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进中共党史的“白银厂事件”

tuffy05

乌兰独石的老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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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进中共党史的“白银厂事件”

引子

白银，一颗镶嵌在中国大西北的璀璨明珠，新中国闻名遐迩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新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白银大爆破”，曾经上演过无数场慷慨激昂的创业乐章，曾经记录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奋斗拼搏的悲壮故事。然而，她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史册的大事件，却是一桩冤案，一桩让白银人不堪回首、不寒而栗的千古奇冤，一场让白银人痛心疾首的噩梦。这就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夕的那个震动全国的“白银厂事件”。
一部《中国共产党大辞典》这样记载“白银厂事件”：
新“五反”运动中，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制造的一起冤案。1963年3月，在“五反”运动中，由冶金部和中共甘肃省委工交部负责人率领的工作组在该厂相继挖出几件所谓“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集团，并夺取了白银厂的领导权。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在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中认为，该企业的领导核心已烂掉，已变为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地主资产阶级所统治的企业。并提出对总公司三名主要领导人实行党纪、政纪处分、追究刑事责任，对另外两名领导干部判处有期徒刑或死刑。1964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对“白银厂事件”进行复查，确认这是一起冤案。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为“白银厂事件”冤案全部平反。
作为一部专业性、学术性和权威性都很强的党的知识《辞典》，能够花如此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件事，足见“白银厂事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条目中对“白银厂事件”的解释是“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制造的一起冤案”有些概念模糊，让人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这一冤案是“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自己制造的。准确的表述应该为：
新“五反”运动中，由冶金部和中共甘肃省委联合工作组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制造的一起冤案。

其实，早在1960年2月，“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已正式更名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个事件之所以仍以“白银厂”命名，是继续沿用了它的历史名称。确切地讲，“白银厂事件”并不是仅仅限定在白银公司（即白银厂）范围内，而是涉及到整个白银市、白银地区，应该是一个“白银事件”。
“白银厂事件”的发生至今已经40余年了，这一事件的彻底平反，距今也有将近30个年头了。当年的小伙子，如今也已经年逾花甲，当年的中年人和老人，或已谢世，或已进入耄耋之年。而如今的年轻一代，对这一历史事件知之甚少。那是白银历史上虽已翻过但却很沉重的一页历史。当我们编写这套《古今白银》丛书的时候，许多老同志建议我们，要写白银的历史，不能没有“白银厂事件”，不能回避那一页沉重的、甚至是让白银人感到屈辱的历史。编委会采纳了这些建议。在这篇短文里，我们力图将这一历史事件粗线条地勾勒出来，以告慰那些在这一事件中蒙冤屈死的灵魂，慰藉那些曾经受到迫害和摧残的干部、职工，同时，也想告诉今天的年轻一代，牢记历史教训，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建设美丽、富饶、和谐的新白银。

高天滚滚寒流急

1962年1至2月份“七千人大会”之后，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在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分歧。在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些矛盾和分歧被暂时潜伏下来。形势逐步好转以后，随着国内政策调整的进一步深入，再加上中苏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使党内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步发展起来。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发生了新的波折。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包产到户问题在内。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这个题目也就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在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审定中，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话：“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样就把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又一次严重地而又极端地提到全党面前。后来，这个论断被称作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 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在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做准备。9月，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但同时也规定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干部等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国有一大批农村社队进行了“四清”，少数城市展开了“五反”的试点。由冶金部和中共甘肃省委联合组织工作组，在白银公司开展“五反”，就是在这个时期、这种背景、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开展的。
1963年秋季以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内已经出现修正主义。“四清”、“五反”被视为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在运动中，一些试点单位总结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做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根据这些精神，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对后十条作了修改，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派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也就是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一边。刘少奇还提出要抽调大批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且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而就在这期间，由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写给中央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正好用来自基层的“事实”应证了中央负责同志对形势的严重估计。因此，这个报告被中共中央转发，而且作为开展城市“五反”的典型，与同时转发的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社教运动的经验（后称“桃园经验”）并列，一城一乡，一工一农，成为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开展“夺权”波滥的助推器。对于这种做法，由于不少干部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中央又强调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要求在地、县两级干部中批判怕“左”不怕右的思想。这样，在1964年以至后来，“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这就是“白银厂事件”的历史大背景。不了解这些大背景，我们就很难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也就很难对这一事件的发展、后果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于1956年12月31日举行了震惊世界的露天矿大爆破后，于1960年6月14日由公司冶炼厂炼出了第一炉25吨品位达98·2的优质铜。公司全体职工和全国人民一道，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度过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公司没有饿死一个人。他们克服了苏联人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拿走图纸后难以想象的困难，生产全面恢复，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场厄运降临了。
1963年3月18日清晨，由国家冶金部一位副部长带领的中共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联合工作组进驻白银公司，开展“五反”运动。工作组到白银的第二天，就一面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一面扎根串联，背靠背揭发公司领导的“罪行”。在那位以“钦差”自居的工作组长的指挥、控制下，白银公司一时间杀气腾腾、黑云压城，一场长达两年半的悲剧、闹剧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我国当时最大的有色联合企业，是冶金部直属企业，党委工作受甘肃省委领导。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工作组要来，提前白银公司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连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李子奇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很明显，工作组的到来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
为什么要向白银派工作组？白银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工作组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时，谁也说不清楚。这里面的原因，除了中央的宏观部署以外，是否还有其它方面的因素？时过40年后，曾经亲历过“白银厂事件”，并担任过白银市市长的于开国在他著的《铜城风雨》一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当时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汪锋在一次省委书记办公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发现白银厂问题是群众来信，反映白银公司盖经理宿舍问题。1962年末，省委派工交政治部办公室许均开等人到白银公司一了解，不光是房子问题（盖经理宿舍），作风中最不好的一是不关心职工生活，二是乱搞男女关系，后来又发现生产上不去。前一段（当时白银市归定西地区代管）在粮食品种上未照顾到，工人是有意见的。省上注意了，但粮食很紧，调剂有一定困难。厂子本身也有一些困难，主要是（设备）配件供不上。”汪锋同志讲话中提到的“群众来信”、“甘肃省委派人调查”，白银公司党委竟然一无所知，真有点像现在的所说的“明察暗访”。
从以后逐渐透明的资料中得知：1963年3月初，当时由国家经委的领导召集冶金部、中组部开会，研究白银公司问题。由分管经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主持，冶金部副部长吕东、高扬文，中组部一位副部长以及经委有关部门人员参加。会上，薄一波副总理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冶金部一位副部长利用1961年冶金部工作组总结会上，白银公司与部工作组对某些问题发生不同的看法一事，极力批评白银公司，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严重的导向作用。会议决定，中组部从全国调20名领导干部组成甘肃省委、冶金部联合工作组进驻白银公司，领导那里的“五反”运动。那位副部长从国务院分管领导的讲话中敏感地捕捉到了政治运动带来的新机遇，他在会议上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愿意承担这个工作组组长的革命重担。时任冶金部部长的王鹤寿同志认为，“五反”运动是政治工作，按照惯例应该由地方党委领导，冶金部配合。这位老革命的话被当作“耳旁风”，国务院分管领导批准了那位副部长的请求，委任他为甘肃省委、冶金部联合工作组的组长。
这个联合工作组有副部级干部2人，地级干部30多人，县级干部50多人，共1555人。联合工作组进驻白银公司后，又从各厂矿和公司机关借调300多人搞“五反”专案工作和查账。一个将近2000人的工作组，规格之高，队伍之大，来势之猛，都让人感到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白银的上空，浓云密布，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黑云压城城欲毁

在来白银之前，这位毛遂自荐，主动请缨，领得“尚方宝剑”，以“钦差”自居的工作组长，就已经为在白银公司作这篇“文章”打好了腹稿。他认为，白银公司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了，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他曾独断地说：白银公司变了质，是从什麽时候开始的呢？是从1954年建厂初期开始的。按他的说法，白银公司还在襁褓中，就落到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手中了。并且经过白银大爆破、矿山剥离、厂区建设、试生产，一直到现在，资产阶级统治白银公司整整八个年头了。甘肃省委长期没有发现，冶金部王鹤寿部长长期没有发现，林泽生副部长在白银蹲点也没有发现。现在，被他发现了。他说，五十年代黄罗斌曾指挥了白银大爆破，西方国家报道：中国在西北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次，他也要在白银投下一颗政治原子弹，要把白银公司这块“资本主义地盘”掀翻炸平，像白银大爆破那样，震惊全国。
正因为被这种要“震惊全国”的思想意识所支配，1963年3月20日，在白银公司俱乐部召开的“五反”动员大会上，这位工作组长杀气腾腾，向公司党委兴师问罪。他在讲话中明确宣布：“五反”运动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并说：“在你们企业里，现在产生了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向我们猖狂进攻。”“他们是打进来，拉出去的。”
这位工作组长在动员大会上还大讲白银公司的“玩弄女性、乱搞男女关系”问题，并且非常富有创意地提出了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有揭发就算，本人不承认也算，抓不住一对也算。”还提出“五反”要加“一反”，就是要大反男女关系，要发动群众，贴大字报。他还故作“幽默”地说：“在这里，我送给你们一副对联，上联是：‘玩弄女性，长字带头’；下联是：‘非法协作，书记挂帅’；横批是：‘领导有责’。”
人们不禁要问，一位从上面来的“大员”，也算一位“大人物”了，为什么对男女关系这样感兴趣呢？原来这是他的一个整人的“绝招”：他是把男女关系作为突破口，打着发动群众这面大旗，或捕风捉影，或捏造事实，先把你搞臭，让你抬不起头来，然后，在这种气氛中，寻找你的“罪行”，始终形成一种高温、高压的斗争态势。于是乎，在20多天的时间里，刚进驻公司机关和厂矿的工作组，竟把14名处级干部和100多名科级干部以及几十名工人，统统扣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白银公司露天矿有一位22岁的江苏籍女工，是矿上的首批女电铲司机。她工作积极，技术娴熟，在职工中影响很好。就是因为她长得比较漂亮，工作组就硬说她和矿长有男女关系。在对她的批判中，她死活不承认，工作组就把她关在劳改队里，她还是不承认，工作组长说：“她不承认不行，派人把她带到职工医院检查，看她处女膜是否破裂，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位女工实在忍受不了工作组对她的折磨和侮辱，曾经两次服毒自杀，以表示自己的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她自杀未成，各种各样的批判斗争还是没完没了。1965年6月10日，公司机关工作组决定把她送到半工半读学校，一面劳动，一面检查。她死不承认自己有罪，后来又把她押送到冶炼厂监督劳动。因为她不服从监督改造，多次上访于北京和兰州之间，1965、1966年又遭受几十次批斗、毒打，又对她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折磨得她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离开工厂，失去工作。多少年，她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只能靠卖血为生。直到1980年才得到彻底平反。
联合工作组在1963年12月17日给甘肃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在这次运动中，现在已揭露出乱搞男女关系的就有356人，其中，经理2人，处级干部30人，科级干部68人，工人187人。”
联合工作组在白银公司的“五反”（其实是“六反”）运动中有一大发明，那就是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如：白银公司投产三年共盈利2100多万元，他们却认为是亏损2000万元；1961年白银公司响应中央号召下放工人、干部4000人，其中下放老工人400人，工作组认为这是迫害老工人；并将公司计划内建房认为是擅自修建经理住宅，搞特殊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作组竟然“指鹿为马”，把白银公司曾经在困难时期为带领职工共度难关，防止饿死人而与地方协作搞了一些福利的事情说成是“非法协作”、“投机倒把”。现在，就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封，了解一下被栽赃的“非法协作”、“投机倒把”到底是一些什麽事情吧！
凡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们都清楚地记得，1960年是灾害最严重的时期。当时的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提出：要把处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人抢救过来。甘肃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灾区，甘肃省委领导对救灾工作也作了重要指示。当时，城市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已由30斤降为22斤。在这种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白银公司采取了特殊措施，以汽车运输为主，公司、各厂矿和当地农村及外地农村进行协作，换回了一些救灾、救命的食品。从西安、青海、陕西定边采购到白菜、土豆、萝卜十几万斤，黄豆2000多斤，加工成豆腐供给食堂营养灶。还拿煤、自制土车床等换了一些菜、食用油、肉供给公司厂矿食堂。公司领导还组织职工到野外挖野草磨成粉状，和麸子混合蒸馍。还动员职工家属养鸡、养兔、养猪，提倡在庭院里种菜等等。就这样，在那大饥馑的年月里，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全公司职工、家属团结一致，与困难作斗争，终于度过了难关，没有饿死一个人。这本来是应该表彰、奖励、树立典型、成为功臣的先进事迹。但是，在这个联合工作组的眼里，这些带领职工群众救灾的事迹，都成了他们的罪行。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制造冤、假、错案的酷吏。赵高的“指鹿为马”，周兴的“请君入瓮”，秦桧的“莫须有”可谓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作为党组织委派的工作组，竟然把那些封建酷吏们使用的手段集大成，并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63年4月28日，联合工作组宣布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李子奇，党委副书记常耀华、崔国权“停职反省”。
1963年5月4日，联合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认定白银公司是“一个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的企业”，“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独立王国。”从而，联合工作组在公司开展了“夺权斗争”。
1964年5月30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写道：“这个企业的领导核心烂掉了”。认为白银公司是“和平演变”的典型，“一个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变成了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所统治的企业”。6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批转了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并批示：“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业，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独立王国。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我们对过渡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和进攻失去警惕，不加防范，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随时就有可能得逞。”
中共中央的批示一传达，运动层层升级，白银人人自危。这时，中共甘肃省委发出指示，联合工作组开始调查当时已经被国务院决定撤消了的原白银市的问题，并开始陆续将已调到各地的原白银市部分干部调回白银开展“五反”运动。原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联合工作组也变成了甘肃省的白银地区工作组，组长仍然是那位“钦差”大人——冶金部的那位副部长。

1964年9月27日，在那位“钦差”大人的领导下，甘肃省委白银地区工作组的第一批工作成果产生了，这就是《原白银市、区的大部分基层单位都烂掉了》的报告出台。这份《报告》，继续采用无限上岗的手段，把干部的使用和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做是阶级斗争问题。说“原白银市层层提拔坏人，坏人成串，坏事成堆，大部分单位的领导权，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变成了地富反坏分子、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独立王国”。这时，根据中央指示，白银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之前的“五反”运动转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1964年11月20日，在中共甘肃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以白银地区为重点的社教运动全面开始，成立了由那位“钦差”任总指挥、省委工交部一位副部长任副总指挥的中共甘肃省委白银地区社教指挥部。指挥部下设白银市、区等6个社教工作分团党委，分别进驻白银公司、银光厂、建工部第六安装公司和白银区级单位、街道、郊区农村。运动从1964年9月开始，到1965年6月结束。参加社教的工作队员2165人。运动中围绕夺权斗争，开展大鸣大放、大揭发，夺了3个地级单位（白银公司、原白银市、银光厂）、23个县级单位（原白银市14个，白银公司8个，建工部安装公司1个）、38个基层单位的领导权。对421人给予各种处分，占职工总数的1·37%，通过划分阶级查处所谓四类分子183人，戴上各种帽子和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81人，占职工总数的0·23%。
更有意思、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指挥部不但“革别人的命”，他们也“革自己的命”。是年11月份，白银地区社教指挥部在社教队伍内部部署了“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作风）工作，要求进一步学好“双十条”、“五反指示”、《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夺权斗争的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社教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等报告和中央文件，搞好“三查”工作。参加“三查”的共有5个分团党委，2076名社教队队员。这一“查”，还真成绩不小，查出隐瞒成份、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历史问题的有185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74人；思想严重错误、丧失阶级立场和有反动言论的176人。正应了那句老话：洪洞县里没好人。更有甚者，当时的外地人，谁要是和白银沾上边，都会“没有好果子吃”。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件事情：那位以“钦差”自居的总指挥，在白银大地出尽风头、施足威风以后，还感觉不太过瘾，他还向中共西北局写了报告，说是陕西省定边县民主革命不彻底，保护了坏人（指白银公司运输部某领导干部），他向中共西北局提问：“陕西定边县的问题是由联合工作组搞？还是由陕西省委搞？”很显然，他是想把手伸向陕西去，再开辟一块“根据地”。无奈“骆驼脖子长，吃不了隔山草”，中共陕西省委果断地挡了架，陕西的榆林、定边地区也就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那位曾经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手提“尚方宝剑”的“钦差”大人，在白银公司和白银地区的“五反”运动中大显身手，并且收获颇丰，“硕果累累”。这时候，他抓住机遇，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在白银公司的蹲点报告。报告中讲了阶级斗争是核心，首先必须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等7个问题。1964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写道：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斗争的经验证明，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不振奋起广大革命职工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都不可能搞好。抓阶级斗争要克服各种右倾思想，不怕伤害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和气，不怕触动上级领导，不怕妨碍生产。只要阶级斗争搞得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促进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大发展。

令那位“钦差”大人更加受宠若惊、激动不已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他的报告亲笔作了批示，认为这个报告“写得精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在批转李雪峰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这样批示：“对于已经烂掉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及其它机构，应当在调查确实以后，采用白银厂的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一时间，“学阶级斗争到白银厂”成了一种政治时髦，白银厂“夺权经验”名扬四海，那位“钦差”一下子声名鹊起，名声大噪，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副部级干部，一跃而成为华夏大地红极一时的“阶级斗争专家”。

暮色苍茫看劲松

甘肃省委、冶金部联合工作组以及后来由此而变换名称的白银地区社教指挥部，在那位总指挥的指挥下，在白银公司、白银市、白银地区把阶级斗争搞了个天翻地覆后，他感觉还不过瘾，又提出要挖白银的“黑后台”，其矛头直接指向时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的黄罗斌同志。
黄罗斌，白银第一代创业者的领军人物，白银公司第一任党委书记、经理。陕西浦城人，1929年参加革命，1945年任八路军385旅旅长，1949年9月任宁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后任宁夏省委副书记兼宁夏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甘、宁两省合并后，他抱着对祖国有色事业的深深热爱和一片赤诚，怀着使祖国迅速繁荣昌盛、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美好愿望，放弃了省城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军区司令员的职务，毅然告别地方权力中心，主动要求到艰苦创业的白银厂工作。
早在1934年的西华池战斗中，黄罗斌曾经写过这样的壮丽诗篇：

血染征衣旗映红，
匪军狂呼似潮涌，
为国何辞百战死，
横扫敌军笑有声。

这位度过了大半辈子戎马生涯的将军，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跨下战马，脱掉军装，来到了还是一片荒凉戈壁滩的白银。他勇敢地带领白银厂的第一代创业者，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在一块不毛之地上，建起了新中国最大的铜、硫联合企业的雏形。他亲自指挥了震惊世界的白银大爆破。在白银创业最艰苦的那段岁月里，他和工人们心贴心、肩并肩、手挽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年轻的共和国的有色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健在的老一代创业者们还能熟悉地背诵当年他和工人们在一起立下的铮铮誓言：

住在郝家川，
干在折腰山，
死了打口铜棺材，
埋在火焰山！

白银大爆破后，他奉调兰州，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
就是这样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革命、老战士，在他离开白银5年之后，在白银公司“五反”运动中，竟然被那些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弄虚作假、拿着“尚方宝剑”的“阶级斗争专家”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定为“白银厂事件”的“黑后台”。
黄罗斌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那黑暗的日子里，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因为他是清白无辜的，问心无愧的。为了用实际行动向党表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不是“修正主义分子”，而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战士，黄罗斌下定决心，准备进京找毛主席伸冤。

1966年12月，50岁的黄罗斌带着12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顶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飞舞的大雪，从兰州出发，踏上了徒步进京伸冤的漫漫长路。他们爷仨每人胸前戴着一枚毛主席纪念章，身背行李，一路走走停停，行至六盘山下的一个村庄，遭到了造反派的持刀阻拦，并被押到平凉公安局审问。又有一天，他们夜宿静宁小旅社不幸煤气中毒，爷仨差点被熏死。还有一次，他们在子午岭下的一个废弃的破窑洞里歇息，刚刚离开破窑洞时，窑洞突然塌了，他们住过的土炕被掩埋······就这样，黄罗斌拖儿带女，从冬到春，行程4000余里来到北京。无奈，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他的冤屈已经不可能得到伸张。但是，这位革命老人在逆境中不向命运屈服、不向权贵低头的硬骨头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认识他的人。
李子奇，陕西神木人。1936年，13岁的李子奇便告别了故乡和亲人，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28军，从此踏上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征程。在红28军过黄河参加东征时，政治部因他年龄太小，就把他安排在神木特区青年团，他被吸纳为青年团员，不久，转为共产党员。
解放后，李子奇任宁夏团省委书记兼宁夏师范学校校长、宁夏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甘、宁两省合并时，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本打算让李子奇担任省委副秘书长，李子奇却选择了到新成立的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工作，被任命为副经理。1956年赴苏联学习，1958年年初回国，仍担任副经理，不久就被任命为白银公司经理。
李子奇上任伊始，正是白银公司大打矿山硬仗之时。露天矿剥离已经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局面，小鉄山矿、辉铜山矿、青石铜矿相继开工，也正是白银公司核心企业选矿厂、冶炼厂以及辅助生产厂矿掀起建设高潮之际。他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带着必胜的信心和无畏的勇气，勇敢地挑起了领导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大型有色联合企业的重担，驾驭着这条“有色航母”，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就在李子奇在任期间，1960年6月14日，白银公司炼出了第一炉铜。其间，经历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又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从1962年第四季度开始，公司摆脱了亏损，盈利127万元。
正当以李子奇为首的白银公司党委率领全公司职工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公司摆脱困境、恢复生产之时，灾难降临了。在工作组的把持下，“五反”运动开始不久，李子奇就被“停职反省”。从此，无休止的以“下楼”“洗澡”“洗热水澡”为名义的批判、斗争、检查就开始了。给他罗列的罪名，一会是包庇坏人，一会是搞特殊化，一会又是非法协作、投机倒把······一阵子说他检查态度比较老实，一阵子又说他耍两面派。后来，根据那位总指挥的指示，白银公司党委作出决定，将李子奇定性为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那位总指挥又下令将李子奇关进白银公司工程队（名为工程队，实为劳改队），一面接受体力和精神上的折磨，一面继续交代问题。他开始没完没了的写检查，没完没了的劳动，没完没了的遭受侮辱······
1965年5月26日，甘肃省委白银地区社教工作团白银公司分团对李子奇的问题又进行了讨论，定性为蜕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83元。期间，李子奇已经被押送到水川公社大坪农场劳动改造。在“白银厂事件”中遭受迫害的还有白银公司党委和公司一级的领导5人。在“白银厂事件”中，有167人被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有359人被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有26人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有358人被扣上道德败坏的帽子；被逮捕法办、劳教的51人；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的56人；被押送白银公司工程队监督劳动的127人。全公司遭受各种批判斗争的达到2000多人，自杀14人，自杀未遂11人。
这些数字，包含着多少无辜受害者的血和泪，包括了多少个家庭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这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事实证明，“白银厂事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件，而是一部践踏人的尊严的真实记录。

大地微微暖气吹

1978年年末，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新局面。三中全会前后，在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和亲自过问下，“白银厂事件”得到彻底平反，那些强加在广大干部、职工头上的五花八门的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历史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1979年2月27日，在白银的历史上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中共甘肃省委将要召开为“白银厂事件”平反大会。冒着乍暖还寒的料峭春风，白银人成群结队来到二十一冶俱乐部，俱乐部里很早就已经座无虚席，大多数人就拥挤在过道里和后台，更多的人还在三五成群地向这里走来，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严肃的微笑。
上午10时30分，甘肃省委一位领导宣布：经党中央批转，中共甘肃省委作出决定，为“白银厂事件”彻底平反！
为“白银厂事件”彻底平反的消息犹如一声响彻在白银上空的春雷。顿时，沉寂了15年的中国铜城沸腾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民空巷，人们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庆这一让白银人蒙冤受辱长达15年的事件彻底平反。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少奇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白银厂事件”是白银的一页沉重的历史。虽然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了，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却很多很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党在社教运动中的指导思想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一个方面，而当时的工作组严重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捕风捉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所欲为，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中央写报告，误导中央的判断和决策，不能不说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虽然中央的《决议》指出：“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但是，那些首当其冲的人，扪心自问，就没有责任吗？

当然，作为一篇主要是粗线条地记述这一事件的短文，我们不可能对其历史现象作更深层次的剖析。但是，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回顾，应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坚持和实践的。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辩证法，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勇往直前；反之，我们的事业就必然会出现反复和曲折。我们应该通过“白银厂事件”的回顾，有所醒悟。

让我们白银人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经过50多年的艰苦奋斗，白银已经成为中国的有色名城，她曾经为共和国奉献了占全国三分之一份额的铜，她为祖国母亲的贡献是巨大的。在面临资源枯竭的时候，党中央没有忘记白银，全国人民没有忘记白银人。今年3月17日，白银已经被国务院正式列入全国首批12个资源枯竭经济转型的试点城市，这将是白银这个老工业基地重振雄风、焕发青春、再创辉煌的又一次开端。


注：本文所有内容没有一丝一毫的虚构成分，全部来自主流媒体和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和党史资料。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2·《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中国共产党大辞典》
4·《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记》
5·《中国共产党白银大事记》
6·《白银区志》
7·于开国·《铜城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