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红新疆医学院“七"二六”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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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医学院“七"二六”武斗

这是1967年7月26日～27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新疆医学院进行的大规模武斗事件。

1967年5月以后，新疆医学院的群众组织形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随后，双方冲突和武斗不断。

7月以后，乌鲁木齐市两派组织开始建立武斗据点，实行派性武装割据。当时，少数派组织“三新”派占据了该校，并在该校设立了武斗据点。

新疆医学院地处乌鲁木齐市三角地，是“三新”派占领的重要据点。“三新”派武斗人员在校门区和附近街道设卡，检查过往人员、车辆，拦截“三促”派的人员、车辆，因此经常发生截车、抓人、打人事件。成为“三促”派的心病。

7月24日，“三促”派头头胡良才、戴甲弟、栾景灵、王子玉、王自强等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饭店二楼召开会议，讨论攻打新疆医学院的问题，但未定攻打方案。

7月25日，由韩风和召集“工农革委会新市区联防指挥部”何镛、罗九海、李起等人，研究确定攻打新疆医学院的问题。会议确定攻打方案：由韩风和、朱佐兴等人任武斗指挥，指挥部设在供电公司二楼。

7月26日，“三促”派调动数千人的武斗大军，对新疆医学院的“三新”派武斗据点发动攻击，遭到“三新”派的猛烈抵抗。于是“三促”派又不断增兵，实行“攻点打援”，拦阻“三新”派的三路援兵，继续进攻新疆医学院。

在新疆医学院武斗进行时，周恩来从中央文革驻疆人员和新疆造反派组织处，得到关于武斗报告，以急电对新疆军区负责人作出明确指示：“新医等四大院校不能打，谁打，谁犯错误。”

军区领导人闻讯有些着急，于是召见“三促”派头头胡良才，催促他前去制止武斗，不要继续攻打。

而胡良才虽然去听取了传达的周恩来指示精神，但在征求军区领导人意见时，得到的是极其暧昧地回复。他心领神会，回到“三促”派武斗指挥部后，立即召开会议，对“三促”派头头们传达周恩来指示和新疆军区负责人意见时，断章取义，有明显的偏岐。新疆军区负责人也不到场，以消除其曲解，或表态要采取严厉措施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对贯彻周恩来指示精神，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态度。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武斗事态的不断扩大

“三促”派头头们经过讨论，认为“革命的胜利果实唾手可得”，不如先打下新疆医学院再说。

“三促”派为快速打下新疆医学院，急速调动各路大军赶赴武斗现场，最终近万人参加了武斗。进攻的“三促”派武斗大军，遭到据守大楼的“三新”派武斗人员以石头、砖头、石灰、棍棒、钢钎等冷兵器的顽强抵抗，受伤者急剧增加。

久攻不下，“三促”派头头心急如焚，恐怕事态持续发展，为中央和军区制止，遂下令：对于新疆医学院内坚守大楼，据不投降的“三新”派各武斗据点，先以广播进行“最后通牒”，然后使用炸药炸、浇汽油放火烧等手段，将两座楼房炸毁，最终攻占了 “三新”派抵抗最猛烈的两座大楼。

这场武斗，烧毁和炸坏了两座楼房，死5人，伤数十人，有400多个“三新”派武斗人员及群众被抓，遭到毒打和关押，有的在其后的关押中被打死，有的被打成残废。

（于国红）

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新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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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红  《新疆日报社》“五.八”武斗  


这是1967年5月8日，新疆两大派组织“三新”派和“三促”派为争夺《新疆日报》社进行的大型武斗流血事件。又称“五"八”事件。

1967年5月8日，由“炮轰军字号新疆日报联络站”田永龙等人发起，联合乌鲁木齐市“三新”派组织，查封并占据了当时已被军管的《新疆日报》社。

多数派群众组织“三促”派反对查封报社，发起反击，出动大批本派群众，与“三新”派进行“革命大辩论”。口头争辩无效，“三促”派头头王子玉等人研究决定，要强行夺回报社。

当日，“三促”派出动近两千多人，冲击占据《新疆日报》社的“三促”派。于是双方发生武斗。

此次武斗,双方参战人员使用了石头、瓦片、棍棒等武斗工具，大打出手，“战况”一度极其险恶，最终造成多人受伤。

5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新疆军区和两派群众组织来电，要求“参加战斗的双方，安全即停止战斗”，武斗随告结束。

这次武斗，是乌鲁木齐地区发生的第一次规模在千人以上的武斗事件，开创了乌鲁木齐地区大型武斗之恶劣先例。

（资料来源：新疆自治区处遗材料；新疆自治区 “揭、批、查”材料；红卫兵小报）

               （于国红）
选自: 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新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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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新疆和田皮夹县幸福公社藏桂武斗

    这是1967年12月19日～23日，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幸福公社藏桂管理区两派组织“革命造反军”和多数派在藏桂管理区进行的长达5天的武斗和报复性杀人事件。

    1967年12月，和田地区皮山县幸福公社藏桂管理区的两派组织，分别控制了发生了该管理区的不同大队，实行武装割据。当时该管理区少数派群众组织“革命造反军”受到压迫，聚集在第五大队。而多数派则控制了第一、二、三、四大队。

    12月19日，“革命造反军”的头头任寿星、肉孜巴海特外拉、阿不却拉库尔班等人，为了要用电形机放映机宣传本派的传单，便出动人马，把公社的放映机和发电机抢到五大队。

    第一、二、四大队的多数派对此不满，便上街贴大字板。四大队的多数派头头组织群众结队到五大队索要放映机，两派发生武斗，四大队的多数派被打伤14人，但也打伤“革命造反军”数人，抓走两人。两派严重对立，两派头头都在策划新的武斗。

    12月19日，肉孜巴海特外拉以营救被四大队抓打的本派两名人员为由，率领本派几百人去攻打四大队。在四、五大队交界处，打死四大队副队长沙的克等3人。当四大队多数派的群众闻讯赶到现场时，肉孜巴海特外拉已率众返回。

    当晚，多数派召开会议，经讨论决定，对五大队的“革命造反军”进行进攻，并提出“血债要用血来还”。

    12月20日，四大队武斗总指挥托手提巴海土地带领预先串连好的第一、二、三、四大队近千名武斗者，攻打五大队。五大队的群众经过短暂抵抗，失利后即四处逃跑。攻打者砸了五大队的办公室，放火烧毁了五大队的一些民房，并打死6人。多数派决定要“彻底歼灭造匪”，于是对“革命造反军”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12月21日，四大队群众在搜捕五大队外逃人员时，抓获了“革命造反军”的几名外逃人员，又当场打死3 人。一大队的多数派抓住了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6人，经县、社领导和支左部队赶来做工作，把被抓的人秘密保护起来。

    12月22日，托手提巴海土地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带领近千名本派群众赶到一大队要人。在得知提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人的藏身之地后，又将该处团团围住，并翘开房门。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6人举手走出求饶。除1 人因失足掉进地窑得以幸免外，其余5 人全部被阿不都巴海白克牙、艾买提巴海安江等人打死。

    12月23日，托手提巴海土地又带人到五大队，搜捕“革命造反军”的“残渣余孽”，大队长买买土地卡瓦等2 人被打死。

    至此，在此次长达5天的武斗和报复性杀人事件中，双方共死19人。其中有副大队长3 人，小队长1 人；打伤162人，其中重伤60余人，有的被打成了终生残废；共抄了87户社员的家，烧毁部分民房。

    “文革”结束后，新疆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对“文革”武斗的责任人，掌权者重在处理对立面。这次武斗的主要责任者受到处理。其中，因肉孜巴海特外拉、阿不却拉库尔班、任寿星3人已死，免予处罚；托手提巴海土地、阿不却巴海白克牙判刑10年，奴尔土未尔判刑8年，买买提巴海安江判刑6年。

（资料来源：新疆和田地区处遗材料；新疆和田地区揭批“四人帮”材料）

            （于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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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新疆乌鲁木齐第一中学武斗事件

    这是1968年1月9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乌鲁木齐市一中发生的武斗事件。

    1967年5月以后，乌鲁木齐市一中的群众组织形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随后，双方冲突和武斗不断。7月以后，乌鲁木齐市两派组织开始建立武斗据点，实行派性武装割据。

    当时，少数派组织“三新”派占据了该校，乌鲁木齐市一中成为“三新”派的武斗据点。

    1月8日，市一中少数派“三新”派的学生头头李锦祥等拦截“三促”派的汽车，并打伤车上人员，两派学生由此发生冲突。

    市六中多数派“三促”派的武斗学生前去攻打一中的“三新”派。在攻打一中平房时，市六中“三促”派的李庆祥，被“三新”派武斗人员开枪打死，使事态激化。“

    随后，“三促”派“红促会”的头头马法实、吴占奎去找乌鲁木齐市“工促会”头头戴甲弟，要求“工促会”出兵，支援“红促会”攻打一中的“三新”派。戴甲弟主持召开了有钱西夫、韦德昌、王玉林、陈仁照、刘合子等“工促会”头头参加的总部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由“红促会”的学生打第一阵，“工促会”负责外围。设立指挥部，吴占奎、马德富为前线总指挥，刘合子、徐东焕为外围指挥，一中高中和在校学生担任主攻，六中、实验中学负责救护，自治区党委“联修部”、八农“红色军团”协助。

    1月9日下午，指挥部调动了一中、六中、实验中学的武斗学生，以及自治区党委“联修部”、八农“红色军团”近千人的武斗大军，对市一中“三新”派的武斗据点发起进攻，至晚8时，一中被占领而告终。

    此次武斗，双方参战人员有一千多人，使用的武器有步枪、冲锋枪、机枪、手榴弹等，真枪实弹，双方死亡10人，伤数十人，国家财产损失达7万余元。

                （于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