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 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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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 《记忆》杂志 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总第2１期


我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一气读完了这部书，受启发和教育很大。我认为，此书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一部力作。
作者卜伟华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些人虽然也抽象地承认毛泽东对文革负主要责任，但在论述中常常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常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意无意地掩饰了毛泽东的主导作用。（见该书794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我认为，这段话是卜伟华撰写这部书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他在介绍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时指出：“该书向读者表明：文革的许多重大事件乃至整个文革，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和决定，是无法进行或无法出现的。在我看来，这是研究文革的一个关键点。抓住了这个关键点，许多问题才能讲得清楚。”（793页）我认为，这也是他对他这部书最基本指导思想的说明。
已作古的著名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也十分看重卜书的这个特点。他在生前为它写的序言中说：“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乃至整个文革，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者决定，是无法进行的，是无法出现的。毛泽东一再承认乃至强调，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如果为毛泽东讳，只能是歪曲历史。尊重、敬爱毛泽东是一回事，依照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历史则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同。有人创造出‘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坏事都推到林、江身上。伟华在其著作中坚决摒弃这一公式，不让林、江代毛受过。此书中的许多笔墨，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在毛。”
不容讳言，在“为尊者讳”的思想指导下，研究文革确有很多框框，而最权威人物所制造的最权威的框框也就是——“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即认定文革中的一切重大问题、一切坏事都是林彪、江青一伙搞的，都是他们指使或授意的，都要由他们负责。卜书说：“例如在文革中的外交问题上，许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关、戚，当成了文革时期外交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则成为了纠正极左思潮的人物，这就根本颠倒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曾有过多次对文革的批评，努力纠正一些具体的错误，但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也整过许多好人。对文革造成的民族灾难，他们也应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同样，对这一时期的江青、林彪、陈伯达等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丑化，力求反映他们的本来面目。”（794页）顺便说一句，卜书中没有使用“林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反党集团”这类概念和词语——这也是对权威框框的一种突破。这是我读这部书最大、最深刻的感受。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看看卜书是怎样突破和跳出这个权威框框的。

关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被史家称作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毛泽东则说：“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
然而，这篇文章究竟是怎样出笼的？
有的书说江青去组织这篇文章没经过毛泽东“批准”（李敏语，见李敏著《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399页），这个观点我们姑且不去说它；卜书中对这个问题引用和分析了两种权威性的说法。
其一、“在一些比较权威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对于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开始不同意，但后来被江青说服了。”书中分析这一流行说法说：“也就是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被动的。”作者指出：“这一说法很可怀疑。”（11页）接着分析说：“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对待《海瑞罢官》这出戏的态度上肯定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即从肯定、欣赏到否定。戏刚上演时毛显然是赞赏的，而且至少到1964年9月，毛还坚持对吴晗不要点名批评。但此后，毛的态度显然是发生了变化。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组织姚文元等人写批判文章，江说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卜书说，根据江青这句话，“并不一定能得出‘毛泽东开始时不同意，但后来被江青说服了’的判断。也就是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被动的。”（11-12页）
确实不能得出这种判断。毛泽东是何等人？樊立勤在《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中说：“毛泽东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大英雄，志在高远，志在中华，他受女人的影响，但不会受女人的摆布。这是认识毛江关系的根本点。”（该书中卷，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版95页）卜书中说江青“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794页），很对。但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还是与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不同，叶群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林彪、控制林彪，江青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点。对此我们应有明确认识。
其二、卜书中提到，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卜书说，对毛泽东这个话“是不能当真的”（12页）。应该说，这是很大胆的说法。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这种权威的书恰恰就是引用这句话来说明毛泽东和批判《海瑞罢官》的关系的。须知，毛泽东说这话不到三个月，即1967年5月1日他再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毛泽东说话经常自相矛盾，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究竟毛泽东哪个说法是真的？哪个说法符合实际情况？卜书明确地认同后者而不认同前者。
卜书中又引用了江青1967年4月12日的讲话和王力文革后的回忆来论证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点名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主动的，江青不过是毛的一个‘卒子’。”（13页）
毛泽东不止一次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他“放起来的”。而这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即批判《海瑞罢官》的“火”，也实实在在是毛泽东放的。卜书中用不可辩驳的事实把这一点挑明了，捅破了。

关于打倒刘少奇的责任

卜书引述文献版《刘少奇传》中的一段话：“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原因很复杂。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将造反派捕风捉影揭发刘少奇的材料、特别是陷害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材料，报送毛泽东；同时有意向社会散布，制造舆论，影响毛泽东改变看法。”接着，卜书说：“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前面说过，笔者不相信毛泽东是被江青‘说服’了才同意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样，笔者认为在刘少奇问题上，毛泽东也不是被动的。”“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起着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林彪、江青。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几年前就决定要把刘少奇‘搞掉’，只是在对刘少奇的组织处理上还没有想得太具体。毛泽东下了很大的决心，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遭遇到了重重阻遏，毛泽东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地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在刘少奇问题上，也愈来愈严厉。”“（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刘少奇谈话。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对此未置可否。”（468-471页）
刘少奇被打倒，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辨明这一冤案谁负主要责任，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
关于所谓“诬陷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材料”云云，最近披露出来的材料告诉人们，早在1953年初，毛泽东就指示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怎么能够说仅仅是林彪、江青一伙要诬陷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呢？
毛泽东和刘少奇1967年1月13日谈话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要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对这个问题仿佛还没材料说明，也不好随便推测；但这次谈话后，毛泽东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甚至置于死地，确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在这次谈话时，毛泽东正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兴头上，他认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决马恩列斯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解决中国变不变颜色的问题（这点，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他生日宴会上的谈话可做证明。参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97页）；而刘少奇却提出“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这是刘少奇明白地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变相说法。顺便说说，起初（如1966年5、6、7月时）刘少奇并不反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如果按照他的办法搞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对这一点，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受到迫害并致死而讳言。卜书说，在1967年1月13日的谈话中，毛对刘的谈话和态度“未置可否”，恐怕看轻了，说轻了。至于毛在这次谈话的最后，要刘少奇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并建议他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械人》等书（《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5页），这是什么意思？使人不得要领，难解其意。毛泽东的谈话经常这样。这也许是政治家的一种高超谋略。不管怎么说，此后“刘少奇问题升级”（卜伟华语）了。
据戚本禹说： 1967年初，江青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秀才们积极响应。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是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于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第五期《红旗》杂志。这篇文章是戚本禹写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个人行为。这篇文章，毛泽东看过改过，不仅批示“写得很好”，并且亲笔加写了极其重要的段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292-293页）这篇文章，周恩来还几次主持中央碰头会逐段讨论，不仅讨论文字，而且点谁的名，怎样点，以及怎样署名都经过了讨论。顺便说一下，卜书中引用了王力的回忆：“四月一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467页）必须指出，这不是事实。第二篇批判文章就是王力、关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思想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可称为中国共产党人“党性教科书”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此文发表于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党刊、党报、军报到遍布全国的红卫兵小报，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1967年8月15日又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批示是：“此文写得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97页）顺便说一下，我也奉江青之命写了一篇批刘少奇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主要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观点，发表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军报》上。
卜书注释中引用了江青1967年9月5日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475页注19）江青这段话很重要，它不仅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意图，也确切地反映了当时批判刘少奇的要求和大批判运动的实际情况。
吴法宪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他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页）应该说，卜书的说法和吴法宪的说法一样，都是比较接近和符合历史事实的。

关于上海夺权问题

1967年初上海市委夺权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被称作“一月革命风暴”，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全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上海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和策源地，在文革的酝酿准备阶段做了不少工作（确切些说：提供了不少条件和方便），却不知为什么成了“全国全面夺权”的突破口和首选目标？这迄今还是一个谜。上海夺权的决策者和支持者是谁？卜书在论述上海夺权问题时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是个绝无仅有的现象。即使像周恩来、陈伯达这样跟毛泽东关系很密切的人，一开始也不能接受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1967年1月15日，全国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出席了大会。陈伯达在会上讲了话，他称自下而上的夺权（‘接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周恩来在陈讲话后表示：‘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陈伯达、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很快知道了。他马上召开会议，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说，上海造反组织来夺上海市委的权，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呢？是他们（上海市委）采取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把他们的权夺了。毛泽东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353-354页）从卜书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夺权的决策者和支持者究竟是谁了。
然而，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的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的请示报告》中说：“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这个结论显然不对。陈伯达当时明确指出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并立刻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四人帮”当时（1967年1月）还没出现。林彪又怎样呢？事实上，林彪讲夺权问题（1月23日）是在毛泽东之后，而迄今尚未看到他对上海夺权或者说“一月革命”有什么指示和说法。卜书指明上海夺权的决策者是毛泽东，这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秉笔直书，是很值得称赞的。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夺权行动中，无疑起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说到底，他们也只不过是前线指挥，而还有幕后者，这是不应掩盖和模糊的。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

王力、关锋为什么被隔离审查、关押？其主要错误和罪状就是所谓“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说他们提出和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搞乱了军队，“自毁长城”，甚至传毛泽东有“还我长城”的愤怒说法。
卜书在谈“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时说：现有许多论著将这一口号的提出归咎于1967年1月关锋等人所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按：笔者写过一篇《“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也是这样说的），“是很不准确的”（535页）。我认为，卜书这个批评很对。
卜书在论述“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时引述了王力的回忆（实际上是申辩）：

人们又说，一九六七年一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甚么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个问题还应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呢？（536页）

接着，卜书分析说：“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注意：即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做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应当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江青等人’或‘林彪、江青等人’的责任。”（536页）他还说，从一系列文件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之中。”“‘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537、538页）
毛泽东后来为什么反对提“揪军内一小撮”，说这样提法“不策略”？卜伟华说：“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不是不要揪‘军内一小撮’，而是不要公开提揪‘军内一小撮’，是一种策略。但这存在一种明显的悖论：公开提‘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那么公开宣传‘揪党内一小撮’就策略吗？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反映出毛泽东确实是把军队作为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保证力量。”（544-545页）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被关押，说实在话，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是要他们为“武汉七二○事件”引发的军队混乱以及整个党、整个国家的混乱负责任。他们作为文革舆论的制造者、鼓吹者，对造成浩劫和灾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就文化大革命来说，他们是“替罪羊”，是“牺牲品”。
其他可举的例子还不少，如“武汉七二○事件”爆发的责任问题，一系列恶性涉外事件的责任问题等等，但这几个例子已足以说明作者的史家立场。

应该说，在文革档案没有公开开放的情况下，卜伟华收集和使用了大量的文革史料，此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这段时期（1966-1969）资料最多、最丰富的一部，这反映了他的辛勤和严谨。此书不仅在“文革史观”方面新见多多，在“文革史料”方面也颇见功力。这是我总的看法。但白璧微瑕，卜书在史料方面也有些不足的地方，兹提出几例予以讨论和辨析。

关于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关于彭德怀，卜书中说，在1965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考虑到战备形势，彭德怀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为此，毛和彭亲自谈了话。卜书认为，根据毛和彭谈话的精神和正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毛“不大可能”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的话。卜书还引用关锋的“交代”，说江青曾跟他和戚本禹说，分配彭到三线任副总指挥，不是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多数人同意，主席只好同意。（19-20页）对这些材料和观点我感到很新鲜。读后，对毛为什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为什么把批《海瑞罢官》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攻北京市委和中央的“突破口”，以及为什么刚刚让彭离京又把他揪回来的原因等等，也就进一步理解了。
卜书中还引用12月13日江青接见军事院校代表时说的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回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367页）卜书中说：“之后，戚本禹指使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头头韩爱晶，派人到四川揪彭德怀。”（367页）
情况大体是这样，但过程并没说清楚。我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补充如下：
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戚本禹把我（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负责人）叫到他办公室，说：“你去找朱成昭，叫他派人把彭德怀从成都揪回来。”我到地质部机关地质学院“东方红联络站”找到朱成昭，向他布置这个任务。朱接受了任务说：“但我去不了，我们王大宾很能干，可以叫他去。”我说：“只要完成任务，你们谁去都行。”我回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不几天戚本禹收到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一份报告，主要意思是说：彭德怀拥护毛主席，也拥护文化大革命，态度很好，他们认为彭德怀不应该揪。戚让我看了这份报告，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我也感到没完成任务。这时候，戚本禹又给韩爱晶打电话，叫他们去揪彭德怀。戚给韩爱晶打电话的事我不知道，文革后，可能是2005年，韩爱晶来京，我问到他这件事，他说：戚本禹跟他讲，派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人去揪彭德怀，他们反而被彭德怀“腐蚀”了，你们去把彭德怀揪回来。这就是说，戚本禹派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揪彭德怀不是同时，而是有个先后。朱成昭知道戚本禹又让北航韩爱晶派人去揪彭德怀后，他派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再去揪彭德怀，但这时彭已被北航的人揪走，地院“东方红”仗着人多，从北航手里把彭抢回，并押回北京；押送方式，王大宾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不乘飞机，乘火车。以后两个学院红卫兵联合批斗彭德怀，韩爱晶还带头动手打了彭德怀，造成彭总骨折。2005年韩爱晶说：“我一拳打了十五年”——指他在文革后被判刑15年（当然他被判刑不只这一件事）。顺便说一下，迄今很多有关彭德怀的书和文章，在谈到从四川揪回彭德怀这件事情时，都没有把这个过程和情况说清楚。

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会议

中国现代史网《书刊杂谈》栏目有篇《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简介》，其中说：“有关文革初期‘西纠’、‘联动’等高干子女的红卫兵组织，作者的批判也显然不够。”这里所指无疑是卜伟华所写的这部书了。我觉得，对“西纠”和“联动”都要作历史的分析，如“西纠”所发的《紧急呼吁书》，所做的维持秩序的工作，“联动”反对揪斗老干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等等，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一些粗暴行为，破坏文物、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制造“红色恐怖”等等，也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和不满。当然，破坏文物，揪斗领导干部采取野蛮行动等等也不仅仅是他们，如到曲阜砸孔庙，就是在戚本禹等的指使下（按：至于这件事是戚本禹奉江青或是谁之命，我不清楚；我想戚本禹也不敢自作主张），谭厚兰他们大学红卫兵干的。哪一个学校造反派批判领导干部也不文明（所谓保守派批斗“牛鬼蛇神”的凶狠也不次于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号召下全民疯狂的年代，是大破坏的年代。在疯狂和大破坏方面，“西纠”、“联动”，虽然时间短，但比较突出、比较集中，可以说，他们是文革中的打、砸、抢的始作俑者，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者要求作者对“西纠”和“联动”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批判，是合理的。
我对“西纠”和“联动”的问题没做过研究，也不掌握什么材料，但我觉得卜书说中央文革小组“严厉镇压‘西纠’”，我在一本名曰《十年动乱纪事》的未刊本上还看到“江青镇压‘联动’的阴谋”云云，这仿佛也不尽客观。总根子恐怕还是在老人家那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以及其他人都不过是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在这里，我着重说说1966年12月16日大会，许多书和文章对这次大会的叙述，是不全面，即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我们先看卜书对这天会议情况的叙述：
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提出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说：“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在事先未向周恩来打招呼，当场突然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和孔原、许明五个人的名字，指责他们为指使“西纠”干坏事的“后台”，还逼周荣鑫、雍文涛到前台低头认罪。……周恩来对江青的突然袭击，非常愤怒，但仍尽力克制。他在讲话中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的事物诞生以来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甚至也可能出现错误，乃至于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你不必为此惊慌。要晓得，任何一个新事物，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生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344—345页）
这种叙述是否符合12月16日会议的全面和实际情况？
在这天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是江青，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周恩来，第四个是康生。我们主要看看江青，特别是周恩来，究竟都讲了些什么（摘要）。
江青讲话说——
我只想讲这么两点。就是斗争的锋芒对准着什么，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所谓的“纠察队”，他们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小家伙，他们斗争的锋芒是对着你们，这是错了！今天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好，四、五十岁的，六、七十岁的人，对他们教育不好，他们以贵族自居，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在这儿，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你们检讨，他们是怎么支持他们这一小撮坏蛋向你们做宪兵工作的。我希望你们对这些青年的、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群众强烈地回答：要！）出来！（群情激昂、愤怒）好，安静。小将们，战友们，你们都认识他了，让他们回去吧！他们纵容他们，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着重他们的责任。
另外，我想讲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坚决地实行专政。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有一小撮做了这样坏事情的小家伙，其他的人就都不好了，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头脑要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但是，对于这一撮，如果不实行专政，你们也就很难达到革命的团结。
陈伯达讲话说：刚才江青同志讲得很好。她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方针。……
周恩来讲话说——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他们已经代表我们大家把应该说的重要的话都说了……我只说一点，自从红卫兵在北京诞生，已经发展到全国。这首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到这个地平线上新出现的事物，马上就加以支持和鼓舞。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和鼓舞，所以全国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
红卫兵经过这四个月的发展，要很好地总结北京和全国的经验，要把红卫兵中间经过斗争锻炼、证明是革命左派的小将们团结起来，来带动我们中学的同学，革命的同学，要帮助他们，团结他们，把最大多数的同学团结在一起。当然，对那少数几个，或者十几个，或者几十个，或者更多一点，总之是一小撮犯了严重错误的、甚至犯了罪的孩子们、小家伙们，现在采取专政的办法，逮捕起来了，加以法办了。但是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低头认罪、坦白出来他们所以犯罪、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刚才两位同志都说了，……应给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机会嘛！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应该更下定决心，认识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以此为戒。这四个月的发展，我们出了这一点纰漏，我们把它纠正了，而且纠正还是你们大家检举出来的，你们眼睛是亮的，所以我们是依靠着你们，信任着你们，发动了你们，把这种一小撮犯罪的犯错误的孩子逮捕起来，教育他们，使你们大家革命的左派的正气、阶级的力量更加生长起来、更加发展起来，这就是这个阶段的最好的一个经验总结了！（三人讲话均据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还可参看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另外版本的这个讲话）
勿庸讳言，江青点名批判周荣鑫、雍文涛（按：雍不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而是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粗暴对待他们，周恩来是绝不会满意的；但他迁就、容忍，怒不形于色——这涵养也真算到家了。卜书说江青还点了孔原、许明的名，似不见诸当时的记录。但我们认真比较一下，周恩来和江青关于“西纠”和“联动”的讲话有什么实质性或本质性的区别吗？我看没有，实实在在没有——也不可能有。为什么？因为周和江，从总的和基本的方面讲，他们都是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主张和他制定的方针政策。所以，把镇压“西纠”和“联动”仅仅归结为江青或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和行为是不对的。应该说，这是卜书不应该有的一个缺点，因为这不符合这部书的总的和基本的指导思想。
顺便说一下，我看到文革中一个著名的、后来成为作家的原中学红卫兵咏慷（陈永康）在他写的《红色季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说，1966年12月16日周恩来总理“讲的内容主要是‘大联合’问题”，而在这个周总理讲话的历史资料中，除了看到“团结”两字外，“大联合”或“联合”等字的影子都看不到。
十分显然，关于1966年12月16日会议的情况至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揭示。我认为，这是研究文革应该引起重视和注意的一个问题。

关于 “全国全面内战”和“全国全面阶级斗争”

卜书的第五章第一节的标题叫做“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是1967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的话。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谈话写成的，而“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短语就脱胎于毛泽东生日家宴的祝酒词：“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这一点卜书触及到了，如在359页的注释8中引别人文章中的话说：“毛泽东祝酒时说的是：‘祝全国全面内战！’”526页还提道“毛泽东在1966年底所预期的‘全国全面内战’……”但没展开论述。我在这里做一点补充。
1967年元旦社论为什么把“全国全面内战”改成“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社论的起草者之一的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国全面内战’改成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我相信关锋这个说法，即毛泽东在祝酒时说的是“全国全面内战”。
参加毛泽东生日家宴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
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中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2版第7-8页）
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唯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王力反思录》第696页）。如同我在本文前面所指出的，王力说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写作“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是事实一样，这里他说毛泽东没说过“全国全面内战”也不是事实。这是王力的记忆选择或记忆错讹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我们看看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全国全面内战”不是真正地不折不扣地变成现实了吗？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即从砖头、棍棒到机关枪、大炮、坦克的各种形式、各种规模、各种级别的武斗遍布全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连毛泽东本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全面内战”是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和错误之一。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客观地讲，恐怕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提出和主张“全国全面内战”——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在生日家宴上“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或“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决不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而恐怕是他下决心不惜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内战”来开展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卜伟华说的他“预期”“全国全面内战”，因而当各地的武斗正酣时，他又提出给造反派发枪，“武装左派”（1967年8月4日毛泽东致江青信中语），——这正是给十分难以制止的武斗火上浇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他领导中国共产党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则是要用枪杆子改造新中国，文革中喊得震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新中国变成了需要砸烂的“旧世界”，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所提出并奉行的思路和基本逻辑。《周有光百岁口述》中有言：“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建设了新中国，第二件破坏了新中国。这话很有道理。”（见该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过百岁学者周有光老人认同这个评价，一则使人更加信服，再则对中国遭遇这样的命运也真使人感到辛酸和痛心。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时间究竟是8月30日还是8月26日？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间，在文革史研究中长期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967年8月30日；一种说法是：1967年8月26日。
主张1967年8月30日的有：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王力、关锋1967年8月30日被隔离审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马齐彬等编著《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8月30日 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298页）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8月底，经毛泽东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174页）
主张1967年8月26日的有：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876》（下）：（1966年8月26日）“中午，我（杨成武）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503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和《毛泽东传1949——1976》（下）完全相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968页）
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仿佛都十分具有权威性。卜书沿用了《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说法，即他也认为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是1967年8月26日。然而，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事实只能有一个。
我们先看看当事人王力的说法：“8月30日，召开文革扩大会，张、姚专门从上海回来参加会议。参加的还有杨成武、吴法宪。叶群身体不好请假。江青最后宣布，王力与关锋‘请假检讨’……当时总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这次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下半夜两点。然后就把我和关锋关在二号楼，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王力反思录》1022页）
王力对这一天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他的记忆应该不会错。
对这件事情，我问过戚本禹，他说应以王力说的时间为准。他不会忘记这一天，他说的是对的。他还说，杨成武的回忆有问题，周恩来听到他汇报和传达后，不可能当晚就宣布，一定要和一些人（如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通通气、酝酿酝酿。总理做事非常周密、谨慎。我1966年9月4日给主席写信检讨，如果王力、关锋是8月26 日被隔离审查，我能拖到9月4日才检讨吗？
对这件事情，我还问过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即8月31日被勒令离开钓鱼台回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这一天他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
卜书中第616页也有一则能印证王力、关锋是8月30日被隔离审查的材料。那则材料披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8月初就被责令离开钓鱼台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他对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他9月2日给总理写信，说：我昨天下午2时被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抓去……午夜前后，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谈话，他们提出……“你晓得8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么？”……
这8月30日的“重大事件”，所指显然就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