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三章

邓振新

第三章 贵州夺权前的“革”与“保”

（一）毛泽东热烈支持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清华大学附中。6月1日，毛泽东批准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此在全国展开。就在这一天，清华附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一百多人签了名。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的思想指导下，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重申了他们的造反理论。7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首先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讲过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很快被谱曲成为“语录歌”在全国传唱得妇孺皆知。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有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大中学校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8月10日，毛泽东到中央设立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首都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受跑到天安门城楼上去的中学生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给他戴上的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检阅了广场上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二）贵州最早的红卫兵组织

贵阳医学院“红卫兵．红旗战斗团”， 成立于1966年8月22日，是紧接着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首次接见全国百万红卫兵之后在贵州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以贾启允为组长的省文革小组树立的样板。成立大会有各院校师生代表参加，贵州大学师生当天步行进城也到会祝贺。贵医“红卫兵．红旗”的群众基础是“6．6”中的受害者。省文革小组当天为他们公开平反。贵医“红卫兵．红旗”的成立，引起了该校当时的“红五类”的不满，他们便成立了“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贵阳医学院于是在贵州高校最早出现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前者保省委反院党委，后者反省委保院党委。有关贵阳医学院“文革”初期的情况，师范学院杨文华有如下记载：
1966年8月21日

还未起床，广播里就响起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紧急通知：六时半到操场听报告，我急切起床赶到物理馆集合。

这是一个内容骇人听闻的报告：“医学院党委陈远吉、倪皓年镇压革命运动的调查报告”。陈、倪是去年冬天医学院四清后留下主持党委工作的，省委对他们很信任，文化大革命没有另派人去。7月31日陈到省委汇报工作，提到二年级学生李同庆写了一张大字报而被捕的事，引起省委重视，派人进行调查后，于8月1日释放李同庆，8月2日在全院师生大会宣布陈、倪停职反省，并作检查。

李同庆6月8日（帮助贵阳五中一位同学）写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贴到贵阳五中，内容是批评贵阳五中按兵不动、冷冷清清、甚而压制群众运动，五中师生写大、小字报要经党支部批准才能贴出。大字报号召五中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字的还有18个同学。这张大字报被诬为破坏文化大革命，陈远吉通知公安局于6月8日将李同庆逮捕，并对签名的18人进行斗争。与此同时院内一些贴过单位领导、政治辅导员大字报的教师、学生也被打成反革命。院党委规定“每个班都要挖出牛鬼蛇神”，口号是“绝对信任党委”、“依靠工农子女，依靠革命干部子女”。严密封锁与校外、班与班、小组与小组、人与人的联系。检查来往信件、规定活动范围、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外出，亲友来访需经党委批淮，学院气氛恐怖，被隔离审查的有一百多人。学生人人提心吊胆，写了大字报集体推敲，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贴出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若听说有人批评，一寝室的人围着哭。有的同学把衣服、洗漱用具带在身边，随时准备坐牢；有的半夜梦中惊叫：“我不是反革命！”

目前医学院分成罢官派和反罢官派两派，都成立了红卫兵，明天是罢官派红卫兵的成立大会，呼吁各院校支持他们。

（三）南下串连队与“8.31”、“9．5” 事件

8月24日，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首批到达贵阳，把清华附中的大字报传到贵阳市各大中学校，重新燃起了“六•六”烽火，写出了“十问贵州省委”的大字报，提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继后又提出为贵阳“六•六”事件翻案。
8月31日晚，首都南串队和地化所、师范学院等200多人到《贵州日报》送大字报，质问《贵州日报》刊登毛泽东为《新北大》和《中国妇女》刊名题词为什么不套红，遭到数千人围攻、斗争，地化所有11人被打成“反革命”，支部书记被迫自杀。这一事件被称之为“8.31”事件。
9月5日，首都南下串联队和省商校、省艺校、贵阳女中等校学生约3，000余人到省委大楼前要求贾启允接见，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关问题。贾启允躲到省军区拒不见面。这批学生便在大楼前开揭发批判会、静坐示威。省公安厅出动100多名“机关红卫兵”保卫省委大楼。省文革领导小组如临大敌，以上街宣传“十六条”的名义，调动干部、工人、居民12万人，对这批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斗争，小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高呼“打倒牛鬼蛇神”，最后强迫检讨。
这激起了更多中学生参加斗争（此时大学生们已上北京）。从9月5日至8日，贵阳市街头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在围斗造反派学生，到处都有穿着纸衣的“牛鬼蛇神”。这一事态被称为“9．5”事件。

（四）大中学生上北京见毛主席、赴外地大串联

8月31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红卫兵50万人。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党中央认为革命串联好得很，大力支持革命同学进行革命串联，党中央决定让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全部和中学生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9月1日-12日，贵阳地区大专院校学生几乎全部上京，中学生也陆续外出大串联。
9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贵州学生光荣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红卫兵战士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周总理要求：“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言的还有外地和北京红卫兵代表。
怀着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幸福心情，回校后贵州省各院校学生以这一天命名，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如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红卫兵团、贵州大学九一五革命造反团、贵州农学院九一五兵团等。贵阳师范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则定名为六六战斗团。
10月9日，在首都南下串联队的帮助下，贵阳地区大中专学生成立了炮轰派（即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9-12月，贵阳地区大中学生的大部分都到首都和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去了。
坐车不要钱，食宿到处有安排，大家都尽可能不放过这空前绝后的良机。以贵州大学九一五“硬骨头战斗组”为例。他们一行四人10月18日离开学校，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各地大串联，12月17日返校。他们串联的路线是：
贵阳—重庆—成都—西安—铜川—延安—西安—北京—天津—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烟台—青岛—南京—上海—南昌—长沙—韶山—长沙—贵阳

他们这次大串联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但从铜川到延安往返为汽车，从大连到烟台为轮船，从长沙到韶山70多公里为步行串联，返程为汽车。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赴外地大串联陆续返校的贵阳地区大专学生们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到工矿企业去，与工人老大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搞文化大革命。

（五）工人运动蓬勃兴起

9-12月，贵阳地区大中学生大都到外地大串联去了。在南下串联队的帮助下，贵阳地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9．5” 事件诱发一些革命工人开始起来支持造反派学生，并自发组织起来闹革命。
9月14日，工人第一个炮轰派组织“贵阳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战斗团”成立。后遵照中央关于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不宜单独成立造反派组织的指示，更名为“贵阳战斗团”。
接着，出现了“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后来号称有10万之众，赤卫队头头黄世明是贵阳市建筑公司泥水工。
10月初，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先后成立。
至夺权前，红卫军迅速发展成势力最强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号称33万之众，其基层组织遍布贵阳地区两种所有制大小厂矿以及部分专州县。红卫军头头李铁乃是贵阳市一家集体小厂南明汽车修配厂工人，湖南祁阳人。当红卫军迅猛发展壮大起来时，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李再含在公开场合公开支持红卫军造反。
南下串联队在贵阳带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煽动作用很大。他们支持和鼓励各工人炮轰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控诉省市委罪行大会主席团”。
11月25日，“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贵州分部成立。这是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造反组织，旨在争取平等权益。成员3000多人。

（六）“革”与“保”的对立

9月7日，李井泉来到贵阳，向贾启允、李再含等传达了陶铸对贵州省委的评估：“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
为了应对炮轰派，按照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9月28日又成立红卫兵纠察大队,因其红卫兵袖套上有编号，被称为“号码兵”。李再含担任“号码兵”的政治辅导员。
10月15日，为了对付炮轰派，按贾启允指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联络站，由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具体负责上下联络。后于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贵州省工人纠察队，其联络站设在贵州省总工会。
“号码兵”和工人纠察队是保守派组织，他们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贾书记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
工人运动两大派组织出现后，形成对立，贵阳地区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大规模工人冲突和流血事件。
贵医“红卫兵．红旗战斗团”和“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的成立，在贵州高校中是最早出现的两大派对立的组织。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是炮轰派（即造反派）的代表性口号。[font=]

（七）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

9月29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决定在运动中不整学生的通知》。通知说这个规定也适用于工人。
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发表，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关于平反问题的紧急指示。
10月6日，首都召开全国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和江青出席大会并讲话。
迫于形势，省文革小组先后三次发了平反通知和命令，但到10月6日仍认为“六.六” 事件是“反革命逆流”。
11月2日，贾启允被揪到省人民委员会广场，被迫承认“六.六” 事件是“革命事件”。
11月6-17日，“贵州工人赴西南局造反团”前往成都“炮轰西南局”，途经重庆遭到当地保守派围攻，到成都后提出“打倒李井泉”。
11月中旬，炮轰派从躲到贵州省军区的地下室揪出贾启允进行批斗，并提出“打倒贾启允”。“工纠”开车压死2名红卫军成员的“12.3事件”发生后，红卫军还将贾启允扣押起来，要求解散“工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