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 大跃进:"五风"在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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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五风"在宁乡

余习广的博客

干部特殊化
“苦日子”，相当程度是自上而下大刮“五风”的结果。但“苦日子”到来后，干部们也惊慌失措，惶惶不安了。全社会都缺粮，有权力的干部们，不少人大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以保自己和家人不受灾祸。凡是采访当年因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而在整风整社、三反、社教运动中受处分者，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一是为了完成任务，搞好工作，二是保家保命。

就在民众以野菜、树皮填充饥肠之时，各级干部普遍出现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吃香喝辣，奢侈浮华。中共中央将这一社会现象称为“干部特殊化”。由于办公共食堂，食堂又由干部专权，干部生活特殊化也源于食堂——干部普遍开小灶。社员饥肠辘辘，餐餐饿肚子。干部有权，谁愿意挨饿呢，而且谁也不愿家人去挨饿。因此，有职有权，就多吃多占。

“老鼠洞”和“夜老鼠”

宁乡和湖南其它地方一样，还流行着“老鼠洞”和“夜老鼠”这两个“苦日子”专有名词。“老鼠洞”，是指公共食堂，它已成为干部特殊化的物资仓库；“夜老鼠”，是指白天挂名与社员“同甘共苦”的干部，晚上在食堂大吃大喝搞特殊餐。干部吃“小灶”是最常见的现象。生产队干部一般在公共食堂大灶上多吃多占，而大队和公社以上干部，则专设“小灶”，酒肉不断。

据县委的处理材料，花明楼公社机关食堂，伙食分三等，有“书记饭、委员饭、一般干部饭”。据1960年公社整风会议揭发算帐，公社8个常委，一年内光多吃肉就有765斤，人均96斤；吃大米白面465斤，各种高级饼干282斤。其中胡仁钦一人吃鸡、鱼、猪肉160多斤。这还不算他们借开会和检查工作为名，长期在基层大吃大喝的物资。

1960年4月28日，8个常委一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鸡、猪肉、鸡蛋、荔枝16斤。
有一次，4个书记开会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烂。饥民闻讯，无可奈何地说：“书记吃饱了没事干，他们打打架，比拿社员打人开心取乐强多了。”

太平大队1959年死牛5头，杀了600多斤肉，几个大队干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总支书记王义吾一人吃干牛肉70多斤。

干部大吃大喝当时已成普遍现象。1960年6月7日，中共夏铎铺公社委员会、湖南省委三反试点复查工作组联名向省委和县委作出《关于夏铎铺公社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说：夏铎铺公社的干部，一个个养得红光满面，精神十足。对全社210个大队以上干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鱼2335斤，鸡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员食堂断粮停炊，也无人过问。最典型的是新风大队9个干部，1959年过端午节，一次连吃带拿搞了150斤白面的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个月内吃牛肉138斤，猪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鱼210斤。

秘书黄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来了请客吃糖，专门制作“爱爱糖”，还向公家报销。

据县委上报材料，该大队干部食堂的方针是：“以肉为纲，鸡鱼并举，小菜带头，保证基本供应。”大队9个干部就有8种绳子衣（毛衣——作者注），5只手表。群众反映说：“我们大队的干部实现了三化（手表化，绳子衣化，白糖、香烟、饼干经常化）”。

总支副书记黄振祥，1960年4月用公款178元买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大队部敲钟吃饭，与大机关一模一样。干部管吃饱吃好，从来不问社员食堂生活情况。大队部半夜三更干部吃夜宵，烹炸烩煎，搞得锅子乒乒乓乓，火煎鱼炒肉。可是生产上急需用的70000斤石灰，无钱买回；社员要借1元钱治病，也不批准。

到1960年4月底，公社检查，该大队社员吃糠咽菜，还有两三个月，社员存粮每人也只有10斤存粮了，总支书记不闻不问，致使春荒饿死人、浮肿病一发不可收拾。插秧人忙季节，关山生产队饥荒病56个劳动力，总支书记黄福祥、副书记黄振祥还不知晓，干部白天往外面转一个圈，又回大队部吃饭，晚上坐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开夜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情绪，他们说：“我们天天忙出工，干部光吃不劳动，具体问题不解决，搞起生产冒得劲。”

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副书记何长友在报告中这样形容：“去冬今春滋长着的大摆筵席，杀鸡请客，做寿，添置非生产性的消遣器材之风，在少数地区几乎日日盛行。”当然，上述情况只能是干部的特权。

195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关子冲食堂司务室，灯光暗淡。队长、队会计和食堂会计正在办公桌旁烤火，桌上放了几本帐册和算盘，炊事员正在厨房准备丰盛的夜餐。

不料，有人轻轻敲门，队长开门一看，是大队支书和大队长，连忙招呼：“我们准备开个夜班，把食堂帐目请一下，出榜公布，搞个民主理财。好机会，领导来了，请领导指导。”

“好嘛，大家不谋而合，我们来的意思正是请你们搞个民主理财的样板。你们的力量强，底子好，条件够！”支书慢悠悠地说。

队长笑在眉头，苦在心里。吃私食不行了，只好溜进厨房，轻声对炊事员说：“加码，再加3个人的，大队领导也来了。”

突然，门又咚咚响起来，队长小心打开门，顿时屋里气氛紧张起来，原来是县委工作组副组长。开会时他讲得最硬，不管任何人，谁搞特殊化就处分谁。

他跨进门槛，看到屋里的架势，闻到喷香的菜味，不动声色，一屁股在炭火旁坐下了。队长见势心动，马上汇报说晚上要清理帐目，并恳切要求：“报告组长，今晚恐怕要干通宵，我们要炊事员搞了个夜餐，一要请组长原谅，二要请组长一起指导工作。”

副组长说：“近来偷盗风严重，我是专门来检查食堂‘三防’工作的。对财务嘛，我也略知一二，可以参谋参谋。今晚，你们的情况特殊，工作任务重，开个夜餐也可以，但以后不宜多搞，要注意影响。”
话音刚落，饭菜端上，大家放宽心，松开裤带，围拢炭火，热乎乎地吃了起来。

整社工作队的任务，就是下到社队，整顿干部作风。可是，1961年，县委书记何长友在《关于开展农村整风社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当时工作队的干部说：“夏铎铺公社新风大队工作队长张其永，由于生活严重特殊，工作极不艰苦深入，在整社中继续大吃大喝，吃鱼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违犯粮食政策，超吃粮食，每餐吃10两，群众反映是一个特殊钵，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很坏。”

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讽刺干部吃喝风：“口里冒得味，开个现场会；肚里有点嘈，组织大检查”。开会就是吃肉吃鱼的场合。大检查更是令干部开心的事了。让检查者吃得嘴里流油，心满意足，那检查的结果就好多了。

检查评比，走一路，开一路荤，一家更比一家强。有的干部自己想吃什么就开什么会。想吃肉，开“发展牲猪检查会”；想吃酒席，就开个“红旗食堂现场会”。

白马桥浅水大队食堂管理员在笔记本上作了一个记载，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资料：1959年从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开过大小现场会7次，到会干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办饭菜19桌。本子上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食堂办得好是好，就是现场会多得不得了。办上一桌菜，除了鱼、肉开支不上算，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个人半个月的油盐。此风不可长，要开也要开得少。”后来被人举报，这位会计被撤职，送上斗争台。

社员一个月，吃粮不过10多斤，吃的是盐水清汤，一个月生活总共不到8元钱；一桌酒席四五十元，相当一个社员半年伙食。浅水大队食堂，3个月中干部开会吃的伙食费，大约相当于100个社员1个多月伙食。

干部贪污腐化，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普遍现象。

1960年6月25日，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在《我对“三反”运动中所揭发的问题的检查》中说到：“全县大队以上的6700个干部中，贪污的达964个，占到14.2%，共贪污人民币145000元。看来，这个数字还有多，不会少。夏铎铺公社326个大队以上干部中，有67个共贪污金额6400元。其手段是虚假、浮领、造假凭证、收入帐盈余不向上缴，骗取敲诈和勒索。该社六度庵大队会计何维华，59年在购销站贪污人民币125元。今年他动员一个老年社员出卖棺材投资为名，从中贪污现金12元外，还运用私拆挂号信等办法贪污人民币310元。社办企业厂矿财经单位，同样如此。据417个企业单位干部统计：贪污的78个，占所有单位总数的19%，有的贪污现金，有的贪污实物。夏铎铺公社医师曾尚书贪污怕补药达28种，群众反映他家是开药房，不但末受批评，反而多次评为模范，得到了表扬。该社主任杨新莆（公社党委委员）59年来贪污人民币500多元，光尝新食品之味就贪污60多元。个别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贪污，手段不择一切，有的贪污党费和团费，有的贪污投资和救济款。这说明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是很猖狂的，官僚主义者给他们的方便是严重的。因此，贪污现象不是收缩，而是发展，必须坚决反掉。

在浪费方面：“去冬今春兹长着的大摆筵席，杀鸡请客、做寿、添置非生产性的消遣器材之风，在少数地区几乎时日盛行。黄材水库添置锦旗，做彩色衣服，动用国家布票6万多尺，一面最大的锦旗，长达2太，宽即5尺，花去人民币130多元。煤炭坝煤矿去年一次新建9间楼房，盐碱垮了，二次重建6间又垮了，因质量不好，设计不周，总共浪费人民币6万多元。商业局肉食经理部去年转运掉猪14次，共计144头，总计损失人民币2165元；夏铎铺公社新凤大队9个大队干部，动用公共积累购回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闹钟9座，好比排场，借支现金购买手表5只，绳子衣7件。大吃大喝方针称为；“以肉为钢，鸡鸭并举，小菜带头，保证供应”。

道林公社总支书记黄明泽从大队调去供销社，私自接受送礼共达人民币100多元。礼品之中，毛毯三床，热水瓶六个，玻璃床一张，干部还送给他一幅对联：‘明星建政共强党，泽放光辉为人民’。可见由于我们对干部教育不够，他们已受到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发展到了蜕化变质。”

夏铎铺公社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全社揭发出1382个干部贪污54525元，挪用公款21117元，利用职权借支不还9855元，多吃多占19497元，合计金额104994元，人均76元。
376个大队干部中，贪污挪用195人，计贪污21132元，挪用7038元，借支4337元，合计41356元，人均210元。

讲排场，摆阔气，大兴土木。干部特殊化，还特殊在置民众生死于不顾，利用特权，一心追求自身享受和淫乐。

宁乡县委整风和“三反”材料中上报说，花明楼公社党委书记胡仁钦，平时经常说群众路线，艰苦朴素，出门带顶大烂斗笠，搏得县委领导人多次表扬，实际上是他故意把帽顶扯烂，以欺世盗名。

为了讲排场，图安乐享受，胡仁钦决定在花明楼公社大搞“十大建筑”，雕龙刻凤，大修“25里猪场”、“万人礼堂”、“绿化公路”、“水上凉亭”、“山上凉亭”、兴建公社“办公大楼”、开“花果山”、修“环山马路”、“新居民点”和“跃进桥”等等。为此两年多共拆民房2060间，占用民房15824间，平调各项实物和合248138元。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流离失所。 饱暖思淫欲

中国人有句老话说得明白：“ 饱暖思淫欲。”不少干部吃饱喝足后，就打起了女人的主意。

1961年7月，中共宁乡县委上报益阳地委和湖南省，称干部作风问题以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花明楼公社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中，强奸妇女的28人，最多的一人强奸、奸淫妇女30多人。党委副书记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鸡场强奸女社员傅果明，象饿虎扑食一样又扑又撕，把女方裤子撕烂后强奸。

而被奸淫的妇女呢，虽说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数。一是惧于干部们的淫威；二是人人饿的半死，有的以肉体换点吃喝救命。

后来，一位奸淫妇女而受过处分的干部，在接受我的调查时说：“当时吃的紧，要命不要脸，女的裤带子也松，害得我们犯错误。”恬不知耻之辈，也道出了一份历史实况。

1960年6月7日，中共宁乡夏铎铺公社委员会、湖南省委“三反”试点复查工作组、宁乡县委上报益阳地委和湖南省委见《关于夏铎铺公社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

报告称，夏铎铺公社党委委员，供销部支书杨新甫，1958年被评为全省财贸战线红旗，出席北京的先进生产者会议。此人一贯腐化堕落，调戏、奸淫妇女7人，贪污挪用公款470多元。调夏铎铺供销部不到两个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买自行车、留声机、照相机，供自己玩乐。下乡工作要通讯员用自行车接送。

双湖大队总支书记、秘书、会计三人共同诱奸军属王雪娥，为此争风吃醋吵架不休，群众讽刺：“大队干部实行了公妻制。”

全公社91个总支正副书记以上干部，诱奸、强奸妇女的就有25人。群众反映，有的干部为达到长期霸占多人妻子的目的，竟然把她们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上去，并不准回家，回家就捆送回工地。他们玩弄、奸淫妇女的主要手段有：小恩小惠，拿粮食做引诱，安排轻松活计，入党入团，调戏，强迫奸淫等等。

这些干部不仅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抢掠民财，占为私有。新凤大队党总支制定对逃荒人员的罚款条例，总支秘书黄正恒，助理会计宋云义为首，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剥为己有，还把逃荒人洪渡文、岳梅兰等家里的衣服、鞋、床、柜子、牙刷、雨伞等家具和用品统统搬到大队部，总支副书记黄正祥坐地分赃，和他们一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员说：“这些干部硬是抢犯、土匪。”

宁乡县委上报益阳地委和湖南省委的这些材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干部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