文革”只是一次“试错”的结论呢？假如真的以佛 学作标杆，那么只能得出“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场人间惨祸，是毛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犯下的严重罪孽！因此，毛绝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世界伟人”，而一定直堕阿鼻地狱，受到因果报应！
在 当局严禁谈论“文革”，封杀一切相关言论，造成了年青一代对“文革”历史有着种种误解，而某些“左派人士”仍在不遗余力地为“文革”翻案的今天，假如不对 周氏的“文革试错论”进行认真的剖析并批驳，或许真的会出现后人以此为信的结果，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所以，有识之士们应该行动起来，为让“文革”不致被 遗忘而作出自己一份努力。

2007年6月12日

注  释：
⑴ 本处及以下转述周泉缨观点均引自《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选载）》，刊于《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7期。
⑵ 转引自王年一《坚决反对“试错”论》，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
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
⑷ 转引自卜伟华《周泉缨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
⑸ ⑺ ⑻ ⑼ 均见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⑹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的批语》注释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⑽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2页。
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⒀ 《毛泽东选集》全卷本第   页。
⒁  转引自卜伟华《周泉缨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
⒂  梵语avicinaraka，译为“阿鼻地狱”，意为“无间地狱”。唐·道世《诸经要集》卷十八谓：“彼处恒受苦受，无喜乐间，故名无间。”阿鼻地狱在地狱中品位最下、受苦最惨而没有间歇。阿鼻地狱的大苦果是由“五逆”、“十恶”等大恶业所感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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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读后感

一打开这本书，就感到新奇而荒谬。作者在扉页上郑重地列出了这样几行展示
其主旨的文字：

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
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路线，
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

在哲学上我们的第一导师是佛祖释伽牟尼；
在政治上我们的第一导师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
在科学上我们的第一导师是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这几行文字想说明什么？作者标新立异地把这几句话并列在一起，把这三个“
我们的第一导师”并列在一起，又是要说明什么？这里的“我们”，除了作者本人
外还能代表谁？

再一看开头的《作者自序》，一上来就说，作者在２００５年底出版的第一部
哲学专著《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展示我１
９９７年创生的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二元论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
的论著”（第１页，在后面２０２页又说“我首创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
。读到这里，真叫人瞠目结舌，怀疑作者的头脑是不是出了毛病，一个人怎么可以
自吹其创生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这种“最先进最正确”的说法，使人
仿佛回到了那个全民发疯的狂热、愚昧年代。不过，就是在那个年代，“最先进最
正确”也只能用于歌颂伟大领袖或其“亲密战友”、“伟大旗手”等极少几个人物
，也没有谁敢用来自称。

读这本书需要有耐心。因为它太庞杂，太混乱。既有对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回
顾，又有对作者自创的所谓“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体系”的反复宣讲。既谈佛
祖的“缘起说”，又谈现代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既谈个人遭遇，又谈世界大
势……不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作者在书名中就直截了当提出来的“文革
试错论”。

作者认定：“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
模式的伟大的历史性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
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３页）

把只在中国发生的、为其他各国民众所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就无法探索和寻找到理想社会模式的
“试错”，这本身就是强加于人，是一厢情愿的虚夸之词，就跟当年说中国要“解
放全人类”一样的荒诞。再说，作者认定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什么呢
？书中一再明确提出，就是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和谐社会。而这个“瑞典
模式”的理想和谐社会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作者说：“在两极冷战的国际大环境的
压迫下，西方社会被迫重新调整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关系，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自在
地创生了现代瑞典模式社会（和谐的福利社会）”（１３—１４页）。

在这里，作者自己就把他提出的不通过文革这样的“试错”就无法探索和寻找
到理想社会模式的说法推翻了。

作者这类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书中时时可见。

把文革说成是“试错”，这是作者的发明，也是作者根据其自认为经过“顿悟
”后创生的“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得出的高论。

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历史永远是一部试错史……人类唯一的正确评
判历史事件的标准是：任何历史事件，只要其总体上讲是人类历史上首创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对人类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是必要的，因此人类为其付出的代价
必然是值得的，因此这个事件的历史价值，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重复出现的历史
事件，包括重复出现的破坏性事件和建设性的事件所无法比拟的。”（３１２—３
１３页）

按照作者的这一“理论”，曾经给全人类带来极大祸害的法西斯主义，是不是
也算“试错”？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不是也算“试错”？秦始皇的
焚书坑儒是不是也算“试错”？它们不是都能满足作者提出的“其总体上讲是人类
历史上首创的事件”这个条件吗？作者为了强调“首创”对于“试错”的重要性，
还特别说明：这种首创的事件“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包括
重复出现的破坏性事件和建设性的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只要是“首创
”的而不是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无论其是破坏性的或建设性的，都算“试错”，
其价值都是那些重复出现的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人类为其付出的代价必然是值得
的”。

作者没有说明（我相信他也无法说明）。如果这类“首创”的历史事件都可以
美其名曰“试错”，那么，谁有权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推入水深火热的浩劫中来“
试错”？谁又愿意让自己卷入这样的大灾大难中备受折磨甚至死于非命去“试错”
？

作者用治疗癌症来打比方，但是这个比方是很不恰当的。首先，医生治疗病人
决不是“试错”，否则，谁还敢找那些以“试错”为宗旨的医生看病？其次，即使
是对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进行临床试验（姑且说是“试错”吧），也得事先如实告
知接受试验者可能面临的后果，而且还得签订相关的合同。不告知，或者用美好的
言词进行诱骗，甚至强迫别人接受这样的试验，甚至拿无辜者的生命来做实验，那
不是成了当年日本皇军的七三一部队？难道那些死于七三一部队的冤魂“付出的代
价必然是值得的”？

从“文革试错论”看，似乎作者是在以一种新的说法来肯定文革。不过，此论
的新奇之处就在于，作者的肯定文革，与现在那些坚持美化和肯定文革的新老左派
大不一样，一般新老左派肯定文革的前提，是认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和必需
；而“试错论”的发明者却是在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前提下肯定文革。作
者指出：“文革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要功绩
，是文革全面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有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
，这个悖论就是用世界上最自私、最不平等、最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和手段，
去谋求所谓的最公正、最平等、最善良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２２页，
在书中２５９页，作者加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前面的三个“最”是“最残酷、
最血腥、最不平等”）作者给无产阶级专政加上的这些“最……”，足以让新老左
派们气破肚子。

从书中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混乱。比如，作者一会儿说，文革中的
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了文革前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先进人民”和“普通人民”　两个
阶层（２２页、２６２页），一会儿又说，文革中知识阶级（指红卫兵）内部的两
派斗争，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２７页）。这些说法都是违
背历史事实的，荒唐可笑的。作者自认为是在经过“顿悟”后创生的“最先进最正
确”的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来的，其实这样的认识与文革中坚持派性斗争时候的宣传
，与宣讲儒法斗争史时候所鼓吹的那一套，又有多少区别？

此书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庞杂、混乱，不过，也并非通篇狂言呓语，其中也不时
会出现一些见识颇为独到和深刻的文字，如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自私、最不平等
、最血腥、最残酷”的评价，又比如：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狭小的民主，它的发展大趋势只
能是唯意志、唯权力、唯暴力”。（１６３页）

“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文革领袖和文革群众，就
像大型机械粉碎机里永远在相互拼砸的大小'铁块’，自觉或不自觉地最终只能砸
烂对立面的同时也砸烂自己，而不可能建设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２４页）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式，实际上是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初期，无
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方式——砸机器的方式的放大而已。它本质上
就是用人为的力量去消灭和对抗历史必然产生的自在的社会事物：机器、私有财产
、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制度等等。”（２５１页）

还有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文革路线的分析等等，也颇有独到之处，能给人以
启发。只可惜这些亮点被大量的“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体系的自我吹嘘所冲
淡、淹没了。

周泉缨的这本书，使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近年来，逐渐有些当年的文革风云
人物开始写回忆了，这是很可贵、很有意义的事，对还原历史真相非常重要。只是
，有人在写回忆时，依然摆脱不了当年指点江山、呼风唤雨的姿态，老是想要端起
一付天降大任、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的架势，把自认为有利于“解放全人类”的、
“最先进最正确”的思想观点趁写回忆之机灌输给读者。其实，他们应该明白，对
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只是他们所亲历、所了解（甚至可能是只有他们才了解）
的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史实，而不是他们对那些史实的认识。他们需要做的，应该
是尽可能完整地、不加掩饰不作虚构地把那些史实写出来告诉读者，留给后人，而
不是向读者兜售他们的那些自认为“最先进最正确”的认识。

最近读到一篇署名“歪脖子树”的文章《无胆虎山行　打狗论英雄——〈聂元
梓回忆录〉引起话题》（载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华夏文摘增刊５６
２期·文革博物馆通讯３９６期》），我很赞同作者在文章最后对聂元梓的建议：
“对着彳亍暮年的聂女士，我有一个建议：建议她转换一下角色。由'辩护人’的
立场转移到'见证人’的立场。”我想，对正在撰写或有志于撰写回忆录的当年风
云人物们，这个忠告都是适用的。不要只想当为自己辩护的“辩护人”，也不要当
还想为人类开出济世良方的“救世主”，就当好一个“见证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