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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霞:一个女大学生对文革期间军营生活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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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1 09:35: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彩霞:一个女大学生对文革期间军营生活的回忆

  29年前,我们67、68届大学毕业生,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这里记述的是那段特殊军营生活里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毕业前夕

  1968年夏秋之交,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大中学校,工人阶级占领了教育阵地。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们,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到农村去,到工矿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正在蓬勃兴起。8月24日,河南省省会郑州召开了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中,薛喜梅等71名郑州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奔赴河南省郏县人民公社去“经风雨,见世面,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上山下乡的浪潮震荡着每个青年学生奋发向上的心。我们67、68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何去何从?面对去向问题,学校“工宣队”组织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有关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理论:“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它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我们一次次口诛笔伐,批判“读书做官论”,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我们在毛主席像前表决心、立誓言: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地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和农村接受再教育。

  1968年9月,我们河南农学院67、68届毕业生200余人和全省其他大专院校及外省分配来的大学生一起,分别奔赴平顶山、安阳、开封、商丘、湖北等解放农场劳动锻炼。

  “大班幼儿园”

  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一行百余人,高唱革命歌曲,一路欢声笑语从郑州乘车来到了平顶山8221部队解放军农场。一下车,部队首长、战士热情地欢迎我们并忙着安排食宿。一排排平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朴素、舒适的感觉。下午,我们三五成群,熟悉环境。这是个约有500亩地的小型农场,南边是一条人工河(后来知道叫湛河),河水清而深,流动缓慢,岸边垂柳成荫,树荫下长着青草。我们的营房紧靠岸边。田地里没有秋庄稼,只有麦茬还在那里仰着头顽强地挣扎着(也许是等我们去开垦吧!)。朝北望去,平顶山很近,山不雄伟,样子却奇特,突兀顶平,名副其实。好一派田园风光!晚饭后,因为奔波了一天,我们正准备睡个大觉,忽听军号晌起来,接着紧急集合。毫无准备的我们,一个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排好队听连长讲话: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了。战士有战士的规距,一切行动听指挥,今天晚上看电影,不准请假,不准早退。”接着每人发了一个小方凳,我们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迈着不太整齐的步伐来到露天电影院--打麦场上。连长喊“放凳子,坐下”,我们几十个20多岁的大学生扑通扑通,下饺子一样坐下来。 “站起来,坐下!’’排长口令: “再站起来,再坐下!”就这样反复几次,仍是不理想,电影开始了……第二天,有人就把第一晚的情景戏称为“大班幼儿园”。接着,我们这些“大班幼儿生”就开始了第一课军事训练。大学生活的后两年,我们停课闹革命,纪律性差,自由散慢,现在一下子紧张起来,真有点不适应。军训是艰苦的,枯燥无味的,只有机械的动作,规范的行动。早晨5点钟,清脆、响亮的起床号声惊醒了我们的好梦,我们一骨碌爬起来,穿衣、洗脸、刷牙,要求在几分钟内完成。开头几天,不是这个衣服穿错了,就是那个鞋穿反了;这个裤带没系好,那个的扣子系错了;这个头发没梳。那个脸没顾上洗,洋相百出。解放军要求很严,立正,稍息,齐步,跑步,一遍遍地训练,还有真枪实弹的射击训练,光荣传统的思想教育等穿插进行,这时候我们这些自认为经受“文革”锤炼的大学生才感到和解放军比起来真是“大班幼儿生”呢!一个月的军训生活,我们脸晒黑了,体格壮了,队伍整齐了,纪律性强了, “大班幼儿生”真成了不穿军衣的兵了!

  思想教育

  如果把第一阶段军训比作“大班幼儿园”的话,第二阶段的思想教育就是“升级”了。

  我们是怀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来到解放军农场的。有人认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没有必要接受再教育:有的认为,我们有知识,有文化,哪点不比工农兵强?还有人认为,让我们来这里干原始式的农活,大材小用。针对种种思想,部队领导就大学生要不要接受再教育的问题展开了大学习、大讨论。请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做报告,请老煤矿工人讲过去,听部队首长讲战争经历,讲革命烈士为国献身的英雄事迹。同时举办“斗私批修”讲用会,采取多种形式让我们在对接受再教育必要性的讨论中接受教育。8221部队师长蔡铎从小没上过学,是个苦出身,十几岁参军后,扛枪打仗,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上带着敌人的弹片,打仗空隙学文化、学军事,在给我们讲他的战斗经历时,哪个山头有多高,哪里地形如何,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的报告很感人,我们很服气。

  对于这段思想教育,我在当年的“学习笔记”中这样写道:“通过这一段的军训和思想教育,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和解放军相比,我们多喝了几年墨水,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但解放军的纯朴、忠诚、吃苦耐劳、人格高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雷锋不就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培养出的英雄吗?农场的生活苦、农活累,恰恰可以磨炼我的意志,使我亲身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内涵。”这段话现代青年听起来也许是可笑的、不可思议的。但对我却是那样印象深刻,永志不灭,终生难忘。几十年来,我自愿到基层、到农村工作,和工人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在荣誉面前不自满,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权力在于时不谋私利,金钱面前不贪婪。我始终是一个平凡普通但问心无愧的人。

  “四不准”

  大学生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苛刻要求,也必然会出现一些不近人情的东西,“四不准”就是这种产物。

  到农场的第二天,我们在进行编制时,就出现了使人不理解的事,即男女学生分成男生连和女生连。男女连队之间还相隔一段距离。我们除了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外,还要从事体力劳动耕田种地,男女学生一起能在农活上互相帮助,为什么要分开呢?部队首长来连队给我们宣布纪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大学生在劳动锻炼期间要执行四不准:一不准回家探亲,二不准谈恋爱,三不准结婚,四结了婚的不准过夫妻生活。好一个“四不准”!像王母娘娘的簪子一样划个天河把我们分成男生连、女生连。这样一来,我们女大学生可吃尽了苦头!体力劳动是把旱地改水地的重活,我们像男生一样卷起裤管,赶着水牛在泥里、水里犁地、耙地,然后插秧、管理、收获,完成水稻从种到收的全过程。一天的农活干下来,一个个累得身子骨像散架一样,还得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些体质柔弱的女生只有在被窝里抹眼泪。

  学校毕业前夕,有的男女生已经恋爱,双双来到农场。“四不准”使他们饱尝咫尺天涯的相思之苦,于是,远送秋波,传递纸条,鹊桥暗渡之事屡屡发生,当然也因此而屡屡受到连长的训斥。甚至还出现因违犯“四不准”受到党纪处分的事件。有个女大学生,德才兼备,是学生党员,已婚的爱人是现役军人,享受探亲假从遥远的西北来到我们农场。恰逢“四不准”,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里住下来。他的妻子,那个女大学生却因此而受到党纪处分。

  到了1969年8月,我们来这里已经一个年头。同学们对军营生活已经适应,却对“四不准”始终耿耿于怀。一天,河南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主任刘建勋来到我们农场视察。因为我的未婚夫是我校红卫兵头头,省革委常委,他分配到离此30公里的农村劳动锻炼,因“四不准”,我们彼此也不能见面,大家就鼓动我去找刘建勋反映“四不准”问题。于是我去见刘建勋。刘问:“小范呢?”我说:“在叶县插队。”“你想见他吗?”“四不准不敢见。”刘建勋笑了,让我坐上他的车,在8221部队蔡师长的陪同下到了叶县田庄公社龙潦大队,见到我的爱人后又一起返回平顶山。当我回到农场的时候,农场沸腾了! “啊!刘建勋带头打破了四不准,我们自由了!”从这以后,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除“四不准”,但这条规矩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到1970年2月锻炼结束时,竟然出现了新的情侣,甚至还有解放军和女大学生恋爱的。看来, “四不准”是挡不住青年人的爱情的,然而因违反“四不准”而处分的,也就白白冤枉了。

  劳改犯?大学生?

  我们劳动锻炼的平顶山8221部队农场原是个劳改农场。部队接管后,那里不再有劳改犯。我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但衣服烂了,可以用旧军装打补丁。一些男同学不知是真的没衣服穿,还是处于对“四不准”的不满,或是故意幽它一默,破衣服补满黄补丁,加上头发不理,胡子不剃,打扮得真有点像劳改犯。一次,几个这种打扮的男同学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去附近东工人镇买菜,招来镇上群众异样的目光,有的小声问解放军战士,什么时候来劳改犯了?战士笑道,什么劳改犯,是来劳动锻炼的大学生! “啊,大学生!”人们心目中的骄子,竟穿得像劳改犯一样走在大街上,这也是一种抗争啊!

  病号饭

  解放军是一个团结和睦、互相关怀、互相爱护的大家庭,谁有了病,连、排长问寒问暖,连队还专门设有医务室。我所在的排有30多个女大学生,排长是一个年仅19岁的解放军战士,他既严肃又活泼,背地里我们称他“可爱的小弟弟”。我当时被任命为副排长,主管女同学的一些事务。女同学月经期间不能上早操和干重活;我给排长请假: ××x, ×××有病了,排长以为真有病了,就发扬雷锋精神,给这些同学端来了“病号饭”,当她们吃着这香喷喷的病号饭时,都咯咯地笑了。时间久了,“怎么每天都有病号?”排长犯了嘀咕,我实在不好意思当面给他解释,只好红着脸去给连长反映,让连长去给这个单纯、可爱的解放军小弟弟解释吧!

  欢乐的军营生活

  俗话说:“仨女一台戏。”几十个女大学生在一起更是热闹非凡,劳动归来,学习之余,歌声、笑声不断。自编自演节目,自办文艺晚会是经常的事。晚会的内容丰富多采:唱革命歌曲,唱样板戏,唱本连本排的好人好事,唱我们的好排长、好连长;晚会的形式各种各样:京剧、豫剧、曲剧、快板书、三句半,吹拉弹唱,样样俱全。 由于有师院艺术系的学生参加,节目的质量还相当高。

  由于营房紧靠湛河,得天独厚,游泳成了我们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在解放军指导下,我们这些北方的旱鸭子大都学会了游泳,还常常举行游泳比赛。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游泳生涯,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游泳衣。

  诗朗诵、演讲会是我们大学生的拿手戏,这湛河,这平顶山为我们增光添色。“平顶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湛河两岸尽朝晖”,“平顶山高,没有党的恩情高;湛河水深,没有阶级感情深。”这些充满激情的句子至今记忆犹新。

  更有趣的是跟我们的解放军连排长开玩笑。排长是河南信阳人,我们问: “今天吃什么饭?”排长答: “大米饭。”“啥大米饭?”“大米稀饭。”这几句话在排长口中变成了“索法?”“岛米法。”“索岛米法?”“岛米西法。”于是我们为排长的这几句话谱了曲 /5 4/13 4/51 34/1374/。我们的连长是黄河北长垣县人,他的口音里把an(安)读成ai(哀),有同学给他编了顺口溜:出了门,往正南(nai),腰里塞了三分钱(塞,三读作sai,钱读作qiai),买了三个绿豆丸(丸读作wai),光加醋,没加盐(盐读作yai),酸甜,酸甜(酸读作suai,甜读作 tiai)。连长渎着顺口溜笑得前仰后合,同学们也笑了,笑声在农场的上空回荡……。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一年的军营生活,锻炼了我们思想,强健了我们身体,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我的同学刘成蛟,是河南农学院68级农机系学生,她泼辣能干,事事处处不甘落后。1969年秋打稻子时,不慎将右手绞到脱粒机里,手臂被打成肉糊,当我们把她的胳膊拉出来时,只见两个鲜血淋淋的指头系在筋管上,她很坚强没有哭,虽然立即送到医院,后又转到上海治疗,但仍失去了右手,成了终身残废。

  锻炼期间,我们还到平顶山十矿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一个26岁叫王清江的矿工受伤的情景。下井前,我们还在一起谈笑,他让我们看他女儿的照片,下井后,由于塌方事故,他的脸被挤压在铁柱子上,造成面部受伤、牙齿全部脱落、锁骨粉碎的重伤。10天的矿井生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煤矿工人的辛苦与奉献精神。

  1970年3月,我们结束了这段特殊的军营生活,重新分配到各地去工作。如今,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历经沧桑,回忆往事,有激情、有汗水、有欢乐、有忧郁、有遗憾、有反思,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回普通一兵,在苦和累中磨练了自己,去掉了骄娇二气。“经历是财富,苦难是老师”,每当我给孩子们讲起这些故事时,他们总是像听天书一样不能置信,然而,这的确是真真实实的故事。

  彩霞 河南农学院学生, “二七公社”成员,现为个体工商业者。

  选自《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原标题为“军营生活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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