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承义文革回忆录（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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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承义初稿 钟逸整理
曹承义文革回忆录（精选）

         对一个小人物被处决想不通，促使我投身“文革”
我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汉市武昌大东门傅家坡“博文中学”（现为武汉市第十五中学）对面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祖父是菜农，我家这一带当年是出产闻名天下的武汉特产蔬菜“洪山菜苔”的地方，周边有很多湖塘，还出产武汉人煨排骨汤最好的配料——莲藕。我的祖父1920年因病去世时，祖母才23岁，她带着3岁的我的父亲，依靠种菜和打短工维持生计。
我1955年毕业于武汉市武昌钢铁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团。毕业分配后，先后在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机装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机装公司、洛阳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工作，1964年调动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一冶”）施工处任技术员。
一冶是冶金部下属最大的一支建设我国钢铁工业的基建队伍，以建设武汉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而名扬一时，当时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野战兵团”。文革前，一冶和武钢同属省辖厅局级国营企业，一冶当时有正式职工28000多人，下属有18个县团级的单位，有省厅级干部近20名，处级干部100名左右，科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各1000名左右，加上家属工及附属职工医院、技工学校、子弟中小学职工等共三万多人。当时武钢、一冶合起来职工人数约10万人，武钢约7万多人。
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曹承义，“文革”结束后被捕，判处五年徒刑。曹承义年过七旬，写出十多万字回忆录《悲欣交集话文革》。经锺逸整理，在中国自费印行，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锺逸提供）
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勤务员除原“野战兵团”的5名勤务员外，黄家祥（一冶筑炉公司工人，“红学员”头头）、徐彪（一冶特种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谢建生（一冶机装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等人都成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勤务组由曹承义、于湛东、桂大庆、杨连洲、徐正全、谢建生、徐彪、黄家祥等人组成，我为一号头头。一冶的大联合形成以后，由于增加了“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学员”、“红卫军”、一冶“红旗”等新鲜血液，造反派实力空前壮大。
曾经在计划经济年代无比辉煌的一冶，将自己的大名前面冠上“中国”二字，在深圳黄贝岭，“中国一冶”四个大字还赫然耸立在高楼屋顶上。可惜一冶早已今非昔比。一冶现在已改成股份制企业。还留有一个一冶公司的空牌子解决为“内退”的老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发放内退工资之类的遗留问题。另一个已改制的股份制公司与市场接轨，专门搞建设，负责挣钱。原来的公司党、政领导都成了新公司的股东即老板。一冶这个为新中国冶金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队”，几万产业工人买断工龄，绝大部分下岗，顷刻土崩瓦解。多年以来，一冶公司大院一直有人静坐、罢工、闹事，长期不得安宁。曹承义的幽灵始终在一冶上空徘徊。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继中央开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以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紧接着点名抛出武汉大学李达、朱邵天、何定华“三家村”黑帮，中共武汉市委也跟着抛出程云、武克仁等黑帮分子。全省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在党组织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党集团，各级党委以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姿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和党外群众。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老师和辜正年同学在校内召集了一部分学生团支部书记开会，反对阻挠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到省委汇报反映学校文化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
“六一一事件”被学校党支部汇报到一冶党委，被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经请示省委同意，一冶党委派出由机关各处室、各公司领导和骨干组成的近100人的庞大的工作组，由一冶处级干部、团委书记满守昌和一冶党办一位姓翁的女处长担任正、副组长，进驻一冶一中，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作为党委的红人、骨干分子，脱离生产岗位，被调入工作组去镇压一冶一中的学生运动。我在工作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学班上课，不过是保持高压态势，把学生们控制在教室里，叫他们不要乱来。接着是在一冶业余学校将30余名教师集中学习、读报，再发动、引导大家讨论发言，要求我们工作队员和骨干们做好记录，以便发现有攻击言论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时对党有不满言论者，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
我们每天通过查阅老师们的档案，从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有不满言论的人。如有一女教师，档案内记载她有一次将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带进了厕所，就说她是反革命，工作组将这个内容告诉党团员教师，让他们写出大字报贴在操场上，将这位女教师搞臭。还有一位50多岁教语文，教过汉剧、楚剧名角的夏老师，每次学习时总让他发言，想让他讲出点错误来好整他。
工作组发动大家积极写大字报，相互开展揭发批判，发动全校师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自发地反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行动镇压下去。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引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最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我当时虽然是工作组的成员，是积极分子，但我对工作组的做法是不满的。好像并没有搜集到什么实质性的“反革命”言行，怎么就轻易地把教师、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这些档案材料时没有找出我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也没有向工作组领导汇报出有价值的材料，无法充当工作组的干将。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组不几天，在一冶的近邻武汉钢铁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内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工人，不是当权派，不应该写自己的大字报，就撕掉了那张揭发自己身世的大字报，并且与黄连生发生了争吵。庞玉来见黄连生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就捡起一块砖头去打黄连生，不想打在一位前来劝架的积极分子女工蔡先梅头上。这本来是一起不大的群众纠纷，中共湖北省委却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5日，在事发15天时间后，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判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
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我感觉非常奇怪，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他们的实质是把运动的方向引向镇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点燃了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我们这些本来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

我们为什么要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
武汉成立揪陈抗暴总指挥部
1967年6月初，随着武汉部队“六•四”公告的出台，武汉造反派和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队领导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克服造反派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情况，应对武汉军区领导人操纵的御用工具——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武力围剿，武汉造反派急需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指挥。由“新湖大”头头张维荣、彭勋、龙铭鑫、谢帮柱等人发起，组成了“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交通方便的湖北大学内。参加总指挥部工作的人有工总的夏邦银（后为九届中共中央委员）、沈复礼，“二司”的杨道远，“九一三”是刚当上总团一号头头的李想玉，“工造总司”有吴炎金、龙梅生、蔡大祥等，“新一冶”是我参加，“新华工”有张立国、张汉卿（教师）、吴家丕（教师）等人，“新华农”有小谢和谭志发，此外，以新派组织为主的革司、联司也有很多组织参加，如新武船联司的林子忠、胡必清，新武机八一七的余平，省交通联司的傅廉、余明生，长办联司的郑兆鳌、严常，市安装公司的孙厚智、黄金善，新中原的陈茂祥，新汉纸联司的张智华，省直红司的王志良，公安联司的李正才，武汉财司的梅林生，武汉红工的丁喆生等。还有小教总部的代表参加会议。中学红联则派出新一中的陈德胜等人参加活动。揪陈抗暴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张维荣，杨道远、我和吴焱金担任副总指挥，夏邦银1967年５月被造反派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以后，带了50多人一直住在新湖大，他也担任了副总指挥，他一直到7.20事件前才离开新湖大。
从总指挥部成立开始，就形成了每天上午召开碰头会的传统，各组织头头或亲自或指派专门的联络员参加碰头会。每天开会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五十人，主持会议的多半是新湖大的头头。每次碰头会先是由主持人介绍由驻京联络站打来的长途电话的内容，多介绍一些首都文革动向、中央首长讲话内容等。其次是各个组织头头轮流发言，交流各自单位及武汉市新近发生的情况。
六月上旬开始，百万雄师（武汉最大的保守派联合组织）已经开始对造反派的广播站和宣传站进行武力围剿行动，如攻打汉口的居仁门中学、武汉市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都是在开碰头例会时各单位汇报的情况。总指挥部只能将收集的武汉市最新的重大事件通过驻京联络站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总指挥部虽然不可能组织人员去搞武斗，但当时是一个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集体，起到了相互鼓舞和相互支持的作用。指挥部要求各单位做好防止百万雄师杀人的思想准备，为了避免牺牲和重大损失，不要死守宣传站，随时做好撤退和转移的准备。在碰头会上，大家也建议，多将百万雄师挑起武斗、杀人的情况向武汉军区首长反映。
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团结了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坚持了“揪陈抗暴”的斗争。总指挥部及时将百万雄师“六•一七”、“六•二四”等大规模围攻、屠杀工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的情况通过三新、二司驻京联络站向中央反映，才有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六•二六”来电。总指挥部还决定在6月底将孤立无援的汉口民众乐园、汉阳轧钢厂、汉阳商场等宣传站撤离到湖大、华工、水院、武大等地，才避免了造反派遭受更大的伤亡。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武汉造反派统一整理了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在坚持抗暴斗争中团结了钢、新两派组织，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钢、新两派头头仅在上层少数个别人中思想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丝毫不能替代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面前，钢、新两派绝大多数头头和广大群众空前的大团结。

新一冶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围堵
每次全市造反派大游行，“新一冶”的组织工作都特别出色，各单位成建制统一领导，每次都能组织几十辆甚至上百辆“大红头”载重汽车，整齐出发，游遍武汉三镇，一幅幅迎风招展的造反大旗，铁流滚滚的车队，充分展现了武汉产业工人的强大实力。这是一支压不垮、打不烂的革命工人队伍，所到之处，受到万人空巷的群众欢呼，真是威震江城，令党内走资派闻风丧胆。当权派后来把一冶列为重灾区，反反复复进行清算和打压。
1967年6月，武汉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空前激烈的阶段。一方是得到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各级人武部、公检法专政机关和所有当权者全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组织百万雄师，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钢铁长矛，利用当权派提供的各种机动车辆、各种物资装备和活动经费，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要从肉体上杀光一切牛鬼蛇神，这当然和造反派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他们所代表的是走资派的利益，而造反派所代表的是遭受走资派镇压、迫害、打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将要失去的天堂对革命人民无情的杀戮。
新一冶是这时走在全市造反派最前列的队伍之一。我们参与了1967年5月支持“新公校”（武汉公安学校的造反派组织）的全市大绝食斗争和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营救夏邦银②的斗争，是最早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的实力最强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位于红钢城武钢业大与位于八大家的一冶公司办公大院之间的三十三街坊的“新一冶”造反总部，是一座五层楼的招待所和单身宿舍，6月11日晚6时起，很多造反派工人聚集到总部周围，还有人举着新一冶的旗帜。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问我说：“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当然记得今天是一冶一中“六一一”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几个工人围着我说：汉口的民众乐园现在很危急，百万雄师要攻打民众乐园，我们要去声援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保卫那里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我看人越聚越多，就通知一冶总调度室调动了30多辆大红头的“斯柯达”进口载重运输汽车，满载着新一冶的造反派，还有武钢一冶红旗、武钢新焦化等青山地区组织也各上一辆车，开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指挥车，为声援造反派设在汉口市中心的几个主要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从青山红钢城向汉口进发。我们30多辆车上除了每辆车有人拿着新一冶或其它几个组织的战旗外，没有一支长矛，也没有任何武器，完全没有一点武斗的思想准备，完全是一支和平的游行队伍。当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和平大道、大东门、长江大桥，来到汉口的闹市区中山大道，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
车队晚上7时游行到汉口水塔附近，距江汉路大约200米时，从江汉路方向跑来了许多惊惶失措的群众，我当时站在整个车队前面指挥协调车队行进的速度，我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开着雪亮的车灯，从北向南快速驶过中山大道，百万雄师的车辆大约是8至12辆。车上满载着队列整齐、手握铁矛、戴着藤条帽、身穿清一色蓝色工作服的打手，长矛一律指向天空。将我们游行车队行进的方向完全隔断，我们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车队的围堵。有人凄厉地高叫：“百万雄师来了！”给人以突如其来、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不知道百万雄师早已经成为一支准军事化的、训练有素的专业武斗队伍了。我立即叫宣传车调头，叫车队后撤。就在我指挥车队后撤时，百万雄师的车队已经开到离我们几十米的距离，群众向西边逃跑，边跑边骂：“打倒陈再道！打倒黑乌龟（武汉民众对“百万雄师”中的主体“红武兵”带有贬意的称呼）！”

黄金饰品丝毫无损——回忆“文革”中建立造反派据点
我亲眼目睹看热闹的5名群众被“百万雄师”（保守派群众组织）杀伤，其中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手臂被铁矛刺伤，一边哭，一边往民众乐园方向跑，找临时医疗点包扎伤口。我们和平游行的车队受到冲击，车队调过头以后，从水塔经过民众乐园返回一冶。车队经过民众乐园时，武冶机修厂九一三一个叫连传庆的工人像交通警一样站在路中间，指挥八九辆汽车开进了民众乐园，另一部分车辆回到一冶。连传庆还对我说：“你们进来了正好，百万雄师已经封锁了长江大桥，你们就不要再回去了。”当他带我登上民众乐园最顶端的时候，民众乐园指挥部的人员已经将进入民众乐园的新一冶大队人马带到了南洋大楼。当时各造反派组织在民众乐园成立了抗暴指挥部，九一三汉口办事处头头张鹏程②任指挥长，新华工和二司各有一名学生任副指挥长。张鹏程对我说：“我已将你们新一冶分配驻守南洋大楼。我们这里人太少，你们来了，我们就安全了。”张鹏程还说：“这里有食堂，但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你们可以加派一名炊事员帮厨。”我对这一切既毫不知情，他又根本不跟我商量就自行其是，如果那天我们不在江汉路被百万雄师围堵，我们的和平游行车队会全部返回一冶，是百万雄师逼迫我们进入了民众乐园。
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群众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曹承义，“文革”结束后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经锺逸整理，在中国自费印行《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锺逸提供）
在张鹏程的带领下，我查看了民众乐园的地形和各个剧场，我在考虑，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的人如何撤退出去，如何保证人员的安全。我进入南洋大楼已是半夜，我看到我们的人就睡在地板和办公桌上，这里条件较好，每个房间都有吊扇，他们已经按单位自己划分了房间，很好管理。我就住在顶层。
为了便于撤退，一两天后，我安排一冶机装公司及设备处造反派运来跳板、竹竿，在屋顶搭建了天桥，使南洋大楼和民众乐园联成一体，使民众乐园的安全得到了加强。还运来了广播器材，成立了南洋大楼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我们进驻民众乐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宣传阵地，根本不是准备来打架的。我多次到民众乐园与南洋大楼之间的文书巷反复查看，万一有紧急情况，我们的人员从哪里可以撤走。我想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就撤到武昌去。

新一冶出现“敢死队”
“六一一”游行时，我看到在一辆大红头汽车顶棚上，有两个工人护住一面红旗，旗帜上部印着较小的“三公司”三个字，旗帜中间有“敢死队”三个较大的字。三公司的头头对我说，他们公司的年轻人打出这面旗帜，还把旗帜涂上黑乎乎的机油，好像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一样，完全是为了达到一种威慑敌人的宣传效果。游行时，这辆汽车上的年轻工人大多光着上半身，少数人穿着背心或将工作服搭在脱光上衣的肩膀上。这面旗帜和这辆车果然特别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呼。第二天，新一冶各基层单位都打出了“敢死队”的旗帜，但是，新一冶司令部并没有组织敢死队（七二○事件后，新一冶为纪念“六一七”抗暴事件，成立了“新一冶敢死队”，黄家祥任队长）。
大约200人住进南洋大楼以后，我请青山的新一冶司令部尽快送钱和粮票来，还要司令部送广播器材和笔墨纸张，我特别要求多送一些红旗来，以便挂在南洋大楼临街的窗户上。我们从来没有叫新一冶司令部和任何基层单位送长矛、洋镐把和安全帽之类的武斗用品，没有作任何作战的准备。有一天，有几个“敢死队员”从民众乐园指挥部领到了几根洋镐把，供民众乐园大门口站岗的人员壮胆。据新一冶负责宣传工作的肖银宝①讲，民众乐园里没有一支铁矛，为了自卫，他们准备了一些砖头石块和石灰，仅此而已。
我这段时间很久未回到家里，有一天，我夫人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在武钢一中造反派同事的陪同下，给我送来换洗的衣物、粮票和零花钱。我们完全忘我地投入了这场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

秋毫无犯——南洋大楼发现黄金饰品
这时，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红太阳大楼（六渡桥百货大楼）、中南旅社（六渡桥路口）四个宣传广播站互相呼应、互相支援，从早到晚，广播里播放的是“打到陈再道，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和革命大批判文章，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歌曲。中山大道和三民路的马路上成天挤满了热情支持造反派的革命群众。那种万众一心、热血沸腾的场面，使我永生难忘。民众乐园和六渡桥一带成为造反派的革命根据地，但那是一个专搞文斗，非武装的和平根据地。
第二天，指挥部通过会议研究，指定新一冶曹承义为副指挥长，负责新一冶到民众乐园来的造反派队伍的管理。民众乐园内部的每个房间，包括杂技厅和京剧院，都由指挥部统一分配给各单位使用。吃饭统一由指挥部食堂供应。指挥部每天早上都有碰头例会，研究后勤等方面的问题，只有涉及新一冶的问题才通知我参加。
南洋大楼的管理秩序很好。我们进驻南洋大楼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冶机装公司有两人在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发现一脸盆黄金饰品之类的东西，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我让他们立即送回一冶机装公司保卫科封存保管。后来当权派在“清查”时追查过这件事，这些贵重的黄金饰品丝毫无损，说明造反派纪律严明，造反者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我那时要参加两个指挥部的会议，另一个是设在新湖大的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每天要在民众乐园和新湖大之间来回奔忙。我每次都带一两个随从人员，从汉口三民路坐一路电车来往于这两处。

谁是武汉“六一七”血腥暴行的罪魁祸首
“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在“六一七”血案发生以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攻打过汉口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革命造反派的广播站和据点。但这些都没有引起造反派头头的警惕。
武汉的夏天，艳阳高照，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驻守在南洋大楼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垫着报纸的地板上，少数人睡在办公桌上，电扇日夜不停地转动，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吃的饭菜质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计条件，不怕艰苦，根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头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红太阳广播站，我爬上没有照明的高高的楼梯，只见到几个中学生在那里坚持，还有两个女学生。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都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
有一些人，自称是造反派，被百万雄师赶得无家可归，也被我们收留，我们每天免费发给他们餐票吃饭。他们白天去民众乐园，晚上回到南洋大楼睡觉。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楼逐层检查有无闲杂人员混入大楼。见到不认识的，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以防止百万雄师的人混入大楼，里应外合偷袭。
6月17日的上午，天气非常炎热，我这个在武汉土生土长不怕热的人，也感到热浪袭人。9点多钟，中南旅社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师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不一会儿，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自发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街道两边的商店一听到百万雄师出动，立即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不久，驻扎在离三民路约一公里的江汉公园开出十来辆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车队，来到造反派驻守的三民路老会宾酒楼至六渡桥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带，这是一片四层楼的老商业区，一楼全部是商店，二、三、四楼是江汉区一、二商业局的办公楼，当时称为财贸大楼。据一直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后来讲述，百万雄师武装车队一到，就像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惨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商店纷纷关门、公共汽车停驶，他们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从一楼攻到二楼、三楼、四楼，从南到北，一间间房屋破门而入，再爬上屋顶。他们到达屋顶以后，开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无寸铁，揭开屋顶的红瓦，砸向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而手持长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他们步步进逼，所向披靡。下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见屋顶上的抵抗者节节败退，就用“打到陈再道！”“打到百万雄师！”来牵制百万雄师，这一招果然奏效。百万雄师的战士们放弃了追赶，从脚下揭起红瓦，进入四楼的百万雄师也将房间里的家具、锅碗瓢勺暴风雨般地砸向街心的群众，满街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惨遭重创。一时间，三民路上满街的碎砖瓦堆积有几寸厚。为配合百万雄师的扫荡，军区及时派来了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高声呼叫：“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和百万雄师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打到陈再道！”军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则叫喊：“人民解放军万岁！”
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群众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曹承义，“文革”结束后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经锺逸整理，在中国自费印行《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锺逸提供）
我当时在南洋大楼内，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接着又听到胡双全同学①在南洋大楼的广播台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发生，就跑过去问胡双全。胡双全没有理我，他两手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跑下楼。这两面旗帜，约50公分见方，是前两天搭建天桥时从一冶工地带来的，肖银宝负责用这两面旗在南洋大楼屋顶每天跟北边的新一中用旗语联络，如两面旗帜从两边合在一块就表示平安无事，如发生武斗就用绿旗在下垂直红旗在上平行，指向发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状。胡双全很喜欢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还套了根绳子，绳子拴着口哨。胡双全的独立性很强，他参加的钢二司也不属于新一冶管辖，我赶快跟着他跑下楼去了解情况。
我跑到民众乐园门前一看，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还有一个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我去拉她起来，她又躺在地上，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匪”拼命。她知道，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劝我不要上车。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据点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但我们不可能去增援他们。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又手无寸铁，前两天开进民众乐园的新一冶的汽车已陆续开回单位，这辆汽车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挥不了这辆汽车。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已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胡双全这时也不在场了。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我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直到车上的人走光了我才回到南洋大楼。
离开了那辆空无一人的解放牌汽车，我到了南洋大楼广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广播员在坚守岗位，她在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我在大楼内一层一层地找人，大楼内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经到北京告状，有的去家里拿换洗的衣物和钱粮，也有少数人自动离去。当时我们也从来不打考勤，实行来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现场支援也无人可派。这时已经不见了胡双全。
据当事人肖银宝回忆：“吃过中午饭不久，我正准备将门口收集的捐款交给民众乐园指挥部‘新中原’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楼下面有人喊我，我下楼以后，来到一辆解放牌货车前，车上站着几个新一冶的人，有张重阳①、陈连生②、马三元③及一冶一公司的工人余望生等人，见对方在马路上追杀无辜群众，要开车去冲散百万雄师的武斗队伍，将他们赶走。我不假思索就拿着两面红绿旗帜，站在驾驶室左边的踏板上。这时车上连我一共只有六七个人，而且全是新一冶的。我们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叫马路上的钢八司群众快上车。汽车开到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口又调头开了回来，这时上来了一些人，一共才十几个人。当汽车从民众乐园再次开往六渡桥方向时，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华茶庄门前，胡双全追了上来，说指挥部找你有事，你赶快下来。我就下车将手上的两面旗帜交给了胡双全，胡双全站在驾驶室左侧的踏板上。我离开汽车时，还有不少人往车厢上爬。”
时隔一个多小时，我才听说，就在我离开那辆解放牌汽车一段时间里，由于百万雄师大兵压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暴行，激起现场围观人员的义愤，民众乐园指挥部没有任何人作出决定和进行指挥，完全是无组织的热血青少年，包括在场的“钢八司”⑤群众，自发地扒上这辆汽车。这辆车后来在开往三民路铜人像方向时，在老会宾酒楼附近的街面上，车上的人还来不及下车，遭到了屋顶百万雄师的攻击。长矛、砖瓦如雨而下，后来汽车在靠近铜人像（孙中山先生铜像）的东风绸布商店门口被百万雄师的汽车拦劫，逼汽车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装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杀戮。这根本就不是两派群众的一次武斗，而是在军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单方面有指挥的武装大屠杀。地面上百万雄师冲杀过来，见人就刺杀，一汽车人多数被杀死杀伤，少数几人跑回了民众乐园。这一整天，百万雄师不断地派出车辆和人员，对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复冲杀，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辆消防车助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刚听到人们传说这场血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众乐园里的大院花坛旁看到9具尸体。所有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铁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武钢的龙克发正在动手将一具具尸体清洗干净，盖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体看不见伤口，我叫龙克发将尸体翻转来看，才在后背看见一个很象嘴唇的小伤口，皮肤向外翻开。我的泪水不停地流淌着，悲愤充满胸膛。
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辆车上究竟死了多少人①，因为当时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上这辆车的人互不认识，还有不少无单位、无组织的支持造反派的钢八司群众。我甚至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开的这辆汽车。有人说开车的是汽运六站的头头张麻子。还有一说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谢观德，“六一七”后我看到谢观德裹着满头的纱布，纱布浸透了血迹，他告诉我是“六一七”被百万雄师杀伤的，差一点被杀死。一冶除胡双全死亡外，还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被杀死，谢观德、张重阳和马三六3人重伤。张重阳身上竟有9处伤口。这一天，新一冶勤务组成员黄家祥在骑摩托车过长江大桥时，被百万雄师一伙暴徒打伤住院，半月后才出院。
我永远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我不该离开这辆车，我应该始终挡在车头前，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完全估计不足。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以后，会有人再次上车去营救老会宾酒楼一带遭打杀的群众。这些“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年轻生命是完全不应该这样悲惨地消失的。
说来奇怪，我这个新一冶的司令，我这个抗暴的副指挥长，尽管能指挥一冶的所有十多个加工厂，拥有生产成千上万只长矛的材料和设备，我却没有命令我的部下生产过一只长矛，也没有带领指挥我的造反兄弟们去发动武斗。我们只是为当权派镇压下的劳苦大众鸣不平，为被武汉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行使党和政府赋予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权利，就成为当权派操纵的武装集团杀戮的对象。我如果是一个想搞武斗的头头，我当时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
“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全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来电要求制止大规模武斗
7.20事件发生以后，历史虽然宣判了这一伙人的彻底失败和滔天罪行，但是重新上台的多次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历史，把这次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凶手竟然奉为英雄，在报刊上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歌功颂德，而被杀害的工人、学生却含冤九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1969年文革中“两清一批”开始到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历代的当权派不但从不追究真正的凶手，反而将全市人民亲眼目睹、家喻户晓的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人民这一铁的事实诬陷到我的头上，无中生有地将不在现场的我说成是武斗总指挥，以此罪名（本文附件一、二、三，略）将我判刑，真是人间奇冤。
几天以后，我见到了母亲，她对我说：“你们四兄弟①一个也不在家里！有一个在家里也好一点啊！”那天，我家四弟兄全部都在民众乐园，母亲一人在家。当她听到街坊们传说一汽车造反派被杀，母亲的心几近崩溃，一夜苍老了十年。
6月24日，还是这伙官方豢养的暴徒，在武汉三镇武昌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汉阳的汉阳轧钢厂，汉口的工造总司同时大开杀戒，他们调集重兵同时围困攻打这四处造反派的据点，仅在“工造总司”一地就杀死28人，其中包括15岁的女学生、广播员朱庆芳，重伤无数。在汉阳轧钢厂杀死5人，杀伤无数。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杀死1人，杀伤无数。

撤离、避难和留守
“六一七”以后，特别是“六二四”大屠杀以后，民众乐园里的人员越来越少，南洋大楼的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人也所剩无几，许多人陆续离开，我没有去阻止，也未再增调人员补充。我当时每天到湖北大学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参加造反派主要头头的会议。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揪陈抗暴总指挥部要求民众乐园等处人员全部撤到新湖大、新华工、新武大（武汉大学）、红水院（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红武测（原武汉测绘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去避难，另一部分骨干去北京告状。“六二四”以后，我带南洋大楼一部分人员先行撤离到了新华工，由桂大庆接替我留守大楼，直到6月底，我们新一冶人员全部撤出了南洋大楼。
针对武汉市6月以来愈演愈烈的武装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大屠杀现象，中央文革、中央军委6月26日给武汉军区打来电报，电报称：

武汉军区：
最近，武汉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

1967年7月上旬，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被百万雄师抓走并被非法关押。我们组织新一冶造反派数千人高举新一冶战旗，上午10时从青山区一冶大院出发，徒步游行20多公里到武汉军区大院门口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我们高呼：“打倒陈大麻子（指陈再道）！还我徐小麻子（指徐彪）！为工总翻案！”的口号，使受“二月逆流”打压的人民群众无比高兴，沿途人民群众自发为我们送茶水、送冰棒、送西瓜、送饭，好像迎接自己的子弟兵。经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交涉，当晚，徐彪被百万雄师释放回到了一冶。我们的斗争充分显示了新一冶工人阶级的巨大革命威力。
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群众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曹承义，“文革”结束后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经锺逸整理，在中国自费印行《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锺逸提供）
1967年7月13日，我们还组织突击队，由徐彪、黄家祥、肖银宝等人带队，开着救护车，机智勇敢地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①救出被百万雄师非法关押的长办联司头头顾建棠②。
到新华工避难的新一冶造反派工人纪律非常好，我们100多人集体住宿，每天早上按方阵集合出操，高唱革命歌曲，显示出昂扬的精神面貌。一冶革命领导干部、红军老干部江勇副经理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主动站出来，给我们送来一部分活动经费和粮票，帮助我们解决吃饭问题。
留守在一冶大院的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始终坚持广播，7月初曾被百万雄师偷袭，杀死一名一冶四公司工人。于湛东等人为防止百万雄师再次武装袭击，在新一冶总部的大楼上绑上几个氧气瓶，表示了与大楼共存亡的决心，使百万雄师不敢轻举妄动。参加支持造反派的“革干联”组织的一冶处级干部达20多人、科级干部1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半数以上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年轻工人大多数是参加我们新一冶的。说明我们新一冶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造反派组织，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得到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而当权派扶植的保守派组织在一冶力量非常微小。

周恩来告诉我他在“文革”中为什么不愿题词
10月8日至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阿利雅等，访问刚刚发生七二○反革命事件的武汉市，目的是想通过此事，向全世界宣告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在湖北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武汉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统天下。周总理通过精心挑选，邀请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以外的未被中央公开点名支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来参加这次公开的外事接待活动，巧妙地弥补了中央七二○事件后公开点名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武汉革命造反派时，遗漏了许多重要造反组织的问题。武汉工造总司、新一冶、新中原、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等一些“新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了10月8日晚在东湖长天楼举行的欢迎阿尔尼亚贵宾的盛大国宴和10月10日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的欢送仪式。我有幸受邀请，代表新一冶参加了在长天楼举办的“国宴”。

周总理妙解未被中央点名组织难题
这一天我不在一冶，警司一位姓车的军官坐一辆吉普车来找我。他将一冶的谢建生带上车，先到新华工去找我，最后找到新华农，通过院广播台广播才将我找到。到了东湖，警卫人员核对身份后不让随行的谢建生进去。我进长天楼宴会厅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要经过一段林阴小道才能进入长天楼。在小路两旁黑暗中，站着一个挨一个的解放军警卫战士。
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群众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曹承义，“文革”结束后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经锺逸整理，在中国自费印行《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锺逸提供）
这次与我同时被找去的还有新一冶的二号头头于湛东、工造总司的头头吴焱金，还有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说明我们这些迟到者是总理临时点名增加的。10月8日晚上7：30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接替陈再道上将的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接替钟汉华上将的新任政委刘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还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对周总理不肯题词的讲话守口如瓶
周恩来总理在致祝酒词前和我及于湛东同志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在宴会进行中，我大胆走到主宾席的周总理身边，弯着腰，附耳轻声请坐着的周总理在我拿着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题字。周总理身边有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阿利雅，还有钢二司头头杨道远等。我说：“总理，我是新一冶的。”总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带的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汇报：“在这一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总理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我拿出毛主席语录，对总理说：“我们全体战士，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坚定不移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总理能不能给我们题词，献给光荣牺牲的战友。”总理伸出右手和我又热烈握手，亲切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这个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来，只有毛主席题词。我还没有题过词，不能开这个例，要不，以后就多了。林副主席题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果引起了两派武斗。”我感到不安，马上说：“那就请总理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周总理略停了几秒钟，站起来说：“我要敬酒了。”他走到身边不远处摆放的落地麦克风前，没有拿讲稿，作了第二天见报的“祝酒词”。我呆呆地站在主宾席的桌边，周总理作“祝酒词”时，我只好轻轻地从他身边经过，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总理对我讲的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我一个人知道，我既没有记笔记，也没有讲给任何人听。当时，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周总理对我的最后一句谈话。我如果说出去，就会成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人会相信这是周总理说的话，等待我的，将会是灭顶之灾。我吞下了这句话，逃过了当时的这一场劫难。
讲完“祝酒词”后，周总理还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总理双手握住我的手，无比关怀地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总理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第二天，我在武钢接待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参观。我扶着李富春副总理在武钢炼钢厂平炉车间行走。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刘丰很不高兴地问我，这些跟着照相的是些什么人？我说他（一冶工程师宋瑞玉）是我们《新一冶》报的记者。宋瑞玉后来一直是挨整的对象，被整得死去活来。这一天，刘丰对我和宋瑞玉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中午我陪同李富春副总理乘专车来到洪山宾馆，下午又一起来到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周总理又在万人大会上致词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
10月10日，周总理离汉时，有一张在王家墩机场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及曾、刘首长的合影流传至今。当时没人通知我参加，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在那天的宴会上我突然走到周总理身边，是否动作太大胆，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也可能由于刘丰政委在武钢陪同外宾参观时，我一直扶着李副总理，把他这位主角晾在了一旁，使有心人对我心生不满。我好像从此渐渐被排除在主要造反派头头的活动以外了。
周总理离汉后不久，在曾、刘首长和武汉警司一手操纵下，武汉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分别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武汉市工代会由朱鸿霞任主任，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任副主任，我也担任了常委一职。1968年元月25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我成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中共中央委员董明会——政治花瓶式的悲剧人物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8.15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钢、武船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造反派开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会议的会议纪要，记得是周总理主持会议，点名要“钢九一三”负责人李想玉发言，汇报武钢的生产情况。李想玉说，造反派在挨整，武钢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军代表在负责，责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讲话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中央首长们很难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江青插话说：“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像讲外国话。”在这一次会议上，江青也没有为武汉造反派说句什么好话。回武汉以后，警司就将武钢“钢九一三”头头胡启生、张克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杨连成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头头”。这是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湖北、武汉抓得最早的造反派头头。从此，整造反派头头就开始了。最先打击的就是跳得高的头头，他们开始排挤一部分不听话的头头，找一些他们认为“听话”的人来“充数”，取代造反派头头。
他们就是在这时找出了董明会，推荐他去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安排到中共武汉市委任书记。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会这样的人，而是为了排挤“钢九一三”上层的造反派头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最有威信、最有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头头打下去。曾思玉等决不会因为胡厚民是党员而重用他、喜欢他，决不让胡厚民这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胡厚民当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一遇到整人的适当时机，胡厚民就会首当其冲地挨整。
在湖北武汉文革历史上，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中，地位最高的是董明会。武汉造反派工人担任九大、十大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共有3人，董明会和夏邦银分别是代表“钢九一三”和“钢工总”的工人代表，被选为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谢望春（女）是作为造反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的代表，被选为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人都是军代表从造反派中挑选出来，都属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的产业工人造反派代表。但三人的各自情况又很不相同。
夏邦银原是汉阳轧钢厂钢工总头头，1967年3月17日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令逮捕入狱，1967年5月底被全市造反派在汉阳公安局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静坐绝食斗争营救出狱，担任过武汉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后进入钢工总勤务组，属于造反派头头的类型。
董明会、谢望春一直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从没有当过头头。夏邦银和谢望春两人在历次运动的反复中都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造反派群众一边，和省、市当权派有合作又有斗争。但董明会自从当选九届中央委员后，从不参加武汉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派别活动，一直听命于当权派。所以，董明会还有着夏邦银、谢望春所从来没有过的许多省、市其他更高级的职务。
七二○事件以前，我在青山区认识众多“九一三”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头头，并不认识董明会。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董明会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并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湖北、武汉及武钢的知名人士。有了解董明会情况的人告诉我，董明会是武钢耐火材料厂窑前工，七二○事件前参加钢九一三，他仅是一个基层的造反派普通成员，是由驻武钢的军代表康星火把他挑选出来，指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其本意是不愿意推荐钢九一三的造反派头头去当中央委员，而是专门挑选一个老实、胆小、听话，在群众中没有影响的一般基层造反派成员来挤掉武钢产业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名额。这是武汉军区当权派在操纵湖北、武汉地区推荐九大代表、中央委员人选上欺上瞒下搞的小动作，是曾思玉、刘丰为了排挤、打击武汉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董明会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后，省、市委就安排他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民兵总指挥部指挥长和武汉市总工会主任等，这完全是一个挂名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按当时中央要求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身份设计、挑选的一个政治花瓶。董明会只有小学文化，又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更无任何当头头的经历和工作经验，完全只能是一个听从军代表任意摆布的傀儡。他们想用安排一个造反派工人出身的董明会说明他们是依靠和重用广大工人阶级的，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的。董明会在被军代表选中直到1976年底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坐牢关押7年，完全是当权派始乱终弃的政治需要。
他除了挂名当官，参加党中央、省、市委各种会议，常常坐上主席台，名字经常见于中央、省、市报刊以外，根本没干过什么有意义的具体事情。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仅仅做过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1973年10月他参加党的十大和前湖北省长张体学追悼会从北京回来，找我和曹佩贤传达过张体学要落实我和彭勋政策的遗嘱。第二件事是1976年春节正月初二那天中午，董明会坐着市委派给他的专用小轿车，到徐道基家中，谈了他在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情况，传达了毛主席说“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是徐道基事后告诉我的。
董明会的夫人也是武钢的工人，她曾经向我诉苦，董明会担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职务以后，市委行政处为他分配了解放公园路市委大院对面市委书记院的一套小别墅，院子大门有部队战士站岗，他们全家搬进去以后，出出进进、上班上学、上街买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当官提职不提薪，董明会工资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们家也极少去大院里专为高干开设的特供商店买东西。大院内周围那些邻居的主人、小孩甚至保姆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
董明会被当权派安排当官后，从来也不敢和省、市、武钢的任何造反派头头有过来往。他从来也不是造反派的代表，只是军人政权用来愚弄毛主席、党中央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从1969年春天到1976年秋天，所有湖北、武汉造反派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当权派进行殊死斗争时他都从来没有参加或表示支持，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或派人去做争取他的工作，也从不去勉强他、邀请他参加我们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活动及会议。尽管董明会始终和当权派高度地“保持一致”，没有任何有违当权派意旨的言行，但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因为董明会1974年参加过王洪文副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读书班，回湖北公开传达过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为了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和四人帮联系起来，照样被赶出了省、市委，照样被逮捕、批斗、坐牢。因为省、市委再也不需要在政坛上摆放有造反派头衔的政治花瓶了。
董明会被隔离审查以后，原来分配给他家居住的市委书记别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属被赶出了书记大院，市委行政处在外面为他家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临时居住，直到六七年后董明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来居住的青山区红钢城武钢职工宿舍。董明会免予起诉出狱后，武钢按中央政策，并未开除他的厂籍，安排他回原厂上班，工龄连续计算，直到正式退休。
董明会家距我家仅几百米距离，因我们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是邻居，因参加文革挨整有相同的命运，他退休以后，成为我家经常的客人。董明会请我帮忙为他找一个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解决家庭的困难。大约是1995年，我介绍他到广东省东莞市一个外资工厂担任门卫工作。老板为了照顾他，提出允许他带家属，他们夫妇两人包吃包住，每人每月可拿500元钱。因董明会夫人要在武汉照顾孙子，不能同去，老实、善良的董明会就跟我这位介绍人商量，将老板照顾他夫人的工作机会让给同他一样生活困难的一冶一公司工人朱师傅。于是，董明会与朱师傅一道去东莞那家工厂打工。大约一年多以后，由于朱师傅不仅能做门卫工作，还能为老板干木工活、做饭等，适应能力比董明会强，老板于是留下了朱师傅，董明会被裁员回家。
2000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迁坟为由，请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等20余名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聚餐。我这次破例请了董明会，并告诉他几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都要来我家。文革以来从不参加造反派头头和任何非官方组织活动的董明会兴奋异常，他说，我从牢里出来后还没有见到过夏邦银、谢望春及这些大头头们。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破天荒地参加我们这伙人的聚会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惊讶和高兴，这时的董明会，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造反派老工人的本来面目。
董明会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工人。当权派先是用心险恶地选中他、利用他，尽管他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竭力配合当局演好双簧，也从未参加所谓的“篡党夺权”活动，但还是遭到当权派无情的抛弃和镇压。

（本文选自曹承义初稿、鈡逸整理的《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刊出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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