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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大为  文革中的锦州第一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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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5 03:53: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作者:董大为

我这一生走了太多的路,从东方到西方,太多的坎坷与起伏,使我更感到一个人的渺小与微不足道,只能着力拼搏,尽可能追寻人生应有的生存价值。
在锦州一高中的那一段时光,是我们充满着激情、理想和抱负,风华正茂的日子,但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就卷走了我们宝贵的人生年华,我们这一代人为此付出了牺牲青春的代价。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被毫不留情地填补在历史激流的漩涡之中,不幸,然而又无奈。
现在,还不是评论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既然我们都已经尊同邓小平的抉择:将那个年代、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子孙去评价,那我们就有责任为我们的子孙留下那一段我们所亲历的真实,尽可能多和完整地将历史在那个时刻的波澜留给后来人,而绝不能选择沉默与麻木。不能在我们都离开人世时,留下的仅仅是现有的,已经渐渐被人淡忘的伤痕文学。
为此,我也将自己人生路上的那一段,也是我自己回忆录中的第三章,删减、整理出来,写给我们的母校,也是留在历史?卷?壁上的一点刻痕,人类曾生存、曾挣扎的刻痕。

第三章锦州一高中

锦州一高中是辽西地区最好的一所高级中学,1965年8月我被这所好学校录取了。当时我正代表辽宁省国防体育代表队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全运会的创纪录邀请赛。8月13日,我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模型直升机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第二天,我从锦州家里打来的电话中获悉被录取的消息,真是双喜临门。
八月的后半个月,在北京、在辽宁省沈阳,我被鲜花和荣誉包围着,我没有选择到运动队去做职业运动员,我要进高中,高中毕业进航院,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设计师。因为“能驾驶着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轻型直升机飞上天,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追逐的一个梦”.
9月1日,当我怀着喜悦前往锦州一高中报到时,才走到马家洼子的坡下,就看到学校的围墙上贴着特大的标语:热烈欢迎我校运动员董大为打破世界纪录凯旋归来!这些在北山坡上迎接我的大字和进入校园后的鲜花,让我这个第一次踏入高中校门的学子心醉,我知道千百双眼睛在看着我,我决心用更好的成绩来回报她。
我被分配到一年二班,时锦昌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一位文采飞扬的辽西秀才,听他上语文课让我大长了国学的见识。
如果说:在进入一高中之前我还是个仅凭兴趣、爱好玩飞机模型的孩子,来一高后,我开始将飞机模型和航空事业联系在一起了,走上了一生都没有再放弃的艰难求索之路。
开学后不久,学校因我的到来而成立了“航模课外活动小组”,在三楼设置了一个活动室。我向锦州市体委和学校提出了向第二个世界纪录“发动机飞机模型直线竞速”项目冲击的新计划,得到了体委、团市委等上级部门的支持。市体委给调来了必须的器材。学校派物理教研室的黄云一老师任指导老师。黄老师是上海人,华东师大毕业,听说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没能被留在上海,而老远地被分配到这塞外的锦州市来。黄老师是我在一高期间,接触最多的老师,他住在学校前面极其简陋的一间平房里,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965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前,除了上课,我和黄老师几乎日日都在航模组里,忙着设计、制作、试验,试验发动机和磨车的声响,搅扰着原本清静的校园,开始给?文质彬彬?的学堂带来了点似乎有些叛逆的火药味。我和一年二班的同学都住校,黄老师也还没有成家,所以我们可以全力以赴,有时,忙得没赶上食堂的饭,黄老师常带我到他的小屋子里去弄点吃的。1965年是中国的太平盛世,中国在经历了1959年的天灾人祸之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家开始从困顿中复苏。1964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人民再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当时似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努力学习,再创世界纪录,为国争光。
当我们都还在为了或许有,或者无的理想而劳作,而奔忙的时候,一股暗流正在我们脚下涌动,到1966年的5月,随着气温的升高,一场政治海啸终于惊天动地地爆发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小人物以为仅仅是批海瑞那样文化人的一场运动,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很熟悉运动了,谁知这竟是一场历时十年,惊天地、泣鬼神、触及每一个人的大动荡。中国人正常生活的钟从那时候起,突然停止了。学生不再读书,工人也不做工了,知识分子全成了臭老九,很多领导也成了走资派。中国淹没在旗海、大字报、游行队伍和口号的喧嚣之中了。曾经接见过我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被关进了西山监狱里,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自杀了,还能想象什么再创世界纪录之类的事吗?我开始不知所措,开始迷惘,航空模型准备再创世界纪录的事也就停止了。
我每天到学校来看大字报,不时也有几个冲我而来,资产阶级黑尖子的字样从我的眼前飘过,使我的神经也紧张了起来。
1966年的9月中旬,学校组织到黑山农村帮助秋收,我们一年二班的男生和一年四班的女生被分配到小李庄,开始了十几天的秋收劳动。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农村,庄稼院的一切我都感到陌生,新奇。我和几个同学睡在铺着门板的火炕上,因为不习惯火炕的燥热,没风时我常拉起简单的糊着纸的窗,没有电,夜漆黑,尚没有被污染的天际之中闪烁着群星。也许是照顾我这个没下过乡的尖子,班里分配我协助烧火,负责做饭的是一年四班的董梅枝,一位读过许多古典文学,文学功底丰厚的女同学,也是在锦州一高中在校三年中交往甚密,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位。
那时的农村连个座钟都少见,没有钟表和时间,只有依照祖先的方法:仰望苍穹。九月的星空,猎户座三星偏西时,挂在天上的星星钟就告知我是清晨四点了,要起来到队部去准备烧火做饭了。那十几天我每天天黑和早晨都用我很少的天文知识在看着天。晚上,同学们在场院里围着玉米堆,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剥玉米的时候,我也向比我还无知的同学介绍一点天文知识。其实那是个不论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都看不懂的年代,当我感到自己对革命运动的事显得很跟不上之后,就开始对闪烁的星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地球养育了生命,制造了人类。人类如果不能在地球再次遭受天体撞击之前逃离,那只能再次地全部灭亡。繁衍的再多,再能斗,善辩,至多也就是都变成为更多一些的翻埋在地下的石油,想到这些,我的心有些超然地飞上了天。那时的我相信苏联宇宙之父乔尔科夫斯基的话: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不会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今天不是我们也开始要登月了吗?!
十几天的秋收劳动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大串联和长征开始了,我和董梅枝、赵素菊、金福生几个人一同来到了大连。那时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处要去的就是新华书店(80前中国唯一的书店),那个年月,新华书店里的书都陆续被下架了,换上的全是毛选和其他红书。能侥幸还在没有被取代或处理的书架上找到几本漏网的技术书是我在大串联中的主要工作,在大连新华书店,我找到一本精装版的“天文年鉴”如获珍宝!书中介绍了世界和中国天文仪器和天文研究的现状,阅后使我震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设置在美国帕洛玛山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的通光口经已经达到5米,而我国紫金山天文台的望远镜口径只有0.28米,还是从当时的苏联进口的。天文望远镜如同窥视宇宙的眼睛,没有好的眼睛如何去研究太空。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萌生了制造大口径天文望远镜的想法。而且是说干就干,回到锦州就开始了试制望远镜的工作。此后的串连,成了寻找原材料的采购,将大批、大斗的许多事置于了身外,全然不顾地干起了制造天文望远镜的事。
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删除了制造望远镜的许多细节。仅将与文革有关的事件保留在写给一高中的文字里。
开始时望远镜的镜头是在家里用手工磨制的。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停下串联步子的年轻一群,又都结帮成群地跑到工厂里去添乱,说是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批斗工厂里的走资派。我还是和那几个同学,还有二年几班的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锦州光学仪器厂,目的也非常明确,用工厂的条件来磨制大口镜的天文望远镜的镜头。我到厂里以后,向光学车间的工人们宣传我们要制造大口径天文望远镜,为我国天文事业做一点贡献的雄心壮志,感动了他们,我被允许在一台有些毛病暂不用的平面磨床上开始磨制巨大的望远镜镜头。我在工厂的仓库里找到了一块直径0.30米厚30毫米的硬质玻璃,这块玻璃的价格是30元人民币,(今天有幸在资料堆里找到了当年买玻璃的发票,也附在文章的后面)这就是说:我要制造一台当时在我国来说是最大口径的天文望远镜。我说服家里拿了些钱,董梅枝也凑出了自己存的钱,于是我用工业化的手段和器材开始了相对正规的试制,那时我每天在锦州光学仪器厂上两个班,没日没夜地整整磨了一个月的镜头。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生产、制造经验。
到1967年4月初,一块漂亮的天文望远镜头磨制完成了,在光学检验室里通过了面型的检查。可是在当时的锦州还没有能够给这么大镜头表面镀膜的真空镀膜机。锦州光学仪器厂的技术科特别介绍我到中科院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去。记得我自己钉了一个大木盒,董梅枝帮着在木盒里铺上了从家里找来的柔软的大绒布,我背着木箱里的珍贵镜头,胳膊上带着“红三司”的袖标,乘火车来到了四月初还在飘着雪的长春。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科研人员,告诉我说:这个镜面的真空镀膜需要200元以上的加工费用,这样的费用在那个年代我是绝对付不起的,光机所的研究人员听到我对研制大口径天文望远镜的介绍,非常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所能作到的而感动,所以就破天荒地决定一分钱也不收地为我的镜面真空镀银和保护膜。还带领我参观了他们的真空镀膜实验室,使我长了不少见识。由于唯一的大真空罩下正在为毛主席像章镀金,所以我不可能在一两天内拿到镀好膜的镜头,我向光机所的研究人员说:1967年的4月23日有一次月全食,我非常希望能在那一天完成总装,看到月亮和这次月全食,光机所的研究人员答应我会在一周内镀好,让我先回锦州去,等镀膜完成后,请进京的人员给我捎到锦州火车站。
回到锦州后,我在金福生等同学的帮助下开始忙着到石油六厂找工人师傅帮着焊镜架,黄道式的镜架再加上平衡锤重量有一百多公斤;铁板卷制而成的镜筒有两米多长,这么大的天文望远镜放到什麼地方呢?在锦州一高中的北面是锦州农科所,当时的农科所上有个小气象台,文革了也就闲置着无用了,农科所当时是糟字派占据着的,红三司为我开出了介绍信,我的天文台也就找到了。
大约是四月二十日,长春光机所的研究人员将已经镀好反射膜的大镜头捎带到锦州车站,我在站停的十几分钟里,找到了并不相识的光机所进京人员的车厢,接过了宝贵的天文望远镜头。接着又是几个没日没夜地忙碌,一台300毫米口径的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完成了。我在农科所的小楼上用它瞄准过锦州一高中大楼的窗户,也用它拍摄了月亮的环形山、土星的光环、木星的四颗卫星。用自己制造的天文仪器来探索从未见识过的天体,那种喜悦难于言表!这次宝贵的实践经验,使我日后在多学科里有了更多的游刃本领,虽不完美,但毕竟是自己孕育出来的,也是当时中国最大口径的天文望远镜。(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加州理工的凱克天文望远镜的口径已经达到了10米;而我国最大口径2.4米的由英国TTL公司制造的光学天文望远镜也已经在云南丽江落成)
在研制天文望远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工人、知识分子的无私援助和殷切鼓励,不管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如何演义,在人们心中尊敬知识,渴望科学发展的愿望是根深蒂固的。人类渴仰文明与科学,中华千年博大精深的一层层文化积淀,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和几句政治口号所能改变的。有了这第一个的制造经验,我曾想再制造一台更大口径的天文望远镜。在这个至今也还有差距的领域里作一点有益的事。可惜的是,到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文化大革命的打斗开始升级了。农科所里的两派,不再只喊口号,开始动手,棍棒相见。我的小天文台也被洗劫了一次,丢失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天文资料和照片,侥幸的是我将大望远镜头拆下来做检查,才没有在被洗劫中遭受损失。但开始的真枪真炮的对打,显然已经再次告诉我,想超脱尘世,躲在什么地方看天,是不可能的。来自家里和学校的敦促都是: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开始想真心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于是参加了糟字派冲击公安局的静坐绝食,谁让他们错抓了人又不认错,还说:抓得对,放得好,这样没有逻辑,又不讲理的话呢!记得绝食是下午五点开始的,三点多,我在家里自己打了七个鸡蛋,炒了一锅我爱吃的蛋炒饭,全部倒进了年轻的胃。然后松开裤带,跑到公安局门前去寻事。很多人事后总是怀疑地问:你们真的绝了七天食吗?我的回答绝对是肯定的。记得第三天晚上,我的姥姥流着心疼的泪跑到绝食现场来看我,带来的毛衣中夹着几块糖,我说服了姥姥,留下了毛衣,退回了糖。到第四天陆续有些人病倒了,我们喝的水里开始有了糖。当时说的是绝食,又没说绝水,所以对糖水没有人拒绝。反正绝食也是做样子给社会大众看的,到第七天的下午,陆续来人把我们都抬出去了,记得有人对我说:闭上眼,于是躺到担架上,送进了医院。到今天虽然真的七天没吃东西,但在我的回忆之中似乎没有找到饥饿难挨的痕迹。想来绝食绝对是一种弱者旨在召唤大众同情的无奈举措,舍此真的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作为一种经历,我倒觉得挺有意思。
当1967年的夏日到来的时候,锦州也像全国一样,从棍棒升级到真枪实弹了。锦州一高中的红三司一下子从铁路公安的枪械库里搬来了七百多条枪和二十万发子弹,还有成吨的炸药和上万的雷管,这些装备可是不得了,真正的武斗开始了。我们搬来的枪,是铁路公安多年的存放品,大部分枪都没有撞针,我的机械常识比同学略多一些,所以我试着把旧枪上的撞针换到新枪、好枪上来,上了子弹,原来打不响的枪打响了,我在这方面的威信也就建立了,头们让我管枪,我也很乐得。我自己先捡了把崭新的德国匣子,油封都没开过,真是漂亮。又找到一个小小的鲁子枪,学着平原游击队李向阳的样子,揣在身上,别提有多喜欢。我开始为许多枪造撞针,从短枪到冲锋枪,锦州一高前面航海仪器厂,成了试制车间,我在那里摆弄着车床和铣床。除了管枪,物理、化学实验室也划分给我来管。在学校四楼的物理试验室里,我做过的坏事是:摆上一排瓶子,用手枪去打瓶子,瓶子粉碎了,北墙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弹孔。也曾无法无天地试制了糟字派的无线广播电台,还好,最乱的一段时间很快被中央制止了,否则,还不知会捅出多大的乱子来,到最后就不好收拾了,也可能就都进了局子被“专政”了。
那时我非常喜欢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麼宝贵而重要的时光呀,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将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要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这话在当年对我们的震撼和影响巨大,至今读起来也不免让人欢欣鼓舞,无论对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座右铭,是坚信不移的圣旨。要战斗,没有武器如何能行,所以我非常深入地钻进了对武器的研究,我从图书馆里找所有我能看到并能学习到的书,从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装备中,寻找我们能在实验室里做做、试试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炸药、燃烧、化学、曳光等小玩艺,乐此不疲。每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跑到操场上去找个试验的地方,用各种控制方式去试暴各种爆炸物和燃烧品,随着爆炸声和火药味、烟云的升起,大喇叭里大奏凯歌。这种喧嚣的日子到九五命令下达后,枪枝虽然都交了,但炸药和制造其他爆炸品和武器的实验似乎一直进行到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其间我和小个子,大眼睛,大胆的王越成去锦西化工机械厂、杨家杖子机械厂里去造手枪,造火箭推进器。在那冰冷的北国冬日里,没有任务,也没有收入和金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份巨大热情。这一段接触、试验、制造武器的实践,让我学到了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那是任何一所学校都学不到的。如果说在那段蹉跎岁月里同学们失去了许多,我却在这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时段里得到了许多。
到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到处都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工宣队也进驻了学校。我们老糟算是站错队了,工宣队说:你们老糟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长期较量中站到国民党一边去了。说心里话我真是糊里糊涂,弄不清是非,但每天斗私批修做检查,为得是别被专政起来,低着头小心谨慎地熬每一天,再也不能想做这做那的事了。到了要上山下乡的时候,恨不能赶快逃离学校,到新的生存空间里去重新开始。那时候,我已经不再爱那个聚集了太多的高才学生和聪明老师的锦州一高中了。到十月,我们这一批曾不安分的学生走后,一个号称辽西小清华的名校也跟着悄然消失了,似乎中国已不再需要高中,剩下的一栋楼变成了后来的师专。
面对如此悲凉的现实结局,我不懂,又怎么能懂!当同学们都开始准备上山下乡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除此之外的事已经不再要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来做了。我也开始忙着准备到农村要用的东西。但我相信中国需要技术和知识,贫穷落后的农村除了需要精神上的和主义上的东西之外,更需要实实在在的知识、技能和本领,于是我精心设计钉制了一个小木箱,里面准备着万用电表,搬子、钳子等各类实用工具和五金手册之类的工具书。人在错落的时候,常遭人贬,我的继父是位身受左害,又左得不得了的老好人。他看着我忙着准备的下乡用品,便跑来说:站错了队,去接受再教育,要多带红宝书,带这些工具去有逃避接受再教育之嫌。他说得虽然没有错,但我却是坚决对抗地和他狠狠地、发泄式地打了一架,也只能在家里发发落了魄的威,管他对错。我的疯狂让妈妈和疼爱我的姥姥落泪,那个年代发生在家庭里的所有事,都脱离不开那个时代和社会气息浸泡的味道,社会生活扭曲变形。如果有朝一日以影视剧的形式再现,也绝对是一场让人辛酸的好戏。
1968年10月7日这一天,我们似乎是豪情满怀地离开了锦州一高中,离开了家和父母,不再有城市户口,被教诲着: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知道所有以前曾经拥有的都不复存在了,我和中国的百万新、老三届的知识青年将面对中国冷硬的泥土,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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