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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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一位美国老太太的提问
     
    这大约是在1987年的暑假，哈佛大学的几位资深教授（其中包括本书献辞的对象马若德先生 Roderick MacFarquhar 和以研究中华民国史著称的柯伟林先生William Kirby），应邀赴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地区的哈佛校友会作系列学术演讲。此乃哈佛的传统，在校友集中的北美洲的中心城市，每隔一、两年举行围绕一个大专题的系列报告，以便于哈佛历年毕业的校友们有机会更新知识，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那些学科里正在从事什么样的开创性研究。这种知识的联系，会引导校友们对母校的捐赠和支持。
    那一年哈佛校友会旧金山分会的新任会长是位李姓华裔，旧金山地区又是美国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哈佛大学的教授演讲团选取的大主题，因此都是与东亚区域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相关的。我当时刚刚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松了一大口气，也被邀请进演讲团。马若德教授要求我以亲身经验为背景，讲一讲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那场激进得无与伦比的革命，却导致了共产主义世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化革命——邓小平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
    每个讲者只有一小时的时间，一半演讲，一半回答听众的问题。我以我的初级阶段的英语，概略的讲了一下我当初为什么成为红卫兵中最狂热激进的一翼的骨干份子，把本校、本县、本地区的走资派统统打倒了还不过瘾，又杀奔外地，先是到省城去参与打倒省委书记、省长的造反行动，后又不辞辛苦，跑到邻省的南京去声援江苏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他们省里的头号、二号、三号走资派的壮举。我还讲了我们怎么编印红卫兵战报——我当年最有成就感的革命杰作之一，那便是用十九世纪的老式钢板、铁笔、蜡纸，手刻出小报的“原版”，以手推滚筒的技术，每张蜡纸“原版”油印出一千几百份的红卫兵小报，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交流。我还不忘记强调，“文革”是我辈一生的首次、也是一生中最丰富深刻的一次政治训练。怀存由“文革”学来的经验教训，你不但可以在中国政治风暴里潜下浮上、死里求生，而且可以在异乡他国的政治浊流中辩风识潮、进退自保。
    我的话音刚落，坐在听众席前部第三、四排右边的一位六十出头的清瘦高挑的白人老太太站立起来，用缓慢有力、一字一顿的语气向我发问：“根据我从书籍、报刊上读到的，从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数千万的人受迫害、数百万的家庭丧失了亲人、无数的学校和文化遗产被毁坏，人类文明史上很少有几次政治运动，破坏规模能够比得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又读到听到，所有那些破坏人的尊严和生活、捣毁文化和教育的激烈行动，都是由毛泽东的红卫兵组织当先锋队的。令我不理解和惊讶的是，你作为一个红卫兵参与了那些激进活动，如今已经来到美国，进了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读博士学位，竟然至今你不为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感到忏悔。你在谈论你们当年从事的造反运动的时候，甚至有自豪的语气。我真为此感到非常困惑！”
    老太太问完，并未立即坐下，立在那儿好几分钟，大概是胸中怒气难消，凝视着我，示意她是在等候我的答复，顿时全场气氛凝重。我虽然被她重炮轰击质问，但她一脸正气，俨然是为不在场的千千万万“文革”的受害者们仗义执言，我也不好把她的严词质问当作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于是清清嗓子，礼貌地作了应答，大意是“文革”整体虽然是件大坏事，但“文革”中被批斗冲击、皮肉受苦的人并不全然是无辜的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无法无天地骑在老百姓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造反派在“文革”中对他们的批斗体罚，很大程度上是受害者的借机复仇泄愤，虽然也不合法，但是有正义性，云云。
    我所应答的，确实是我想说明的一个大道理，可是当时就觉得没能把这个道理说透；没说透，是因为没想透。自那以后，每逢与人讨论起关于“文革”的评价，我总是想起那位正义凛然的美国老太太，而我也老是不能忘记，当时她显然对我的振振有词颇感意外（他们大概听惯了西方学界和传媒界对“文革”的标准化的批判），但并没有信服了我的解释。这么多年来，我时不时地在脑子里点击那个问题。我也特别注意到曾经亲身参与“文革”的海外人士中，有两个同我的观点很接近——杨小凯（杨曦光）与刘国凯；这两位关于“文革”的主要评论都列入我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激进学生运动的比较》课程的学生参考读物中1。他们两位都坚持对“文革”中的一些造反行动的原则性肯定（这一点使人易于误认为他们是“极左派”立场），他俩同时又坚持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彻底批判（这一点又使他们与所谓的中国“新左派”、“极左派”泾渭分明）。
    事过多年，我倘若再面对那位美国老太太的问题，会这样向她解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各种人报复各种人的乱糟糟的大革命——说它乱糟糟，是因为一个本来就没什么法制的巨型社会，又让一个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皇帝把他平时管治民众的官僚体系从上到下跺得稀巴烂，于是就为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开辟了广阔天地；其中有坏人报复好人，有好人报复坏人，有坏人报复坏人，也有好人报复好人（这四类经典分法的出处下文有交代）。当然这四种类型的报复所占的比例不一样：似乎坏人报复好人的，最终要远超过好人报复坏人的，而其他两类报复的比例更小。所以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革”，它都不同于一般化了的（generalized）“文革”，不论这“一般化”是由哪一个政治立场（中共官方的也罢，中共官方对立面的也罢）作出的。
     
    “永世不得翻身”
     
    我已经记不清是1967年上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的哪一段时间的哪一天，我的母亲——她从来不理解我做的事情，但从来为我担忧不止——悄悄的问我：敬亭山（就是李太白所咏的那架“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的皖南山峦）国营农场的张书记的老婆想来看看我，不晓得我给不给她一个面子，接见她？
    母亲老老实实转述的这句话，令我触电般一震之余，感到天下真是变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人下人翻身一跃成了人上人。我这个十几岁的未毕业的初中生，凭借一枝笔（文章和大字报）、一张嘴（演讲和大辩论），成了本地红卫兵的文攻主将，整个一大派造反组织的风云人物。这“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小将凛凛威风，竟也令张书记的老婆低声下气的求见！张书记在县城十多里开外的敬亭山麓下，“文革”以前可是令男女老少闻之丧胆的名字。他领导的那个大农场，是这片颇为贫瘠的黄土地上数千农场工人及其家小（其中包括母亲和我）谋生的亦农亦工的国营单位。听说张书记当过解放军里的副营级干部，见过外头的大世面，也识得一些字，对他手下那些多半为文盲半文盲的农场工人和家属，根本就把他们当作农奴加以管教。张书记走夜路时清清喉咙随便咳嗽一声，周围原本汪汪叫的狗们也会吓得四处逃散。
    在全农场里唯一不怎么怕张书记的，是位高副场长。高副场长也当过兵，是连级干部，但他在“抗美援朝”的恶战中被美国兵一枪打坏了一只睾丸（即在台湾颇为有名的LP）。他算得上是一位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一旦为什么事极不顺心，就会拎着瓶烧酒，爬上办公室或者自己家的屋顶上（都是比较高的一层茅草大屋），坐在那儿边喝酒边骂人：骂缺德的美国兵哪儿不打，专朝他的命根子打，害得他成了半条汉子；骂某某同事（多半是农场领导班子成员）不尊重他这个老革命，欺负他大字不识一个，给他鸟气受；然后就是向党组织提诉求，要“赔老子一只卵蛋”。那年头的共产党并没有掌握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哪来活生生的“卵蛋”赔他？张书记对他也只好让三分。农场里的任何其他人都缺乏高副场长那样的革命履历，对张书记和对他家养的那条大狼狗一样，畏惧之亟。
    大约是在1962年的夏初，农场由上级部门分配来一架模仿苏联型式的小麦收割机。巨大的木铁结构的收割机停放在露天的晒粮食的场地上，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现代化大型农机的乡下孩子来说，不亚于是侏罗纪的恐龙再现。孩子们围着收割机又是看又是摸，胆子大的甚至爬上驾驶座，装模作样地扶着方向盘。夕阳西下的初夏的热烘烘的晒场上，孩子们兴奋过了头，竟然没有注意到下班路过的张书记。张书记一见到他视为无价之宝的崭新的收割机旁竟然围满着小孩，小家伙们竟敢对收割机又是抚摸又是攀爬，怒不可遏，大喝一声，扑将过来。他有条腿不太好，平时走路，手里常撑着一根木拐杖，时不时地也可以用来揍职工两下。这当儿那根棍子被充分地利用，孩子们揍得哇哇鼠窜。
    这群孩子里数我个子最瘦小，而且我也不喜欢玩动手动脚的物事，全因为我手脚明显的笨拙（往后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小脑不甚发达的缘故）。别的孩子围着收割机动手动脚，我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张书记用棍子挥击孩子的时候，我赶紧躲到远远的大草堆旁，还是看热闹。张书记没去追逐孩子，转身回来察看收割机，大叫一声短缺了什么东西。抬头看见我站在草堆旁，喝令我走过去，问我是谁拧下了那只大锣丝帽子？我摇头说不晓得。张书记不由分说，揪住我的一只耳朵就往他的办公室拖。一边拖，一边斥骂：“你们这帮小杂种，敢碰我的收割机。一只大锣丝帽几十块钱，你们拿小命来抵也抵不了。”他的办公室离那块晒场有一、两华里之遥，中间还隔着一个小山坡。我的左耳被他紧紧拧着，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小跑。开始的时候左耳根的剧痛还令我哼哼叽叽地哭叫几声；渐渐地，耳根麻木了；又渐渐地，左半边脸也都麻木了。被他拖絏到办公室后，他让我靠墙站着，命令勤务员传话到养兔队去叫我的母亲来训话。
    兔子养殖队是国营农场下属的一个小分队，距离农场总部办公室也有几里地，张书记不耐烦干等下去，他拖絏着我跑了那么远，也累了。于是叫勤务员看管着我，自己先回家去歇气乘凉。等到我母亲从养兔队跑来，我已经在张书记办公室里背靠墙跟坐在地上半睡着了。母亲看着我肿了半边的脸，紫红的成了一条线的眼睛，浑身的灰土和草叶，拖破了的膝盖结着血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张书记的勤务员交待了几句，就让母亲把我先领回去，说扣工资赔锣丝帽的事明天再处理。母亲问我事情的原由，我说我没碰过收割机。母亲把我浑身上下一搜，果然没有什么锣丝帽。看着我肿得像烂南瓜一样的脸面，母亲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牵着我回家了。
    那个初夏的夜晚原是很静美的，敬亭山农场坐落的丘陵地带有成片成片的桃树，马上就能收割的麦子散发着暖烘烘的、有点叫人头晕的野香。天空清蓝，月亮跟星星离我们都很近，收工回来的邻边的农场工人家里冒着炊烟，把茅草的薰味播送到近近远远的四处。母亲没有生火做饭，她给我泡了一碗锅巴，自己到屋后的草地上去哭诉。我对此已经习惯了——恐惧地习惯了。自从父亲三年多前病逝以来，每逢遭遇到自己没办法对付的难事，母亲唯一的去处，便是到亡父的坟头上（如果路近的话）或者一片四周无人的荒地上，去跟父亲的亡灵哭诉。母亲相信父亲在地下能听得见她讲述的一切，所以哭诉得实实在在、仔仔细细。末了她一定会埋怨父亲为什么把这样重的一副担子推给了她，让她这么一个一字不识的没用的人活在世上，照看他的唯一的骨肉（指我）？为什么不让她去顶替了又识得几个字又有一份正式工作的父亲去死？老天为什么瞎判人的生死？
    第二天母亲开始收拾东西，稍微有点用能带走的，打起包；不能带走的，送给了四邻。几天以后，母亲领着我离开了国营农场，又开始了几近讨饭的生涯。两年多以前，我们母子俩就是从几近讨饭的境地来到这家农场的。在母亲送四邻东西的时候，邻居劝她不要舍了农场出走，这里好歹有一口杂粮糊饱肚子。母亲说她晓得，三年大饥荒刚刚熬过，谁还敢看轻了有口杂粮吃的日子！可是母亲有她的担心，对邻居说了，大家也无言以对：“我孤儿寡母，张书记要你的命，你也只好给他。小歪头（我在乡下时的别名）大大——金宝圩的土话，即‘爸爸’——只有他这个亲骨肉，临死的时候托付了我，做牛做马也要把他带大。呆在农场里张书记把这孩子打成残废，我也没的地方去告状。”
    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不是套话，真是任谁也想不到——，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张书记的老婆竟然哀求我接见她！母亲一辈子受人欺负，对所有的落难人都一律同情，要我赶快答应下来。接见是在宣城北门的一间卖豆腐的小店铺里进行的，是在一个阴冷的冬日的上午。人高马大的张书记老婆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让我看在她孩子们的份上，帮她家说句话。“你晓得，”她说，“老张他死了。”她挽起破烂的外衣下摆擦擦眼睛，双眼完全失去了光彩，往日里令农场大人小孩不敢仰视的又冷又辣的光彩。
    张书记的死讯我也是得悉不久，据说——我在这翻天覆地的“文革”高潮风头上，忙得根本顾不上去敬亭山农场——他是被农场造反派连连批斗而病死的。造反派们对这位走资派施加了比对其他的走资派酷烈得多的惩罚：给他戴的高帽子特别高，顶着这么高的帽子游街示众，一不小心掉下来，就会挨耳刮子。有时侯给他挂的牌子是用特别厚重的木板做的，钻两个孔，细铁丝穿过去，挂在脖子上，批斗会开两、三个钟头下来，颈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渗出血滴。天不冷的季节，还会罚他穿一条单裤跪在尖细石子地上，向所有受过他种种欺压——辱骂、捆绑、关押、毒打——过的农场工人和家属们请罪。张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咀硬气傲，不主动向他往日视同农奴的下属们下跪请罪，造反派就强按着他的脑壳，一脚横踢他的内膝，便扑通一声倒地。几次下来，他就学乖了，要他怎么跪就怎么跪，要他怎么骂自己就怎么骂。据说他的血压与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肿。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没能挨过，“翘辫子”了。
    “老张他以前迫害革命群众太多，民愤极大，死有余辜，我们全家坚决跟他划清界限。”张书记老婆像背书一样熟练地说着那个年头无数的黑帮、走资派的家属都不得不说的话。“不过，”她的眼泪又淌下来，“他死后的丧事，我们家请求造反派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原来，农场造反派得知张书记死了，不让他的家属立刻入土安葬。据说造反派头头们为此专门开了会，作出革命决定：把张书记家那条咬过许多农场职工和家属的大狼狗给打死，与张书记合埋一个土坑，泼上猪血人粪，这叫做“恶狗伴恶人”。
    在那一片乡村，按照代代相传的信念，一个人死了若是与猪、狗之类的畜牲同葬，又泼上血粪污物，死者就永远不得转世为人，而会一轮一轮作猪狗，死者的子女后代也永不得好运，像猪崽狗崽一样卑贱，任人宰割。文化大革命中每天都呼喊的一句口号：“把某某某（走资派的名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敬亭山农场的造反派们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用这个葬法来具体落实“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造反判决。张书记老婆就是为这事来的，她求我去跟农场造反派头头们说说情，不要让张家的子女后代因为张书记生前的作孽而落到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张书记老婆说着说着，就要让她的女儿和儿子对我下跪哀求，我母亲立时挡住了，说我一个孩子受人跪拜，会折阳寿的。张书记老婆马上补加一句：小丁（她不敢再以我的乡下别名称呼我）也受过老张的迫害，不过小丁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心大志大肚量大，不会记较过去的事。所以来请丁小将出面打个招呼，让农场造反派手下留情。
    我铁着脸，没表态。张书记老婆说到这里，给我母亲低头深深一弯腰鞠躬，带着两个孩子退了出去。母亲问我出不出面讲句好话？我庄严的告诉母亲：这不是张家跟我们家之间的私事，这是革命造反派和走资派之间的斗争大事。最终，我也没有去和农场的造反派替张家讲情；我不迷信，并不相信张家的子女后代会因为张书记与狗同葬而沦入万世不劫的厄运，不过我认定恶狗伴恶人下土坑的葬法，乃是革命的正义的行动。
     
    “五湖四海战斗队”
     
    在皖南宣城、郎溪、广德的丘陵和山区一带，有多个劳改和劳教农场，那些多半是1950年代末尾建起来的，主要是收容和关押从沿海地区及本省各地押送来的犯过小罪、判了轻刑的所谓“坏分子”。犯过大罪、判了重刑的，就不会关在我们那儿，而是送到青海、甘肃、新疆去了。
    1967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冲击到了“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劳改和劳教农场都是它们管辖的，也随之乱了套。管教干部多半成了被批斗对象，被管教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就趁机逃离囚羁之地，跑到自由社会上来。他们中的一部分胆大之徒甚至成立了造反组织，通常起名叫“五湖四海战斗队”——这队名乃是对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的产物，毛的小册子《为人民服务》里有段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逃离囚笼的劳改和劳教分子自称为“五湖四海”，是双重意义上的诚实：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是从各地被抓被押运来的；他们从今以后流窜五湖四海，哪儿能混日子，就到哪儿去。他们把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学得也挺地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你逮他不着。想来这也自然，千百年来的绿林强人，包括水浒梁山好汉和毛泽东当年率领的游击队，都是靠这方法谋生存的。
    五湖四海战斗队中的一部分，原本就是因为小偷小摸、拐骗欺诈、调戏妇女、破坏公共财物而被抓被关的；在关押期间，少不了承受管教干警的打骂，于是把历年所有积压的愤恨，都及时地在五湖四海战斗队的大旗下发泄出来，报复正常的人们。他们当然不敢去攻击有武装有组织的军队和造反派团体，也不敢到城市来捣乱，就专捡偏远的乡村去骚扰农民，抢劫财物、屠杀牛猪、调戏民女、乃至纵火焚烧老百姓的房子，都干得出来。被多次骚扰的偏僻乡村，有些就沿用中国历史上兵荒马乱年头的办法，自组民团保卫家园。每个村庄都设立了暸望哨，一发现有五湖四海战斗队流窜而来，就吹号鸣锣，周边邻近村庄的民团便赶来接应。双方的武器，多半也就是长矛大刀、鸟枪土炮。偶尔有被民团活捉的五湖四海战斗队队员，他们就捆绑来送到城里的驻军部队。在三县两省互不管的地带，民团活捉到五湖四海战斗队的，往往就动用私刑来报复他们。我们听到的最骇人的一件，是宣城和邻县交界处的山区里，民团把在当地屠杀耕牛、洗劫孤立小村子的五湖四海队员抓获，就将他们“栽”进麦地里，只露出肩膀以上在地面，然后把耕牛套上犁，鞭抽牛耕耘而过，几个来回，露出地面上的几颗脑袋就被犁得干干净净。用这个办法报复五湖四海战斗队，是为日后万一上面有官追究责任，好脱干系，村民中无人可被明确认定为“动手杀了人”。
    196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本派武斗大本营区域的一个小院落里休息——白天休息，是为着夜间准备打仗——，突然院门外哨兵通报有贫下中农代表来求见。进来的五、六个农民诉苦，说他们那一带久经五湖四海战斗队的侵扰，好不容易把民兵组织起来跟他们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人，绑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部队却拒收。拒收的理由也说得过去：部队没有监狱，把俘虏关在哪里？部队一接到命令就得开发，带着个五湖四海分子又怎么办？贫下中农代表说：这年头他们最相信的人就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解放军，和毛主席的红小将。既然解放军不接收，只好请红卫兵小将们处理俘虏了，你们最懂毛主席的路线政策！
    贫下中农代表把捆成一团的俘虏往地下一丢，就告辞走了。当时在院子里负责那一支武卫小队的，是白大舌头。他出身农家，忠厚耿直，疾恶如仇，听说俘虏是一个为害乡下农民的小土匪，就喝令立刻升堂审讯。审讯犯人得要有法律上的依据，红卫兵小将们虽然狂妄透顶，也多少晓得这个道理。白大舌头的武卫小队商量了一下，拿不出个主意，也让我们文攻小队的成员过去参与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最高指示”就是法，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里哪几条能对得上号，马上就运用起来。红司令没让他的红小将们失望：《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里能在这场合用上的，有好多条，比如，“凡是反动的东西， 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法庭”——这是红小将对他们临时组成的审判机构的命名——由白大舌头担任审判长，他挑选了他信得过的几个人作助手，基本上全是武卫队的队员。俘虏像一个大湿泥团，歪歪斜斜的半躺在地上。审判开始的时候，我不得不赶到本派总部所在地县面粉厂大楼去，负责明天清早就要印出来的《战报》上“血淋淋的战斗檄文”——那是我的本职，每天夜里都要红着眼睛干到两、三点钟的革命事业。第二天中午吃过饭回到那间小院子去睡大觉的时候，一进门就发现与平时不大一样，气氛压抑，遇到的人都不怎么说话。一问，吓我一跳：出人命了！
    昨天傍晚的审讯进行了两个来小时，俘虏供认了很多：他原来是劳改农场刑期未满的“坏分子”；在五湖四海战斗队里担任小啰喽；曾经参与过多起抢劫农民财物牲口的行动；那一次放火烧村民房屋是不得已，因为人少打不过贫下中农自组的防卫大队，情急之下爬到一家茅草屋顶上，掏出火柴吆喝威胁：“你们再不退到远远的我看不见的地方，我就点火烧屋了！一盒火柴二分钱，烧你几十间！”农民自卫队没后撤——他们哪个敢撤？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全都在村子里呐！
    俘虏说，他见不动点真的吓不走农民，就划着了一根火柴，朝茅草屋顶凑去，边凑边吆喝：“我真要烧啦！”谁知夏末秋初的天气，茅草屋顶让烈日烤得脆干，那根火柴还没有碰上屋顶，就“腾”地燃烧起来。俘虏说，他吓得一滚身摔下屋顶，躺倒在地爬不起来，被生擒活捉；十几间茅草屋立时就烧塌了。俘虏的供词划了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法庭”再一次请示了“最高指示”，毛主席《对镇反工作的批示（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早就教导说：“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掉的反动分子”。纵火烧掉那么多贫下中农房屋的监狱逃犯，当然属于“一切应杀掉的反动分子”之列。于是自封的“法庭”审判长审判员们一致投票，判处被俘的五湖四海队员死刑。
    死刑宣判了，可是执行却成了问题：红卫兵小将们敢于判决——那是抽象的杀人，却不太敢去执行——那是具体的杀人。日后上面追查起来谁出头露面去负这个责任呢？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红卫兵武卫队的总头目“大肚子”回来了，问清了前后缘由，把白大舌头一伙人痛骂了一顿：“你们这帮蠢货，为什么揽这种事？解放军都不接收，你们充什么大头？你们以为农二哥（注：那年头叫工人老大哥，农民老二哥）自卫队都是老土？他们就是不愿把这种杀人的麻烦事做到底，才把这个烂西瓜捧到你们手里的！” 白大舌头他们被骂开了窍，发现这个烂西瓜真正是不好收拾了：你不能把他给放了，放出去他再抢劫纵火甚至加倍报复村民怎么办？你也不能把他给毙了，你毕竟不是国家正式的法庭和行刑队，枪毙犯人跟武斗中互相开枪乱打是不一样的。你把他往哪儿送呢？“公检法”机关已经被打倒了，那里早就没人上班了。想不出个好办法，他们只好把俘虏捆绑在院子中间的那棵大树上，怕他半夜里跑掉，手脚都给粗绳子打了死结。
    开始的时候，俘虏还哼哼唧唧的，叫“痛啊，痛啊”。红小将们喂了他几口水，又灌了他一点稀饭，就把他搁在那儿了。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红小将们醒来，发现那俘虏不吭不唧的、软软的靠在树上，很庆幸他半夜里没有逃掉。过了一阵子见他还是没动静，也不要水要饭，就纳闷的过去察看。凑近一看，人已经没气了。
    “死人啦！他死啦！”所有的人都被这叫喊惊动到院子里，望着那具死尸，束手无策。请示过本派大本营之后，红小将们还是去把当地驻军的代表缠过来，把前前后后的缘由说了一遍，作了笔录，然后把那具死尸埋葬了。部队来的一位军医（他临时充当了法医）说，那五湖四海队员早就让农民自卫队给打得半死了才送过来的，而且好像是包在厚麻袋或者破棉被里狠打的，所以不怎么露外伤。农二哥们很精明，把这个麻烦轻易地抛给了革命小将。
    一年多一点以后，武斗息止了的宣城，置于全面的军事管制之下，白大舌头被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逮捕，罪名是非法设立法庭、打死一名游民。白大舌头被关押了将近一年，期间他的可怜的父母家人为他四处奔波，找证人写证词，证明那名游民其实是非法逃离劳改农场的犯人，证明他逃出来后还累累为害乡民，证明那逃犯其实不是白大舌头动手打死的，证明当时解放军的两名干部还到场察看了五湖四海队员事件的处理。近一年之后，大约是在1970年的年尾，白大舌头被释放。是无罪释放？不是。是带罪释放？也不是。在既非“有罪”也非“无罪”的含含糊糊的背景下，白大舌头日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卖力气的活，养家糊口。
    在白大舌头被捕、坐牢的关头，足智多谋、同时也是主要见证人之一的大肚子也帮不上忙，因为大肚子自己也落了难。他三次被莫名其妙地抓捕，三次被莫名其妙地释放（邪门的是，他每次被捕，我都在场）。在看守所里，他经受了多种多样无产阶级专政的折磨，包括大热天正午烈日下，头顶一盘水跪在水泥地上“反省”，水盘翻倒了就再加一个钟点；把他的一只手同另一个犯人的手锁在一起，让他们吃、睡、拉、撒都难伺候自己；二十四小时对他的“号子”（即小间牢房）播放高音喇叭，或者二十四小时在他的号子里亮着五百瓦的大灯泡，让他发发神经病。
    大肚子反反复复被抓被放，也是宣城的专政部门趁心跟他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明明搜集不到他该坐大牢的证据——他虽然是我们红卫兵的武卫队大头目，不过并没有亲手打死打残过人，也就是没有血债、没有债主——，但却恨透了他，要让他尝尝“没有终结的恐怖比恐怖的终结更恐怖”的滋味。此乃是因为“公检法”系统在1966年夏至1967年冬期间，是属于对方保皇派阵营的，经常被我们这一派冲击，几个主要的干部也被我们戴高帽、挂牌子、游街和批斗过。用他们日后私下里的话说，“我们专政系统的人，从来没有给人当猴子玩过，你玩我，能让你白玩？等到老子收拾你的那天，就要你大开眼界了。”
    说白了，还是报复：被毛泽东“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鼓动了的造反派造过反的“专政机器”，同样凭着毛泽东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的号召，报复那些造了他们的反的造反派头头。1969年下半年宣城处于军事管制之下，老“公检法”系统的干部就专司临时看守所——一处位于宣城北门长街中段的大院落，四周高高的、忧郁的灰砖墙，那里成了我们众多红卫兵头头和骨干分子的“学习班高级阶段”。“学习班”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简称，是毛式政治智慧的精妙体现——不循任何法律程序把人抓起来、关起来，进行期限不确定的心理的、肉体的多维度惩罚，而又不冠以“监狱”的恶名。
    “学习班初级阶段”的所在地便是我们宣城中学第二教学大楼的楼下大教室，可以容纳二三十张上下铺双人床，我们这一派红卫兵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四十多人都住、吃、“学习” 在里面。“学习”的内容就是每日每时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在过去的两年武斗期间，有没有打砸抢抄抓、冲击军事禁地、抢夺枪支弹药、劫取国家机密、组织大规模武斗、杀人放火放毒？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特别是林彪和江青——前两年号召我们干的，现在又反过来对我们秋后算帐。
    每天清早我们就得起床、点名、排队、上操，然后就是一整上午、一整下午外加夜晚几个小时的“学习”。每隔两三天，通常是上午十点来钟或者下午三点来钟、正值我们学习班成员精力充沛之际，就会有军事管制小组和看守所的军警人员来到我们学习班门口，学习班的班长——实为监管我们的人——一声紧急集合口令，学习班成员们必须放下手头的所有东西，跑步出教室来到楼前的小操场上排列成队。这时刻从看守所来的原“公检法”干部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大声地、缓慢地念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的最高指示，经过县无产阶级专政部门的查证，报县军事管制领导小组的批准，特此宣布对坏头头（或打砸抢抄抓骨干分子）某某某实行隔离审查。”此时立刻就会有如狼似虎的三、四个“公检法”人员抢进我们的行列，抓住被点名的那个人的头发，反扣他的双手在背后，推搡出行列。扭转他的身子，面朝向我们，来的警员拎起手中的红白相间的一公尺多长的大棒，一个横扫将他击跪在地，带上手铐。与此同时学习班班长带头呼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震天的口号声中，人被跌跌撞撞的带走。
    所有这套程式，对我们红卫兵小将实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黑色幽默的极至高度。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我们每天每日就是用这样的程式对走资派们（包括那些“公检法”系统的头头脑脑）作革命专政的——当时称之为“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或“红色恐怖”；现在对我们这帮红色恐怖的先锋部队实施同样颜色的恐怖，一点不改，一丝不苟，真是妙极了！我们学习班开办之初，有四十余人；就这么每隔两、三天被提走一人，谁也不知道人被提走的详细缘由，谁也不知道提走以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谁将是下一个被提走的。——没有终结的恐怖，远胜过恐怖的终结，法国大革命阴影下的雨果之言，不虚矣！
    一个半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到末尾，我们“学员”里面少了十几个人，剩下的每个人少了十几斤肉。我们那一帮人对中国政治、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之悟察洞悉，在“学习班”期间有了突飞猛进。
     
    还是江青说的到位
     
    真正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深层动机和这场革命自身内在的动力学一语点破了的，还是江青。她在“文革”一开始，就着手系列地迫害那些1930年代在上海演艺界比她有名、有钱、有地位、让她吃过肉体或精神亏的男士女士们。演艺界里她最想干掉的人之一，是孙维世；孙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中共那一代里有名的美女和才女。她非但了解江青1930年代的底细，瞧不起江，而且据说1946年孙刚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便被毛泽东看中且染指，是江青的多重意义上的敌人。1967年秋天武斗高峰上，江青对林彪的夫人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孙维世于是被叶群动用空军部队秘密抓捕关押，一年后不明不白的惨死狱中2。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北京的一场大会上评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林彪对此进一步展开：“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3。
    这两位对“文革”中各色人等相互打斗报复的精彩评说，大概都是摸透了毛泽东的心路思路。1966年北京和全国的“红八月恐怖”的广泛打人状况传到毛那儿后，毛的议论便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4。当时官方文件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称林彪为“毛主席最好的学生”，真不是拍马屁；他们两位对毛发动“文革”的心机和动机，确实理解得格外准确。
     
    革命就是报复
     
    我终于达到“革命就是报复”的普适性的理智认识，要归功于一条后来查无实据的新闻报道。1989年六四惨案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里边，各种各样的谣传飞满天下。某一日我从美国的一家英文媒体上读到，四川、重庆赴北京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被从天安门广场清场赶出京城后，悲愤于他们的同学和平情愿却挨杀被捕，立志要报仇雪恨，于是星夜赶回四川，欲去邓小平的故乡广安挖掘邓家的祖坟，这么干的理由是：“你老邓下令杀大学生，让别人家断子绝孙，我们也要刨你的祖坟，让邓家断子绝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这条报道写得有声有色，令人读来始而血脉贲张，继之毛骨悚然——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尾，中国统治集团中最具世界视野和大历史感的改革总管邓某人，与中国社会里思想最激进、最渴望政治自由的大学生，在血仇报复这一点上，却是那么的心心相印！
    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英文中文媒体对这条消息的追踪报道；奇怪的是，犹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了音讯。我揣摩，那篇英文报道当是洋人记者基于在中国的现场采访参加学潮的大学生而写成，因为那种刨祖坟报仇雪恨的观念是典型的、地道的中华传统的，非洋人所有。发了那种豪言壮语的大学生，可能说时有意，到了行动的时候或许就没了胆；或者有胆量也没机会——邓家祖坟乃是龙脉所在，岂是不设防任你外人可进可出可动土可移石的？
    把所有这些可能性考虑进去，仍然改变不了那篇报道所透露出的历史深层讯息——革命就是报复。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乃至社会底层的贱民们，利用了红色始皇帝毛泽东“对走资派造反有理”的圣旨，报复了自1949年10月以来一直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红色官僚特权阶层（此前，任何这类犯上的言论和行动，都会遭到及时的镇压）。邓小平作为这个阶层的最高首领之一，不但自己丢职丧权、受了诸般凌辱，他的基本上无辜的大儿子也被折磨成终身残疾。1989年5月底至6月初，邓小平报复了胆敢再一次要扫除官僚阶层的制度性特权的大学生——在他们的口号和行动上，邓看到了二十多年前把他打倒了的那帮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幽灵再现。
     
    旁观者清
     
    1989年底至1990年初的那个冬天，我在哈佛文理研究院宿舍的原来同楼层的好友Blanford Parker ——他是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公认的过去十几年里最优秀的研究生6——忽生奇想，要与我合作一本英文书，叙述我自幼年起一直到进入美国为止的经历。我们在饭后饮余（他滴酒不沾，但每日饮胡椒味可口可乐的消耗量是我饮啤酒量的三到四倍），谈论我的经历跟他这样同年龄美国人的经历之差异时，他每每感叹：在他们听来，我1980年代以前在中国的生活境况，是属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那些时代才可能有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众多的美国读者一定会对这本传记感兴趣的。我们把书名都初拟好了，叫作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我的爷爷奶奶没名字》）——我告诉过他，我的祖父祖母是偏僻之极的乡村里贫贱之极的农民，活了一辈子只有姓，没有名。
    每星期有两个下午，我俩在火炉旁坐下来，准备那本传记。我口述，录音机转动，他随时提问，发掘细节，理顺故事的脉络，一共录音了将近四十盘磁带（每盘六十分钟）。他主张：我们的书就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四川籍大学生誓言要去邓小平老家挖掘祖坟的报道起头，因为——他解释说——，这个情节最具有古典希腊史诗和悲剧的意涵及韵味：它用“复仇”这一人类最本能、也最强烈的动机，把文化大革命同“文革”以前中国的政治社会不公，与“文革”以后的中国政治阴谋和搏斗，天衣无缝地贯通一体。
    还是旁观者清。他对中国当代政治斗争在“革命”的大纛之下演绎出的一幕又一幕，比许多的中国问题评论员——黄皮肤的或者白皮肤的——，看得都要明白。
     
    收入丁学良 《液体的回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增订版 新章节
    作者为为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