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1-9）

tuffy05

转自 《六十年代》 http://www.60nd.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946

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1）

代自序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定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开卷语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毛泽东建国初期语录

出生于贫穷的家庭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新洲县（现改为武汉市新洲区），1944年4月25日出生于武汉市。父亲一生都在武汉市当铜匠，专门以做烧开水的铜壶为生。解放初期土改时，父亲是回乡划的阶级成分，他的个人阶级成分是贫农。母亲解放前在武汉国棉三厂的前身、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企业、距今有上百年历史的申新纱厂当工人。全家共有十口人，父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共七人，父母亲还代养我已去世伯父的儿子、我的一位堂兄。解放以后，由于子女过多，母亲就在家专门料理家务，没有再去参加工作。父亲先在汉口民意街任治安联合大组长，1957年，他们铜匠等手工艺人组成合作社，当时称为武汉第九五金生产合作社，父亲担任合作社主任。后来调到武汉轻工机械厂工作。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刮单干风，父亲选择了自动离职，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铜匠。但仅仅干了三个月，这股单干风就被党中央制止了。父亲也从此失去了工作单位。
到欧阳海生前所在部队当侦察兵

我1960年夏天初中毕业于武汉市五中，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很好找工作。我自己到武汉市第一电子科研所去联系，也算是子承父业，当上了扳金工。当年秋季征兵，我报名参军，分到47军140师418团。我当上侦察兵纯属偶然。我们城里长大的学生兵从小就会摔跤，在新兵连时，有一次看到一群新兵在休息时摔跤玩，我看那些新兵的摔跤技术很一般，就去和他们过招，我一连将七八个人摔倒在地。我当时个子也很高大，身高一米八，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侦察连。
我和后来闻名全国的欧阳海（●欧阳海：1940年生，1959年3月入伍，1960年5月加入中共，担任班长职务。1963年11月18日清晨部队行军路过湖南衡阳车站南峡谷时，驮着炮架的军马受惊，在列车与军马相撞的危急时刻，为救列车牺牲。1964年，广州军区党委追授他“爱民模范”称号，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军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学习）是一个团的。我在部队时就认识欧阳海。他个子大，力气也大，干起活来一人顶俩，性格耿直，与连副指导员闹过矛盾。他越级向一位军区领导写过信。我是1963年10月复员离开部队的，一个月以后欧阳海牺牲，这件事是我们团的战友们跟我讲的。那次部队搞拉练演习，在京广线衡阳车站南边耒阳县境内，火车一拉汽笛，军马受了惊，马背上驮的是苏式75毫米无后坐力炮架，军马站在铁路双轨中间，欧阳海为了防止列车颠覆，先是用手去推军马，后来用肩膀去撞军马，把军马撞离了铁轨，自己被火车轧死。事情发生后，部队认为出了事故，悄无声息。因为欧阳海救了火车，连里先为他记了三等功。新华社记者发现这件事后，认为欧阳海牺牲是英雄事迹，团里为他又记了二等功。随着欧阳海英勇救列车报道的升级，师里又为他记了一等功，将与欧阳海闹过矛盾的副指导员撤职。此事后来引起中央军委重视，欧阳海被树为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向他学习。
我复员后，原单位已改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是武汉市电子工业局下属的国营工厂，我回厂仍当扳金工。当时全厂600多人，生产石英谐振器、热敏电阻、压电陶瓷等系列产品，厂址在汉口江边的四唯路，中原机械厂对面。现在已经是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工厂了，一直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提供重要元器件。
我是四清和文革工作队的大红人

回厂后我赶上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指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６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在党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提出，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处罚规定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当时总结出干部腐化变质的道路是“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毛泽东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
四清运动在我厂主要整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男女作风问题。中共武汉市委派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余英、市文化局局长巴南岗、市委某处长金本富、武汉市文物商店总经理蓝蔚等几十个人的庞大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厂。因为我在部队搞过通讯报道，工作队就叫我脱产办黑板报、墙报，写通讯报道，整专案材料，成为市委四清工作队的依靠力量。在我厂，四清工作队是保厂长、整党总支书记的。我当时对四清运动要整的是对象是没有认识的，工作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5月，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队宣布，将四清工作队转变为文化革命工作队。工作队秉承刘少奇、邓小平抓右派的文化革命指导方针，不去清干部了，而是在工人中抓牛鬼蛇神。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都成了这次运动挨整的对象。工作队一边发动群众写他们的大字报，一边要求我将大字报揭发出来的事实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工作队还在内部指定我当上文化革命初期成立的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副主任。我是工作队重用的依靠力量。

“三字兵”揪斗我母亲使我走上造反之路

我的母亲叫金金玉，是江汉区万松街万二居民委员会的妇联主任，是不拿政府一分钱的居民干部。平时做一些义务性的街道工作和居民调解工作。因为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1966年10月上旬，居委会有个年轻的女干部纠集一帮“三字兵”（●三字兵：武汉1966年8月下旬出现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保守派红卫兵，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的行动，受到省市委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被武汉群众蔑称为“三字兵”）把我母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子游行。我母亲是纱厂产业工人出身，从旧社会过来，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在新社会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她就不想活了。我怕母亲想不开寻短见，就待在家守候了三天三夜。我向她老人家表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给您有一个交代。”
不久，在武汉商场（现已改名为“武汉广场”）门口，我看到戴着“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即文革中的华中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华中工学院今改名华中科技大学。新华工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袖章的大学生在街上宣传。我就问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上为什么还有“毛泽东思想”几个字，他们告诉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文革中，凡是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无论是后来称为“钢二司”的红卫兵，还是“三新”、中学红联的红卫兵，都统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造反派的红卫兵。”我将我母亲被“三字兵”游斗之事告诉了新华工的造反派，他们问我家是什么成分，我说是贫农。新华工的造反派就跟我到万松街派出所去调查。派出所长对我说：“你的母亲是位好同志，干工作很负责，这件事是红卫兵搞的，我们不敢去干涉。”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压力下，派出所长同意将此事向上级反映，给我母亲一个答复。三天后，市政府办公厅来了一位干部，在派出所长的陪同下，在居民委员会开了一个大会，宣布给金金玉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是错误的，予以公开平反，收回影响。
从母亲挨斗联想到市委工作队指导下我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再看看“十六条”（●“十六条”：即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我才看出我厂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工作队要我整理的材料矛头都是指向群众的。党中央的决定说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在工作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这种搞法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而工作队的领导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以后工作队开会就不再通知我去参加了。
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工人们对工作队是一肚子意见，我当时血气方刚，九月下旬，我写了一篇《工作队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贴在食堂里，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作队就开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我，说我丧失了阶级立场，充当了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炮手。我在厂里受了一段时间的压制。到社会上，看到湖北省委在全省发动工农群众，大抓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来湖北武汉煽风点火、炮轰省委的“南下一小撮”（●南下一小撮：1966年8月下旬，以首都为主的外地高等院校红卫兵到湖北武汉煽风点火，炮轰湖北省委，点燃了湖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些人被湖北省委称为“南下一小撮”。），这时我开始对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不同本质有了清醒认识，我的思想已经自觉地在向造反派靠拢。

抢黑材料是最好的发动群众

1966年11月初，党中央已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我就在本厂搞了一个很大胆的动作，我带领工人群众，把工作队下令我整群众的黑材料抢了出来，发给每个人看后当众销毁。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好的发动群众、对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的过程。全厂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市委工作队自四清以来在我厂整了许多人，对工人群众像1957年反右那样进行拉网式地打击、迫害，所以从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厂造反派就占了全厂职工的绝大多数。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并把盘踞在我厂两年多的市委工作队赶走了。我们厂工人还在厂门口挂上了“解放区”的牌子。
我厂造反派声威大震，附近很多工厂的工人，如市安装公司、市皮革联合加工厂、中原机械厂、武汉市邮政局、武汉机床电器厂等，都有人来我厂取经，要我厂造反派去声援他们的斗争。我被请到各个工厂去作报告，进行造反发动工作，使这些厂里的少数派都成立了工人造反组织。我还把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低压锅炉厂等工人发动起来了。

牵头成立武汉“工造总司”

和我厂造反派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不同，其他工厂的干部和广大工人因为四清及文革初期未遭到工作队的迫害，因此参加造反派组织、站在当权派对立面的，在各厂、各单位都是少数派，处境比较艰难。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声援。各厂工人造反组织成立后，大家都建议我牵头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因为“工人总部”（●“工人总部”：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成立于1966年11月10日，1967年6月下旬开始简称“钢工总”）已经于1966年11月11日成立，但“工人总部”下属的组织有些过激行为，所以我们不愿加入“工总”。我们的组织名称就叫“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我们的袖章上有“红色造反者”五个字，意思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是右派造反。
1966年12月8日，武汉“工造”正式成立，成员开始有48000人。主要单位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经长办联司同意，长办联司行政处修建队战斗队參加了工造。对外打工造旗帜，工造也可宣称在长办有“红色造反者”，但修建队战斗队仍属长办联司的组成部分，一号头头为郑兆鳌）、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简称“新肉联”，一号头头为王明扬）、汉阳造纸厂（简称“新汉纸”，一号头头为张志发）、中原机械厂（简称“新中原”，一号头头为陈茂祥）、国棉三厂（一号头头为黄有堂）、低压锅炉厂（一号头头胡乾熙）、化工原料厂（一号头头为李努丹）、武汉胶管厂（主要头头为龙梅生、阎志斌）、武汉机床电器厂（一号头头为蔡大祥）、武汉汽车配件厂（主要头头为欧阳万勇、陈大华）等。
工造市一级的勤务组由吴焱金、戴鹏（●戴鹏：1940年生，文革前为市物资局人民仓库会计、共青团员，1966年12月参加工造，为工造总司二号勤务员，1967年6月10日被绑架，6月12日被百万雄师杀害）、王明扬（●王明扬：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员兼联络部副部长，1967年6月24日在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司令部时被百万雄师杀死）、王锦铭（●王锦铭：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任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胡重远（●胡重远：1934年生，武汉市江岸区邮局工人，文革初为工造总司勤务组勤务员，1967年4月因工造总司参加反二月逆流斗争，带领六七万人成立新工造总司，并加入百万雄师联络站，总部设在汉口景明大楼。七二○后被批斗，仍回原单位当工人，直至病逝）、潘宏斌（●潘宏斌：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第六紧固件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77年起被关押5年，后免予起诉，2002年病逝）、阎志斌（●阎志斌：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胶管厂技术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保卫部长，六二四血案中被杀数刀，从火葬场捡回一命，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九十年代当选为武昌区人民代表）、彭祖龙（●彭祖龙：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郑兆鳌（●郑兆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行政处汽车队实习司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组成。
武汉市的五大城区都设有“工造总司”的司令部。江岸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胡国文（武汉市邮政局），江汉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陈以荣（武汉市物资局）、二号头头是周德刚（●周德刚：1942年生，武汉电机厂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任江汉区司令部的二号头头，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后为个体企业家），硚口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是欧阳东（湖北省水利厅修理厂），汉阳区司令部的头头是一位女的，武昌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叫毛志龙（武汉胶管厂）。
工造总司下面有个青年人的组织叫“铁军”，由胜阳餐馆工人熊官清任一号头头，铁军的政委由勤务组成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彭祖龙兼任。
1966年11月10日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1966年12月8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1966年12月12日成立的“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是武汉三大工人造反组织，是大方向一致的战友。
在发展进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有的战友曾一度认为，工造总司都是“卖烧饼油条的”。这种说法，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以偏概全，不但有违常理，而且损害革命友谊。
第一，工造总司不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工造总司成立时，有在册人员四万八千多人，全盛时期有十七万多人，搞餐饮业的比例极低，怎么能把十七万多人的工造总司说成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呢？
第二，何为工人？工人在旧社会是受剥削、受压迫者，作为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在解放后的新社会，只要是靠劳动收入的都是工人，不管他们是开机器的、制衣的、搞搬运的、还是“卖烧饼油条的”，无论他们在国营大企业，还是在集体小厂，从他们个人身份来讲都是工人，从群体来讲就是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党章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有哪一条规定靠劳动工资收入的“卖烧饼油条的”的不能算工人？有“卖烧饼油条的”工人参加的造反组织，就不成其为工人造反组织？就一定要比其他的工人组织低一等，甚至不得与其它工人造反组织平等商讨问题？更何况在工总、工造和九一三（●九一三：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于1966年12月12日，简称“九一三”，1967年6月下旬又称“钢九一三”）这三大工人造反组织中，既都有国营大企业的工人，也都有“卖烧饼油条的”（ 即小企业）工人，可以说其中没有一个组织百分之百的都是由国营大企业的工人组成的。
第三，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在文革中尤其如此。那种都是“卖烧饼油条的” 说法，对自己是盲目自大，对朋友是排他歧视，只许自己造反，不准他人革命，就会把战友推到自已的对立面。
用这种思想来指导革命，必然会导致失败。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今天重提，意在与大家共勉。
关于工造总司，彭祖龙有一句总结:“因为有了吴焱金这个人，才有了工造总司这个组织。”应该说，彭祖龙这句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因为我首先在本单位和刘文魁（复员军人）、王德甲（技术干部）等带头造反，团结了全厂百分之九十的群众，赶走了貌似强大的市委工作组，使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成为“解放区”。一些单位闻讯前来取经，并要求我们组织人员去声援他们。开始我总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做声援少数派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我在声援邮局少数派时结识了胡重远。胡重远建议我成立一个全市性的组织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于是我于1966年11月上旬在水塔下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标题是：《我来点一把火》，提出成立“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倡议，并将我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写在上面。于是先后有武汉市物资局人民仓库会计戴鹏，武汉肉联厂工人王明扬，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王锦铭，武汉三轮摩托车厂党支部委员潘宏斌，武汉橡胶厂技术员彭祖龙、团总支副书记杨业龙前来和我商议成立工造的事。经过多次酝酿，我组织了约3000人到中共武汉市委递交成立工造的申请，接待我们的一位市委女干部叫孙维理，她听了我的讲述，看了申请报告后，当即表示原则上同意成立工人群众组织，并同意每月拨给2000元的活动经费，但表示要经王克文（●王克文：1917年生，文革前任武汉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1月至1977年11月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1993年去世）书记批准。于是我们又找到王克文书记，王克文当即批准，并临时在市委机关大楼指定了几间房给我们办公，杨业龙当时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了“工造办公室”字样贴在办公室的门上。潘宏斌从汉阳造纸厂请来了两名财会人员管钱、管帐，我这个司令从来没有过问钱的事情。
工造的办公地点后来设在汉口友谊街16号武汉市文化局大楼，此处是原武汉市总工会旧址，1927年大革命时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时曾在此办公，所以此处又叫刘少奇纪念馆。市委派在我厂搞四清和文革工作队的武汉市文物商店总经理蓝蔚和一个叫王明霞的四清工作队员请我们工造到市文化局去办公，我一口应承，于是市文化局大楼就成了我们的司令部办公地点。
然后，我写了《造反宣言》和《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成立公告》，由胡重远找人印发。市委还决定工造成立时由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宋侃夫：1910年生，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1972年12月—1983年11月任湖北省委书记，1991年去世）为我们亲自授旗。可是1966年12月8日我们在沿江大道市人委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时，宋侃夫竟失约没有到会，于是，我在大会上宣布：“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宋侃夫来不来授旗没有关系，我们的旗帜是毛主席授予的！”会后，我们要求宋侃夫对此事作出书面检讨，宋侃夫当真作了书面检讨，武汉市委还铅印了50000份宋侃夫的书面检讨交我们广为散发。
    到友谊街后，工造进一步发展了组织，汉阳造纸厂张志发、陈克、卢延新，武汉国棉三厂黄有堂，武汉汽车配件厂陈大华、欧阳万勇，武汉机床电器厂蔡大祥，武汉胶管厂阎志斌、龙梅生（●龙梅生：1940年生，武汉胶管厂锅炉工，后调武汉染料厂当工人，文革中任工造总司政参部长、工造总司驻北京联络站站长、新生《湖北日报》总编辑，“杜则进”写作小组组长兼主笔。文革后因组织“杜则进”写作小组问题被判劳教3年，八十年代因患胃癌去世），长办郑兆鳌等人陆续加入工造的队伍。一天正下大雪，武汉液压件厂平毅扛着一块职工联合会的招牌来到工造司令部，他说他一人砸了厂职工联合会，因为他也是复员军人，后来一直和我联系，也参加了工造，并且在司令部工作。
    我当时年轻，也不是一个对群众组织的发展有计划、有研究的人，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自然形成的群众组织领导班子，当时并没有注意每一个群众组织头头所在单位的大小，实力的强弱，领导能力的高低和政治品质、人品的高下。几十年以后，彭祖龙批评我的组织路线。他说我当时应该争取让来自大单位和有能力的人组成工造的领导班子，如曹承义（●曹承义：1937年生，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干部，文革中为新一冶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委员、省总工会委员，1982年被判刑5年）、顾建棠（●顾建棠：1932年生，文革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83年被判刑7年）、张志发、陈茂强等，个别特别有能力的人可不计较单位大小，如龙梅生等人。
1967年一月风暴后，我们接受彭祖龙的建议，将工造改名为“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于是才有了“工造总司”的名称。听说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一下飞机就问：“工造总司来了没有？吴焱金来了没有？”看来，细心的周总理对武汉有这么一个造反派的工人组织还是很留意的。

组织批斗王任重大会

工造总司成立以后，中央表态揪出了王任重（●王任重：1917年出生，1933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6年11月倒台，文革结束后先后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去世），说他是反革命两面派。1967年元月1日，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新一冶（●新一冶：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造反派工人大联合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1967年3月底，简称“新一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湖大：湖北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新湖大”，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当年的湖北大学现已改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农（●新华农：华中农学院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农东方红总部”，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等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发起组织了斗争王任重大会，大会有10万多人参加。大会的总指挥是彭国华（●彭国华：武汉机床附件厂工人，工总的发起人之一），我是大会的副总指挥。
据当时负责照看王任重的小将说，王任重在上台挨批斗前，还跷起二郎腿哼哼京戏，故作轻松的样子。其间还和小将有段意味深长的对白。小将：“你不是主张‘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吗？我们今天就批斗你这个出头鸟，你秋后还会和我们算账吗？”王任重：“‘秋后算账’可不是我的发明，你们认真看过‘十六条’吗？‘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是什么意思，好好琢磨琢磨吧！至于‘枪打出头鸟’，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也不是我王任重的发明创造。”当时一位小将和我谈起这事，我一笑而过，现在回想起来，其中还真有点发人深思的奥妙呢！
批斗会开始，几个学生小将和工人战斗队员把王任重架到台上，把一个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牌子往他脖子上挂，他一连三次取下牌子，说：“我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管穿着军大衣，仍是清鼻涕直流。在姜诗存（●姜诗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工总勤务组成员兼作战部长，1968年6月在长江游泳死亡）等人强行压制下，王任重放弃了反抗，挂着牌子接受了批斗，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王任重。
湖北大学教师、共产党员张维荣（●张维荣：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勤务组成员之一、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74年后精神失常，于1984年在珠江溺水身亡）在大会上愤怒控诉了王任重制造的“六二○事件”。
1966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了转移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枪打出头鸟，在广大师生中大抓右派、反革命，仅在6月份湖北大学就有20多人被打成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地批斗、无情地打击。正是这一事件，使湖北大学广大师生看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中央十六条一公布，梅子惠（●梅子惠：1946年出生，湖北大学学生，文革中为新湖大“红八月”一号勤务员，湖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贾培培（湖北大学学生，）组成“红八月”战斗队率先起来造反，对推动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起了很大的示范、带头作用。接着，当时作为湖北大学当权派重用依靠的骨干分子，共产党员、青年教师彭勋（●彭勋：1934年生，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新湖大宣传部长，文革后被开除党籍，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学生党员龙铭鑫（●龙铭鑫：1942年生，文革前为湖北大学学生、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一号勤务员、湖北大学革委会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等也纷纷起来造反，坚决支持张维荣等人的革命行动，向王任重猛烈开火，领头组织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终于使王任重得以在大会上接受广大群众的批判。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后，湖北大学革命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贴出许多揭发校、系领导人的大字报。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赵抱一指使党群、人事保卫部门的干部贴出了“统一步调、枪口一致对外”内容的大字报，以此压制革命学生。另一方面亲自对写大字报的学生说：“我对你们写的大字报大部分都不同意。”给学生施加压力，把计统系一位写大字报的同学训斥得痛哭流涕。张维荣和政治系的另一青年教师6月4日写大字报，揭露校党委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纯学术讨论、压制群众运动等问题，受到来自校党委的压力，未贴出去。校党委从此派人监视张维荣等人的行踪。
6月4日至6月11日，党委书记赵抱一、副校长林山根据省委指示，两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提出“三相信”（相信王任重，相信湖北省委，相信各级党委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三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一“集中”（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即对准省、市委抛出的报上公开点名的黑帮分子）的口号，把文化革命运动纳入他们层层设防的轨道。张维荣等师生在重重阻力面前，贴出了《校党委究竟要把我校文化革命运动引向何处》、《校领导是如何破坏教育革命的》、《我校领导在师资培养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等大字报。在张维荣等人的带领、影响下，湖北大学教职工及学生纷纷贴出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
6月20日，湖北省委向湖北大学派出以曹金祥为首的工作组，并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召开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紧急指示，宣布了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其中有教工代表15名，张维荣被政治系教工一致选为代表。政治系等各学生要求增加政治系教工代表名额，减少死保校党委的党群、人保部门代表名额。学生敲锣打鼓给校党委、校文革送去四批大字报，贴满了行政大楼（一号楼）门前墙壁。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恼羞成怒，采取与学生对立的姿态，说学生们的行为是无理取闹，要求送大字报的同学在组织部干部拿出的名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追问“你们谁是头头”，送大字报的63年级10名同学毫无畏惧，勇敢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维荣和一批青年教师写了一篇题为《不准压制革命的大字报》的大字报，认为同学们给校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送大字报，提出调整代表名额的要求，校党委对同学们的意见可以考虑或者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但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却采取了压制学生的粗暴方式，这一事件发生在南京大学匡亚明镇压学生事件后，发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革命大字报的社论以后，问题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要求省委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问题。
当天下午，情绪激动的同学们向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提出要求：举行校内游行，反击当权派粗暴压制学生的嚣张气焰，要求撤销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的职务、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广大革命师生的意见，遭到拒绝。要求向全校广播校党委当权派压制学生的罪行，遭到校广播站负责人的拒绝。下午，贴在行政大楼门前的大字报被人用污水冲毁，学生们把行政大楼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工作组追查破坏大字报的指使者，校内形势非常紧张。这时学生向省委打电话，找王任重，要求允许学生们在校内游行，抗议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组织迫害。省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湖北大学派代表到省委反映情况，下午6时，张维荣等17名师生代表到省文革接待室，同学们向省文革接待站负责人汇报了当天上午以来学校发生的情况，提出了18条要求，其中包括改组校党委、改组校文革、要求湖北大学校刊和广播站交由革命师生领导、省委派调查组调查湖北大学情况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和省委秘书长曹建国来到接待室，说：“赵抱一同志是王任重相信他才调来的，你们反赵抱一，还不是针对省委来的吗？”“你们要夺权、夺枪、夺广播站，并向王任重同志发出最后通牒，这与五七年汉阳一中事件（●汉阳一中事件：1957年湖北省汉阳县一中学生因高中招生名额城乡差距过大与县政府发生冲突，被当局认定是右派分子策划的反革命事件，该事件1985年得到平反）有什么区别？”这样就把师生代表和几百名革命师生统统打成了反革命。陈扶生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张维荣，说“政治系有个核心小组，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核心小组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后列出黑名单，进行残酷斗争和镇压。
湖北大学师生代表离开学校后，省委派往湖北大学的工作组长曹金祥指挥工作组和校党委，对湖北大学的“反革命闹事”组织反击。曹金祥向师生宣布了省委镇压学生的命令，说：“政治系要夺权、夺电台，向王任重同志发生最后通牒，他们要游行，要斗争陈立国（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根据省委指示，权不能夺，电台不能交！陈立国是好同志，好党员、不能斗！政治系的事件是一小撮坏人操纵的，我们要揪出政治系的坏人！”校党委煽动不明真相的食堂工人撕大字报，辱骂、殴打学生。派出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驱散了辩论的师生，包围政治系教工住地24号楼和政治系学生宿舍，学校实行武装戒严，还发动全校师生写反击政治系右派的大字报，组织反对“政治系坏人”和“右派学生”的示威游行，通过校广播台，不停地播送“省委指示”。
张维荣控诉说：“晚上十一点多钟，湖北大学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民兵，戒备森严，杀气腾腾，要抓到省委反映情况的代表。许多武装民兵抓住我的后背领子，压着我的头部，反抓我的双手，拳打脚踢，还用枪托砸，用十几支枪把我押上台去，沿途我不断遭到毒打，押到台上就戴高帽子，强迫我低头，还企图要我下跪，进行残酷斗争。其他学生代表也被武装押上台去，惨遭毒打和人身侮辱。全校的电话被封锁，校门也被武装民兵看守，只准进、不准出，一片白色恐怖。斗争会后把我押进学校设置的牢房，用十几个武装人员把我看守起来，窗户全部订死，剥夺了我一切政治权利和任何人身自由，进行一系列残酷折磨。”这就是王任重一手制造的扑灭湖北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六二○”事件。
“六二○”事件第二天，在王任重的直接指挥下，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然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反党反社会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开展“反右”运动的总动员，直接对抗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湖大第一批将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 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点名批判即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40多名，写下血书、被迫准备自杀的学生有15名。其他凡是给校党委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都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王任重不仅在大学里抓“右派”，还在中学里大抓“右派”和“反革命”，王任重说“中学生的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这样的人要立即逮捕法办。”据省委书记许道琦后来揭发说，在1966年六七月间，全省中学生至少被逮捕一百八九十人，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三岁，多数是因为给领导写过大字报。
武汉市墨水湖中学青年教师肖伯晏也在批斗王任重的大会上发言。1966年6月11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肖伯晏等3名教师写了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说校领导在十七年中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6月16日，汉阳区教育局向墨水湖中学派出工作组，在工作组的动员下，有人揭发肖伯晏在不久前的一次文艺演出中，用一张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包过用作演出道具的炸药包，是妄图将毛主席炸死。肖伯晏被立即逮捕，中共湖北省委报请王任重签发同意，判处肖伯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名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判决报到中央，中央未批准。肖伯晏一直被关押，直到王任重倒台后的1966年12月30日才被释放出来。肖伯晏在会上声泪俱下的发言激起了会场群众极大的革命义愤。
在我的记忆中，王任重是个颇有文才的人，也一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信任。为什么突然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位置上被打倒，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从揭发他的大字报上看到他写的一首诗：“韶山风光依旧，人间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说这首诗是攻击毛主席的，我想这应该不是他被打倒的原因。批斗王任重的大会开得非常成功，有十多万人参加，会场上红旗如海人如潮，但秩序良好，会上只有文斗，没有武斗，对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任重后来平反当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听说有次回湖北，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小将在文革中批斗我，我不会计较，当时他们也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出于对党的热爱，我们应该历史地看问题。”我觉得王任重的这个姿态是不错的。
为林焕运事件（●林焕运事件：职工联合会5000多人以武汉一色织布厂档案员林焕运在造反派抢黑材料时心脏病发作病故为由，1966年12月25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开追悼会，会后抬尸游行，宣扬林焕运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殴打致死，强迫中共武汉市委降半旗志哀。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在广州表态，不支持联合会群众抬尸游行，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群众对此极为不满，数千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强烈要求中南局收回李一清表态，部分职工联合会头头鼓噪去广州揪李一清，未果），武汉保守派组织职工联合会在全市抬尸游行，我们工造组织队伍将职工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冲垮。当时还未发生武斗。
工造领导人当时比较求稳，批斗王任重是中央表态以后我们才参加的。当时武汉成立 “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参加者主要是三新、二司、一冶等组织，工造没有派人参加。到1967年一?二六夺权时，我们组织发展到六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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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2）/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一·二六夺权和分歧的由来


上海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指1967年1月在上海发生的造反派工人群众组织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事件，这一行动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全国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全国范围的夺权高潮）风暴以后，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湖北武汉造反派也准备联合夺权。湖北武汉的夺权由新湖大发起，发起人有新湖大的龙铭鑫、张维荣、谢邦柱（●1945年生，湖北大学学生，文革中为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湖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彭勋和梅子惠等。
1967年元月26日上午，彭勋派车接我去湖北大学行政楼二楼开夺权筹备会议。跟我同去的还有工造总司的丁及（武汉电镀厂技术员）。我到会时在场的人有工人总部的胡厚民（●胡厚民：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铸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湖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任，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在狱中去世），“九一三”的李想玉（●李想玉：1938年生，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电焊工，文革中为武钢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文革后先后被关押十几年，被撤销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刑事处分，1994年初夏死于肝癌）、杨连成（●杨连成：文革前为一冶一公司加工厂技术员，文革中为九一三勤务组勤务员），二司的周孔信（●周孔信：1945年生，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生，文革中任武汉外语专科学校钢二司一号头头、武汉钢二司常委、武汉外语专科学校革委会主任）、庞道铭（●庞道铭：1940年生，武汉邮电学院学生，文革中任武汉邮电学院钢二司一号头头、武汉钢二司常委、武汉邮电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关押6年，免予起诉，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新华工的王富山（●王富山：1942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红司新华工勤务组三号勤务员、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分配到新疆塔城），新华农的谈志发（●谈志发：1945年生，华中农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农东方红红卫兵总部勤务员），红三司（●红三司：全称为“武汉地区东方红红卫兵司令部”，属于大中学校偏保守派的组织。成立于1966年11月4日）的头头，还有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1966年8月下旬，部分北京的大学生串联到达武汉，公开提出“炮打张体学（●张体学：1915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1973年9月病逝），火烧湖北省委”的口号，并在湖北大学31号楼成立联络站，称“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湖北省委在全省大抓“南下一小撮”，湖北学生、工人以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 ）的李金春（●李金春：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成员、北京大学学生）、张立三（●张立三：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成员，北京矿业学院学生，现为武汉大学退休教师）、叶传发（●叶传发：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成员，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及一些小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共有四五十人，会场坐得满满的。
会议由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朱鸿霞（●朱鸿霞：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判刑15年，1994年去世）主持。彭勋在会议上讲，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了联合夺湖北省委的权。新湖大拟定了一个9人的筹委会，起草了《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两个文件，起草者分别是杨定发（湖北大学政治系学生）和罗思凡（湖北大学计统系学生），请大家讨论审议。朱鸿霞宣布了由夺权秘书处草拟的夺权方案：湖北省的夺权筹备委员会由9名常委组成，具体分配名额是工人总部2名、九一三1名、二司1名、新华工1名、新湖大1名、新华农1名，还有两个名额打算留给工造总司和省直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省直红司。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炸了锅，与会者吵成一团。
方案宣布后，周孔信第一个发言。周孔信说：“你们‘三新’三个学校3个名额，我们二司这么大的组织才1个名额。新华工、新湖大各一人我们没意见，二司是跨校际的全市性组织，我们才1个名额，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个学校3个名额，不公平。二司应该增加一个名额。工造总司干嘛要参加这次省里的夺权，他们可以到市里去搞，工造总司是小手工业者、小摊小贩，有的是卖烧饼油条的。”彭勋解释说：“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虽然只是三所大学，但在发动湖北、武汉的文革运动中贡献很大。中央提倡革命造反派回到本单位去闹革命，武汉成立的革司、联司的方向是正确的。”接着由庞道铭发言，庞道铭重复周孔信的讲话，再次要求二司增加一个名额。
杨连成在会上发言，支持二司代表的意见。杨连成说：工造总司来干什么？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工造没有必要参加省里夺权。你们“三新”中的新华工、新湖大在文革初期有贡献还情有可原，那新华农呢？二司和九一三是反对这个筹委会分配方案的。  
在一?二六夺权的会议上，一连三个人发言都是这个基调，鄙视工造总司，二司“铁嘴”周孔信几次三番说工造总司只能参加武汉市夺权，又说工造总司不是产业工人，是卖烧饼油条的，是来摘桃子的等等，激起了我的愤怒，一气之下说出“我和你是水火不容的，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似乎他怎样说我都可以，我回敬他一句都不行。偏偏我是个脾气很犟、吃软不吃硬的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争论很激烈。这完全是我和周孔信个人的争执，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感情因素。这时我非常气愤，站起来发言。我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要正确对待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摘桃子。席位问题是可以商量的。我们工造总司不是你们说的小摊小贩，我们也有产业工人，有肉联、长办、汉纸、汽配等大厂、大单位，我们有七八万人。讨论省里夺权的大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省里的夺权？不要搞组织之间的互相攻击，如果二司坚持这个意见，那就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我们就退出夺权。我是支持“三新”的观点的。我说：“三新”在文革初期起的作用很大，按单位、按学校实行大联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司只有一个名额，是少了一点。其他的小组织也应该有一个名额。
朱鸿霞说：夺权是头等大事，大家不要争吵，9名常委是现在的意见，将来夺权以后还可以扩大常委名额。
周孔信一下子毛了，工总的人也很有意见，说“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组织来了，都来摘桃子来了”。正当大家争吵不休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张立三起来发言，他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他的依据有三条，第一，你们在内部排除异己，把老工总的发起人统统排斥在工总领导班子以外，甚至还打这些老工总的发起人；第二，工总的组织严重不纯。他举了周光杰（●周光杰：1934年生，武汉市硚口纸品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勤务组副组长，1967年底回厂，“两清”时曾入狱。文革后从事个体经营，已去世）、侯良正（●侯良正： 1934年生，武汉市第二面粉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勤务组成员、生产部长，1967年7月底任钢工总粮食兵团一号头头、武汉市粮食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入狱两年，2000年去世）、余克顺（●余克顺：武汉带钢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组织部副部长）等人的例子；第三，工总成立后，在武昌红楼的领导班子拿公款吃吃喝喝。
胡厚民发言说：“刚才大家对我们工总提了意见，你们说工总有缺点、有错误，我们正在关门整风，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开门整风。请您家们（●您家们：武汉方言，“你们”的尊称）上门提意见，帮助我们整风。”
这时，一些造反派工人组织的人都发言同意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观点。他们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你们工总是老子天下第一！”与工总的人在会上吵了起来。
周孔信指责我说：“你完全是机会主义托派的观点！”周孔信和庞道铭还对我说：“你们工造总司根本就不需要参加省里的夺权，你们到市里夺权就可以了。”庞道铭激动地说：“同志们哪，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今天的会议，使我想起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迫切问题交换意见。苏共在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我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不在乎席位，我们二司退出夺权。”会议没能就夺权达成一致意见。
这时二司陆续有人退出会场，朱鸿霞说：常委的名额暂时这样定了，夺权以后再增加，夺权计划不变。下午两点到洪山礼堂开大会。
当天下午，上午开会的头头们除二司退出外，工总、工造、一冶、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红工（●红工：全称为红工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元月上旬，工总勤务组发生内讧，元月12日，由工总发起人之一，武汉市精细医疗器械厂工人丁喆生拉队伍脱离工总成立。丁喆生为一号勤务员，武汉储运公司工人余正莲为二号勤务员）、交通联司、省直红司和一些小组织都参加了夺权大会。大会在洪山礼堂的门前广场召开，朱鸿霞主持大会，宣布把走资派带上来，张体学、宋侃夫被戴上高帽子，押上洪山礼堂二楼的阳台，接受群众的批判。
朱鸿霞宣读了《夺权公告》，宣布夺权。彭勋宣读《告全省人民书》。第二天，湖北日报发表了“夺权公告”，标题为《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杨道远（●杨道远：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13年，1985年又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事后说：“我估计夺权搞不成，我叫人先把省委的公章全部抢了。我们捡到银子无纸包，又怕被别人抢去了，就把公章送到省军区，我们与省军区达成协议，公章只能由二司去拿。”
元月27日，武汉市有十几个小的造反工人群众组织一起来到位于汉口友益街的工造总司司令部，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起到市委、市人委夺权。我不赞成工造总司和这些组织一起单方面到市里去夺权。我认为，到市里去夺权，如果撇开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不行的。王锦铭当时是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他通过魏绳武（●魏绳武：1930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农委副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因五一六问题被关押多年后开除党籍，无罪释放）把市委的公章装了一帆布书包回来。我批评王锦铭说：“你要那些章子有什么用？赶快把它送回去！”王锦铭抢市委公章一事使二司、工总等组织疑心更大，认为我们是单方面夺权，加剧了矛盾，使一?二六夺权会议发生的争执误会加深。我原来设想，武汉市的夺权要等到省里夺权有模式了就可以照着省里夺权的方式去办。省里夺权暂时流产了，市里的夺权暂时不搞。但王锦铭个人的做法对工总、二司、九一三等发表《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工总、二司、九一三等12个造反组织1967年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见附录一），指责工造总司等组织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派，武汉各群众组织以支持或反对《二八声明》为线分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并由此形成造反派中后来的“钢派”、“新派”两大阵营）是有一定影响的。
造成一?二六夺权分歧加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参加会议的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突然在会上提出“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这件事工总头头日记本中有记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在工人总部会议上说，为什么提出炮轰工人总部？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见2005年以后网络上出现的《纸上风雷：重返文革现场—一个造反兵团领袖尘封四十年的密记与史料链接》。以下简称《纸上风雷》）！”   
张立三在会上提出“砸烂工人总部”，引起整个会场大哗。胡厚民当即表示：“如果说工人总部的头头有缺点错误，我们可以改正，我们可以开门整风，欢迎提意见。但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我们坚决不同意。如果砸烂工人总部，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高兴的事。”会上张立三还列举几条工人总部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武汉造反派当时不大敢同首都南下学生发生太过激烈的冲突。经三新、二司的头头出面调解，砸烂工人总部的问题暂时搁置。
    但事后二司仍有强烈反应，在1月27日工总召开的“大联合，大夺权”会议上，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讲话：“造反派工人最能体现党的领导，我们明确表示，是工人总部为主体，谁把一些小节作为大体，总想砸烂工人总部，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见《纸上风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处支持工总宣布夺权无效的观点。
由于有了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发难，使钢派头头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会议争论的形势，终于导致了引起武汉造反派公开分裂的《二八声明》问世。

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反思


我在文革中起来造反，主要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无辜群众的愤怒，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夺权的概念。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没有思想准备，武汉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也是仓促上阵。这么大的夺权行动，我事先没竟没接到任何通知，仅仅是新湖大的彭勋临时想起我来，派人用车将我接到会场，我对即将开始的夺权一无所知，以致临时在会场上表达各人的态度。
我认为“一?二六”夺权方案是有很大缺陷的。首先，新湖大提交出来的夺权方案和领导机构常委分配名额事前没有经过充分地协商和沟通，9名常委分配方案完全是闭门造车、主观臆想的产物。说实话，“三新”每家占一个常委名额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而对新华农的常委名额争议就更大。二司一个常委确实太少了，至少应与“三新”的名额对等吧。这些问题原本可以在会上心平气和地协商，本来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但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突然在会上发难，张立三直接提出“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并扬言要砸烂工人总部，成了矛盾的爆发点。工总、二司的头头一看阵势，误以为夺权会议是围攻自己的，憋了一肚子气。看到许多小组织都到会场来了，便又误以为都是来摘桃子的。由于我站出来发言，原则上支持了“三新”的观点和夺权方案，为小组织参加夺权造势，工总、二司的头头于是拿我出气和开刀，我就无意识中成了这次会议的焦点人物。虽然我平时不愿与人结怨，但我也是有个性的，毕竟也有造反派的脾气，在一再遭到攻击和嘲弄的情况下，情急之下口不择言，对周孔信说出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我与你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就是这句话惹下了大祸。我当年才23岁，这句话反映了我政治上的极端幼稚。而工总、二司则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误以为这是一场有组织、有后台地针对自己的行动，这从后来151部队张志华讲话“你们面对四个敌人”得到证明。2月5日，工总召开整风会议，武字151部队张智华说：“目前出现一股批判你们反对你们的风气，在这个时候大搞左派是错误的。你们面临四大敌人：黑省委、军区内一小撮、保皇派、机会主义（托派）。”引起与会者共鸣。九一三、工总表示不再整风，会议决定发表声明。谁是托派？《红旗报》1967年2月9日第18期说“他们的头头是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他们的袖章是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上均引自工人总部头头日记《纸上风雷》）。公开发表的《二八声明》也可以证实工总、二司负责人当时的心态。
    不仅仅是因为时间的仓促和没有思想准备，当时对什么叫夺权的认识也是幼稚可笑的。杨道远派人抢回了省里的公章，王锦铭则亲自去抢了市里的公章，这不是像小孩子过家家的行为吗？现在看来很可笑，当时的当事人却是很认真的。没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保证，抢到了公章，除了自己背上一个包袱，被人指责以外，什么都不是。
现在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出，毛主席提倡的夺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夺权，上海得到毛主席支持，是因为工总司一统天下，连先前的保守派都包括进去了，对激进的“上柴联司”，王洪文竟然是组织数十万人用武力打垮的。据说毛主席当时还亲自看实况录像，是默许这种魄力的（当然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张春桥、姚文元在背后支持）。由此想到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对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派久攻不下，如果蒯大富快速解决了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历史可能会改写。陈、钟、牛、蔡、巴（●陈、钟、牛、蔡、巴：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全力支持后来成立的百万雄师，彻底消灭造反派，逼中央承认现实。但他们不明白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必须是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夺权中央才会予以支持，1967年夏天毛主席来武汉正是要做这个工作的。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当时的这段指示，就是根据武汉文革运动的情况总结出来的。毫无疑问，毛主席说的工人阶级是包括造反派和百万雄师的，他不仅希望造反派大联合，也希望大联合包括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在内。
一?二六夺权为什么流产?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仓促上阵，群众组织头头之间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下，新湖大龙铭鑫、张维荣、彭勋等人仓促发动和组织了湖北一?二六夺权行动，事前没有充分有效地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头头沟通，湖北省的夺权筹备委员会9人常委名单是闭门造车想当然的做法，《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也是新湖大事先组织人写好的。到1月26日正式开会时，9个常委方案一出笼，各方意见不一，以致发生激烈争吵。这么大的夺权行动，我也是事先一无所知，还是彭勋偶然想起了我，才派人用车把我匆匆接到会场。整个一?二六夺权活动，我仅在上午参加了争吵不休的会，下午参加了洪山礼堂象征性的夺权大会，就没有下文，一?二六夺权因各造反组织意见不一自动流产。
湖北、武汉并不缺少有能力的造反派负责人，但缺少一个有远见和胸怀、能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领军人物。“一?二六”夺权的失败和造反派在二月逆流前夕的公开分裂，表现了造反派领袖们的不成熟。我们造反派领导层政治上不成熟。虎气有余，猴气不足，唇枪舌剑有余，耐心沟通不足，挑剔他人有余，自我反思不足。由于投入文革运动的时间短（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总共只有不到90天），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办法和经验。特别是处理从未经历过的夺省、市委大权的重大问题。
二．造反派没有形成有像上海工总司那样统一的群众组织。当时山头林立，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以至由一?二六夺权分歧在造反派中产生香花派和毒草派（后来钢、新两派的雏形）。后来的二八声明则彻底公开了造反派的分歧，钢、新两派内战从此开始。
三．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争取革命领导干部工作做得不够，对站出来支持文革的革命领导干部不能达成统一认识。如当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有省委正、副秘书长刘真、张华，副省长孟夫唐，黄石市委书记孙德枢等，造反派对他们没有给以统一的强有力的支持。
另外，武汉的造反派没有后台，用胡厚民的话说“是无娘的伢，只有天照应” 。没有强有力的地方干部站出来，造反派与军队关系紧张等等，都是“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原因。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造反派英勇无畏，与当权派进行了最长时间艰苦卓绝的斗争，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文革的历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二八声明》发表和武汉军区取缔工人总部


1967年2月7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十二家造反组织发布《紧急动员令》，称“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殊死决斗拉开了序幕（见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编印的文章汇编《伟大的七月革命万岁》）。
1967年2月8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见附录一），江城局势爆炸。
1967年2月9日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表《谁是分裂的制造者？》，批驳二八声明，反方声音日益激烈。
《红旗报》1967年2月18日第9期发表《工人总部的大方向全然没错》，再次为工人总部助威。
《二八声明》发表后，朱鸿霞走遍了武汉三镇，有一次在汉口印刷厂礼堂演说：“是不是《二八声明》出来后才有分歧呢？不是。《二八声明》中点了一个名，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说他们起到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见《纸上风雷》工总头头日记本05号）。
《二八声明》是工总、二司、九一三错误估计形势，导致造反派分裂。我在“一?二六”夺权的会议上没有与工总头头发生过任何冲突和争执，只是和二司小将周孔信发生口角之争。是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提出“工人总部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工总、二司、九一三不去针对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却在《二八声明》中公开点名，把矛头直指工造总司，其目的非常明显，即他们不允许有另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存在，如果工总、二司、九一三接受新派组织走联司、革司道路的主张，那么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就会自然消亡。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严格按中央的要求办事，并没有去想如果大家都走联司、革司的道路，工造总司这个全市性组织自己也无法存在，也会自然消亡。我怎么就成了托派？
面对《二八声明》的强大攻势，我并没有组织大的反击，我坚决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几十年后，仍有人怀疑我当时背后有后台，要我说清楚。有谁能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吗？难道我们严格按中央要求，走按系统、按单位实现大联合的道路错了吗？
旁观者（钢工总头头日记《纸上风雷》编辑繁星天）认为：《二八声明》看上去并不具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关键是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分化成了不能融合的两大阵营，特别是触动了军队领导人物的神经，才有了毛泽东亲临武汉坐镇解决两派冲突，才有了百万雄师和部队扣压中央文革人员，毛泽东夜半突围，酿成了“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共和国“兵变”。
1967年2月8日二八声明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当天，我赶到汉口洞庭街红旗大楼旁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阻止印好的《长江日报》流向社会。在我的强行阻挠下，有一辆满载当天《长江日报》的卡车始终没有开出报社。我当时的想法是《二八声明》是造反派的家丑，是造反派打内战的产物，传播出去对造反派不利。我到报社印刷厂进去了出不来，门口有军事院校后字248部队的解放军站岗，我在印刷厂内跟联厂印刷工人、工人总部成员辛会元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天黑时辛会元才把我从印刷厂里带出来。
《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马上分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大街上到处都有辩论的人群，两派还在街上打起了标语仗。什么“《二八声明》大香花，香、香、香，香飘万里，香遍湖北，香遍武汉！”什么“《二八声明》大毒草！”已经垮台的保守派职工联合会也是毒草派观点。《二八声明》发表后不久，工造总司由六七万人发展到十七八万人，街上出现“工造总司是职工联合会变种”的大标语。当时支左部队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好的，但我们从来没有和部队联系。
当时，省市委已经瘫痪，掌握群众组织生杀大权的是奉命支左的军队。“一?二六”夺权引起的造反派分裂立即被支左的军队利用。2月18日，武汉部队发表严正声明，严厉批判《二八声明》，并派部队上街，连续两天全副武装游行。2月25日还派直升机在江城散发传单，工总、二司、九一三感到压力很大。工总、二司十万人举行针锋相对的大游行，但是已经无力回天，武汉部队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和后来发出的《三二一通告》（见附录二）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批准的。3月17日夜晚，军警联合行动，逮捕工人总部485名大小头目。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有对反革命组织可以取缔的内容。陈再道利用军委八条命令，针对《二八声明》，由武汉部队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公开表态反对《二八声明》。武汉部队还发表《三二一通告》，把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显然是胡乱编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工总头头被抓以后，军区向各工矿企业派出大量军代表，向华工、湖大、武大等大专院校派出军训团，“红武兵”等保守组织纷纷死灰复燃。武汉军区并不支持毒草派观点的造反派组织，我们感到唇亡齿寒，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感受到空前的压力。

从提出揪“武老谭”到“为工总翻案”


反击“二月逆流”和“揪武老谭”（武汉谭震林式的人物），来武汉串联点火的是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北京大学的学生李金春。大约是4月初，他在长办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他讲了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老帅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大闹怀仁堂的情况。他特别指出，“二月逆流”在武汉的表现就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经过李金春等人发动，我们提出“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我们的矛头是指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但起初并没有点陈再道的名字。我们开群众大会，上街游行，写大标语，都明确提出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为工总翻案。这一下在工造总司内部也引起激烈思想斗争，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胡重远（●胡重远:1935年生，武汉市邮局工人，文革初期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1967年4月脱离工造总司，成立新工造总司，加入了百万雄师联络站，七二○后仍回单位当工人，已去世）把职工联合会参加到工造总司中的好几万人一下子拉了出去，成立了新工造总司，总部就设在汉口的景明大楼。分歧的由来其实很简单，他们不同意我们揪“武老谭”的斗争大方向，在二月逆流大是大非的考验面前，胡重远他们帮助我们纯洁了造反派队伍，我们毫不可惜他们的分离，因为我们造反派的基本队伍未触动。
毒草派的造反组织在社会上为工总翻案以后，4月14日，武汉锅炉厂工总头头刘兴隆，长江航运管理局工总头头吴正斌，还有一个女同志叫王红，在新湖大成立了工总联络站，想得到武汉各造反派组织的帮助，为被武汉军区取缔的工人总部翻案。由于工总已没有组织了，许多原工人总部的战斗队员要坚持八小时上班，下班后就自称“钢八司”，声援各造反派组织的反二月逆流斗争。
反击二月逆流刚开始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提出了一个口号：“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潜台词是不为工总的坏头头翻案。这个观点为某些新派组织的主要头头所接受。有人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我认为这个“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在新派头头身上不妥。因为当时军队高压态势极为严重，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取逐步升级的策略未尝不可；其二,人的思想认识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其三,要首先看到广大新派组织为工总翻案的大前提；其四，后来新派组织绝大多数提出了并全力为工总翻案。钢派头头后来一直心存芥蒂，一直对新派头头有意见。但新派组织的绝大多数人当时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工总翻案的。当时工人总部已被取缔，在社会上最先提出“打倒武老谭，粉碎二月逆流”的口号，主要是新派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陈再道就组织、操纵百万雄师来屠杀造反派，在社会上打杀也主要是针对新派组织。我们工造总司组织了几次几万人的游行，从汉口步行数十华里游行到武昌的武汉军区大院，后来战斗口号逐步演变到“为工人总部翻案”，我们也逐渐认可了这个口号。

江城抗暴始末


《二八声明》在武汉三镇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使武汉乃至湖北武汉造反派、党政军民分裂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原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土崩瓦解的保守派也都是毒草派的观点，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街头大辩论使武汉三镇好不热闹。
《二八声明》把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公开化，开创造反派内一派向另一派攻击和宣战的先例，把战友当“托派”，当然是使亲者痛、仇者快，使走资派和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1967年2月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来汉，参与了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出台的决策，对武汉激进的造反派痛下重锤。
    据官方的湖北大事记记载：经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武汉军区派部队进驻红旗大楼意在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军队内的造反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解放军；武汉军区不支持《二八声明》。
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用宣传车、直升飞机在全市和部分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形势急转直下，香花派面临强大的压力，但相当一部人仍然坚持抵抗。
据工总头头日记记载：北京来电，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江青的秘书阎长贵打电话要求工总、二司“请罪”，使造反派领导人丧失了最后的底气。阎长贵一连四次讲道，一定不要坚持错误。反托派是错误的。托派是反革命的，怎么能把这么多人都打成反革命。（《纸上风雷》日记本05号）
在武汉部队和中央文革的压力下，工总、二司的头头开始到武汉军区并在武汉三镇请罪。当时毒草派中的造反派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二月逆流”整造反派的开始，还认为是毒草派的胜利，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对香花派的批判，工造总司和三新都没例外。应该说当时对香花派的批判是不合时宜的，客观上起到了配合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的作用。
无论工总、二司、九一三的头头们如何诚恳地向部队请罪，陈再道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不变。1967年3月17日夜间，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工人总部485名头头全部抓进监狱。3月21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即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见附录二），宣布工人总部为反革命组织，取缔工人总部，公布工人总部十条罪状。面对这突然的打击，不但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感到惶恐与不服，就是毒草派中的造反派也笑不起来，都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在陈再道等人的眼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与香花派是“一丘之貉”，同样要“肃清二八声明的流毒”，如武汉一中的造反派主流是毒草派，同样受到“市抓办”派来的工作组的打压，硬要把已解散的“三字兵”找回学校搞大联合。这时，保守派空前活跃起来，在街上刷出大标语：“大猪（指朱鸿霞）在坐牢，小猪满街跑！”“二癞子（指二司），你莫喜，真正的保皇就是你。保刘真（●刘真：1903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保张华（●张华：文革前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保你的干爹朱鸿霞！”“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等。作为毒草派的新派，瞬间失语，陷入短暂的迷茫和沉默。不久，就感觉到矛头是对准整个造反派的。
与此同时，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改头换面，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如造反大军、红星军等等，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人民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组成的红武兵组织，遍及武汉三镇和各厂矿企业。保守派组织复活后，各单位造反派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此时无论香花派、毒草派，只要是在单位里人数占少数的造反派，很快就被打得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工造总司司令部前后就收留了二百多名红色造反者和外地来汉的造反派住在司令部大楼里避难。
红武兵开始了在武汉文革史上的武斗。在人们的印象中，以红武兵为中坚的百万雄师在文革中几乎没有搞过文斗。他们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手执铁矛，戴着柳条帽，整整齐齐站在当权派提供的卡车上招摇过市，向以大中学生、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街头群众挑衅，在江城是不得人心的，群众骂他们为“黑乌龟”。江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1967年4月1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抄成大字报，贴在工造总司的门口，反映我当时的心情：“造反大旗举到今，今朝为何脚步停！且看老保嚣张样，忍让战友狱中吟？反动逆流掀巨浪，这样才好考验人。奋起反击莫彷徨，紧跟主席向前进。”当时有些群众在打油诗后面留言“跟帖”，其中工人总部汉口火车站头头石楚铭和诗一首：“黑云红笔在交锋，江城又是烈火熊。”下面几句记不得了。因为这首诗，我和石楚铭成为长达几十年的好朋友。
３月中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队一部分人来到武汉，北大造反派学生李金春等人来工造总司找到我，谈到老帅大闹怀仁堂和农林口反击谭震林的事。说：“现在有一股逆流，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翻案……”我介绍了武汉的情况。李金春说：“镇压造反派就是这股逆流的突出表现，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总是首先拿造反派开刀，我们必须奋起反击这股逆流。”怎么反？李金春说：“为避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解放军，我们可以提出反谭震林式的人物，也就是要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我说：“还不如叫‘武老谭’简单些。”李金春说：“好，既简明，又结合武汉实际，就称武老谭好了。”
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分别也同三新交换了意见。
1967年3月23日，即在武汉军区《三二一通告》发布第三天，工造总司和三新即与军区进行了公开斗争。3月27日，新华工组织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汉的谭震林!”4月11日，三新、工造开始冲击军区。4月12日，新一中为驱赶工作组宣布绝食。4月13日，工造总司、外地高校造反派强烈要求释放朱鸿霞。4月14日，工总联络站成立。4月15日，孔庆德被迫接受新一中造反派要求，事后又否认他对造反派学生妥协。造反派学生重新占领红旗大楼。
1967年4月上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队李金春在武汉三镇巡回作反击二月逆流的动员报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长办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李金春在会上大呼“揪出武老谭，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并且说：“我就是北京大学的李金春，武老谭有种来抓我啊！”由于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再次来汉点火、打气、撑腰，新派组织迅速掀起揪“武老谭”、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高潮。新派头头提出“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引起二司和九一三的强烈不满，提出要“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新派组织也迅速调整策略，公开提出“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新派提出的口号很少有坚决彻底字样。但当时新派的新一冶和中学红联（●中学红联：全称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于1967年4月24日，有60多所中等学校造反派组织参加，人数约8万人。“七二○事件”后，1967年8月更名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提出的口号与钢派是一致的。
除了开大会，在街头写大标语，工造总司还组织过几次全市性的大游行。有一次，我们从汉口步行，经过长江大桥，一直走到武汉军区，又从武汉军区游行回到汉口，徒步往返20多公里，许多老爹爹、老婆婆走不动了，还是兴致勃勃、斗志高昂地走完全程。我们一路高呼：“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游行队伍受到“钢八司”和江城群众的热烈欢迎。
除此之外，我本人当时也作了数场报告，动员造反派和广大群众投入到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来。
作为硕果仅存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组织（九一三组织虽未被取缔，但它仅限于武钢系统），工造总司理应也确实扛起了反逆流这面大旗，由此也招致武老谭和他的御用组织的痛恨。
社会上复活的保守组织也迅速壮大起来，他们除了在本单位排挤、镇压造反派外，还不断在社会上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反逆流运动逐步演变为抗暴斗争。在斗争中钢、新两派空前团结。
1967年5月1日，由工造总司吴焱金、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聂年生：1943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勤务组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76年底被关押4年后释放回厂，1993年死于脑溢血）、新湖大张维荣等造反派组织领导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五一游行指挥部”，钢、新两派在武汉三镇举行盛大的游行。
面对武汉造反派的联合抗争，由武汉军区支持、市人武部直接操纵的保守派联合体“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于1967年5月16日正式成立，并于6月4日进驻中共武汉市委机关大院办公，将其作为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和武斗据点。作为百万雄师“高参”的原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发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数百名干部公开亮相，支持百万雄师。而百万雄师的负责人是从不公开亮相的，我们和江城广大群众当时都不知道其头头姓甚名谁，这也是区别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得到武汉军区、市人武部当权派支持的百万雄师，正如他们四十年后对我们说的：“当时我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我们要人有人，要车有车，吃的有商业局供应，你们造反派哪里是我的对手？”这位当年的百万雄师常委、作战部的头头（文革后升为江汉区工业局长）说得兴起，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你给我两个师，我就能把台湾解放了。”如此狂妄离谱的话，说得在场的我和彭祖龙、曾繁斌（●曾繁斌：1941年生，中共党员，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员，文革中为市直机关红司勤务组成员、市革委会工作人员，1970年清查五一六后被赶出市委机关，调到武汉染料厂任教育科长，1977年被开除党籍、撤销科长职务）、汪显木都大笑起来。连原百万雄师一号头头喻文斌（●喻文斌：1933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人武部武装部副部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百万雄师一号头头，1967年7月底到1972年3月因七二○事件被关押，1975年3月，到当阳县挂职锻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官垱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任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87年中风）也听不下去了，说：“不要得意忘形，胡说八道！”我后来问这位作战部头头：“你岂不是相当于百万雄师中的胡厚民？”他竟然说：“胡厚民算什么东西？给我提草鞋都不够格！”
百万雄师既然是走资派的工具，用百万雄师原武汉公安头头汪仕奇的话说:我们是皮影戏，后面有人提线指挥，当然要按照武老谭的指示办。于是针对武汉造反派的疯狂镇压和血腥屠杀就开始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新公校绝食事件。1967年5月10日，公安局江汉分局在军管组（军事管制小组）指挥下，出动公安干警百余人到武汉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他们假借贴大字报、声援书为名，故意覆盖新公校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新公校造反派上前劝阻，他们非但不听，还动手打人，发生严重武斗。造反派被打伤二十三人，其中四人受重伤。新公校红司学生向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提出四条要求，未得答复，旋即于5月13日在汉口一元路武汉市公安局发动绝食斗争，以示抗议。武汉中学红联积极支持，新一中更是直接参加并组织了全市性声势浩大的绝食斗争。一时间，武汉三镇支持并参加绝食静坐的人数以万计，汉口一元路以及六渡桥一带参加静坐绝食的群众人山人海。而带头组织绝食的新公校头头张兴旺等人则被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了起来，我曾亲自看到张兴旺等在关押的铁栅栏内高唱《造反有理》、《红军想念毛泽东》等歌曲。外面的静坐绝食的群众也一齐呐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声援新公校绝食，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新湖大张维荣和我等人组成火线指挥部，与武汉部队领导人交涉。由于武汉军区对声势浩大的新公校绝食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公安机关军管会既不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也不释放被关押的头头，使静坐绝食旷日持久，现场不少人晕倒、病危，由“红医兵”组成的医疗队夜以继日地在绝食现场抢救绝食学生。我们非常着急，忧心如焚。我们一方面动员绝食的群众由绝食斗争的方式改为静坐，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表示不同意，所以在现场参加绝食和参加静坐的人都有。我们怕出人命，非常着急。1967年5月19日，新一中和新湖大造反派冒险冲进武汉军区，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钟汉华：1909年生，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请到武昌阅马场的湖北大学。经过艰难的谈判，钟汉华同意放人并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当时张维荣、彭勋坚决要求钟汉华写出书面文字，钟汉华不同意写，他说：“我以人格担保说话算话。”我说：“那你当面去跟群众说吧。”于是，我们将钟汉华带到汉口一元路市公安局门口的绝食现场，由钟汉华当着群众的面，承诺将关押的新公校红司头头张兴旺等放出，答应新公校提出的全部条件。钟汉华有些紧张地讲完话后，台下群情激愤，不断有人大声质问，场面较乱。我唯恐又生事端，于是大声宣布静坐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呼吁广大群众保重身体，立即回家。同时叫新湖大的师生用汽车迅速将钟汉华送回武汉军区。因为钟汉华到湖大后，武汉军区大造造反派绑架钟政委的舆论。

《六四公告》成为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


    6月4日 ，武汉部队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见附录三），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六四公告》出笼当日，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8201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百万雄师头头蔡俊善、纪登清、杨克定认为《六四公告》力度还不够，要造反。军区副政委说这个《六四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六四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六四公告》除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它们就翻不了。牛怀龙表态：“原来咱们打交道还少，有的还不认识，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
根据陈再道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我们回到武汉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军区‘支左’工作的汇报，肯定了工作成绩，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形势，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解脱目前面临的困境。根据当时的形势，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则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6月4日当天，百万雄师砸毁了造反派在武汉市委的联络站，新华工、二司学生被赶走，并在武汉市委建立了全市性的联络总站，将武汉市委变成了一个大型武斗指挥部和武斗据点。
陈再道、钟汉华每发表一次谈话，武汉军区每发布一次《公告》、《通告》，就直接促使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大屠杀的升级。
    《六四公告》是陈再道等当权派大规模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据省直红司劳改局分部根据8201部队揭发和百万雄师头头交代整理的《蔡炳臣、牛怀龙操纵“百万雄师”黑幕》披露，《六四公告》发表前夕，蔡炳臣、牛怀龙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在8201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的头头开会，密谋《六四公告》发表后的对策。果然，六月四日陈再道之流的《六四公告》一发表，就使整个江城处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说明当年武力镇压不断升级的形势，还原历史，我将网上刊登的《纸上风雷》中相关文字原文摘抄如下，括号内的文字是钟逸加的：
百万雄师成立后，（武汉）军区六四《通（公）告》出笼，六四《通（公）告》发出了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
6月5日，百万雄师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6月6日，汉阳六六血案发生，中央《六六通令》（●《六六通令》：1967年6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 ，严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发表。
6月7日，百万雄师拔（造反派）据点作战计划形成。
6月8日，百万雄师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设在武昌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司令部被血洗。
6月9日，“三字兵”包围红色据点，（武汉部队）“支左”宣传车袖手旁观。
6月10日，三千农民袭击钢二司（●钢二司：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1967年6月下旬又简称“钢二司”。武汉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学生红卫兵组织，成立于1966年10月26日）华师（华中师范学院）总部，中央文革批示制止新武斗。
6月11日，（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由市人武部交部队掌握。
6月12日，百万雄师武装攻击汽配（位于汉口宗关的武汉汽车配件厂），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的简称）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简称）提出“文攻武守”。
6月13日，部队发出《制止武斗紧急呼吁书》，老百姓为战地造反派送茶水。
6月14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新华工聂年生谈判。
6月15日，8201首长召见百万雄师头头，分头派军队干部单线联系
6月17日，六渡桥大屠杀。
6月18日，昨夜直通电话记录。6.17后作战方式和规模急剧升级。
6月19日，二司小将高喊“打倒陈再道！”
6月20日，校园形势会，辩论文攻武守。
6月22日，《革命造反报》改名《武汉钢二司》，发表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6月23日，血案、血案，还是血案。
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血洗工造总司，杀死24人，伤60余人。同时攻打汉阳轧钢厂和（位于武昌杨园的）铁四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6月25日，长办危急！（长办联司打电报给周总理）要求武器启封。总理回电：那个东西（指民兵武器）不能动！
6月26日，百万雄师包围新湖大，中央通知严惩杀人凶手！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武汉文革的大规模武力镇压是怎样搞起来的。百万雄师从成立的那一天，就充当了“武老谭”屠杀造反派的工具。正如他们向世人宣示的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这个牛鬼蛇神，就是造反派。发展到最后，竟然配合陈再道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七二○兵变，矛头直指“那个会游泳的人”毛泽东。

为搞情报杀害戴鹏


武汉军区发布《六四公告》以后，百万雄师加紧了拔造反派据点的步伐。6月11日，百万雄师作战部请来两个月前从工造总司“起义投诚”的胡重远，让他介绍工造总司内部的情况。汤忠云（●汤忠云:文革前为武汉市生产资料公司干部，中共党员，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兼雄师支队支队长，1967年8月在被公安联司追捕时因拒捕被枪杀，1978年12月被中共武汉市委发文公开平反昭雪）告诉胡重远，“你离开工造已近两个月，这两个月工造内部情况肯定有变，你不一定都了解，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搞个头头出来，或者你抓，或者我们抓。”（以上引自胡重远在七二○事件后的交待材料）胡重远原来和戴鹏不和，马上想到了戴鹏，戴鹏为人很忠厚，每天上下班按时回家，抓他很容易。
七二○事件后，汤忠云的同伙朱长春、陈昌文供认：1967年6月10日晚，汤忠云指使其“雄师支队”的王明荣将人民仓库会计戴鹏从单位绑架至市委大院，关在其强占的市委办公楼地下室内，用木棒把毛巾捅入口中，两天后活活窒息而死，汤忠云指使百万雄师雄师支队副队长陈昌文等人，将尸体掩埋在市委大院树林里，用草袋和荒草伪装，毁尸灭迹。
    戴鹏失踪以后，工造总司司令部及戴鹏当时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陈景莲到处寻找，向武汉军区、省军区、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都报了案，但如同石沉大海。
               
追凶警官被判刑    杀人凶手被平反昭雪


    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涉案人员纷纷投案自首，戴鹏被埋一案浮出水面。8月10日，在公安人员督促下，自首人陈昌文带领公安人员到市委大院埋尸处挖出了戴鹏的尸体，经戴鹏家属确认后安葬。经过深入调查，有一点众口一词：抓人、打人、埋人，主犯为汤忠云。
此时市公安局已由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公安联司（●公安联司：武汉地区公安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公安联司武汉总部”）接管，彭海如（●彭海如：1931年生，文革前系武汉市公安局九处副处长，中共党员，烈士后代，文革中支持造反派，1967年7月下旬至1968年1月是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1979年12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策划、组织，现场指挥非法拘禁他人致人死亡的罪名判处3年有期徒刑，1996年底去世）、刘祖清（●刘祖清：1930年生，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入团，1953年入党。文革前任武汉铁路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文革中是公安联司勤务组成员之一。1975年8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判处有期徒刑8年。1979年10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维持原判决）均为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1967年7月23日，8201部队军管会已自动撤出武汉市公安局，无人负责公安局的全面工作。8月初，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曾思玉：1911年2月生，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把田学群（●田学群：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2年11月被审讯期间据称突发脑溢血死亡）等同志等接到军区，专门指示田学群等“要掌好公安局的大权，把各项工作抓好，不要辜负中央期望”。田学群等受命以后，紧接着武汉警备司令部专门派7250部队保卫处李允毅到市公安局组建了临时领导班子，以当时市公安局刑侦处长彭海如同志为首，田学群和刘祖清都是临时领导班子成员。下设三个办事机构，即秘书、斗批改、专政三个办公室，刘祖清任专政办公室负责人，协助彭海如负责市公安局全面业务工作，行使专政职能。武汉军区和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武汉警备区：1967年８月１５日，中央军委电令武汉军区并空军，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１５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军长方铭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政委张纯青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授权，市公安局由公安联司负责武汉市的治安和刑事案件的侦查。
为了正确开展工作，1967年8月16日，彭海如、刘祖清，市法院的何家寿和市检察院的李成伟专程上北京向公安部李震部长进行工作汇报。李部长明确指示：“要掌好武汉市公安局专政大权”，“要坚决按中央指示去办，对那些确有证据的杀人犯要坚决抓起来”。李部长接见时，公安部办公厅的沈兴帮和秘书在场并作了记录。这个临时领导班子在1968年元月8199部队军管会进驻市公安局以后，又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直到同年9月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斗批改离开武汉时止。
抓捕汤忠云，当时是基于如下原因：1，根据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的电报：“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根据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对于……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公安部长上述指示。汤忠云是中央点名的“百万雄师”坏头头之一，是策划、组织大规模武斗造成多人死伤的首犯之一，不仅有共案，而且有个案血债，对这样一个人，公安机关对他立案调查，拘留审查，完全是正常的业务。2，戴鹏家属陈景莲十多次向市公安局和市局刑侦处报案，对受害群众的报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3，当时有原百万雄师人员朱长春等人检举汤忠云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受理后也应该展开调查。4，8199部队赵奋副师长指示，要调查被害人的下落。公安联司在调查中发现了汤忠云的严重问题，才对他进行追捕的。当时百万雄师的骨干分子们，有的主动投案自首，有的随传随到，唯独汤忠云等几个人负案在逃，并根据同案人交待，他正在继续进行非法活动，且有抢枪、抢钱、抢粮行动计划（同案人朱长春、陈昌文等人的口供，当时存市公安局13处），追捕汤忠云就是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进行的，完全符合逮捕拘留条例第六条和第八条的规定。
    戴鹏一案是故意杀人的重案之一。公安联司向警司详细汇报戴鹏案件后，警司同意立案。该案有两名主要犯罪分子在逃，一名是汤忠云，另一名是陈昌文。经百万雄师头头朱长春揭发汤忠云藏身之处，彭海如召集有刘祖清、王振友（●王振友：1935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侦察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公安联司。1975年8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判处有期徒刑6年，1979年10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维持原判决）等20余名公安人员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派出王振友、张柏林乔装渔民到汉阳汤子湖抓捕汤忠云。刘祖清带领20余人包围汤子湖。
据亲自参加抓捕汤忠云的刘祖清本人回忆：请示警司以后，市公安局就组织开展了对汤忠云的追捕行动，由于情况复杂紧急，彭海如和刘祖清都亲自到达汉阳汤子湖一带抓捕现场。当抓捕队伍进入汤子湖地区后，在其同伙朱长春的指引下发现了汤忠云，警察王振友就上前去宣布：“汤忠云，你被捕了，放老实点，跟我们走！”当时被抓获的还有陈昌文。王振友押着汤忠云，张柏林押着陈昌文，最后跟着走的是朱长春。押解途中，开始汤忠云还较老实，当从湖中走出来，走上田埂小路几十米远处，王振友为了不惊动附近村民群众，便把手枪放进了衣袋里，汤忠云一看见有机可乘，他指望同伙朱长春、陈昌文协助，便大声喊：“老子反正是完了，夺枪，夺枪！”喊着便向王振友扑来，抢夺王振友的枪，双手抓住了王振友的枪筒，王振友手持枪把，二人争夺起来。这时张柏林见状，一边命陈昌文蹲下不许动，一边立即鸣枪示警。汤忠云听到枪声，即松手逃跑，王振友也立即开枪示警，连鸣四枪，到第五枪时，因子弹瞎火，没有打响。汤忠云见状又大喊：“没有子弹了，夺枪！”又返回向王振友扑来，正欲夺枪时，见王振友又将子弹推上了膛，汤忠云二次夺枪未成，又回头逃跑，王振友立即向汤忠云开了一枪。这时刘祖清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听到枪声后，立即赶上前去，见王振友已滑倒在田埂小路边，汤忠云身上已带血还继续向前奔跑。在距汤忠云约30米远的田埂高处，刘祖清一边向汤忠云喊话：“不要跑，站住！”一边举手鸣枪示警，汤忠云又向前逃约几十米，就趴在菜地豆角架里。这时见手持木棍、农具的村民也正陆续赶至现场，刘祖清赶上前去宣告“我们是公安局执行任务，请你们不介入”，并朝地上鸣了一枪以示警告，赶紧叫来警车。汤忠云这才立即起来由公安人员扶着，与陈昌文、朱长春二人上了警车，鸣着警笛把他送入市一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情况，市公安局分别向警司、武汉军区、公安部和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警司负责同志还说“汤忠云死了是个损失”。
是谁开枪致死汤忠云，王振友有不同的说法。王振友说：我的《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法〔75〕刑初字第43号〕记载的追捕汤忠云经过是：“被告王振友等人持短枪将汤抓住，押送至汉阳十里公社汉桥大队第八生产队技术组时，王便要汤放‘老实点’，此时，汤见势不对，即丢下渔具与王扭斗，被告刘、王同伙张柏林马上对空鸣枪，汤听到枪响即逃跑，王振友随后追赶时向汤连射六枪（第五枪哑火），汤继续向前逃跑，被告刘祖清闻枪声后，从汤的右后侧赶到现场，在距汤约二十公尺的田埂高处向汤射击一枪，汤继续向前跑约十公尺后倒地，刘赶到汤身边又击一枪。造成汤肝脏擦裂伤、胃贯通伤、胰脏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王振友说：“ 从《刑事判决书》记载的事实经过看，应是距汤忠云20公尺的刘祖清开的第一枪导致汤忠云死亡，大家一致见证，刘祖清补的一枪是朝汤忠云的腿上打的。”王振友还说：“我仅鸣枪示警，我追赶汤忠云时，不慎摔了一跤，此时听到一声枪响，见汤已被击倒在地，刘祖清又赶到汤的身边，朝汤忠云的右大腿开了一枪。致死汤忠云的一枪不是自己打的。”
王振友认为，第一，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和中共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定，自己是服从组织的安排正当执行公务。第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在侦察刑事案件的时候，可以依照法律传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人民警察执行任务遇有拒捕、暴乱、袭击、抢夺枪支或者其他以暴力破坏社会治安不听制止的紧急情况，在必须使用武器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自己对拒捕、夺枪采取正当防卫、鸣枪示警是合法的。第三，自己对致死人命没有任何责任。
1970年起，刘祖清、王振友等公安干警在“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１９７０年２月至１０月，全国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一打”）中因追凶致死人命被关押审查。1975年8月8日，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早已完成了由杀人罪犯到文革英雄的转变。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造成严重后果，影响很坏”判处刘祖清有期徒刑8年，判处王振友有期徒刑6年〔市法〔75〕刑初字第43号〕。刘祖清、王振友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1979年10月1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不仅对刘祖清、王振友维持原判，还对当时市公安局的临时负责人彭海如以“身为公安干部，执法犯法，是非法拘禁他人策划、组织、现场指挥者，构成犯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彭海如有期徒刑三年”〔市法〔79〕刑初字第95号〕。彭海如于1996年底去世，刘祖清、王振友继续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2004年6月1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申诉通知书》〔〔2004〕鄂刑监一字第00011号〕，称：“本院经审查，1967年8月20日，你们在原审同案被告人彭海如的指挥下，和朱长春、张柏林等人到武汉市汉阳汤子湖附近，将持与你们不同观点的汤忠云非法拘捕。在押解途中，汤欲反抗，张柏林见状鸣枪警告，汤掉头就跑，你们持枪一边追赶一边向汤忠云先后射击子弹数发，致汤忠云死亡。以上事实清楚。你们的‘正常执行公务，不是非法抓人的’的申诉理由，经查，本案发生在‘文革’期间，你们当时虽身为公安人员，但参与了派性斗争，并违反国家的法律政策，违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不办法律手续，非法拘捕与自己不同观点的群众，并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你们提出的此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你们提出的‘汤忠云抢枪拒捕反抗，为了防止他逃跑才开的枪，不是致死汤忠云的直接凶手’的理由，经查，汤忠云当时和王振友扭抓在起，但是否抢枪不能确认，但你们二人先后朝汤忠云射击八枪，致死亡的事实确凿，因此你们二人应当对汤忠云的死亡共同负责，你们提出的此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原判决应予维持。”
1978年12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为俞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的文件〔武发〔1978〕99号〕，决定说：“一、俞文斌、李树春等同志对林彪、‘四人帮’及王力等人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活动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完全是革命行动。二、……汤忠云同志受迫害而死，纯属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现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的一切罪名统统推倒，所有这方面的材料予以销毁，政治上恢复名誉。三、对纪登清、汤忠云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对俞文斌、李树春等十同志的亲属受到株连和影响的，坚决按照党的政策，由有关单位党组织，认真地妥善地做好善后工作。”

为工总翻案被“武老谭”视为眼中钉


6月5日，百万雄师开始实施武装扫平汉阳的战略，攻打了汉阳轧钢厂，稍带夺取了汉阳最繁华地段钟家村汉阳商场顶层的“三中红岩”广播站。当百万雄师端着长矛冲上去的时候，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吕涛像狼牙山五壮士般高举着三中红岩的鲜红大旗从七楼纵身跳下身亡，震惊了江城。
此后，武汉发生了多次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据点的武斗，百万雄师的战斗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牛鬼蛇神是党内走资派和百万雄师称呼造反派的专用名词，所谓“一扫光”，就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地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6月23日，百万雄师全市大肆造谣说：工造总司向与之相邻的武汉市无线电厂挑起武斗，打伤23人，捣毁价值50万元的仪器设备。工造总司为了揭穿百万雄师的谣言，就用广播进行政治攻势。百万雄师一听广播，立刻用砖头瓦片向工造总司进攻。不一会，武汉市无线电厂就开进了6辆汽车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石头和砖头、磁铁就象雨点一样朝工造总司大楼铺天盖地扔来。当时，围观群众目睹此状，气愤已极，配合红色造反者(工造总司的袖章上印着“红色造反者”字样)，拣起百万雄师扔来的石头和磁铁，向百万雄师进行有力还击，把武汉市无线电厂内的百万雄师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下午5时许，152部队马科长带着几个军人来火线与我们进行“谈判”，公开支持百万雄师。他们声称：“百万雄师打你们，你们不还手就行。你们还击就是错误的，你们要负责任。你们不要再揪陈再道了，再揪陈再道你们的大方向就错了。”我方代表义正词严地说：“陈再道我们是揪定了的！”这时，一军代表叫道：“那你们就等着瞧吧！”
1967年六一七汉口六渡桥血案后，支持百万雄师的军方和百万雄师作了战斗总结。据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抓捕的百万雄师头头陈文、武汉公安（武汉地区公安机关的保守派组织）头头汪仕奇交待：六一七血案后，武汉军区127部队派驻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支左的张有富、杨爱忠连长总结这次战斗经验，首先肯定百万雄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震撼了敌人，“打乱了敌人企图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的计划”，“宣传了群众，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让群众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伙匪徒挑起武斗没有得到好下场的事实。但是，也有不少失误，失误原因主要是没有学好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建议大家回去好好重读毛主席著作，以便作好下一次战斗准备。”大家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六二四血案就是在总结这个“有益的经验”下发生的。
    总结认为：
第一，“不打无准备的仗”。六一七百万雄师本只是想返回财贸大楼（●财贸大楼：六渡桥三民路东边江汉区财贸系统办公楼）抓革命、促生产，并未想抢占据点，最多也只是想威慑敌人，防止他们挑起武斗，保护财贸大楼干部、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未做作战准备，特别是没有敌情思想准备。要知道在战场上，谁对抗自己谁就是敌人，“可是我们有些人认为那是群众，不敢下手”。
    第二，毛主席的作战方针一贯主张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可是八个造反派据点中最强的是由黑工总“钢八司”土匪聚集的民众乐园（●民众乐园：是武汉市最大的综合娱乐场所，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闹市地区，创建于1919年，原名“汉口新市场”，与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场齐名，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园。有大小剧场12个，露天演出场地4处，可同时演出京剧、汉剧、楚剧、话剧、豫剧、越剧、评剧、杂技、曲艺等，当时以戏剧最为繁荣。文化革命中虽改名为“人民文化园”，但很少有人叫新的名称），人数最多，力量最强，亡命之徒最多，解放后被人民打击最深，所以他们最恨共产党，和我们的人死拼，是人民的死敌。其它七个据点，都是经军区正规登记批准的组织，尽管被敌人控制，但亡命之徒少，容易攻破。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办事，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牺牲了两个同志。
    第三，毛主席作战方针提倡围攻阻援，以多胜少。而六一七之战，我们是以少数对付多数，更重要的是，工造总司派出 “铁军”五汽车人增援，我们都没有派人阻援，以致壮了敌人声威。
    结论：放下民众乐园，暂不攻占，先攻工造总司。理由是他们派五辆汽车的“铁军”参加了武斗，介入为工总翻案的行列。他们虽是毒草派，但实际上和黑工总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工总许多逃亡的头头都躲藏在里面，我们以抓工总黑头头之名，先围而不攻，要他们交出黑头头来，逼他们撤退。若他们不听指挥，就进行强攻。据有关情报，工造总司的铁军全部调到民众乐园去助威，总部并不设防，没有大型武器，更无铁矛，不易防范，容易攻入。
    以上即是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审讯参与六二四血案武斗人员口供的摘录。
    其实，六二四血案前，百万雄师早就准备攻打工造总司，并非完全如口供所述。
    武汉军区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得到工造总司、“三新”等新派组织即毒草派的大力支持，所以新派当时和武汉军区关系很好，3月17日武汉军区下令逮捕了工人总部485名头头，发布了《三二一通告》之后，引起了工造总司、“三新”等新派组织的强烈不满。军方拉拢工造总司参加三结合夺权的要求被拒，双方关系破裂。军方就转而公开支持以武装基干民兵组成的红武兵为核心、于5月16日成立的保守派大联合组织百万雄师。百万雄师一成立，首先就在工造总司内部造出事端，一是策反工造总司六号头头胡重远，组成“新工造总司”，胡重远带走铁军200多名，带走全市几万不明就里的工造总司队员，集体参加百万雄师联络站；二是绑架了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戴鹏，后被百万雄师雄师支队队长汤忠云杀害于市委大院；第三，武汉公安的头头汪仕奇掌管的市消防处派出消防人员借防火检查为名进入工造总司大楼内部，了解大楼设防情况，因此百万雄师对工造总司大楼攻占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当时，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是武汉军区公开取缔的“黑工总”，不是军方宣布的反动组织，军队支左应当保护我们。我们公开为工总翻案只是思想、观点问题，军方和百万雄师不可能对我们下毒手，因为当时工总解散后，工造总司就成了全市最大的造反派工人群众组织，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地军事院校、北大、北航等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工造总司造访。我们认为自己是武汉工人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可能受到武力侵害，所以工造总司根本不设防。甚至有人认为自己若设防就是准备武斗，影响不好。至于工造铁军，那只是担任工造总司保卫工作的人员。甚至连刚刚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六一七六渡桥大屠杀也没有唤起我们应有的警觉。
              
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毫无思想准备


6月24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以前，我们基层组织各单位有很多人被本单位的百万雄师打得有厂不能去，有家不能回，所以有二三百人一直住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挤在地铺上睡觉，我们派人用大锅做饭，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这些头头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做好武斗的准备，所以面对即将全副武装围剿、屠杀我们的百万雄师，我们仅仅预备了一二十根木棍，还准备了大量砖头作为自己的武器，没有一支长矛大刀。因为在6月24日以前，我们工造总司还没有与百万雄师发生过武装冲突，双方仅仅只是思想观点对立而已，没想到百万雄师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他们的目的是要拔除全市的造反派据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完全没有必要死守工造总司司令部这个地方。
六二四血案前几天，8201独立师又以检查消防为名，派两名军人来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侦察我们的防守情况，我们浑然不觉，而是热情接待，任其参观、检查。我带领他们到整个大楼详细查看，对解放军没有丝毫的怀疑。
工造总司被包围前的两三个小时，门前开来了一辆载重汽车，市机械局的造反派工人周伟杰通知我到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开紧急会议，胡瑞玲（●胡瑞玲：1944年生，武汉市工艺美术学校1966届毕业生，文革中为中学红联新美校革司勤务组成员。1968年秋毕业分配到武汉市美术设计公司任设计员，1969年元月与吴焱金结婚。1993年6月患抑郁症自杀身亡）当时是中学红联新美校的造反派学生，她和四五个同学一直住在工造总司司令部，她也是工造总司广播站的广播员。她陪我一起到民众乐园以后，又独自返回友益街的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她回到大楼时，大楼尚未被包围，但她的广播员工作临时被朱庆芳（●朱庆芳：女，15岁，武汉市八中学生，文革中参加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六二四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时被杀害）代替。那天胡瑞玲也被百万雄师抓走，也受了伤。不过那时她还没有跟我谈恋爱，否则她那天非死不可。我因事发前到民众乐园开会，侥幸逃脱六二四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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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3）

军队指挥的六·二四大屠杀


据在现场担任总指挥的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彭祖龙回忆：6月24日凌晨，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消防车飞速地从车站路等地向设在汉口大智路友益街16号的工造总司司令部扑来，密密麻麻的百万雄师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工造总司大楼被围了。我们向外打电话求援，但是已军管的电信局把我们和外面的电话联系完全掐断了。工造总司司令部内大概有220人左右，其中铁军保卫人员约五十几人，办公人员约三十几人，其余大都是被百万雄师打得不敢回家的人，还有一些是外省和本省地、县前来武汉访问、避乱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总部头头各忙各的，也未作防御的准备。当时，工造总司司令部隔壁是生产军工产品的武汉市无线电厂，该厂是实行军事管制的，所以该厂驻有几十名军代表。工造总司司令部后面是武汉军区后勤部的营房处，因为周围都是部队，我们思想中就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没想到是这些“亲人解放军”出卖了自己。当天，百万雄师攻打工造司令部的总指挥部设在汉口球场街武汉市第三十中学二楼教室内，做好了充分准备的百万雄师，组织了7800余名武斗人员、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机动车辆由汉口汽运二站负责调度，另有3000名机动人员备用。为防止造反派救援，离工造总司大楼200公尺内的道口，全部用装有铁板、砖头的大卡车横停封锁，将四周交通全部隔断。由于军队担任武斗指挥，一切都很专业。共设了三道防线，各工厂派出医务室组成急救站，从市急救站调救护车两辆，救护受伤人员。百万雄师总指挥由雄师支队队长汤忠云和江岸区二号头头陈文担任。清晨4时左右，有人发现周围街道有重型卡车横在路口，所有通往工造总司大楼的道路全部被堵。
    清晨6时开始，百万雄师前来叫战，广播敦促工造总司：“一、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二、将五类分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三、将抓进去施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四、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这些造谣惑众、无稽之谈的广播是为了给百万雄师大开杀戒制造正当的理由和借口。
广播员朱庆芳在广播中针锋相对地揭露百万雄师受陈再道的蒙蔽，被走资派操纵、利用的事实，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等革命歌曲。
    8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开来几辆消防车，开始向工造总司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高压水龙头向大楼不停地喷水，将室外人员压制到室内。10点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圈，向大楼内抛石头，工造总司大楼内人员将已准备的大量石块予以回击。
    从上午8时起，全市各兄弟造反派组织闻讯都向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求救，工造总司现场总指挥彭祖龙和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市人武部分别通过几次电话，对方答复马上派军队来解围，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来。最后一次去电话的答复更令人不解，军区支左办公室的人说：“我们派出的部队进不去，被他们阻止了，你们最好举着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你们不要和他们发生武斗，以免出现流血事件。”后来，军区支左办公室电话很难打通，即使打通了，再也无人接听。
    此时，大楼内孤立无援，24日中午，长办联司（●长办联司： 1966年12月26日，以“长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为主，与其他十多个组织，组建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司令部”，简称“长办联司”。顾建棠为一号勤务员）派出谢从勤和王叔善带领两卡车人，前往工造总司支援，车开到车站路口，被百万雄师阻挡，无法前进，只好撤回。但全国各地的声援电话都打来了，有北京、上海、郑州、成都、太原等地的，他们向我们了解武斗的进展情况，希望我们坚守到底，保证替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让党中央出面解围。可见工造总司被围剿的消息是一些热心市民通过单位的公用电话传播出去的。
    当时，武汉电信局被军管，我们打出的电话全部被监听，告急电报也发不出去。七二○事件后才知道，那时武汉气象台的电报通讯是畅通的，武汉气象台的造反派每小时将武斗情况向北京报告一次，由北京有关单位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反映，所以说陈再道封锁不住六二四血案。
同一天，百万雄师还同时摆开了另外三个战场，两个在武昌，围攻武昌杨园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和武昌三层楼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在攻打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时，学生跳楼，当场摔伤了几名。惨无人道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抓住一个跳楼下来的工人就用刀刺死，还有几个人被打或刺成重伤，惨不忍睹。攻打水运的理由是二司抓了百万雄师常委、政参部部长蔡俊善和《百万雄师》报编辑陈秀华等人。另一个是攻打汉阳轧钢厂，事后宣布过姓名的死亡者有7人，重伤者数十人。
强攻不下，11时，百万雄师用汽车将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大门强行撞开，准备杀入。12时，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仍未攻下。这时形势突然发生变化， 工造总司大楼后面武汉市无线电厂的军代表突然将工厂的大门打开，20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大楼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看到寡不敌众，大势已去，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15岁的小姑娘广播员朱庆芳被几个百万雄师大汉用铁矛活活杀死。朱庆芳的姐姐（与朱庆芳一同赴难的小姐妹已忘其名，有的回忆录中称为朱庆芳的姐姐朱庆玲，此说不实。朱庆芳的亲姐姐朱庆玲当时未受伤，应是朱庆芳的堂姐）的肠子被铁矛捅出，后来被送到武汉市二医院抢救过来，但已终身致残。七二○事件后，我和胡瑞玲还到医院去探望过她。
    工造总司司令部失陷，工造总司当天被杀死28人，重伤60余人。七二○事件后查明，尸体共31具，抬到街口和火葬场时发现，有3人还有一口气，还未死，于是丢下。送进火葬场共28具尸体，有亲人认领的共23具，另有5具尸体查不出姓名，也无人认领，估计是大楼内的外地人。当场死28人（其中女学生1人、少年2人），其他重伤员送医院抢救，一个月后死亡的人数未统计。当时身中18铁矛，肾脏被铁矛戳穿，肠子流了出来，右肩、胸膛、手臂全是伤痕的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工人、工造总司的魏昌炽（●魏昌炽：1940年12月23日生，武汉无机盐化工厂操作工，工造总司普通成员，文革时因参加造反派被当权派关过牛棚，1992年“内退”）至今还健在。百万雄师没有死伤一个人。杀人后，凶手全部撤出，愤怒的群众拥进工造总司大楼，不少人都目睹了这遍地尸首的血腥场面，相信目击者还有人活在人世，可以作证。这难道是两派武斗吗？这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大屠杀！
凶手撤出现场半小时后，离武斗开始已经6个小时，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宣传车才赶到，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宣读中央《六六通令》。当宣传车开到汉口吉庆街口时，愤怒的群众用石块猛砸部队宣传车，将汽车推翻，车上的军人逃走。过了不一会，百万雄师再次进入工造总司大楼，将围观的人全部赶出，抬走尸体。另外，一部分持长矛者前去解救部队的宣传车。这就是陈再道将军在后来的《自述》中说到的，当部队受到围攻时，多是百万雄师前来解救的实例。
    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审讯百万雄师武斗负责人得知，攻打工造总司的预备会在汉口的武汉市三十中学内召开了3次，除驻百万雄师联络站的127部队军代表穿便服参加会议外，8201独立师也来了两名军官旁听，他们没有发言，估计他们的意见会通过127部队军代表转达。他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对工造总司只进行驱赶，不占领，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武器，能吓跑最好。他们这次用数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排山倒海的声势，迫使敌人缴械投降为上策。谁知工造总司的人既不投降，又不逃跑。  
根据七二○事件后审讯记录，杀人者主要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铁道部江岸车辆厂的复员退伍军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工造总司大楼三楼藏有市文化局委托保护的老红卫兵“破四旧（●“破四旧”：1966年八九月份由保守派红卫兵在全国开展的抄家、游斗牛鬼蛇神、破坏文物的恐怖行动。“四旧”即当时中央报刊提出的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 ）在全市没收的古字画共5700余幅，在这次围攻、血洗中，大部分被破坏、丢失。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电报全文如下：“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根据六二四攻打工造总司凶手的检举揭发和交待，参与杀死朱庆芳的有武汉肉联厂杨喜×、何启×二人（因二人还在世，时隔四十年，已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因此不记全名）。杀害工造总司头头王明扬的凶手是余少卿（市粮食局，已死），杀害工造总司头头戴鹏的凶手是汤忠云，公安联司将审讯材料送交武汉军区，要求按中央《六六通令》予以严惩。
2008年10月30日中午，彭祖龙邀请我、原武汉橡胶厂的造反派头头朱冬久和武汉橡胶厂“百万雄师”头头董际斗（●董际斗：1946年8月生，中共党员，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工人，1967年调武汉市儿童医院当司机，文革中任百万雄师二七区解放公园片片长，文革后任汉口解放公园汽车管理站站长，与彭祖龙是同事）等8人到他家吃饭，董际斗谈起1967年6月24日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的事。董际斗说：“打工造总司前，8201部队以检查消防为名，详细察看了工造总司的防守情况，绘制了进攻图形并在武汉市三十中向待命进攻的百万雄师作了讲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骤都讲得很详细具体。当时，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提出要在消防车水柜内放六六六药粉，我和汽运二站的人坚决不同意，认为太没人性。双方争执不下，差点打起来，还是军代表调停，决定不放六六六药粉。攻打时，我们使用了自己改制的装甲车，车头很坚硬，用来撞击大门和围墙。由于你们的人顽强防守，装甲车没有攻进去，是从隔壁的八医院搭跳板攻进去的。杀人的主要是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被杀的也以武汉肉联厂工造总司的人居多，我亲眼看到16具尸体。当时你（指吴焱金）不在现场，否则就不好说了。”这是四十多年后，亲历现场的当事人主动回忆的。在场的几个人均可以作证。董际斗还主动提出和我、彭祖龙三人合影。
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大楼时呼喊的口号是“踏平工造，活捉吴焱金！”我因有事侥幸离开，但工造总司有几名勤务组成员伤亡惨重。工造总司三号勤务员王明扬在六二四血案中被百万雄师活活杀死，工造总司四号勤务员潘宏斌在最危险时，怀揣着工造总司的公章跳墙冲出重围，跳墙时将脚崴伤。工造总司的保卫部长阎志斌身中数刀，倒在死人堆里，百万雄师把他同其他人的尸体送去火化，火葬场有个工人发现他还有一口气，对他进行了施救，阎志斌得以死里逃生。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宣传部长彭祖龙是现场总指挥，当时受了轻伤，后来被百万雄师抓去，不久放了出来。
武汉肉联厂的一个工人叫魏东，他目睹百万雄师见人就杀，为了不受侮辱，他举着工造总司的旗帜高呼口号从三楼跳下，当场摔死。
工造总司勤务组7名成员，两人死亡（包括被抓走打死的戴鹏），3人受伤。
百万雄师杀人者刘某某38年后和我们见面，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对工造总司大开杀戒，他振振有词地说：“哪个骂我们，我们就杀哪个。”我们追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工造总司，他们异口同声讲是汤忠云搞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人当时要我们把造反派从社会上赶回家去。我说：“你们把造反派赶回家就是了，为什么要杀人？”他们回答说：有些武斗是造反派挑起的，比如六一七、七一五，都是造反派的人先骂我们，主动攻击我们。我追问六二四你们打工造总司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连朱庆芳那样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不放过？刘某某说，我听说朱庆芳在广播里大骂百万雄师，我们的原则是，哪个骂我们，我们就不客气，我们就要打她，再骂我们就要杀死她。
六二四血案以后，我们这些幸存者有的回乡去投亲靠友，有的跑到新华工去避难，大家都不敢回家。当天我来到民众乐园广播站，我这个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的人声泪俱下，控诉百万雄师的杀人罪行，号召全市人民打倒武老谭，向武老谭讨还血债。新美校有个叫洪喆的老师，他把我带到六渡桥中南旅社对面的初开堂中药店，那里有一个造反派的广播站，我在那里又作了一次演讲。当时中山大道站满了支持造反派的听众，已完全断绝了交通。我再一次控诉百万雄师的杀人罪行，号召全市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为工总翻案，打倒武老谭！在场的群众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正在演说时，有人高喊：“百万雄师来了，百万雄师来了！”满街上的群众惊慌失措，立即一哄而散，四处躲藏。洪喆拉着我，连夜向新华工转移。

七二○后军人道歉，罪证被毁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后，7月30日上午，驻武汉市无线电厂的3名军代表主动到工造总司司令部赔礼道歉。工造总司的人大都不服气，死了这么多人，就行三个军礼！此时，有个胆子大的人，上前两耳光打到那个为首的“亲人解放军”脸上，这个军代表马上脱下军帽，两脚并齐，两手垂下，低下头来，一句话也不说，接着又被打了两耳光，工造总司头头们连忙上前扯开、制止。
    四个多小时后，三辆高级轿车停在工造总司大楼门口，车上下来三位气度不凡的军官，每个军官旁边都站有警卫，门卫通知工造总司办公室：“武汉军区首长要求见工造总司负责人。”我们内部一阵骚动，以为有人打了“亲人解放军”，一定闯了大祸，有人上门问罪来了。不料三位首长满脸笑容地走进办公室同大家一一握手，说明来意，武汉军区因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来向工造总司和六二四血案受害家属道歉的。这时当然没有人再打他们了，当我们和在场群众滔滔不绝地向他们控诉军队支持百万雄师、造成惊天血案的事实，三位军区首长满怀同情，静静地倾听多时，我们工造总司头头们礼貌地阻止群众继续控诉下去。三位首长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军官，我们也没有留意去记下他们的姓名。道别时，三位军人向我们行军礼。我们猜想，可能是挨打的军代表回去向上级汇报后，武汉军区认为派武汉市无线电厂军代表去道歉级别太低，引起工造总司头头愤怒，所以另派高级军官到工造总司来道歉，来者应是军、师长级别。当时军队首长和下级军官衣着相同，难以分辨，但从他们乘坐高级轿车而来可显示出他们的身份。
军人政权将杀人者交待的全部证据材料收走，但一直置之不理。理由是这些被杀的人并不是哪一个人一刀杀死的，抓谁都不合适。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刘丰：1915年出生，原武汉空军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升任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被撤职，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1973年被开除党籍）以及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方铭：1921年生，15军军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副政委张昭剑（●张昭剑：1923年生，文革期间1967年七二○事件前任陆军29师即8199部队政委，七二○事件后任空降兵15军即7250部队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１９６８年９月至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任陆军第１７军政委，兼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委书记。2008年3月去世）以运动后期处理为由，让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七二○事件后，我们工造总司将千辛万苦查明的23名死者照片和生平在《工造总司》报上登出，另一些罪证资料正在收集。不幸的是，当我们准备在报上刊登第二批照片时，8199部队副师长赵奋派人到工造总司传话，不准我们再刊登这些死者照片。部队首长说，中央有令，不准刊登有关武斗杀人的照片，因为这些只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要防止阶级敌人将这些照片传到国外，污蔑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危害是容易挑起两派仇恨，不利于做好百万雄师群众的转化工作。因此，除已经印出一期报纸外，第二期刊登死者照片资料的报纸无法印出。后来造反派多次挨整又被多次抄家，照片资料已难以找回。
七二○事件后，造反派胜利了，我们要求省、市革委会将六二四死难者追认为革命烈士，武汉警备区的首长置之不理，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给家属发抚恤费，警司也不同意解决。我1968年元月20日以后担任了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些死者家属来找过我，当时是军代表掌权，我们只是摆设，我想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无力办到。对这些被当权派支持的百万雄师杀害的工人、学生，既不能正名，家属又不能安抚，我至今都感觉到欠死难者及家属的债！

王克文向我谈省、市、军队干部


我到新华工避难以后，没几天，王克文叫他的秘书来找我。王克文也躲在华工，他没有亮相到百万雄师那边，也没有参加“革干联”（●“革干联”：全称为“武汉市革命干部联络站”，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组织，1967年5月成立），但他是倾向“革干联”观点的。他请我吃了一餐便饭，谈了几个问题。我问他怎么也跑到新华工来了，他说因为他不是亮相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所以在市委受到排斥。他对造反派从内心是支持和同情的。他对新派的好感要多一些，所以住在新华工。
王克文告诉我：“对军队你们还是要慎重，现在武汉市表面上是百万雄师跟你们斗，百万雄师后面还有大量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在做后盾，你们不要跟军队发生正面冲突，否则还会吃亏的。你们有问题可以向中央反映。”
我问王克文省、市地方干部的情况，王克文说，张体学、姜一都还是比较好的干部，他们对湖北的情况很了解，对湖北人民有感情。我问他武汉市的干部情况，王克文说，那我就不好说了。他问我能否派人找到武汉市委宣传部长余英，他说：“余英也没有亮相，不知他现在躲在哪里？”我说：“余英文革初在我们厂当过工作队的总团长，我对他印象不好，把他赶走了，现在要我去接他来，我不愿意去。”

绕道上海去北京告状


7月初，我和田学群、王志良（●王志良：1927年生，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前为省燃料总公司科长，文革中为省直红司二号勤务员，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2007年去世）为防止赴京途中遭到百万雄师拦截，坐吉普车先到黄石市，从黄石市再搭乘轮船到上海，准备绕道上海去北京告状。
到上海后，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因为不认识人，没人接待我们。我们找到上海交大的造反派学生，介绍了武汉武斗的形势，上海人对武汉文革的情况也不是很关心。我们就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北京，我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想向中央反映武汉日趋严重的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围剿造反派的情况。我到北京后，重点写六二四血洗武汉工造总司的材料。我们把材料送到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国务院接待站，先后去了两次，接待人员没有任何表态和答复。我们住在海淀区的白石桥接待站约半个月时间。我们还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聂元梓：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任北京大学校文革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九大候补中央委员，1983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召集了一个大会，我们在大会上介绍了武汉文革的情况。

坐煤车回武汉遭遇七二○事件


七二○那天，我和田学群、周德刚3人从北京乘火车返回武汉。在火车上，我的胃痛得很厉害，火车上人太多，根本无法走动，武汉医学院三司革联（●三司革联：“红三司”中部分学生不满头头的机会主义路线，1967年4月18日从保守派三司中分化出来，站在造反派一边，主要领导人有谢华之、薛湘明、徐筱芳等）姓甘的女生翻出车窗，找来治胃痛的药，又从车窗里爬进来。我对她非常感激。火车快到广水车站时，列车广播响了：“吴焱金同志请注意，吴焱金同志请注意，武汉发生了重大事件，请你返回北京、返回北京！”田学群说：“我们赶快下车，下车再说。”车上挤满了人，也无法去问广播员，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谁给列车传递的消息。
我们下车时那位三司革联姓甘的女生也跟着我们下了车，这时是7月21日上午10时。我们几个人身上都没钱了，再回北京又要买车票。田学群说，我们跟车站上的人商量一下，能否搭一辆便车回武汉，我们先到江岸车站下车，了解一下情况，再商量怎么办。于是，我们找到广水车站管客运的人，车站上的人说，现在没有客车经过，等一下有一辆运煤的货车经过，要停广水，你们如果不怕脏，我就把你们带到煤车上去，可以到达江岸车站。此刻我们归心似箭，我说，管它什么车，只要能回武汉就行。不一会，果然来了一辆运煤的货车，广水车站的人跟火车司机打了招呼，火车司机就叫我们4个人坐在煤粉堆上。车一开动，风把煤粉吹到我们4人的脸上、身上全是煤粉，都成了“非洲人”。姓甘的女生说，她有位亲戚住在丹水池，我们可以到丹水池下车。汉口丹水池地处武汉北郊，离市区很远。我们就在丹水池下了车，到了姓甘的女生姨妈家里。我们洗了澡，换上借来的衣服，将自己的衣服洗净晒干，小甘的姨妈为我们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我们问武汉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小甘的姨妈说，只看到满街都是百万雄师的人，估计是出了什么大事。我们看到街上贴的标语：“打倒小爬虫王力（●王力：1922年8月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8月底被关押，囚禁14年，但从未被正式起诉，1996年10月去世），揪出谢富治（●谢富治：1909年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2去世，）！”“周总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百万雄师大好纯，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从这些标语也可以判断，武汉的确发生了重大的事件。饭后，我们换上自己的衣服，小甘的姨妈留我们住下，我们坚持要走，田学群提议我们分开走，目标小些。小甘没跟我们走，她将武汉医学院的校徽送给我作纪念。
我来到胡瑞玲家，我们当时还没有谈恋爱，但彼此印象很好，六二四她受了伤，在家养伤。我在她家住了一天，知道百万雄师在东湖闹事，在全市游行，我们谁也不敢出门。我怕影响她家，7月22日下午我乘车到中南路武汉军区大院门口，看到解放军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大院里面乱哄哄的。我不敢久待，赶快步行十几公里，来到华中工学院。我一到华工，倒在一张课桌上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听到新华工的学生说：“中央表态了，武老谭垮台了，百万雄师完蛋了，造反派解放了！”我们赶快坐着新华工的广播车上街。只见街上写满了大标语：“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百万雄师完蛋了！”“打倒陈大麻子！”武汉部队都乘坐汽车上街游行，军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口号喊得震天响：“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拥护中央表态！”此时，百万雄师并未立即垮台，直到7月24日、25日两天，还每天调动数十辆汽车、消防车、装甲车，武力攻打离新华工较近的武汉体育学院和武汉测绘学院，搞得人心惶惶。但这已是他们最后的疯狂。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见附录四）发表以后，我们就组织了四五十辆卡车，打着工造总司战旗，从武昌关山的新华工返回汉口友益街工造总司司令部办公地。我们沿途高呼口号，受到武汉三镇市民的热烈欢迎。
我们返回工造总司司令部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员调查一个多月前六二四死难人员和受伤者的情况。我带着工造总司勤务组的几个头头来到每一个死难者家里，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沉痛哀悼，我们还到医院和伤病员家里，一一看望、慰问六二四受伤人员。很遗憾的是，尽管我一直为此奔走呼吁，但我始终没有能力解决死伤者家属们提出的惩办杀人凶手、还死难者一个清白、按规定给予抚恤和治伤医疗费用这些并不过分的要求，我一生对此事始终感到愧疚和不安。这也说明我们在文革当中，哪怕是七二○事件后，从来就是没有掌过实权。

中央表态点名群众组织引起的争议


中央媒体7月23日正式对七二○事件和武汉文革运动表态，表态中提到“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对这一提法，当时新派的人普遍有意见，意见较大的是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和省、市机关红司（●市机关红司：1967年8月由市委人勤总部、市人委人委联司、市总工会红尖兵联合组成，魏绳武为一号勤务员、郑峰为二号勤务员）。因为揪武老谭、抗暴都是这些组织顶着风险干的，新派组织对中央点名三钢、三新没有意见，但对三司革联被点名意见很大，因为未被点名的几家新派组织都是坚定的老造反派，其中任何一个群众组织的造反资历、影响、人数都是三司革联所无法比拟的。当时大家议论，中央是否只肯定工人总部一派，其他的群众组织就不用点名了，有工人总部作代表就行了，不需再点工造总司及众多工人造反组织革司、联司的名。还有一种议论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中央代表团中有几名北航红旗的成员，北航红旗是在二八声明中签字的仅有的3个外地大专院校之一，一直是支持钢派的。新派组织与来汉的北航红旗及中央文革没有什么联系，仅仅只是和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人有联系，而南下革命造反派大队主要成员是北京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的，在一?二六夺权的讨论会上，北京矿院的张立三公开指责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因为这些历史的原因，中央代表团中真正了解武汉文革运动历史的人就是北航红旗的几个人，而他们从来不跟新派打交道，估计中央最后点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名，北航红旗的几个人起了关键作用。
据说196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职务，任命曾思玉、刘丰分别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后，三新的头头有人向曾、刘首长反映过此事。

提出在“联指”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的建议


1967年8月《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简称《八八纪要》，见附录）回汉传达以后，我立即给钢工总负责人朱鸿霞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这样的：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在抗暴和为工总翻案的斗争中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遵照《八八纪要》精神，我们要“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1967年5月武汉造反派在抗暴并肩战斗中成立的“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应成为大联合的基础。工人总部当时被取缔，朱鸿霞、胡厚民等钢工总领导人被关押，“大联指”当时不可能以钢工总为核心，钢工总翻案后可由钢工总处在主导地位，使“大联指”更加完善。朱鸿霞对此如有意，请来工造总司商谈。过了几天，朱鸿霞和杨逢春（武锅工人）来到汉口友谊街16号，我和龙梅生等人接待了朱鸿霞、杨逢春。朱鸿霞首先说：“七二○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钢工总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是中央点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以钢工总的旗号联合所有造反派比较有利，‘大联指’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在钢工总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朱鸿霞此议遭到龙梅生、潘宏斌、王锦铭等人的激烈反对，认为钢工总应当尊重历史，我们提着脑袋为工总翻案，牺牲了那么多人，朱鸿霞没有半句感谢的话，还要收编我们，这办不到。我个人倒是有不同的看法。经过一番协商，我现场起草了一个协议，即以钢工总为首，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造反派的全面联合。朱鸿霞、杨逢春表示拿回去研究研究再说。
据说朱鸿霞、杨逢春把协议草案拿回去，胡厚民一看就否定了，并且说：“工造总司加入钢工总是可以的，但吴焱金必须排除在外。”此话真假无从查考，但当时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传闻。当时，我对朱鸿霞看法较好，觉得他是有口无心，挺随和的一个人，觉得胡厚民深不可测，挺难打交道的。尽管如此，我当时觉得我个人的退出，如果有利于造反派的大联合，我可以马上退出，我当即写了一份声明寄给湖北日报社，表达以上想法。《湖北日报》的造反派看到声明大吃一惊，派三个人到汉口福建街胡瑞玲家找到我，批评我做事太欠考虑：你不是一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对你领导的组织和群众负责，“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这种以我为核心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经过与《湖北日报》同志的长谈，大家认为还是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是我们应有的主张。于是《湖北日报》扣下了我写的声明，于1967年8月24日发表了我写的《关于加强“联指”，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建议》，《建议》指出：“对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因停止公开攻击，不要无限上纲，以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让我们齐心合力，求大同存小异，捏成一个拳头，杀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狠狠打击四个‘一小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此文载1967年8月24日《湖北日报》）。”但我的这个建议一直未被接受，武汉三镇满街的大标语：“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钢、新之争愈演愈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昙花未现的“新武汉”


据《武汉大典》第一卷〔●《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1976）：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汉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上刊登的多幅文革照片，早在七二○事件以前就有人在北京打出“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估计是工造总司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龙梅生联合其他新派组织搞的。但与后来的“新武汉”没有关系。
成立“新武汉”的设想是工造总司政参部长龙梅生在1967年七二○事件以后提出的。龙梅生分析：从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来看，新派的组织应该是有相当实力的。可是组织很多，山头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号，也没有统一的行动，各自为政，很容易被人家一口一口吃掉。现在钢派借中央点名之机，钢风刮得很厉害。大街上贴满了“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标语，意图已昭告天下，用心非常明确。因此，我建议新派工人组织建立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各自的原组织名称不变，集合在“新武汉”的大旗下，便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1967年8月，工造总司出面召集部分新派工人组织开会提出这个设想，记得当时比较积极支持的有市安装公司“红色革命敢死队”孙厚智、黄金善，没有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只是有的热情不是十分高涨。筹备“新武汉”的办公地点设在汉口南京路的武汉图书馆。后来，分别在新湖大和武汉图书馆开了几次会，大家原则上同意成立“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经过推选，吴焱金为新武汉总指挥，顾建棠、曹承义、傅廉（●傅廉：1930年生，文革前为湖北省航运管理局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省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文革后被判刑4年）、孙厚智等为副总指挥。龙梅生当时还印了毛体字的“新武汉”袖章，申请成立的报告送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原定在武汉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也许是由于钢派的强烈反对，警司终于没有批准，于是“新武汉”尚未出生就胎死腹中，是一朵未现的昙花。8月26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京接见武汉三钢和新华工、新湖大在京代表时，对武汉成立“新武汉”的行动进行了批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派在京代表谈话纪要》（见附录）传到武汉，“新武汉”立即偃旗息鼓。
这件事主要反映当时大家对“钢化江城”和“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抵制，也是对中央表态许多新派组织未被点名的一种情绪表达。其结果是“新武汉”流产，“钢化江城”也难遂其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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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4）

“东风之行”  一场闹剧


文化大革命中，我一直在武汉活动。1967年9月的一天，刚学会开车的彭祖龙带上我和肉联的工造头头陈永和，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他既没有告诉我去哪里，也没有告诉我干什么，还一路对我打趣说：“有一文一武保护你，你怕什么？”一文是工造总司宣传部长彭祖龙，一武是肉联的工造总司头头陈永和。陈永和说他对付几个人没问题，还说自己会打空心拳，打你的前面后面疼，打你的后面前面疼。我说：“我们又不是去打架，真打起来，你一个人再有本事也没有用！”一路上说说笑笑，来到东风县（●东风县：孝感县文革初期改名为东风县，现已改名为孝昌县。此处所指应为当时孝感专区所在地孝感县城，现已改为地级孝感市）钢派的七一公社，我们这一趟旅行故称“东风之行”。原来请彭祖龙和我们到东风做客的竟然是钢派七一公社的头头。沈良军听说后，找到我们说：“他们是钢派的，我才是新派的。”听了沈良军的介绍，我们转而来到沈良军的学校——孝感师范专科学校，沈良军是该校头头，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我从未见过。他自我介绍新派在当地颇受钢派的打压，在此之前，他到汉口找过彭祖龙，希望我们来东风支持他们一下。彭祖龙正想试车到专县来玩一下，故约我和陈永和一同前往，当时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完全是派性作怪，只要是观点一致就搞到一起，不想是这么一回事，闹了一个大笑话。既来之则安之。一则是派性作怪，二则是风头主义，文革中我经常单刀赴会，一个人到别的单位去声援。当晚东风县的新派广播海报，约定第二天由我在大礼堂作形势报告。
谁知第二天我到了大礼堂一看，新派来的人很少，来的绝大多数是钢派的人，我本来可以讲些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严格按中央精神办事，尽快实现大联合一类的套话应付过去。但我的性格使我仍然按原定思路去讲，我讲什么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不要搞什么以我为核心、钢化东风等等。话没讲几句，十几个钢派的彪形大汉冲上舞台把我团团围住，不让我继续讲，甚至要抢话筒，下面的钢派群众则大呼反对的口号。我这时既看不到彭祖龙，也看不到陈永和，请我们去的沈良军也不知在哪里。我站在台上不动，僵持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一伙人想把我拖到什么地方去，我坚持不走，拉拉扯扯到礼堂门口。原来沈良军和彭祖龙在台下见势不对，就找当地驻军去了。
沈良军和彭祖龙一路快跑到东风（孝感）军分区，沈良军一眼看到司令员王世杰正在抽烟，就和彭祖龙一块向他反映情况，王世杰说：“你们之间的事我不管。”彭祖龙说：“你不知道可以不管，我们现在向你反映了，你不管不行。到时候出了人命，我直接向曾、刘首长反映，就说你见死不救。”彭祖龙其实是拿话吓他，现场并没有那么严重，毕竟是造反派之间的争执，还没到动手打人的地步。王世杰一听，马上改口说：“那我就和你们一块去！”说罢就走。彭祖龙说：“你多带几个人，最好带上武器。”王司令说：“开玩笑，带那么多人干什么？他们比我们人多。带枪？他们比我们枪多。这种事，带枪就麻烦了！”彭祖龙说：“那就多带几个人去！”王世杰随手招来两个兵就和沈良军、彭祖龙赶往会场。彭祖龙仍不放心，王世杰说：“你放心，有我在，就有他在。”三人乘车赶到会场，我已被拉扯到礼堂门口，彭祖龙、王世杰二话没说就拉我上车，王司令去与钢派的群众交涉周旋，我们找到陈永和，由解放军一直把我们送到汉口的目的地，才解脱了一场虚惊。一路上，我看到东风城内刷满了“欢迎吴任重到东风作指示”一类讽刺性的大标语。这次东风历险纯粹是一场闹剧，我是吃了彭祖龙的弹子（●吃弹子;湖北方言，上了当的意思），好在他比“武将”陈永和灵活，及时联系了解放军帮我脱险。当时东风还出了小报，载有《吴司令东风之行》的文章，在武汉广为散发。
    1969年4月，我和朱鸿霞、胡厚民一同到孝感县城（此时已恢复文革前的地名）作“反复旧”的报告，这一次孝感县城人山人海，一片欢呼。这件事说明，内斗不得人心，团结才有力量。不过，这次团结得再好，如果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得不到毛主席的支持，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周总理促进武汉造反派的大联合


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我国的国务院总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第二号领袖人物谢胡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来武汉访问。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陪同来汉。据说周总理下飞机以后，问工造总司的吴焱金同志来了没有，武汉警备区派人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找了几个小时才把我找到。来人把我和胡瑞玲一起用小车接到东湖长天楼，参加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宴会和对武汉各革命群众组织的接见。周总理对武汉群众组织头头们谈话的主题是要武汉造反派联合起来。当时参加接见的除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组织的头头以外，工造总司、中学红联、长办联司、新一冶、公安联司、省市机关红司的头头都参加了。这些中央表态时没有被点名的造反派组织，通过周总理的接见得到了肯定，为这些新派组织在湖北、武汉参加大联合、三结合打下了基础。
在周总理接见座谈时，钢派组织头头在会上发言，说三钢在武汉影响最大，成绩最大，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新派组织头头在会上发言时，提出新派组织最早提出反二月逆流、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而且都处在抗暴斗争的第一线，直接和武汉部队支持的百万雄师斗争，遭到百万雄师的血腥屠杀，牺牲和重伤的人数比钢派多得多，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体会到中央对武汉问题的表态是及时雨，把我们从死亡线上解救出来了。
周总理插话说：“你们不要自己夸自己，要多看对方的长处，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周总理风趣地说：“以武汉的钢派为主实现大联合，成立一个钢工代会好不好？”钢派的头头热烈鼓掌。周总理又对大家说：“以武汉的新派为主实现大联合，成立一个新工代会好不好？”新派头头们又热烈鼓掌。周总理说：“我说以钢派为主实现大联合，钢派就欢迎，新派不高兴；我说以新派为主实现大联合，新派欢迎，钢派不高兴。我看还是不要钢，不要新，成立一个革命的工代会好不好？”结果全场热烈鼓掌，周总理说：“大家通过了，就这样联合起来，你们高兴，我也高兴。”这时宴会开始了，周总理说：“大家吃饭吧！”周总理对武汉造反派讲话时，阿尔巴尼亚谢胡等贵宾均在场。
在宴会上，周总理举杯祝贺造反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他到每个桌子前一一敬酒，周总理杯中斟的是红葡萄酒，每次都是一杯喝干。周总理来敬酒时，问了我的姓名，他说：“你就是工造总司的吴焱金？”我说总理好酒量，周总理说：“我年轻时，比现在还喝得多，喝个两三瓶没问题。”后来10月10日我到机场去送行时，周总理已经叫得出我和朱鸿霞、丁家显（●丁家显：1945年生，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文革中为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革委会主任）等人的名字，和我们一一握手。我问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怎么会记得我的名字？工作人员说：“周总理对人名的记忆力非常惊人，很多人跟他见过面，几十年以后他还能记得别人的姓名。周总理记住别人的姓名是对别人的尊重，这是周总理的特点之一。”
10月10日，我们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为周总理送行，周总理把我们叫到贵宾室谈话，周总理说：“你们要在曾、刘首长的领导下尽快实现大联合，不要搞派性，不要闹矛盾。”周总理问朱鸿霞：“我把湖北省交给你管行不行？”朱鸿霞答道：“不行！不行！”周总理又跟我讲：“我把武汉市交给你管行不行？”我说“不行！不行！”周总理说：“你们都挺谦虚的嘛！”我和朱鸿霞说：“不是谦虚，是真的不行。”周总理说：“是啊，你们都还很年轻（当时我23岁，朱鸿霞33岁），你们还缺乏经验，要好好向老干部、老同志学习。你们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办事，你们将来还是很有前途的。”周总理在和我们谈话时朗诵了毛主席诗词《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周总理说：革命的路上是有坎坷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我们就能到达无限风光的顶峰。当时周总理讲话纪要是我动笔整理的。
在贵宾室谈话以后，周总理提出：“我们大家出去照个相吧。”到了照相的地点，张立国奋勇当先地把周总理的手挽着，朱鸿霞也不甘落后，也挤到张立国的身边，夏邦银、杨道远和我们都随意地站在后面，曾、刘首长反而被分别挤到前排左右两边最靠边处。照完相后，我不记得是谁给了我一张方二吋的黑白照片，我的这张照片存放在我弟弟家，所以历经四十多年劫难得以保存了下来。这是当年与周总理合影的所有造反派人士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珍贵的照片。我还保存了300多张文革中我参加中央、省、市各种会议主席团的标签，但我儿子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把它们当成废品甩了。

参加周总理宴会的趣闻


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在武昌东湖长天楼设宴招待谢胡等阿尔巴尼亚贵宾，武汉造反派各组织主要头头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这次宴会非常丰盛，前后上了十几道菜。那天和我同桌的有新华工郭保安（●郭保安：1944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华工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分配到河南，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二年，后成为一个党委级大单位的厂长和总工程师，现退休）、钢九一三李想玉等。由于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国宴，谁也不知道将会陆续上那么多好吃的菜。河南人郭保安戴一副近视眼镜，瞅着一个小盘子说：“好白的烙饼啊！”拿起来便吃，刚一咬就吐了出来，原来是叠成圆形的擦手巾，惹得全桌一阵哄笑。人们刚笑罢郭保安，李想玉又出了洋相，有些菜下面垫着漂亮的红花绿草，李想玉以为绿茵茵的嫩草是没吃过的青菜，刚尝一口连忙吐出来，连声说：“是草，是草。”我说：“你成了革命的老黄牛。”大家又是一阵大笑。由于每一盘菜都很好吃，一端上来就被吃光了。谁知宴席上源源不断地上菜，菜一个比一个好吃，肚子吃得实在太饱了，许多人只有停下来不吃了，你望我，我望你，再看看满桌美味佳肴，有人摇摇头说：“早知是这样，何不慢慢品尝呢！一个个狼吞虎咽，真是掉了造反派的底子（●掉底子:湖北方言，即丢人的意思）！”好在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情有可原。会后，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共同整理了《周总理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见附录）

地方干部成为钢新两派争斗的焦点


周总理回京后，武汉就紧锣密鼓地开始搞造反派的大联合，筹备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在武汉军区曾、刘首长和武汉警备区首长方铭、张昭剑等的领导下，造反派头头和军队干部一起在市政府招待所汉口滨江饭店开了多次会议。经常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有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孔庆德，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副政委张昭剑，副司令员张绪等。经过多次会议协商，1月15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简称“武汉红代会”）成立。办公地点先是设在共青团湖北省委所在地武昌水果湖茶港，不久搬到湖北大学9号楼。1月17日，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简称“武汉工代会”），朱鸿霞任主任，李想玉、吴焱金任副主任，胡厚民等任常委。武汉工代会办公地点设在汉口解放大楼（●解放大楼：原武汉饭店，原址现已改建为新世界百货中心店）。国务院、中央文革为武汉红代会、武汉工代会的成立分别发来贺电。当时，中央确有让工代会取代工会、红代会取代共青团的想法。中共九大前后，在小学以红小兵组织替代了少先队组织，在中学、大学以红卫兵组织替代了共青团组织，直到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共青团和工会组织才开始在各地恢复建制。
工代会成立后，并没有干什么事，各个组织的山头并没有撤销，它代替不了原来的各个群众组织，也没有权威，下面的各级工代会成立时间先后不一，上级工代会也管不了下面的工代会。它仅仅只是个过渡性质的组织，主要工作是促进各企事业单位成立工代会。各群众组织还没有消亡，我和朱鸿霞、李想玉等都很少去武汉工代会，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坚守岗位，武汉工代会实际是个空架子。它对各个组织也没有任何约束力，它的实际作用是为三结合（●三结合：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引述了毛泽东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军队干部、地方革命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三个方面的代表）成立省、市革委会打下基础，形成群众组织代表名额的框架。以后成立三结合的省、市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代表都是按照工代会、红代会成立时的主任、常委、委员分配比例为参照的。各群众组织的名额由军区和警司的首长们决定，在经过与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协商后最终确定下来，但各个群众组织参加省、市、区革委会三结合的具体名单是由各组织自己讨论决定上报的。各群众组织报上去的人员没有引起大的争议，但是对三结合中的地方干部却争得死去活来。钢派提出结合到省里的干部是任爱生（●任爱生：文革前为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文革初期坚定地支持造反派，是支持钢派的干部，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结合到市里的杨春亭（宜昌地委第一书记），新派不太赞成；而新派主张结合的张体学、孙德枢（黄石市委书记）、薛朴若（●薛朴若：1919年生，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任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武汉市副市长等职，1968年元月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74年4月～1976年10月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长根（●李长根：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中央部属军工企业厅局级干部，文革初坚定地支持造反派、1968年1月起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姜一（●姜一：1919年生，文革前为湖北省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为省革委会常委，1970年3月至1977年7月任省委书记，1998年去世）等，钢派也不赞成。钢派在满街贴出大标语，提出“拥护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打倒薛（朴若）李（长根）孙（德枢）姜（一）！”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在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司的调解下，最后双方都妥协了，这些干部都被结合进入了省、市革委会。但是，这些亮相支持造反派的干部，除了张体学和姜一以外，文革后都无一例外地挨整。

关于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1968年1月18日  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复了空降兵15军党委兼武汉警备区呈报的《关于建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成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方铭、杨春亭、张昭剑、李长根、张绪、赵奋、刘文科、薛朴若、杨友山、张珉、王敏青、孙锡成、刘海江、阎超山、李全智及群众组织代表19名，机关干部代表2名，共36人为市革委会常务委员，由方铭任主任，杨春亭、张昭剑、李长根任副主任。20日，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全市举行50万人参加的成立和庆祝大会。市革委会成立后，宣布“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革命委员会，原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部、委、办、区、局的公章一律作废”。（转引自武汉党史网《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
1968年1月20日，市革委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组、文革领导小组，取代市委、市人委各部、委、办职权。3月13日，根据省革委会批示，市革委会所属各局不成立革命委员会，只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3月22日，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市革委会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组、文革领导小组，重新设立革委会“四大组”，即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后改称政法组)。   
办事组组长为刘海江（军队干部），下辖行政小组、秘书小组。行政小组组长为焦光寿（军队干部）。办事组主要负责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政工组组长为阎超山，后由张景禄（空降兵第45师副政委）接任，下辖政法小组、机要小组、宣传小组、机关小组等。宣传小组组长为车成德（军队干部），机关小组组长为任善纪（军队干部）。政工组主要负责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人事组织、干部调配、任免等工作。
    生产指挥组组长为李全智，副组长为王敏青。生产指挥组主要负责全市工农业生产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工作。
    当时武汉市公检法军管会单列，负责人为刘文科，后列入市革委会政法组，刘文科任组长。政法组主要负责全市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工作。
5月20日，市革委会根据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重申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归市革委会，原市委、市人委及所属各部、委、办、局的公章宣布作废，并收缴封存。
按照当时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实行三结合的要求，市革委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  任：方  铭（空降兵15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
副主任：张昭剑（空降兵15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        
        杨春亭（原宜昌市委第一书记，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李长根（原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李想玉（武钢机械总厂工人、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
        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
        孙锡成（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张  绪（空降兵15军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
        伍能光（原武汉市副市长）
常　委：刘海江（武汉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兼市革委会办事组组长
        阎超山（空降兵第45师副政委）兼市革委会政工组组长
        李全智（空降兵15军后勤部长）兼市革委会生产组组长
        赵  奋（陆军第29师师长 ）
        薛朴若（原武汉市副市长，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张　珉（原市人委副秘书长，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王敏青（女，原武钢党委组织部部长，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刘文科 （湖北省军区干部）兼市革委会政法组组长
        张  彬（原武汉市委机关干部）
        杨友山（武汉电信局局长，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魏绳武（市直机关红司一号勤务员，原武汉市农委副科级干部）
        沈复礼（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钢工总常委）
　　    李洪荣（武汉锅炉厂工人、钢工总常委）
　　    张耀忠（武汉列电基地工人、钢工总常委）
        胡崇源（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钢工总常委）
　　    曹佩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钢九一三常委）
　　    龙克发（武钢工人、钢九一三常委）
　　    王锦铭（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
　　    田学群（原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长、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
        丁家显（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
　　    王彩珠（女，华中师范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
　　    柳英发（省武昌实验中学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
　　    雪湘明（武汉师范学院学生、三司革联二号勤务员）
　　    张维荣（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
　　    郭保安（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一号头头）
　　    高玉泽（华中农学院学生、新华农东方红总部一号头头）
　　    陈文汉（武汉市一中学生、中学红联二号勤务员）
按照《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记载，1968年元月市革委会成立时常委应是36人。本处仅收录1968年10月为止的任职人员。以后市革委会常委又陆续有所增补，如1970年1月增补的副主任韩宁夫、王克文，1971年4月增补的副主任田文，1973年先后增补的副主任刘惠农、谢滋群、熊飞、王杰、张文斗、黎智、赵敏，增补的常委聂年生，1974年先后增补的副主任邓垦、薛朴若、孙荣章，1976年9月增补的副主任王家吉等。为保留市革委会成立时各类人员的比例和原貌，此处均未收录。
市革委会委员参加的活动较少，印象不深，仅记得一部分委员的名单。
委　员：曹承义（新一冶一号头头，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干部）
　　　　 徐筱芳（女，三司革联三号头头，武汉医学院学生）
　　　　 余金玉（女，钢工总供电局头头，供电局干部）
　　　　 孙厚智（红色革命敢死队一号头头，武汉市安装公司干部）
　　     陈永和（工造总司武汉肉联厂头头，武汉肉联厂工人）
　　　　 陈贻民（工造总司武汉机床厂头头，武汉机床厂工人）
　　　　 方　斌（钢工总组织部长，武汉客车厂工人）
　　　　 谭光前（钢工总武汉肉联厂一号头头，武汉肉联厂工人）
　　　　 吴正彪（钢工总工业安装公司一号头头，武汉市工业安装公司工人）
　　　　 袁先和（钢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武钢机械总厂工人）
　　　　 郑发兴（钢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武钢初轧厂工人）
　　　　 李家华（钢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武钢焦化厂干部）
         杜向东（武汉邮电学院教工、毛泽东思想红工兵一号头头）
         柳士康（武汉汽车发动机厂工人、红学员一号头头）
         周继红（学生）
         丁喆生（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工人、红工一号头头）
         张  军（大桥工程局干部、红卫军头头）
         李少斌（武汉市二轻局某加工厂工人、工造总司基层头头）
         牛占彪（原市人委人口办公室干部、市直机关红司头头）
         崔放鸣（原市财政局局长）
         宋匪石（原市委副秘书长）
         张连启（原东西湖农垦局局长）
         陈长洋（青山热电厂工人、钢九一三头头）
1968年元月22日，《人民日报》就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雄的武汉人民热烈祝贺》（见附录），这对于一个非省、市、自治区级别成立的市革委会来说，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钢新之争，我把冒烟的手榴弹扔向大院


工造总司铁军有个叫刘耀武的，他去找朱鸿霞，说工造铁军的旗帜被钢工总的人撕了。朱鸿霞不卖他的帐，言语不和，刘耀武打了朱鸿霞一拳头。钢工总立即调动人马，1967年10月29日一天之内把包括铁军在内的工造总司所有的区司令部和分部全部砸光，但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我采取不吭气、不反击的态度，让对方把气出够，气消了，对方就没有意见了。
1968年6月，钢工总召开江心会议，作战部部长姜诗存游泳淹死，钢工总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弄了上百辆汽车在全市游行。车队专程从工造总司司令部门口经过，有示威之意。这时有个工造总司铁军的人，为报被钢工总砸过之仇，拿了一个手榴弹就要往车队人群中投下去。我一看大事不好，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他已将手榴弹的弦拉开，引信“吱吱”直响，冒着白烟，我一把夺过来，迅速地往大院一看，幸好院内无人，就把冒烟的手榴弹扔到了院子里，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还好，没有任何人伤亡。游行的车队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引起一片惊慌。我赶紧到门口向车队的人解释，说我们有人不小心走了火，才将一件不堪设想的突发事件平息。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七二○事件后，工造铁军参加了抢枪。他们有枪，有炮，有手榴弹，还把枪炮拿到街上搞过一次武装示威游行，但没有发生过武斗，也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我们总部没有去抢过枪，我也没有布置过抢枪，但我对铁军抢枪没有进行有效地制止。文革后判刑时，没有追究我抢枪、武斗的事。
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了杨成武（当时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当时担任空军政委）、傅崇碧（当时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说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人物。不久我联想到武汉的实际，认为刘丰也是杨成武式的两面派人物，我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关于揪“武老杨”的紧急动员令》，贴在水塔下面的墙上。此事没有引起我预期的反响，说明当时揪“武老杨”的时机并不成熟。因为钢派拥护曾刘方张，新派群众也对把矛头指向曾、刘首长心有疑虑，所以这次运动没有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仅新一中、新华工等参与了揪“武老杨”的活动。

一首打油诗引来我和刘丰、方铭的争吵


市革委会成立后第一件事是搞斗、批、改（●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市直机关、各局机关、各公司的干部都拉到乡下去搞斗批改。说是搞斗批改，实际上是互相揭发，批派性。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搞“逼、供、信”，整造反派。我没有下去搞斗、批、改，由魏绳武带领市直机关干部下去，魏绳武先是负责人之一，后来军代表开始管事，把魏绳武放到一边去了。通过批派性，逐步解放干部，这件事搞了很长时间。
市革委会抓的另一件事是抓革命、促生产。军代表抓的重点是通过恢复秩序，把生产搞上去。按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精神，是继续搞革命大批判，批判走资派，而军队干部对批判走资派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批群众组织和派性。在刚开始批派性时，对造反派明显的是支一派压一派。曾、刘、方、张都是靠七二○事件起家的，军队原来都支持保守派，一转变就变为支持激进派，他们的表现都是支钢压新的。新派给刘丰起的绰号是“钢政委”，警司参谋长赵梗被人称为“钢参谋长”。钢派提出：“拥护曾刘方张，挖出王（任重）陈（再道）死党，打倒薛李孙姜！”所有的新派组织，没有一个公开表明“拥护曾刘方张”的态度，也没有刷过类似的标语，都明显地感到军区、警司支钢压新的倾向。钢派提出的挖出王陈死党，符合曾、刘等新贵要在湖北武汉站稳脚跟的需要，而新派组织认为包括军队干部在内，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陈再道已经受到了批判，就不必再去深挖，对其他犯错误的干部也是教育和争取的问题。当时，新派组织力主解放张体学、姜一、王克文等干部，这也不符合曾、刘、方、张的口味。在这样的情况下，1968年夏天，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自从造反到如今，为何总是不翻身。
陈大麻子早揪出，百万雄师已踏平。
忽从极右到极左，有意支钢不支新。
陶式人物休狂妄，革命风暴就来临。
（●陶式人物：陶铸式的人物，当时指陶铸为反革命两面派）
这首打油诗我是在市革委会即兴随手写的，被至今不知名的好事者抄写两份，一份贴在汉口水塔下的大字报墙，另一份贴在警司大门口。贴出两天后，刘丰把我叫到省革委会一间大办公室。我一去，见张体学也在场，刘丰阴沉着脸，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刘丰把我写的打油诗的抄件向桌上一扔，问道：“这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刘丰问：“什么意思？”我答道：“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反映一下我的心情而已。”刘丰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反映心情为什么贴在警备区门口？谁抄的？谁贴的？谁指使的？”我说：“不晓得。”刘丰说：“你当面撒谎！这样的事你会不晓得？”我说：“我写了这首打油诗放在桌子上，不知是谁拿走的。”刘丰气急败坏地说：“你说，你的矛头究竟指向谁？你含沙射影骂的是哪一个？”我说：“矛头没有指向谁，哪个支一派压一派我就指向哪一个。”刘丰说：“你的诗贴在警备区的门口，你的矛头就是指向警备区的负责人。”我说：“不是我指向谁的问题，社会上群众都在说钢政委、钢参谋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刘丰问：“你说的钢政委是谁？”我回答：“谁支派就是谁。”刘丰发火了：“你敢说钢政委不是指我？”我说：“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刘丰把桌子一拍：“你还狡辩！”我也把桌子一拍说：“你莫以势压人！”刘丰的脸色更难看了，正准备发更大的火，这时坐在旁边一直不做声的张体学笑着说：“我说刘政委呀，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年轻人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你犯不着跟小将生气。”张体学示意刘丰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让刘政委休息一会儿。”刘丰的工作人员把余怒未消的刘丰劝到其他房间去了。
此时，办公室里只剩下张体学和我两个人，张体学说：“小吴啊，你好大的胆子，你公然敢跟毛主席、林副主席选派的曾、刘首长拍桌子，你为什么发那大的火？来，坐一下，抽支烟，消消气。”张体学口袋里经常有两种香烟，一种是“大前门”，是用来招待一般客人的，另一种是带过滤嘴的“中华”，是他自己抽的。他递给我一支“中华”牌香烟，说道：“年轻人，火气不要太大。遇事要冷静，曾、刘首长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来的，要尊重他们。”我说：“不是我不尊重他，是他不问青红皂白搞我一顿，是他跟我过不去。再说，他们支一派压一派的情况，确实存在。我是有意见的。”张体学说：“你在市里，刘丰跟你沾不上边，你怎么跟他吵那么凶？”我说：“市里的方铭、张昭剑跟他是一路货色。”张体学把自己的大腿拍了一下说：“什么张昭剑，纯粹一个跳梁小丑！”我一笑，调侃地说：“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张体学说：“那不一样，你是跟曾、刘首长吵架，我是针对个人的看法。”这时我心里有底了，难怪张体学一支又一支地递中华烟给我抽，我猜想他对刘丰也不会很满意，要不然他不会开始一言不发，关键时刻怕我吃亏，为我解围。我对张体学为我解围一事是很感激的。
刘丰在和我吵架以后多次报复我。1969年秋天，在全省动员清查揭批北决扬的大会上，刘丰单独点了我的名：“吴焱金，严琳（●严琳：武汉再生橡胶厂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铁军”，任“六一七”战团团长，被诬为“北决扬”的打手遭监禁11年，1979年出狱，2006年去世）跟你是什么关系？”当时严琳已经被当作北决扬分子抓起来了。严琳是工造总司铁军的“六一七”战团团长，是我的部下。严琳讲义气，不讲原则，也没有头脑，什么人都可以利用他。他因为说过“谁敢撕水塔下面北决扬的大字报，我就打谁”，被当作北决扬分子关押了十来年。刘丰接着说：“你回去要好好交待。”我是1969年元月27日结婚的，我结婚不久，在全省一次大会上，他巧妙地搞了我一下。他在大会上不点名地说：“年轻干部要斗私批修，注意世界观的改造。有一个副主任，结婚时收了大量的礼品，家里的脸盆、痰盂、热水瓶堆得像山一样，简直可以开百货商店。”当时仅我一个副主任刚结婚，社会上好多人见了我就说：“你那么多的东西，用不完，送一点给我们。”我回答说：“我本来是个穷人，结了个穷婚，刘丰帮我出了回风头。”有一次我到省里开会，我当面问了刘丰这件事。我说你在大会上不点名地点名，说我结婚收了多少礼，完全不是事实。刘丰这次幽默了一回，“这是你自作多情，我说的根本不是你，是专县的一个副主任。”当时武汉市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我，刘丰用我打油诗同样的手法报复了我一回。
打油诗被刘丰批评以后，我回到市革委会，参加市革委会正、副主任碰头会。会议休息时吃西瓜，方铭一边吃西瓜，一边问我：“前几天刘政委跟你谈得怎样？”我说：“不怎么样。”他说：“你的诗贴在警备区门口，是不是也有说我们警司支一派、压一派的意思？”我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以后在工作中一碗水端平就行了。”方铭也火了：“我们怎么一碗水没有端平呀？”他把正在吃的西瓜往地上一摔，我也把西瓜往地上一摔，我说：“一碗水端没端平自己心里有数。”这时开会的人都来扯劝，说：“小吴，这是你不对，你怎么能对方司令员发脾气。”他们都要我承认错误，我感觉自己过于冲动，就不做声了，也未作检讨。方铭为人还算耿直，事后没有对我进行报复。

李长根告诫我要特别注意影响


1968年夏天，市革委会副主任李长根和我带着市防汛指挥部的人，坐着一艘汽船，沿长江检查防汛工作情况。船上准备了一些面包、蛋糕作干粮。看着波涛滚滚的长江，我告诉大家自己多次横渡过长江。有人开玩笑说：“那你掉进水里肯定不会淹死！”“万一我们掉进长江，有你救我们啰！”检查完武汉东风造纸厂堤防险段，查看了汉口龙王庙防汛准备情况，再到谌家矶去。船到武汉肉联厂江面，我忽然灵机一动，对大家说：“今天我请大家到肉联厂去吃肉，怎么样？”大家鼓掌称好。可是怎么去呢？汽艇靠不了岸，水中只有一艘小木船，有人搬来一个长跳板架到小船上，说是上了小木船就可上岸了。我第一个跳上跳板，“扑通”一声就掉进水里去了。原来小木船在水里是活动的，人往跳板上一站就滑到江里了，我也就掉进了汽船的船底下。船底是钢铁做的，若是盲目往上浮出来，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必死无疑，我双手捂住头顶往上浮，碰到船底，再摸清长宽方向，横向游出来。待我浮出水面，见大家竟一齐拍掌笑，似乎没人紧张，也没有人来救我。大概是大家听说我能横渡长江，掉在水里这点事应该不成问题。我想幸好我不是吹牛皮，如果我真的不会游泳，淹死了也是自作自受。大家还告诉我，你掉下去以后，市革委会工作人员刘善群也差点掉下去，幸亏他抓住钢绳被我们拉上来，他还不忘一把将眼镜抓在手里，他要是掉下去可就麻烦了，说不定你就要成为救人的大英雄。大家说笑了一阵，还是不能上岸。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跳进江里，游到小木船旁，刚好脚可以站在泥里，我双手抱紧跳板，让大家从船上一个个走到小木船上来。再将小木船划到岸边。我穿着浑身湿透的衣服，带领一行人去了肉联厂，受到厂革委会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
肉联厂地处武汉的东北远郊区，“一五”时期国家投资、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曾经的是当时亚洲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肉类联合加工企业，很难得有人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参观。我的部下，肉联厂工造总司的陈永和、张羊子看到我们一行人到来特别来劲，找来干衣服给我换上，带我们去参观屠宰生猪的全过程。张羊子亲自杀猪，一刀一个，他说他每天要杀四五千刀。杀猪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把猪麻醉，吊到钢丝绳上，依次经过杀猪槽，屠宰工站在槽边，一刀一个，顺着流水线，猪在温水池泡过后，机器自动除毛，然后人工分割、检疫，丢弃的部分有的用来炼肉松，更差的用来炼油，还可以用来制药。张羊子说：“你们点猪的哪个部位我就割哪块，都是最新鲜的。”于是，厨师将刚刚宰杀下来的眉子肉、猪腰花、心头、猪肝等分门别类做成丰盛的猪肉宴。肉联的同志们说：“我们吃肉吃厌了，我们厂里食堂做的蔬菜比肉类更受欢迎。”大家开怀畅饮，大杯喝酒，大口吃肉，好不快活。
事后，李长根提醒我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到处吃吃喝喝影响不好，你是新干部，要特别注意影响。”我非常感激李长根对我的告诫，以后我再没有带人到任何地方吃吃喝喝了。至于后来我带市领导干部察看堤防，每次沿途都有人设宴招待，据说那是防汛部门多年留下来的老规矩，那些文革前的老干部也非常乐意参加这样的检查，与我个人带人到处吃喝是无关的。

拥军慰问时我喝得大醉


文革中，每年元旦至春节这段期间，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都要分别组织拥军慰问团到部队去慰问。所谓慰问，就是带上一个由劳动模范、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各行各业先进人物以及一个文艺表演团体组成的慰问团，团长由地方老干部担任，我每年照例是副团长。
我当了八年拥军慰问团副团长，认识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例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三轮车工人余宏杞和杂技演员夏菊花（●夏菊花：女，1937年生，杂技演员，文革中是“百万雄师”成员，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常务理事、湖北省杂技家协会名誉主席）就是我们慰问团的团员。余宏杞因参加慰问团而认识了夏菊花，他仰慕夏菊花，自己做媒把夏菊花介绍给自己在部队当营长的儿子，夏菊花这个后来的全国杂技家协会主席就成了三轮车工人余宏杞的儿媳。武汉各大剧院的演员都当过慰问团的团员，我和他们混得很熟。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演艺明星，除了“三名三高”的老演员高百岁、高盛麟、关正明、陈伯华、沈云陔、关啸彬、郭玉昆等以外，青年演员都不是明星，工资也不高。当时最高工资的高百岁、关正明，每月工资竟达一千元，陈伯华每月七百元。而青年演员每月才几十元，最高的有一百元左右，如有名气的武汉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吴雁泽、评书演员何祚欢等人工资要稍高一些。
    我们慰问解放军，部队首长一定会设宴热情招待我们，而且只要我们一端酒杯就会被灌醉。为防止喝酒误事，每次慰问前我都事先到医院打个胃病证明的条子，我当时身体特别强壮，唯一的毛病就是有时胃疼。每当首长劝酒，我就拿出医生证明，以胃病不能喝酒为由婉言谢绝，以茶或饮料代酒。有一次我们到8199部队慰问，这一招不灵了。谢师长说：“胃病小意思，不能喝白的来点红的总可以。”盛情难却，我只好陪他喝红葡萄酒。那时没有干红，喝普通红葡萄酒像喝糖水似的，我从没醉过，也不知能喝多少。谢师长很会闹酒，我说不过他，只有喝，不一会每人喝完两瓶，本可到此收兵，我当时年轻气盛，想借此机会醉倒谢师长，就主动提出再喝一瓶，而且要一口干。谢师长看出我的用意，说：“你小子想灌醉我，来吧，不醉不归。”我一饮而尽，他分两口喝完。我发觉军人都挺能喝酒的，我未必能赢，而且胃也装不下了，于是不再挑战，他也不再劝酒，双方打了个平手，总算皆大欢喜。
    我这种潜在的争强好胜的个性，下一次到武汉陆军总医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次慰问团团长是刘惠农（●刘惠农：1912年生，文革前任武汉市市长，1997年去世），文革前的武汉市市长，一个言辞极短又不能喝酒的人，加上他因打链霉素导致耳聋，酒桌上气氛非常冷清。我对面一位体态魁伟的政委，面前已摆了六小杯白酒，他说：“大家都不喝，怎么办？”然后对我说：“你年轻，我喝六杯你喝一杯怎么样？”我心想哪有那么大酒量的人，六比一我还干不过你？想到这里，我笑答：“一言为定，我今天舍命陪君子。”他二话不说，连干六杯，我也一饮而尽；他再给自己倒六杯，又一饮而尽，我也一口干。我心想，他那十二小杯，也接近一斤白酒了，再喝六杯，看他怎么办？正当我和政委准备再喝时，旁边的首长说话了：“哈，你小子明明能喝，装胃痛。你和政委干杯，瞧不起我们是不是？来，我敬你一杯。”这一下麻烦了，总医院的首长轮番同我干杯，我向来不会闹酒，也不会玩狡猾，推脱不过，只有喝。同首长们干完杯，我感觉自己醉了，连忙吃西瓜，首长们也齐声说：“多吃点菜。”我正庆幸总算收场了，谁知几个女兵搀扶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来到我跟前：“我代表老红军和全体女兵敬你一杯，你不会不赏脸吧？”我无奈，连说：“不敢，应该我敬您。”我喝下这杯酒，看人已是双影，说话已不利索。偏偏这时，武汉市楚剧团的演员也来凑热闹，一位演员走到我面前：“我代表全体演员敬你一杯。”我说：“莫开玩笑，我喝不得了。”这位演员不依不饶：“你跟大人物喝得那起劲，瞧不起我们小演员是不是？”众演员一块起哄，我没办法，只好又干了一杯，此时我彻底醉了。尽管醉了，看不清人的相貌，还要高一脚低一脚地到厨房去向炊事员道谢，强撑着到了露天演出会场。坐在主席台上，眼前一片模糊。以前每次都是由我作慰问讲话，今天这个任务只能交给刘市长了。讲话还未开始，胃中作涌，我要求下去休息，两名军人将我扶出会场，几千名当兵的看着我，我感到非常狼狈。我一忍再忍，总算走出会场，“哇”的一声，全吐在墙边的沟里。两名军人立即送我去打吊针。经过输液，休息三四小时后，才送我回家。在车上，军人们还跟我开玩笑：“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医生，喝醉了没事，下次来我们跟你喝!”我说：“这次才算明白，喝酒充英雄，喝醉是狗熊，我再也不喝了。”我问他们政委有多大酒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三斤！”“我的妈啊”， 我不由失声惊叫，这回掉得太大了（●掉得大：武汉方言，意为大大的吃亏）。
    有了这一次教训，我从此不再沾白酒，再也不敢斗酒了。有次到驻硚口某部队去慰问，这次是和原副市长邓垦（●邓垦：1911年生，邓小平同父异母的弟弟，文革前任武汉市副市长）一起去的。我问部队首长：“你看他象谁?”他们看看邓垦，摇摇头。我说：“他就是邓小平的弟弟，现在是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长们来了兴趣，将邓垦打量个够，说道：“你一说还真有点象。”我说：“只是邓小平要矮得多，也没有他弟弟这么帅。”大家都围着邓垦劝酒，而邓垦是决不瞎吃乱喝的。我们每次在饭店、宾馆开会，邓垦从不吃那免费的美味佳肴，而是驱车赶回家吃饭。我问谢滋群（●谢滋群：1916年生，文革前任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文革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城建委主任，2007年去世）为什么，与邓垦、刘惠农同住在汉口洞庭街八十一号原法国领事馆大院的谢滋群告诉我：“这是他夫人丁华的规定，他夫人懂医，每餐给他调配营养餐，定时定量，外面再好的酒宴也不吃，实在不能回家也吃得很少。”邓垦后来果然身体很健康，难怪王克文书记曾对我说：“我和邓垦在干校一块喂猪时，他挑一百多斤根本不在乎。”要是和黎智（●黎智：1922年生，文革前任武汉市委候补书记兼工业部部长、市经委主任。1973年9月起先后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武钢一米七工程指挥部常务书记、常务副总指挥长等职，2001年去世）一块去慰问，我就不用担心喝酒了。黎智也是海量，人家不劝他也要喝，不过他会闹酒，不至于像我喝醉。
喝酒误事给我留下一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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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5）

参加市革委会的常委值班


市革委会刚成立时实行常委值班制，市革委会常委每月轮流值班，每次值班一星期。所谓值班，就是白天看报，晚上睡觉，听听电话，接接喜报。我们接到电话也不知如何处理，说了也不算，还不如市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知道如何分门别类处理。
1968年4月，我有次晚上值班，接到一个电话，是房县人武部从神农架打来的，说是抓住一伙擅闯神农架林区的青年人，其中一个人叫陈文汉，自称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问他们说的是否属实。我说：“陈文汉（●陈文汉：1946年生，文革前为武汉一中学生，文革中为中学红联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74年入党，在黄梅县当上公社党委副书记，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后成为企业家）的确是武汉市革委会的常委，如果他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我们会严肃处理的，请你们放行。”对方连连答应，我与陈文汉也通了电话，要他主动向人家致歉道谢。原来陈文汉当年异想天开，搞了一个“新一中神农架突击队”，带领了十几个人去神农架调查，准备将来参加神农架建设。住房县时到县人武部抢枪，结果被房县人武部调集民兵包围。
常委值班制坚持了没多久，学生代表分配的分配，下乡的下乡，剩下的工人代表也觉得没劲，常委值班制度不了了之。市革委会委员就更是点缀、形同虚设了，市革委会一年难得开两次全委会，委员们来了也只是带了个耳朵而已。记得有次在汉口六合路市革委会第一招待所开全委会，有天“反潮流”的头头王华珍带人冲进会场，又是哭诉又是闹，王克文毫无办法，刚增补上来的常委聂年生溜之大吉，全委会因此不欢而散。而成立省革委会时，各群众组织报到省革委会的委员竟一个也没有被批准。

提议修建武汉防汛纪念碑


我在市革委会开始分工管文教卫，我记得开过几次大会，是号召全市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动员大会，在会上我讲过几次话，但没有具体管过事。我经常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主要是听一下，因为我不熟悉情况，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当时我还兼任武汉防汛指挥部的副指挥长，中央拨了5500万元给武汉市修堤防，市委领导刘惠农、谢滋群、伍能光（●伍能光：1915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要看堤防，就由我带他们去。后来我才知道，每一段堤防都有负责修堤的人，我们去视察堤防工程，每到一地，修堤防的负责人就安排了丰盛的酒席招待前来检查的领导，你想吃什么，他就买什么。看堤防实际上是老干部出去打秋风、散散心、看看风景。另外，他们也是希望我把心思用在分管的工作上，不要专管社会上的事情。按现在的观点，主管修堤防是个肥缺，想捞钱可以捞饱，但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一点捞钱的意识。叫我分管堤防，我根本没有去管什么，当时我们的兴趣全在搞文化大革命上，并没有将精力完全放在具体工作上。如果我们只关心具体工作，不参与文革，当权者是喜欢的，但下面的群众就不满意了。
在我任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期间，主管防汛的市革委会副主任是李长根。李长根是地方干部，跟我们关系特别好，他也很尊重我的意见。1968年8月，我们收到刚刚发现的毛主席关于纪念1954年防汛胜利的题词手迹：“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毛泽东”。这是在类似宣纸、上面有红直条格的公文纸上用毛笔书写的原件。据防汛办一位姓白的同志讲，是湖北人民出版社清理旧书时，在一本书里发现的。他们发现毛主席题词手迹后立即送到武汉市防汛办公室，经鉴定，确是毛主席的真迹。防汛办请示指挥长如何处理此事，我提议建一个防汛纪念碑，建造地点由防汛办公室拿个方案出来，并请多设计几个防汛纪念碑的式样，从中挑选一个。李长根表示完全同意。
李长根和我带领防汛指挥部的人员到江边各处看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市人委礼堂对面江边位置较好，与市革委会相距不远，不仅交通方便，而且从江面行驶的轮船上、从长江大桥桥面上均可以看见这座纪念碑。市防汛办很快拿出了十几个纪念碑的效果图。我从小就爱好美术，我的夫人又是搞专业美术设计工作的，我家里有大量的美术书籍，所以我对图案设计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我在十几个设计的效果图中，选中后来建造的这个样式。我认为这个样式庄重、大方，顶端一个五角星，象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与毛主席题词精神相吻合。我问李长根等人这个样式行不行？李长根说：“可以。”防汛办的人也都说可以。我们当即决定，就按这个样式去设计、施工，由市防汛指挥部去组织实施。在施工时，遇到一个难题，碑顶上的五角星是用铜做的，直径达1.8米，重达500公斤，武汉当时做不了，后来是送到上海去加工的。现在大家看到的防汛纪念碑，就是我当时指定的样式。
1969年3月10日，防汛纪念碑建设开工典礼隆重举行。经过半年时间的建设施工，纪念碑于1969年9月正式建成。纪念碑面向大江，占地1160平方米，台基高4.9米，与1954年洪水最高水位29.73米持平，正面与两侧设宽大台阶，四周围以护栏。碑身高37米，碑顶立五角星，下饰红绸、葵花簇拥天安门图案，碑身正面镶嵌乳白色大理石，上面有铝板镀金制成的毛主席亲笔题词，题词上部红瓷砖上嵌有毛泽东头像。基座正面镌刻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左右侧面为武汉人民抗洪抢险大型浮雕。纪念碑构图完整，造型生动，气势雄伟。现已经成为武汉市文物保护项目。

磨山盛开大寨花


2008年12月中旬，友人余先生过生日，我乘车路过汉阳十里铺，突然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1968年冬天，市革委会农办的王惠民发现汉桥区十里铺磨山大队学大寨运动开展得很好，于是我和他一块来到磨山大队蹲点。
磨山大队地处扁担山脚下，扁担山是武汉市汉阳区郊外著名的坟山，埋葬逝者的地方。我和王惠民吃住在农民家，和农民一块劳动，一块开会，讨论如何学大寨。
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光裕是社员公认的好带头人，带领社员开荒种地、发展副业，确实搞得热火朝天，社员们干劲十足。除了开荒种粮，拓展粮食作物品种，还大力养猪、养牛、养鸡，组织社员农闲时开展编筐及搞多种手工活。我那时就跟农民学会了自己编草鞋。起先是编稻草鞋，穿起来颇有农民味。后来发现用麻编的草鞋更好，既轻便又不打脚还耐穿，走起路来十分轻松。
我和王惠民在那里干了几个月，眼见农民的生活逐步改善，大家精神面貌也很好，就由王惠民执笔，写出了长篇通讯《磨山盛开大寨花》，在《长江日报》和《武汉晚报》上整版发表，李光裕一下子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
我经常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去了解情况，有时晚上一个人走过扁担山脚下，望着数不清的墓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当时，社会治安状况也很好，不担心碰到坏人。有一次在路上确实看到有蓝色的火球跳跃前进，我追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老人说那是“鬼火”，我知道分明是磷火，觉得很好玩，并不感到恐怖。倒是有一次脚后面老是沙沙响，回头什么也没看见，顿时有些紧张起来。经反复查看，原来是脚上不小心挂着一枝枯树枝。还有一次，在夜间，眼见前面有个人站在路边，我大声喊：“你是干什么的？”没有回应，我小心翼翼地走到跟前，竟是一个木头做成的假人，大约社员是用来驱赶吃粮食的小鸟用的，白白受到惊吓。我由此悟出，很多人声言自己见过鬼，绝对是眼花或错觉。
我觉得在农村无论哪种干法，关键要看带头人。只要带头的人大公无私，真抓实干，紧密联系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就没有干不好的事情。
1969年春天，因武汉发生“反复旧”运动，王锦铭打电话要我赶回市内，我才离开了磨山大队。

九大中央委员有两个全票当选的人


1969年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湖北推荐的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与群众组织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需要群众组织拿出任何意见，是由武汉军区派人根据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三个组织各选一个的原则物色选定的。选董明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九一三中的拥军派，跟李想玉为代表的主流派是唱对台戏的。再加上他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不强，造反精神不足，所以被选中。董明会当选后一直与造反派保持距离，不参加也不支持造反派的任何活动。当时造反派当官的人除了董明会，还有张立国，也是与造反派从不往来的。
武汉军区选中夏邦银(●夏邦银：1935年生，文革前为汉阳轧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82年被判刑13年，2001年去世)也是因为他比较温和，是老工人，文化水平低，所以宁愿挑选夏邦银，也绝不选胡厚民或者沈复礼（●沈复礼：1938年生，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中共党员、清华大学毕业生，文革中为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副主任、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1977年底起被关押6年，免予刑事处分，现患帕金森病）。但夏邦银还是坚定的造反派。
为什么选中谢望春(●谢望春：1930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普通成员、湖北省妇联副主任，武汉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撤销党内外职务)，因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中没有军代表中意的党员，所以就从基层挑选了国棉三厂的劳动模范谢望春，但军代表并不了解谢望春是一位非常坚定的造反派。她当上九届、十届候补中央委员以后，并没有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与造反派保持距离，相反，武汉造反派后来每次与当权派抗争的活动她都积极参加，并且成为这些抗争活动中的头面人物。
湖北还有一个中央委员饶兴礼(●饶兴礼：1925年生，中共党员，1955年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66年1月至1972年11月任省贫协会副主席，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贫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共湖北省浠水县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2000年去世)，他是全国劳动模范，浠水人，农民，不是造反派。我曾去过他家，家庭环境也一般。他在九大中央全会选举时自己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九大中央委员出现了两个全票当选的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饶兴礼，引起中央委员大哗，不少人把此事当作笑谈。实际上他确实是搞不清楚，并不是有意的。

“清队”导致武汉“反复旧”运动兴起


1968年秋，武汉造反派与军队首长曾、刘、方、张的蜜月期刚过，在接下来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以1968年5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持续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时告一段落。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尽管在运动开始，中共中央已强调“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在运动中仍不断指示“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但这场运动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中，军队领导人就以批判派性和“捅马蜂窝”的名义，把斗争的矛头又转向造反派。
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战斗任务，”但《十六条》中所说的 “斗”是对当权派，“批”是对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思想。“改”是指“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斗、批、改都是矛头向上的。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但军队干部掌权以后，斗、批、改就变了味儿。 斗，是斗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台，将走资派扶上去。一时间，文化革命陷入低潮，造反派的日子很不好过，虽然一开始还没有搞到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身上，但我们也有不祥的预感，胡厚民厂里的保守派就要把胡厚民抓回去批斗。1969年初，有一天，胡厚民在家里刷房子，看到外面开来几辆抓他，其中有一辆车上全是彪形大汉，是武船的保守派，还有武汉警司的解放军，胡厚民就叫他父亲出去应付，说胡厚民去医院了，不在家。这几辆车的人就自以为是赶到离家最近的四医院抓他去了，胡厚民立即跑掉。
同钢派相比，新派的头头日子相对要好过一点，因为新派工人组织以联司、革司居多，在本单位大多人数占优势，有的占绝对优势，头头又多半是运动初期的左派造反，清队和斗、批、改中受到冲击要小一些，只是批派性也被批得灰头土脸。
    我个人当时还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本单位几乎是清一色的造反派，军宣队也不能把造反派怎么样。我同曾、刘、方、张关系虽不是很好，他们一时也抓不住我什么辫子，所以我当时还没有想搞“反复旧”的思想。
1968年八九月份，从青岛传来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的讲话，我看后，引起共鸣。把杨葆华的讲话稿带到了武汉工代会常委会，田国汉要把杨葆华的讲话刊登到《武汉工代会》报上去，我是签了字同意的。为此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张玉华把我们找去谈话，指出刊登杨葆华的讲话是错误的，说杨葆华的讲话通篇只有一个地方提到毛主席，两个地方提到林副主席，18个地方提到了王效禹。
1969年春节前后，武汉工代会100多人在市委党校开办学习班，当时曾、刘等刚解放（指干部恢复工作）了百万雄师的后台辛甫，我们认为辛甫支持百万雄师杀了那么多造反派，不能将他解放出来。从磨山回到市内以后，不少同志向我反映造反派受压的情况。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王效禹：1912年生，文革前任青岛市副市长。文革中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山东省军区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71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王效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和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职务，1995年去世），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最早提出“反复旧”口号（见1968年10月出版的《红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对北京化工三厂整党调查）。
    造反派认为湖北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或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 五不准学习班：文革中及文革结束后若干年中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类似后来的“双规”。“五不准”的具体内容是：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当局规定“五不准”学习班关押时间可抵刑期），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胡厚民推动的“反复旧”运动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胡厚民到了青岛，见到了杨葆华。这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同志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七二○后，钢派搞“钢化江城”，新派搞“新武汉”，1968年春钢、新两派还发生过一些武斗，两派积怨很深，胡厚民与我从无个人来往。1969年2月20日，胡厚民从山东回到武汉。不久，他在汉口协和医院住院，离我家最近，但我既不知道他生病，也没有去看望他。我不去看他，他却派人来看我了。夏邦银、朱鸿霞、郭洪斌（●郭洪斌：1942年生，硚口区房地局工人，文革中任工总组织部长、，2003年去世）、田国汉（●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任工总宣传部长，文革中和文革后两次坐牢，现患精神病）等多次上门转达胡厚民对我的问候，并转达胡厚民的意见：“过去钢、新之争，我们是有些以老大自居，搞了‘以我为核心’、‘钢化江城’，《二八声明》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你们，伤了新派同志的感情，这是不对的，我们诚恳地向你们表示歉意。” 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夏邦银、朱鸿霞转达了胡厚民想钢、新两派联合起来搞反复旧的意见。 胡厚民出院后，大约在3月中下旬，邀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还反省说，当年你们揪“武老杨”时，我们共同对敌就好了。他还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其情感十分真挚。
我当时认为，中央将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在这个时候“反复旧”时机是否合适，风险太大了，表示要慎重考虑。后来，胡厚民当着许多人谈了他去青岛的情况。他到了山东青岛，山东正在搞“反复旧”。他没找到带头支持“反复旧”的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却找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杨葆华是造反派头头，又是北海舰队政委，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罕见的。他们那里可以说是造反派掌权，可是他们仍然带头“反复旧”，可见复旧势力是多么强大，斗争是多么激烈。胡厚民说：“山东形势那么好，‘反复旧’搞得有声有色，武汉同他们相差太远了，武汉不‘反复旧’是说不过去的。”由于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想到造反派毕竟是命运相连的，要搞一块搞，要错一块错，表示愿意承担在中共开九大期间‘反复旧’的风险，共进退。我一旦决定，便义无反顾，从此不推卸任何责任。
胡厚民说：“武汉的造反派是无娘的伢，只有天照应。要搞就搞大一些，一定要通天。”他建议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领头，以显示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原来不是主要头头的胡厚民成了组织、策划、指挥的领袖。
胡厚民在武汉化工厂召集了武汉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都不是工代会的正副主任，只是常委，这次会议，就扩大到朱、李、吴三人。胡厚民传达去北京，大连、山东的见闻，讲了外地造反派如何神气，形势如何好。还说，外地造反派都问他：“七二○事件以后，你们武汉造反派在全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现在怎么搞得那么窝囊？”胡厚民回答说：“不要紧的，武汉的造反派有一个特点，要就不动，一动就大动，动起来就势不可挡。”
胡厚民讲，1968年 8月15日北京召开国防工业口大规模的抓革命促生产“八一五”会议，曾思玉派孔庆德叫一辆小车来接我，说首长有事找我，我到会场一看是批判、斗争胡厚民的大会。这是湖北、武汉军队当权派最早向造反派头头下手的事例。
胡厚民说：“现在群众起来了，工代会是工人的群众组织，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面前，是站出来领导呢，还是当群众运动的绊脚石，我们不领导，群众也会干，甚至会把我们抛弃，但这样革命的损失就太大了。”
会上，大家分析了形势，李想玉说：“武汉的问题就是造反派受压。”我说：“武汉的问题是毛主席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的那个不见得派没有被批判。”朱鸿霞说：“武汉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问题、态度问题。”胡厚民说：“武汉的问题，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复旧。实质是复旧和反复旧、复辟和反复辟、夺权和反夺权的问题。”
这次会议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反复旧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当时中央正在开党的九大，大家认为反复旧的口号与中央精神不一致，胡厚民说：“群众运动嘛，看他的大方向，口号问题不是个主要问题。”因为大家有意见。胡厚民在武汉化工厂召开会议，经过讨论研究，为了怕被人抓辫子，由工代会正式发一个公告，提出“庆九大、献忠心，认真总结经验，认真落实政策，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成果，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田国汉说：“这个口号不好，不提反复旧，不提批判二月逆流，就不能够把群众发动起来。”胡厚民说：“这个口号是个总的口号，总口号是登报的，反复旧、反二月逆流提不提，同志们的心里有数就行了，我们要相信群众，如果群众认为这个口号好，到时候群众就会使用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给予支持嘛！”
九大召开后，反复旧马上就停息了，没人敢写大字报，我就写了一篇《以实际行动向“九大”献礼》的大字报，田国汉将大字报底稿转给了胡厚民，胡厚民又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九大召开期间反复旧要不要继续搞。田国汉说：“现在搞正是时候，曾、刘首长到北京去了，我们一搞就通了天，中央就会出面来解决武汉的问题。我们把材料准备好，到时候好说话。曾、刘首长，张体学欺骗中央，向中央汇报，说武汉么样么样好，好得不得了。我们就是要反，就是要让中央看到武汉并不是那样好，武汉市就是有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证明他们在湖北没有搞好。”胡厚民说：“对，反复旧不仅不影响九大，恰恰是对九大的最好献礼。难道开九大，就看着湖北省、武汉市不管吗？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和九大精神一致的。”我和朱鸿霞都同意胡厚民的观点。决定开九大期间反复旧要继续搞。群众发动不起来怎么办？田国汉说：“那只好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巨头出面，保险群众能发动起来。由朱、李、吴出面，使群众看到省、市革委会三个副主任都动了起来，这对群众是个鼓舞，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只要一煽就起来了。”会上决定，由朱鸿霞起草以朱、李、吴共同署名的大字报，胡厚民作一些修改。
反复旧搞起来以后，朱鸿霞对我讲：“这回反复旧要准备担风险，准备再次被打成反革命。我是准备好了的，我和我爱人、家里都讲好了，我们早就作了安排。”也就是胡厚民说的要准备失败，争取胜利。
1969年4月1日 中共九大在京召开，4月24日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在这期间，大约在4月10日，我正家里吃饭，田国汉匆匆跑来，手里拿着两张材料纸，说是朱鸿霞亲笔写的大字报底稿，让我过目，如果没有意见就签个名。他说朱鸿霞是一边开会，一边用手掩着纸写的，你可以修改。我当时一是太随意，二是觉得初次与钢派打交道，就改朱鸿霞亲笔写的大字报有不尊重别人之嫌，我一边吃饭，一边匆匆看了一眼，就签了字。田国汉对我说：“大字报没有标题，你是不是想一个标题？”我随手就将大字报原文中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两句话移到上面做标题。田国汉起身告辞，说是要到青山去找李想玉签字。我说：“到青山这么远，你就莫跑了，我代李想玉签个字。李想玉对我说过，‘以后有什么事要我签字，你代表我签就行了。’”所以文革中，我代李想玉签过多少字我自己都记不清，李想玉以后果然全部认账，并不推卸责任。
大字报写好以后，准备登载在《武汉工人报》上，田国汉把我和李想玉找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联厂拒绝为我们印刷报纸，我们问是谁不准印，联厂负责人说是是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长张景禄的指示。我说：“张景禄只是个市革委会常委，我和李想玉两个市革委会副主任出面还不行吗？”我们的强迫命令没有奏效，就赶到市革委会去围攻张景禄，朱鸿霞也从省革委会赶来参加了对张景禄的围攻。朱鸿霞说：“笑话！你市革委会不给我印，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一样可以印，过两天一样印出来。你就是不给我印，也不要紧，我嘴还可以讲。我比朱鸿霞还要“左”，我对张景禄说：“你今天下午不答复，我晚上就上街讲话。”当天晚上，我第一个到街头演讲，发动了不少的群众。
第二天，胡厚民对我说：“听说你昨天到街上去讲话，人（听众）不少吧？”我说：“人确实不少，有几千人。”胡厚民说：“你们当时揪武老杨是正确的，我们当时不揪，现在很不好说话，反而被动。要是当时一块揪，肯定不是这个结果。我们当时也是准备揪的，但是由于派性，你们揪，我们不揪，想看着你们犯错误。现在看穿了，整了新派压钢派。”胡厚民谈揪变色龙的一席话，我听了很受感动，过去认为胡厚民这个人很阴险狡猾，现在认为他很直爽，很坦率，讲的是真心话，以后我跟他关系很好，这是个重要因素。
想不到这么一张大字报4月10日在水塔贴出后，立即震动武汉三镇，转抄者不计其数，武汉三镇随处可见这张大字报。以后，我又同郭洪斌一道去中原印刷厂，该厂免费为我们铅印了大量的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看到这张大字报影响如此之大，我有些后悔，大字报写得太草率了，实在没有什么水平，既没抓住问题的要害和实质，也没有一点理论水平。当时完全应该充分讨论一下，写出一份像样的大字报。而在当时形势下，人们是不管大字报水平如何的，只要有人领头，火一下就点起来了。各单位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反复旧”运动开始了。
这时胡厚民说：“声势还要搞大，越大越好。”他建议朱鸿霞、李想玉和我还要走上街头，到处去作报告，造影响。于是，朱、李、吴这段时间在武汉三镇作了十多场“反复旧”的报告，每场都是数万人。记得有次在中南旅社的台上讲报告，我喉咙嘶哑说不出话来，我发现和我同时在场的武汉锅炉厂王光照也几乎每回必讲，充当了“反复旧”的急先锋。许多群众还在大街上举行规模宏大的火把游行。
胡厚民订出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由武锅、武重出面点火，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二步，群众起来了，工代会对运动进行领导；第三步，由省、市革委会领导“反复旧”。
胡厚民还决定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8年秋天以来，向大中学校派工宣队都是由军队决定的，派出的大都是原参加百万雄师的保守派工人，他们到学校去的任务就是整文革中的造反派学生。反复旧时，我碰到朱鸿霞和胡崇元，胡崇元对我说：“工宣队问题不解决不行，不派工宣队进大专院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朱鸿霞说：“上海的工宣队都是由工总司派出的，是由清一色的造反派组成的。武汉市现在完全由市工代会派出工宣队是不可能的，办法只有一个，各单位把反复旧搞起来发动各单位的群众去把他们单位派出的百万雄师揪回来，换上造反派的工人去当工宣队员。”
反复旧的第三步，就是由市工代会派出工人调查团进驻省、市革委会，对被当权派篡夺了的省、市革委会进行反夺权。胡厚民原来准备推荐张耀忠负责带队，张耀忠不干，后来派出了谭光前负责。
我每天讲报告，把喉咙都讲嘶了，不能讲话了。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张耀忠（●张耀忠：1938年生，武汉列电基地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龙梅生提出一个方案，胡厚民又召集了一次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这次扩大到朱、李、吴和张耀忠、龙梅生。龙梅生在会上介绍了他和张耀忠的方案：“现在，反复旧的火已经点了起来，群众也基本上发动起来，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把群众运动引导到各个单位去，不提反复旧的口号，在各个单位落实政策，把失去的权夺回来，清队搞错了的要纠正。落实政策，名义上由各单位自己搞，实际由工代会统一安排。省、市革委会、工代会的常委们不要到社会上去搞，要到基层去。”这个方案被胡厚民否定了。
胡厚民说：“这个方案是右倾的，要害是要不要群众运动的问题，是支持还是否定群众运动的问题，是将反复旧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造反派本来在各单位就是少数派，清理阶级队伍有的挨了整，你叫他回单位搞，根本就搞不动，其结果只能是被各个击破。朱鸿霞、李想玉和我都认为，反复旧靠各单位自己的力量搞不动，必须发动群众，在社会上形成冲击力量。旧势力很顽固，不这样冲击不行。这样大家一致否定了张耀忠、龙梅生提出的方案。
胡厚民提议，是否开一个争取更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通过这个大会，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显示一下造反派的力量。对胡厚民的这个提议，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大家争论了很久。不同意者的理由是，九大正在召开期间，开这样的群众大会好不好。胡厚民说：“只要群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于是决定4月27日在汉口中山大道工艺大楼门前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那天到会有十几万人，大会由我主持、朱鸿霞讲话，李想玉宣读大会公告，胡厚民宣读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声势浩大，这一天，武汉反复旧达到了高潮。
武汉最繁华的中山大道交通断绝，大街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
4月27日出版的《武汉工代会》报刊登《复旧倾向的十种表现》文章，文章指出，复旧倾向表现为：省、市两级革委会中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被打成“幕后操纵者”或“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赶出了决策层；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许多造反派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牛鬼蛇神”；许多单位的造反派被禁止在革委会中担任职务；解放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即老干部；那些造反派组成的有广泛影响的革委会常常受到怀疑，并且被“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所取代。文章号召“颠倒被颠倒了的历史”，夺回被“资产阶级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
过了一两天，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到湖北省交通运输管理局开会，胡厚民建议，所有头头都不坐汽车，从大街上走过去，要在群众里产生大的影响。胡厚民刚吐过血，身体不好，但他举着毛主席画像走在最前面，我和朱鸿霞等人走在后面，群众一片欢腾，我们在马路上挤了很长时间，挤得浑身是汗水。会后，我们被车子接到汉口东北远郊的肉联厂住了下来。这也是胡厚民的主意。他说，头头们集中起来有两个好处，一是有事好商量，有问题可以及时研究，第二个是防止队伍分化，防止出叛徒。
《武汉大典》第一卷863页记载：4月30日，武汉红代会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此处应为“武汉工代会”。当时大、中学生已绝大部分下乡或到军垦农场，不可能召开红代会常委扩大会〕，通过了《反复辟、反复旧、为争取更大胜利而战斗》的决议，认为所谓“复旧”就是恢复旧权力机构旧的办事方式和方法。否认造反派有打砸抢的罪行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反对把造反派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反对把造反派赶出省、市及基层各级革委会。（）

到北京解决“反复旧”问题


“反复旧”期间，正逢党的九大召开，“反复旧”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搞越大。胡厚民说：“‘反复旧’就是向九大献的一份厚礼。通天，就是要通天，武汉的问题不通天是不能解决的。”
这一下真的通天了，4月29日上午，接到中央指示，请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五人到北京去解决武汉问题。临走时，胡厚民又对我们讲，你们到北京去，要把毛主席的《关于重庆谈判》好好学学。你们到中央一定要顶着，摊牌也不要紧。你们放心，我们在家里搞的动静越大越好，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支持，我们是不会熄火的。我们走后，家里的工作由胡厚民主持。
我们到北京，起先住在前门饭店，中央没有隔离我们。曾、刘、方、张首长同我们一块住。我们的行动还是自由的，依然同武汉保持联系，遥控武汉的“反复旧”。当时我们五个人给武汉发回的多封电报、三封信都是我起草的，胡厚民还派出驻北京联络站与我们保持联系。在武汉，张立国是不同意也不参加反复旧的，在火车上，我们给他谈了半天，他才表示同意反复旧。谢望春对我们的做法表示理解和同情。谢望春还告诉我们：“周总理点了名，要胡厚民同志来北京。中央首长批评了曾、刘、方、张，对他们说，你们有错误，给他们（造反派）作个检讨就行了。”沈复礼讲，夏邦银当上中央委员，就是沈复礼和黄石以及地县一些工厂的几个九大代表据理力争才擂上去的。大家讲了以后，都认为反复旧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给武汉写了我们五个人署名的第一封信，张立国看过，同意署上他的名字。第二天，张立国问信发出去没有，他说：“把我的名字刮了。”我说：“信已经发了。”
由于我们违反中央不许通信的规定，5月2日，中央通知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22名群众组织代表（包括我们先期到达的5人）到京，胡厚民感到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于是指派郭洪斌和方斌（●方斌：1940年生，武汉客车制配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客车制配厂工总一号勤务员、工总组织部部长、武汉客车制配厂革委会主任、市革委会委员）当“反复旧”负责人，继续领导“反复旧”，并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你们搞得越大，我们到中央说话越有分量。”郭洪斌和方斌接过指挥棒，果然继续在武汉三镇大搞起来。
胡厚民等到京后，中央要我们搬家，结果车子开到中央军委办公地京西宾馆。这里戒备森严，有军人站岗，湖北省赴京代表驻地的房间的电话都拆掉了，不许打电话，也不许向外送材料，我们和武汉的联系就困难了。我们就跑到其他省赴京代表住的房间去打电话，也不让打。我们就以制止武汉反复旧的绝食为由，找张体学扯皮，张体学被我们搞得没办法，只好出面向武汉要电话让我们通话。
1969年5月1日晚，北京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的全体群众代表也应邀参加晚会，并且上了离天安门城楼很近的观礼台，可以看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
第一次上观礼台，见到毛主席，心情无比激动，再看看台下一望无边的群众，把天安门广场塞得满满的，一片灯火和欢呼的海洋。广场四周灯火辉煌，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遥相呼应，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探照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满天的焰火五光十色，变幻无穷，十分壮观，我不由心潮澎湃，如梦如幻，也算是见了一次大场面。
焰火一闪，时常有白色的物品在空中飘荡，有一些飘向观礼台，我跳起抢到一个，原来是白绸子做的降落伞。杨道远等纷纷要将此留作纪念，我把它撕成四块，并写上“1969年5月1日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焰火晚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分别保存起来。当时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是极其真挚纯朴的。
第一次住进京西宾馆这样高级的地方，虽然每天吃得好，喝得好，却与武汉的广大群众失去联系，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当时在京西宾馆食堂吃饭，在餐桌上经常碰到其他省、市的一些首长，我就先后碰到同桌吃饭的谭启龙、王效禹等。有天我问同桌的一位老同志贵姓，他说：“我叫谭启龙。”我说：“久闻大名，毛主席说过，山东有个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我问他：“你和毛主席很熟吗？”谭启龙回答：“见面不多，还是1931年见过面。”我问：“毛主席又如何记得你的名字呢？”谭启龙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伟大领袖嘛，记忆力当然不同于一般人。”我问他到这里来干什么，他不答。
过几天，我又同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军人同桌吃饭，有人告诉我，说这个麻子就是王效禹，我赶快问王效禹住在哪里，王效禹告诉我住在405号房间。我把情况告诉胡厚民，胡厚民立即来了兴趣，要同我一块去拜访王效禹。我们很快找到王效禹，我们问王效禹：“您是济南军区政委、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你们在山东搞反复旧，中央到底给您交过什么底？”王效禹说：“没得底，就是看到《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面有一句话。”他说：“在反复旧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的，你们以后不要来找我了。”胡厚民问：“山东是如何对待造反派的？”王效禹说：“反复旧以前，山东造反派还是掌权的。”我们又问造反派纳新的问题，王效禹说：“山东的造反派头头都被纳新了。”
胡厚民有些失望，准备再问。这时一位军人跑进来说：“王效禹，你又在同谁串联呢？”原来王效禹也是受监视的。我们说是吃饭时刚认识的，随便来看一下，便匆匆告辞了。联系到我们在餐桌见过的谭启龙，才明白山东也是到北京解决问题来了。
我们在京西宾馆整天无所事事，方铭等首长也和我们聊天说笑话。方铭说：“以前有个男人常在外面吹嘘如何不怕老婆，有一天终于被老婆听见了，他吓得钻到床底下不出来。老婆吼道：你到底出不出来？丈夫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虽是老掉牙的笑话，从方铭口里说出来，还是觉得很好笑。有天，方铭戴了一个能转动的闪闪发光的毛主席纪念章，对我们手舞足蹈地说：“我刚去了林副主席那里，这是林副主席亲自送给我的纪念章。”我们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确实比一般像章质量好，当时还很羡慕呢！
有天我和胡厚民在院子里闲逛，突然发现墙外似乎有武汉的熟人，用手势打个招呼，果然是武汉来京送材料的同志。胡厚民叫我写个条子，用石头包着丢出去，条子上写道：“我们一挥手，你们就把材料丢进来。以后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联系。”我们避开哨兵，找到一个较僻静的地方，收到武汉来人丢进来的材料。

中央领导人四次接见出台《五二七指示》


1969年5月份一个月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人民大会堂四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群众代表，每次都几乎谈一个通宵。
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和这么多中央首长面对面，既高兴又有点儿不安，不知道中央将如何解决武汉问题。我们坐定后，抽的是专供中央首长的熊猫牌香烟，喝的是小袋袋装的西湖龙井茶，每人面前还摆了纸和铅笔。第一次接见，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总理突然严肃地问道：“胡厚民同志来了没有？”胡厚民从最远的地方站起来，他不像我和朱鸿霞坐在周总理身边。总理说：“你过来，我要领教你！”这话使我们全体震惊，为胡厚民捏一把汗。胡厚民似乎也没想到周总理突然这样独点他的名，小心翼翼走到周总理对面坐下。周总理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胡厚民答：“我们大家一起干的。” 周总理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 胡厚民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 周总理再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过要反复旧？”胡厚民说：“我觉得《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复旧，代表的是中央的声音。”见周总理态度略有缓和，胡厚民拿出材料开始汇报武汉的“复旧”情况，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他提到了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湖北省柴油机厂陈汉寿、湖北印刷厂田国汉的情况，总之列举了不少复旧的实例。周总理静静地听着，待胡厚民讲完后，问康生有什么看法，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胡厚民要我写信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
    第二次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康生对胡厚民说：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5月18日上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各界人士的接见。第二天晚上，又把我们召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周恩来拿出《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即《五二七指示》，见附录十）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我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5月27日晚上，我们第四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周恩来等正式向我们传达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即《五二七指示》，见附录）。在人民大会堂听完传达后，朱鸿霞、吴焱金、胡厚民当面对周总理说：“反复旧的责任在我们头头身上，我们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对领导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回去以后不要整群众，千万千万不要整群众。”周总理当时表态说：“曾思玉同志，你们都在这里，回去要做细致的工作，可不能压群众。”曾思玉表态：“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坚决按总理意见办事。”
    《五二七指示》转发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说，“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式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予追究，实现“团结、胜利”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非常奇怪的是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中，除周恩来、康生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省革委会扩大会议揭、批胡厚民


曾、刘首长和我们一道回武汉贯彻中央《五二七指示》，造反派群众一时想不通，许多人进行抵制。曾、刘很是恼火，称为“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于是采取了更厉害的一招。
以新华工敢死队头头鲁礼安（●鲁礼安：1946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敢死队、北斗星学会、“决派”负责人之一，曾主编《扬子江评论》，因“北决扬”一案被关押12年，免予刑事处分，2006年4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为首的十多人，1967年11月7日成立了一个“北斗星学会”，并在水塔民主墙上张贴了《北斗星学会成立宣言》。宣言的结尾说：“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将是谁主沉浮？”鲁礼安等人12月下旬又组织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出版了《扬子江评论》，造反派一般称他们为“决派”，当局后来把他们简称为“北决扬”。他们的人数最多时才二十多人，当时影响并不大，造反派几乎无人参加。由于北决扬观点激进，公开攻击周总理，钢、新两派头头都不支持他们，新派新华工、新一中等还大张旗鼓地批判过鲁礼安等决派的极左思潮。
曾思玉、刘丰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向中央写出报告，把北决扬打成反革命地下组织。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发出文件，批准了曾、刘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写出的报告，成为著名的《九二七指示》（即《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见附录九〕，曾、刘首长拿到这个尚方宝剑后，决心以揭批北决扬为幌子，打开突破口，把火烧到整个造反派身上，借机一网打尽。用鲁礼安后来的话说：“曾、刘是要用北决扬这个箩筐把造反派全部装进去。”
1969年10月3日，以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为名义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武昌洪山礼堂开幕了，到会代表1000多人。会议时间大约有一个多月。这次大会揭开了清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向全省革命造反派举起了屠刀。
曾思玉和刘丰在开幕大会上讲了话，分别在大会上点了我的名。曾思玉说：“吴焱金得的什么病？气候病。运动来了就装病请假。”刘丰则在会上喊：“吴焱金来了没有？”我在下面回答：“来了！”刘丰声色俱厉地问：“严琳是你的部下，工造总司和北决扬是什么关系，你和严琳是什么关系？你要交待清楚。”曾、刘在这次大会动员报告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对我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被军区首长公开点名，都是要被抓进去的。许多人以为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揭批我，因为严琳确实是我的部下，他是工造铁军六一七战团团长，此人头脑简单，讲究江湖义气，好勇斗狠，容易被人利用。他根本不懂什么决派理论，我想他只是把决派当作造反派看待，不知他如何同满腹文章的鲁礼安搞到一起去了？听刘丰在大会说：“工造有个严琳说，兄弟是军人，谁要敢撕水塔（决派）的大字报，我就打得他有来无回。”于是严琳就成了北决扬的骨干分子，我也理所当然成了北决扬的后台。新派的同志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对此胸有成竹，毫不在乎。在整个会议期间，无论是领导找我个别谈话，软硬兼施，还是小组会批判，我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与北决扬毫无瓜葛，工造总司与北决扬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你们说严琳参加了北决扬，这是他个人的事。我说：“我堂堂武汉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不当，去参加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北决扬，除非是神经病！”“你们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因为没有就是没有！”由于我毫不犹豫地坚决抵制，不但没有把我本人打成北决扬分子或后台，工造总司在整个审查会当中也无其他人受到牵连。其实严琳也是受冤枉的，但我无法为严琳辩解，他为此坐了十来年的牢。后来监狱要释放他，他说，不把结论说清楚，坚决不出去。后来又多坐了几个月的牢。
那次会上，所有钢、新两派的头头都登台亮相，作了检讨，批判了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的罪行。我也在10月19日的会上作了检讨，主要是检讨“反复旧”的错误。说实话，“反复旧”之前，当初我确实不想搞“反复旧”，后来参加了“反复旧”就不再后悔。要错大家一块错，要检讨大家一块检讨。不可否认，武汉的“反复旧”是胡厚民一手策划、组织、发动起来的，没有胡厚民，就没有武汉的“反复旧”，当时党中央正要召开“九大”，不仅我不愿担风险，唯恐带领群众犯错误，夏邦银、朱鸿霞对此也有顾虑。但胡厚民态度坚决，思想工作做得过细，组织能力强，硬是把“反复旧”搞起来了。平心而论，他的动机是为造反派说话，敢于带头。但在“九大”召开之际公然上街游行、演讲，显然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显然是顾小局不顾大局，逆势而动，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给造反派带来的是祸不是福。在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后，造反派头头多数人认为应该给武汉的“反复旧”降温，夏邦银、朱鸿霞、张耀忠等人和我都有这种看法，但胡厚民坚持要给武汉的“反复旧”升温，胡厚民首先做我的工作，他说：“给武汉‘反复旧’升温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要求，如果我们一说降温武汉就降温，就是不打自招，将来捡账（●捡账：武汉方言，承担责任的意思）的就是我们几个头头。”我说：“捡账也无所谓，升温就升温吧！”我根据胡厚民的意见给武汉的郭洪斌、方斌先后写了两封信，要求武汉的“反复旧”不但不能熄火，还要升温。信是我执笔写的，朱鸿霞、李想玉也签了名。审判我时，法庭出示证据，小报上刊登的我们三人从北京的来信，我一口承认是我写的，并未推到官方并未掌握的胡厚民身上，也未牵扯其他任何人。
本来是一个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深挖狠批北决扬的会议，却变成了揭、批造反派头头的会议，尤其是后来根据曾、刘的指令，变成以揭、批北决扬总后台胡厚民的会议。
在揭、批胡厚民的会议上，钢、新两派头头同样上台发言，我也不例外。但多数发言一是为了应付曾、刘，二是为了自己过关。说了许多违心的话。
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曾思玉、刘丰以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为名，对全省造反派大兴挞伐，公开点了我的名，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在全省造反派头头纷纷上纲上线、自我批判、和北决扬划清界限时，我也违心地作了批判北决扬的发言。我在会上讲了以下几点。
    我首先检讨自己是“以我为核心”来反对别人的“以我为核心”。“东风之行”和彭祖龙召开的“新湖北黑会”，承认自己反钢派“钢化江城”是“以派性反派性”、破坏专县的文化大革命，检讨了1968年揪变色龙、揪武老杨的错误。
揭发批判胡厚民、田国汉抵制批判《扬评》，我上纲上线，说武汉工代会有《扬评》的代理人，武汉工代会成了《扬评》的合法的司令部，反复旧运动是“决派”、《扬评》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工代会进行操纵的。我还指控“反复旧运动是北决扬在工代会和省、市革委会的代理人策划下进行的反革命夺权的罪恶活动” 。
我发言时，夏邦银插话批判胡厚民：“你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原来不痛恨的，现在才痛恨你，你阳奉阴违，现在认识到你是个坏人。”
我揭发胡厚民在1969年北京学习班时讲过的话：“曾、刘的方针是捧朱（鸿霞）、拉吴（焱金）、压李（想玉）、打胡（厚民）。”
揭发胡厚民说过的“现在大头头不好出面了”，希望小头头出面领导反复旧。揭发了在京西宾馆胡厚民对抗中央、遥控武汉的一系列活动。
我鹦鹉学舌地为曾、刘背书，在发言中说“胡厚民等与王关戚、林杰、吴传启有联系，与王仁舟有联系” 。揭发胡厚民说过“林杰的四句话有道理”，即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组织上结成死党、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革命的造谣好得很。我还揭发工总在省革委会成立前要开请王力当省革委会主任的大会，参加了揭批胡厚民“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
我揭发新派在长办召开的黑会，顾建棠、郭保安、彭勋、曹承义、吴焱金等人策划揪武老杨，提出“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粉碎翻案风，誓死卫三红”口号。
我揭发严琳，说他出身很不好，而且是个流氓，把泾河农场的劳改犯全部接受进来。
承认新派揪“武老杨”、“变色龙”与决派的思想是一致的。虽然组织上反对“决派”，但思想上、行动正是按照“决派”的思想搞的。
我的这些发言在当时众多造反派头头的表态中还不算调子最高的，目的是为了自保。同时也还有看不清形势的因素，认为这次运动是贯彻中央批准的《九二七指示》，领导和指挥这次运动的曾、刘首长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七二○”事件后亲自选派的地方领导人，曾思玉、刘丰的讲话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派的曾、刘首长的光环，当时还是无人敢触动的。而文化大革命中整造反派最狠毒的不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恰恰是曾、刘、方、张首长。
刚刚经历了“反复旧”失败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下子丧失了底气，即使感觉来势汹汹，也不敢公开反对，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批判和审查。同时，也反映了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随风摇摆的毛病。今天看来，当时是非常幼稚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把钢派的人打成五一六、北决扬，自己就能摆脱干系？现在看来，当时公开对抗是无法做到的，当时的政治氛围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说错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不是什么新鲜事，所谓“对抗群众运动”被枪毙也毫不稀罕，运动初期，武钢工人庞玉来就是因为被冠以“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名被王任重等省委当权派下令枪决的。但消极抵制是可以做到的。自乱阵脚，争先恐后地交待揭发，上走资派的当，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我在这次大会上的检查和揭发是仓促上阵的，事前没有写过发言稿，是想到哪就说到哪，按我当时的主观想法，一是绝不承认自己的组织派别在组织上与北决扬有联系，二是交待揭发不无中生有。但这些揭发，有的也是人云亦云，也不是完全实事求是的。是革命信念和意志不坚定、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尤其是在发言中乱点名，不负责任地扣帽子，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四十年后，我诚恳地向当年被我点名批判受到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转引了毛主席关于“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的指示，才使我明白，对错误的东西，不管怎样铺天盖地，一定要坚持真理，不能随风逐流。
在大会上发言引起轰动的有三位。一位是武汉锅炉厂钢工总小头头桂美和，他声泪俱下地承认自己填了表，加入了北决扬。他的表演得到了曾、刘首长的肯定，树为先进典型。可不知为什么，桂美和回厂不久竟自杀身亡，带走了一个谜：是良心受到谴责呢，还是被逼无奈呢？
第二位是新湖大的彭勋，记得他在会上说，“一根毒瘤，两个毒瓜”，批了胡厚民，也检讨了自己。他的揭发发言最是声情并茂、深刻生动，在大会上引起了一定的震动。事后，他承认是军区三办向他施加了压力。
最轰动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对省革委会常委、钢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的揭发批判。朱鸿霞在长篇发言中把胡厚民的思想归纳为“三个长期斗争”理论，即新干部与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派与新派的斗争是长期的，简称为“新与老、革与保，钢与新的斗争是长期的”。曾、刘首长在大会上带头鼓掌，朱鸿霞顺利被解放。大家听了朱鸿霞的发言，震动极大，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怎么胡厚民是这种阴险狠毒的人？胡厚民既不申冤也不辩解，使我们真假莫辨，后来我们问夏邦银，他说：“从没有听胡厚民说过这样的话。”
胡厚民是个沉得住气的人，对别人的揭发从不申辩，更不会反过来去揭发别人。尤其是对朱鸿霞，他从不计较，总是把朱鸿霞推到第一线抬着玩（●抬着玩：武汉方言，意为拥戴，让其风光）。在局外人看来，胡厚民和朱鸿霞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战友情谊。在这次大会上唯一不做检查的就是胡厚民，他一贯认为“违心地作检查就是上走资派的当，是授人以柄，自己搞垮自己，脱离群众”。这是他受到走资派的重点打击、残酷迫害的根本原因，他也因此受到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的衷心拥戴和深深怀念。
朱鸿霞的发言使曾、刘首长如获至宝，不但将胡厚民打成了北决扬的总后台，还把“三个长期斗争”说成造反派篡党夺权的黑纲领，是大大毒草，务必要批倒批臭。不仅胡厚民的厄运从此开始了，钢工总也因此有数万人被打成北决扬分子。据钢工总粮食兵团负责人黄礼寿回忆，他在审查中碰到武汉卷烟厂钢工总头头李光武，李光武说：“我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北决扬，你也赶快承认吧！上头都顶不住，你硬顶个么事唦！”由此可见主要头头的态度至关重要，稍不注意就会伤害大量无辜群众。
以这次省革委会扩大会为标志，不仅“反复旧”斗争彻底熄灭，一个又一个整治造反派的运动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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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6）

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中央学习班


1969年11月5日，武汉市抽调有关人员及钢、新两派大小头头共1319人参加中央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名誉校长是林彪，校长是陈伯达，湖北组组长是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副组长是工造总司成员平毅（●平毅：1941年生，复员军人，文革前为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普通成员，1973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地点在空军学院，院长是白云。
大家一直搞不懂，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工造总司成员平毅居然当上中央学习班湖北组的副组长。虽然工造总司揪“武老杨”、揪“武汉变色龙”，与曾、刘、方、张首长关系很紧张，但平毅个人是拥军派，作为市工代会常委的平毅没有参加“反复旧”，他自己是复员军人，与张昭剑、张绪以及军区三办徐健等人私人关系特别好，这种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我想这也许就是平毅不挨整、不坐牢，并且能当上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原因吧！
一到学习班，就宣布这是中央办的党校性质的学习班，是中央请来的客人，大家来到这里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开始气氛并不紧张，甚至还把三次蝉联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和削球手张燮林请来，在大礼堂为我们表演精彩球技。
尽管如此，中央办的学习班还是向我们宣布了“五不准”的纪律：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串联，不准私自外出，不准互相传播消息。一句话，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记得与我分到同一个小组的武汉搪瓷厂钢工总头头刘荣辉曾感叹道：“我的最大愿望是尽快结束学习班，最小愿望是让我给家里写一封信。”
虽然人身不自由，但伙食是很不错的，每餐都有荤有素有汤，主食的花样品种也不少，使大家在长达八个月挨整的时间里能够吃饱喝足，大家对伙食一直是满意的，不少人还长胖了。
学习班大部分时间是开小组会。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要“上挂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烧头”，把自己摆进去，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和罪行。尤其是联系湖北、武汉实际，深入揭、批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挖出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及其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总头目。
在学习班中，又把造反派头头人为地分为“动力”和“对象”。例如：我所在的五连三班，班长兼“动力”是钢工总交通系统一号头杨爱国（不知为什么，杨爱国离开中央学习班回单位后竟跳楼自杀身亡），还有钢九一三头头吴传友也是“动力”。“对象”则是我和市统计局长、革干联干部崔放鸣。军代表也在关键时参加小组会。像我们这些被列为运动对象的头头，交待检查后再接受“动力”和军代表的批判。简单地说，每天都在作交待挨批判中过日子。
和我同班的老干部崔放鸣对付审查很有经验，他一点也不紧张，字斟句酌地写好三张材料纸的检查交待，除了自己给自己扣大帽子外，一点实际内容也没有。每次都是念完三张材料纸就开始接受批判，无论你怎么样批判，他总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每次照念不误。后来军代表恼火了，把他的三张材料纸收去，但他对检查交代的内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又一字不差地再写三张。九个月的时间他就是这样念下去，软磨硬抗，军代表居然到最后也没能把他怎么样。
崔放鸣的办法虽好，我却学不会。面对永无休止的批判、逼供、警告、诬陷，永远不为所动，不是我这种感情丰富、性格急躁的人能够坚持下来的。
我后来才明白，每次要整谁，都是学习班的领导们事先策划、确定好了的，与被批判对象的态度好坏无关。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纯粹是骗人的鬼话。那次在北京学习班，省革委会副主任、钢二司司令杨道远在大会上作了深刻检查，学习班的领导照样不放过他，最后杨道远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武汉的代理人，学习班还未结束就被抓了起来，押回武汉。
我当时在学习班自认为有底气，自己与北决扬、五一六绝对扯不上关系。但检讨还是要检讨的，不深刻检讨是过不了关的。学习班把朱鸿霞、杨道远和我等人在大会上的检讨发言都录了音，当时就拿回武汉大放特放，以此制服在武汉办学习班的各厂矿造反派头头。张昭剑利用在北京办中央学习班，造反派头头畏惧中央的权威，害怕自己对毛主席不忠的心理，向被批判对象提了一个特殊的要求，每个人在大会检讨时，必须痛哭流涕，否则不能过关。这个要求对朱鸿霞非常容易，对杨道远和我就很难。杨道远挤了几次眼睛硬是哭不出来，我则反复调动感情，想生病的父亲，终于挤出了眼泪。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的耻辱。我们违心地流眼泪，只能是配合张昭剑演戏，只能是为了自己蒙混过关，任凭张昭剑拿这个痛哭流涕的检讨去欺骗、威胁在汉的广大造反派头头，这是我在中央学习班的一件不光彩的事。
学习班还有一位老干部应该成为我们的楷模，他就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文革前的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在北京学习班的九个月里，他始终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也不写，任凭你如何批判，他始终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军代表有次组织我们去打薛朴若的态度，我静静地观察，他果然半闭着眼端坐不动，像和尚坐禅一样。个别人为表现自己，不但大声吼叫，而且拳头几乎要挥到他的脸上，他也纹丝不动。有人吼道：“你为什么打瞌睡？”只见他并不睁眼，轻声说：“听着呢！”在半天的批判中，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三个字。我当然不会去乘机批判他来表现自己，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但薛朴若这个办法我也学不会，我天生没有这个能力。别小瞧这不理不睬的法子，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它需要顽强的毅力和极大的勇气。薛朴若硬顶九个月，居然也平安无事。这再一次证明专案人员所谓“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纯粹是糊弄苕货（●苕货：武汉方言，傻瓜的意思）的。
我在学习班的态度是，绝不说假话，没有的事坚决顶住，例如当局始终追查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和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既然我和他们毫无关系，再大的压力也不能违心地承认和编造，更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揭发他人。当局要我检查，我就检查中央《五二七指示》批评过的“反复旧”的错误。
陈伯达、谢富治等经常到学习班来，有次来我们湖北班五连沈复礼住房的门口，一屁股坐在走廊上的水泥地上。陈伯达对大家说：“我是小小老百姓，你们是头头，头头就是首长，你们可以审判我呀！”又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放下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你们不要自我膨胀，要虚心接受批评。什么是虚心？虚心就是让脑子腾出地方来，旧的东西空了，新的才能进去呀！”“你们说，按劳取酬是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你们是工人，工人就要劳动，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你们代表了工人阶级利益吗？”陈伯达讲了很多，他的福建话不好懂，有时谢富治为他当翻译。时隔近四十年，只记得这些只言片语。
记得陈伯达和谢富治还专门找过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胡厚民和我到小会议室谈过话。那天谢富治胃疼，用热水袋捂着肚子。只是陈伯达那天讲的什么，我竟一句也回忆不起来了。
北京学习班的第一个高潮是将钢工总头头、汉阳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万泰，钢九一三头头、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总指挥张鹏程，工造总司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王锦铭三个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全体学员大会上进行批斗，然后宣布逮捕，押回武汉。刚好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司三大组织各摊一个，像1968年初三结合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时分配席位一样。记得刘万泰在大会上不肯低头，上来两个人也按不住，刘万泰犟头捩颈（●犟头捩颈：武汉方言，桀骜不驯、绝不屈服的样子）高喊：“我不是反革命，只要朱、李、吴的大旗一摇，我照样打头阵！”刘万泰的宁死不屈引来一阵阵“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万泰”的口号声。
我不了解钢工总的刘万泰和钢九一三的张鹏程为什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但工造总司的王锦铭却是因私下的谈话被战友出卖而当上现行反革命的。原来是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向学习班当局揭发，说王锦铭说过“男人当道，女人得势”这句话，学习班领导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和叶群，也是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言行。王锦铭就这样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坐了多年的牢。想不到王锦铭因祸得福，因为坐牢，以后造反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与他无关。在毛主席逝世后，他反而成了反对林彪、江青的英雄，被平反昭雪，回厂上班，最后正常退休，得以安度晚年，直到2006年夏天去世。
1970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首都体育馆两万多人的形势报告会上作报告，我们学习班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我又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谈到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在美国的操纵下，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后又判处他死刑。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访问法国、苏联期间，并将路过中国返回金边。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苏联领导人将柬埔寨发生政变的消息告诉了他。西哈努克极为悲痛，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领导人亲切接待了流亡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他及其家属长期留住北京。与此同时，还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我们中国政府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常住北京，仍然把他看作柬埔寨的国家元首。周总理还风趣地说，西哈努克原来是亲右派的，想不到正是右派发动政变推翻了他。周总理讲了好多国际形势，其他的内容就记不住了。
1970年5月20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我们应邀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我的座位是在东2台。那天，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我能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林彪在大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
1970年5月24日，我们又观看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文艺演出，由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交响乐《沙家浜》等。我们参加首都几次大型的活动，使我们身心得到短暂的愉悦和放松，一回到学习班，依然是紧密联系自己，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张昭剑整天板着脸，披着军大衣在学习班走来走去，到处耍威风，他是林彪的忠实信徒，每次都是扯起喉咙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相比之下，谢富治每次到学习班都是笑容可掬，客客气气，从没有听到过谢富治训人，批评人。陈伯达则不一样，喜欢卖弄理论，喜欢训人。记得在一次大礼堂召开的学习班全体学员大会上，陈伯达一开始竟说：“有人说我是窃国大盗，你们看我像窃国大盗吗？”接着叽里咕噜讲了一大堆，我也记不得了。只记得这次大会上点了任爱生和支持造反派的银行干部闻立清的名，闻立清是著名诗人兼斗士闻一多的侄子，任爱生是坚定支持钢派的革命老干部。他站起来和陈伯达互相大声叫喊，好笑的是陈伯达的福建话和任爱生的“鸟叫”谁也听不清，反正任爱生公然站起来与陈伯达硬顶则是大家亲眼目睹。任爱生同薛朴若相比，是另一种类型的硬骨头。薛朴若相当于后来受审的张春桥：一言不发。任爱生类似于后来受审的江青：大吵大闹。陈伯达又问闻立清，你是否说过“士可杀，不可辱”的话？闻立清挺直腰板回答：“说过！”张昭剑插话：“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当时，武汉的清查与北京学习班是同步进行的。最先被查出与五一六挂上钩的是武汉市机关红司一号头头、市革委会常委魏绳武。魏绳武通过市委机关老干部宋洛（●宋洛：1923年生，1946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处长，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任总书记时为其平反，后为武汉市经济委员会离休干部，2007年9月8日去世）的关系，曾一起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见过吴传启，宋洛又是吴传启的入党介绍人。魏绳武是钢派观点（市机关红司内也有新派观点），因此魏绳武曾向杨道远、胡厚民通过信息。因为周恩来、康生、江青1970年1月24日在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中，周恩来点了学部吴传启、潘梓年和王、关、戚的名，这样一来，曾、刘、方、张首长喜出望外，通过吴传启—宋洛—魏绳武把杨道远、胡厚民联系起来，认为找到了突破口，硬说武汉市机关红司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的仓库、保险柜，钥匙就在柜长魏绳武手里，而杨道远、胡厚明就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由于魏绳武是钢派头头，当时钢派头头与新派头头不往来，这下子反倒把新派头头撇清了。于是北京学习班就发动群众猛揭猛批杨道远、胡厚民，掀起了学习班第二个高潮。
虽然上台揭批胡厚民的人多得数不清，但批判揭发都没有分量。这时，胡厚民的上级兼战友、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朱鸿霞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揭批了胡厚民的反动思想，把它总结为三句话：“隐蔽精干，保存骨干，长期干。”这下子不得了，学习班立刻将“三干”策略宣布为反革命纲领，又有了斗争的活靶子。胡厚民非但不作任何辩解，反而就汤下面，把朱鸿霞总结的“长期干”改成“二十年后大干”。有一次，军代表组织我们到小组会上去揭批胡厚民，胡厚民非但不检讨，反而借交待为名，大谈为什么要“二十年后大干”。他说：“二十年后，老红军不多了，抗日干部掌权的也不多了。那时造反派已是久经考验的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锐利武器的战士，将是战无不胜的！”军代表指责他边交待边放毒，胡厚民照说不误，直到军代表不准他讲话。我猜想胡厚民当时的心情，既然已经把我打成五一六的黑后台，对朱鸿霞的揭发也无所谓了，干脆借题发挥，大肆宣扬。至今，胡厚民为何在钢工总高层领导中总是单独同朱鸿霞谈“三个长期斗争”和“三干”策略仍然是一个谜。为什么夏邦银、沈复礼等人就没有听到胡厚民讲那些话呢？
这里顺便提一下，彭勋等人中途也加入了北京学习班的行列，这时学员已达1600人。
彭勋给我带去了一张儿子出生一百天的照片，令我感慨万千。我参加中央学习班时，心里是十分牵挂妻子他们娘俩的，也深感对不起受苦受难的妻子。我当时想，张昭剑等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目或黑后台，我一定要顶住，千万不能影响孩子的前途。
孩子出生后的命运注定是多灾多难的。我在中央学习班接受审查批判，妻子胡瑞玲在孩子出生不久就随着武汉市二轻局下放到黄陂横店农村搞斗、批、改，吃奶的孩子无人照顾，无奈之下，我年迈的母亲也跟到黄陂，寄居农家，照看幼小的孙子。妻子并不了解我运动中的事情，如何交待得出？在那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加上营养不良，奶水日渐减少，最后几乎断奶，又没有钱买奶糕（当时根本不敢奢望买牛奶和奶粉），孩子只能喝着好心农家的米汤度日。由于下雪天路滑，母亲摔至骨折，还要顽强地照顾那弱小的生命。这些都是我在北京学习班无法知道的。儿子的照片也是彭勋悄悄交给我的，为了防止照片被学习班抄走或不小心被人发现告密，影响到彭勋，我在厕所反复看过照片，思虑再三，竟将照片撕碎，丢进厕所，冲得无影无踪。事后想起来又十分后悔，常常自责。
我后来看到钢工总职教兵团的肖叶挺着大肚子，估计她要回武汉生孩子。于是写了一封信，托肖叶带给胡瑞玲。肖叶小心地藏起这封信，果然不负所托，送到我家。现在回想起这些辛酸往事，谨在此对彭勋和肖叶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儿子长到七岁，上了小学。当时的第一课是悼念毛主席逝世，看见儿子竟能工整地写下“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一行字，我心里很欣慰。然而不久我就被迫逃亡，最后被隔离审查，投进监狱，和儿女长达六年的生离死别，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北京学习班把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任爱生押回武汉批斗，然后分别关押。胡厚民、李想玉、任爱生先是单独关押在湖北省公安厅，1973年3月，又把胡厚民、杨道远、任爱生转移到咸宁关押。
1970年6月底，长达八个月的北京学习班结束了，我们全体回到汉口黄浦路兵站，然后分别回到各自的单位继续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林彪成了造反派的黑后台—首义路学习班杂记


从中央学习班回汉后，我又回到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我们搞“反复旧”的结果是全面复旧，原来我们单位一直是造反派掌权，现在也变成了军代表当家。我只能在厂里当工人，而不能过问厂里的任何大事，但我偶尔还接到通知到市革委会去开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过了很久，我一点真相也不知道。直到厂里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才知道出了这惊天大事。我正惊诧之时，军代表忽然在大会上点我的名：“吴焱金，你要放老实点，你的后台林彪倒了，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揭发林彪，争取从宽处理。”真是莫名其妙，林彪什么时候变成我的后台了，他不是你们解放军的副统帅吗？
自从“三支两军”和“三结合”后，全国从上至下都出现了军人掌权的局面。军人喜欢搞一言堂，没有什么大民主可言，军代表整人比地方干部凶得多，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人管得了。在湖北、武汉，就是曾、刘、方、张一手遮天，个人的喜好就可以直接影响到群众生活。例如曾思玉司令员是个古板而没有任何爱好的人，他既不唱歌，也不跳舞，更不下棋打牌。他曾亲口对我们说，抗美援朝时，许世友司令员还热衷于找年轻女性跳舞，他的夫人因吃醋而特地赶到朝鲜去。有一次，许世友邀曾思玉跳舞，曾思玉坚决不去，许世友就用手拉他，结果把曾思玉的手拉肿了，疼了一个星期，曾思玉说许世友力气太大了。曾思玉在湖北执政期间，禁止跳舞，禁止打扑克，也不允许生产扑克牌，群众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除了八个样板戏，一些《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译制的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一些文艺节目，再无别的娱乐。
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湖北的曾、刘、方、张都是林彪的党羽，党中央把刘丰定为林彪死党，把其他人定为“活党”。可是如同所有当权派在文革中的表现一样，他们总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所以又一次把矛头对准了造反派。
1972年初，曾、刘、方、张首长在武昌首义路省委第二招待所举办了有一百多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学习班，每个造反派头头由原单位派一位“动力”陪读。我就是由本厂车间党支部委员、复员军人陈仁柏护送我到学习班，并陪伴我直到学习班结束。我的这位“动力”对我倒是并不积极监督，也从不认真批判我，他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做做样子而已，其他厂派出的“动力”则是真刀真枪地干上了。
学习班由军区三办主任刘志作动员报告，名义上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联系自己，继续深挖五一六，把林彪、陈伯达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要我们自己上挂下联，自己往圈套里钻。会后分小组讨论，要我们引火烧身继续交待五一六、北决扬的问题。
在学习班，我和夏邦银住一个房间，朱鸿霞和钢二司李莉（●李莉：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二司政参部情报组成员，1978年7月受审查时自杀身亡）住在一起。有天李莉公然在学习班张贴了大字报，揭发自己及同伙参加五一六的问题。李莉曾带去一大包材料，交给朱鸿霞保管，军代表来要搜走这包材料。朱鸿霞听到风声，就将材料塞给我保管。后来军代表向我要材料，我矢口否认。军代表说：“别装了，朱鸿霞说亲手交给你了。”我说：“你叫朱鸿霞当面来对质。”不一会，军代表就把朱鸿霞带来了，朱鸿霞竟笑着对我说：“给他们，给他们！”我哭笑不得，虽然不知是什么宝贝材料，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道理我还是懂的，既然朱鸿霞发话了，我只得把材料交出来，搞得我十分狼狈。我至今不知那包材料是否重要，只是后来听说李莉于1978年3月受审查时自杀了。
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也来到学习班，一见到傅廉就笑着说：“哦，头发都白了，比我还白得多，是少年白吧？”大家都跟张体学很熟悉，说话也比较随便。张体学又抛出那一套老生常谈：“你们要夹着尾巴做人，言多必失，一个人锋芒太露了不好……”好像是傅廉大声说：“报告省长，尾巴太夹紧了，从前面翘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
在这次长达数月的学习班中，我是没有交待揭发什么问题的。我认为反正林彪挂不到我头上，五一六也跟我不沾边。除了开会，业余时间还可以下棋，闲谈。夏邦银经常给我讲笑话。学习班的伙食虽不如北京学习班，也还不错。我同桌吃饭的“红工”头头余正莲很爱吃辣椒，他每餐都到厨房去洗十几个红辣椒，我和他一起蘸酱油生吃，倒也其乐无穷。有天星期六，我们桌上的好多菜没吃完，同桌的钢工总头头、市革委会常委胡崇源一个人把一桌菜全吃光了，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说：“你怎么吃这么多？” 胡崇源说：“不吃白不吃，要死裸朝天，不死万万年！”这是我听到胡崇源说的最后的话。吃完饭胡崇源就回家了，星期一我们听到噩耗：“胡崇源当天因心肌梗塞发作死了！”后来同样患过心肌梗塞的黄礼寿对我说：“胡崇源没健康常识，完全是吃死的。心梗病人最怕的是吃得太饱。”
现在看来，办这次学习班，完全是曾、刘、方、张首长做贼心虚。他们真正的后台林彪摔死后，他们害怕造反派起来闹事，起来追究他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造反派群众统统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罪行。于是倒打一耙，先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
控制了我们几个月，也没有揪出一个五一六分子来，最后不了了之。以后不论中央有谁倒台，必定是造反派的后台，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地被掌权的当权派反复折磨，颠倒黑白，任意打击。有一种官方舆论说是：“造反派横行十年，造成十年浩劫。”其实，造反派在文革十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是挨整的，无非是运动初期冲击了一些当权派，再就是七二○事件中央表态后扬眉吐气几天。什么时候轮到造反派横行呢？造反派又有什么权利横行呢？造反派唯一的资本是毛主席的支持。这种支持那里抵得过手握生杀大权的当权派呢？不过纸总是包不住火的，随着刘丰被中央点名为林彪死党、曾思玉为活党，地方干部和造反派才盼来了转机。后来毛主席提出“兵归营，权归政”，林彪军人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才得到了纠正。

军区三办人员揭发曾、刘利用“两清”整造反派


批林批孔运动中，1974年3月底，武汉造反派组织了“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在武汉军区组织的座谈会上，军区三办负责人马兆昆、刘志，军区三办主要办事人员徐健等人揭发了曾思玉、刘丰等整造反派的伎俩。（《这也算是揭发？！—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1974年4月2日整理，市针棉织工业公司机关革命造反派1974年4月25日翻印）
徐健揭发说：1967年的所谓抢枪，方铭有电话指示给造反派发枪，要我们定计划，发三万条枪，后来没有直接发，派人到纸坊仓库去搞。“两清”中又说造反派抢枪乱军。1968年4月钢工总搞“江城前哨（1968年钢工总保卫组成立的“群众专政”组织），就有军队在一起搞，到了“两清”，也算在群众头上，列为北决扬的罪行。
马兆昆揭发说：1968年2月，根据大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的指示，让我们整了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彭勋、郭保安的材料。李化民跟我讲，我跟徐健讲：整了黑材料后，上报给曾思玉、刘丰、张玉华、李化民等人。
徐健揭发说：曾思玉、刘丰推行林彪的极右路线，否定和打击新生力量的思想由来已久，曾思玉说：“他恨造反派就是恨他们不听话，不听招呼。”曾、刘通过张玉华向我们了解造反派的动向，讲的是不要出现反复，巩固大好形势，其实，了解了动向就好整人。一个是要我们搜集胡厚民的材料，搞了一个礼拜，又叫不要搞了。胡厚民进北京学习班后，没有材料，五一六分子定不下来，就打电话给王一夫和我，要搜集胡厚民的“三反”言论，有一条就行。材料交给张玉华，他说上纲不高。再一个是搞朱鸿霞的材料。北京复议朱鸿霞的人大代表资格，曾思玉给我们打电话说：“如果他够现行反革命，就把他抓起来。”1971年9月19日，曾思玉对三支两军汇报会的领导指示：“朱鸿霞可否当四届人大代表，可交群众复议，领导不要表态。因为朱鸿霞当四届人大代表是中央提名的。”我们配合武重搞了材料，刘丰看了说：“像个简报！”后来就搞了个专案组，专门搞朱鸿霞的材料。第三个是搞彭勋。是刘丰亲自到湖大给工宣队布置的，他说：“这个人很坏！”所以，湖大一直抓住彭勋不放。
上面说的是整人，再就是压。压就是捂盖子。发现敢于抵制的人，就办他的学习班。事情都是通过张玉华布置的。刘丰说：“凡是到北京串联过的人都要当作五一六清查。”这是克文书记揭发的，是刘丰在武汉讲的。办学习班是比较毒辣的。1969年10月贯彻《九二七指示》，刘丰讲：“这次去北京办学习班，要把各个难点的难点弄到北京去，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结果，各单位报的人很多，受名额限制，不能都去北京，所以，就搞省、市、区、厂的“五不准”学习班。单位成立“抓促”小组，革委会就放在一边了。
在省革委会组织问题上，体学同志要增补省革委会的群众委员，曾思玉不同意，他说：“这些人怎么能进省革委会？”武汉染料厂就是张玉华亲自抓的，把新生力量都搞掉了。
曾、刘不仅打击新生力量，还整体学同志。1972年体学同志在滨江饭店给造反派头头传达了毛主席“又搞过了一点”的指示，曾思玉大为恼火，他说：“谁传达谁负责！”曾思玉、刘丰说：“体学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
刘志揭发说，曾思玉、刘丰、张玉华封锁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谢富治同志1970年3月16日跟纪登奎讲，纪登奎又跟曾、刘讲：“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七百多人的一个工厂，有155个决派，这样的材料要打个问号。搞上四五百人，你们骑在老虎上。”曾思玉说：“我骑在水牛上，愿意上就上去，愿意下就下来。” 曾思玉、刘丰不但向群众封锁这些指示，相反，曾思玉指示张玉华叫军区三办派人继续在中南汽车制造厂调查决派名单。
马兆昆揭发说：武汉市曾提过以“两清”为中心的“一打三反运动”，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错误的。
曾思玉对继续抓紧一打三反指示：“今天交个底你们，五一六一定要挖，北决扬也一定要挖，有什么组织挖什么组织，挖到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五一六一定有，北决扬一定有。不要怕，不要一风吹。有的是五一六的头子，有的搞阴谋。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怪现象多得很，文化大革命中搞无政府主义，一万人，一个人身上找一件，就是一万件。武重搞了个祝孝先（●祝孝先：1940年生，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厂革委会副主任），干净了吗？武锅的李洪荣（●李洪荣：1931年生，武汉锅炉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肯定是个五一六，武重的李向阳（●李向阳：1938年生，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肯定是个双料货。”“各个地区要搞个人批斗，不要认为除了‘六厂一校’（●六厂一校：湖北省从1969年6月开始模仿北京六厂二校抓典型的经验，也搞了六厂一校的典型引路。这六厂一校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钢机械总厂、国棉一厂、第二汽车制造厂、武汉大学）就没有问题，只要搞闹事活动就要专政，搞工厂不要手软。”“市里开‘两代会’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省里开会也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给大家交个底，五一六是五一六，北决扬是北决扬，有多少算多少，挖干净为止。”“批斗杨道远的大会开得好，触及了一些人的灵魂，像李苏明（●李苏明：1938年生，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师，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驻京联络站工作人员，文革后被判刑4年）这样的罪犯也要反戈一击，可见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
1971年2月13日，曾的秘书传达曾思玉的意见：“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1972年3月2日，张玉华传达曾思玉的指示：“2月25日，湖北日报二版的标题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要压》，副标题是‘再论造反派受压论’。他说‘造反派’几个字最好是少提或不提为好。”1972年3月1日，在“三支两军”工作会上，曾思玉讲：“五一六、北决扬干了什么坏事呢，中央是清楚的。全国列了十件大事，湖北有六件。我们主要是搞北决扬，武汉地区确实有北决扬，我们搞过了一点，主席跟我们讲了，要引起我们注意。陈伯达要我们搞过了一点，陈伯达要搞一风吹不行。敌人确实干了许多坏事，现在清楚了，挖到刘丰头上来了，刘丰的后头是王、关、戚。我们搞五一六、北决扬时，搞不动，陈伯达说我们搞扩大化了。”

“两清一批”将造反派打入十八层地狱


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湖北的军人政权曾、刘、方、张等人就一直把造反派当做心腹大患，利用反派性、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各种运动来清剿造反派。因为武汉造反派是中央充分肯定过的，七二○事件又无法翻案，整造反派就只能整七二○事件发生以后的事情，只能从抢枪、武斗等明显越轨的地方去寻找造反派的罪证，而多数造反派又没有参加抢枪、武斗，多数人也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一些造反派头头又参加了三结合的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所以，不仅出师无名，群众也往往不服气。这也是反复旧时造反派大闹特闹的原因。通过中央《九二七指示》和清查五一六的指示，曾、刘、方、张找到了置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尚方宝剑，这就是把所有造反派打成北决扬分子和五一六分子，他们开始了“两清一批”运动，所谓“两清”，就是清查“北决扬”分子和五一六分子，所谓“一批”，就是批极左思潮。而且，他们动用的是强大的军队、专政机关和政权的力量，用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造过他们反的人民群众。
根据《武汉大典》记载：中央《九二七指示》出台后，省市领导认定北决扬是敌我矛盾，省市公安机关成立了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负责清查这两个组织的活动情况。1971年3月1日，为加强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武汉军区党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建立湖北省驻军和地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由马兆昆、田文等11人组成。联合小组以湖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原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为办事机构。4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决定成立武汉市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由田文（任组长）、孙济云、李冗义（任副组长）等6人组成。联合小组以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原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为办事机构。于是，武汉市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工作全面展开。
武汉市的“两清”工作，主要是从抓大事入手，省、市专案联合小组列出大事件，收集材料，共获各种物证28666份，到1972年初，市专案联合小组掌握大事26件，各区、局及大单位掌握大事238件，省专案联合小组也掌握大事数十件。为查清各种大事件，还组织了许多协作小组，如省里交办的“反党乱军”事件，市专案联合小组就组织了4个协作小组进行调查取证。到1972年初，全市有专案计144起，其中认定属于五一六70起，占48%；认定属于北决扬74起，占52%。市专案联合小组直接掌握42起重点专案，认定多数应交专政机关处理，少数不属于五一六和北决扬。1972年1月以后，省、市及各区、局、各单位依据有关政策的精神，对尚未处理的大事件进行逐个审查清理。由于政策过“左”，标准不清，虽然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造成“搞过了一点”，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
武汉市“两清”工作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按照毛泽东主席指示的精神，1972年后，武汉市为解决“两清”工作“搞过了”的问题进行试点工作。全市共挑选11个单位进行试点，被审查的对象448人，其中有91.8%被认为不属于五一六、北决扬组织成员。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市解决“搞过了一点”问题的工作全面展开，至1973年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经查证落实参加北决扬组织的177人，其他人都作了否定的结论。
以上摘抄的官方关于“两清”的叙述，可以看出“两清”的大致过程。但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两清”扩大化的问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官方统计的涉案人数，就是完全不可信的，是大大缩小了的。
1974年3月下旬武汉造反派查封省清查办公室清理出一批“两清”材料。这些材料的内容，在武汉市针棉织公司机关造反派1974年4月22日刻印的传单《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联合大批判小组第一次情况汇报》中，有所披露，大致如下：
1.文革以来湖北、武汉各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传单，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的还拍成照片。
2.刘丰、曾思玉、方铭、张玉华、马兆昆（武汉军区“三办”负责人）、刘志（武汉军区“三办”负责人）等人关于清查的一系列指示、批示、讲话。
3.彻底清查林陈死党，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规划。
4.关于“新派”中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报告。
5.在湖北武汉地区发生的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有联系的重大案件。
6.五一六、北决扬分布图、系统图。
7.大会批斗方案、小会批斗方案、重点人员突破计划等等。这些东西很具体，比如《关于批斗汤玉莲（●汤玉莲：女，武汉电信局工人，工总武汉电信局勤务员，曾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在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时被逼自杀身亡）方案的报告》，就有会场怎样布置，批斗人员站在什么地方，写什么标语，喊什么口号，非常完善。
8.造反派头头的动态情报。如那些造反派头头一起走路、谈话及时间、地点等。
9.地方干部的材料。有张体学、王克文、姜一的，大量的是“革干联”的材料，涉及武汉地区“革干联”、东西湖“革干联”、大专院校“革干联”、地县“革干联”等。还有新华社记者、总理联络员、各行各业各系统的材料。
10.继续深挖五一六、北决扬。1971年11月毛主席就批评了曾思玉：“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曾思玉根本不改，他们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刘丰批示说：“暂不传达。”从发现的文件中看到，1972年11月23日，在省市召开的专案会议上，有关负责人讲到：“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问题，社会上在解决‘过了一点’的问题，我们这里在深挖，明年解决敌我问题。”1973年5月14日还在公开下文件要求“深挖”。1973年7月，孔庆德在专案人员汇报会上讲：“我们搞清查工作，查出了五一六是成绩，查清了不是五一六也是成绩，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搞，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能半途而废。对毛主席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已经贯彻了两年，我们还要继续搞下去，要搞到底，大家要安心，搞这个工作累死了也是光荣的。至少还要准备搞一两年。”
曾思玉公开对抗毛主席“搞过了一点”的指示，直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离开武汉，他也没有公开传达过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他们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把所有的造反派组织打成五一六、北决扬，但是把他们大部分的头头、造反派骨干分子、文革积极分子都打成了五一六、北决扬分子。
其实，湖北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连当局认定的五一六的牵线人宋洛后来都得以平反。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予起诉，先后释放。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造反派是五一六、北决扬，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伎俩。
在这次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运动中，湖北、武汉有六十多万人被打成北决扬或五一六分子，无辜的群众又一次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次特大冤案，其中死、伤、致残的人难以计数。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刘汉武（●刘汉武：1944年生，武汉机械学院学生，文革中为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武汉机械学院革委会委员，2006年5月去世）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搞了六十几万人，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纠正错误。
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并限令10天内到职（《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第297页）。据顾建棠回忆，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说：“湖北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同志道歉。”
1974年3月2日，在全市造反派营救胡厚民的巨大声浪中，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在湖北地区总头目的胡厚民终于被放了出来。1974年5月21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发出《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见附录十一 ），明确指出湖北省的“两清”工作发生了严重错误，刘丰是林彪死党，曾思玉同志是好人犯错误。但两清一批所造成的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群众的反攻倒算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认真地清算。
2006年秋天，我在彭祖龙家文革后第一次见到被关押了12年的鲁礼安，我曾开玩笑口占一首顺口溜：“恃才傲物少年狂，江城冒出北决扬。有人借此开杀戒，血雨腥风梦一场。”鲁礼安说，什么有人，就是曾思玉。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与曾思玉将军书》，当时就念起来，很是得意。我当时看他一表人才，心情不错。没想到半年以后，2007年4月12日，他竟因为罹患抑郁症而离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估计一大半不在人世了。

我和李想玉坚决反对判决陈长根


1968年元月2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被称为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个“新”字突出体现在普通群众因文化大革命而参政。参加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仍然在各自的单位上班，还是拿原来岗位的工资，而大、中学生则无分文报酬，也从无任何津贴。由于开会时才临时通知，群众代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和管理资源，到会场上一无所知，只能当听众，不能发挥作用，一切由军代表说了算。   
例如1971年7月的一天，市革委会开正、副主任碰头会，讨论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其中讨论对陈长根（●陈长根：1931年10月生，1951年任汉口第三区人民政府通讯员，1952年提干，1953年起任武汉市纺织工业局干部,1960年响应号召下放到松宜矿务局，1963年因投机倒把劳教二年，1966年7月到武钢炼铁厂当合同工，文革中加入九一三。1969年12月1日因劳教时主动交代过盗卖手套被青山区公安分局拘留，1971年7月30日被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判死刑，执行枪决）刑事犯罪案件。因为陈长根是钢九一三的，李想玉较为了解，有一定的发言权。我当时听了军代表汇报案情，陈长根的主要问题是在劳教时自己主动交待盗卖过8000双劳保手套，劳教释放后参加了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中被重新收监，其罪行充其量劳教而已。因陈长根是造反派，“一打三反”运动中，当时的武钢负责人沈因洛和军代表康星火决定从重打击陈长根，所以要判死刑。方铭、张昭剑拍板要对其枪毙，李想玉激动得站起来：“这怎么够判死刑，这种标准不是依法办事，而是针对造反派。老保杀那么多人，你们判了一个没有？不公平嘛！”我也发言：“即使根据刑法，充其量判三年徒刑，判死刑实在没有依据，说不过去。”但不论李想玉和我如何力争，方铭、张昭剑还是拍板判死刑。以后听陈长根的妻子敖安秀说，当时武钢煤气管道爆炸，有伤者需要植皮，急急忙忙“枪毙”陈长根就是为了给伤员植皮。实际上陈长根是被活活剥皮。敖安秀为此申诉了一辈子，如今年过八旬的敖安秀及其女儿们30多年来一直在申诉，当局明知是大冤案就是不给解决。这件事很典型地说明了群众代表非但从未掌权，发言权也是有限的。造反派从文革开始到结束是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定案的，更不可能制造冤案，只有当权者才能制造冤案。用朱鸿霞的话说，省、市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就是：“开会坐主席台，看戏坐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这里说的仅仅是省、市革委会副主任级别才有的待遇。造反派多次挨整后，连这种待遇也没有了。
另据武钢退休高工周嶽来（●周嶽来：文革前为武钢技术员，文革中为九一三宣传部长）2008年8月2日亲笔写的证词，陈长根的尸体丢进武钢卫校一大锅内熬了几天几夜，由向进凯医生捞出一副骨架，以500元卖给宜昌卫校。
陈长根之死不能叫错杀，只能说是屠杀。这起骇人听闻的命案是由文革中军人政权一手制造的，他们借所谓的“一打三反”制造这起命案目的是为了震慑当时的造反派。这种利用专政机器滥杀无辜的暴力恐怖是一种赤裸裸的国家犯罪，放到任何一个文明国度都是不可思议的罪恶。可怜敖安秀几十年奔走喊冤竟如石沉大海，到如今黄泉已近，沉冤难雪，真是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2008年初，陈长根的四女儿陈羡莎（加拿大籍）在加拿大为陈长根案写了一份申诉材料，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同年3月28日，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田委员、法官赵鹏，江汉区侨办主任李怀民，宿姓律师以及群众代表胡国基（●胡国基：1943年1月生，文革前为武汉工艺美术厂木雕技术员,文革中为武汉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七二○事件后负责追查六一七杀人凶手专案，1970年以五一六罪名被关押4年，1977年初又被以打、砸、抢罪名判刑15年）、周嶽来一块到敖安秀家解决问题。田委员等表示过去搞极左，搞错了，现在受理赔偿，赔多少钱你们自己说。胡国基提出赔200万元，因陈长根被错杀时，他的5个女儿尚未成年。而敖安秀的女儿宫本惠子（日本籍）则只要求赔60万元。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人满口答应，但迟至今日仍未平反，也没有赔偿。田委员在敖安秀家还说：“陈长根劳教时态度特别好，什么问题都主动交待了。”这就奇怪了，不是坦白从宽吗？为什么事情不大，态度又特别好，反而被枪毙了呢？既然知道当时搞极左杀错了，为何又出尔反尔，一拖再拖呢？敖安秀今年81岁了，难道还要拖到敖安秀自然消亡吗？这个特大冤案，是否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启示呢？

我调到市革委会上班


1973年6月，朱鸿霞、我和李想玉分别把人事工作关系调到了省、市革委会。首先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张立国、朱鸿霞提出将人事关系调到省革委会，省里同意了。武汉市也参照这种方式将李想玉和我调到市革委会。这以后我们四个人就分别到省、市革委会上班。李想玉家住青山，上班太远，干脆住在市革委会办公室里。我们那时每人有100多平方米带阳台、洗手间的大办公室。市革委会还派来一位严处长为我当秘书。我进市革委会办公的第一天，看见有一位老工人在我的办公室里打扫卫生，我问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我有钥匙，我是负责打扫你和谢滋群主任办公室卫生的。”我对他说：“你把钥匙交给我，你就不用打扫了。你这么大年纪，我可以自己打扫。”他说：“那怎么行，这是我的饭碗。”有时我也自己动手打扫卫生，但他每天来得越发早。有时在我上班以前就把卫生搞得干干净净，地板上还打了蜡，光亮亮的。
市革委会为我专门配了一辆伏尔加牌的小轿车。市革委会跟老干部开车的司机要始终坚守岗位，随时准备出车，回家也很晚，很辛苦。而我们这些文革上来的新干部对司机就很随便，有事出去还是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所以我跟市直机关的司机们关系较好。1975年我父亲在咸宁一个乡办企业工作时突发重病，我在市革委会随便找了一个司机，连夜开车到咸宁，把父亲送到汉口协和医院抢救。这位司机没有喝一口水，没有抽一支烟，也没有吃任何东西，非常劳累辛苦，但他没有一点怨言。经检查，父亲当时得了胃癌，又屙血，又吐血，不是司机送人及时，父亲就死在咸宁了。到了协和医院，我没有带钱交住院费，我就拿出市革委会的工作证向医院交涉，医院同意先救人，后结帐。
1973年，武汉市电子工业局将我正式提干，发文任命我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革委会主任，我就要兼顾市革委会和工厂两头的工作了，我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厂里。我在厂里工作近两年，每年都是产值翻番，两年连续被评为市红旗单位。
主管市革委会工业的副主任是文祥，工办主任是刘振邦，凡是工交系统开会，文祥和刘振邦都通知我去。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董明会和市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也去，但董明会和李想玉两人在会上总是一言不发，文祥和刘振邦经常请我在会上做总结发言和补充发言，我感到有点喧宾夺主。我跟李想玉谈过，我说：“你和董明会是分管工业的，以后开会通知我，我就不去了。”李想玉说：“他们叫你去你就去，怕什么呢？”我说：“这种会还是你和董明会多讲话，我讲多了不好。”李想玉说：“你讲跟我讲是一样的，我也搞不清楚那些事情。”李想玉确实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虽然是钢派头头，我们两人之间不存在丝毫的派性，关系非常好。

当上重建黄鹤楼委员会的主任


我到市革委会上班以后，指定我分管市城建委的工作，当时市城建委主任是由市革委会副主任谢滋群兼任。最先提议重修黄鹤楼的人是谢滋群，也是谢滋群叫我当上武汉市筹建黄鹤楼委员会的主任。
当时市城建委早有重修黄鹤楼的意向。1958年，毛主席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指着黄鹤楼的旧址说：“这里原来有一座黄鹤楼，现在看不到啰！黄鹤楼被战火毁了，相信以后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黄鹤楼。”为了纪念毛主席这段讲话20周年，让毛主席在有生之年看到黄鹤楼，市革委会计划在1978年那段谈话20周年时开始修复黄鹤楼。这是开会时大家共同的意见。中央第一次投资90万元，先解决设计问题。
开始讨论修什么样的黄鹤楼，筹建黄鹤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搜集历代黄鹤楼的资料。当时找到的比较突出的式样有古色古香工笔画的唐代黄鹤楼，还有清代同治年间黄鹤楼的照片。
在讨论重建黄鹤楼的式样时，主要是我发表意见。唐代的黄鹤楼是庭院式的，占地面积比较大，有许多亭台楼阁，但主楼不突出，没有一个特别雄伟的建筑，没有鹤立鸡群的感觉。从游玩的角度，唐代的黄鹤楼式样要好些。清朝同治年间的黄鹤楼高大雄伟、气派，以一个楼为主，附属的建筑物只是主楼的附属物，如孔明灯、小亭阁、门楼等都是起衬托作用。同治黄鹤楼在清朝同治年间修建，光绪十年毁于火灾。1907年在黄鹤楼原址上修建的奥略楼，1953年因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被拆毁。我认为黄鹤楼要建成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一要雄伟高大，二要交通方便，引人注目。我当时选中了同治黄鹤楼的图案，与会者都没有异议。当时提出的建造方案是复古，用优质木材，再加上彩色水泥，把它做成高大雄伟、古色古香的建筑，尽可能外形接近同治黄鹤楼。中央仅拨款90万元，建设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确定方案以后，要再写报告要求追加拨款。
另一个问题是选址问题，我提出要尽量建在武汉市的中心和制高点上，一定要交通方便，二要体现黄鹤楼的高大雄伟，一目了然。我向谢滋群汇报了我的想法，谢滋群同意了我的想法，并且提出长江大桥武昌桥头武汉部队高炮师守桥部队的位置（即现在建黄鹤楼的地方）较好。谢滋群和我几次带人到高炮阵地去参观。这个地方属于军事用地，当时杨得志（●杨得志：1911-1994，原为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委员，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来武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已经调到武汉军区任司令员。谢滋群亲口对我讲过，杨得志当班长时，他是杨得志班里的战士。当时能让高炮部队把蛇山这块地方让出来，谢滋群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981年重建黄鹤楼的方案和选址都是我任筹建黄鹤楼委员会主任时决定的。后来修建黄鹤楼的图案式样、地点都没有变，仅建筑材料和我们原来设想不一样。
当时黄鹤楼没有动工重建，我认为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资金不到位，计划经济年代地方财力有限，一切依赖中央拨款；二是当时国内彩色水泥正在研制中，还没有形成生产能力；三是合适的木材很难一下找到；四是设计工作很难一下完成。

“反潮流”与聂年生增补市革委会常委


1973年国庆节前后，朱鸿霞、李想玉和我已分别调到省、市革委会上班。这时武汉街头出现了“反潮流”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反潮流”提法来源于1973年8月党的十大王洪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引用的毛主席指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最早上街的是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的负责人聂年生和电车公司王华珍（●王华珍：女，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电车公司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电车公司头头）领导的反潮流队伍，虽然他们人数不多，活动能量还是很大的，不仅贴大字报、大标语，聂年生和王华珍还召开街头群众集会并发表街头演讲。
当时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头头好像都不太注意反潮流上街这件事，认为他们不能代表造反派，只能代表他们的小团体。反潮流的勇士们也认为夏邦银、朱鸿霞和我们这些已经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头头修了，想保官，对立情绪很大。
受省、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张体学、王克文的指派，夏邦银、朱鸿霞和我都先后去做过工作，叫他们不要上街，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无功而返。一股思潮起来了，就不是哪几个人说句话能制止的。
聂年生、王华珍等人的工作做不好，又冒出来谢妙福（●谢妙福：1932年生，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武汉肉联厂二号头头，文革后被判刑7年。已去世）、刘祖平（●刘祖平：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铁路公安处预审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公安联司，任武汉铁路公安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文革后被判刑4年）等人，他们反潮流的精神更强，成了反潮流中的激进派，相比之下，聂年生和王华珍反倒成为了温和派。
反潮流提的什么口号和要求我已记不得了，但中心意思好像是要补各级革委会的台，有的则是要为“两清一批”中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造反派群众平反。由于反潮流愈演愈烈，武汉警备区抓了聂年生，而谢妙福则是新上任的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点名要抓的。这样一来，一个全市营救聂年生、谢妙福的高潮掀起来了。
主流造反派本来并不关心反潮流，后来看到抓了聂年生、谢妙福，也逐渐有人表示支持反潮流，强烈要求放人。特别是聂年生，他是新华工的老造反派，1966年冬天为发动工人造反起过重要作用，同各造反派头头都有战斗情谊。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和我也强烈要求警司放人，迫于压力，警备区先后释放了聂年生和谢妙福。
有一天，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革委会主任王克文找我谈话，要我去做聂年生的工作。我不去，我说去了也是自取其辱，除非同意增补聂年生为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我就去做工作。王克文说：“增补市革委会副主任是不可能的，增补个常委可以考虑。”我说：“常委就常委，您说话要算数。”王克文说：“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我说：“那好，一言为定！”我立即赶到电车公司，聂年生、王华珍等人正在那里开会。我叫聂年生出来讲话，与会者一起喊：“不能单独谈，要谈公开谈。”我说：“我找他纯属私事，顶多耽搁三分钟，请多包涵。”我把聂年生叫到一边，转达了王克文的意见，聂年生略一思索，回答说：“可以考虑。”我说：“你干不干？我现在就去回话。”聂年生果断地说：“那你回话吧！”说完他赶紧开会去了。我向王克文报告了和聂年生谈话的经过，王克文笑了。增补聂年生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任命文件很快发下来了，聂年生从此进了市革委会。他进入市革委会比其他造反派头头晚了将近六年。他也没有去做反潮流同伙的工作，去了还会遭到痛骂，那些人仍在社会上继续闹。聂年生在市革委会同老干部王克文、伍能光、文祥、黎智等关系都非常好，尤其是和伍能光经常在一起。伍能光后来在一元路给聂年生解决了一套住房，许多人笑称聂年生是伍能光的干儿子。
聂年生从华中工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到湖北某县，聂年生坚持未去报到。为了解决聂年生的毕业分配和工作问题，我把他接收到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当技术员。因为当时我已被任命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革委会主任，调个把人是我一句话的事。我给厂革委会副主任刘文魁写张条子，聂年生拿去就办妥了。我前后接收几十个人进厂，但我从未抽过别人一支烟，从未吃过别人一餐饭，更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礼物。
聂年生后来随我厂支持造反派的书记调到位于武昌东亭的武汉半导体器件厂。由于增补为市革委会常委，毛主席逝世后，他未能逃脱牢狱之灾，也被关进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听说他出狱后卖过菜，做过生意，后来在老家湖南突然脑溢血而英年早逝。
至于谢妙福那一摊子我就不太了解了，也没有打过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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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7）

批林批孔和“杜则进”写作班子


1973年初，王克文接替方铭当了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和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同年5月，武汉市电子工业局根据市革委会指示，下文任命我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革委会主任，武汉造反派头头在工厂当革委会正主任，我是唯一的一个。王克文说是要我沉下去，在基层多锻炼，其真实目的是希望我一心一意把厂里的工作搞好，不再过问社会上的事情，以免犯错误。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毛主席表扬了武汉师范学院青年教师冯天瑜（●冯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现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说他写的批孔的书比冯友兰（●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好。由于毛主席的点名，冯天瑜从此成了名人，还当上了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我经常见到冯天瑜，不仅一表人才，而且十分勤奋，几次市革委会开大会时，他都是在会场上不停地翻书写文章。
    毛主席又发表了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指示：“《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对造反派有利的是，党中央指出，林彪反党集团的实质不是左，而是极右，这就划清了整造反派与批林批孔的界限。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垮台了，但他的“活党”（毛泽东对曾思玉的定性）曾思玉以林彪反党集团的实质是极左为名，一直到1973年十大召开为止，在林彪垮台两年后，仍然继承林彪的衣钵，以揪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北决扬和批极左思潮为名，将湖北武汉60万造反派群众打成五一六、北决扬，造成了长达5年之久的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政治局面。党中央提出将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就是向极右的传统保守势力宣战。
    在北京参加了王洪文副主席主持的中央读书班的董明会回汉后，在武汉剧院召开的各区、局及各大单位负责人大会上宣称他和王洪文副主席关系很好，并且传达了毛主席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还传达了毛主席说的“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指示。董明会当选九大、十大中央委员以后，从不与武汉地区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来往，也从不支持造反派头头向当权派发起的抗争，生怕沾了造反派的边。攀上王洪文后却津津乐道，到处炫耀自己，还在大庭广众之中说江青对他印象也不错。这下好了，后来华国锋上台，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武汉所有的造反派头头都从没有见过那四个人，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央处理湖北文革问题一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牵头处理的，林彪集团成员也参加了处理，倒是四人帮从没插手湖北文革。唯有董明会一个人与王洪文有过交往，当局借此可以大做文章，上挂下联，将湖北造反派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对当权者十分听话的董明会也因此而被投入狱中，和其他造反派一样，同样成为阶下囚，被关押了六七年。平心而论，他参加中央读书班是例行公事，是省、市委领导安排的，当时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董明会回来炫耀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当局显然是要将造反派一网打尽，董明会表现再好也是枉然。最后还是为了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翻文化革命的案。
    不管怎么说，1974年上半年的形势对造反派是很有利的，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蓬勃开展，1974年3月2日，胡厚民终于被释放出来了，李想玉也被释放出来了，并恢复了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和工作。
    胡厚民、李想玉被释放后，我曾带人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要求释放1970年在北京学习班被抓一直关押的王锦铭，看守所坚称要上级指示才能放人，破例让我见了王锦铭一面。以后我们虽多次要求省、市领导人放人，但没有结果。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在“批”字上做足了文章。首先是工造总司政参部长龙梅生提出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认真批林批孔。龙梅生这个人有头脑，文章写得好。1967年初参加《湖北日报》夺权时，钢工总李向阳是新生《湖北日报》社长，龙梅生是新生《湖北日报》总编辑。我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由他组织人去具体实施，我和他共同给写作班子起了一个笔名：“杜则进”。湖北方言“杜”和“斗”同音，“杜则进”就是“斗则进”的谐音，因为当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由龙梅生负责，组织马车（●马车：原名郑需龙。湖北省地质局干部，在工造总司办过《红色造反报》、《不忘六二四》报、《工造总司报》、《横空出世报》。后与龙梅生一起在“杜则进”写文章。文革后坐牢，免予起诉。现中风）、杨业龙（●杨业龙：1939年生，武汉橡胶厂工人，厂团总支副书记，文革中是武汉橡胶厂工造总司头头，也是工造总司宣传部工作人员，“杜则进”写作小组主笔，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唐济源（●唐济源：武汉市江岸区建筑公司技术员，该公司钢工总一号头头。批林批孔中与龙梅生、郑需龙、杨业龙一起创办“杜则进”写作小班，文革后定为严重政治错误，现中风）等二十多人夜以继日地写批判文章，每隔一周就在汉口水塔民主墙出一个整版。水塔民主墙有几百平方米的面积，地处三镇当时最繁华的闹市，影响最大，“杜则进”的系列文章相当轰动。执笔人主要是龙梅生、郑需龙、杨业龙，当时的说法，办“杜则进”的是工造总司三条龙。钢工总的唐济源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提供纸笔、墨水、浆糊，组织大量人员抄写、张贴，工作量很大，十分辛苦。我至今还记得有次水塔版上贴有大幅秦始皇彩色画像，配有毛主席的诗，那次的大字报就是因为听了董明会传达连夜赶出来的。
    胡厚民放出来后，立即投入了批林批孔，所谓对造反派头头要“放、平、补、提、纳”的五字方针，是朱鸿霞根据胡厚民的想法总结归纳出来的。“放”，就是放人，将关押在监狱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律释放，当年有一句名言叫“打开监狱找左派”，就是这个意思。“平”，就是要对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坏头头的造反派平反。“补”，就是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补台，要把撵走的群众组织代表请回来，发挥群众组织代表在各级新生红色政权中的作用。“提”，指提干、提职，即指在恢复的各级党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中要有造反派的代表。“纳”，指纳新，即吸收造反派入党，来源于毛主席1968年关于整党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几次和朱鸿霞同台作报告，都是朱鸿霞大讲特讲“放、平、补、提、纳”，他讲了我就没讲，当然我是完全同意的。以后判刑时成了我的一条重要罪状，我是坦然承担的。在审讯中，我从未将此事推到朱鸿霞、胡厚民二人身上。
    曹承义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率先促进公司党委造反后，对湖北批林批孔的形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武钢党委造反了，武汉建工局党委造反了，武汉燃化局党委造反了，武汉市二医院党委也造反了……一时间，党委集体造反、跑步亮相呈争先恐后态势，满街都是装着高音喇叭、举着党委造反牌子的大卡车游行队伍，形势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省委书记赵修、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时称“两赵一王”）表态亮相支持党委造反，支持革命造反派批林批孔。
    我分别走访过武汉燃化局党委书记王瑞杰、武汉市建工局党委书记刘作祯、武汉市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云，他们几个在文革中本来就支持造反派，所以态度十分坚决，在本系统本单位落实政策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有武汉市财政局局长徐龙，在副局长崔放鸣的影响下也带头造反，我也去与他谈了话。总之在可能的情况下，我都去表示支持。
    “两赵一王”一亮相，落实政策和补台就较顺利地进行。我对省里的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当时朱鸿霞、邓金福（●邓金福：文革前为武钢炼铁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失踪）、潘宏斌、平毅被增补为文革后刚刚恢复的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
当时团省委也在考虑补台，张立国是省委副书记候补人选，他曾征求过我的意见，增补中学红联头头陈文汉为团省委副书记，调新一中头头陈德胜（●陈德胜：1947年生，又名陈实，武汉一中学生，文革中为中学红联第一任一号勤务员、江汉区革委会常委，1986年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4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去团省委工作。我当时是支持的。
文革后恢复的武汉市总工会的主任是董明会，副主任是原教育局长孙文英，董明会不管事，补台的名单是这样确定的：李想玉、吴焱金、钢工总汽发的头头（忘其名）、彭祖龙等。前两个副主任是由市革委会建议的，其他增补的副主任由朱鸿霞、李想玉和我提名。工造总司宣传部长彭祖龙当上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就是我提名的。
本来团省委、团市委、市妇联都要接着补台，各单位也要补台。可是，据说当时有人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干扰了批林批孔。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批判“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走后门指叶剑英等人）后，毛主席说：“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省里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见附录）开始揭批林彪死党刘丰，同时也宣布曾思玉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承认湖北的“两清一批”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但这种大好形势并没有持续多久，1974年下半年，联系实际、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估计与当时中央的激烈斗争有关。
为帮助我回忆当年史实，钟逸先生给我找来1974年 4月“武汉十八厂”翻印的“杜则进”三篇长文的原件，我花两个小时才读完。随着文章的叙述，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杜则进”1974年3月发表的第一篇长文是《炮打曾思玉》，矛头直指上了林彪贼船的这位“活党”。文章太长，我不一一引用，记下小标题即可见一斑：（一）参加林彪反党集团未遂政变的黑干将，阴谋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攻倒算，倒退复辟，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三）镇压湖北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的罪魁祸首，结党营私，以我画线，大搞法西斯专政。（四）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的顽固派，捂盖子、保同党，继续向党的“九大”、“十大”路线猖狂进攻。（五）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人民历史的审判。（六）未结束的结束语。文中提到，曾思玉、张昭剑在受审查时狂叫：“你们攻吧，用一百门大炮也攻不动。”“我想不通，要谈到中央政治局去谈。”文中提到，1968年曾思玉不要胡厚民撤销原钢工总情报组，而要钢工总情报组与军区配合，在高级步校搞一栋房子，提供专用电话和经费，具体工作人员还有钢二司李莉等人，李莉等保存有不少重要资料。这使我想起来，在1972年省首义路学习班，李莉曾拿去一大包材料，要公开张贴，威胁学习班负责人。后来材料被搜走，李莉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还说是他自己承认的。难道李莉后来自杀与那些材料有关？与他在情报组知道曾、刘、方、张的情况有关？明明是曾思玉要搞的情报组，后来又以胡厚民窃听曾、刘首长电话的莫须有罪名，把胡厚民打成湖北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这和美国先支持萨达姆打伊朗、后又搞掉萨达姆是一样的故事。
文中还提到一件事：1969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听完中央《五二七指示》传达后，朱鸿霞、吴焱金、胡厚民当面对周总理说：“反复旧的责任在我们头头身上，我们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对领导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回去以后不要整群众，千万千万不要整群众。”周总理当时表态说：“曾思玉同志，你们都在这里，回去要做细致的工作，可不能压群众。”曾思玉表态：“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坚决按总理意见办事。”回汉后却并不照办，相反大整群众。这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事，因为有谈话纪要在，我自己几十年后早忘得一干二净了。周总理和我们谈了四个通宵，说了多少话啊，现在能记住的是少之又少。
    “杜则进”的第二篇长文是《省、市委怎么办？》小标题是：（一）湖北问题的严重性（揭露曾、刘、方、张四条汉子与林彪又粗又长的黑线，否定工代会，推翻各级革委会，全面镇压造反派）。（二）几个关键时刻。（三）现在怎么办。
    “杜则进”的第三篇长文是《我们怎么办？》内容就不赘述了。其中有三个单位挖“北决扬”的统计数字：新华瓦楞厂，挖出北决扬分子34人，占造反派人数的56%；武汉机床厂，挖出北决扬分子600人，占造反派人数的75%；武汉汽车配件厂，挖出北决扬分子1600人，占造反派人数80%。后来查证落实结果，一个也没有。
    用事实说话是“杜则进”的写作特点之一。
    据我回忆，类似这样的长文应有十几篇之多。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高举批林的旗帜，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遗憾的是“杜则进”的主笔龙梅生因此而被判劳教3年，80年代英年早逝；另一位主笔郑需龙因此也坐过牢，现已中风；唐济源也中风多年，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现在重读他们当年留下的文字，倍感亲切，有见字如面之感。文革幸存的同志们，何妨也给后人留下一点文字呢？

和董明会去英山县参观


1974年夏天，受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指派，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董明会为团长，我为副团长，一行约40人到鄂东英山县参观和学习英山县农业大学大寨的先进经验。沿途经过黄陂、新洲、大悟、罗田、浠水等县。我们一行是坐的一辆大交通车，途经浠水县的时候，董明会特地和我们一块去拜访饶兴礼家，因为饶兴礼与董明会同为中共中央委员。饶兴礼不在家，是他妻子接待的。饶兴礼的妻子是位典型的农村妇女，裤脚卷得老高，说着我们听不太懂的浠水话，然后领我们参观他们家新做的房子。房子面积不大，只有一层，不过80平方米左右，家具极其简陋，还比不上稍富一点的农家。
沿途我们还参观了被称为“板栗之乡”的罗田县种植板栗、养蚕、晒制黄花菜、养猪等农副业生产。车到英山，我们才知道英山县是人烟稀少的山区。有时车在盘山公路上开许久看不见一个人。汽车开到了深山，我们居然看见一个全身赤裸裸的男人正挥锄挖地，衣裤都放在地上，吓得同行的女同胞不是捂住双眼，就是把脸转向别处。我细看那赤身裸体的男子，他年约40岁左右，也停下耕作看着我们，他似乎很奇怪，山里怎么开来了一辆汽车？他用锄头支地面对我们，全身一览无余。我们起初怀疑他神经是否不正常，在那个年代的裸体秀并不多见。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原来是我们少见多怪。由于山里人迹罕至，天热时常有男子裸体劳作，我们突然闯到了那里，是无意中看到了这出西洋镜。
英山县学大寨后，也开出了类似大寨的层层梯田，还在光秃秃的山上植树造林，发展养牛、养猪、养鸡等副业，农民生活水平有一定提高，所以市里组织我们去参观学习，也让我们体验一下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

力荐吴官正出任市科委副主任


北京六厂二校（●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经验是北京市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经验。湖北省从1969年6月开始模仿北京六厂二校抓典型的经验，也搞了“六厂一校”的典型引路。王克文1973年担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以后，要我抓六厂一校工作。
有一次，大约是1975年，葛店化工厂的两名军代表要向王克文汇报工作，王克文通知我到他家去听汇报。军代表在汇报时提到了该厂革委会副主任吴官正，说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1968年分配到葛化的，工作表现很不错，特别是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搞得很好，在葛店化工厂很有群众基础。王克文说：“这样的人才可以调到市科委来抓全市的技术革新工作。”军代表说：“吴官正人是不错，但可惜他是造反派，不能重用。”军代表走后，我问王克文将吴官正调到市科委来作何安排，王克文说：“先让他当一般的工作人员吧，搞得好再说。”我说：“军代表说造反派不能重用是完全错误的，与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有真才实学的造反派应该大胆用。吴官正在厂里就是厂革委会管技术的副主任，你把他调到市科委当工作人员，完全是埋没人才，不能因为他是造反派就进行打压。再说，他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与武汉市的派性不沾边，提拔吴官正不会引起任何非议。你要调他到市科委来，至少当个副主任。”王克文问：“你说他当副主任行吗？”我说：“他肯定能行。一是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凭他的文化水平肯定够格；二是他在工厂的实践证明他搞得不错。你要提拔人才就要大胆提拔。”王克文当时表示：“我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不久，吴官正就被调到了市科委当上了副主任。
吴官正当上市科委副主任，与我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也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关键的一步。在极力推荐吴官正的问题上，与我的造反派情结是分不开的。如果军代表不说他是造反派不能重用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卖力地向王克文书记力挺吴官正。后来我跟吴官正接触较多，彼此也非常熟悉。吴官正在襄樊会议（●襄樊会议：1976年7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襄樊市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推广学习襄樊经验）期间明确表示支持造反派。但我从来没有当面跟他谈过他到科委任职是我推荐的。在我陷入困境时，知情的亲友曾劝我去找吴官正寻求帮助，我不做此不明智之举，这也不是我的为人之道。我今天说出这段历史，已经完全不会影响吴官正的前途，只是说明任何人的命运，都有可能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而改变。

带队到沔阳支农


    毛主席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可邓小平1975年1月重获重任，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就立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1975年刚刚来临，邓小平就以“整顿”为名开始整造反派。湖北、武汉的当权派按照他的旨意，首先就是将我们这些已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踢出革委会，“滚”到农村去，美其名曰“下乡锻炼”。
    春节以后，省、市委领导人就奉命通知我们滚蛋了。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分别下放到通城、麻城、大悟“挂职锻炼”，职务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兼人民公社社长。
    李想玉和董明会不知为什么没有下乡锻炼。对我的安排是由市委书记田文找我谈话，通知我带一个小分队到沔阳县（今改名为仙桃市）去支农，我任支农小分队领队，队长是武汉柴油机厂技师陈传保，他曾出国当过援外专家。我同陈传保见了面，带上队员就出发去沔阳县了。队员有武汉柴油机厂李洪洲、朱大军等十几个人，他们在文革中大都是保守派的观点，但我和他们却相处得很好。
    原先我以为下乡支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还特地穿上破旧的工作服，准备随时参加体力劳动。后来才知道这次的支农根本不需要我干任何事情，实际上我去了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是市委强行安排的一个差事，我只需表面上带好队就完成任务了。实质上是只要我“滚”出武汉市革委会，和广大的造反派工人群众隔离开来就行了。
    我们到了沔阳县，受到县委领导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设盛宴招待我们，唯恐照顾不周。县委为什么要盛宴招待我们呢？一是招待由公家买单，他们自己也可以陪着吃喝；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下乡支农是纯义务性的。文革中当局非常强调工农联盟，强调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工矿企业要大力支援农业，所以，不仅我们下去的人修理柴油机不收钱，连修理用的零备件也是白送的，修完后我们往往还要留下一些零备件，这些零备件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是紧俏物资，就是拿钱也买不到的。
告别沔阳县委，我们就下到各区和各公社去修理柴油机。我们下乡后的每餐饭都是由各区、公社或大队领导人陪着我们喝酒吃鱼吃肉。中国的农村素来有尊重工匠手艺人的传统，当时凡是来了汽车司机、电影放映员都是要盛情招待的，何况我带的都是当时农村迫切需要的专修农机的师傅。这里是有名的江汉平原、鱼米之乡，沔阳的地方特色菜“沔阳三蒸”（蒸肉、蒸鱼、蒸菜）是很有名的。沔阳县和洪湖县原来就是一个县，1951年才分成两个县。历史上的沙湖沔阳洲就是拍摄电影《洪湖赤卫队》外景的那一带地方，这里产的野鸭、野兔、莲藕、菱角、甲鱼、皮蛋、盐蛋也是闻名天下的。我们每餐饭都特别丰盛。每人每餐按规定交两角钱、半斤粮票，每次不是我强行塞给人家，人家是坚决不收的。我们走遍了长趟口区、通海口区、湖场区、彭场区大大小小的公社、大队、小队，为农村修理了数不清的农用柴油机，同时也吃遍了沔阳的美食。可惜我是个以素食为主的人，许多荤菜，例如螃蟹、乌龟、甲鱼、黄鳝、青蛙等等，我是从来不吃的。如果我是个好吃佬、美食家，那真可以餐餐大饱口福。因为我是领队的，农村的各级负责人总是主动来找我聊天，希望我多给他们留一些零备件，如飞轮、曲轴 、油嘴一类的易耗品。我的队员们私下告诉我，零备件不要随便乱给，谁对我们招待得好就多给一点，招待得不好就少给一点，灵活掌握。于是我就成了农村负责人重点巴结的对象。
有次在长趟口，一位公社党委书记与我闲聊时谈起如何抓甲鱼的趣事，他说：“我们晚上拿一根竹竿和一个手电筒，就可以抓到好多甲鱼。因为甲鱼是排着队往前走的，领头的甲鱼警惕性很高，东张西望，小心翼翼。这时你只要把竹竿轻轻地伸到领头的甲鱼面前，它就会将竹竿一口咬住，甲鱼无论咬到什么都是不会松口的，你把竹竿拖回来，再把甲鱼的脖子一掐，甲鱼就掉进特制的篓子里出不来。然后再用竹竿去抓第二只，后面的甲鱼全无警惕，真是手到擒来。”我听得兴起，附和着说：“甲鱼可是补品，是好东西啊！”书记连忙说：“知道了，你等着。”他起身匆匆离去，我当时也不知他要去干什么。过了约莫两小时，书记弄了一大脚盆鲜活的甲鱼回来了，我的队员们欢呼雀跃：“今天可以饱吃一顿甲鱼了。”书记喜形于色，我却哭笑不得，我可不敢吃甲鱼！我问书记，大白天你们怎么一下子弄回这么多甲鱼？书记说，用滚钩挂上新鲜猪肝，丢到湖塘里，就会自动上钩，一拉一挂。你们想吃甲鱼就找我。那顿饭，大家吃得欢天喜地，唯有我吩咐炊事员给我端来一盘腌菜，那是我吃得最糟糕的一次，也是我给农村留下零备件最多的一次。公社书记见拍马拍到马腿上了，满脸愧色，连连向我道歉：“不晓得您老不吃甲鱼，应该给您老多做几个合口味的菜，下次一定叫您老满意。”我是个从不计较吃喝的人，只是这次又大开了一回眼界。
    有天我们正在修柴油机，碰到三个武汉人，一个是武汉话剧团编剧苏瑞，另两个是武汉楚剧团演员黄文革、吴波，我们在市革委会组织的春节慰问团时早就认识，原来他们是到农村来体验生活的，吃、住都要自己掏钱。我说：“你们跟我们一块支农吧，每餐二角钱，半斤粮票，酒肉管够。”他们三人这下算是碰到贵人了，马上赞同我的建议。由于他们能说会唱，给我们单调的支农生活带来了生机，大家都很高兴。苏瑞是个很有才的人，每天和我谈古论今，说对联，猜谜语，讲他的见闻，我们每天的日子非常好打发。
    我本来是准备来吃苦的，想不到这次支农却是餐餐酒肉，酒醉饭饱，大家真有点乐不思蜀，忘了文化大革命了。但当年6月4日，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秉承邓小平的旨意，在全省扩大会议发表讲话，再一次把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指向革命造反派。我后来于1976年元月，还是提前回到了武汉，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也不在乎那些酒肉了。
    我离开支农小分队后，听说队长陈传保1976年3月在武汉市一次乘公共汽车时，为让孕妇先上车，他自己被突然启动的公共汽车甩到车轮下轧死了。多好的一个人啊，虽然我参加支农时什么事也不做，跟着他们白吃白喝，他和队员们始终把我当市革委会领导来尊重。我和李洪洲等人找到田文书记，妥善安排了陈传保的后事和他的家属。时间过去四十多年，我依然会常常怀念起那段支农的日子和与我亲密相处的保守派工人同志们。

最后一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是多事之秋，是个大灾难的一年。那年是闰八月，老人们都说：“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就在1976年来临之际，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发起了反击，邓小平复出前多次向毛主席作检讨，表示坚决和刘少奇划清界限，拥护文化大革命，并且保证“永不翻案”，可是一旦大权在握，就大搞翻案活动。1976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毛主席痛心地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主席还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邓小平还是白猫、黑猫，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这时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总理耐心地聆听着毛主席的指示以及毛主席新发表的词《重上井冈山》，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元月8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说实话，我是非常崇敬周总理的，他的品德和风范无人能比，没有周总理的支持，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他一生支持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文革中夜以继日地操劳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常几天几夜才睡几个小时，他是累死的。
1967年10月周总理来武汉，刚下飞机就派人到处找我，他凡事亲力亲为，十分注意每个细节。1969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话的四个通宵里，周总理始终端坐，偶尔接过服务员递给他的药，还要道谢，坐累了站起来活动一下，也保持良好形象。他说话和气，从不给人扣帽子。在四个通宵里，谁都会去洗手间，唯有周总理一次也没去过。我后来甚至怀疑，他的膀胱癌是长期憋尿给憋出来的。周总理在我心中是一个完美的人。
毛主席说邓小平“柔中寓钢，绵里藏针。”“是个钢铁公司，有人见了怕。”“我活着能治住他，我死后谁也管不住他了。”
1976年，原武汉市副市长王家吉与我闲谈中说他以前见过邓小平，是一种让人很害怕的感觉。
政治强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当然不答应，于是有了1976年初华国锋传达中央四号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打招呼”会议，号召紧跟邓小平的当权派“转好弯子”。
最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无疑是受邓小平压制的造反派。在武汉市组织领导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当然又是胡厚民，他是个职业革命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每次运动。
这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潘宏斌、田学群、曹承义、彭勋、郑峰（●郑峰：1939年生，文革前为市档案处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二号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和我等人在傅廉家聚会，傅廉夫妇用很丰盛的酒席招待我们。胡厚民、曹承义、潘宏斌、郑峰和我都较能喝酒，大家很久难得聚在一起，非常高兴，结果郑峰当场喝得大醉，吐了一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乘着酒兴，大家边吃边谈，说得最多的是胡厚民和彭勋，大家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坚决反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胡厚民提出要请沈复礼出山，曹承义自告奋勇接受任务。沈复礼是清华大学高材生，曾当过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和吴官正是校友，文革中是钢工总核心组成员，三结合时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他为人沉稳低调，反对过激行为，新派对他特别有好感，称他为钢派中的新派。他在钢派的内部威信也极高，与胡厚民同一个厂的原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的李承弘一再声称自己是“沈派”。另一个重要头头顾建棠，只需沟通一下就行了。顾建棠，共产党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干部，长办联司一号头头，毛主席逝世前中央已决定他到水电部当副部长，也是沉稳冷静的人，在长办系统内有很高的威信。
胡厚民提出：这次批邓，要请两位造反派中共中央委员举旗子。这两位一位是钢工总常委、省革委会常委、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另一个是工造总司成员、武汉国棉三厂劳动模范谢望春。夏邦银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谢望春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以后的会都是在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家开的。经过讨论，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七个人，简称“夏、谢、朱、李、吴、胡、顾”，又被称作“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勋）的点子”。
除了领导小组，还有参谋班子。参谋长是胡厚民，成员有顾建棠、沈复礼、聂年生、彭勋、曹承义，其中聂年生仅参加一两次会就自动退出了。参谋班子又戏称为摇鹅毛扇的鹅头鹅毛班，胡厚民被称为鹅头，其余都是鹅毛，大家常以此互相取笑。
参谋班子经过研究，提出：为接受反复旧运动的教训，这次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充分运用宪法保障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以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1975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要把通过两清一批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再“请”回来。办法是：“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是顾建棠提出来的。这本不是什么新鲜货，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而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夏邦银到中央开会听到的北京和上海经验，是夏邦银打电话告诉朱鸿霞和胡厚民的，当时也是这么做的。这句话竟成了篡党夺权的“基调”，连同严常提出的“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的所谓反革命“策略”，在1982-1983年审判造反派头头时分别追究每个人的罪行，沈复礼也因此而坐了几年牢。
会后，由彭勋拟定十几条顺口溜作为大标语，由曹承义派人刷遍武汉三镇。大标语有：“湖北有个赵辛初，扩大会上来讲话，手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六四讲话大毒草，滚出去要请回来”，“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等。其他几首记不得了，内容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个在武汉市建工局礼堂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告的也是彭勋。
彭勋、共产党员，原湖北大学青年教师，左派造反，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老资格的造反派，有很好的口才。一次在同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谈了五个小时的话以后，张体学很欣赏他的口才，说：“你真是个油嘴啊！搞得好前途无量，搞不好会成第二个梅白。”谈话时有其他新派头头在座，“彭油嘴”的绰号很快传开了。文革中，江城父老不一定知道彭勋的大名，但一定晓得“彭油嘴”。他不仅能说，也是造反派主要出点子的人之一。
1976年2月，以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领头，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共22人署名的《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在汉口水塔公开张贴出来了。由在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带头写大字报上街，在武汉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武汉三镇引起轰动，大字报很快被转抄、翻印。大字报是由参谋班子执笔写成的。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后，还张贴过第二封信。由于我没有参加公开信的起草，信的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
夏、谢领头的两封公开信和彭勋的打油诗标语以及随后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彭勋、曹承义等人在各系统和单位的演讲，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点起来了，基层的造反派群众也迅速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
与此同时，官方组织的批邓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多半是由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会上对报上公开的邓小平右倾翻案言论进行批判，都是空话、套话，没有联系实际的内容。不过可以说明一点，当时似乎是人人都赞成批邓的，至少是口头上，公开跳出来反对批邓的人没有。湖北十堰有个第二汽车制造厂分厂书记，仅仅只是因为没有发动本厂群众批邓，后来被邓小平发现，如获至宝，一下子提拔到中央去了。可见当时的批邓是多么正统，多么合法。
不搞大型群众性运动怎么办？我们就小范围促省委“转弯子”，省委领导人当时不敢说不转弯子，相反“转弯子”喊得震天价响，只是具体怎么转、向哪里转的问题。为此胡厚民带领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两次到省委常委会上去促省委。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能顺利地进入省委常委会会场呢？因为夏邦银和谢望春作为在汉中央委员，可以当然地列席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会开会时，夏邦银打电话通知胡厚民，胡厚民就带队前去，自然一碰一个准。“冲击”省委常委会也是审判时量刑的一个罪名。当时根本没有冲，那么少的人想冲也冲不进去。我们本身都是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有证件，而且两次都是夏邦银出来接进去的，为的是面对面与省委领导人交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看法，我们平时与省委领导人十分熟悉，都是心平气和地谈，对这种方式的谈话，赵辛初等当时也是认可的。他们不愿看到的是在社会上闹得很乱，是1969年反复旧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省委领导人与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一、省委是积极转弯子的，坚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滚”下去的全部请回来。三、“两清一批”犯了扩大化错误（我们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在涉及造反派头头入党、提干、补台的问题上意见未能统一，在湖北省委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上各执己见，其中省委书记韩宁夫对立情绪较严重。
街上的大标语依然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就在通往长江大桥的龟山山坡上用红油漆写了“打倒邓小平”五个大字，署名朱鸿霞。此处人来车往，流量极大，这幅大标语也算是深入人心了。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以悼念周总理为名，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的群体事件。毛主席、党中央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目的、有后台的反革命事件。由华国锋亲自出面、吴德等人共同指挥的首都工人民兵平息了这场风波。由于毛主席、党中央认定邓小平是整个事件的后台，毛主席亲自提议，4月7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两个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正在一冶开会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听到广播后，一片欢呼。我们紧急开会研究如何乘此东风促省委转弯子，曹承义则开了多辆广播车连夜到武汉三镇传达这激动人心的消息。广播车高音喇叭高呼：“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拥护中央正确处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随后，曹承义又带人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曹承义是全市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线总指挥，他在这场决死斗争中不辞劳苦，非常卖力。当时，在一冶开会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吃、住都是一冶安排的。
4月8日，据说是武汉电信局的造反派知道了省委上午召开电话会议的消息，把这个信息报告了胡厚民，也有人说是正在省委开会的夏邦银给胡厚民透了风，胡厚民说要到省委，我们就跟着去了。到了省委门口，大门洞开，哨兵也不拦阻，因为一辆满载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的卡车正冲了进去，这显然是朱鸿霞、胡厚民派来的，全部是武重钢工总的战斗队员。我们紧随其后进入省委二楼会议室。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书记们正在开会，战斗队员们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去就拉赵辛初等人，待到要拉宋侃夫时，我挡在前面说：“不关他的事。”将他留了下来。此时我为什么要保宋侃夫呢？作为原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他在文革初期是重点批斗对象，既受到造反派的打压，也受到曾、刘、方、张等军队首长的排挤。批林批孔运动时，胡厚民和我曾去过宋侃夫家，我们谈得非常好，他对造反派并无怨言，长期靠边站的他不存在任何整造反派的问题。他虽参加省委开会，可他无职无权，把他抓去于事无补。于是，我们只同意带走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和赵修、韩宁夫，并临时决定在汉口闹市区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开群众大会，请他们三人分别在会上表态。接到通知的钢工总武汉粮食局兵团的负责人黄礼寿立即组织人布置会场，等我们到达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从武昌水果湖到汉口武胜路的途中，赵辛初等人内急，一时无法找到厕所，我们就让战斗队员看着他们，在僻静处解决问题。我们一行人到了武胜路新华书店，队员们扶着赵辛初等省委领导，从软软的竹梯爬上大会主席台。大会由我主持，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发言中他们都表态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表示坚决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子，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朱鸿霞、胡厚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那次大会还录了音。参加大会的群众非常多。这一次活动又通了天，中央很快打来电话：抓走赵辛初等领导同志是错误的，应赶紧送回去。我们接到电话时，已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省委领导安全地护送回去了。
这件事也是后来分别给参与这项活动的每个造反派头头判刑的“罪行”之一。对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有点仓促和过分，但审判我时，我一口承担，既不推诿，也不辩护。这次行动以后，胡厚民等还商定了许多计划，有些我没有参加。因为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震动中国和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有一批伤病员转移到武汉治疗。我作为市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多次安置和治疗伤病员的会议，我到火车站亲自接送伤员，还到医院一个个看望伤病员。有一次我看望一个青年，无意中问到他的家人，他大哭不止，原来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幸存。得此教训，我再也不敢询问唐山地震伤病员家人的情况了。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湖北、武汉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和战果，胡厚民的设想完全成为泡影。随着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华国锋的背叛，毛泽东晚年倾全部心血干的一生中第二件大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不仅全国造反派面临灭顶之灾，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崩溃。文革中的造反派成了建国以来被整时间最长、迫害最深的群体，共产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作为社会底层的一个弱势群体，造反派一直在为人权、民主、自由、公正而抗争，他们的斗争矛头一直指向压迫人民、整群众的官僚阶层，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反抗压迫的机会，也是刘少奇、邓小平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造反派逼上梁山。造反派始终是一群无辜的人。同走资派和他们操纵的保守派比较起来，造反派那点过激行动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有权整死人和杀人不负法律责任的是走资派和保守派头头，还有文革初期“破四旧”、斗黑帮和整地富反坏右的保守派红卫兵。这种极大的不公正一直被权力掩盖着，历史必将以铁的事实还造反派一个公道。

襄樊会议，一次转弯子的会议


1976年7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襄樊市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推广学习襄樊经验：1.党委统一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了团结，促进了生产。2.通过批邓，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3.学习襄樊棉织厂经验。省委领导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王克文等参加并主持了这次大会。
我是坐自己的小车去襄樊的。一路上，天气非常炎热，中途停车喝水休息时，碰到坐采访车赶来的湖北日报社刘素珍（●刘素珍：女，1934年生，解放前为纱厂童工，1959年到湖北日报当记者，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湖北日报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等人，便一同直奔襄阳。到了襄阳，我住在襄阳饭店四楼。汉江从襄樊市中穿过，把襄阳、樊城分开。连接襄阳和樊城的有一座难看的铁桥，据说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领导修建的，当时没有设计图，孔庆德叫人把珠江大桥的图纸拿来，两头一砍，取中间一段，依样画葫芦建了襄阳大桥，叫人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襄樊市和襄樊棉织厂的负责人均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他们弯子转得快，转得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较能正确对待造反派，许多造反派头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入了党，是党员的进入了党委领导班子。我们在会下议论时认为襄樊经验很好，武汉和湖北各地也应参照执行。吴官正也和我们一起议论，说造反派头头进党的领导班子，正是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在襄樊会议上，按会议指定的座位，我始终和王群坐在一起。王群当时是部队首长而在地方任职，以后他当上了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由于我也当过兵，又与王群是湖北新洲县的老乡，天天坐在一起，谈了不少话，混得很熟。想不到若干年后，与王群原本不认识的彭祖龙在内蒙古得到王群的帮助，成就了一番事业，率先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而我却再也没见过王群。
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薛朴若的一次发言，他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大的造反派，毛主席是造反派的总司令。他老人家一声令下，造反派总是冲锋在前，因此，造反派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战士。造反派不入党谁入党，造反派不掌权谁掌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要联系实际，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薛朴若的发言很长，我只记得这些，他的发言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记得赵辛初和赵修在大会上讲话的调子也是很高的，使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受鼓舞。会议期间，还组织我们到隆中参观了诸葛亮故居。
回汉以后，省委决定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并考虑尽快解决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等人的入党问题。夏邦银在省委常委会上还提出要胡厚民进省委组织部、沈复礼进市委组织部。王克文书记还专门找彭勋谈过话，有意让彭勋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水电部长钱正英到湖北省委要人，准备提拔顾建棠到水电部当副部长。据说夏邦银和胡厚民为省、市的人事安排问题很费了一番脑筋。襄樊会议是一次“转弯子”的会议，是一次落实造反派头头政策的会议。当时的形势发展是很好的。

不甘受辱  纵身一跳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不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被“一举粉碎”，国内政局发生根本变化。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几个人，也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灭顶之灾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     
我实在是一个在政治上太不敏感、反映太迟钝的人，我以为只要自己和中央那几个人毫无来往，文革中既无现实的犯罪问题 ，又无刑事问题，当局对我的处理充其量不过撤职受批判而已。和1967年6月24日被武装的百万雄师无端杀戮一样，这次我也没有做好挨整的精神准备。倒是一些经常挨整的同志事后告诉我，应该把他们想象得坏一些，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不管把他们想象得多么坏都毫不过分。                  
1976年11月，省市当权派纵容打着“工农兵”（改头换面的百万雄师）旗号的一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听说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人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我不愿受辱，于是妻子带着我到她的亲戚、朋友家，还有彭祖龙介绍的一位同事家，一家一家地躲藏，暂避风头。有一家人，家里还要照顾高位截瘫的病人，又要照顾我，我感到十分不安。在逃难期间，我什么人也不见，什么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只是埋头看书、倒头睡觉而已。我尽量不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尽可能少麻烦人家。我一共逃亡40余天，也给掩护我的每一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彭祖龙介绍的那位同事家的女儿因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焱金”，并拒绝主动揭发交待，在“说清楚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抓纲治国”运动中被开除团籍。当年，开除团籍处分还是比较严重的处分，意味着永远失去当局的信任，在工作、学习、晋升等各方面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市革委会通知我的家属，让我必须到市革委会去报到，我于1977年元月5日到了市革委会，立即进了市革委会专门为我举办的“学习班”。所谓学习班，类似于今天的“双规”，是强迫限制被办学习班对象人身自由的监狱，被办学习班的对象如果因文革问题判刑以后可以折抵刑期。我们所有因文革坐过牢的人们，经过比较都一致认为，学习班里除了吃饭、睡觉条件好过监狱，其它各方面比在监狱更难受。我的学习班场地就设在我和谢滋群的办公室里，这两个办公室分别有100多平方，这是原国民政府时期德国领事馆的红瓦斜顶三层楼房，外形类似现存的武汉市外办的楼房。文革后被拆掉，重建了现在的市长办公楼。学习班由某处长主持，我已记不得他姓甚名谁，副手是城建委干部吴青华，因此人整我最凶，故至今未忘其名。还有许多监督看管我的人则是由城建系统抽调的原百万雄师骨干，有干部也有普通工人。
学习班刚开始是走读，白天交待问题，还可以每天晚上回家。当时，我妻子胡瑞玲因大量吐血，正在医院住院，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癌。不久，学习班改成隔离审查，我不仅不能回家，也不能会见亲友，我妻子的病情确诊是大叶性肺炎，已经排除了先前怀疑的肺癌，但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我并不知道。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并不害怕也毫不回避交待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问题。我跟办学习班的人讲，我一没有现行反革命言行，二同“四人帮”没有交往和组织联系，三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四是我从没有搞过抢枪武斗，五是我十年来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老干部，相反很多市里的老干部曾受到过我的保护。因此我自认为这次过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谁知这些人抓不到令我害怕的问题，便变着法子想要置我于死地。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40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联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40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他们多是妻子的亲朋好友，我无端出卖他们我还是个人吗？今后还能面对社会和他们吗？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所有和我有牵连的人都会立即失去自由，和我一样被关押起来，被迫交代和我接触的点点滴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它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很大，甚至超过我在文革中干过的每一件事，这是打死我也不能说出去的。于是，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40 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在谢滋群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想起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为营救王锦铭去过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到那里的可怕景象，难道是要我也去做丧失自由和尊严的阶下囚吗？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这些中外名言在脑中盘旋。想到父亲身患癌症，妻子患绝症正在住院，想到我愧对的六二四死难烈士的冤魂……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这非法的所谓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将文革的一切留待历史评说。第二天，1977年 5月 22日午睡时间，我照例睡不着觉，而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念，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


我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病床上，脚上打了钢钉，上了牵引，腰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据医生说，晚送来十分钟就完了。
病床立即成了戒备森严的学习班，隔离审查继续进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导致尾骶骨以下丧失知觉，大、小便严重障碍，完全吃不下东西，专案组不得已将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来病房处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烦事。后来妻子回单位接受审查，专案组又出新招，将我患胃癌的父亲叫来病房处理这些特别护理的杂事。我每天的检查交待、接待外调还需照常进行。这期间，我告诉妻子自杀的原委，妻子埋怨我，说这种事即使说了也没什么，为此牺牲自己不值得。后来我交待了避难四十天的经过情况，他们派人详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上纲上线的事，便再也不问我外出避难40天的事了。反过来要我交待为什么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外出避难40天的事交待了后，虽然对当初保护过我的人没有造成致命伤害，但我至今仍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一顶到底呢?在医院里，专案组的人还经常用“你想不想治病”来对我进行威胁，但我已经到了这种状况还怕什么呢？事实上，由于没有全力进行认真治疗，使我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和严重后遗症，至今头疼、腰疼、膀胱疼，不能正常大、小便，完全不是人过的日子。记得病房当时有位姓喻的女医生是对我十分积极治疗的，但没有几天就不让这位医生在病房出现了。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一直进行到大约11月份，我终于有一天拄着双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医院转悠活动一下。我看到整个医院贴满了大标语：“打倒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打倒吴焱金！”“吴焱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搞笑的是，“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也不少。
我知道医院不是我的久留之地，但我病得如此严重又能送到哪里去呢？这一天很快来到了。1977年11月的一天，我一早便被押送到武汉剧院，里面坐满了人，看守告诉我这是全市的广播大会，听众有百万人之多，你要放老实一些。大会开始，和我同台被批斗的人是市革委会常委、钢工总头头沈复礼。我听到不断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我，说的却是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无非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斗。我当时想，文革十年中，我从没打过人或指使别人打人，如今被当权派指使人控诉，而走资派指使百万雄师无端杀死我的战友28人，他们无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更可笑的是夏菊花也上台控诉我，这完全是专案组故意搞的。因为我在学习班说过：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夏菊花说成百万雄师头头，到处抓她去批斗，我很反对，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杂技演员罢了，不能因为王任重的文章说她是“一朵红花”就整她。有一天工造铁军的小青年居然自作主张将夏菊花抓来关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我闻讯后立即去和夏菊花谈了话，并当即派人送她回去，她当时很感激。后来她和我街坊、三轮车工人余宏杞在部队当干部的儿子结婚，我路过她家，她经常在门口和我热情地谈话。
今天专案组特地安排夏菊花上台控诉我，显然是想用事实来反驳我的说法。这些篡改历史的人也是太可笑了。最后，大会宣布我三项罪名：一、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三、充当“四人帮”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后将我押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
搞笑的是，在大会上，不断有人呼喊群情激昂的口号：“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就打倒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吴焱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先生们，你们当初在毛主席面前的誓言哪里去了？在那个年代里，你们又能比我高明多少呢？谁不是跟着中央一起表态，许多人说的话更像放屁一样。
奇怪的是，后来判我的刑时，批斗大会上定的罪名一条也不算数，群众控诉的一个字也未采纳，而是等他们特地修改的新刑法出来，牵强附会地套个“颠覆政府”的罪名判我八年。谁颠覆谁，谁说得清楚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被谁颠覆的？华国锋又是被谁颠覆的？胡耀邦、赵紫阳又是被谁颠覆的？谁对谁错，完全是胜利者一句话。可怜的老百姓，你怎么就被这令人眩晕的政治套上了呢？
我不用逐条对判决书进行批驳，只用将它公之于众，明眼人一看自明。1983年元月24 日在审判我前，当局曾为我免费指定两名律师当我的辩护人。我问官方指定的律师：“你们能为我作无罪辩护吗？”答：“当然是作有罪辩护。”我说：“你们连情况问都没问就推定我有罪，我要你们来辩护什么？你们昨天在哪里发财，今天还是去哪里发财。”在法庭上，我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只可惜当时我没有也无法留下文字记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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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8）

跨进看守所的运动犯


尽管我宁死不当阶下囚，但我抗不过命运。粉身碎骨、伤痕累累、死里逃生的我终于跨进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的大门。
来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吃不饱饭的看守所，如同走进了活棺材，显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然而在我看来，看守所同在高墙外隔离审查的“五不准”学习班比较起来，简直是人间天堂！这里没有大呼小叫的批斗，没有无休无止的逼供、诱供，没有置人于死地的威胁……相反的，在牢房里，政治犯（在牢里又称“运动案子”）是受到刑事犯人尊重的，连管教干部在态度上也将我们政治犯和刑事犯区别对待。刑事犯如果有大声喧哗或其他违犯监规的行为，轻则训诫，重则镣铐加身，严重者还会被丢进隔音室。而对政治犯们则要客气得多。
初进看守所，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小便不能自理，看守所派了四个刑事犯照顾我，这四个人居然不嫌脏臭，照顾我一年多。人人都知道牢房里有牢头号霸，但我关押六年多，换过几次监号，我在所有坐过的几个监号里没有发现号霸欺凌弱小的行为。在我坐过的牢房里，政治犯的地位高高在上，谁也不敢侵犯。以下依次是杀人犯、抢劫犯、盗窃犯、经济犯，最下层和备受歧视的是犯 “花案”（强奸犯或鸡奸犯）的。牢房里生活是极其单调和枯燥的，伙食又出奇的差。我们刚去时据说每月的伙食费是八元钱，一日三餐九两糙米饭，有盐无油的水煮菜，甚至一连多日吃腌菜。一星期内有两次菜中有水煮的几小块豆腐是大家盼望的营养餐。如果想吃红烧肉呢？得拼命做火柴盒，每人每日达6000个以上为甲等奖，达到了这个标准的每周有一次可以吃到八小块红烧肉；平均每日做到5000个者，每周可以奖励七小块红烧肉；日均在5000个以下为丙等奖，每周奖励六小块红烧肉；个别表现不好者吃不到肉。看守所里逢年过节才能吃到馒头和油饼，数量也很有限，想吃饱是做梦。因为油少饭少，如同三年自然灾害一样，个个是饿鬼。湖北人有句俗话形容吃相难看：“像饿牢里放出来的”，以前没体会，到牢房里就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我同号的一个小青年，肚子特别大，每天早上发给每人的一点开水，每人约两碗，供饮用和洗脸，他总是一饮而尽，还向别人要水喝。他总是笑着说：“饭不够，水来凑。”他每天趴在风门前苦苦哀求：“阿姨、大姐，加点菜！”由于他嘴甜，送菜的经常将没分完的剩菜全给他，他一下全倒进自己的脸盆里，一脸盆菜竟独自吃光。有时要不到菜，他干脆把做火柴盒的糨糊吃掉。牢房里也不止是他一个人吃，后来看守所换上化学糨糊，他吃得呕吐才不敢吃了。监号里最奇的是赌饭游戏，叫做吃饭“放卫星”。赌胜者将全监号所有人的饭一次吃掉，不吃菜。赌输者只能吃自己的一份水煮菜。有的六七十岁的人居然一次能吃近两斤米饭，这种事情社会上没有亲历过的人有谁会相信呢？
虽然饥饿是难耐的，但对我来说无所谓，有一次我胃疼，四天没吃饭也熬过来了。生活的艰苦我是毫不在意的。人们多以为牢房里的生活是阴森可怕的，犯人一定会愁眉不展。错了，犯人最讨厌的是整日以泪洗面、愁眉苦脸的家伙，大家的要求是人人都要“快活”，所以“快活”一词成为犯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为了寻找“快活”，上面说的吃饭“放卫星”是一种，还可以土法下棋，土法打牌，“打电话”敲墙互通消息，如176是“要吃肉”等等。最常见的娱乐是吹牛，侃大山，吹牛永恒的主题是“性”和“吃”，真是牢房里缺什么大家就侃什么，实行精神会餐。牢房里是严禁抽烟的，况且也无法搞到香烟，但犯人有办法，每次开门送火柴盒时，有人把糨糊涂在鞋底上，将干部丢的烟头踩进来，扒出烟丝，用纸卷成喇叭筒，然后用事先向医生要的高锰酸钾放在棉花里猛搓打出火来，每人抽一口烟，不抽烟的人用硬纸把烟雾扇开，免得干咳暴露了目标。我当时还用竹签写下打油诗：“谁信竹签能缝衣？棉花搓火捡烟吸。指甲长了地下磨，写字自有牙膏皮。撕张废纸打扑克，拾来碎石可下棋。既防干部又避兵，人人默契知保密。”“人人见面喊快活，照顾死囚吃喝多。青年个个不怕死，老者临刑要人拖。”

在看守所作打倒华国锋的演讲


当时监号内张贴的监规落款仍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制定”，我对干部（犯人对看守的称呼）说：“你们既然仍承认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为合法政权机关，那么以篡党夺权的罪名关押我就是非法的。我当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我没有夺谁的权，是别人夺我的权，我决不会遵守什么监规。”我曾写下打油诗道：“监规上书革委会，要我遵守理太亏。若还承认革委会，你就要听我指挥。究竟谁夺谁的权，哪个错来哪个对。除非主席亲口讲，我已不知该听谁。”
我不守监规的表现是，画上大幅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张贴在监号内，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或大声朗读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抄，高唱《国际歌》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我在监号的墙壁上刻满了我写的各种打油诗，例如：“慷慨赴死固可赞，事到临头并不难。最怕坐牢人有病，不死不活长期关。”“我只服从真理，决不屈从压力。”“烈士是刽子手成全的。”“本是平常老百姓，党有号召即响应。一心紧跟毛主席，十年奔波干革命。光明磊落心无愧，热血满腔天作证。忽报‘元凶’就是我，冤狱五载何处申？”“自遭冤狱愤慨多，无处申诉闹一所。墙上刻满打油诗，对窗高唱《国际歌》。吟罢唐诗背宋词，绝食抗议免吃喝。演讲打倒华国锋，半月隔音室内过。”在看守所，我以写打油诗消磨时间，某虽无才，写打油诗却是信手拈来，刻在墙上的、写在纸上的、写在开水桶上的总共有1000多首，虽然诗歌的艺术水平不怎么样，但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牢房生活和当时的心情，恐怕不是那些大作家们闭门造车能想出来的。我走出看守所时，片纸未能让我带出，我创作的那些打油诗是被抄去作为罪行存档，还是被看守所人员当废纸扔了，至今不得而知。现将我在看守所写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打油诗摘抄几首：“舍得一身剐，什么都不怕。无私心自宽，有理走天下。” “看破红尘万事休，无私无畏即自由。粉身碎骨折磨够，不过洒血抛头颅。要杀要剐宜趁早，从重从快快动手。纵然有理无处讲，砧板上面一块肉。”
不知是出于对运动案的看法和当局不同，还是出于对我身体残疾状况的同情，总之从第一看守所的所长到所有干部都给了我极大的宽容。尽管我在看守所里为所欲为，闹得一塌糊涂，他们从没有对我大声训斥，更没有用刑具惩罚，而他们对刑事犯的惩戒我是亲眼目睹的，犯人“背宝剑”的刑罚是很痛苦的。
干部们反复对我说：“不是我们要关你，关你是由上面决定的。你要闹到上面去闹，不要为难我们。”我说：“我找不到上面，我在看守所闹正是要通过你们反映上去。革命烈士不都是在牢房里斗争吗？我很想成为这样的烈士，烈士需要刽子手成全。”干部们为了让我在监号里少闹，想了很多办法，如单独找我谈话或单独为我放风，送开水给我喝（用水壶烧的开水味道就是不一样），给烟抽等等。我对这些干部直至所长至今仍深表感谢，我在坐牢的几年中给他们制造了数不清的麻烦，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使我的人格尊严没有受到侵犯。直接管我的干部名叫余华山，有较高的水平，就连人称“周阎王”的周所长对我也是很客气的，使我深感学习班和看守所是两重天，早知如此，我也大可不必担心被关进来了。当上阶下囚也是光荣的，曼德拉不也是阶下囚吗？记得大约在1983年的一天，周所长对我说：“裸日的，说是农村富起来了，什么人富起来了？当官的富起来了，流打鬼富起来了，好吃懒做的富起来了，骗子富起来了，老实做事的农民富个鸡巴！”我虽不知看守所外面是怎么回事，但所长能对我说掏心窝子的话，使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干部对我的宽容并没有使我收敛，我横竖是视死如归的，对什么都不在乎，长期的关押使我愤怒，我多次要求治病和公审（在多大范围里抓的我就在多大范围里公审），均得不到解决，病痛的折磨使我忍无可忍。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华国锋署名的长文《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一看就大骂华国锋是骗子，是两面派、阴谋家。我心想，我从未反对过华国锋，在批斗逮捕大会上却将我扣上反华主席罪名，我今天干脆大反特反，大不了将我拖出去枪毙。于是我在全看守所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以最大的声音作打倒华国锋的讲演，大骂他是叛徒、骗子、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这一下不得了，干部带领枪兵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牢房，一拥而上，把我丢进隔音室监禁，再也不怕我闹事了。
我听过犯监规被关进隔音室的刑事犯，把隔音室形容得非常恐怖，一般的刑事犯人关进去半小时即会叫饶投降。
待我被关进去时，睁开眼睛许久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借助微弱的灯光看清了，隔音室约1.5平方米左右，既无床铺也无被褥。地上有一小洞，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洞旁边有固定的脚镣、手铐刑具，隔音室密不透风，只有拇指大的一个小洞透气，既无水又严重缺氧，两道厚厚的门完全隔音，里面闹翻天外面什么也听不见，一副比棺材还要厉害的活棺材！关在里面的人完全是活着的死人。我不知死活，还在里面大呼大叫，很快就窒息晕过去了。有一天，一个看守的枪兵居然偷偷递给我一支点燃的香烟，我抽了几口，因里面缺氧太难受，只得忍痛把香烟丢进洞里去了。枪兵很同情地对我说：“领导规定我不能同你讲话，但我听说，你只要肯认错，马上就可以放出去了。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不知枪兵是真的敢冒险向我透漏机密，还是干部特意授意枪兵来劝说我，反正我不为所动，坚决不肯认错。我对枪兵说：“不信你看，华国锋那样的‘灾麦子’（●灾麦子：武汉土话，即样子难看又没用的人）迟早是要垮台的！”我在隔音室坚持了半个月，身体大受摧残。这天来了一位市公安局孔副局长，人称孔铁嘴，找我去谈话。我不但绝不承认我在看守所演讲有错，还说关押我也是非法的、错误的。我跟毛主席太紧，你们却污蔑说我反对毛主席。我从没有反过华主席，你们非要给我扣上反对华主席的帽子，那我今天就真的反了华主席，让你们按这个罪名给我定罪好了。我多次见过毛主席，我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毛主席批准的，为什么不说我是毛主席帮？我多次见过周总理，一块吃饭、喝酒、看电影、照相，为什么不说我是周总理帮？我从未见过那四个人，为什么把我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我身体有病为什么不给我治病？你们说我有罪为什么不公审？……我侃侃而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孔副局长不耐烦了，一挥手，枪兵不送我回隔音室，却将我送回原监号。我拒不检查，也被强行解放了，以后对我提起公诉时也不提我在看守所公开大反华国锋的事，因为华国锋那时已经被撵下台了，成了又一次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2006年我碰到文革中也被长期关押的鲁礼安，和他谈到了这件事。他分析说：“你当时公开反华主席是要杀头的，看守所为什么不追究？一是当权派和管教干部很多人对华国锋也是不满的，只是这些人反对他的角度和你不同；二是看守所故意瞒报重大事故，把你在看守所公开反对华国锋的事情捅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就不像你那么硬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觉得鲁礼安分析得似乎有点道理。
后来为了要求当局在大范围公审我，我又曾两次宣布绝食，虽然绝食并未达到目的，但表达了我对长期非法关押的愤慨和抗议。
坐牢的日子是单调的也是丰富多彩的，是我坎坷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不是带病坐牢，牢房应是一个安心学习的好地方，从事斗争的好舞台。人生自古谁无死，千万莫做窝囊人。

同监号几个特殊囚犯


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与我同监号时间最长的是长航的一位钢工总战斗队员，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进监号时他已关了近十年。我问他为什么被关押这么长的时间，他说全是因为自己吹牛。1967年6月17日百万雄师大屠杀，有三个人死在老会宾酒楼门口的马路上无人收尸，由于太阳暴晒，尸体腐烂，尸水在马路上印下三个人形，此事震动武汉三镇。而这位老工人竟在与人谈论此事时吹牛说：“这三个人是我的徒弟打死的。”以此炫耀自己武功高强。因这句话被人举报，武汉警备区就把他抓起来了，他交待不出打死三个人的徒弟，只好说自己是吹牛的。由于找不到真凶，他就一直被关押，从来也不提审。在监号中，他依然不改吹牛的恶习。直到我1983年被判刑，他依然被关着，算来该有15年了。他自己说，看来只有被关死为止。
他还告诉我：“我不是被关押最长的，武汉市看守所二所有一个人犯被关押了19年，还被继续关押。此人是某单位的一位保卫干事，单位死了人，而他的手枪里差了一颗子弹，事情说不清也查不明，只好将他长期关押。” 他的一番话吓得我对长期关押充满了恐惧，我更加大闹特闹，要求尽快解决问题。
我的监号里还被关进一个盲人老头，他双目完全失明，家住武胜路存留巷。据说是过于寂寞，于是便收听敌台，被人举报，被捉了进来。我很为他抱不平。一个盲人听听敌台又能怎么样？我们的政权不至于这么脆弱吧，难道这个盲人老头也能颠覆政府、篡党夺权？因为他是盲人，年纪又大，我这个残疾人于是自愿担当起了照顾盲人的义务。我给他端饭、端水、洗碗、洗衣等等。盲人老头动情地说：“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吴焱金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想不到你这个大头头、副市长却来照顾我，看来造反派也不是什么坏人！我原来还以为造反司令不是张飞就是李逵。听你满腹文才，斯斯文文，完全改变了我心目中造反派的形象。”
有一天，牢门一开，看守押进来一个十分英俊的青年，他不像一般的囚犯，整天一声不吭，而管教干部对他却十分尊敬和关照。后来才知道，他是公安局七处（或九处）的一个干部，有一天乘武昌汉阳门到关山的15路公共汽车不买票，与售票员发生了争执，在争吵中，他说：“老子打死你！”他随即掏出手枪一枪打死了售票员，此事引起全市司、售人员极大的愤慨，坚决要求血债血还。据说公安局一直想保他，可是武汉市的电车、汽车的司机、售票员为此举行全市大罢工，还将公共汽车堵在鲁巷至街道口一带。迫于压力，这位青年还是被枪毙了。
看守所的监号本来是“流水席”，关押人员经常进进出出。为了不让我了解外面的信息，也不让别人把我大闹看守所的情况传到社会上去，和我关押在同一监号的人员一直是相对稳定的。不是被长期关押者，就是盲人，或是死囚。关押我的监号成了囚犯们常说的“死号子”。我就在这样的死号子里度过了六年的岁月。我用竹签蘸墨水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空白处写下的诗，记录了我的狱中生活：
孤身谁惯过佳节，年年难过年年过。
观罢月圆观月缺，看了日出看日落。
背亲离朋千朝少，别妇抛雏三载多。
何以略知人间事，唯有报纸和广播。

铁门铁窗加铁锁，哨兵日夜守卫我。
开水热饭送门口，早晨晚上听广播。
身居闹市未闻闹，人在椁中不知椁。
寂寞冷清谁作伴，睁眼便做火柴盒。
一九八一年元旦   竹签写

强加罪名，判我八年徒刑


在我被非法关押时，我一再强烈要求在什么范围抓我，就在什么范围公审我。我要求召开百万人公审大会，当局一直置之不理。直到针对我们专门制定了新刑法，直到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直到审判湖北的夏（帮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后，1983年1月才在武汉又拼凑了一个吴焱金、顾建棠、彭祖龙、曹承义“四人帮”进行审判。据顾建棠查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及湖北省政法委经办“两案”负责人谢杰民的亲笔证言，当时湖北省向中央申报“两案”需要判刑的人是很多的，但中央后来决定，湖北省“两案”只判刑到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个人为止，除个别人有刑事问题外，下面的一律不再审判。但当时把持省、市委的主要负责人违抗中央指示。一定要上挂下联、层层打击，在武汉也搞了一个“四人帮”，于是就有了对我的所谓审判。
    因为我拒绝了当局指派的对我作有罪辩护的免费律师，委托我的妻子作辩护人，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她了解我在文革中活动的全部真相。由于我请了妻子当辩护人，起诉书就送达我妻子，所以，我并没有看到起诉书的文本，也就不知起诉我什么，因而无法写辩护词。再说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要讲稿，有了讲稿也不照讲稿念。1968年省、市革委会成立后，当年国庆搞了一次盛大的群众游行，在这么庄严的大会上，我也是脱稿讲话的。那天我在主席台上作为群众代表讲话，我一开口就是“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然后完全离开讲稿大讲特讲，以至现场的广播声音被关掉数次。
    在法庭上，并不十分了解我文革全部情况的妻子逐条为我作了无罪辩护。
    我本人也在法庭上作了许多插话和发言，并进行了陈述，我的发言要点是：
（一）1967年的一二六夺权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直接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指示。《起诉书》说我是反革命夺权，矛头究竟指向谁？
（二）“反复旧”问题当时已经过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有错无罪。
（三）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代表的补台符合毛主席要“吐故纳新”的指示精神，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当时也认可并积极实施，怎能称为我颠覆政府的罪行？“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不是我总结出来的（其实是朱鸿霞总结的，只是我在法庭上没说而已），但我并不反对这五字方针。至于“你今天放出来，明天就入党，后天就叫你当书记”这样的话是你们编造和强加的，我可没有那么大本事，朱鸿霞、李想玉和我自己文革十年都不能入党，这不是乱扣帽子，胡说八道吗？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个口号不仅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一直到1977年宣布逮捕我的时候，你们不是仍然在“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我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无罪。
（五）我们拥护中央1976年4月7日处理天安门事件，是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我一直对紧跟毛主席的周总理充满崇敬，更没有说过武汉人民给周总理献花圈是反革命，这是你们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
（六）当时逮捕我时在全市大会上宣布我的三条罪状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充当四人帮、夏、朱、胡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现在为什么变成了“阴谋颠覆政府罪”？我在看守所大反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什么不公诉我？这时，公诉人在台上发言，对我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的胡言乱语不予计较。好高的姿态呀！
    1月24日-25日连续两天开公审会，其实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审判不过是走个过场。1月25日审判完了就当庭宣判，宣判完后，对我的关押就结束了。因为我身体残疾，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将近两年释放了我。我被大哥和等在法庭外面的交通车接回家了。
我回家后，因为我要治病，要生活费，1984年夏天去过副市长谢滋群家。我以前去是随到随进。这次哨兵不让我进，我报上名字叫哨兵打电话，打完电话哨兵说：“对不起，首长不见你。”我当时很生气，想起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不少冲击市革委会、找谢滋群副主任麻烦的人，全由我给他挡驾处理了，今天连门都不让我进。于是我写了一封措辞不太客气的信，交哨兵转交谢副市长。
    没想到这件事又给我招来牢狱之灾。我和顾建棠一样，都是宣判完了就回家，何况我还是因病保外就医。就因为这封信，1984年9月当局又把我投进武汉第二监狱。由于我身残病重，解大、小便障碍，既不能参加劳动，也不能同劳改犯住在一起。所以监狱把我单独关押在惩戒犯人的禁闭室里，因为我不是受惩戒的犯人，所以牢门是日夜开着的，我可以自由活动，在监狱内到处逛，随便和人聊天。
    监狱比看守所又好得多了，行动上自由，饭也吃得饱，伙食还不错，每个月还允许亲属探视，送钱送物送好吃的。可以公开抽烟，也可以私下喝酒。我的毛笔字还过得去，干部们纷纷拿来纸笔，请我给他们写条幅或对联，除自己挂在家里外，还拿我的书法送人。
    有一天干部又让我为监狱写大幅会标。我一看，原来是枪毙现行反革命犯，他是与我同监号的青年方家宽，因盗窃而掐死一位值班的老太婆，逃亡期间，他在滨江公园防汛纪念碑上写了“打倒华国锋”的大标语，当时本应立即枪毙，因犯人未到法定年龄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由于他又在服刑期间越狱逃跑，被抓回后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次大会的会标横幅和其他标语就是我写的。
    1985年3月13日，我带着浑身伤痛的重病之躯，服完了八年徒刑，终于走出监狱大门，开始了艰难的谋生之路。

笑评当年判决书


26年前，当法官将判决书交给我时，我看都没看，当场撕得粉碎，以表达我的愤怒。2004年因为要解决“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人员养老生活费，省政法委必须审核当年法院对我的判决书，没有判决书，无法认定我是“两案”人员，拿不到生活费。我只好到原审判单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印了当年的判决书，证明了我“两案”人员的身份，才领到了养老生活费。
说起“两案”人员，也挺有点意思，当初我们竭力辩解，想与“两案”人员分开，证明我们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组织联系，我们参加文革只是响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而已。但当局硬要说“你们即使没有组织联系，也有思想联系”，一定要将我们打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只好认了。久而久之，我们觉得这顶帽子也不错，感谢当局高抬了我们，能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最忠诚的学生和夫人江青组成反党集团，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一般人够得上这个档次吗？所以，我一直不对“两案”人员的帽子表示异议，相反觉得这顶帽子挺好，戴上这顶帽子，与毛主席更近了。当年参与审判“四人帮”的律师不是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是“五人帮”吗？审四个人实际上是审判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已是现在不再质疑的世界公论。
可偏偏刘祖平那些人不知怎么想的，跑到省委去闹：我们不是“两案”人员！这次省政法委立即采纳刘祖平的意见，发文将我们改为“‘两案’被审查人员”，彭祖龙气得大骂刘祖平是“蠢货”。这么高档次的帽子为什么要摘掉呢？刘祖平等人见省政法委如此听话，以为省里对自己是“言听计从”，又得寸进尺提出要彻底平反，这可是超出了省政法委的权限。虽然这个要求合理，中央不开口子，省里岂敢自作主张，只能说刘祖平等人的想法不合时宜，太天真可爱了。
一般人大约很忌讳谈坐牢，更不愿让人看判决书，似乎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些人则不然，我们问心无愧，光明正大，顶天立地，无事不可对人言。当局为整我们动用了全党、全国的人力物力和全部社会资源，残酷折磨人的非法隔离审查，挖空心思编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们的家抄空了，祖宗三代查遍了，亲朋好友查遍了，连丈夫、妻子、儿女都要强迫揭发、交待。如果用当时整我们的方法清查如今的腐败官员，大家想想会是什么结果？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还用我多说吗？
今天重读二十六年前的判决书，我不但毫无当年的愤怒，只觉得好笑，越看越乐。时间真是个好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我的第一条罪状是参加毛主席号召的一月夺权，我不过参加了一次会议，吵了架，夺权流产。这一条，矛头是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当年邓小平替刘冰转信告迟群和谢静宜的状，毛主席大怒：“告迟群、小谢，矛头是对我的。”明目张胆否认毛主席直接支持的“一月风暴”，矛头不是指向伟大领袖又是指向谁？还用我辩护吗？
    第二条罪名是：污蔑七二○为“严重政治事件”，在《六二四战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诬称武汉军区搞了“反革命暴乱”，煽动同伙把所谓“党、政、军”内走资派及公检法，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我在小报上的文章与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提法完全一致，当时全国军民也是这么跟着表态的。硬说我小报的一篇文章“致使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实在是牵强附会，难道我的一篇短文比中央的指示威力还大，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欲加之罪，也太缺乏法律根据和事实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连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也不承认我迫害过他们，相反的百万雄师司令俞文斌在1972年出狱后曾带领几个头头亲自登门看望我，对六二四屠杀工造总司群众表示道歉，并对我们在七二○事件后没有对百万雄师群众进行报复表示感谢。只是当时在我心中由于六二四血案这道坎过不去，对俞文斌等人非常冷淡，没有说一句原谅他们的话。三十多年后，俞文斌见到我说：“我们对你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你是个老实人。可是当年我们亲自上门赔礼道歉，你一言不发，搞得我们下不了台。”
第二条罪状也不需要驳，因为当时对武汉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表的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7年7月27日《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明确提出“四个一小撮”，当时解放军大游行也喊了这种口号，偏偏我在小报写一篇感想就成了罪状，我可没有中央的调子高。为什么不批中央而扣我罪名呢？恐怕至今也找不到我迫害任何人的证据，相反跟我造反的群众被无辜屠杀二十八人，杀人者竟成了有功之臣，活着的被封官晋爵，当上局长，死了的被平反昭雪等等，这又是哪一家的法和理呢？
第三条罪状是领导“反复旧”。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亲自解决此事，中共中央为此发了《五二七指示》的文件，我为此作了数不清的检讨，被整得死去活来。现在到这里升了级，成了颠覆政府的罪状。大家知道，所谓颠覆政府，应该是指颠覆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当时我是红色政权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巩固红色政权。究竟是谁颠覆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还需要我说吗？如果我真的颠覆了无产阶级政权，早该成当局的大英雄了。
    第四条罪状是批林批孔搞“放、平、补、提、纳”。这也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当时的实际的。省、市委当时都在转弯子，主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放人、补台都是省、市委决定的，我们作为文革中一直被打压的人，当时提这些要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如果我们真的“夺了权”而且“横行十年”，还用得着为被抓、被整的战友去要求省、市委“放、平、补、提、纳”吗？只能说明我们当时也是被整肃、被打压的弱势群体。
最后一条罪状是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更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参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是我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联系实际，促省、市委转弯子的，省、市委后来也开始转弯子，还在襄樊召开转弯子经验交流会。不仅如此，十月政变后，华国锋为了掩盖自己反对毛主席的罪恶阴谋，稳定局势，不是仍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甚至在逮捕我的百万人大会上不是仍在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何罪之有？至于说我污蔑给周总理献花的群众是反革命，完全是没有证据的不实之词，相信当局到今天也不可能拿出真凭实据。
我当时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事后，审判长成厚胜对我说：“这都是全国统一定的，你要想辩明造反派无罪，除非四人帮无罪。”一语亮出了底牌：无罪也是有罪，这是政治需要。
后来看到胡厚民的遗稿《法庭陈述》（●胡厚民的《法庭陈述》：胡厚民1982年7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上的讲话，由胡厚民事后追记，胡厚民家属带出监狱。见附录），胡厚民比我高明的是他看穿了政治斗争的把戏，既然打击你是既定方针，为自己辩护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早就说过：既然造了反，就是给他们下跪也没用。他在法庭上视死如归，放弃了为自己个人辩护，而为全体遭受打击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申冤辩诬。他站得高，赢得包括他的反对派的尊敬，不得不称他为“法庭英雄”、“悲剧英雄”和“失败的英雄”。
我家对门就是国民党的战犯楼，那是国家拨款专门为他们买的房子，他们都在市参事室挂职，开会有小车接送，每月工资不菲，而且是统筹医疗，实报实销，看病、吃药、住院不用自己花一分钱，死后有丧葬费，住房可以买卖也可以由亲属继承。
我经常和战犯们谈心，深叹自己不如“战犯”，战犯们则说：“我们还不是托台湾的福！要不是有个台湾摆在那里，我们能有这样的待遇？中共当局对我们不敢马虎，一是统战的需要，二是做给全世界看。你们唯一的后台老板毛泽东死了，你怎么能跟我们比呢？我们当年和共产党是真刀真枪的干，谁没有血债？政治这个东西永远是为需要服务的。”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战犯们不愧为战犯，直教我茅塞顿开。
一位姓李的青年人说：“你岂止不如战犯，也不如地、富、反、坏、右，谁让你跟老毛跑，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应得的下场! ”
我参加了一场由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能做到约束部下，没有对一个领导干部进行武斗，不把矛头对准无辜群众，文化大革命那么乱的情况下很少有人犯罪，应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即使在我的战友被无端屠杀28人的情况下，我也强令不准报复。即使有个别人不听招呼，我一经发现，立即制止。例如王锦铭在七二○事件后把胡重远抓来打，我发现后当即制止，当场放人，并派人护送胡重远回家。
然而，我的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级别（相当于副军级）、工造总司司令的头衔，决定了我无论如何注意政策、洁身自好都是徒劳的。正如隔离审查时专案人员对我说的：“我们不打击你打击谁？”我和刘祖平不一样，明知自己是冤案，却不做平反梦，如今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已不把我们当反革命看，相反的我的街坊胡炳贤见面就喊我“老革命”。我所到之处，还是挺受人尊敬的。缺憾就是自己太穷了，年老力衰，身残病重，面对养老和治病均没有保障的晚年，我忧心忡忡。更使我悲伤的是，相濡以沫的妻子受我牵连英年早逝，我唯一可以依赖养老送终的女儿也因为我的政治阴影和生活的压力意外身亡。如今孤身一人的我再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恐惧了，随时可以去见马克思和毛主席。我很欣赏一副古联：“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这应该成为我的墓志铭。如果说要我自己评价自己一生，我的自我定论应该是：一个过分善良的好人。
综上所述，我在文革中的言行完全没有超出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哪一条也构不成犯罪。1982年、1983年各地对造反派头面人物的审判纯粹是政治审判，是中外法制史上的丑闻。

出狱后被打入另册


    造反派被打入另册比当年右派分子的境遇还要凄惨得多，我们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还要被内定为监控对象，长时间的妖魔化宣传使部分人视造反派为洪水猛兽，想要生存十分艰难。1986年原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周泉缨（●周泉缨：1944年生，清华大学学生，文革中为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派头头之一。因写《四一四思潮必胜》被毛主席点名称为“理论家”，文革中两次坐牢，1986年在武汉开办东湖智力开发公司，被湖北省委以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为名罗织罪名，开除党籍，至今无工作和生活来源。著有《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等）到武汉来开办东湖智力开发公司，我的战友孙建春（●孙建春：1941年生，文革前为省水利厅机械厂工人，工造总司政参部工作人员，1986年因加入东湖智力开发公司，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6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严常（●严常：1942年生，文革前为长江工程大学学生、共青团员，文革中为长办联司长工大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判刑7年，1986年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6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2005年因肝癌去世）、陈实、林子忠（●林子忠：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昌造船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1986年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5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等参加进去，结果被湖北省委说成梁山的朋友又聚到一起了，这些“三种人”政治上失败了，在经济上还想捞一把，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又抓去坐牢判刑。毛泽东主席点名的“理论家”周泉缨被开除党籍，至今生活无着。原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道远，经商中拿了点回扣，不但二进宫被判刑十五年，而且报纸上整版进行揭批，以此压制造反派寻找生活出路的努力。而今遍布中国的暴发户、富豪、巨贪们发财之快、之巨、之易却是畅通无阻的，那些死死压住造反派的党内资产阶级的信条就是：“我们可以先富起来，你们永远别想翻身。”
我由于身残病重，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生存，只得到老部下、老熟人那里去打工。我先后当过民营企业的秘书、出纳、会计，每月最高拿到过100元工资。
    1988年，我成立了民办科研机构武汉市金鹰电子机械研究所，土法上马生产热敏电阻，好不容易将产品试制成功，也与沿海厂家有合作意向，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受国际制裁，沿海厂家纷纷取消供货协议，因我的研究所是为专用设备生产的配套产品，产品没人要，虽然我被区科委评为先进个人，但我的研究所不得不接受破产的命运。
    1989年的“政治风波”本来与风烛残年的造反派没有任何关系，可是邓小平偏说六四运动是由不甘心灭亡的造反派余孽推波助澜搞起来的。下面又一次对造反派开始了清查。区科委多次开会要我谈对平定反革命暴乱认识，说清自己的问题，我因为这次是彻底地当了观潮派、逍遥派，所以无论如何查不到我的身上。当时我的儿子正在上大学，并且参加了游行，我当即告诉他，不要参加游行，回去上课，哪怕一个人上课也要坚持。儿子说：“那样全校同学会骂死我的。”我说：“骂死也要坚持上课。”儿子后来果然平安无事。
    有人认为六四运动与文革造反派造反是两种对立的思潮，我认为两者心灵上是相通的，都是底层的学生或民众反当权者的特权，要民主、要自由，反映的是普通百姓的诉求，表达了人民的呼声，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据我所知，许多的造反派虽不敢参加六四运动，但内心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造反派中也有个别例外的，武汉有个坚定的老造反派，名叫唐衡山，是位很有造诣的画家和书法家，“政治风波”中，他居然一个人跑到天安门广场，并坚持到最后，最终牺牲在天安门广场。
    研究所办垮后，我再也无力折腾了。我与没有分文收入的八旬老母住在一起，相依为命，两个都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要养活母子二人谈何容易。万般无奈之下，我在家门口摆起台球桌，起早睡晚地苦心经营。虽然钱赚得少，人也辛苦，但母子二人总算活下来了。后来，母亲去世了，我一个人继续顽强地生活。
    我年岁大了，身体更差了，台球生意也做不下去了。眼看没有生活来源了，2001年，顾建棠发现了1982年的中央9号文件，这份文件当时就要求安排坐牢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作，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出路的。但对造反派心怀仇恨的省委负责人陈丕显、韩宁夫连邓小平、胡耀邦主政时颁发的文件也不传达，不执行，尘封二十多年才意外地重见天日。顾建棠、胡国基等人与省委交涉三四年之久，才由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从2005年起，解决湖北武汉部分“两案”人员“养老生活费”，医保费仍然没有着落，办理退休无望。尽管如此，大家仍认为俞正声是一位关注民生、敢作敢为的好书记。

我眼中的中央领导人


    因为文革，我这个普通一兵被推上历史舞台，得以接触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大人物。
毛泽东：毛主席在文革中是亿万人民的偶像，也是我心中的偶像。他的雄才大略，坚定的意志，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不忘本色永远坚持工农的立场和农民的生活习惯，龙飞凤舞的毛体书法，大气磅礴、气吞山河的诗词……都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如果没有文革，像我这样的普通工人，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许是永远的梦想。1969年5月1日夜晚，在中央学习班学习的我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旁的观礼台，我心潮澎湃地仰望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焰火晚会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1969年5月18日中午，我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寝室里睡午觉，在睡梦中突然被一个人推醒。推我的人原来是矮胖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他的外表形象让人不敢恭维，使人看了会忍俊不禁，但他待人却是和蔼而亲切的，没有一点大首长的架子。他叫我赶快起床，去参加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我们坐上交通车来到人民大会堂，根据我保存的入场劵，我的座位是三排2号。下午3时，在激越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依次走上主席台，一同登上主席台的党、政、军领导人相当多，陈毅元帅去了，徐海东大将坐着轮椅也去了。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频频招手。我的座位离主席台只有几米远，所有中央领导人都看得真真切切。毛主席当年的确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高大魁梧的身影在台上来回走动。其间，毛主席和站在主席台前排中央的白头发地质学家李四光握手，较长的时间交谈，周恩来总理后来告知我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们湖北省暨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全体群众代表不停地纵情欢呼，全场气氛热烈沸腾，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毛主席接见军民的照片，我能从照片中隐约地看出自己。
1970年5月21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我又荣幸地来到观礼台东2台，再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这次同样是在很近的地方仰望天安门城楼，仰望毛主席，感受他气吞山河的伟人气势。林彪副主席在大会上宣读了毛主席五二○庄严声明。毛泽东在声明的最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到了1987年春天，我已经不能再仰望毛主席，而是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静静地躺在水晶棺中的毛泽东，他与生前的差异是失去了神采，而且再也不能说话了。
我与毛泽东没有直接谈过话，但我心中的毛泽东始终是无比高大的，他的魄力无人企及。无论他有多少缺点或错误，他都是一代伟人，一座丰碑。
林彪：我的湖北老乡，一位能征善战的元帅。我当兵时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当时在部队里大兴“三八作风”（●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以上是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因为是三句话加八个字，故林彪总结为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都是他创造的。由于支持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被选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我见林彪也只是在毛主席接见我们时遥望一眼而已。我对他既无好感也无恶感，倒是他刚刚在九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婆叶群，我1969年5月份在人民大会堂见过四次，在处理湖北“反复旧”运动四个通宵的谈话中，叶群讲话不多，每次她都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叶群在唯一的一次讲话中称自己是“半个湖北人”，和我们攀老乡，并说“很理解你们所受的委屈”，承诺“我将把你们谈的情况报告给林副主席” 。似乎是很亲切和蔼的一个人，好像邻家阿姨。她说自己以前在军队中不过是个广播员，是与林彪的结合改变了她的命运。想不到两年多后她与林彪命丧蒙古温都尔汗。
七二○事件后，湖北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林彪死党、活党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等军人的把持下，想方设法整造反派。而且军队在各级革委会中是不受监督的，他们大搞一言堂，革委会实际上演变成为军政府，这就是导致造反派与林彪的死党、活党们长期不断斗争的原因之一。林彪之死—一个至今未解开的谜！
周恩来：周恩来总理是我最崇敬的人，也是感到最亲切的人。他的革命资历不亚于任何人，他的能力，他的风度，他的品德，为举世所倾倒。文革中我多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他永远是慈祥、和蔼、亲切、耐心地听我们讲话，从不乱扣帽子，也不以势压人。1969年5月18日毛主席接见我们后，我在人民大会堂问周总理：“主席今天在台上和李四光说什么悄悄话？”总理告诉我们：“主席问李四光恐龙是怎么灭绝的，李四光说是小行星撞地球，导致地质结构和气候的变化使恐龙灭绝。主席说，没有小行星撞地球，恐龙也会灭绝，为什么呢？恐龙太大了嘛！物极必反，先称霸后灭绝是必然的规律。” 周总理借此告诫我们，你们现在就很膨胀，很自以为是嘛！任何人一意孤行就会走向反面。他的批评不使人难堪，而是让人心悦诚服。党中央在北京开九大，我们在武汉搞“反复旧”，闹出那么大影响的事，周总理只是一开始说了“胡厚民，你过来，我领教领教你”这句最重的话，以后四个通宵再未说过我们一句重话。和我们一块儿吃饺子，一块儿看电影，还拉着朱鸿霞和我的手说：“回去好好做工作，我相信你们。”
文革没有周总理的支持是不堪设想的，他才是毛主席忠诚的战友和中流砥柱。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围攻毛泽东住所、绑架中央代表王力等人、军队武装上街示威游行、反对中央决定的事件。如果不是周总理指挥若定，亲临武汉为毛泽东解围，后果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1967年8月，周总理提出：钢、新两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始终关注武汉的造反派。1967年10月，周总理来武汉解决造反派大联合问题，轻轻松松一句：“不要钢，不要新，成立一个革命工代会好不好？”就把武汉大联合的问题解决了。后来周总理在东湖长天楼接见武汉造反派时曾说：“不要说不钢必康，康有为就很好嘛！”有人说总理“和稀泥”，中国还有第二个能“和稀泥”的人吗？在人民内部还是要多和稀泥好。周恩来一生是温和派，有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他始终是极具魅力的一个人。在我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个超人，一个完美的人。
陈伯达：陈伯达也许是我见过次数最多的党中央领导人，以前只知他是秀才文人。1969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四个通宵，陈伯达几乎没讲话，即使偶尔讲了几句，既不听不懂也记不住。只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陈伯达上完洗手间回来，坐在我附近的沙发上，他的坐姿经常变动，这次就叉开裤裆斜靠着，裤裆的拉练完全是敞开的，我很想提醒他把拉练拉上，但又恐当众说他会出洋相。同总理比起来，他也太不讲究了。而身为军人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是东倒西歪地靠在沙发上，有时还跷起二郎腿。真是不见不知道，一见知分晓。1969年11月至1970年7月我们在北京办学习班时，陈伯达、谢富治等经常到学习班去，这次陈伯达是主角，说的话非常多，我绝大多数记不住。只有几句话被他自己后来验证了。一是他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二是陈伯达在学习班全体大会上说：“有人说我是窃国大盗，你们看我像窃国大盗吗？”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果然被当作窃国大盗（政治骗子）抓起来了，果然是自作孽，不可活。我对陈伯达的印象谈不上好和坏，也不觉得他有多大学问，但他不摆首长架子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可取的。那天他到学习班沈复礼住地的门口，一屁股坐在冰冷的走廊水泥地上，恐怕没有第二位中央首长这样随便了。与他同行的谢富治对我们的态度始终很友好，从不说话伤人，就是身体不太好，经常用热水袋捂住胃部。我不了解谢富治，但总觉得他是个好人。陈伯达是我接触最多而又说不出什么印象的人。

我眼中的军队干部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因七二○事件倒台后，毛泽东和林彪选派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空降兵十五军副军长方铭、政委张纯青主持湖北、武汉的工作，人称“曾、刘、方、张”。由于政委张纯青侧重军内工作，在地方上频频露面的是副政委张昭剑，故武汉文革史中的“曾刘方张”中的“张”就专指张昭剑。
    曾、刘、方、张凭七二○事件声名鹊起，理应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然而他们一上台执政就在造反派中亲一派，压一派。如果仅仅是亲一派、压一派尚可谅解，说明他们是支持文革中的激进派。实际上他们是故意挑起两派纷争，然后分而治之。而他们一旦站稳脚跟，就向造反派举起了屠刀。他们翻脸无情，向他们曾经高喊坚决支持的“三钢三新”大开杀戒，对曾经共度蜜月的激进派钢派下手更重，他们变脸比川剧变脸还快。为整垮造反派，他们挖空心思设陷阱，利用造反派中人数极少的极左派北决扬大做文章，向中央写出报告，骗取中央《九二七指示》，企图借此把所有造反派打成北决扬分子。他们发明了层层逼表、人人过关的战术，子虚乌有地向每一个造反派群众追查是否填表参加北决扬和五一六。在历时51个月的“两清”中，受害人达八十五万多人，直到毛主席发现后指出：“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直到1974年3月，武汉锅炉厂造反派在厂档案室发现了这个文件，在武昌炮校当着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六生的面，质问曾分管军区三办的副政委张玉华，张玉华流着眼泪被迫承认确有此事。
曾、刘、方、张是我经常接触的几位统辖湖北、武汉的军队最高首长(武汉军区还管辖河南省)。曾、刘、方、张主政期间，也是文革中整造反派时间最长，下手最厉害的时期，远远超过了王任重、张体学和陈再道、钟汉华。从1967年七二○事件后曾、刘、方、张上台，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为止，他们主政的时间最长，共约六年半时间。1969年以后，他们先后以五一六黑后台的名义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革命干部代表任爱生，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学生代表杨道远，抓了省革委会常委、工人代表胡厚民，抓了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工人代表李想玉，还抓了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青年教师彭勋等人。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据柳英发（●柳英发：1947年生，省武昌实验中学学生，文革时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市革委会常委，1978年起被关押1年半，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行政记大过处分）回忆，他从1974年武汉造反派抢来的武汉军区三办“两清”的绝密材料中看到，1972年11月，曾思玉在一份绝密文件上批示，在必要的时候，要对三钢三新中18名“两清”重点人物处以极刑，18人中有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杨道远、方保林（●方保林：1944年生，武汉机械学院学生，文革中为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机械学院革委会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中被关押三年后分配到河南）、丁家显、柳英发、王彩珠（●王彩珠：1945年生，华中师范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华中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80年代患癌症去世）、魏绳武等。
矮胖的曾思玉，文化不高，不善辞令，一副忠厚长者的面相，他不抽烟、不打牌、不下棋、也不跳舞，是个较古板的人。我与他接触虽多，却从未单独谈过话，“两清”时在省扩大会上他点了我的名。后来他成了林彪的“活党”。
刘丰，高矮胖瘦适中，七二○事件救毛主席有功，靠死心塌地投靠林彪军人集团起家。他整起造反派来也毫不手软，几次三番跟我过不去，在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运动中，他几次大会上点我的名，无奈抓不住我半点证据。我这人软硬不吃，在“两清”中无论对我威逼还是利诱，我始终坚称自己不但毫无牵连，而且一直对五一六、北决扬是持反对态度的，刘丰无法从我这里打开缺口。刘丰后来成了林彪死党，隔离审查中自杀未遂。
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是个典型的军人，为人还算正派。
空降兵十五军结合进市革委会的其他军代表也还不错。警备区副司令、市革委会副主任张绪就是公认的好人，他在革命战争中失去一只眼，抗美援朝中他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的特级英雄、用自己身体堵敌人碉堡枪眼的黄继光所在团的团长。张绪为人态度和蔼，见人一脸笑，说话十分和气诚恳，也没有派性，一直还与当年的造反派成员保持着联系。去年才离世。   
市革委会办事组主任刘海江，人很随和，容易亲近，从未见他发脾气，没事时常和我们聊天。有件事我至今不忘：我是络腮胡子，刘海江是大胡子，有天聊起胡子的事，他说：“我有一天在地摊上买了一瓶刮胡膏，回家涂在脸上，火辣火辣地疼，真是难受啊！后来用水一洗，胡子全掉了。还没等我高兴，更大的问题来了，满脸臭不可闻，不敢见人，整整三个月臭气才逐渐消失。嗬，好家伙，臭气消失了，大胡子又长出来了。”乐得我直喷饭。
腿有残疾、瘦瘦的、精明的张昭剑，最会做表面功夫，他是搞“三忠于、四无限、一紧跟”（●三忠于、四无限、一紧跟：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一紧跟”活动是林彪军人集团在九大前后独创、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活动的形式。林彪军人集团几乎是同时在全国推行这一活动，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什么“忠字舞”，都是他们通过“三支两军”的部队大肆推广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直至居委会，既表现自己最拥护毛泽东，又可把整走资派的文革引向造神运动。当时的造反派对此都很反感、厌恶，但敢怒不敢言。张昭剑是这一活动的狂热鼓吹者，几乎每会必讲，然后扯起喉咙高呼：“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每次看到他一字不差地起劲喊，我总觉得他象个奸臣相，难怪张体学省长说他是个“跳梁小丑”。
在1969年11月至1970年7月的北京学习班，作为湖北班的实际负责人，张昭剑做了最充分的表演。每次陈伯达、谢富治等来学习班，他总是跑前跑后大献殷勤，一副奴才相。在造反派面前，他立即变脸，满脸杀气，尖叫着喊出威胁性的狠话。所有的造反派都对他没有好印象。林彪垮台后，他受到牵连，也受审查交待问题。由于他身体不好，又有残疾，据平毅说，他的晚景十分凄凉。
原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是位粗鲁豪爽的汉子，虽然也镇压过造反派，但同造反派头头打起交道来照样爽快。有次在汉川县马口镇参加一个会议，孔庆德拉朱鸿霞喝酒，朱鸿霞说不会喝，孔庆德生气：“不会喝酒当什么造反派！”孔庆德又拉李想玉喝酒，李想玉连连摆手，孔庆德又生气：“亏你还是造反派头头，丢人！”孔庆德又拉我喝酒，说：“你陪我干掉这一杯！”我二话不说，一饮而尽，孔庆德拍手叫好：“来，再干一杯！”连干三杯后，我请他自便，孔庆德不肯放我走，我又陪他干了两杯，孔庆德才高兴地说：“够意思，小子有种！”想不到因这次喝酒，以后见面，他都主动和我握手打招呼。刘丰被定为林彪死党被抓后，孔庆德在会上说：“他妈的刘丰，屁股上装轴承，转弯转得比谁都快。他那个狗屁政委，是踩着我们的肩膀爬上去的，我从来就不买他的帐！”
还有一位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文革时听说他在黄石市讲话：“造反，造个卵子的反，造到老子头上来了。裸日的都拖出去毙了！”我原以为他是张飞的形象，谁知见了面让人大跌眼镜。韩东山戴副眼镜，瘦瘦的，腰向前弯，尖尖的脸，怎么看也不像武夫和首长。我与他握手，他照样点头弯腰，全无凶神恶煞之气。至于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副政委叶明，好像并不难相处，对人谦恭有礼。当过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军区副政委潘振武，仪表堂堂，他一心想生个儿子，结果连生九个女儿才罢休。有次我到河南看军事演习，我因为晕飞机，看到一张床铺连忙躺下，当兵的告诉我，这是为首长准备的。果然挺着大肚子的潘振武正向床铺走来，问怎么回事，我连忙起来说我晕飞机，不知道是首长的床铺。潘振武说：“那你休息吧！”他转身欲走。我一把拉住他：“还是请首长休息。”
原武汉军区参谋长王步青，一表人才，为人随和，经常和我们聊天。有次我问他：“你这么帅，夫人一定是个大美人吧？”王步青呵呵一笑：“我的老婆可是三心老婆。”我问：“何谓三心老婆？”王参谋长故作神秘地说：“看起来恶心，提起来伤心，丢在家里放心。”说得朱鸿霞、胡厚民大笑起来。
我觉得，解放军还是好的，它有铁的纪律，军人服从命令，重大事情不是哪一个人想干就能干的。关键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引，才能战无不胜。军队的当权派和地方的当权派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总是一致的，而且他们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泊曾说：“宁可犯路线错误，决不犯组织错误。”这句话反映了军队和地方当权派共同的心态。

我眼中的地方领导干部


张体学：湖北造反派的兴起是1966年八九月，从首都南下学生炮轰中共湖北省委，炮轰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开始的。张体学提出大抓“南下一小撮”，甚至扬言运动后期不当省长，不惜去当劳改队长。南下大学生赵桂林因此名震江城。湖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实际上是张体学自己点起来的。因为文革初期，他积极执行了刘、邓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体学解放前是新四军五师的，是李先念的部下，是苦大仇深的农家子弟，文革中也被造反派多次批斗，后来作了检讨，中央让他参加省革委会的三结合，钢派表示要看行动，而新华工则率先提出“扶张体学上马”。我的观点是，中央同意解放他，我们听中央的。由于这个原因，张体学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对新派头头相对要好一些。张体学喉咙嘶哑，他说是原来在部队大声作报告造成的。我对他的印象是，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是个实干家。他走遍湖北省的七十二个县，是个湖北通。张体学为人较正派，也很精明，他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他经常对人讲：“第一，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锋芒太露。第二，少说多做，言多必败，祸从口出。第三，遵纪守法，要有组织观念。” 1969年“反复旧”运动后，他曾在同我一次谈话中对我说：“你啊，太单纯了，人家开单子，你吃药，当炮筒子，一点政治经验也没有。凡事要多想一下，在脑筋里多转几个弯子。”
文革中，张体学找造反派头头分别谈话很多次，次数多了，谁也不称呼他的官名，而是一口一个“体学”，他也很高兴别人这样称呼他。曹承义和傅廉常说：“体学就是盘（●盘：湖北方言，领导、组织的意思）头头的。”文革中有一则民间流传的笑话：“张体学和朱鸿霞谈恋爱”。原来是老百姓从名字上把朱鸿霞当成了女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张体学上台后没有直接整造反派，但他的基本立场还是保守的。1972年底，张体学因肺癌在东湖住院，曾派人接我去谈了一次话。他说：我得了肺癌，暂时还不会去见马克思。医生不让我抽烟，我说不让我抽烟是断了我的粮食。后来总算让我一天抽三根烟，我憋得慌呀！今天找你来没别的事，我看你这个人不坏，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要多磨炼，说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你啊，要过五关：第一，是曾、刘关，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第二，是干部关，不要动不动把矛头指向领导干部。第三，是杨、胡关，杨道远、胡厚民的问题，你没有必要和他们掺和在一起，他是他，你是你。第四，对五一六和北决扬的问题要正确对待。第五，过好自己这一关，要沉下去，不要脱离群众。虽然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这样的。当时只觉得张体学找我谈话是长者对我的忠告，但与我当时的思想并不吻合，我把他的谈话看成我们个人之间的谈话，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也没有照着去做。三十年后，文革研究者老田采访我时，我向他讲了上面这段话。不知如何传出去了，有人意见很大，说：“这就是走资派背后挑拨的明证。”我既然把这件事说出来了，我就不会否认这次谈话的客观存在。张体学的“挑拨”是否起了作用，要看我后来是怎么做的，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张体学告诫我的无非是明哲保身，对我个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关心。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命运，自从1969年春天“反复旧”时，我口头上向钢派头头们承诺“与你们共进退”后，一直到1976年10月，我一直是与夏、朱、胡并肩战斗。看看我的《起诉书》，都是“反复旧”、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一些活动，造反派共同的事也都算在我头上，我都毫不推诿地承担下来。假如我真照张体学的话去做，当局想起诉我也抓不住一条辫子的。总之，不管张体学出于什么政治目的，他的这次谈话对我个人似乎没有恶意。我对他病重时找我去谈话心存感激，尤其是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和谈话，无异于临终遗言。
王克文是知识分子型的领导干部，过早地满头白发。我同他最早的交往是文革初造反、成立工造总司时，我们首先找的他。当时成立工人群众组织都要市委承认。他当时是副市长，工造总司每月2000元活动经费是他批的。后来七二○事件发生前我们同在新华工避难，又见了面，谈了一次话。直到1973年王克文当上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我们才有了较多的接触。当时任命领导干部主要是凭参加革命的资历，许多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相比之下，王克文就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了。王克文主政不久即对我说：“你老浮在上面不好，要下去锻炼，不脱离群众。上面开会还是要来。”他指示武汉市电子工业局发文，任命我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革委会主任。后来，朱鸿霞要求把关系转到省革委会，省里同意了，省里把朱鸿霞调去抓工业，把张立国调去抓农业。朱鸿霞告诉李想玉和我，要我们也把关系转到市里去。当我要求转关系时，王克文对我说：“我的意见不转关系对你有好处。如果你要转关系，也可以马上把关系转来。”我当时有虚荣心，朱鸿霞转了我为什么不转？于是我和李想玉的工资、人事关系被转到市革委会，我分管城建委，有了一间自己的大办公室和一辆专用的苏联造伏尔加牌小轿车。李想玉分管工业。后来的事印证了王克文的话：“不转关系对你有好处。”我和王克文的相处中有两件“无心插柳”办成功的事：一是1973年我提出增补新华工聂年生为市革委会常委，王克文马上办了。二是极力推荐清华大学研究生、文革中原清华四一四成员、武汉葛店化工厂革委会副主任吴官正到市科委当副主任，王克文也马上办了。只是造化弄人，聂年生因当上市革委会常委而锒铛入狱，而吴官正因到市科委当副主任后官运亨通，以后从市长、省长、省委书记直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
有次王克文对我说，他在文革中不仅挨过斗，也挨过打，被打得便血，我笑着说：“是被我们的人打的吧？”他说：“都像你们这样讲政策，好多干部就不会被打了。”由此可见，他对我印象相对较好，是因为与我在文革中不乱斗乱打干部、群众有关。
批林批孔中王克文因表态支持了造反派，后来承受了较大压力。毛泽东逝世后，我隔离审查时，据说市委揭发王克文的大字报很多，还有大字报质问王克文和吴焱金是什么关系。而关押我的学习班也向我追问同一问题，还要我揭发王克文。我们谁也没法揭发对方，因为他和我纯粹是上下级关系，仅仅只是彼此看法稍好一些而已。

张体学给我介绍对象


    1967年，演艺明星远不如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政治明星受人关注。时年23岁的我，身高一米八，风华正茂，当上工造总司的一号勤务员后频频亮相，成了公众人物，不免引来一些少女“粉丝”，当时对我有好感的漂亮女生不下三十人，人们戏称我为“排长”。而我却对后来成为我妻子的胡瑞玲情有独钟。胡瑞玲虽然同那些美女相比不是最漂亮的，但却是很有思想，又酷爱读书，谈起中外名著，胡瑞玲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她能歌善舞，人称金嗓子，本来她应该去省歌舞团当独唱演员，无奈她母亲坚决不同意，只好去读美术学校。在最艰难的抗暴斗争中，她和她的同学们一直住在工造总司，我们两人天天见面，交谈也多，比较投缘。胡瑞玲在六二四血案中又受了伤，七二○事件发生时我曾躲藏在她家，两人可说是肝胆相照、患难之交，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恋人了。
    当时工造总司勤务组内的潘宏斌、王锦铭对我谈恋爱颇有意见，王锦铭意见最大，认为我谈恋爱会误了革命。但身陷爱河的我不理会这些。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等人来汉当天，我和胡瑞玲正在大街上闲逛，周总理指名要找我参加在东湖长天楼的接见，当时警司派人在武汉三镇找了几个小时，才在大街上把我找到，把我们两人一块接去，赶上晚上的宴会，我真的差点就误了大事。这以后，王锦铭对我谈恋爱反对得更起劲了。
    1968年初省、市革委会成立后，潘宏斌，王锦铭分别当上了省、市革委会的常委，他们两人听说我谈的女朋友胡瑞玲有“海外关系”，立即跑到老省长、新结合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那里告了我的状，决心要阻止我的这桩婚姻。我猜想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怕我在政治上有什么不测，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和工造总司整个组织。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直系亲属有海外关系是很吓人的，特别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造反派头头，更是不能有一点小辫子被人抓到。九一三的原一号头头白玉柱很有能力，就是因为同一寡妇有染，而被九一三自己开除了。对海外关系，当时我自己也感到害怕。记得在此之前，武汉塑料×厂一位极漂亮的女生有意和我谈恋爱，她到我家来吃饭，我用腌菜招待她，她也很高兴。但我听她说她的爸爸曾先后在法国和比利时留学，后来在美院任教，吓得我立刻和她中止交往。而胡瑞玲的情况则不同，她的爸爸虽在海外，但只是普通老百姓，只是做过小生意，因患肺结核病客死他乡，我认为既然人已死，海外关系就不存在了，因此决心不在意别人说什么。
    过了几天，张体学居然为这事专门找我谈话，我将我知道的情况向张体学作了解释。张体学说：“既然你们内部有意见，这个女朋友不谈也罢，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怎么样？”我说：“谢谢首长的好意，我没有理由和必要换女朋友。”张体学略微有一些不高兴：“你找对象有什么条件跟我说，我不信全省三千二百万人，找不到一个让你更满意的。”我说：“感情问题不能这样说，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首长工作忙，就不必为我个人的事情大动干戈了吧？”张体学叹道：“我的面子不够大，你们这些事我再也不管了。”
    对这件事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在没有结婚之前，我还没做到对爱情忠贞不贰，但经过文革斗争中的生死考验，我最终于1969年元月27日同胡瑞玲结婚，我们婚后的感情非常好，也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但因为在1977年的隔离审查中，我做了跳楼自杀这一桩蠢事，导致了自己终身残废，家庭的重担落到了她一个人身上。同时，政治上的压力也铺天盖地，孩子上学校被同学骂成“小四人帮”，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胡瑞玲夜以继日地操劳，劳累、失眠终于使她患上了抑郁症，在痛苦和绝望中，她于1993 年49 岁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是我一生的痛。如果不是参加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和我结婚，她不会英年早逝，凭她的能力，她可以过上很幸福的生活。她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也是我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一个人。

政治花瓶董明会


武钢烧结厂的工人董明会，文革中是拥军派。武钢九一三拥军派的头头是徐道基（●徐道基：钢九一三武钢分团头头、武钢革委会副主任），董明会是徐道基的部下，他们与钢九一三主流派闹对立。董明会那个组织的主要头头徐道基是个能力很强的人，军代表偏要到基层去挑选一个他们最满意、最好驾驭的人。选来选去，选中了董明会。董明会无功受禄，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当权派为了体现自己重用文革新生力量，又把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总工会主任、武汉市民兵指挥部总指挥长等一系列耀眼的头衔加上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中共党员、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市革委会常委沈复礼德才兼备，却弃之不用。
董明会有这么多头衔，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董明会是一个并不美丽的花瓶。他分管工业，武汉市革委会分管工业的副主任是李想玉。市革委会召开工业方面问题的会议，通知他和李想玉去开会的同时，另一位管工业的书记文祥和工办主任刘振邦，却总是通知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主任也去开会。董明会开会总是只听不说，为了体现群众代表也能发挥作用，每次文祥、刘振邦总安排我上台讲话，我上台讲话完全是喧宾夺主，抢了董明会、李想玉的风头，董明会、李想玉两人非但从不计较，反而感到如释重负，也欢迎我每次同去。
他们不计较，可别人要计较。毛泽东逝世后，在隔离审查中，专案组中一位来自城市规划设计院的人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野心最大，手伸得最长，你分管的城建都管不好，还把手伸到工业战线去了。你最年轻，篡党夺权最猖狂，我们不整你整谁？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不把你整倒，你们还想翻天，我们就是要痛打落水狗，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我几乎想要抡起坐在屁股下面的椅子劈在他身上！
李想玉有天对我说：“董明会当上市委书记后，住进了书记院，叫父亲把以前的旧家具都扔掉，他父亲坚决不肯扔，还说，做人不能忘本。”书记院，就在汉口解放公园路中共武汉市委大院的对面，绿树掩映下的一座座尖顶式红色的两层小洋楼，就是市委书记们住家的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幢幢的别墅。市委分配董明会住进原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别墅，我仅去参观过一次，在当时也算大开眼界。董明会一家三口住那么大面积的一栋洋楼，光洗澡间就有几处，卧室也有很多间，春夏秋冬可以换朝向轮流住宿。办公室里有一张大办公桌，还有当时极其稀罕的电话，舒适的真皮转椅，果然是应有尽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毛主席逝世后，原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人打着“工农兵”的旗号冲进书记院，把躲在暗楼上的董明会抓了起来，担任警卫任务的部队不闻不问，任由“工农兵”的人对其进行非法拘禁和审讯。董明会不会写交待材料，无奈只能口述，由比文盲强不了多少、错别字连篇的百万雄师头目汪洋记录。汪洋在自编自印的文革回忆录《波澜岁月》中嘲讽地写道：“造反派怎么把（让）你这种人当了中央委员！”
董明会进了看守所，成为阶下囚，完全是他身上的职务所累。这时当局也不管他的职务是由谁任命的，你即使一贯表现再好，再听话，只要你身上有造反派的符号，也一定要打倒，这样才能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一切职务。如果要反思文革，董明会能反思什么？他只能反思一件事，当初叫父亲把家里的旧家具统统扔掉是忘乎所以，不留后路。
董明会入狱，老婆孩子立即被赶出书记院。王克文手下留情，在市委印刷厂仓库内腾出一间小房，作为董明会家属的安身之地，这时董明会老父亲留下的旧家具重新又派上了用场。人生起伏，变幻无常，在文革中司空见惯，董明会这点轶事能留给人们一点思索。
说实话，董明会是个诚实本分的老工人，他从无害人之心，内心还是想帮助造反派的，但是他不敢。他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文革中他本人并无任何过错。虽是无端坐了几年牢，却是政治的需要。华国锋、邓小平等已经不再需要这个过时的政治花瓶，他当然只有被打碎的命运。他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当时军代表利用他，老干部利用他，造反派鄙视他，保守派忌恨他。他承担了太多不应该属于他的压力。如今董明会已经作古，我愿他的灵魂升入天堂。
现在人们常说要反思文革，我的看法是：当权者从来不反思，他们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而我们这些被泼了满身污水的待罪之身却在认真地回顾，痛苦地思考。

“反复旧”促成谢望春当上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出生的谢望春，女，童工出身。她1946年从汉川农村来到汉口，在国民党的被服厂做军衣，1949年4月到申新纱厂（解放后改为武汉国棉三厂）细纱车间做挡车工。谢望春没有读过书，解放后扫盲读过夜校，认得一些字。谢望春1957年入党，一直在车间当工人。曾被武汉国棉三厂推荐，当选为市劳动模范。文革中，一些学生到工厂串联，她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造总司。
因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1968年被选派参加北京国庆观礼。据谢望春回忆：“我当上九大代表以后，原来军代表打算让百万雄师成员、国棉一厂的女工陈爱娥当中央委员，没料到陈爱娥的名字上了九大主席团名单以后，武汉造反派搞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陈爱娥的代表身份被质疑。如果选陈爱娥当中央委员，武汉造反派肯定会继续闹事。这样才有夏邦银和我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夏邦银后来告诉我，他和王屏（●王屏：1935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一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处分）参加了九大小范围的会议，毛主席问朱鸿霞为什么没来，曾思玉说，朱鸿霞不是党员。毛主席说：你们要照顾一下。张春桥说，要是我就会选王屏当中央委员。”
九大代表沈复礼多次对人讲过：群众组织的九大中央委员，曾、刘起先只推荐了董明会一位候选人，沈复礼联合了湖北的几位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沈复礼等人在会上的“造反”，使出席九大的湖北代表团不得不补上夏邦银，为了平衡武汉的钢、新两派，又补上了谢望春。
谢望春被军代表指定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后，在小组讨论中，张体学问谢望春多大年龄，谢望春回答说自己已经39岁，又没有文化，中央委员应该选有文化、有贡献的。谢望春说，后来九大主席团出简报还表扬了我，说我很谦虚。周总理当着我的面要曾思玉、刘丰、张体学等对我多关心、多帮助。
九大结束后，陈爱娥在汉阳区传达九大会议的精神，刘万泰带人上台冲击了会场 。所以后来北京学习班抓了刘万泰，军人政权还多次研究要枪毙刘万泰。
我孤身一人，独居40平方米破旧的解困房，房子西北朝向，阴暗潮湿，室内终年不见阳光，既未装修，又无电冰箱等电器，来客戏称为江城第一陋室。为此我写了《陋室铭》贴在门口：“房不在新，能住就行。人不在多，贵在精神……”2008年8月的一天，我和钟逸去看了谢望春的斗室，才知江城并非我最住得最差，还有住得比我更差的人。
穿过狭窄的小巷，好不容易找到汉口营房六村，来到营房六村1号，走进一个漆黑的走廊，来到谢大姐租住地。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黑房，房间里没有一扇窗户，任何一间牢房都比它强十倍，牢房起码有窗户，采光好，空气对流。走进房内，什么也看不清，谢望春摸索着打开一盏3瓦的节能灯，房内极简陋，不仅没空调，电扇也没有，在武汉这个火炉城市如何度夏？真信了她的邪（●信……邪:湖北俚语，意想不到的意思），一个有病的八旬老人，怎么当上了“奈（耐）温将军”。她家的70多平方米的房屋原在江汉二桥附近，因被迫拆迁，补偿了13万元了事，这点钱再买房已完全不可能。前年谢望春生了一场大病，住院花去几万元，四个子女一家补贴几个，这住房就没了。所以只得到外面租房度日。
我问她一个人如何生活？她说自己买菜，自己做饭。我深知独自生活不易，对这个八旬老人来说就更不易了。我们笑说：“当年‘党是领导一切的’，八亿人口的中国，堂堂两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如今沦落到社会底层，连遮蔽风雨的茅屋都不可求，国外不知怎样看待我们的和谐社会。以谢大姐职位、年龄之高，居住条件之差，应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毛泽东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写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张爱兰的临终嘱托


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和三民路交叉口的中南旅社，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那里不仅是武汉最繁华、人流量最大的闹市，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各派集中表演的地方。中南旅社的造反派工造总司头头张爱兰，就这样被推到斗争的最前线。中南旅社的广播站上，每天不停地广播造反派各群众组织送去的稿件以及文化革命的各种消息。特别是在1967年春夏反二月逆流的抗暴斗争中，更是随时滚动广播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等激励人心的信息，每天三民路和中山大道上围满了听众，一到傍晚更是围得水泄不通，钢八司的战友们边听边议，群情激昂。这个广播站是造反派的舆论中心，是党内官僚集团的心腹大患，是走资派操纵的百万雄师必欲武力除去的据点之一。由于在此处支持造反派的群众太多，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多次武装袭击均未能得逞，中南旅社的广播站始终屹立在江城上空。
    张爱兰，女，时年四十多岁，身体瘦弱，是一个文化较低的劳动妇女。她不太会说话，但造反精神极强，是一个倔强和执著的人。由于张爱兰顽强的造反精神惹恼当权派，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张爱兰遭到诬陷，当权派以六渡桥“六一七”武斗中打人的罪名将张爱兰捉去坐了八年牢。当权派支持的百万雄师杀人无罪，张爱兰这个弱不禁风的妇女居然因“打人”坐牢。何况张爱兰坚称自己从没有打过人，是遭人陷害的。为此，张爱兰出狱后不停地申诉，我也曾帮她向省、市领导递过申诉材料，始终得不到解决。张爱兰不惜倾家荡产，38次到北京去上访。张爱兰出狱后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全靠女儿赡养，每次攒足路费，她就只身到北京上访，由于没有文化，更没有门路，只能到中央接待站口述反映情况，每次接待站都批回武汉就地解决，武汉市就是不给她解决。我们的制度中好像有个惯例，无论是什么案子，只要是已经定了的，错了也不纠正。除非上面来了明确指示，就搞一风吹。
在赴京上访期间，张爱兰唯一的儿子因无人照顾而溺水死亡，使她备受打击。在无望的上访中，张爱兰一天天憔悴、衰老，全身浮肿，走路困难。大约1990年的一天，张爱兰几经打听，辗转找到我妈妈家，正好当时我也在，张爱兰向我哭诉她的遭遇，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但只要有钱，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告状，我的冤案不平反，我死不瞑目。”我劝她想开些，说当前的形势是政治上的大气候决定的，你一个人拼了命也没有用，相信历史终究会还你一个清白的。张爱兰激动地对我说：“如果有那一天，你可千万要记住为我平反昭雪啊！”我只得含泪答应这位饱受欺凌、行将就木而拼命呐喊的老太婆。没过几天，我就听说张爱兰去世了。我很遗憾自己没有及时得到消息，没去送她最后一程。张爱兰走了，她临终前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嘱托始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一个跟着毛主席参加文化大革命受苦受难的老人，我无法实现你的愿望，我愧对那些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和我一起造反的无辜的人们！
1976年夏天襄樊会议期间，在襄樊棉纺厂工作的张爱兰的女儿陈志华来找过我，提出为她的母亲张爱兰平反昭雪的事。我将她的申诉材料转给了王克文。当时还来不及处理此事，不久毛主席就逝世了，张爱兰的平反昭雪之事也泡了汤。最近听说陈志华也去世了，张爱兰家已经没有后人了。
张爱兰，愿你的灵魂终有一天能得到安息！

四十年坚持喊我“主任”的王火臣


现年八十一岁的王火臣老人，是原武汉市委组织部的干部，为人耿直，嫉恶如仇，文革前在市委是很红的一个人。文革初期，市委瘫痪，在保守势力十分强大的市委机关，王火臣同情和支持到市委造反的学生，对整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义愤填膺。他第一个带头打出“人民勤务员总部”的旗帜，戴上袖章，拉起队伍造了市委走资派的反，主动承担起保护市委机关的档案资料和机密文件的责任，使市委的日常工作能正常运转。当时魏绳武还被关着，王火臣先是推举曾繁斌（●曾繁斌：1941年生，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直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勤务员），魏绳武被解放后，又被王火臣推举为人民勤务员总部一号头头。市革委会成立后，王火臣成为市革委会组织组召集人。从1970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起，王火臣一直挨整，最后被赶出了市革委会，赶出市委机关，直到18年后因查不出什么问题，才恢复党组织生活。多年来，他痴心不改，无怨无悔，家中永远高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他说：“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领袖，人民的大救星，工农大众的贴心人。”
王火臣是四十年如一日始终称我为“主任”的老朋友，不论是当面还是在电话里，一口一声“主任”，叫得我很不自在，我还是什么“主任”啊。即使在我当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时，也没有人称我为“主任”，而都是亲切地叫我“小吴”，王火臣过去也是这样叫的。后来忽然改口叫“主任”，显然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个被打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造反司令，在铺天盖地的压力面前，不少人被迫划清界限，躲避还唯恐来不及，谁还敢叫一声“主任”？此时此刻，王火臣一声“主任”，叫得我浑身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这是对我多么大的支持和鼓舞啊！
我不止一次对他讲：“别再叫我主任了，我早就不是什么主任，而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你年纪比我大，还是叫我小吴好了！”他却固执地说：“主任就是主任，这是历史，历史是改不了的。”我拿他没有办法。这老爷子也是唯一一个坚持喊我“主任”的人。我愧不敢当，却又无可奈何。
有次听曾繁斌说王火臣生病住院，我匆匆赶去看他，什么慰问品也没买，临时用钢笔在材料纸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聊表心意：“一生耿直人忠厚，痴心不改文革情。愿君康复多保重，平安快乐度此生”。他高兴极了，当即向同室病友展示，还介绍说：“这就是我的主任！”由于病友传来传去，打油诗传丢了。出院后王火臣赶到我家，要求我重写一张，视若珍宝，高高兴兴地拿回去了。
2007年，王火臣庆祝八十寿诞，请我速去他家，我不知是他庆生，空手就跑去了，他高兴地请我和魏绳武上座，并向来宾介绍：“这就是我们的主任。”魏绳武风趣地纠正道：“不是主任，是副主任。”
人家送给王火臣的好茶叶他自己舍不得喝，专门送到我家来，他说：“你过去当主任时，我可不给你送东西。现在我们的主任落到这个地步，我多少得表示点心意呀！”说实话，他给我送这送那，我可是没还他一分钱的情。对这样的老人，不是用物质可以偿还情义的，他的情义是无价的，我自始至终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对他说过。我觉得，只要在心里记住老人的情义就行了。
四十一年，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一个比我年长十七岁的老人，在我受打压时不抛弃我，还有意地尊称我为“主任”，给我无言的支持和鼓励，与其说这是深情的呼唤，不如说这是勇敢者的呐喊。他原本是故意这么称呼我，后来成了习惯，一直叫到现在也改不了。
他是“钢派”铁杆分子，我是“新派”头头，我们俩在武汉文化大革命中有些观点应是有些分歧的。但王火臣老人能抛开派性的干扰，同我亲密相处，四十年如一日尊称我为“主任”，这一忘年交也是文革中的一件轶事和一段佳话吧。
2009年春节我在王火臣家,和原市革委会两个司机通了电话,一个是宋侃夫的司机李季元,现年88岁,身体强健,至今仍坚持冬泳。市革委会成立后,他经常为我开车,他开的是苏式加长加座的吉姆车,当时是市革委会最好的车。李季元告诉我，文革前只有上将级别的干部才够资格坐他的车。李季元是很乐观风趣的人,与我关系很好,用车随叫随到。今日电话联系，热情不减当年。还有一位司机叫赵忠民,是当年为我开伏尔加专车的司机，已78岁了,仍然非常关心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问题。当得知我每月仅有800元生活费,沒有退休待遇和医保时,深表同情。他们认为，为我开车是他们人生的重要经历之一,而且是很愉快的回忆。我和司机良好的个人关系，反映出文革中工人出身的新干部没有一点架子，能够对他们平等相待,这是老干部做不到的。

救人不取报酬的名医们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城市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凡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都享受公费医疗，小病在各单位的医务所（室）就诊即可解决。上医院看病或住院，开一张三联单就能解决全部问题。白衣天使不宰人，医疗费也便宜。我父亲患胃癌住院，从手术到出院共半个月，全部医疗费才花了三百多元。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如果没有工作单位，也能报销一半的住院费用。老百姓看病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还是非常严重。
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他在1965年6月26日作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他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把主要人力、物力放在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医疗上。城市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8年6月27日《解放军报》）
文化大革命中，卫生系统就是认真贯彻毛主席这些指示的。当时的医护人员医风、医德好，与当时的整个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由于大力提倡学习白求恩，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医务人员真正做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医务人员和其他阶层的人只是分工不同，并没有特权，当时的医院和医务人员不是以营利和追求“效益”为目的，而是尽力做到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象裘法祖〔●裘法祖：1914-2008，中共党员、著名外科学家，文革中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院士这样一生始终保持崇高师德、医德的，是难能可贵的。
    文革中医生们的医德和人品都是非常好的。我经常在开会时和同济医学院的裘法祖教授坐在一起，裘教授平易近人，接触多了便成了熟人，不过我很少去麻烦他。只是有一次，我的叔叔吴太和（武汉铸造厂工人）突发急性胃病，送同济医院抢救，我给裘法祖教授写了条子，他亲自为我叔叔开刀，胃切除手术做得十分成功。手术后又活了35年，到八十多岁去世前未发过一次胃病。裘法祖教授没收过一分钱的礼物，我连大红纸的表扬信也不曾送过，以后见到裘教授我仅口头致谢而已。我和他在武汉市第二医院当医生的女儿裘华莹也很熟悉，有次我自己突发低血钾周期性麻痹症，浑身不能动，抬到二医院，就是裘华莹给我治好的，同样是不收分文。
    我当厂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一个年轻工人的妻子患绒毛膜上皮癌在市第八医院抢救，生命垂危，我一天之内连续请同济医院神经科方教授、妇产科主任蔡桂如教授等数名专家、权威前去会诊，他们都是非常及时地赶到，认真会诊，水都不喝一口，分文不取。虽然最终未能挽救该女工的生命，但他们的高尚情操却是有口皆碑的。
    武汉协和医院院长张景坤，曾被党和政府作为中国专家派出为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治病。我写条子介绍别人找他，每次他都亲历亲为，从未收过一分钱礼物。有一次，他到北京开会时，大汗淋漓的他突然进了空调房间，这一大意竟造成张景坤院长心脏病猝死，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好朋友。
    1974年我父亲胃癌晚期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也是由外科齐主任和主治大夫陈道达共同开刀，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预言术后父亲可活半年一年，结果我父亲既未复查，又不打针吃药，居然又活了十年。同样的，我们没送医生们一分钱礼物，而且连住院费也是事后凑齐补交的。
    我十分怀念文革时的医疗保障条件，也十分怀念那些具有为人民服务高尚医德的名医、专家和普通医护人员。

关正明、李蔷华要我救郭玉昆


武汉文革初期，武汉说唱团评书演员何祚欢牵头成立了“武汉文艺联络造反总部”，首先在文艺界内部批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我知道文艺系统造反派占大多数，如武汉京剧团著名演员关正明、李蔷华，猴王郭立昆，武汉楚剧团著名演员马松柏、于盛乐、吴波等都参加了造反派。当时，不仅有很多名演员参加或支持造反派，很多作家也是支持造反派的，例如写《李自成》的姚雪垠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武汉部队胜利文工团的右派作家白桦，在陈再道、钟汉华等指挥军队和保守组织百万雄师镇压造反派时，白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战士”之名写的小册子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传遍武汉三镇，极大地鼓舞着江城人民的抗暴斗争。那些诗即使今天读起来，照样使人热血沸腾。在新一中发动声援新公校的绝食斗争中，武汉文艺界各剧团造反派战士纷纷到绝食现场表演文艺节目，大唱革命歌曲，给坚持抗暴的革命群众鼓舞打气。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中，造反派文艺战士创作不少大幅宣传画，张贴在武汉三镇。如“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击退二月逆流新反扑”等。尤其是在抗暴斗争中，文艺战士不仅带头捐钱捐物，武汉京剧院造反派头头苏波还把位于武汉市中心最大的娱乐场所人民文化园（民众乐园）作为收留造反派避难的场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武汉造反派最著名的据点，在“武老谭”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始终屹立在江城。人民文化园每天用高音喇叭向武汉军民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中央最新指示，揭露和批判“武老谭”的血腥暴行，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群众斗争的勇气。苏波、关正明、李蔷华等一直在人民文化园内同造反派群众同甘共苦，直到的工造总司6月24日被百万雄师武装血洗后才撤离人民文化园。七二○事件后，由于何祚欢的退出，武汉文艺联络造反总部不复存在，文艺系统造反派分别按单位加入钢工总、钢二司和新派组织。
文革中，我接触了很多湖北、武汉演艺界的人。那时候，演员的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工资待遇也和普通工农差不多，只有“三名三高”的老演员有一些中、老年忠实观众。京剧名演员有高百岁、关正明、高盛麟（演关公）、郭玉昆（演猴王）、李蔷华、陈瑶华等名角。汉剧名演员有吴天保、陈伯华等。汉剧青年演员陶菊蓉也颇有名气，住家在我家对门，她的丈夫肖爱山后来当了省体委主任，儿子肖海亮是跳水名将。楚剧名演员有沈云陔、关啸彬、袁璧玉、李雅樵等，中青年演员荣明祥、江翠兰、余文乐、吴波、马松柏等也很有名气。我认识的其他著名演员有武汉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吴雁泽、舞蹈演员周安玲、二胡演奏家徐亨平等，省歌舞团蒋桂英、刘佳宜、陈建华、傅某某（任乐队指挥）等。省楚剧团蔡顺英，武汉市豫剧团团长尤自行等，既是彭祖龙的好朋友，也是我家中常客。市越剧团名演员我个个熟悉，她们还经常到我厂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武汉说唱团何祚欢、夏雨田、薛永年、顾耀宗等都是我的老熟人。何祚欢文革初曾是“文艺联络总部”司令，但他收手较早，所以文革后期基本未受冲击，现在不仅成了武汉的民俗通，也成了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和作家。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夏雨田，创作特别勤奋，成为全国相声界的泰斗，马季、姜昆等都尊称夏雨田为老师。夏雨田还当过武汉市委宣传部长。
何祚欢也多次与我和胡厚民聚谈。有次在东湖的游船上，何祚欢还即席给我们几个人讲起湖北评书。因为我在市革委会曾分管过文教卫，每年又是拥年慰问团副团长，所以和演艺界的明星非常熟悉。许多单位要请剧团演出，找我写一张便条即可。例如武钢有次要开庆祝会，就找我给省歌舞团傅某某写张条子就解决了，当时演出也没有出场费，只是由接待单位负责接送和招待一餐饭就行了。有时演出任务多了排不过来，我就给市演出公司经理邰伟群写张条子，也能解决问题。那时写条子也不像现在，不曾收过请托人一分钱礼物，也不曾抽别人一支香烟。前不久买菜我还碰到过邰伟群，我们依然和过去一样打招呼。
记得工造总司成立那天，晚上的庆祝活动就是请武汉歌舞剧院来义务演出的，我们没花钱，仅在演出的结束后请全体演员到铁军司令熊官清所在的汉口民生路胜阳餐馆吃了一餐饭。当时，吴雁泽正和周安玲谈恋爱，据说周安玲的父母嫌吴雁泽年纪大不同意，吴雁泽苦追不止。那天周安玲跳舞伤了脚，吴雁泽跪在车上耐心地给她按摩。不久，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周安玲去了香港，还是和吴雁泽离了婚。吴雁泽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尖子生，为什么来到武汉歌舞剧院？因为电影《青春之歌》的导演选中武汉歌舞剧院演员谢芳饰演主角林道静，武汉歌舞剧院不肯放人，后来用吴雁泽来换谢芳，武汉歌舞剧院才答应放人，吴雁泽才来到武汉歌舞剧院。他现在已经是全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我认识的演员中还有一位名叫张明智，当时是业余的湖北大鼓演员，经常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一口一声“吴大帅”。谁也不曾料到，他以后成了“武汉市张明智说唱艺术团”团长、著名的湖北大鼓艺术家，他有独创精神，把湖北大鼓引向一个高峰，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家。
    1967年6月23日晚，我被接到人民文化园开会，关正明、李蔷华夫妇连忙来向我诉苦。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也是被打得有家不能回的造反派，瘦瘦的关正明穿一身灰中山装，与大街上人堆中的老头无异，妻子李蔷华却是光彩照人的大美人，五官极其端正精致，虽然衣着普通，但皮肤极白，绰号玻璃杯，看上去很像贵妇人。他们告诉我，演活孙悟空的猴王郭玉昆被老保（保守派）打了，浑身是伤的郭玉昆正在到处躲藏，要我想法子派人去救他。我满口答应，却不知如何才能找到郭玉昆，我先安慰他们几句，让他们安心呆在人民文化园。我当时尚不知道，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正冲着我和工造总司而来。清晨睡梦中我被人叫醒，我的战友已被包围，即将遭到屠杀。六二四大屠杀发生后，我当即到广播站上痛斥陈再道及百万雄师的血腥暴行，向死难者志哀。关正明、李蔷华感到待在人民文化园也不安全，准备逃亡他方。我当时无暇顾及他们，没有实现自己承诺，没能保护郭玉昆，也是我文革中少有的一次失信于人。后来不知为什么，李蔷华和关正明离了婚，嫁给了她的老师俞振飞。

新派组织的思想和组织特征


文化大革命全国造反派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它是由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决定的。毫无例外，武汉造反派出现钢派和新派，也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国各地文革的情况不同，所以不能笼统地将各地造反派的两派画等号，例如武汉的钢新两派类似于清华井冈山的团派和四一四、湖南的湘江风雷和长沙工联等等。这里，我简要地谈谈新派的思想特征和组织特征。
新派有较浓厚的正统思想，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然不能乱来，必须不折不扣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事。自认为政策观念较强，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和造反派中最正确的一派。不希望在斗争中犯错误，更不希望带领群众犯错误，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循规蹈矩，缺乏首创精神。
强调讲政策，坚决反对武斗，不搞打、砸、抢，冲冲杀杀那一套。热衷于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解决问题，被人认为是造反精神不强、缺乏冲劲的策略派。
新派坚决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乱揪乱斗。揪斗干部一是要有中央精神，二是要用事实说话。主张比较宽容地对待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希望团结大多数人共同革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因为对解放干部和团结站错队的群众较为积极主动，被激进派视为“机会主义”。
反对“怀疑一切”，抵制极左思潮，反对异端思潮旗帜鲜明。如反对鲁礼安等人创建的北决扬，反对浠水县巴河一司王仁舟的新农村，反对五一六阴谋集团。新派组织在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中相比钢派受牵连较少与此有关。
新派组织的头头多为左派造反，张维荣是个例外。所以多数头头在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较少受到冲击，相反的多是当权派在文革前重用的“左派”和红人。出于对当权派把文革当成反右运动和乱整无辜群众的愤怒，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中央十六条号召下，在南下学生来汉串联点火时起来造反，如新华工郭保安、新湖大彭勋、新华农高玉泽（●高玉泽：1945年生，华中农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华农东方红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文革后判刑5年）、工造总司吴焱金、新一冶曹承义、长办联司顾建棠、交通联司傅廉等新派头头都是如此。因为是左派造反，在单位较有群众基础，所以在本单位很快形成造反派占优势的局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新派非常赞同中央按单位、按系统、按班级实现大联合的号召，主张走联司、革司的道路。如新派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长办联司、新一冶革司、中学红联新一中革司等组织都是如此。虽然工造总司本身是全市性的群众组织，也极力主张走联司、革司的道路，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新派都是老造反派，紧跟毛主席造党内走资派的反是坚定不移的。即使在二八声明的争论中武汉军区公开表态支持毒草派，新派也没有人倒向不按毛主席革命路线支左的军队一边，而是依然坚决地反击二月逆流，为工总翻案，投入抗暴斗争第一线。一旦认准了斗争的目标，新派有时比钢派走得更远。
由于新派组织主张走革司、联司的道路，因而组织上山头较多，力量较为分散，在斗争中的整体性和合力较差，但单个组织的战斗力还是非常强的，例如新华工、新湖大、新一冶、新一中、新东中、新公校等。
七二○事件以后，新派敢于对曾、刘首长支一派、压一派表示公开反对，甚至公开提出揪“武老杨”和揪变色龙，矛头直指军区、警司的曾、刘、方、张首长。而钢派则大张旗鼓地拥护曾、刘、方、张，结果被当权派整得比谁都惨。
总之，新派和钢派的分歧是造反派内部对事物看法不同、斗争策略不同产生的分歧。这种分歧在造反派形势好时表现突出，表现为争权、争核心、争席位。如1967年一?二六夺权及1967年七二○事件以后的钢新之争。而一旦形势对造反派不利，钢、新两派就会很快抛弃前嫌，毫不犹豫地并肩作战。如1967年七二○事件以前的反击二月逆流和1969年春天“反复旧”，一直到1976年秋天文革的失败，钢、新两派一直是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古今中外皆有之，是造反派之中两种长期存在的思潮。因此在文革四十多年后，还要讨论谁对谁错，谁更革命，是非常可笑的。
阶级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一场大的革命中，斗争双方只存在左和右的两大阵营，要么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胜利的一方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失败的一方，甚至要赶尽杀绝、一网打尽、除恶务尽，双方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文化大革命又是极其特殊的一场革命，是人民大众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一场空前激烈伟大的革命运动。无论你是造反派中的激进派还是温和派，只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反，你在走资派面前表现得再好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胡厚民说得好：一旦你造了反，你就是给走资派下跪他们也不会放过你。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造反派必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无论是搞政变上台、号称“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还是自诩“实事求是”，把华、汪又搞下台的邓小平、陈云，都是不会放过造反派这股政治势力的。

造反派群体为文革付出沉重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使各个方面的人都付出了代价，只是付出的时间有先有后，受到的打击有轻有重。
首先是在1966年的五十天里，刘、邓派出工作组，在全国各机关、学校大抓右派、反革命，使无可计数的干部、学生受到打击和迫害。这次镇压活动被毛主席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它的矛头是向下对着普通老百姓的。随后是当权派操纵的红五类红卫兵，打着“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旗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整地、富、反、坏、右及其狗崽子，到处抓黑帮、抄家、砸庙宇、毁菩萨，连商店的字号、招牌涉嫌“四旧”也要砸掉。他们大搞红海洋，实行红色恐怖，最流行的口号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其理论基础是高干子弟谭立夫宣扬的“血统论”。在毛主席的大力支持下，造反派学生和工人才先后冲杀出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领导干部受到了冲击，有的被限制人身自由，有的受到批斗，但这只是群众运动的冲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惩处。领导干部们虽然受到一些惊吓，但后来毕竟都被陆续解放了。保守派的群众也受到过冲击，当时造反学生满街唱的歌谣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破坏革命坏、坏、坏，死心塌地来保皇，要做黑帮的狗奴才。”但相对造反派而言，保守派风险较小，受冲击的时间很短，而且是文化革命最终的受惠者。而造反派群体从文革初开始直到现在，四十多年来，始终是受迫害和受打击最惨重的。文革研究者老田在一篇文章中说得好：刘少奇个人受到的冲击和造反派受到的迫害是不能比拟的，把全国上千万造反派打成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分子，是最大的迫害和冤案。湖北的曾思玉、刘丰在所谓“两清一批”中，就清出了六十二万多五一六、北决扬分子。
    据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2006年9月9日写给胡锦涛总书记的信中指出：“（一）陈再道、钟汉华武力镇压造反派七个月，受害人6321个。（二）曾思玉、刘丰在“两清”中无情打击造反派51个月，受害人65万多。（三）陈丕显、黄知真、韩宁夫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96个月，受害人29127名。”信中还指出：“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到七月十五日，据不完全统计，武汉造反派群众被陈、钟、牛、蔡、巴支持的杀人集团杀死138人，打伤1000人。在大办‘五不准’学习班中逼死的人谁也说不清，仅顾建棠能举出姓名的就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秘书长、十级高干孔晓春，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全国著名水利专家、国家一级工程师何之泰，武汉电信局话务员、中国赴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汤玉莲，长江工程大学戴树德、郝梦奎，3506工厂吴连生和童幼珍，省科委戴海州，武汉锅炉厂桂美和和谭文元，长航工人陈腊福等。“两案清查”中被逼致死的有：武汉精神病医院徐莜芳，六六一仓库的武齐华，武汉温度计厂胡幼华，市公安局田学群，省航运局姚忠义，华中农学院徐文彩，武汉测绘学院李莉，461厂吴斯望，武昌车辆厂陈刚、龙乐亭、柳和生，武汉市二医院徐厉煜等人。”全省究竟逼死多少人，只有当权者心中有数。
    以上例证，充分说明，造反派群体在文革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这血泪的代价难道不能引起我们深思吗？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即使伟大领袖毛主席本人，正如他自己预料的被人“摔得粉碎”，妻子被判死缓，侄儿被判重刑，子、女均被不同程度打压，果然是“腥风血雨”。毛泽东一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先是献出六位亲人生命。后来亲生儿子也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为了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遭到家破人亡的命运，还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一切反动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其矛头都是对准毛泽东的。我们付出的一切代价，也都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付出的代价。

tuffy05

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9）

差点上了周泉缨的“贼船”

湖北省整做生意的造反派头头是从杨道远开刀的。据杨道远说：1985年，武汉一个纺织品贸易公司有一批涤沦长丝，是广州一个单位寄卖的，已经积压了很长时间，急于出手。有个青年业务员王××找到我，要我帮忙联系客户。汉口兰陵路有一家信林信息公司，有人找到他们买货，我就把从纺织品贸易公司仓库里拿到的样品给他们看，信林公司把样品给上海的买主看了，他们确认要的就要这个东西。这样我就以武昌的知青贸易货栈的名义与纺织品贸易公司签署了两份买卖合同，我的合同加了3万多元钱差价（不到总交易额的2%），我的两份合同标的物都是涤纶长丝，要求他们先打10%的预付款，整个合同总价有100万元。预付款到帐后，我带信林信息公司及上海人去仓库看了大货，他们几方都确认无误。于是付款提货，手续齐备，交割顺利。我的任务应当到此完结。可是上海人的买主—杭州一家纺织厂说他们要的是涤纶加工丝，不是涤纶长丝，这本来是与我无关的事情。结果他们之间的合同纠纷官司牵连到我，武汉市委决定借机整我，“投机倒把”的罪名没法安上，就改办成贪污案，因为区区3万元提成，给我判刑15年。我当时既不是该单位的工作人员，又不是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凭什么把我定成贪污罪？
1985年，杨道远被捕后，《长江日报》和《武汉晚报》整版发表批杨道远的长文《秋后蚂蚱的最后一跳》，文中写道：“造反派在政治上被打倒了，就想在经济上捞一把，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当时详细看了这篇长文，从报上得知杨道远化名路遥，贪污3万元信息费。据当时正在经商的黄礼寿说，他那时也看了这篇文章，自己的生意原本可以做大，吓得不敢再做下去了。
判了杨道远，又盯上罗世栋（●罗世栋：共产党员，原市法院“政法尖兵”一号头头），傅廉、陈家华等人也受了牵连，曹承义不是溜得快，也要沾火星。1984年，罗世栋在硚口古田办机械加工厂，后来又和金口船厂合作搞金属结构加工，经济效益均不理想，后来干脆卖化肥给新疆阿克苏地区。李家华（●李家华：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钢焦化厂工人，文革中为钢九一三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钢九一三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已去世）、傅廉等参与其中。新疆方面给了预付款，而罗世栋一时无化肥及时供应。按正常情况，这顶多算作合同纠纷，但省委工作组却认定此案的性质为涉嫌皮包公司诈骗，罗世栋因此被判刑五年，李家华判刑四年，傅廉因与此次经济纠纷没有牵连，在武昌县纸坊被关押一年后免予起诉。傅廉说，他在关押期间曾看到报纸上说：“造反派政治上被打倒了，又想在经济上捞一把，这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凡是造反派头头经商的，都要遭到当局的清查和打击。
整了罗世栋，当局又盯上周泉缨及山友实业有限公司。周泉缨在武汉搞“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可以称得上是较早走改革之路。只可惜周泉缨毕竟是造反派头头，又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四一四理论家”，风头太大了。我的战友孙建春、严常、林子忠、陈实等入了周泉缨的伙，成立了“武汉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山友实业有限公司”，当时就被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盯上了，说什么“山友、山友，梁山的朋友，造反派上梁山了，不整不行” 。于是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孙建春等人抓了起来。
1984年初，胡耀邦让他的长子，时任中央统战部港澳台事务局局长，同时在中央整党领导小组任职的胡德平到湖北来搞改革试点，胡德平当时住在武汉市东湖第五招待所。在胡德平的倡导和支持下，1984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武汉大专院校联合组建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公司”）。由当时的湖北省长黄知真兼公司董事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叶念国是不脱产的总经理。公司冠名中有“中国”字样，并得到国务院批准，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以东湖周边的众多高等院校为基础，搞出实用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逐渐搞成科、工、贸同步发展的大型实业公司。为此，胡德平专门找到他的老朋友周泉缨出任常务副总经理，负责人事、财经和对外联络，特别有实权。
孙建春先是找到同办过《工程师之友》杂志的胡德平的同学贺绍甲，打算在东湖公司下面成立一个“山友实业有限公司”。经周泉缨同意，孙建春、刘永熹（●刘永熹：1933年生，参加过抗美援朝，文革前为长江工程大学学生，文革中为长办干部、长办联司一般成员，文革后因参加造反被开除公职）、黄正龙（湖北省电力厅造反派一号头头）等人加入了1984年9月成立的山友公司。以后，经彭勋介绍，严常、陈实、林子忠等人也来到山友公司工作，由孙建春出任经理。严常等人加盟是经周泉缨同意的。
据当事人周泉缨亲笔记述：东湖公司成立于1984年6月，对东湖公司的审查开始于1985年8月，东湖公司有效运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居然以“东湖公司热衷于做买卖”为理由，派遣由省纪委常委柯根发挂帅、6名厅局级干部为骨干的一百多名省、市机关干部组成省政府检查组，进驻人员不到二百的东湖公司。同时，关广富又在全省通过文件、报刊、广播，大肆宣扬东湖公司已立为全省大案要案。关广富手下的情报系统很灵，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山友公司实行监控，有关监控的情况明确地记录在1986年第四期《湖北党风》杂志《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文章中。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周泉缨作为清华文革四一四派的头头，与湖北的造反派头头一起，正在东湖公司山友公司集结，“山友”二字的意思就是“梁山的朋友”的意思。于是，山友公司就“法定”地被列入东湖公司的大案要案之首，孙建春、严常、陈实、林子忠四人共计被冤屈地判刑22年，罪名是经济诈骗。坐牢的四人满刑后，在同情湖北造反派的社会网的帮助下，通过法律将山友公司大冤案依法彻底平反，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在经济上一分钱的问题也没有。可惜的是，在法管不了权的中国，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摘自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银河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173-176页）。
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明知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是通过胡耀邦、胡德平这条线成立的，但他们对胡耀邦对造反派比较怀柔的做法是不满意的，还是决定要对造反派头头进行整肃和打击。
周泉缨因为给一个朋友提供了一次现金转账的方便，受到审查并被撤销了他的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对山友公司，则借口严常、陈实、林子忠三人共借款两万元，未及时归还，进行清查，随后以与宜昌无线电厂供货合同的纠纷为突破口，强加罪名，判严常七年徒刑、孙建春六年徒刑、林子忠五年徒刑、陈实四年徒刑。出狱后，孙建春一直为此申诉，得到不彻底的平反，仅获得六万元补偿。
孙建春看我无生活来源，1986年夏天让陈实带我去宜都县他们投资的煤矿当会计，我去了半个月。这个矿由当地乡长亲自任出纳，将山友公司投资的钱都花完了，什么效益也没有，只是不停地继续要钱。我一看煤矿是个无底洞，纯粹是被乡政府耍了，投资的钱全打了水漂，继续投资无异于白撒钞票。我于是自作主张，带上全部账本、票据回汉了。陈实派一个小青年送我，我在公共汽车上仅有的125元工资被扒手偷了，幸好送我的小青年还有二十多元钱，乘火车回到武汉，仅剩8分钱，我到家才还了小青年这笔车费。若没有小青年，我只得乞讨回武汉。
后来，周泉缨被迫离开东湖公司，孙建春等被判刑，当局很想把我也牵连进去。反反复复地多次找我调查，好在我只去了半个月煤矿，什么事也没参与，又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当局才不得不放过了我。
从此以后，我什么也不敢干了。1986年，郭洪斌到我家找我，说他在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隔壁租了一间房，因为他发现当年到韶山去参观毛主席故居的人已达一百多万，认为其中有商机。他拿出从新华社买到的从未发表的毛主席照片一百多张，说可以在那里办报、办杂志，卖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挂历、纪念册、像章及相关旅游纪念品。并说由他投资，我负责具体筹办，赚到钱可以分成。我当时听了，觉得他的设想可行，答应考虑考虑。想不到没过几天，郭洪斌委托王小青（●王小青：女，1945生，文革中为银行造反派组织“红尖兵”一号勤务员，武汉市妇联常委，1978年因文革问题劳教三年）给我送来火车票。我考虑到杨道远的前车之鉴和山友公司“梁山朋友”们的教训，不敢下海了，于是将火车票退给王小青，让她转交郭洪斌。
由于身残病重，丧失劳动能力，又唯恐赚到钱遭当局镇压打击，无奈，我只得给文革的部下打工，以后干脆在自己家门口摆台球桌糊口，得以活到今天。我不仅是文革的幸存者，也是当今社会最底层的贫贱者。是我不勤奋、不努力吗？是我没有工作能力吗？显然都不是。试看当今以权谋私者、钱权交易者，需要什么能力吗？在一个失去社会公平，极少数人靠权势、靠关系可以迅速致富，而长期拼命打压另一部分人的社会里，我们几十年的悲惨遭遇的根源还用我多费口舌吗？

我与彭祖龙先生的思想分歧

2009年6月初，彭祖龙的《六渡桥的黄昏》前言部分在网上发表后,许多网友对此发表了十分中肯的批评文章。为此，作为一个对彭祖龙了解较多的人,我认为有必要谈谈彭祖龙这个人，试析他文革以来的思想变化过程及其缘由。
彭祖龙，1937年生，曾在“四清”工作队干过一段时间，文革中的职业是武汉橡胶厂技术员,参加工造总司后，担任勤务组成员兼宣传部长。在投身文革的过程中,彭祖龙是坚定地拥护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在粉碎“二月逆流”的抗暴斗争中,在工造总司被陈再道之流指挥、操纵的百万雄师包围并血腥屠杀时,他义无反顾地充当现场总指挥，与百万雄师的刽子手殊死搏斗并负伤。七二○事件后,他主办的《工造总司》报和《不忘六二四战报》详尽地揭露了陈再道之流杀害造反派群众的血腥暴行。工造总司有一支青年人组成的“铁军”,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工造总司勤务组唯恐他们做出违法违纪的事，又是彭祖龙自告奋勇出任铁军政委，为此遭到曾思玉、刘丰的残酷打压，文革中被武汉警备区关押近一年时间。毛主席逝世后，彭祖龙被当作“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投进监牢，被判刑6年。当局原本打算对彭祖龙“免予起诉”,予以释放，但彭祖龙觉得无辜被当局关押了几年，竟一定要向当局要个说法，索要“毕业证”,当局以其态度“恶劣”和坚持“反动立场”,给彭祖龙发了“毕业证”—判处有期徒刑6年。
吃够了苦头,走出牢门的彭祖龙一无所有,凭借刻苦钻研化工技术，拿到了工程师职称，在武汉市科委编外的一个摊子里办搜集科技情报的杂志。以后又跑遍湖北农村去支援乡镇企业，以此糊口。1987年彭祖龙回汉碰到我，我当时正在办民办科研所, 彭祖龙听说也想办，我告诉他如何申办的详细手续，彭祖龙立即办起了民办科研所，后来发展为公司,并以此为平台开始了他的小康之路。他跑到内蒙古,找到从武汉调去的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王群，王群见到“第二故乡”来的“家乡人”, 听说彭祖龙又是工程师，于是热情相待。彭祖龙果然不负王群所望，在内蒙古改革开放中帮助许多化工厂走出了困境，为他们的产品打开了销路。由此，彭祖龙一步步走上了富裕之路，思想上也逐渐起了变化。
他最想不通的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背叛革命,主席尸骨未寒，华国锋竟敢背叛毛主席的遗愿和路线，发动宫廷政变,将毛主席的亲人打入地狱,全面清算文革和造反派。那些当初高喊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官员们弹冠相庆,疯狂地妖魔化毛泽东、四位文革派首领以及广大革命造反派。彭祖龙认为这都是毛主席没选好接班人所致，使造反派被搞到永劫不复的地步，故自嘲为伤心人（“商欣仁”的笔名是其谐音）,思想极为消沉。他说:“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就是管用，你看,凡是跟邓小平跑的人，哪一个不是升官发财、吃香的喝辣的？还是跟邓小平跑的人划得来。”
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彭祖龙，政治态度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逐渐在变化。邓小平好,胡锦涛好,温家宝好,是他的口头禅。由于彭祖龙当上了老板，接触的精英们也多起来，先富起来的老板们多是挺邓反毛的，本不反毛的他在那个圈子里也逐渐在思想上和老板们打成一片。彭祖龙经常自由出入香港，成了香港的摄影记者，游历了欧盟十一国，他十分欣赏西方的繁华世界和民主自由，思想上逐渐“与时俱进”,和国际接轨。
至于无产阶级能不能成为领导阶级，彭祖龙受周泉缨思想影响较大,周泉缨是主张“造反派(无产阶级)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主张知识阶级主政的。周泉缨到彭祖龙家,送给他自己写的三本书，“理论家”周泉缨的书对彭祖龙思想变化也有一定影响。
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我只是想试着分析一下而已。造反派的同志和网友都认为彭祖龙文章杂乱不堪，思想十分混乱,这与他不断接受各种精英的思想有关。
我曾跟他说过,一旦成为了政治符号人物政治信仰和立场都是不能变的，至多只能随时修正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即所谓反思。彭祖龙说:“你不变不能代表我不变，万事万物都是在变化中前进的，世界也是在变化中前进的，历史上就没有走回头路的。”《题乌江亭》诗:“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这大概也可以代表彭祖龙的思想变化。网友开展对彭祖龙文章的评论，对分清是非、澄清思想很有好处。即使在造反派中，现今思想也是多元化的，当然坚守毛泽东思想的是主流。比彭祖龙更小康的曹承义就不改初衷，他的书《悲欣交集话文革》就说明这一点。网友“呼唤胡厚民”很好,胡厚民是坚强的榜样,是武汉造反派头头中唯一始终不屈不挠的硬汉。对彭祖龙出格的观点,我们从来不敢苟同。
彭祖龙先生有几个观点:一、马列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场灾难，二、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三、无产阶级不是最先进的阶级。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也不是彭祖龙先生的发明创造。走资派和当代精英们正是不折不扣地这样做的。只是他们要求“不争论”、“只做不说”,变着法儿忽悠全体中共党员和全国人民。
当局早已是只提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的书市面上难觅影踪，看到的都是“思想创新”。不管怎么说，人家堂而皇之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你能说啥？不像彭祖龙傻乎乎地抛出一句观点，又没说明什么意思，活该挨批。
当局早就全面放弃了社会主义，将其篡改为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有中国特色的”的几个字,好像还在坚持社会主义，而彭祖龙只有精英观点，没有下文。
当局认为无产阶级早已不是领导阶级了, 早已经在宣扬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三个代表理论，但有时也能从工人中找几个劳模出来“先进”一下,你能说啥呢？不像彭祖龙干吼一声。彭祖龙先生太对不起工农大众了,自己刚刚脱贫，毕竟还没上升到真正“精英阶层”的地位，怎能鹦鹉学舌地乱叫唤呢?
周泉缨文革中曾是“胡总”的同学兼“上级”，在清华大学被人讥称“周老六”—马、恩、列、斯、毛、周(泉缨)。现在，周泉缨认为马、恩、列、斯、毛都过时了，唯有周泉缨“顿悟”和首创的《统一论哲学》才是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故对周泉缨改称“周老大”—当今世界理论第一人。周泉缨大有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气概，你说周泉缨狂不狂？彭祖龙与周泉缨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毕竟周泉缨还有许多令人钦佩之处。
彭祖龙的三个论点,在周泉缨的四大本著作中有详尽解读。（周泉缨最近又送我等新著《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彭祖龙不过是捡了几根鸡毛当令箭,腰里挂个死老鼠—冒充打猎的。他的论点,远不如周泉缨的系统理论,也不如时代精英们的巧妙伪装。彭祖龙纯属伸着脑袋接石头—还自以为是“反潮流”的英雄，其实他已经从当初造反派逐渐演变成了保皇派。
人在社会中的阶级存在，往往决定他的政治态度(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从来都只是无产阶级的我，当然只能坚持无产阶级的主张。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他干的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两件大事都是亘古未有的宏图伟业。核心就是消灭私有制，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谋利益。实践证明，无论是否定文革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党内走资派和精英阶层的主要矛头都是对准毛主席的。主席逝世三十多年了，依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戴就是历史的回答。
彭祖龙先生甘当“靶子”，我猜想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个人好出风头，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雁过留声。二是故意当“靶子”。因为大批特批彭祖龙人们没有顾虑，更没有风险。而实际上批彭祖龙的某些资产阶级观点就是批时代精英们的买办、汉奸思想。因此，我欢迎大家见仁见智，就彭祖龙先生公开发表的观点进行批判。

俞正声批示，解决了我们的养老生活费

最早领头为幸存的造反派“两案”人员的生活费奔忙的是顾建棠，他通过合法程序在湖北省档案馆查到中发〔1982〕9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等。就是这样一个邓小平、胡耀邦主政时的中央文件，当时湖北主政的省委主要负责人竟不予传达，也不执行，尘封18年后才被顾建棠意外发现。这时是2000年。湖北省在1982年、1983年不仅对抗中央两案工作会议只判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徒刑的决定，扩大了对造反派头头的判刑范围，这些被判刑的人释放以后还被开除厂籍和公职，不给生活出路。为此，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等人开始了艰难的申诉之路，甚至带领数十人到省委门口静坐，防暴警察前来驱赶，当问清缘由后，警察都自动离去不再过问，看来连警察也对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动了恻隐之心。
首先是由顾建棠写信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反映情况，然后是登门申诉。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高处长、李处长、董处长直至厅长应该说对此事还是比较重视的，也能正视和处理这个问题。由于时间长，涉及面较大，一系列问题不是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劳动厅一个单位能够解决的。尽管如此，由于有了中央〔1982〕9号文件，武汉铁路分局率先自行解决了该系统杨全顺、刘祖清、刘祖平等三人的生活费问题，鉴于他们三人均年过七旬，武汉铁路分局一次性发给每人4万元。这件事鼓舞了顾建棠继续诉求的决心。
2003年夏天，胡国基到我家，让我填了一张解决生活问题的表，才将我的名字登记上去。我又和胡国基一道，到中山大道老蔡林记参加了一个会，碰到了李家骥、陈端午等人，其中李家骥说要上街游行，我当即表示反对。后来才知道，为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中也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顾建棠、刘永熹、胡国基等人是温和派，主张坚持不懈地逐级反映情况，坚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节的方式，绝不采取过激方式解决问题。我自然是和温和派一起活动。
我前后多次参加在朱裁缝（●朱裁缝：本名朱汉卿，1930年生，文革中为钢工总战斗队员）家召集的会。会上，一是讨论顾建棠写给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省长蒋大国等领导人的信，二是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样的会几乎每周开一次，总是由刘祖平主持，顾建棠唱主角。会开得多了，也容易产生分歧，人多嘴杂，乱传消息，既不解决问题，还产生一些副作用。因此，我多次建议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不要再开这种会了，有事小范围商讨即可。以后，我很少参加这样的会，但后来由顾建棠召集的小范围研究如何给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困难情况的会，我大部分都参加了，所有的信都是顾建棠亲自起草、打印，征求意见修改后，又再打印。据说先后写了二百多封信。这对于一位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顾建棠为解决大家的生活费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代价。
我也曾多次同顾建棠、胡国基、黄有堂、陈大华等人到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向高处长、李处长反映情况。李处长说：百万雄师1967年打工造时，他还小，但他就住在工造总司大楼附近，现场目睹了屠杀惨状，至今记忆犹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顾建棠等不间断地、执著地向有关部门写信、上访，省政法委终于为此事召集省八个相关部门开了半个月的座谈会，搞出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根据这个会议纪要，还要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来甄别哪些人属于“两案”人员，哪些人不属于“两案”人员。胡国基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准，才有了武政法办〔2005〕40号文件，被认定的几十名“两案”人员自2005年元月起每月领取555元养老费，但没有医保和其他待遇。有些“两案”人员由于难以认定案情，至今还没有解决生活费。2007年，又将“两案”人员生活费参照社会退休职工的平均工资调整为755元，2008年调整为802元。
这件事每年都是由顾建棠、胡国基不断地为大家奔走、反映，才得到妥善解决的。如果没有顾建棠、胡国基等人全力去做这件事，垂暮之年的我们该怎么办？对于身残病重、常年独居的我来说，这是我唯一的生活来源。
我给俞正声写信说：“即使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没有不给政治犯生活出路的。严格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根本没有政治犯的，我们虽然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却比资本主义国家差远了。”
我也曾和顾建棠、胡国基、黄有堂、陈大华等人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去上访过一次，要求重新复查对我们的判决。该院一位主任对我们说：“你们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中央统一解决的，我们不能开口子。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也同情你们的遭遇。只要上面开口子，我们立即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参加文革的心路历程

我本是一个并不关心政治也毫无政治经验的人，文革中却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我的母亲，一个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工作者，却被他人唆使的保守派红卫兵当作“走资派”挂黑牌、戴高帽游斗。在“横扫四旧”的口号下，整个社会一片红色恐怖。到处抄家、剪辫子、剪裤子、砸庙宇、毁文物、抓黑帮、揪斗地富反坏右、横扫牛鬼蛇神……一句话，把矛头指向群众。这也是当权者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传统做法的一个极致发挥和表演，大批群众成了文革初期的斗争对象和受害者。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并不关心政治的我，为了母亲的无辜受辱，为了同母亲一样无辜被整的群众，我不得不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颁布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特别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革命路线的这段话，是我决心跟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启蒙，我想许多造反派也不例外，尤其受迫害最深的群众，如同听到救命的最高指示，当然要奋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其初衷不过是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争取解放自己，是自发的维权，而不是为了夺权。后来夺权也是直接响应毛主席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的号召。
由于党中央两个司令部都利用群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变成了群众斗群众，由文斗演变到武斗，进而开展血腥的大屠杀。
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一个人的意志进行的，文革成了他一个人导演的舞台，无论是当权派、军队还是造反派都无所适从，只有保守派简单些，一切听当权派的。
造反派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符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所以大方向正确，谁压制了造反派谁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党、政、军当权派，概莫能外。
“二月逆流”中，武汉军区把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3月17日一夜之间拘捕了朱鸿霞、胡厚民等485名大小头头。我第一次感到政治斗争的危险性和残酷性。尽管以工人总部为首的激进派刚刚在2月8日的公开声明中将我个人打成托派、反革命，而武汉军区的公开声明又是支持我们的。但我不改造反初衷，依然和新派战友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逆流和为工总翻案的斗争。之所以敢冒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正面冲突的风险，也是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撑腰，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主席在文革中还直接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在当时的毛泽东词典里，左派毫无疑问是造反派。但担负支左任务的军队却凭借历史经验，普遍支持保守派，这就造成了造反派与军队的对立情绪。
我当过兵，对解放军有感情，我运动初期是官方依靠的积极分子，我对保守派群众没有坏印象，只是认为他们受蒙骗，被当权派操纵，站错了队而已。但1967年六七月间，军人操纵的百万雄师对江城造反派单方面的血腥屠杀，其中仅6月24日，就在光天化日下，杀死我的战友28人。如果当天我不是开会侥幸离开现场，今天也没有我说话的机会了。这件事对我心灵的震撼太大了，再次领教了政治斗争的残酷，领悟到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是那么现实而触目惊心。
百万雄师六二四血洗工造总司，使我看到血腥，同时也不再惧怕死亡，我没有选择，只有向陈再道之流讨还血债。武汉造反派反逆流的斗争越闹越大，血腥的屠杀并没有使造反派屈服，毛泽东主席不得不亲自到武汉来解决问题。毛泽东万万没想到的是，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军队要员竟敢煽动官办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围攻毛主席的住地—东湖宾馆，独立师8201部队胆敢抓走自己的随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张根成等人，甚至还扬言要抓“那个会游泳的人”。于是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七二○事件，毛泽东差点成了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七二○事件后，毛泽东意识到文革不能触动军队，为平息军人的怨气，王力、关锋、戚本禹成了牺牲品。这时的造反派浑然不觉，有的还认为谁最激进谁就最革命，抢枪显然就是上了走资派的当。“政治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家熟悉这一套，初出茅庐的我们完全不懂。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时指出：“现在是小将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随后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标志着造反派已完成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此后对造反派一波又一波的整肃和打击就开始了。
学生逐渐退出文革舞台，当权派针对工人造反派的镇压力度加大了。这时，一些造反派头头有了被抛弃的感觉，才知道权力的重要，其中胡厚民是对这个问题理解最深的人，他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和“三干”策略说明了这一点。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料子，个人也没什么权利的欲望，认为自己一个工人能当上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已是力不从心了。与老干部接触多了，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他们是凭革命资历掌权的，不见得有多大能力。我原想只要自己不犯错误，过点安稳日子算了，虽然“一打三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使很多造反派遭受打击，但基本未搞到我的头上，我自己所在的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依然是造反派的天下。所以，当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胡厚民要“反复旧”，我开始是坚决不同意的。理由是：一、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是否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二、冲击党的九大是不顾大局的行为，弄不好会犯错误。但胡厚民坚决要搞，我考虑到历史的教训，造反派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只能同生共死。我个人不参加，可以自保，但也会被造反派所唾弃。我同样没有选择，我表示愿意与胡厚民等同进退。我的《判决书》的罪状，全部是自1969年“反复旧”及以后与胡厚民等共进退的一些东西。但我至今不悔。走资派清算造反派也是“论资排辈”的：那些造反最早，职务最高的人，不论你后来做得多么好，也能很轻易找到“莫须有”的罪名把你打倒。胡厚民虽不是职务最高，但当权派知道他是湖北造反派实际的掌舵人，所以对他判得最重，这在全国是一个例外。
毛泽东即使在运动初期利用造反派群众来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本质上还是支持造反派的，不仅因为他发动的文革与造反派联系在一起，还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最大的造反派。他不仅仅是文革造反派的总司令，还是全国党、政、军、民的领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要带领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帝、修、反的反。文革中的造反派只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一个随时可以丢掉的工具而已。这就决定了造反派的命运，造反派即使在文革中，也是不断受到党、政、军当权派的打压，尤其在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清查武汉北决扬运动中，造反派几乎全军覆灭。
造反派这个群体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一直是备受打压的群体，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解放以后，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矛头向下的，唯有文革初毛泽东提出矛头向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派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仅仅因为运动初期造反派起来造官僚阶层的反而挨整，造反派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血肉相连，造反派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维权，直到毛主席逝世后，面临灭顶之灾。当权派为了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把所有仇恨都发泄到造反派身上，几十年单方面的高强度、全方位的妖魔化宣传，使造反派承担了所谓“十年浩劫”的全部罪名。造反派有权制造十年浩劫吗？武汉有哪一个当权派能站出来说，我吴焱金制造了一个冤案吗？可是，当权派们在文革中及文革结束后制造的冤案却是成千上万，罄竹难书。
说实话，我不赞成文革中这种把党内斗争扩大到群众中进而运动群众的做法。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运动，共产党自己不承担责任，却要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群众来承担罪责，这是哪一家的逻辑？我反对武斗，反对杀人，而杀人有功的现实是我看到的最大的不公平。
造反派不等于毛泽东，造反派也不等于文化大革命，只能说造反派与毛泽东和文革有割不断的联系。毛泽东在批驳周泉缨“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的四一四思潮时，把造反派与无产阶级等同起来，指出：“他说的是无产阶级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思潮是不能必胜的。”造反派是无产阶级这一点毛泽东说对了，正因为毛泽东始终不忘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才是毛泽东始终受到人民大众拥护的原因。
我向往真理，向往一切美好的东西，崇尚民主、自由、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大革命对所有造反派是一场噩梦，充当牺牲品和替罪羊的造反派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我个人绝不会重温文革旧梦，文革的方式不是我们选择的。然而唯有文革，受压迫打击的群众才可以扬眉吐气地对当权派说不，这是毛主席给予人民大众的权利，我虽然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这段历史客观存在，我无怨无悔。
历史将会对一切作出公正的裁决。

毛泽东是造反派的旗帜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也是造反派的旗帜。虽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触犯了党、政、军当权者的切身利益，但文革中没有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即使被毛泽东称为硬如“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也一再检讨，信誓旦旦地表示“永不翻案”。所谓“二月逆流”，不过是几个老帅发发牢骚而已。即使想与毛泽东对着干，也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文革初期，利用中央率先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的时机，各地当权派立即抛出大大小小的“三家村”，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如湖北省委抛出武汉大学的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连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业余作者朱鸿霞、刘传福、李向阳也被打成小“三家村”……一句话，走资派所有对抗文革的办法，都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断章取义，曲解原意，为我所用，把水搅混。例如邓小平复出，即打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利用抓生产、抓安定团结，把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赶走和整下去。一句话，当时没听说哪个当权派或保守派公然反对毛主席，连保守派也照样打着造反的旗号，不承认自己是保守派。文革中大搞红海洋、搞早请示晚汇报等，把毛泽东思想极端化、庸俗化的，恰恰是当权派和保守派，当时武汉市委的干部就做了大量的毛主席画像，以表献忠心，其目的都是利用毛主席的旗帜来保护自己。
出于对党内官僚阶层长期整人的愤怒，出于文革初期被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抗争和维权，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洪流中，造反派自觉地集合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在毛泽东这个红司令的领导下向走资派猛烈开火，因为大方向是正确的，符合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成为毛主席依靠的力量。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这一伟大尝试，却是史无前例的。古今中外没有哪位领袖这么干过，因此毛泽东遇到空前强大的无声的抵抗，直至在武汉遭遇的七二○事件，迫使毛泽东改变斗争策略。而造反派浑然不觉，当时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
文革后期，被毛泽东疏远的造反派尝尽了走资派的苦头，但造反派从内心不敢对毛泽东有丝毫的抱怨，只能检讨自己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泽东虽然不再重用造反派，但毛泽东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则是坚定不移的。毛主席在世，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无人敢触动。造反派群体依然是被视为革命左派的。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造反派失去最终的保护伞，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奇怪的是，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还要抓着这面旗帜。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总头子、总司令，是最大的“罪魁祸首”，王、张、江、姚那四个人不过是他重用的干部，造反派不过是摇旗呐喊的基本群众。结果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四个人和造反派身上，还要打着“两个凡是”的旗号，将他们扣上反毛主席的帽子。直到把那四个人和整个造反派彻底整熄了，才搞了个“决议”，清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严重错误”。只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一受到质疑，毛泽东的旗帜有时还要摇晃一下。
如今，肆无忌惮地咒骂毛泽东成为时髦，好像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可是你们对毛泽东和文革又了解多少呢？你们的水平又比毛泽东和文革高出多少呢？当初你们都干什么去了？如果当时还没有出生，不知者请勿乱发言。
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毛泽东是领导共产党造反派的总司令，共产党造反没少挨骂，也是被当权派必欲置之死地的“共匪”。共产党掌权后，获得了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逐渐脱离工农群众，一心想走资产主义道路，早忘了自己当造反派的初衷和誓言。只有毛泽东始终如一地站在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不惜摧垮自己亲手创建的党，也要为自己的理想而抗争，他的思想和气魄无人能及。无论当今和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伟人。
这位伟人和共产党血肉相连，所以共产党至今没有公开丢掉毛泽东这面旗帜，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人民币上面依然是毛泽东的头像。毛泽东仍然是相当多的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造反派不讳言自己在文革中高喊“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去见马克思”，不讳言自己曾经高举过毛泽东的旗帜，也不讳言自己曾经被毛泽东整过，但毛泽东敢于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雄才大略、雄伟气魄，使毛泽东成为造反派心中永远的偶像，毛泽东永远是造反派高举的一面旗帜。有缺点的战士永远是战士，完美的缩头乌龟永远是乌龟。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思想大解放，受压迫底层人民敢于冲击当权派的伟大历史意义将永远彪炳史册。
在几千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国度里，从来是权贵仗势欺人有理，老百姓反抗当官的有罪。只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总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引自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文革民间印《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册〕。”毛泽东是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毛泽东的旗帜就是造反的旗帜。
我虽然极不赞成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主张各阶级和谐相处，互利双赢。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毛泽东告诉我们的。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切追求平等、公平正义的人们，毛泽东永远是他们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