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5 06:06:32

转自王绍光的博客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当《共产党宣言》最初用德文在1848年出版时，“共产主义同盟”还是一个秘密团体，其影响局限在英、法等欧洲国家。过了半个世纪，到19世纪末叶，这个“幽灵”出现在中华广袤的大地上。又过了半个世纪，到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已经变成滚滚洪流，席卷全球。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也在此时夺取了全国政权，神州大地开始英姿勃发地迈向社会主义。再过半个世纪，到20世纪末叶，一度红红火火的社会主义陷入前所未有低谷，以至有人大胆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只有资本主义一途，别无选择。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它的许诺很简单、也很诱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
　　然而，正如卡尔·波兰尼指出的那样，“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否则，它将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野”。[1] 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肆意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已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一些有良知的信徒也看不过眼。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三十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 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表示反省。[2]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他并恳切地希望“中国不要彻底走资”，认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3]
　　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面临破产倒闭的厄运。迫不得已，从冰岛到爱尔兰，从澳大利亚到日本，从英国到美国，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难怪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不无揶揄地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4]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

　　前30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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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指明了新中国未来的方向，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5]在他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使中华民族不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而是一个“站起来”的民族。[6]
　　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总任务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7] 要“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8] 到1957年，他把这个目标清楚地概括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9] 为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十分贫穷、十分落后，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10] 他还提醒全国人民“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认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才可以打下一个基础；要经过大约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才能建成一个富强的中国。[11]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2]
　　既然方向是明确的，渡过194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后，毛泽东便开始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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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1所示，1952年，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非公有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将私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3] 因为只有先解决所有制问题，才能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发展新生产力开辟道路，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社会条件。[14]经过四年，中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公有经济已一跃占据国民经济的支配地位。

　　表1：各种经济成分比重变化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 1959年，第36页；中新社，“数字看变化：国有经济地位稳固非公经济比重上升”，2002年10月7日；李成瑞，“关于我国目前公私经济比重的初步测算”，2006年5月23日。
　　不少人认为，1957年以前，中国曾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完全是误解。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很清醒，“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15] 苏联对资本家采取了剥夺政策，甚至试图在肉体上消灭资本家；中国则通过赎买的方式将私人资本转化为公有资本，力图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苏联采取命令主义和专横的方式进行农业集体化，并对富农采取以暴力手段彻底剥夺和消灭的政策；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则不带有苏联那样的强制性，过程也没有苏联那么混乱。结果当然也不一样，“苏联农业集体化后几年是减产的，而我们农业合作化后是增产的”。[16]
　　虽然毛泽东希望有朝一日实现所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但他特别强调，在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17] 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次年，国家所有制已占到全部工业成分的99.97%；国营农业在农业固定基金中所占的比重也高达79.2%。此后，在苏联，这种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于国家的状况，不仅没有削弱，反被不断强化。[18] 而中国则不同，1956年以后，虽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直到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才刚刚过半（表1）。同一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77.16% , 集体企业占22.14%。但从工业企业数目上看，国有企业只有83,700个，而集体企业多达264,700个。[19] 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大跃进”和文革后期大力扶植一种新型企业，即农村“社队企业”（1984年后改称“乡镇企业”）。 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达152万个，社会总产值491亿元，占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7.17%，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24.10%，并安置农村劳动力2,82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2%。[20] 企业数目如此之多，使得严格的中央计划难以实现，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竞争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计划方面的探索# K* |$ J8 T4 l W

　　如果说1956年以前有“照抄”苏联的地方，那主要是指在制定五年计划方面。大规模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承认：“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21] 由于解放初新中国领导人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唯一的出路便是向苏联学习。中国从1951年初就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前后共编制了5 次。期间，毛泽东还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取经。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长达一个多月时间，李富春则率代表团在苏联逗留达10个月之久。[22]
　　虽然“一五”是向苏联学习的产物，但它却不是一个苏式计划。主持制定该计划的陈云便坦承：“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即不是指令性计划】，而这些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又占很大比重。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23] 另外，这个1953年开始的计划，直到1955年7月才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同年11月9日和12月19日，国务院才先后发布命令，要求各地、各部门执行它。而到1956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24] 可见这个计划并不像苏式计划那么死板。
　　基于他有关矛盾普遍性的哲学观和对“一五”的观察，毛泽东并不相信严格的苏式计划。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对第26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批评最多。他认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25] 因此，“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26] 毛泽东更多的是强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两条腿走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现几个同时并举（包括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同时并举，中央与地方同时并举）。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二五”（1958-1962）开始执行不久就被接踵而来的“大跃进”打乱。其后出现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使得经济建设不能按原来的部署继续进行，只得于1961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次调整一直持续到1965年，致使“三五”延迟到1966年才开始。[27]
　　但“三五”（1966-1970）开始之际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在翻天覆地的文革最初三年，任何计划工作都难以进行。1967年虽然订出了年度计划，但无法传达到基层；1968年干脆就没有计划；而1969年，除原油产量外，几乎完全没有实现计划指标。[28]
　　“四五”计划（1971-1975）指标直到1971年4月才下达。而到1973年中，毛泽东认为，计划工作仍没有走上正轨，有必要拟定《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修正草案）》。 [29]
　　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计划体制远不像苏联体制那么僵化，而总是变动不居。不过，变动不居的代价是经济增长呈现剧烈的波动性（见图2）
　　中国计划体制与苏联更大的不同是其分权的程度。毛泽东从来不喜欢苏式中央计划体制，这主要是因为他从骨子里厌恶官僚体制。早在1953年，他就反对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因为这意味着“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30] 到1956年谈《论十大关系》时，他反复强调，“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31] 1958年2月，他又提出在中国搞“虚君共和”的设想。[32] 此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极力推行权力下放。第一次是1957-1958年，中央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33] 由于“大跃进”受挫，1961年后，在刘少奇、陈云主持下，中国恢复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了前几年下放的权力。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收权仅仅是摆脱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一旦经济好转，他决心再一次打碎苏式的中央计划体制。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批评中央收权收得过了头，指示凡是收回了的权力都要还给地方。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 。[34] 不过，几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延迟了他的分权计划。七十年代初，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再一次发起了分权运动。这次，他要求所有“适合”地方管理的企业统统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连鞍钢、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这些巨型企业也不例外。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权、物资管理权也再次下放。[35]
　　虽然，其后周恩来、邓小平加强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但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分权化的国家，与苏式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迥然不同。[36] 这种不同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家集中统一分配的物资远比苏联少得多。苏联把物资分为三种，即分配权限属于国家计委的“基金化产品”，分配权限属于中央各部的“集中计划产品”，以及分配权限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非集中计划产品”。基金化产品在50年代初就达有2370种之多；而“非集中计划产品”的份额很小。中国也把物资分为三类，即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 “统配物资”，由中央各部分配的“部管物资”，以及由地方分配的“三类物资”。如图1所示，到文革后期，统配物资与部管物资加在一起只有217种。此外，几次分权让地方政府尝到了甜头，它们对完成国家调拨指标的态度也未必总是唯唯诺诺；更有甚者拒绝按国家调拨价将本地物资卖给外地。[37]

　　图1：国家统配物资与部管物资的种类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方面的探索/ G2 F+ P" x( ^! r" e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集中在所有制上，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移到计划体制上。50年代后期他还开始了另一方面的探索，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后来也被叫做“反修防修”。[38]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39] 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40]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于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41]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他理想的途径。
　　不过，经过8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42] 这也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革命。[43]
　　简而言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集中在三个方面：在所有制问题上，中国没有偏重纯而又纯的大型国有企业，而是造就了上百万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在计划问题上，中国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财政收支权、计划权、物资管理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而是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

　　图2：中国GDP增长率，1953-2008

　　前30年探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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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苏式体制相比，中国成百万中小企业的存在、各地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分权的计划体制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竞争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除此之外，尽管历经波折，毛泽东时代不仅取得的不俗的经济增长速度（1953-1978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达6.5%,见图2），[44] 也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与“软件”基础。
　　从“硬件”方面讲，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为8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大大减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需求。[45]
　　从“软件”方面讲，首先，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一个十分扁平化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
　　直到80年代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 大量跨国实证性研究证明，平等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平等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47] 因此，平等的社会结构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保障之一。
　　“分利集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于稳定的政体容易滋生出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它们不关心社会总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寻租”，想方设法要从现有社会总收益中多分几杯羹。[48] 奥尔森的潜台词是，隔一段时间来场“运动”是件好事，可以打烂 “分利集团”，有利于其后的经济增长。在2000年出版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更直接拿中国与前苏联作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的文革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扫平了道路。[4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萝丝-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奥尔森是不是个毛主义者”？[50]
　　此外，毛泽东时代强调公共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领域。[51] 那时，中国还很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52] 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53] 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剧下降至1982 年的22.8%。[54] 表2显示，共和国前30年，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6倍，初中生增长了55倍，高中生增长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生人数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几倍。[55]

　　表2：主要年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让人们活得健康、有知识不仅是发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识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素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56] 对于经济增长，这种“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施一样重要。假如没有共和国前30年在“软”、“硬”两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后30年经济的腾飞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看得很清楚。他了解，“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57] 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因为中国在初级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步。[58] 因此，他得出结论：“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59]刚刚去世的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国数据证明，后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其奥妙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60]
　　近年来，人们往往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如图3所示，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0.16，与印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国的指数已提升至0.53，远远超过印度的0.42（图3）。

　　图3：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五大国比较

　　注释：国家名称后面的数字代表1950年至2005年间，该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增加值。

　　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是要打牢基础。北宋的苏辙在《新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61] 共和国的前30年就是打基础的30年。打基础是很艰苦、耗费时日的，而且打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坚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30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伟楼群。

　　后30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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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共和国前30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62] 到第二个3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穷国。1978年，全国7.9亿农村居民中有2.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100 元），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30.7%。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才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不过区区343.4元。[63] 这种状况离社会主义的理想显然相去甚远，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64]

　　邓小平的探索' Z: N( W. o0 e& \, ^6 x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总结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
　　为了替下一步的探索扫除思想障碍，在1978-1980年间，邓小平首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65] 强调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66] 这与当年毛泽东倡导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有异曲同工之妙。邓小平特别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67]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把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看作一个开放的过程；他不止一次坦承，“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8] “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69]
　　不过，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70] 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71]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72]
　　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从1980年起就开始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73] 同样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开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74]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计划经济概念。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出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性。1992 年，邓小平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75] 此后，市场逐步取代计划，成为中国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机制。
　　对社会主义而言，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发展生产力毕竟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市场也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那么除了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外，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第一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初期，他强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公有制是不能动摇的，否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76] 从1980年起，他不再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77]目的是为了给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1985年他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78] 的确，那时公有制仍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79] 哪怕是七年后他南巡时，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公有制仍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80] 即使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有四分之三的天地（表1）。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共同富裕。在他看来，“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 [81] 他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82] 他解释道，“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时他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83]
　　类似的话，他反复说了多次，为的是从理论上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但在整个八十年代，他的关注点一直放在如何进行市场改革，如何加快对外开放，如何推动非公有经济发展，如何激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上。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南巡以后，邓小平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更关注公有制为主体。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他开始重提“两个飞跃”的设想，即农村在实行一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还应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用他的话说：“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84] 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共同富裕问题。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他感慨道：“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85] 这两方面的变化表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以前他一度以为，只要把“饼”做大，就可以最终让十二亿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时他认识到，即使经济快速发展，大多数人也未必一定收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86] 不过，说这些话时，邓小平已经不管日常工作。他的这些观点要等到十余年后才公布于世。
　　邓小平在世时，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迅速发展，还出现了不同所有制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不过，那时非公有制经济仅仅被看作公有制的“必要补充”，现存公有制企业也没有改变性质。这一点在图4中看得很清楚：虽然公有制单位雇员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99.8%降到1996年的71.6%，但公有制单位雇员的绝对数却在同一时期内从9500万增加到了14260万。

　　图4：城镇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的变化

       十五大以来的探索5 `0 I6 o" x1 K% Q

　　所有制格局的重大变革出现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如表3所示，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没有哪次比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报告对所有制改革着墨更多。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和“公有制占主体”都提出了新的解释。“公有制”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包括国家和集体控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而“公有制占主体”被解释成“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反过来说，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公有资产不一定非占优势不可；对不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不必非占支配地位不可。如此说来，只要坚持这种“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表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新提法
　　文件：1981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法：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文件：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法：
    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
    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文件：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法：
    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有制企业。
    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有所不同。
　　文件：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法：
    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文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法：
    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
    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应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文件：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法：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文件：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法：
　　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文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提法：
　　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
　　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文件：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法：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十五大后，对现存公有制企业改制成为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抓大放小、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流行的口号。到2005年，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到85%以上，集体企业改制面更大，其中大批企业破产消亡了，更多的变成了私营企业；[87] 在净资产占全国国有企业三分之二的252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中，也有1331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52.7%。[88] 与此同时，原来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也纷纷易帜，到2006年，全国168万家乡镇企业中，95%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 20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9万家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89] 经过几年的改制，2004年末，国家和集体投入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降为56%；[90] 2005年，公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降为39%（表1）；2007年，国有、国有控股以及集体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为32%；同年，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降为24.3%。[91]
　　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有经济成分大幅减少，公有经济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显然，这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中国公有经济的成分仍然远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除此之外，中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以及城市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都属于集体所有。这使得中国仍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加“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国内外总有一批人或明火执仗地鼓噪“私有化”，或半遮半掩地摇晃“反垄断”旗帜，必欲将剩余的公有经济成分完全消灭而后快，从而在中国砍掉社会主义这面大旗。[92]中共十七大重申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定让他们相当失望。

　　后30年探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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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后30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9%，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以前被人赞誉有加的东亚“四小龙”都是些小经济体，其中最大的韩国也不过四千来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日本在其高速增长期，人口也只有一亿上下，与中国最大的省差不多。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30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更加平稳。这从图2看到很清楚，后30年经济波动明显不像前30年那么频繁，波幅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曲线更趋平滑，标志着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大有进步。
　　第三，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如图5所示，在过去30年，中国政府已将贫困标准从100元提高到1196元。即便如此，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8年的4.2%。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1981 年到2004 年，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 亿降至1.35 亿，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 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93]

　　图5：农村居民贫困状况

　　当然，后30年的探索也不可避免的走过弯路。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各级领导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 “下溢理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94]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宁愿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结果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到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工农大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却越来越少。大规模下岗失业、上学贵、就医贵让千千万万人痛感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在这个背景下，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
　　当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候，中央决策者也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早已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95] 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96] 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例如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97]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冲淡。 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98] 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99] 到了中共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00]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我们看到社会政策已经广泛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了。没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没有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短短几年内出现这样历史性的“大转型”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大转型”本身也构成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101]

　　结语* n. X# f1 l3 Q V; [/ ^

　　到2009年，人民共和国渡过了它的第一个甲子。勿庸讳言，60年过后，对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依然没有一套完美无缺的方案；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2]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有没有不折不饶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
　　过去60年，中国一直在坚守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不懈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曾走过弯路。只要是探索，哪能一点弯路都不走呢？关键在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从不接受“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谬论，从不相信存在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相反，他们更侧重于从实践和实验中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可则因，否则革”，不断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103] 虽然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过去60年，中国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顺乎天而应乎人”，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书写了一篇比韩愈精彩千万倍的《送穷文》。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看，在195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极低”之列，还不到前苏联的三分之一；而到2005年，中国的指数已跨入“上中”的行列，离当年的“老大哥”不过一步之遥。在60 年里，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快速攀升了0.6，远高于其它国家，证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正确的选择（图3）。尽管今天的中国还存在着大量严重的问题，面临着多重严峻的挑战，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注释：9 m. G2 v% I; h. t, \* ]0 ?5 y

　　卡尔·波兰尼（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林行止，“企业多显人性共造和谐社会”，《信报》，2007年10月16日。
　　林行止，“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信报》，2008年4月28日。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1960年2月。
　　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1979年，在与外宾谈话时，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5页。
　　同上。
　　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
　　张建勤，《中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31-133页。
　　刘国光、董志凯，“新中国50 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 年第5-6期，第27-28页。
　　王凤林，“我国社队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农村观察》，1983年第4期。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26页。
　　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1954年6月30日。
　　柳随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9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第73页。
　　同上，第71页。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5-456页。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61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3-247页。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7月29日。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96-797页。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页。
　　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第225-232页。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512-515页；Thomas P. Ly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13-218。
　　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第60-62页。
　　胡乔木，《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1980年6月9日。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72页。
　　毛泽东，《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9月15日。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40-41页。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3页。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1976年3月3日。该文件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
　　对共和国前30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对长时段世界经济增长颇有研究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与邓小平的看法一致：尽管中国在1952-1978年间遭到西方国家的阻隔，还与美、苏对峙，与韩国、印度发生了战争，与过去100年相比，新中国经济仍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麦迪森对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估计远低于官方数据，但即使按他的数据，在此期间，中国GDP也翻了三倍，人均GDP增加了8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经济结构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1952年，GDP中的工业比重是农业比重的1/4，而到1978年，工业比重已超过农业比重。见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OECD, 2007, p. 59.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524-530页。
　　“Distributio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Cukierman, Z. Hercowitz and L . Leiderman, eds. Political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pp. 600-621; Roberto Pertotti , “Growth ,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Vol. 1 （June 1996） , pp. 149-18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Challenge, Vol. 41, No. 2 （March/ April 1998）， pp. 61-80.
　　曼库尔。奥尔森（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9年。
　　曼库尔。奥尔森（苏长和、嵇飞译），《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页。
　　“Was Mancur a Maoist? An Essay on Kleptocra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15 （2003）， pp. 135-162. 苏珊 ?萝丝-艾克曼不知道的是，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张宇燕曾与奥尔森有几次对话。奥尔森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掺沙子、挖墙角”、“从大乱达到大治”等论断表现出极大兴趣。当他听说，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时，更是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张宇燕，《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与常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5页。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82-284页。
　　例如世界银行的《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称中国当年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a unique achievement for a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111. 也见Kenneth W. Newell, Health By The Peopl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1975）；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United Nation Children's Fund, Meeting Basic Health Needs in Developing Contyies: Altemative Approach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5）； Matthias Stiefel and W.F. Wertheim, Prodction, Equaty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London: Zed Pres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83）。
　　“Primary Health Care led NHS: Learn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 BMJ, October 7, 1995, （2009年4月19日访问）； Therese Hesketh and Wei Xing Zhu, “Health in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 Reform,” BMJ, May 24, 1997（2009年4月19日访问）；
　　赖立、张竺鹏、谢国东，《我国成人文盲十年减少近1亿女性文盲率降幅大》，《中国教育报》，2007年8月1日。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81-82页。
　　参见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同上，第80页。
　　同上，第70页。
　　《苏辙集》，栾城集卷十九，新论中。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109、111页）。
　　《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25 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9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153页。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9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128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5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6-140页。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1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1页。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8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3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7页。
　　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3页。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353页。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72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6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第110-11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135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同上。
　　李荣融，《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的演讲》，2005年7月12日。
　　张卓元，《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2008年02月03日。
　　赵悦，《乡镇企业的“前世今生”》，CCTV中国财经报导，2007年04月23日。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2005年12月6日。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三：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中实现了重大调整》，2008年10月29日。
　　美国保守组织“传统基金会”一位亚洲经济研究员最近撰文批评，“自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掌权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已经渐趋淡化。并且，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逐渐销声匿迹时，国家干预开始卷土重来：控制价格，逆转私有化”。见Derek Scissors, “Deng Undone,” April 29, 2009 and “Liberalization in Reverse,” May 4, 2009. 又见“So much for capitalism: The opening up of China's economy goes into reverse,” The Economist, March 5, 2009。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2009 年3 月，第iii页。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初是由周为民、卢中原牵头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提出来的，其主报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使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十五大坚持了这个提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刘国光，“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2004年9月19日。
　　新华网2005年10月18日。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29-14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1卷，第294页。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11-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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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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