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威文革十年我造反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 15: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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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给老师贴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已是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火上加油。我们武汉外专[一所蛮可怜的大学]给老师们贴大字报的势头越发猛了。——几个走资派已经揭得干干净净，再也找不倒任何新鲜刺激、耸人听闻、可读性强的材料了。事实上，有关他们的大字报要么被覆盖，要么在大字报栏的边边角角处，浆糊干焦、纸张皲裂、没什么人看了。大概六月中，有教员给在校长办公室坐班的金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她过去怎样怎样，她的家庭怎样怎样，尤其是她与一桩刑事案有染。连汤带水，看的下面师生目瞪口呆。
　　在大家心目中，金老师很神秘。她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平常深居简出，可她又偏引人关注。三十出头的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气质优雅。在外专巴掌大的一块校园里，十分的抢眼。如今一下被撕开了“画皮”，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都得写大字报。这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老师、学生写领导当时也就是“走资派”的大字报，老师写老师的大字报，学生写老师的大字报——一般不会反过来，诸如领导写老师的老师写学生的。在此前不怎么进步的我还没写过老师的大字报。由于金老师曾与我们下乡劳动半个月，与我有过闲聊。得知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谈话中流露出对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对母校如画风景的向往。尽管她劳动不怎么样，可我觉得金老师人不错。不仅仅她那逗男生喜欢的外表。看了上面提到的大字报后，对金老师产生了莫名的同情，去食堂的路上老远瞧着她低头而来，擦身而过，心中好生怜悯。于是，我便决定给金老师贴大字报。
　　第二天在大字报栏中央显眼位置，贴有我的只一张纸长的大字报。题目记不清了，总共两段。头一段很短，我记得其中两句：金老师身材修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下面一段当然是重点。是说她在下乡劳动期间，与学生谈及她的母校，如何如何美，“是很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时候写大字报，上纲上线，愈高愈革命，起码言必称“修正主义”。我想金老师看了我的大字报，前面两句会给她些许安慰；后面的纲呀线的，也准能接受得了。
　　我们班有两个专业教师。一个姓曾，一个姓陈。陈老师年轻漂亮，特别是一双眼睛，又大又亮，整日笑嘻嘻的。她专业`素质好，思想进步，好象在积极要求入党，真是又红又专又漂亮。是我们学校青年教师队伍中佼佼者之一。这么一个公认的优秀女性，在教师“牛鬼蛇神”可说全部落网、其余完全应该高枕无忧的大好形势下，居然被揪了出来！而且罪名特恐怖，“现行反革命”，是各种反革命中最可怕的那种。材料就是她在大学写的、据说还是她自己主动交给组织的一本日记。大字报好长好长，名字被狠狠地打上红叉叉。一夜之间，陈老师便彻底被击倒了。一朵盛放的鲜花，枯萎了。
　　既然是我们班上的老师，学生也立马起来表态，声讨。全班总共24个学生，长长的声讨书不下20 个学生签名。可怜她的名字，她的学生也是用红笔叉叉的伺候！我没有签名。更没有写她的大字报。别说陈老师看去根本不像是现行反革命，就是真的，我也恨不起来，更不用说再朝她扔石块了。
　　六月底，走资派都揪出来了，教师中的牛鬼蛇神也批臭了，文化大革命，再怎么进行下去呢？换句话说，再揪谁呢？

　　二、同学贴我大字报

　　再揪谁？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已有指示，“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其实，全共和国的领导，恐怕除毛主席外，上至刘少奇，下至我们的班长，都知道下一步该揪谁了。果然，休闲沉闷的日子没几天，工作组在动员大会上宣布：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生里面的，也要抓！早就摩拳擦掌、等的很有些不耐烦的学生左派们，竟然在大会刚散就把同学作为批判对象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几乎每个班都有“三家衬”、“四家店”之类。不少配有战斗性极强的漫画。大字报栏完全不能满足革命形势的需要，于是一张张的大字报用细绳穿起，从这边牵到那边。长的可达一二十米之遥。横横纵纵牵的多了，校园真的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如今的一些促销会招商会，也有不少花花绿绿的宣传材料张贴，但与我们当年的大字报海洋是绝对没法比的。
　　我们班很平静了几天。不过都明白，平静是暂时的。24人起码有近20 人在等待着，彼此观察着，互相猜忌着。寝室里没有笑声。偶尔听到谁的笑声，叫人感觉是干笑，是可怜人在给自己壮胆，在拙劣地向同学们宣告：“我没问题。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我是革命的。瞧，我很开心，我没有一点负担。”果然，冲锋号响了。黄大个子第一个被揪了出来。他是长江三峡边上的巴东县人，跟我们大家一样，很平常的。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喜欢较真。没理要争个有理，有理更不让人。自然与周围相处不是特和谐——可也就凭着这股劲，几十年后他硬是手持《接收证》把全家从土生土长的深山老林里堂而皇之迁到大武汉。大字报很长，可讲实在话，如今竟一点都想不起其中的内容。他没有爆炸性的象组建反革命集团、偷听敌台广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之类言行，可惜的是还没有绯闻。他的名字好象也没有红叉叉——这是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显然，我们6504班核心小组的政策水平是不容置疑的。
　　当天吃过晚饭，我影影约约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同寝室的团支书放下饭碗匆匆去了教室，其他同学的眼神见我也是躲躲闪闪，对面寝室有两个同学头碰头在嘀咕，最后朝这边的我瞄一下便迅即散开。我知道：在劫难逃了！
　　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是怎么过的。第二天去吃早饭，果然，我被揪出来了。大字报贴在蛮扎眼的地方。都往食堂去，所以看的人不多。我不敢这个时候看，那太掉底子了。把馒头稀饭囫囵咽下，返回时看的人已不少，我可怜巴巴地夹在里面看。与黄大个的相比，我的大字报稍短些。可内容特别的有份量，对我极具摧毁性。最关键的两条如今都谨记心中。“有野心，想篡党夺权”此其一。“要偷听敌台”此其二。我不是团员，[不是我不要求进步，早在高中就写过几次申请，还老着脸皮邀请组织委员个别谈话，可就是入不进去。]自然不是党员，更不会是党的干部、大干部、特大干部，因此看了那个小标题有点摸不着头脑。然而往下看才发现我们亲爱的核心小组并不是无中生有。有天晚上在寝室里没事——那时的大学生活远不象现在的大学生活多姿多彩——，不知谁开了头比狠，我与另一个同学铆上了。他说将来要做县长，我说要做省长，他说要做部长，我说要做主席。声音都很大，心情也不错。对方再也没得说了。我赢了。“要做主席”？罪该万死呵！我们的曾老师家有架熊猫牌收音机，她特善良，我们常去她家玩。去了就开收音机，我心理很阴暗，有两次把旋钮来回梭动，想听听《美国之音》到底讲什么。曾老师虽然是华侨，可遵纪守法没得说的。她说“哎，不能听的”，我也就罢了。所以第二条半点都没冤枉我。
　　晚上呆在寝室里，郁闷得不行，便往教室走去。刚进门，看见我外专的两个老乡同学正忙着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用红笔将我的名字打叉！长长的上十页的大字报上，看去好多的红叉叉这里那里的淌着，十分的血腥。见我进去，多少有点难为情——我们高中同班大学还同班——，不过马上释然，并且邀请我也在上面签名。我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教室。这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无奈。把敌我界线划清是他们的首选。
　　以后的日子真难过啊！没人跟我讲话，我更没心情找别人搭讪；黄大个更是要远远避开，不然加上一个“密谋”，那就越发说不清楚了。武汉的夏天特别的热，六六年的夏天更是热的出奇。晚上躺在床上，流下的汗水几乎在席子上形成一个小凼。心情又糟，更睡不着。如是坐在蚊帐里苦想；再躺下，再坐起……不知什么时候是尽头，最后怎么处理，还有没有出路？

　　三．忆苦思甜

　　水深火热中熬了近半个月，情况似乎在起变化。有同学跟我讲话了，核心小组成员的脸色，偷偷看去也顺眉顺眼了。终于有天团支部组织委员王同学找我谈话。当时的心情，那真像是离散多年的孩子见到了亲亲娘，泪水差点夺眶而出。个子不高的她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便要我准备第二天在班忆苦思甜会上发言。因为过两日再次召开全校批斗黑帮的大会，作战前进行这类教育，激发指战员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效果非常之好。据说这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当年发动辽沈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宝贵经验之一。还有什么说的？这是班核心小组交给的任务，实质上也就是党交给的任务。是党信任我——准确点说，是党在考验我！在挽救我！说真的，这个时候王同学要我去搞点爆破充当肉弹之类，我兴许也会豁出命去干。
　　我出身贫农。可祖上似乎并不光彩。老家堂屋中央高悬的《流芳百世》《中流砥柱》《两袖清风》《清正廉洁》四块大匾就是证明。爷爷是个有鸦片瘾的私塾先生；到父亲这辈家境彻底衰败。解放前他做小买卖，一直没做好，母亲又好赌，结果俩口子硬是把家整成贫农。
　　虽说是贫农，可要忆苦思甜还真不知从何讲起。没有讨过饭，没有被地主老财的狗咬，身上也没有被反动派毒打的疤痕。平日里还真没听见老爷子讲解放前的坏话[不要误会，也没听见他老人家讲解放后的坏话]。然而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有哥姐三个，解放前因患天花夭折，并且是在43天短短期间相继死亡的。我于是决定在这件事上把文章做大做强。没有情景，我就布置；没有细节，我就添加；没有色彩，我就渲染；没有情绪，我就培养。第二天，我成功了。我讲着讲着，竟然鼻子发酸，终于泣不成声[43天失去三个亲人也确实是件伤心事]，构成了忆苦思甜会所要求的最高境界。
　　地下的哥姐们对我拿他们的不幸夭折来捞取政治资本，肯定极不痛快，可我也有我的硬道理：可怜的弟弟身处危难之中，你们哥姐不帮，谁帮？
　　两周后的又一次忆苦思甜会上，我如法炮制，却始终找不到感觉，我挤眉弄眼，拼命装出难过的样子，到底没有难过起来，更不用说眼泪了。我到今天都记得自己那场拙劣的丢人现眼的表演。
　　无独有偶。在随后召开的批斗黑帮全校大会上，最后一个发言的吴姓同学，一反前面几个发言人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操作方式，上台就炸雷似的吼了一声，不仅把黑帮吓了一跳，同时把台上台下广大的革命群众也吓了一跳。接着他如丧考妣，没有任何节奏高一声低一声长一下短一下地拖着哭腔，完全像个蛮不讲理的泼妇把面前的桌子锤得震山响，有回兴之所至，差点将其掀翻。
　　我们俩都在做戏。我装的是悲痛，他装的是义愤。
　　到了八月，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四 .我被解放了

　　八月初的一天，全校师生除黑帮外都到饭厅听中央领导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的讲话。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聆听如此高级别的讲话，尽管是录音。遗憾的是轰轰的效果很差，还因为平时听这几个人讲话机会不多，不习惯他们的口音，因此大多不知所云。但刘少奇同志那句“我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到是听清楚了。当时心里噶嘣一下：自己都不理解，那为什么要发动？——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相信，这么一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个人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
　　八月八号晚上，《十六条》公布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不光指导思想明确，而且操作性强，是一般中央文件所少有的。如第七条：“……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我，黄大个，当然包括全国千千万万挨整的学生，就是凭这一条，得到了解放。
　　随后，进驻学校的工作组，不知不觉的消失了。
　　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对搞运动就情有独钟。革命初创时期搞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延安时期搞抢救运动。夺取政权后，依旧乐此不疲。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而凡是运动，就一定有工作组，工作组是寄生于运动中的。工作组给派给单位带去组织结构，带去文件政策，也带去恐怖，伤害，死亡。进入工作组的成员，一般都是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领军人物。他们那种肩负重任的自豪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时隐时现的神秘感，唯我独尊的优越感，无时无刻不从身上焕发出来。这些同志一般都是男性。这是因为男人特有的坚毅、果敢、冷酷的性格是这类工作所必需的。可也有时出现个把美女队员。你以为她花容月貌，心地就一定绵软柔情，你大错特错了。她照样该出手时就出手，没丝毫客气可言。工作组绝对是乘兴而去，满载而归。没有他们摆不平的单位！唯有这次，工作组半途而废，硬是灰溜溜的走了。
　　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的特大喜讯传来，“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开始仍不明白这新生事物具体是干什么的，是团员大还是红卫兵大？但革命形势的发展已不容去打破砂锅文到底，反正特别的光荣！这天晚上，我们6504班24个同学虔诚地端坐在教室里，写着加入红卫兵的申请书。说真的那个时候我很热爱毛主席，是他的铁杆fans。既然红卫兵是专保卫他老人家的，那我应该参加。申请书都写好了。主持会议的王同学心情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班有个同志对毛主席感情特别深，要求加入红卫兵的心情特别地迫切，他的申请书是用血写的！！我们先是大吃一惊，跟着肃然起敬，不由得带着感动调头去看坐在后面的他。以前听说过写血书之类，汉朝还有一个皇帝用血写衣带诏，用牙齿将手指咬破，挺吓人的。王同学随着展示了血书。我坐在最前排，没看蛮清楚。是“我要加入红卫兵”几个字。原来，这位对毛主席感情特别深的同志用大头针将手指头轻轻扎一下，再挤几滴血。——亏他想得出。第一批批准了六个。除核心小组成员外，就是他了。
　　而“红卫兵”带来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带来的红色风暴，却是始料不及的。

　　五.我参加了红卫兵

　　我是第二批加入的红卫兵。加入那天没什么排场的仪式，——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仪式。核心小组王同学讲了两句后，我们就鱼贯去讲台象如今在单位领取过年物质一样领得一个布料的红袖章和一枚别针，远不如我小学入队时洋鼓洋号、献花敬礼那么隆重。
　　此后的一天，我们正在大字报栏前流连，忽然听得隔壁的湖北大学校园内鼓乐喧天，赶紧一路小跑过去。但见当头一辆解放牌汽车开道，车顶上置放着一块硕大的上书“红卫纱厂”四字的大匾。后面则是上千人的腰鼓队、秧歌队，再就是绵延数华里的游行队伍。两边夹道欢迎的学生和革命群众，掌声如雷；“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口号声，震耳欲聋。腰鼓队队员的鼓筷或击鼓心，或击鼓缘，或重，`或轻，鼓声之划一，节奏之整齐，调度之到位，实属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秧歌队伍亦左亦右，亦进亦退，兰的舞服，红的舞带，煞是好看。原来林彪副主席八月十八日讲话发表，其中特别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人文学科为主的湖北大学红卫兵，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杀向社会，在沿途打砸四旧中，顺带把“武汉第一棉纺厂”改名为“红卫纱厂”。而一棉的领导如获至宝，利用其厂美女如云、秧歌腰鼓队训练有素的优势，举全厂之力，组织策划了这一场赏心悦目、万众围观的大游行。
　　我们也是红卫兵，在这革命的大潮中，不能只做旁观者，重在参与。有天晚上正一筹莫展时，忽听得有人在走廊里吆喝去凌老师家扫四旧。我立马跟了出去。十几个人咋咋呼呼的闯进教师宿舍三楼的凌老师家——也就是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房间。为首的64级的一个红卫兵挥动着一根皮带，不由分说进去便将书架的书全部扔到地上，其他几个则将几十上百张唱片不分中文英文统统摔到地上，再用双脚狠狠的踩，咔嚓咔嚓声中，一张又一张的唱片四分五裂。凌老师早年留学美国，是我们学校屈指可数的英语教学权威，此时可怜的他，弯着腰葡在地上，搜寻着满地残片中幸存的唱片，想必这些对他十分的珍贵。我在靠门口的地方站着，看着上身只一件旧背心的、五十几岁的凌老师，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那充满恐惧的脸上滴落地上，背上已被汗水湿透。舞着皮带的学长过来了，说声：“你老实点！”竟然一皮带抽了下去。老师背上立刻现去粗粗的一道红印。老师没有回头看是谁在打他，也没有愤怒，更没有叫喊，只是表情更加痛楚，双手也停止了翻拣。学长没有接着抽，满以为他就此算了。没想到他在书堆里翻着翻着过来又是那么一句“你老实点”，跟着又是一皮带。我看看凌老师背上的又一道红印，看看学长袖上的红卫兵袖章，看看满屋的红袖章，再看看我自己左臂别的红袖章，心中不知什么滋味。我悄悄退了出去。
　　几天后，我们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了。

　　六.革命行动

　　我们要采取行动了，是因为毛主席接见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激活了我们红卫兵战士的赤胆忠心。老人家这句话不是对总理们讲的，不是对部长们讲的，也不是对省长、市长们讲的，而是直接跟我们红卫兵，跟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讲的，因而倍感亲切，无上荣光。那种跃跃欲试、蠢蠢欲动的心境，就象毛主席他老人家站在你面前，拍着你肩膀说：“小鬼，去把后园的草都拔掉。”你还不去？！你还不去？！可以肯定，学长们去凌老师家扫四旧，就是这么一种心态，而不是以往有什么过节专门去搞报复的。
　　现在我们几个红卫兵聚集在史同学的旗下。凡革命高潮来临，就有一批佼佼者脱颖而出。王同学善良、老实，对党忠心不二，可缺少胆量和魄力，而这种素质正是大革命高潮所急需的。史同学虽亦是女流，可有胆有识，且刚柔相剂，正当此重任。我们就象选项目一样，找准一个契入点，并付诸革命行动。打砸抢抄我们不在行，最后决定上街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口不动手，我们的强项。说干就干。第二天史同学带领我们四个，臂佩红袖章，身揣红宝书，轩轩昂昂的出发了。在校门口随便挤上一辆公汽，在售票员伸手讨钱的当儿，史同学已在后排位上高声颂读起毛主席语录。我们迅速跟进，翻开宝书，一条挨一条，齐声朗读。在公共汽车上齐声朗读红宝书，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武汉，我们也许不是首创，可属新生事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遗憾的是我注意到满车的乘客并没有什么反响，他们照样上上下下忙自己的事。公汽行进途中也没有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表示出钦佩、那怕是欣喜的表情，更没有出现令人兴奋的我们所期待的互动场面，甚至都没朝我们这边看。使我们，起码是我，感受到深深的失落。换了两趟车，读的口干舌燥，觉得如此下去既不过瘾也不刺激，加之革命感情平平的售票员不时对我们翻着白眼，于是史同学领着大家悻悻然返校。
　　第二天，我们不再去搞那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而是投身到当时社会相当流行的一种革命行动中——敦促沿街店铺、过往车辆张贴毛主席画像。要使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不仅在我们心中闪光芒，也要在他们心中闪光芒。沿街大小店铺，经过几天各路红卫兵的扫荡，已不成问题——还未发现一家拒挂毛主席画像的钉子户！车辆就不同了。果然，我们查到阅马厂，就看见一辆什么都没贴的货车迎面开来。我们五个几乎同时举手示意停车。年轻的司机车一停稳，立马下来，未等我们开口，就急急解释：他们是专县的车，下面地方小，毛主席画像也少，几天前就买光了。他这正去书店呢。并一再保证买到就贴上。我们让他走了。大家下意识地互相看了看，一种初战告捷的满足感，成就感流露在彼此的眼神里。接着往前查！上了长江大桥的引桥，又看到一辆货车开来，车窗前也是没有他老人家的画像。我们又是一通挥手，口里还喊着“停车停车”。可这回我们失败了。车子没理睬，呼啸而过。大家无可奈何，只好算了，继续前进。走了二十来步，忽听得后面有人喊：红卫兵同志，红卫兵同志！我们好奇地转过身，好象是刚才那辆车的司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跟前，解释道：因为引桥是正下坡，停车危险，所以他往下开了几十米停下。决不是故意和我们红卫兵对抗。没贴毛主席画像，他讲的理由也是他们那里买不到。并作了同样的保证。当然，我们交代完要他尽快办好，让他走了。
　　而正是这个时期，针对社会上牛鬼蛇神的打砸抢抄的革命行动刮起一阵又一阵的风暴。红卫兵忙不过来，广大的革命群众就积极参与。高帽子一夜间如雨后春笋出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前面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牛鬼蛇神”戴着高帽，挂着黑牌，有的剃成阴阳头，有的举着高跟鞋被后面的革命群众一人拿着一把扫把赶着走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
　　我姨父是个不大的民族资本家，在那样的日子里，他竟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居委会主动邀请红卫兵来抄家。他这着棋走对了。东西虽然受到损失，可因为态度特别的好，因而老俩口一直得到善待。

　　七暗流涌动
　　
　　工作组撤走以后，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是校革命委员会。她是完全按照《十六条》规定的，原汁原味依据巴黎公社那些老前辈操作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候选名单由基层讨论推荐，最后由筹委会敲定大名单。选举日那天，全校师生千余人端坐在大礼堂里，一人一票。监票员、唱票员、记票员各司其职，整个过程环环相扣，步步到位。中间没有舞弊，没有行贿受贿，更没有流血，真的是十分的透明，特别的阳光。如若硬是要找茬的话，那就是主席台上没有公证人的席位——事实上那时全中国没有一个公证人。我们的首届革委会主任是位女性。她的当选主要得益于她的政治身份——共产党员。学生中总共只有两名党员，说是凤毛麟角一点也不过分，她是其中之一，因而倍受推崇。又由于平时处事谨慎，不事张扬，且容貌姣好，亲和力强，她不当选，谁当选？有天我在校门口见她坐在吉普车上，给她开车的是我们老校长的司机。但见她目不斜视，气定神闲，不由心生好多羡慕。那个时候，要想坐专用吉普，跟现在坐“神六”一样难呵！
　　八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校园大字报栏边的值班桌旁，几个人在低声议论，我凑了过去，没注意他们说些什么，但看到桌上有几张上级文件样的东西。我见没人阻扰，就拿起来细看。纸质相当好，铅字印刷。内容是有关兰州大学工作组的问题，依稀记得里面还提到一个叫李贵子的人。是什么东西呢？不是大字报，不是检举材料，显然也不是各级革委会、更不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突然，我想起来了。这些是历史教科书上提到的，革命电影里飞行集会中出现过的东西——传单。哇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传单！
　　随后的日子里，陌生人在校园里渐渐多了起来。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打扮：褪色的军装，军帽；腰束皮带，肩挎黄挎包，胸佩校徽，当然，还有红袖章。这些学生要么操着一口地道京腔，向拢来的人宣传些什么，解释些什么，十二分的耐心；要么站在大字报栏前，仔细地看上半天，甚至还做些笔记；要么行色匆匆，像有紧急要务在身，需要他去处理。这些非同寻常的搞法，实在让我们呐闷：他们想干什么？不过也就是想想而已，谁也没打算去探个究竟。我们每天由校革委会布置、班革命领导小组主持学习：读毛主席语录，讲自己的心得，批修正主义，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在学习中我们知道，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包括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腐朽制度下挣扎中的美国、英国人民。我们自己生活幸福，可不能忘了他们。我们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光荣任务。说实在话，当时学校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动员我们杜绝与南下学生的往来，也没有提出诸如“稳定压倒一切”之类言简意赅的口号，然而，我们同心同德，洁身自好，不与他们打交道。我们自觉地维护着武汉外专正常的革命次序。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何况，南下的学生带给学校，带给武汉，带给湖北的，决不是一般的风呵！

　　八.南下造反团

　　南下学生渐渐多了起来，他们把距我们教室仅十米远的湖北大学早已关闭的图书馆作为据点。学生中以北京地区为主，而同样以人文学科为主的中国人民大学是其中坚力量，该校的李桂林则是这个时候武汉地区叱咤风云、家喻户晓、明星级的学生领袖。他们公然打出“南下造反团”的旗号，宣称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潭死水”，工作组执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湖北省委“修”了——这一条最叫我们痛心疾首，籍以向武汉地区上十万红卫兵，更广大的革命群众，向湖北省三千万人民，向领导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以王任重、张体学同志为核心的湖北省委挑战！
　　这些离经叛道、骇人听闻、敏感词无处不在、近乎反革命的议论，对我们的震动该有多大？我们开始议论都不敢议论，就当没听到，没看到，更没想到。然而人文学科就是人文学科，政治系就是政治系，湖北大学的红卫兵容不了如此另类的叫嚣，那怕人民大学打着“中国”的金字招牌！他们组织力量，其中不少是自发自愿的相当于如今的“志愿者”，围剿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南下造反团。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就是好；工作组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湖北省委是革命的，我们三千万人民坚决拥护。大字报、大标语把学校刷的满处都是，把造反团盘踞的图书馆正墙几乎彻底封杀。而这个以李桂林为首的南下造反团，恍如吃了熊心豹胆，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书写斗字大的巨幅标语，贴在大楼两侧。左边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右边是：我自巍然不动。既与对手较劲叫板，又可自强自勉，真是酷毙了！
　　湖大红卫兵不仅从理论上集中优势兵力向造反团开火，还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有天图书馆的墙上吊着几个没吃完的馒头。旁边的大字报云：南上造反团都修了，雪白的馒头不吃完就扔了。引起革命群众尤其是苦大仇深的工人对南下学生极大的不满；还有大字报指责他们来武汉是游山玩水；更多的是提醒大家：南下造反团的学生都是或多或少有前科、在北京呆不下去才窜来武汉的。诸如此类的骚扰效果十分明显，把那些想接近南下学生的武汉红卫兵远远挡在图书馆的外面。
　　为了更好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中间力量，壮大阵营，南北双方还举行几次大型辩论会。这是到今天想起来都还是十分有趣的场面。尽管辩论会没有每年一度的世界华语大专辩论会那么规范，更没有美国总统竟选时举行的电视辩论那么豪华，可总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一对一。会前双方排出阵容，再轮流上台。彼此辩论词中充满了假设、反诘、双关、排比、对仗、比喻、影射、煽情、讽刺挖苦、引用名人语录，重温历史典故，当然更多的是上纲上线，也有手势加强效果，甚至还可以与台下听众互动[比如呼口号]，就是没有肢体接触。——“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当时双方共同格守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南下造反团虽然人数极少，可人身安全是绝对得到保证的。
　　转眼到了九月，一个巨大的惊喜，在等着我们。

　　九.毛主席的客人

　　九月九号，省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校革命委员会，全体学生和另两所大学的学生乘专列去北京“参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间是十天。喜讯传来，校园当真是一片欢腾，连不能去的老师们也跟着我们一起心潮嘭拜，欢呼雀跃。第二天，大家都忙里忙外的准备。我还找曾老师借了架望远镜，吊在胸前，平添几分神气。下午每人领到了两根香肠，几个肉包，三个苹果，还有半个月的伙食费。晚上八点，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的鸣奏声中，专列汽笛长啸三下，缓缓驶出武昌车站。
　　十一号晚上八点，列车到达北京车站。一下火车，就听见站台扬声器传来特别亲切特别悦耳的女中音：“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红卫兵战友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欢迎你们，北京欢迎你们。”一直到现在我都想知道：是谁策划了这么一段欢迎词？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他如此智慧的灵感？反正听得你身上暖洋洋的，心里热乎乎的。还不止此，那种宾至如归、如进自家柴门的感觉，别提多受用！“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整篇亮点中的亮点，要是当时是市场经济时代，该值多少钱呀！
　　翌日由学校组织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校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参观他们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去了几所学校。在自由活动的几天里，我们去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初次进北京，开心是开心，没钱也伤神。我们最大的物质享受，就是买一毛钱一斤的葡萄，找个地方坐下来，边看着面前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红卫兵，边剥着葡萄皮，吃下那酸酸甜甜的还带些韧劲的葡萄肉。我一个人还去了中宣部，作家协会看大字报。这是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在作家协会，看见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的儿子给他老爸写的大字报。上面揭发张天翼有次对儿子说：毛主席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就应该是十一、二点钟的太阳，那毛主席……。不知是张天翼没敢继续往下说，还是他儿子没敢继续往下讲，反正意思都明白，恶毒得很。我想，作家当时这不懂事的儿子现在肯定是懂事了，不知他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
　　十天到了，却没有回去的迹象。又过了两天，更加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毛主席他老人把我们留下来，要我们和他一起欢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毛主席要留我们，那岂有不留之理？于是我们把后面的日子用着队形的强化训练，以便十月一日通过天安门时他老人家看着舒心，想着放心。这中间还穿插些忆苦思甜会、英雄报告会、学习毛著讲用会、批判黑帮会，使革命的同志越发革命，不怎革命的同志坚定了革命。十一凌晨三时，我们便被急骤的哨声叫醒。几乎是摸黑将早饭草草吃完，便集结成六路纵队出发。到了目的地，见前面马路已经被红卫兵队伍塞满，后面仍源源不断而来，两边有首都红卫兵纠察维护次序。耐心等待近四个小时，队伍开始行进。我们这才知道几天的刻苦训练全是白搭。不需要整齐，更不需要高抬胯的正步，需要的仅仅是跟上。离天安门大约还有两里远，宏大的人流已近乎停顿下来。扩音器里不断响起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人的声音：“革命的红卫兵要力争上游往前走。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可以说不是我们在往前走，而是浩大的人的洪流裹胁着我们往前进。终于到了天安门，周围节奏短促的口号声轰轰作响，我一边往前挪动，一边在人海中伸长脖子朝城楼翘望，我想在城楼的中央找到我们熟悉的那个魁梧的身影。确实是目不转睛呵。然而，没有看到。实在是没有看到。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却错过了。依稀看到的是其他几个领导人。刚出广场，成千上万人就像碰上猛兽般拼命朝前跑。跑掉的鞋子到处都是，大小的包包也不时这里一个那里一个。
　　十月三号，我们唱着革命的歌曲，挂着幸福的笑脸，回到了学校。
　　这时学校、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经过二十多天的洗礼，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十、造反派

　　这个时候，以武汉各大专院校为主力的文化大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少数派，也就是造反派。由于“造反”二字在国人心目中十分恐怖，罪不容赦，他们便在前面加上“革命”两字，即革命造反派。其观点与南上造反团的如出一辙。最核心的是他们坚信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想使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健康发展，就必须展开对这条反动路线的彻底批判。“革命造反派”行动上完全脱离了学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宣称“自己解放自己”，有的公然贴出“踢开革命委员会，自己闹革命”的大幅标语，有的尽管脸皮没有整张撕破，而实际上为所欲为，没把革命委员会放在眼里。
　　造反派举旗造反，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虽然有南下造反团在各校煽风点火，协同作战，或写大字报，或刷大标语，撒传单，搞辩论，不可开交，而双方的力量对比却是极为悬殊的。尤其是对手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派——当时贬称“保皇派”——拥有一支杀手锏：“秋后算帐”。这决不是威胁恫吓，造反派亦心知肚明。前面提到的《十六条》第七条最后还有一句“……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按以往搞运动的规律特别是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那这个环节是不会掉的。可造反派秤坨铁了心，不计后果，走自己的路。那造反派是些什么人呢？在大学者余秋雨先生的《借我一生》中，提到了造反派。他认为其中不少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平时受老师的歧视，因而造反。可实际情况决不是这样的。起码武汉地区不是这样的！[当然，拿今天的余先生自己做标杆，那到是不假。可全国也就是一个余秋雨。这是完全不能说明问题的。]初期的造反派，极大多数是些思想活跃、喜欢也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完全可以这么说：假如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也成不了造反派——顺着大潮流动是不需什么思考的。自然，这么说并不能反过来证明保守派大多数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也正由于思想活跃，平时言谈举止中难免有些吊儿郎当，前期整学生阶段不少成了靶子。这些学生开始自然是端正态度，斗私批修，狠挖错误根源；随着运动发展，《十六条》公布，他们慢慢明白把学生作为打击对象是错误的，而且是“方向性”错误，对工作组，对这条错误的路线，便萌生反意，经不住南下造反团一再煽动，首长讲话反复鼓吹，终于按柰不住，揭竿而起。
　　诚然，他们中的阶级成份比起清一色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子弟的红卫兵要复杂些。可是，成份又能说明什么？如果那个年代还是糊涂的话，现在就再也清楚不过的了。阶级成份不能代表真理和谬误，不能代表进步和反动，不能代表高贵和低贱，更不能代表国家gdp的增长和衰退。硬是把人分成这个阶级那个阶级真是不可理喻，把阶级出身强化到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动这种程度，荒谬之至啊！今天，你要是说你是工人，你是贫农，怎样怎样，谁会搭理你？谁会羡慕你？你要是没钱，谁又愿意嫁给你？
　　“你们造反动机不纯。”这是保守派在双方辩论时常用的武器。其实，造反派造反的动机，纯洁得如同一片清澈见底的湖水，一串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露珠，纯洁得叫他们如今想起来都觉得十分的可笑。造反派作官、因为有官做而出现层出不穷的阴谋、武斗、流血、死亡是以后的事。上海“一月风暴”前谁也不知道造反会有个什么结果——说句不敬的话，恐怕毛泽东也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动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造反派

　　这个时候，以武汉各大专院校为主力的文化大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少数派，也就是造反派。由于“造反”二字在国人心目中十分恐怖，罪不容赦，他们便在前面加上“革命”两字，即革命造反派。其观点与南上造反团的如出一辙。最核心的是他们坚信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想使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健康发展，就必须展开对这条反动路线的彻底批判。“革命造反派”行动上完全脱离了学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宣称“自己解放自己”，有的公然贴出“踢开革命委员会，自己闹革命”的大幅标语，有的尽管脸皮没有整张撕破，而实际上为所欲为，没把革命委员会放在眼里。
　　造反派举旗造反，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虽然有南下造反团在各校煽风点火，协同作战，或写大字报，或刷大标语，撒传单，搞辩论，不可开交，而双方的力量对比却是极为悬殊的。尤其是对手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派——当时贬称“保皇派”——拥有一支杀手锏：“秋后算帐”。这决不是威胁恫吓，造反派亦心知肚明。前面提到的《十六条》第七条最后还有一句“……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按以往搞运动的规律特别是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那这个环节是不会掉的。可造反派秤坨铁了心，不计后果，走自己的路。那造反派是些什么人呢？在大学者余秋雨先生的《借我一生》中，提到了造反派。他认为其中不少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平时受老师的歧视，因而造反。可实际情况决不是这样的。起码武汉地区不是这样的！[当然，拿今天的余先生自己做标杆，那到是不假。可全国也就是一个余秋雨。这是完全不能说明问题的。]初期的造反派，极大多数是些思想活跃、喜欢也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完全可以这么说：假如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也成不了造反派——顺着大潮流动是不需什么思考的。自然，这么说并不能反过来证明保守派大多数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也正由于思想活跃，平时言谈举止中难免有些吊儿郎当，前期整学生阶段不少成了靶子。这些学生开始自然是端正态度，斗私批修，狠挖错误根源；随着运动发展，《十六条》公布，他们慢慢明白把学生作为打击对象是错误的，而且是“方向性”错误，对工作组，对这条错误的路线，便萌生反意，经不住南下造反团一再煽动，首长讲话反复鼓吹，终于按柰不住，揭竿而起。
　　诚然，他们中的阶级成份比起清一色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子弟的红卫兵要复杂些。可是，成份又能说明什么？如果那个年代还是糊涂的话，现在就再也清楚不过的了。阶级成份不能代表真理和谬误，不能代表进步和反动，不能代表高贵和低贱，更不能代表国家gdp的增长和衰退。硬是把人分成这个阶级那个阶级真是不可理喻，把阶级出身强化到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动这种程度，荒谬之至啊！今天，你要是说你是工人，你是贫农，怎样怎样，谁会搭理你？谁会羡慕你？你要是没钱，谁又愿意嫁给你？
　　“你们造反动机不纯。”这是保守派在双方辩论时常用的武器。其实，造反派造反的动机，纯洁得如同一片清澈见底的湖水，一串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露珠，纯洁得叫他们如今想起来都觉得十分的可笑。造反派作官、因为有官做而出现层出不穷的阴谋、武斗、流血、死亡是以后的事。上海“一月风暴”前谁也不知道造反会有个什么结果——说句不敬的话，恐怕毛泽东也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动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一、参加造反派

　　十月二号，《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态度如此鲜明，意思如此明确——就象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握着学生执笔的手，这一笔怎么写，这一笔又怎么写。13 期社论，的确如造反派所欢呼的那样：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号角。我没有再观望，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当时学校尚不足二十人的《红八月造反队》。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参加造反队不是参加共青团，稍一出错就只有减法没有加法。何况自己还是有“罪”之身。因而事前多看多听很有必要。湖北大学地处武昌中心，是各种文革信息的集散地。校园内大字报栏长约一里许，栏前人头攒动；更有三个一组、五个一圈，七嘴八舌，围绕热点话题，争论不休，直至深夜；在旁洗耳恭听，得其精华，去其糟粕，获益良多。最要紧的是自己认真研读中央首长讲话，两报一刊社论，逐字逐句，消化理解，融会贯通，几番权衡评估，终于仰天长啸一声：我反啦！
　　造反队成员的家庭出身真的不怎么样。有父亲是右派的，有兄长是右派的，还有不足挂齿的诸如小商贩、旧职员之类。不过多数是令人放心的。尤其是几个“勤务员”，他们祖宗三代出身如同白玉，光彩照人。一号勤务员周孔信，其父乃武钢产业工人，比一般的象服务行业，环保行业中的工人的可信度要高出好几个百分点。其实，造反派在对待成员的家庭出身上也是相当谨慎，他们甚至也希望自己的队伍是清一色的工农兵，如果有个共产党员进来，那没得说的，你想做几号勤务员就做几号勤务员，在职的定会拱手相让。稍后不久成立的轰动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一号勤务员就是有着共产党员身份的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杨道远。这其实也有力地证明了：造反派不是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共产党的反，他们是要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参加《红八月造反队》的当天，我写了一份“我为什么要造反？”的大字报，这是约定俗成的一个程序——有的是“严正声明”之类。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对当时保守派队伍的分化瓦解，所起作用，还是不能低估的。大字报后面有很多读者用钢笔写的感想心得批评谩骂——极像现在对网上挂帖的回覆，可见文章影响蛮大。
　　自然，参加了造反派，身不由己，也会搞些出格的事。

　　十二、抢黑材料

　　到《红八月造反队》没多天，就参与了到学校档案室抢黑材料的革命行动。所谓“黑材料”是指前期运动中工作组整理的遭受打击的学生的材料——其中肯定也有我的。由于这个时候对普通教师在运动中受整挨斗也有了新的认识，因之他们这期间大量的记录在案的材料也归入这一板块。造反派手中的黑材料，对正遭讨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它们是确凿的物证。往往在批判资反路线[当时就是这么简称的]的大会上，随着这些黑材料的展示，把其中最见不得人的、最恶心的东西公开念出来，会场气氛就迅速升温，终于火爆。控诉者声泪俱下，听者则猛喊口号以策应，效果奇佳。而这些材料，对于相信运动后期仍大有作用的校革命委员会来说，是决不会主动拿出来共享的。因此，只要造反，抢黑材料就在所难免，并且是系列革命行动的首发。就象谈恋爱，接吻硬是双方绕不过的第一道坎。
　　那天大约11点，《红八月造反队》全体队员在活动地点集结，其时已达30余人。周孔信等勤务员先后宣讲了这次行动的意义，共同背诵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接着成两路纵队跑步去校档案室所在的办公楼。我跑在后面，心里七上八下。我自认为思想比较敏锐，极易接受新生事物，向往民主共和，看问题也十分清晰；然而我害怕暴力，也不欣赏暴力。尽管一再用毛主席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来激厉自己，可一旦真的上了战场，恐惧感依然挥之不去，行动上自然畏首畏尾，十二分的不投入。
　　档案室已有所准备。门锁得紧紧的。外面除了平时值班的老师以外，另有4 个红卫兵两边站着。可他们没想到《红八月造反队》倾巢而出。待我们蜂拥而至，包围了他们，这六个人高举红宝书，大声诵道：“要文斗，不要武斗！”表现相当英勇。在狂喊“开门！开门！”无果的情况下，我方两员猛将“哗啦”几下将门上面一扇窗户玻璃砸开，翻身而入，开了房门，档案室即被占领。就在此时，大批红卫兵闻讯赶来增援，楼上楼下，水泄不通。这回轮到我们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声音有`节有奏，整齐划一，充分表达了革命造反派的大无畏精神。我身临其境，亦大受感染，声嘶力竭，唾沫横飞，极在状态。对方虽然人多，想必这种刺激场面他们也才见过，尽管个个怒形于色，却也只是跟着一起叫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并未越雷池半步。造反派最后拿走了黑材料，退出了档案室。双方事后都宣称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并且都认识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抢黑材料，只是个开始，革命的征途，长着呢。

　　十三、冲击三级干部会

　　十月底，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稳步推进。形势不算大好，可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造反派的队伍在渐渐壮大，保守派的队伍在慢慢分化、瓦解。存不存在“资反路线”，要不要批判“资反路线”，不少红卫兵与造反派有了共识。他们小心翼翼地向造反派靠拢。有的脱胎换骨，一纸声明站到了造反派的旗下；更多的是“赞成造反派的观点，不赞成造反派的搞法”，于是另立山头，成立带有温和色彩的组织。在我们学校，出现了《红旗战斗队》《刘英俊战斗团》，虽然他们忌讳以“造反”二字冠名，但始终算得上与《红八月造反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不会跟我们去冲锋陷阵，“打砸抢”，然而每当我们凯旋班师，校园里总有他们的“坚决支持《红八月造反队》的革命行动！”“热烈欢呼……”之类的大字报、大标语为我们呐喊助威，“挥舞荧光棒”。有几个资深造反派斥之为“投机”，“典型的机会主义的表现”。我倒认为《红八月》在前面冲锋，《红旗》《刘英俊》在后面鼓噪，各自定位相当准确，纯属优化组合。安有投机之理？要说投机，他们又是投哪门子的机？偶尔他们也协调我们的行动，那是这些组织的勤务员们在经过反复的的调研后、确认不会有严重后果产生的情况下而作出的决定。
　　这日早饭刚罢，周孔信便通知紧急集合。只说去省委所在地水果湖增援兄弟院校造反团——那时各校造反派已建立起协同作战的予警机制。沿途到处都是“炮轰湖北省委！”“彻底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幅标语。造反气氛浓浓的。车到洪山宾馆，但见造反派已近千人，围堵在门口。原来里面正由省长张体学同志主持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而造反派几天来一直在找他就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在交涉多次接见无望的情况下，出此下策，调兵遣将，围住洪山宾馆。
　　宾馆正门有解放军战士站岗，造反派就是浑身反骨，从感情上，从策略上也不会去惹他们。于是决定进攻侧门。就象喊号子似的，造反战士口中叫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身子则人挨人侧着向门撞去。岂料门几经冲撞，仍坚固如初。立刻有人扛来一根圆木，在“一、二、三”的口令声中，但听得“喀嚓”几声脆响，门被撞破，造反战士如同决堤的水，呐喊着涌进会场。
　　这是宾馆里面的一间小型礼堂。我们喊着口号，挥着语录，竭力表现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参加会议的干部，满脸不理解的神色，护着公文包，惶惶然看着我们。尤其下面来的专员、县长，吃惊不小。须臾，上十个造反派头目簇拥着几个领导干部上台，会场马上安静。中间一个穿着灰色中山服大约50出头的干部，拖着长腔高声道：造反派战友们：我是张体学。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台下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一时台上台下，气氛特别的和谐融洽。
　　张体学的这一句表态，是造反派所需要的；而对张省长本人而言，也并非迫不得已。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这时悟得出来：毛主席，中央文革，是支持台下这些造反派的。

　　十四、串联去了

　　十一月才过，学校已没有几个学生，统统串联去了。大字报零零落落，伴着树上不时飘落下来的黄叶，显得好冷清。同室的同学已从广州返校，正准备结伴西去南宁，看看漓江。我虽然还是天天有命革有反造，到底经不住怂恿，遂和几个同学一块，领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上了火车，到达第一站长沙。
　　文化大革命形势全国并不同步——那怕命令是同时发出的。一般的规律是离北京越远，动静就越小。就象学生做作业：快的已经做几道题了，慢的才做第二题，更慢的还在想第一题呢。有的山区县，上海已经夺权了，他们黑帮还不知道是谁，权该找谁夺？。我们一到长沙，就去湖南宾馆，发现这里主宾按点作息，准时餐饮，日子过的有滋有味。我们也不多说，吩咐纸笔伺候。很快一纸勒令贴在宾馆墙上：都修了！把地毯全部撤掉！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你还别说，我们前脚刚走，宾馆工作人员后脚就将所有地毯——楼上楼下的，房里房外的——卷了起来。待我们下午去时，看到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都是地毯，虽说碍眼又碍脚，可我们心里很高兴的。接着又提出要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接见，我们打着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驻长沙联络站的名义[这搞法在当时很流行，既没什么风险也没什么恶意]，我们是随意的，没什么明确的目的，真的要接见我们还不知从何谈起，当然没有结果。我们干脆写了几十张寻找张平化的“寻人启事”，贴在来往的公交车上，在外面还没有什么大标语大字报城市规模也不大的长沙，显得分外的刺眼。
　　晚上在接待站吃饭的时候，看见有个窗口几十人在排队，一问才知道是借钱的。手续特别的简单。你只需要在一张油印好了的条子填上名字，学校，日期，就可以借走10块到20 块。甚至更多。我傻冒，没有排队。一方面我不喜欢那个“借”字，另一方面竟没想到除造反、革命之外，还应该去游游山玩玩水，消费消费。事实上，那个“借”字就是“送”字。我听说过也见过七、八年后有借条寄到学生以后的工作单位摧还款的，就是没听说更没见过谁还还钱的。
　　我们在长沙的几天里，有两个湘西的学生一直跟着活动。见我们个个胆大包天，气吞山河，能说会道，开始是邀请，以后是请求，最后是哀求我们去他们那里“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我见他们情真意切，十分心动，反正哪里都是干革命。不是两个女同学竭力要我与她们一起去上海，那我的成长史上定会有新的亮点。而另一个同学，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写血书加入红卫兵的同学，独自去了湘西。没想到的是，在武汉态度并不明朗的他，到了湘西竟大造其反，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招兵买马，呼风唤雨，长达半年之久，成了当地权倾一时的“湘西王”。
　　我们两男两女就开始了上海的旅程。火车到了株州，下面是人山人海；大家好不容易下了火车，等着中转。到了半夜，车来了。那场面真的好恐怖。车门根本就没开，任你怎么捶打都没用。于是选定一个窗口，嘶喊着，博击着把堵在前面的女同学就象往动物口中喂食物一样朝上推，跟着我自己也被推了进去。什么叫“无立锥之地”？那趟火车我算是领教了。车厢里，位子上就不消说了；位子底下，多大一点点空间呀，睡了个人；椅背上宽不过两厘米，张张都有人跟玩杂技一样一腿伸着一腿曲着上身弯靠着；茶几上坐了人；过道就不用提了，一个一个的不是挨着而是紧贴着。我被夹在两车厢之间的人堆里。平时这里是比较容易松动的地方，起码火车起动后摇晃中也应该松动一点点。然而那趟车连这一点点也没给。由于贴我面对面站着的是个个头与我差不多的女孩，彼此气息相通，眼神相递，肌肤相亲，可惜女孩相貌平平，加之我其时情窦未开，不然八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么亲密的站位中，没有故事发生，是绝对不可能的。

　　十五、揪斗“走资派”

　　在上海的一个星期里，特地去了金老师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感觉校园风景不象她描绘的那么美，与武汉大学依山临水的气势相去甚远。为了参观轰动全国的万吨水压机，我们半夜起来排了近五华里长的队，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排过的最长的队。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在外面的日子里，我没怎么想爹，也没怎么想娘，而是惦记着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弄到船票以后，即打道回府。
　　武汉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已经成立，旗下近万余众；另有两支战斗力极强的独立的造反队伍：湖北大学的《红八月造反团》和华中工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还有一个三司。他们是公开亮出“赞成造反派的观点，不赞成造反派的搞法”，是所谓谦谦君子亦或“投机者”的大本营。而以朱鸿霞为首的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武汉工总]，，其声势席卷江城三镇成千上万的工厂，无一组织可与之抗蘅。他们是武汉二司最坚定的同盟军。保守派已分崩离析，完全不成气候。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是造反派一系列革命行动中的重中之重。由于中央对什么是“走资派”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下面操作起来就只得粗线条的大而化之，甚至干脆采取顺我者革命派、逆我者走资派的霸王政策。
　　这日武汉二司在汉口体育馆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揪斗的干部十余人。副省长韩宁夫也在其中被架着“坐飞机”。第一个作批判发言的造反派上台就是猛喝一声“韩宁夫！”，我瞧着副省长反射般扭过脸来，正闹不清怎么回事，一把钞票朝他扔了过去。在纸币纷纷扬扬落地的时候，台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伸长脖子，莫名其妙；韩宁夫也是眨巴着眼睛，一脸的茫然。待发言者呲牙裂嘴控诉过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当时中央已决定停止学生乘车船串联，但仍鼓励徒步串联。湖北以韩为首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可能专门发了个文件：给徒步串联的学生先期发放一定补贴，购买衣服鞋袜以备急需。照说主意不错。发言者怎么批的呢？“你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你想把我们革命造反派都引去徒步串联，你们就浑水溜掉。你这是腐蚀我们革命造反派，想用几个臭钱把我们拉下水。你这是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不一而足。看韩宁夫的表情，泰然自若，一付毫发未伤的样子。再看台上发言者，脸红脖子粗，愤愤然。我真有点替他难为情。这是哪跟哪呀！秀过啦！
　　稍后在汉口新华体育场由武汉各路造反派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斗的主角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王是武汉大学造反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广州抢来的。当主持人一声吆喝“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王任重押上来！”，这位毛泽东欣赏的、对毛的确忠心不二，自称是其好学生的封疆大吏，被几个红卫兵推拥着弄上搭在看台栏边的桌子上，随即头上被戴上一顶篾扎纸糊的高帽——这是武汉造反派第一次这么做。王极力反抗，打掉高帽，当然又被重新戴上。
　　上台控诉的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杨某某，他运动初期由王任重亲自批示打成反革命，可谓苦大仇深。他的发言，有声有色，激起全场几万造反派一浪又一浪的“打倒王任重”的口号声。
　　王任重，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为他对少数青年学生极不公正也极不负责的言行，付出了点点代价。

　　十六、通宵为谁？

　　造反革命是十分辛苦的。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在大街上先把整张白纸糊上墙，再用特制的扫笤浸着墨汁在上面刷标语。一般是几个人踩着一辆三轮车来完成这项工作，有时来回好几十里路哩。在钢板上刻蜡纸，要多枯燥有多枯燥，有几无聊有几无聊，还是得干。少则几张，多则十几张甚至几十张。有时印出来的材料像厚厚的一本书。搞油印，也是技术含量蛮低、弱智才愿意干的活路。有的同志不言不语一站几个小时、油墨手上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是，可怜得就是流水线旁一只缺心眼的机械手。在街上坐在吉普车里对着麦克风呼口号，播新闻，散布小道消息，热天没有西瓜，冷天没有开水，还得应付对方不时的围追堵截偶发事件，也确实好不到哪里去。游行示威，是经常要参与的革命活动，短到几里，长达上百里，口还不能闲着，返校时身心疲惫，体力透支相当大。遇到重大的革命行动，诸如“打砸抢”之类，还有一定的风险和危险，不说提着脑袋搞革命，可也决不是闹着玩的。
　　然而，都干。都踏踏实实的干。都心甘情愿的干。投入之全身心，达到了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食人间烟火的至高境界。
　　有天晚上《红八月造反队》开完会，要我赶写一份传单，连夜刻印，第二天就要在三镇散发。任务不算光荣，可时间特别的紧。给我打帮手的是一个叫曾某某的姑娘。她身材婀娜，皮肤白皙，眼如秋水，辫子长又长。讲话轻声细语，走路不慌不忙，十分的淑女。工作室其实是一间教室。我是写作更是写传单的快手[可昔这技能从未给我挣来饭钱]，我写好第一张，曾同学就拿到旁边去刻蜡纸。到我写完她刻完，已是午夜。于是我们就张罗着油印。我对这活计有些外行，蜡纸很难平展地贴附在纱窗上。她就来帮忙，如此手指间彼此就偶有接触。不过都没事，都想的是怎样把蜡纸弄平，弄平了就能多印好多张传单！此时外面漆黑一片，万籁无声，整座教学楼百余间教室办公室仅我们一男一女两人。我推着滚筒，她翻揭着传单，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对话。我没有问她家在湖南什么地方？父母都还好吧？更没有关心她累了没有，要不要休息会？“要不我去给你弄点开水？”工作室，整栋楼就只滚筒的呲呲声和纸张沙沙的翻动声。间或我们四只眼睛也碰到一起，竟没有刻意的回避，也没有交流，更没有火花，那感觉，就象是两个男生的眼睛不经意相遇，平平的，淡淡的。待我们忙完，天已大亮。我和她一前一后无声无息走过一段路，如同陌生人一样，各自走进自己的宿舍。
　　现在回忆起来，我肠子都悔青了！我应该把那个通宵，营造成一个充满爱的盛大的节日。使得这百年一遇的两人世界，又是温馨，又是愉悦。那栋教学楼里，不光有纸张的沙沙声和滚筒的呲呲声，更应该有窃窃私语声，笑声和歌声。

　　十七、斗争张体学

　　11月底，时任武汉二司总勤务员之一的周孔信[没有副司令员一说]叫我去二司机关报《革命造反报》搞采编。这期间学校文化大革命已没什么可闹的了。似乎该揪的都揪了，该斗的都斗了，该批的也批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除有些已深入到工厂、专县继续发动、指导文化大革命外，留在学校的基本无所事事，不少混迹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什么都不太干的“逍遥派”之间。我是属于那种一天不革命一天就感到对不起毛主席的热血青年，换个环境，正合我意。
　　二司司令部设在阅马场旁边的红楼内。红楼是湖北省政协所在地。这个平时就一般般的组织，非常时期被挤走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主楼设有接待处、后勤部、机关报编辑部；司令部、作战部、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情报处则设在楼后面的一排平房里。司令部整个机构设置，运作模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有着惊人的相似。要硬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娘的从不关饷。接待处也就是上访站。那里每天人来人往，多半是些厂矿企业、下面专县前来求援的造反组织。其负责人是武汉机械学院的一员女将，英姿飒爽，灵牙利齿，一头整齐的短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算是司令部的一块招牌。编辑部有近十来人，采编、摄影、美工、校对、发行各司其职，负责的是华师中文系的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偌大一个编辑部，竟无一个异性，并非好色之徒的我，也颇有些失望。
　　这天，新州县的一个国营农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居然把省长张体学从保护地弄出来，押往新州批斗。我被通知随同前往采访。张体学和两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坐着吉普车，我和担当保卫的解放军战士坐着大卡车。车出武汉，沿途到是开阔平展，阡陌相连，就是见不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热烈场面。三个小时后，两车在一座小山脚边停下。头发蓬乱，一脸皱纹，完全一付农民装束的张体学下车小解。他佝偻着腰，口不言语，眼不旁视，看去精神很差；完事后依旧默默回到车上。到了目的地，会场已是人山人海，大路小路与会社员仍络驿不绝。见车停在场部，胆大的纷纷涌来围观。解放军战士迅速持枪上岗，将我们与群众隔开。两个头目与大会组织者去办公室商议有关事宜，我和另一个看守员则随张省长被安顿在一个有床的房间里休息。不一会有个中年妇女进来，帮张体学脱掉鞋子，招呼他上床半躺着歇息；片刻又端来一盆热水，扭了一个湿毛巾递与省长。我看见那毛巾是崭新的。张欠身接过毛巾擦了擦脸，然后递与对方。他同样是什么话不说，“谢谢”也没有，想必心情糟透了。
　　批斗会随即举行。张被陪同来的两个看守人员架着站在主席台左侧，其实是搀扶着他；没有作坐飞机状，也没有戴高帽。上台发言的当地造反派表现也相当文明。他们只是照本宣科，连恶狠狠盯对方一眼都没有。仿佛这不是一场批斗会，而是学习讲用会。并且接连几个发言者都好象是商量好了似的持同一态度。不到一小时，批斗会结束。这是我见到的最温吞水的、估计也是张体学文革中所挨过的最友善的一场批斗会。

　　十八、我为工人呐喊

　　武汉工人总部从诞生那天起，一直就伴随着流言蜚语、阴谋诡计、苦难冤屈，还有泪水和鲜血。工人组织和学生组织比较起来，前者当然要复杂得多。他们的组织者本身可能就有不少别人容易抓到的辫子，还不讲里面趁造反混进去的真正的坏人，尽管这些在革命大潮中是难以避免的，或者说是正常的。然而一旦情况有变，这些“正常”立马成了不正常，并很快成了被用来引爆这个组织的定时炸弹。
　　十二月，工人总部越来越困难了。而第二号勤务员胡某某谣传被抓的消息象可怕的瘟疫在武汉三镇蔓延。“工人总部修了”的大幅标语贴满了江城的各个角落。二司接待处来“上访”的更多是在单位遭受打击迫害的工人总部的战斗队员。他们以前引以自豪的袖章都不敢戴了。一个拥有近十万人的工人造反队伍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被解体了。尽管绝大多数队员心里“不服，很委屈。”和其他广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样，我心中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对把他们打下去的恶势力充满了愤慨，我竟然觉得要为战斗队员们做点什么。
　　于是在一个晚上，我到编辑部把纸张铺开，真的是用了心，用了泪，用了血，草就了一首长诗。我用的是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喜欢的阶梯式。这种形式节奏感特别强。此时用它来表达心中要说的话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诗歌最后两句“起来吧——英勇的——战斗队员，揩干净——我们身上的血。毛主席——在北京，为我们——指引——方向；战斗吧——英勇的——战斗队员，带着胜利——去——迎接——明天——升起的——太阳！”现在看来这些当然是一派胡言，可诗歌第二天我用大纸抄好贴在红楼大门右墙上时，立即引来近百人围观。远不只此。以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在这块地方，少则上十，多则大几十，或站或坐。站着的是看，坐着的是抄。看的顶真，抄的更顶真。而更更顶真的是正握笔在诗歌上面写回复的读者。看诗抄诗回诗，成了武汉红楼前极少见的一道靓丽的风景。以后这首诗在别的地方被传抄，我还在造反派的晚会上听过这首“战斗吧，英勇的战斗队员！”的诗歌朗诵。可惜当时囿于条件，如能找一个顶级播音员，配乐朗诵，制成光盘，分发各地，那战斗力，那影响力，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份。
　　工人总部瓦解之后，1967的新年钟声响了。失去了上十万战斗队员强有力的支持，最先是武汉二司，接着是所有的革命造反派队伍，遭遇到了一股极其强劲的倒春寒。
　　
十九、困难的日子

　　新年伊始，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班夺权。本来是围绕两条路线闹的不可开交、大局已定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交锋迅速演变成造反派之间争权夺利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争斗。而恰在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使这场斗争愈加反复无常，错综激烈。
　　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在夺取《长江日报》后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这一纸声明，对二司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说，是“大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而事实上，是“勤务员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满纸的派性，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它甚至将昔日同一战壕的战友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造反派莫名其妙地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无端指责他们要下山“摘桃子”。由是围绕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的喧嚣，竟成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焦点。
　　与此同时，一场更为扣人心弦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上演着。以叶剑英、谭震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当着周恩来的面，向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发难。叶怒斥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在京西宾馆，他盛怒之下，拍桌子居然拍断了两根手指！态度之鲜明，措辞之尖锐，表现之火爆，为历次之最。现在是如此的明明白白：他们是对的。他们是出自一股浩然正气。然而，那个时候，他们又是的的确确的逆文化大革命的潮流而动。而这文化大革命，又不是江青等发动得了的。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最令人惋惜、最令人难以理解又最令人不可原谅的是，他们这些在战争中经历无数枪林弹雨的将军老帅，怎么没一个人敢在毛泽东本人面前说半个不字？难道国家的前途，十亿人的命运在一个人的专制面前不显得比天更高？！更何况，毛泽东还从未杀过谏臣啊！
　　中央高层的激烈斗争，很快在党政军、在群众组织中传开。一股阴云笼罩在武汉大大小小的造反队伍里，有人公开声明退出造反，有人悄悄离开。三月十七日凌晨，武汉军区保卫部门将一批军内造反头目逮捕；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在工人总部朱鸿霞等被捕后发布《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到此时，不光二司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连华工湖大的造反派，都感到军区在支持谁打击谁了。二司司令部随即撤至杨道远所在学校武汉测绘学院。《革命造反报》显然失去政治和经济支持勉强出了两期后被迫停刊。一时间，不安，紧张，恐惧的气氛愈来愈浓，各个造反司令部基本处于解体状态。
　　在这困难的日子里，我校《红八月造反队》却表现出惊人的勇气。我们依然戴着红袖章。平时不经常戴袖章的我，这期间一天不拉。有人提议出晨操，既锻炼了身体，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没有垮。建议立即得到了全体队员的响应。于是，每天早晨五点半，一声哨响，大操场就集合起一支近百人的队伍。口令一呼百应，在空旷的校园上空，格外响亮；步伐随着口令，“嗒嗒嗒嗒”，好似百面军鼓在擂，气势如虹呵！
　　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大方向没错。我们会有胜利的那天。

　　二十、风雨大游行

　　中央文革一直在关注着各地造反派的命运。从二司驻京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驻武汉联络站、新华社驻汉机构获取的信息中，我们都能感觉到她的脉搏和我们在一起跳动。她象母亲护着婴儿般护着与她同呼吸共命运的造反派。江青在听取青海造反派控诉遭迫害的座谈会上，竟然抑制不住，哭出了声。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篇文章一改该报以往板着面孔、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架式，而是满含深情，细说从头，娓娓道来。真的是句句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仅仅一夜之间，造反派的旗帜，就在长江两岸风起云涌。我们根本就不用谁吩咐，三个一队，两个一组，睬着三轮，抬着糨糊，沿街刷刷刷！“打倒陈再道”“揪出武老谭”“武汉军区的支左的方向错了”等等等等把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堵了个严严实实。那种近乎下意识的自觉精神，那种不图任何回报的崇高心境，那种大无畏的拼命三郎的劲头，搁到什么工程上——那怕登月工程——，什么工程就会如日中天，大放异彩。
　　十天后，一场武汉有史以来的、经过精心策划、慎密组织、恢宏壮观、美仑美奂的大游行举行了。要示威，要游行，要呐喊，是每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每一个造反战士这些天来孜孜以求的。组织者想我们所想，急我们所急。头天一通知，大家便雷厉风行，四散准备。我弄来一面近八平方米的大红旗，提起大笔，饱蘸墨水，在上面大书“天兵天将”四个大字。把造反派比着天兵天将，叫你油然而生“老子天上来，我怕谁？”那种溢溢复溢溢的自豪感，那种酷酷加酷酷的潇洒劲。翌日的游行，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描述：
　　“八时许，各路队伍沿着首义路集结。红卫兵们打着巨大醒目的横幅，扛着猎猎招展的红旗，戴着鲜红亮丽的袖章。九时正，游行开始。最前面的方阵是二十个英姿飒爽的女红卫兵护卫着总司令部的大旗，庄严地行进。随后是司令员一人，与前后断开三米左右的距离——这安排突出了他的领导权威。二百面红旗组成的方阵如同一片燃烧的山火，借着风势无可阻拦地朝前推进。紧跟着便是各院校挑来的三百人组成的铜管乐队，那白色的制服，那白色的大盖帽，以及指挥棍那上下串动的红球，在那黄绿服装的汪洋中，最最引人注目；尽管是些熟得不能再熟的曲目，可一经这庞大的乐队奏出，其气势就如同早晨六点钟的太阳喷薄而出，如同千米之上的瀑布喧泄而下，格外叫人热血沸腾。再就是一个方阵又一个方阵的造反派的队伍。在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中，红旗在飘动，红袖章在摆动，红宝书在挥动，真真一条翻滚在武汉三镇的火龙呵！”我扛着大旗，精神抖数地走在队伍中间，过了阅马场，跨过长江大桥，走进鹦鹉洲，折回古琴台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风声，雨声，军乐声，口号声，一浪盖过一浪。我全身湿透，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往脖子里灌，时才农历三月，牙齿冷得上下嗑嗑的响，没什么！继续前进。
　　浩荡的游行队伍仍按原定路线在风雨中进入解放大道。两边人山人海，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原来是被解散的工人总部的战斗队员在欢迎我们。他们提茶送水，箪食壶浆；打着手势，举起拳头，喊着口号，或干脆走进我们的队伍，随同前进。其情，其景，今天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这次风雨大游行往返近一百华里，竟无一人掉队，更无一人退伍。什么是钢铁意志？我是亲身体验到了。

二一、万人绝食

　　“四二社论”对武汉军区触动并不大。陈再道、钟汉华两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派的抵触情绪不会因为秀才们的一篇文章就松解，那怕他们也猜得出这篇社论是大有来头的。而当时《百万雄师》的兴起，对他们两个也有极大的影响。该组织以工人为主，将各条战线的保守派包括前一阶段已彻底瓦解了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网罗在自己的旗下，势力日益壮大。他们的口号是：“保卫陈再道！”“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对陈、钟而言，这口号给了他们充足的底气，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王任重、张体学们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他们是行伍出身，手握重兵，不说把造反派没放在眼里，就是中央文革，他们也真的没当回事。
　　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界线如此分明，立场如此对立，观点如此相左，它不同于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可以调和，也不同于邻里之间磕磕碰碰没有原则，它竟慢慢演变成了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场“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不久后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七二0”事件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隐患。
　　四月中旬，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真正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武汉造反派发起了针对军区的万人绝食活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开始进行绝食的是一群中学生。他们是在与军区谈判遭遇异常强硬的态度后愤而采取这一举动的。中学生这一群体相对大学生而言，考虑问题欠思量，头脑极易发热，政策策略观念淡漠，处理问题感情用事，不计后果。可以说，文革中凡是过激、越轨的行动，他们都是始作俑者。因此他们在文革中受害最深，遭算计最惨。四川有个中学生造反队员，武斗中被“敌人”四面包围，他竟手举造反派旗帜，高呼口号，从七层楼顶跳了下去！令人至今都唏嘘不已。
　　我是第二天参与绝食的。其时活动规模已经很大了。绝食静坐的队伍从武汉军区大门口开始，经中南路，到付家坡，到大东门，过首义路，至阅马场，绵延十余里。没有谁说非得参加不可，可造反派几乎都参加了。那天早晨，我去街上吃过早点——比平时多吃了一个油饼，就加入到绝食队伍中。我在地上摊开准备好的一张报纸，坐了下来，心情是沉重的。望着前面不见尽头的默默无声、席地而坐的成千上万的造反派战士，一种悲愤情绪，堵塞在心头：陈再道，为什么要与造反派、与中央文革作对？为什么要置几万人的生命健康于不顾？不知谁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跟着十几人和，几十人和，几百上千人都唱了起来。这支歌曲调凄惋，歌词也行，唱的时候不见得个个在想毛泽东，但真的很好喧泻了情绪。就象一个人受了委曲，哭了片刻后，心情到明朗起来。
　　中午很容易就挺过去了。到了晚饭时间没有晚饭，就很难受。幸好是绝食不绝水，学校在送来的开水里加进了葡萄糖，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无疑是一种保护，可肚子咕咕叫，仍令人很不开心。物极必反，饿过了头，居然不怎么饿了。看到两边很多工人在为我们搭风雨棚，心中好生安慰。天黑了，就在昏昏欲睡间，听得前面人群骚动。原来是省市革命老干部一行前来慰问。时至夜半，居然出现一个十几人的外国友人造反团来到我们中间，喝采打气。这接连出现的小高潮，为在夜间挨饿受冻的绝食队伍，起了很大程度的稳定作用。我想假如那天晚上组织者安排一场大型演唱会，那为全人类诸如此类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寓斗于乐”的极其成功的“case”。
　　挨过早晨，已三餐粒米未进，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当真在绝食了。饥饿的感觉，一阵阵的袭来，清疼清疼的。有人研究过，死刑犯一个处死时，心里特恐怖，承受压力最大；而几个一起处死时，心理就轻松不少。并且这心理压力与人数成反比。我研究出饥饿与此无关，再多的人陪着一起饿，那饥饿的感觉仍然有多大还是多大。决不会因为人多这感觉会小更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只是希望，谈判尽快成功，绝食宣告结实。然后找个小馆子好好吃一顿。我甚至想，陈再道同志，多大的事呀？答应条件算了。完了你也可以反悔嘛！
　　兴许陈也真的如我所想，到了下午四点钟，绝食斗争火线指挥部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陈再道答应了所有条件。绝食斗争胜利了。
　　不过，造反派很快就发现，军区的态度没有改变。很明显，靠大家都不吃饭来转变他们的支左大方向，是相当幼稚的。

　　二十二、武斗去

　　到了六月，武汉两派在有些地方靠嘴、靠笔似乎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武斗纷起。“文攻武卫，保卫武汉”标语满城都是。血腥味越来越浓了。不过，真的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只剩下双方的死党。估计不低于60%的学生已撤离武汉或完全脱离了文化大革命。
　　“文攻武卫”口号一提出，我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很快写出了一份大字报“文攻武卫是极其错误的口号”张贴在校园。我写道：我们与保守派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方转不过弯来，仅仅是认识问题，一旦想通了，就会站到我们这一边。无数生动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对付尚未认识过来，就将其逼上绝路，置于死地，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我还写道：在偌大的城市中，拿着长矛大刀去攻占或椐守一个制高点，意义何在？除了流血死亡，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这张大字报，我头上终于不仅仅有行动而且有系统的理论而被戴上一顶“老右倾”的帽子。这都是队友的戏言，姑妄听之。没想到的是，江青半月后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明确表示“文攻武卫”是正确的。无疑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天刚吃过中饭，大喇叭里突然什么前奏曲未放就急促地喊了起来：“二司的红卫兵在办公楼前紧急集合。紧急集合！”一听就不是好事。接着宿舍走廊里传来纷纷的脚步声，短促的对话声，以及头头们“快快”的高喊声。我属“老造反”，不去抹不开脸。无精打采到了楼前，那里已围了不少的人。由于学校是第一次投入武斗，关心的人蛮多。队伍竟只有二十来点人。全是《红八月造反队》的老底子。那时“大民主”在有些领域是相当到位的，你不去，没人强迫。每人发一根长矛。这是一种用质量很好的大姆指粗的无缝钢管截断、将一头切割成三角形长约2.5米的武器，进可攻坚，退可防守，十分了得。我一拿上它，顿有一种离死不远了的恐惧感。“这是干什么？人人都是娘身上的一块肉。”站在我后面的一位前辈大声发牢骚，他此时的感觉显然与我一样。不过这时是根本走不了啦——周围几乎全是女战友，在他们面前离开队伍，那人还真丢不起。
　　我们这二十来个人手执长矛行进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味道好难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大学生，如今扛着这玩意，成什么啦？直觉得斯文扫地，底子掉干。一路上谁都没说话，谁都没心情。头头想必也是，搭拉着脑袋在前面开道。到了目的地——是一座六层高楼，任务是要我们把这块在“文攻武卫指挥部”那里称为504还是503的制高点守住。当时六层楼不多，应该算是周围几平方公里的一个制高点。拿二十来人守这么一个战略要冲，用兵是不是太轻率了？再说守住了怎样？没守住又怎样？难道结果对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决定性的影响？！要多荒唐有多荒唐！我一边想着，一边和战友们察看我们的阵地。这栋楼每层都有几口直径近三米的大瓦缸，里面是浸泡的米面之类，显然是一个食品加工厂。只有一条狭窄的楼梯弯弯曲曲从底层通到顶层。是有点“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味道。但由于我们没有重型火器比如电影里那种连发的带有双轮的重型机关枪，一旦对方玩命，守住也难；再趁胜追了上来，我们毫无退路，那就死定了。想到此，毛骨悚然。再看旁边战友，面部阴阴的，眼神郁郁的，全然失去了平时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我以我血荐中原的那种潇洒豪情。
　　半个小时后，头头见没有什么动静，也没请示，就通知大家撤离。我们作鸟兽散。那根长矛也懒得要，扔在那什么503还是504的高地上。

　　二十三、见到周总理

　　由于武汉军区强硬的态度，《百万雄师》与以二司、工总、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为代表的造反派冲突越来越尖锐，武斗日渐升级。六月十六日，杀红眼的〈百万雄师〉竟然组织一批人马埋伏在汉口孙中山铜像附近，将冒冒失失前往“民众乐园”增援的一车红卫兵团团围住，穷凶极恶地——这个词到现在也应该是准确的——杀死包括司机在内二十余人。酿成武汉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惨案。
　　以《百万雄师》始终占上风的血腥的武斗，使江城充满了不安，惊吓，恐怖。校园里空荡荡的。大字报栏里除了几条标语外，再就是信不信由你之类“北京来电”零零落落这里一张那里一张。大字报长时间没有更新，小麻雀叽叽喳喳一边叫着一边啄食着栏里到处都是的想必味道还不错的糨糊痂痂。七月十五日，湖大校园里突然有人贴出“特大喜讯”：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昨晚谢富治、王力同志亲自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和造反战士亲切交谈。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了！这正是我们日日夜夜所期盼的。固然“特大喜讯”是文革期间造假的重灾区，然而这份可信度极高——正如造假药者自己不可能服用的道理一样——新湖大的造反派不可能自己骗自己。一想到武汉问题解决在即，心中充满了希望和阳光。
　　晚上快十二点了，我还在湖大大字报栏前流连。在寝室里没意思——好象只有我一个人了，天气又热；“特大喜讯”引起的兴奋还在起作用；大字报虽然不多，可是栏两边三三两两的人这一堆那一坨像英语角一样说个没完也能留住我这般的夜游神。突然，有人叫了声：“周总理来啦！”所有人开始都一楞，抬头望什么都没有，“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有人责备了一句。正准备各自继续讲什么时，湖大一个造反头头急匆匆走过，口里招呼着：“大家快到小操场去，周总理来啦！快去！”果然是周总理来了！竟跟做梦一样！我随着人们赶到小操场，站在离舞台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由于是深夜，加之学校人本来就不多，台下只有百余人。
　　显然，总理是突然来访的。小小的简易粗糙、水泥铺就的舞台上，什么摆设都没有，一桌一凳也没有。两个工人正手忙脚乱的在舞台前支起一架麦克风。不一会，周总理一行在《新湖大》一号勤务员龙名鑫等几人的簇拥下从左侧门上了舞台，与包括我在内的革命群众见面。记忆中的总理穿的是一套深色中山服，那堂堂的令人心仪的外表，那奕奕的神采，那绅士的气质，那伟人的风度，还有那一丝不乱的头发，今日想来仍如在眼前。龙名鑫肯定是在请求总理讲话，一再将麦克风往他跟前挪，而总理却连连摆手，很清楚他不愿意这么做。商量了片刻，龙对着麦克风道：“下面请我们敬爱的总理指挥大家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既然指挥那当然自己得唱个开头，喊声：“预备——起！”这样手势与歌声就能合到点子上。可总理似乎这种场面拿定主意不开口，于是龙便领头唱。没想到龙名鑫造反行唱歌不行，节奏未把住害得总理的手势与台下的歌声磨合到第三句仍找不着北，只好草草收场。在大家开心的笑声里，决定重来一遍。这次我看总理的样子十分顶真，双手一起一伏架势摆好，再注意着龙的嘴巴；而龙名鑫也有些紧张，盯着总理那摆好的双手，吸了一口长气……好！成功了。台上台下一开始就把拍子对的多是多，米是米。总理兴致很高，手势特有力度。尽管左手不能舒展，花样不多，然而对付这么一支简单的革命歌曲，足够了。随总理一起来的文武官员，还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几个军人装扮的学生，分站在舞台两侧。他们中有：谢富治，王力，好象还有吴法宪。会见近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依依不舍目送总理一行离开。

　　二十四、我见证了七二0

　　十九号一清早，武汉三镇贴满了这样的“号外”：昨晚王力同志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发表讲话，带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其中两条：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工人总部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于以平反。很明显，中央对武汉地区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走向是十分清楚的。四点指示，明确地肯定了以二司、工总、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并对他们提出了支持武汉军区支持陈再道的要求——当然是在军区改正错误以后。在当时，应该说，四点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因为中央支持的几个群众组织确实是革命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的。以我个人前一阶段的“革命”实践，能够证明这一点。尤其要指出的是：这四条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决策，而是在毛主席亲自参与下制定的——这在文革中是极少见的事。毛主席甚至就“方向性”错误当面给陈再道做工作——这同样也是别的军区司令员没有享受过的待遇。既然有了明确的四点指示，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在武汉，那问题应该是片甲不留，迎刃而解。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百万雄师》和深深卷进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立师8201部队，作出了极其激烈的反应。
　　他们在大街上到处刷斗字大的标语。内容之放肆、恶毒，到今天提起来都多少有些揪心。关键词“毛主席受了蒙蔽”，说它是条“反标”谁还敢驳？在十亿人眼里，毛主席是英明的领袖。这就如同水是液体一样，地球人都知道，毫无疑问的。英明的人是决不会受蒙蔽的，反过来讲这句话也对：受蒙蔽的人就不英明。谁受蒙蔽谁就不英明，什么时候受蒙蔽什么时候就不英明。敢点名说“毛主席受了蒙蔽”，查查文革浩如烟海的资料，除了林立果那遭国人恨入骨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有类似语言外，再没那个人那个组织有过这七个字的文字或音像记录。而他们做的还远远不是到此为止。在随后的几天里，《百万雄师》与8201的战士协同作战，他们一改武汉文革以来徒步游行的传统，乘坐车辆，或十几，或几十，甚至上百辆，喊着口号，挥着武器，呼啸而过。所到之处，市民关门闭户，坚壁清野；大人不敢高声讲话，小孩不敢放嗓啼哭；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下榻之处，更有毛主席隐居其间。他们破门而进，扬长而去，如入无人之境。此时，如果有人在《百万雄师》头目面前扔下这么一句当今干部在子民面前最为自信最具威慑力的流行语“还反了你？”我估计他们的反应是冷笑一声，潜台词是“那又怎样？”。
　　七月二十号，上午九点左右，我从空荡荡的外专校园走过，再从空荡荡的湖大校园走过，刚出大门，就见本来不多的行人四散奔逃，口里相互警告“百万雄师来了”。我也闪身进了对面的蛇山公园。不多会，浩荡的车队从大桥方向隆隆而来，在湖大门口停下。开头六辆是改装的装甲车，设计极为超前，蛮像现在高速路上风驰电絷的依维科；焊上去的钢板少说也有两个厘米厚，拿背包大小的炸药轰最多把它弄脏而已。片刻，从车上下来了几个“雄师”，与他们所乘车辆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所持武器相当原始，长矛砍刀之类，规格也不甚统一。搞笑的是有个“雄师”居然像走江湖的一样扛着把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然而他本人神色煞有介事，十分严峻。这几个沿两边搜索。我迅速往山顶上跑，后面三个群众模样的将园门关上。一个持矛的“雄师”从门外朝我们张望，见没有谁打算反抗，就退了回去。数分钟后，车队像一条巨蟒，朝前开了过去，粗略一数，竟达二百余辆。“百万雄师”，名副其实啊！
　　而这一天《百万雄师》接下来干的事，则令全国十亿人起码九点九亿悲愤交加，痛不欲生。我不忍过细描述这前后的细节，大致过程如下：他们冲进中央代表团住地，揪住王力先是一顿痛殴，再将其绑架到军区大院，继续毒打，自至军区政委钟汉华跪在他们面前求情方才罢手。二十一号凌晨，某部师长将王力设法救出，第二天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回到北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百万雄师》与8201部队几千人围在东湖宾馆揪打王力的时候，他们距毛主席的住地仅仅百步之遥！这时的毛主席，一边痛斥陈再道妄图效法张学良西安搞兵谏，一边与空军政委刘丰从后门逃走，从来就因为安全只坐专列的毛泽东，危机时刻顾不了那么多，乘飞机去了上海。
　　七月二十三号早晨，武汉空军出动大批宣传车辆，反复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播发的重要新闻“中央派往武汉解决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接着，一辆又一辆草绿色军车载着黄衣兰裤的空军战士鱼贯穿过三镇的主要街道。他们不佩枪支，只是手举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至此，《百万雄师》如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并且永远地彻底的倒下了。

　　二十五、我反对施暴

　　七二0以后，正如王力事前指出的，武汉问题解决的十分彻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完全粉碎了。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或乘车，或步行，或组织，或自发，或节约型，或豪华型，游行数日，自至脚破皮，嗓嘶哑，方尽兴而归。
　　接踵而来的是对各单位保守派的骨干分子进行审查揪斗。这并没有形成一个运动，似乎也不是统一布置的。然而那年代什么都缺就是时间不缺。太多的时间无所事事，那坐下来把以往的帐拨拉清楚，也是顺理成章的。
　　一天我路过湖大校园，突然从大礼堂后门挤出几十人往这边涌来。其中七八个竟追着一个被揪住胳膊的青年毒打。打手好象相当内行，专击要害部位，出手特别凶狠。到了我跟前，只见被打青年面色惨白，大汗淋漓，终于倒下，双手死死地护着腰部。而那几个居然仍不罢手，继续围殴，自至从后面赶来的几个造反派将其架走。原来大礼堂一场揭批保守派骨干大会刚散，早就手痒的几个人堵在礼堂后门，而组织者听之任之，快出人命了，才过来干预。可怕的是这种恶劣的报复行径，如传染力极强的病毒一样，接触一人感染一个，接触一地感染一方。
　　这天快近中午，一个华侨学生要我跟他一起去审问原校人事科长、“保皇”特别带劲的张冠军老师。他要我去，想必因为我是老造反，可以为他壮壮胆。他要审个什么，我不知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去了。这个平时与我于公于私任何交道都没有的同学，把张弄到一个小平房的后面。我们面对面的蹲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个来自印尼的同学没问两句就给对方“啪啪”两大耳光。我看到张没吱声，更没反抗，只是用手护着被打的脸；个子高高、军人出身的他，眼睛里竟含着泪水。我立即把这个华侨支到一边，气愤地问道：“你怎么能打人？还打人的耳光？”而他居然满不在乎答道：“你不审就算了。”我二话没说就离开了这个平时就有点逗人厌的华侨。不知道他接着打了那个以后还当了几年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冠军老师没有。
　　一周后，我刚从老家回校，就听说学校有十多个“铁杆保皇”被打得吃药，还有人在策划另一次“触及灵魂”的教育。这还了得！我真的很生气。顾不了什么“老右倾”“叛徒”这些屁帽子，我决心要为他们讨个说法，要制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我很快找到在我们学校培养学习的解放军班的学员韩某某。这个班在学校有一定的影响，而韩本人运动前是学校的学习标兵，运动中在一个“同意我们的观点不同意我们的搞法”的组织中学习造反，是双方都能认可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韩很赞成我的观点。我们决定先找几个被打的师生调查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写份报告表明我们的看法。
　　第一个接受我们调查的是林老师。他躺在学生用的高低床的下铺上，手还护在腰部，脸白的象张纸。靠门边的一个煤油炉上有个正冒着热气的罐子，使满屋子都是中药味。我和搭档坐在林老师对面的床上，我讲的什么已记不清了，但林老师的几句有气无力的话，今天还不时在耳门响起：我应该打的。同学们触及我的灵魂，是帮助我，帮助我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没有再说什么，退了出去。第二天，学校大字报栏的中心区，醒目地贴着我的长达十几页的《关于我校八月十日打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具体日期可能不准]。里面有这么些标题：1、事件的经过；2、被打的是什么样的人；3、打人的是什么样的人；4、为什么打人；5、我的态度。在这份报告里，为了顾及革命造反派的正面形象，没有点名。可我在第三个标题下，不客气地指出打手中有出身不地道者，并且在第四个标题下祭起一支杀手锏：搞阶级报复。这支杀手锏在那个年代是宝中之宝，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属“红五类”的特别怕这玩意儿，不光是怕，还过敏！我们自己一般是不提这四个字的。到签名的时候，韩某某退却了。于是最后就我一个名字签在上面。不过，我的名字在当时的武汉外专，影响还是蛮大，因为我对学校革命造反的舆论鼓吹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因而这份报告，为学校运动的健康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小的。

二十六、抢枪时节

　　文革中最愚蠢的决定莫过于让造反派去抢枪。我想这决不是毛泽东作出的，或默许的。他老人家再糊涂也不会糊涂到这份上。
　　那个晚上学校又是紧急集合，言明是去抢枪，以“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头们是这么动员志愿者的。我一声不响的回到了宿舍。我反对文攻武卫，更反对抢枪。只可惜持我这观点的太少，宿舍空空的，都上了那几辆前往抢枪的卡车。半夜，我被喧闹声弄醒，原来是战友们凯旋了。果然统统搞到了枪。不过看去都不怎么样，不是新的，不是先进的，连刺刀也不是明晃晃的；只有老班长一人搞到一支手枪，正在床头眯着一只眼睛兴趣盎然独自练习着哩。第二天听说，他们这次是去抢了湖北军区的一个军火库。问题是他们不是第一批去的，也不是第二批去的，反正到他们去的时候，军火库已没什么警卫了，“家伙”剩下的也没几支像样的了。
　　武汉地区由于七二0事件，问题解决得相当彻底，因而那怕抢枪高潮期间，也未曾发生过象重庆等地万弹齐发、炮火连天、前仆后继那种可歌可泣的战斗画面，可玩枪走火、流弹伤人的事情，倒是屡见不鲜。我来直蒲圻的高中同窗，团支部书记魏某某，考进华中工学院后，思想进步，学业专精；文革中亦识时务，顾大局，长驻黄石指导当地的文化大革命。那天几个人在办公室开碰头会，旁边一个正摆弄手枪的也不知是第几号勤务员没想到里面竟然装有子弹，对着他的战友们扣动了板机。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面前的一个仰面倒下，哼都没有哼一声，跟着倒下的是我那昔日同窗魏某某，子弹从前者的脑袋穿过再穿过他的心脏，他只对周围几个惊慌失措的战友说了声“快送我去医院”便断了气。屈指算来，魏同学作古已四十年矣！
　　那晚学校又组织批斗会。这次批斗会的一个创新就是会场外设有荷枪的造反派站岗。站岗的就该雄赳赳气昂昂规规矩矩的站好，他们那受过这种训练？兼之又是第一次背那玩意儿，似乎很难为情。结果看去学生不像学生，大兵不像大兵，土匪不像土匪，打劫不像打劫，硬是几个人见人恶的二流子。而会场里面，以往徒手站在批斗对象旁边的守卫人员这时也背上了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熟得不能再熟的老师同学，几个看守互相打量着各自的熊样，尴尬得忍不住好笑。下面的革命群众，开始见枪，还多少有些紧张，及至以后，越看越觉得那几个特别像电影里的匪兵甲匪兵乙，有的便吃吃笑出了声。这样的批斗会由于搞的过于频繁双方本来就腻了，台上台下如此一搞，真的是弄巧成拙。待第三个发言者喊完口号，主持人便抢在第四个发言之前上台，高声道“今天的会开的很好！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这样的会，我们今后还要多开！现在我宣布，散会。”
　　没过多久，部队宣传车开进学校，反复播放收缴被抢武器的通令。——上面终于有人想过来了：枪怎么能说抢就让他们抢呢！

　　二十七、无聊、无奈的日子

　　到了九月，武汉除了上面各种力量——主要是造反派之间——为不久将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几把交椅争闹不休外，下面倒平静了，或者换句话说，都没什么事干了。中央到是及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斗批改三个阶段的批判阶段。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刘少奇和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对象就多的去了。从中央到地方，到本单位；从文化领域到教育领域，到体育领域；从工业战线到农业战线，到军事战线，随便挑一个，一批，一个系列拿来做靶子，都行。开始我们还真当事，找的找资料，写的写稿子，抄的抄大字报，刷的刷糨糊。短的没人看，认为是敷衍之作，就写长的，分量重的，也没人看，认为都是些空洞得不能再空洞、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内容。那我们就想法在形式上下功夫。我们不再出一张张的大字报，而是出定期的有刊头有插图的《大批判专栏》。第一期看的人还真不少，第二期就没几个人看了。第三期是活见鬼，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请都请不来人看。也难怪，刘少奇离我们远着呢。我们学生跟他有多大的仇恨呀？说他是叛徒，打倒不就得了。打倒不解恨，那就批。全国人民都张口骂几句、都动笔写几篇[口诛笔伐]，可以了。非得天天批月月批上半年批了下半年还批，头年批了第二年又接着批，腻死人了！烦死人了！所以，大字报没人看了`，不多时，大字报也没人写了。学校的头目，跟着也懒得布置了。
　　这期间，中央又相继揪出了两大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杨余付，王关戚。都是三人组合，都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前者在部队手握重权，命系三军；后者是中央顶级幕僚，核心党羽。尤其是王力，因七二0红透内陆港澳台，欧美亚非拉。这才几天，说倒就倒。固然扯得上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决策，手段果断；可惊谔之余，便不由得生出好多想法：老人家是不是真的“人老了，弦调不准了。”文革照这样革下去，反革命越革越多，最后老人家周围还会有几个正革命？再说，都是反革命，都想篡党夺权，老人家还能活到今天？自然这些想法只能深深埋在心里，滴滴不能泄漏。否则，就是一个活脱脱、死定定的现行反革命。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过。这可不象现在的五一、十一长假，老百姓既玩了个痛快，又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也不象暑假寒假，学生休养生息，于身心健康有百利无一害。而这无休无止的日子，实在难过。每天吃罢早餐，就闷坐着，不知道该干什么——也真的没什么可干。校园里没大字报了，有也没人看；没什么大小会了，有也没人开；没什么行游了，有也没人参加。那怕象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这种雷打不动的庆祝游行，一开始人就不多，游不一会溜几个，游不一会溜几个，路程未游过半，锣都没人敲鼓都没人捶了。
　　这个时期，能抽烟的都学会了抽烟。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满校的大男大女们竟极少利用这段时间来谈情说爱，寻花问柳。一个个宁可在宿舍里傻坐，而不想方设法在外面磨。可以说，这个时候只要你对异性有兴趣，只要稍用点心思，别说一个，十个八个都是手到擒拿。
　　十月十七号，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发的倒是时候，问题是随意性太大。说复课就复课，哪那么简单？教材都没有，课怎么复？还有教师，前期几乎个个批得一塌糊涂，立马上讲台，双方心理都难适应。更主要的是好多地方根本就不具备复课的环境，因而当有人提出“中心是闹革命”，复课次之以后，就没有人理那个茬了。结果“通知”不了了之。日子又回从前。

　　二十八、《五七探索队》

　　在彷徨、无奈、期待中迎来了一千九百六十八年。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千篇一律、言不由衷、很有点肉麻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人民日报》那典型党八股的应景之作“万里长江展宏图”，主席台上一溜排一溜排的委员，并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些微的变化，更没有注入丝丝的活力，我们依然生活在浑浑噩噩又无可奈何的状态之中。邻班的同学竟然弄来一副几十年几乎绝迹的麻将，七八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摆开架式学习着，研究着。我不甘沉沦，独自找来几本马列的原著：《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列宁论“左”派幼稚病》，认真的啃。心想开卷有益，学习总比枯坐着强。真的学起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比古文还要难得多。把一句话搞明白都得费去好多的精力。可我居然像一个在党校进修的模范学员，不间断地用去一个月的时间将它们囫囵吞枣的吃进肚里。
　　三月初，校革命委员会成员邬某某想组织一个《五七探索队》，希望能通过几十个志同道合者艰难的探索，找到一条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的道路。邬某某是位勤思索、有理想、表现相当出色的资深造反派，在同学中颇具号召力。他这想法很快得到那些想在苦闷中自拔的同学的响应。我没怎么犹豫就报了名，同班的还有三男一女四个同学。在一个春光明媚、莺飞草长的三月天，由邬率领包括三个老师、四十个学生组成的全属自愿的《五七探索队》，打着队旗，坐着卡车，离开武汉，来到几百里之外的大冶县金牛区南城公社的一个大队。这个队是个拥有数百户人家的自然村。我们住在一栋老式民居里。内有中堂，厢房，天井，厨房。初来乍到，又是花香鸟语的季节，我们个个到感到特别的新鲜，异常的兴奋。有的将带来的手风琴拉响，我和十几个同学登上村对面的小山包，寻花草，看落日，指指点点。小资产阶级阶级情调，流露无遗。我很奇怪，这种东西，怎么就如此顽强地附在人身上？要知道，我们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把资产阶级的一套批的体无完肤，还顺带把它的弟弟——小资产阶级的一套，也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第二天一早，便开始了我们的“探索”生活。七点整，举行庄严的“早请示”仪式。程序如下：第一、在副队长口令声中，我们站成了两横排稍息立正；第二、副队长右手将红宝书举过头顶，张口诵道：“祝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全体队员一边将红宝书按30度角幅度在头顶有节奏挥动，一边齐声高诵：“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副队长：“祝福我们的林副主席——”，全体队员：“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手的动作则复制前面的。第三，也是最后一项，在副队长的导引下，一起朗读毛主席语录，多少由他定。仪式过后一般还添加邬同学讲话，时而是有准备的，时而是即兴的。
　　学农属探索教改的必修课，这点是大家的共识。我们到南城没几天，插秧季节接踵而至。而插秧是所有农活中劳动量最强、痛苦指数最高的活路。一天干下来，腰几乎断成两截；连续插秧几天，想死的念头都有了。自然，这么说多少有些夸张。毕竟季节过后，探索队仍然满员，未伤亡一人。然而，大多数人出发时那种踌躇满志、浪漫阳光的心情，则烟消云散了。而更严肃的问题在以后的日子里，益发凸显出来。教学改革这么浩大的工程，我们这几十个人承载得起吗？我们有这个充分准备吗？事实上，连一个象样的可行性的课题都没有。学农不能说与教改无关，可天天干农活也决不是教改呀。并且，我们有扎实丰富的专业知识作支撑吗？老实说，也没有。因此，认真分析起来，这支小分队的组建虽然充满热情和进取心，却是盲目的，结果肯定是失败的。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你一下我一下的调着收音机的旋钮，突然里面响起久违了的《解放军进行曲》。雄壮的吹奏乐刚过，就听到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呼叫：解放军之声广播电台。解放军之声广播电台。接着在强大的干扰声中，我们听到播音员急促的象是赶时间的讲话：把刘少奇同志打倒是违反宪法的。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毁灭文化，毁灭文明。我们没敢继续听下去，关了收音机。都没出声，都被镇住了。我闷坐在床上，呵！还有这么看文化大革命的！还有这么看刘少奇的！还有直呼伟大领袖其名恶毒攻击他的！一夜没睡好，总在想那几句话。以后，我们几个又偷偷摸摸地听了几次。可惜那个台不好找，找着了干扰声又太大，加之我们自己做贼心虚，所以总是断断续续，没一次是完整的。不过，若干年后，别人可没管这些，揭发我收听敌台的信件，一封又一封寄到我工作的单位。结果让我差点脱了两层皮。这是后话。
　　两个月后，我们结束了探索生活，一事无成地回到了学校。
回校不久，就深深卷进了校内两派斗争的旋涡。这次斗争实质上是那种最无聊的造反派之间、严格说来就是几个头目之间争权夺利 “狗咬狗”的斗争。不过双方都标榜自己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己是为捍卫正义而战。我是6504班“革命领导小组”成员，斗争胜负于我本人、我们班无任何意义。可是我却坚决地参与进去，唯一的原因就是出于那种“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哥们义气。这种斗争极象一千多年前三国古战场上的拼杀：双方出阵舞刀弄枪、大战几十回合、头破血流的是大小将领，而千百万士兵是旁观者；到了胜负已定，一方才摇着旗呐着喊冲向另一方。事实上，这次派性斗争两方面加起来也就是几十个骨干分子。我们的对手仅仅炮把来人。可这些同志都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能量大，影响广，战斗力强。因之整个校园立马给闹的风风火火，乌烟瘴气。各种大字报又贴的到处都是，久不召开的批判会，申讨会，誓师会，对质会也一场接一场的上演；抢夺广播台，出动宣传车，使人感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第二次又开始了。处在这次斗争风口浪尖上的两个核心人物，是敌我两方各自死保、又是对方坚决要打倒的老干部。一个是前校长刘某，一个是前党委办公室主任孙某。文革初期两人都被打成黑帮，尤其是校长，铁定的走资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风起云涌之际，造反派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把他们解放出来，以后又结合进校革命委员会。如今再把烧饼翻过来，不仅“走资派”的帽子戴回去，“反革命黑手”，还有不远千里万里外调弄来的鬼才知道是真是假的“叛徒”“特务”的帽子也一起戴在刘某孙某的头上。而这两位开初还积极投身派性争斗的老干部，此时又重新找回了那种前怕狼后怕虎、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度日如年的感觉。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队并不只是工人，相当级别的解放军干部是其各机构的当然领导。这一决策是英明的，尽管时间晚了点。它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迅速将全国各大专院校内正熊熊燃烧、闹的校无宁日的派性战火扑灭，恢复了基本的正常次序。不久，我们学校开进了一支由一位解放军团长率领的一百余号队员的工宣队。这支工宣队分成了几个机构：指挥部——基本上取代了校革命委员会，教师，后勤，65级，各设一个领导小组，每个班的领导小组不动。由于工宣队的到来，内战嘎然而止，以至分到各班去的工人师傅无所事事，只好领着我们天天学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相关的毛主席语录。日复一日，烦不胜烦。教师则又迎来了一个难捱的日子：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扎扎实实地展开了。虽然欢迎学生踊跃参加，可无论那一方都不吭一声，不写一字——都厌透了，都看穿了。不过教师自己到在工宣传队的策动下搞的钉是钉铆是铆，个个交代，人人过关，不到月余，一个南下干部吃不住劲，上吊自杀。这是我校文化大革命中仅有的一例非正常死亡。
　　六八年底，我们在日日盼夜夜想的期待中，等来了毕业分配。说是分配，也不完全是，叫接受解放军、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的去向有两个：部队农场，农村生产队。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了前者。两个月后，我们离开了武汉外专，离开了武汉，也离开了武汉的还在继续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着遗憾，带着希望。

　　三十、三言两语说文革

　　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总统布什认定伊拉克有毁灭性的化学武器，是世界恐怖组织的源头。待尘埃落定，几乎是掘地三尺，不仅没有发现什么化学武器，就连后者一说，亦证明是子虚乌有。而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惨重的。我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直建国后形成的极左思维定式，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之后，非但不认为社会需要和谐稳定，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反而觉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三家村、四家店、阎王殿星罗棋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众多部门，甚至身边就可能睡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于是悍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后，从毛泽东去世，到四人帮倒台，到一批又一批的干部解放，一个又一个的冤案平反，我们才发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一个都不成立！没有阎王，没有小鬼，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可十年间，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起伊拉克战争中伊美两国人民损失加起来，不知还要惨重多少倍！
　　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残酷地摆在我们面前：是什么原因能让毛泽东一人就制造了这场中华5000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浩劫？在长达十年的历程中，在文革的弊端日渐显露、祸害愈来愈烈、死亡越来越多时，在他周围的大员中，包括在我们美好记忆中的很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全国十三亿人的楷模周恩来，竟没有一人在毛泽东面前从容建议，据理力争，拼命死谏中止文化大革命，更不说摇旗呐喊、呼风唤雨、唯恐天下不乱的四人帮、林彪这些人了。
　　毛泽东建国前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就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周期率问题时，他说的是多么好、多么令国人鼓舞呵！“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他说到却做不到。人民心中的金口玉言，毛泽东完全不当回事。民主，他口中以后也说过无数次，而事实上，他当然不给他的敌人一点半点，就是他的朋友同志，他治下的十亿子民，也不给。以大反封建主义专制独裁、追求自由民主、建立新中国而号召天下的毛泽东，掌权后，竟然心安理得的走着历史帝王的老路，“朕即天下”，“一句顶一万句”，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精心营造的这种政治环境中，谁个敢监督政府？1957年，他心血来潮，一而再、再而三的号召知识分子起来“负责”，给政府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都知道了：50万人入了另册。要是把他们家人算进去，数字就更大了。接踵而来的59 年的庐山会议，随着功勋卓著、刚直不阿的彭德怀的倒台，政治环境愈加恶化，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民主空气，荡然无存。有趣的是，中华民族受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和熏陶有几千年之久，这中间虽然有不少仁人志士反封建，倡民主，但都是被窝里面的虱子，顶不起来。因之老百姓——也决不仅仅是老百姓，对专制独裁，能够迅速摆正位置，调整心态，从容面对。如是，毛泽东天马行空，高高在上，为所欲为，便在情理之中了。
　　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近一千万人被斗死，被打死，被杀死，被逼死，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死者长已矣。而活着的人，在那十年中，个个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完全可以这样说，十亿人中，没有一个受益者。叫人恨得牙痒痒的造反派，其实是受害最深、下场最惨的一个群体。运动开始，他们响应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号召，革命造反，这中间他们不怕担风险，不怕遭迫害；而毛泽东依仗他们，打倒了他想要打倒的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他称之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试想，没有造反派，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下去吗？没有造反派，毛泽东心目中那么多的政敌，倒得了吗？而当时，毛在全国人民心中，是神，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没有一个中国人不说他是忠于毛主席的，也没有一个中央领导不说他是忠于毛主席的，周恩来，这个国人景仰的总理，大限将至、最后一次被推进手术室时，还念念不忘向周围同志声明：“我是忠于毛主席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造反派几起几伏，专门针对他们的斗争，不下数起，象规模浩大的打击“五一六”分子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到文革宣布结束，1978年清理“三种人”时，进入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目，几乎被一网打尽。自然，文革大浪掏沙，造反派队伍确实混进坏人，烧杀抢掠，把他们抓起来理所当然。但是，如果把造反派和毛泽东联系起来，那对这个群体再多些理解，再多些宽容，是不算过分的。
　　至于造反派自己，那种上当受骗、被人利用的苦涩感觉，只有他们自己才体会得出。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 15:52:25

<文革十年我造反>之二
　　军垦农场再教育纪事
　　一、进了军垦农场
　　1968年底，我们65级的专科和64级的本科毕业生，离开武汉，来到8227部队所属的湖北洪湖大沙湖军垦农场，带着36 元的月薪，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部队果然是一个大熔炉。在武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泾渭分明。彼此之间不是怒目相向，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往来。可到了农场，第二天的一个大会，那些壁垒就土崩瓦解了——在大会最后宣布对连、排两级由学生担任副职的名单时，全体大学生都明白了：部队半点、一丁点都没在乎你在学校是什么派，担任什么职务，给文化大革命作了多大贡献或是带来多大的损失。我所在连队学生最高的位置，副指导员，由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党员学生担任，他在学校是一个“铁杆保皇派”[以后一年的军垦生活，证明他这人还是相当不错]，而我校的革委会主任、在武汉叱咤风云的造反老前辈周孔信，当了他手下的一个副排长。特好玩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在学校什么都不是，她自己压根什么准备也没有，竟象是中了彩票一样，被宣布当了连队唯一女排的副排长。
　　时值严冬，大沙湖的老北风，刀子似的呜呜呜地刮着。早晨倦缩在被窝里根本就不想出来。然而“早请示”仪式是准时进行的。不错，仪式已浓缩的很简单了：拿着语录本跟着值日班长齐声“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就OK了。可再简单也不能在被窝里进行。如是哨声一响，大家立即掀被而起，晴天在室外、雨天在床前一字排开。动作再慢、再怎么恋床也要在值日官口张开的那一刹那到位。至于你衣服扣好没有，裤子系稳没有，鞋子是穿着还是拖着，一般情况下是没人追究的。而画像贴在正墙上的毛泽东同志本人，看着这么一个稀稀拉拉、松松垮垮、敷敷衍衍、没有尊敬、没有虔诚的仪式，也只好装着没看着。“晚汇报”既没有官方明文规定的、也没有民间约定俗成的仪式程序。多数是将它揉和进晚上的政治学习中。到农场没几天，从女生排就传出皮肤黑黑、操满口河南腔的连长在“晚汇报”中的内容：我向毛主席汇报。我还有资产阶级的坏思想。我爱人长的不好看，我经常想跟她离婚。——在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大学生面前诉说这些，真不知是何居心。不过，“晚汇报”的核心就是讲真话，跟毛主席讲真话。也许连长是要给他的女战士们树一个讲真话的榜样。[半年后，连长的爱人前来探亲。果然，她确实不漂亮，连长在这期间没朝她笑过。不过我们通过观察后得出结论：她很丑，可很温柔。
　　]
　　初到部队，里面的一些规矩实在叫人头疼不已。首长——排级以上[含排级]的干部都被涵盖在这个听起来象是中央大员的字眼里——一到宿舍，你可得立马起立。正在学习时还将就，有时你在干别的，甚至捂在被里取暖，躺在铺上睡觉，都得起立，那怕穿着一条裤叉冷嗖嗖、傻几几地立在铺上。开始一周的晚上，立起坐，坐起立，立坐立坐，坐立坐立，应接不暇。动辄排队也让我们这些散漫惯了的学生心里堵得慌。去几里外的团部开动员会什么的，排队自然没得说，可到一墙之隔的兄弟排宿舍晚点名也排队，吃饭前也排队，就真是脱裤放屁，多多余了。排队时首长如果来了心情，还得唱歌。好听不好听到不在乎，在乎的是响亮。喊的越高越好。要是齐起齐落的话，就更好了。
　　“再”字组成的词耳熟能详的有“再来”“再去”“再见”等等等等。还有一个蛮熟悉的、以前说起来羞答答现在则乐吱吱的词“再婚”。而“再教育”完全是文革中生造出来的。这三个字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就是：第一次没有教育好，就得来第二次。我们的连首长起初就认准了这种解释。讲话恶言厉色，看人横眉鼓眼。有个晚上指导员在全连男女大学生面前点名时这么说：你们中有的人看见女同学，说句不怎么好听的话，就象狗看见了什么似的。如此侮辱人格的语言他作为指导员都说得出口，可见我们这些进军垦农场的大学生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
　　二、吃忆苦饭
　　林彪时期，部队有好多的与政治相关的发明：在军报上日复一日登载毛主席语录，印红宝书，铸毛主席像章，开讲用会，搞早请示、晚汇报，进饭前念语录，可以肯定地说，吃忆苦饭多半也是部队发明的。想必在部队吃这种饭形成一定规模，产生巨大效益，再流传到社会。忆苦饭不是饭，是各种难吃的东西而以糠为主弄成的糊糊。吃忆苦饭的目的是要你想起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你自己、你家人遭受的苦难，如果能顺便想起现在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忆苦饭都吃不上时，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从而激起对新社会，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无限的热爱。到农场不等半月，为配合下午的诉苦会，我们吃上了忆苦饭。
　　忆苦饭抬来了。大家象平时一样围了上去，操起勺子往自己的碗里舀。有的同学显然想突出表现一下，居然盛了一满碗。此前我吃过不下四次忆苦饭，都不好吃，而唯有这次最难下咽。颜色近乎青黑，粗糠死叶竟然散发出浓烈的霉臭味。我极不情愿地往口里送了一小勺，那个苦，那个涩，那个酸，那敢嚼半下？可那个粗糙，那个粘糊，一口又吞不下去。那真叫造孽！我蹲在路边，正准备偷偷吐出，抬眼看见连长正铁青着脸死盯着我，没办法，只好强行咽下。但我没有再吃第二口，趁连长他们走神的空隙，将碗中所剩倒掉了。事后才知道，这次吃忆苦饭因为是全团统一布置，因而卖猪饲料的地方门差点被挤破。待我们的司务长赶到时，糠已卖罄。而忆苦饭里决不能没有糠，否则“解放前我们吃糠咽菜”从何讲起？于是将地皮上一层已泛浅绿、到处是鞋印的霉糠用铁锨铲起挑回，到入锅中。这种忆苦饭，要是连吃三天，全连学生不死一半才怪。
　　吃忆苦饭的时候，除了舌蕾上、食道上，肠里胃里痛苦的感觉外，再没有其它的什么感觉了。觉悟再高，立场再坚定的人此时决不会去联想解放前怎样怎样，解放后怎样怎样。更何况事前通知你必须要这样想，就象戏剧导演给演员说戏一样。说吃忆苦饭能提高人的阶级觉悟，能越发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完全是一种骗局，是一种伪科学。如果吃忆苦饭真有这效果，那方式还可丰富一些，兴许效果更好。比如打“忆苦棍”，抽“忆苦鞭”，强“忆苦奸”，等等。可叹的是这么浅显、人人明白的道理没人敢出来点破，任由这种无聊的活动、恶心的骗局在军内外肆虐。更荒唐的是有不少组织者把肯不肯吃忆苦饭作为衡量一个人阶级觉悟高低、对毛主席感情深浅的一个法定参数。肯吃，你的化验单上就是阴性，否则就是阳性。那麻烦会接踵而至。
　　诉苦会大家听的多了。所以整个下午无论大会听还是班会讨论，都显得不温不火。正待草草收场时，没想到邻班的一个班长讲着讲着竟嚎啕大哭。其悲痛欲绝状，是我所听不下几十场诉苦会从未见过的。相信其他同学与我一样惊讶。女排战士开始是好奇地朝这边张望，最后终于忍耐不住，打头一两个，跟着七八个，结果全都围了过来。而这位班长并不怯场，依然哭泣不止。这中间他还吩咐一位刘姓同学将他所垫棉絮从铺上抽出抖开示众。有责任心的刘一面还象讲解员似的述说这床棉絮的来历。由于与主人的哭声混在一起，大多没弄十分的清楚。估计是棉絮用过几代。不过我看棉絮旧是很旧，可也没有破的稀烂，比起阶级教育展览馆里摆的同类玩意，还可传承三代，因而教育意义大大地削弱。事实上，围观的男女同学除了惊讶、好奇，都没受到哭声的感染；或表现出对万恶的旧社会愤愤然，陪他一起落下伤心的眼泪。
　　这个班长平时大大咧咧，与我们周围相处十分痛快。完全看不出有多深的城府。这回表演如此极至，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三、我创造了一个记录
　　大沙湖农场是部队围湖开垦而成。它是湖北省血吸虫病的重疫区。这里只要有水，只要有草，就有血吸虫寄生的丁螺。脚移半步，入水三分，都有致病的可能。一旦染病，就好象屋梁进了窝白蚁，一时不死，可健康彻底给毁了。那个年代，从最高领导人到最低领导人，亦或我们本身，大都没把普通人的生命当多大回事；相反，只要你对自己健康、生命稍加呵护，一顶屈辱的“活命哲学”的帽子，定会如期而至，你再怎么推都推不掉。生态环境如此恶劣，可是我们所有“军垦战士”，没一个人说“不”，也不敢说“不”，自然，进来了，不准说“不”。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阵阵暖融融的春风拂面而来，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嫩绿的青草，被风姑娘柔和的纤指轻轻顺向一边；美丽的剪着红尾羽的小鸟，在草丛中欢快地追逐……。这些，使我心头那种有苦说不出，有话无处诉的压抑感，顿觉轻松不少。随着插秧季节来了。这种拼时间、拼体力的繁重农活，使大多数学生谈之色变。我来直产稻区，可怜七岁起就在水田里摸爬滚打。把腰弯成180度，一株一株地将手中秧苗栽入田中——真正的共和国最早的一代童工啊！年复一年。每当我累的腰酸背痛、在田里缓缓将腰伸直、欲哭无泪时，心中就不停地呼唤：毛主席呀！快叫人把插秧机造出来吧。原子弹都造出来了。插秧机比原子弹容易造啊！尽管与我一起呼唤的人全国不下大几亿，可到了1969年的插秧季节，派得上用场的插秧机仍然没有造出来。
　　不过部队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连长指导员在插秧动员会上几鼓捣，就把青年学生心里那争强好胜的火苗“噌”的一下点着了。我没心情，开始游离在那热火朝天的竞赛氛围之外。过了三天，心头那种想必是荷尔蒙所激发的想表现、想一鸣惊人的愚蠢欲望终于按奈不住。我决定拿出从七岁就练起的异常过硬的本领，整个记录，展示展示，为我所在的一排争个光，得个表扬。我主意一出，班长排长特别的支持，并应我的要求派了一个专门送秧的。第二天，天气晴好。我选了块面积1亩2分的白田。水深、土质十分理想。我涂好预防[血吸虫]油，下到田中，不大工夫，我便有了感觉，进入状态。我右手将秧苗近乎无声——象跳水运动员一样：入水水花越小，本领越高——插进田中，握秧的左手顺势往右一摆，姆指瞬间将下一株分出，同时过来的右手接住，再插进田中。屁股随着秧棵直左至右的展开有节奏地起伏，两脚随着行距从前往后的延伸相错地匀速后退，如此反反复复。登峰造极的时候，有生命的左手右手，左脚右脚，上腰下屁股，与无生命的秧、水、泥，配合的真是出神入化、天衣无缝。尤其是手指，那剔秧、入水、进泥的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这么说吧，如今有人一天能打一百多万字，想想，那手指在键盘上是什么感觉？到下午5点光景，1亩2分田插完，行株整齐，秧棵粗细均匀。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营房的。我趴在铺上，只觉得腰、背酸酸的疼，辣辣的痛，仿佛脊骨断成了几截。这时还满身孩子气的排长乐呵呵的奔了进来，一边将我象搓面团似的翻翻的摇，一边高兴的说：我们排今天得了第一。得了第一哇！我心里也很高兴。我说到，做到了。然而，在连长那里，我这1亩2 分的记录，没什么特别的反响。我只是听到他在回答二排副讲他们有人当天插5 分的了不起成绩时说了句：一排还有人插1亩2 呢！连长竟连我的名字都不愿意点出来。事实上，1亩2 分是插秧史上十分了不得的记录。一般人一天插5 分，农村的正劳力可插7-8分，到1亩是极少数。农场的学生多只能插3-4 分。不要看1亩2 分只比4 分翻了不到两翻，它比国民经济总值翻两翻的难度几乎差不多！1亩2分，当时起码是全军农垦战线的记录。如按现在的运作模式，我都可能接拍了几个广告、银子堆成山了。

四、九大闭幕了
　　1969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了。此前相当一段时间报纸电台围绕九大宣传造势紧锣密鼓，十分强劲。到27日晚8时，全国、全世界才知道会已开过。事后有关部门，不少记者喜形于色，认为这次大会保密工作搞的特别出色，从业人员特别优秀。“好多外国记者那些天围着人民大会堂转，就是不知道里面正在开9大。”我倒不以为然。和平时期，党代会有必要那么保密吗？再说，除了一张差不多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的要人名单，几份普通百姓也能依倨套路诌两段的文件报告，又有什么可保密的。确实，当时的党主席毛泽东同志，对“公开、公平、公正、透明”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也适宜治国治党的科学的先进理念，是甚为不屑的。
　　第二天早饭开过，我们便敲锣打鼓列队去十里外的大同镇参加军民隆重庆祝九大胜利闭幕大会。头两天下雨，路上尽是湖区特有的尺把厚象优质面粉那么劲抖的泥巴。你前脚踩下去，后脚硬是象有个人在地里面恶作剧般死拽着，得费好大的劲才拔出来。经常是脚光着出来了，鞋子袜子还在泥巴里跟你较劲。到了会场，整的汗都把内衣湿透。而此时几千人的会场，真是地面一团糟，地上一团糟。想想看：那尺多厚的泥巴，那几千双脚。完全是在烂泥塘里面开会。到处是脚踩泥巴的“呱叽呱叽”声，听得我们自己都不免笑出声来。没有一支象样的队伍，当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把队伍弄成个样。大学生们利用这机会忙着和别连队的朋友同学见面交谈；老百姓更不消说，邀朋唤友声不绝于耳。开会了，因为鼓乐鞭炮声大作。不过仅此而已。以后的这个讲话那个发言，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几千人没有一个人听！——那枯燥乏味的满是最最亲爱、大好特好、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老一套，就是嗓子叫破、喇叭喊炸也没人听。下面照常人声鼎沸，不可开交。假如没有来直湖艺的军垦战士最后的几支独唱独奏节目助兴，那这几千军民风里来泥里去的辛劳，一整天的功夫，统统白搭。
　　不多时候，九大的记录片来我们连队放映。随后便组织讨论。营房里面四个班各占一个角落，大家七嘴八舌，气氛热哄哄的。差不多都是这三点：看到毛主席身体那么健康，心情特别激动；九大的政治报告，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今后我要更加……。我心里也想到了三点，不，是深深感受到了三点，没有讲出来。那敢讲出来？
　　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与整个会场那狂热的气氛，与王、张、江、姚那志得意满的神情，与毛泽东主席那慈祥的面容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坐在右边的几位老帅象叶剑英、陈毅等那冷峻的面孔和严酷的眼神。这极不协调的画面，给老百姓，给共和国将带来的是不安？是希望？还是别的什么？
　　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一夜成名的***，在九大主席台上的表演给我肯定也给很多人留下极不舒服的印象，他那歇斯底里的不停嘶叫“万岁，万岁，万岁”；那不知是真很激动还是假很激动的手舞足蹈。电影中的毛泽东同志，虽还不是风烛残年，可也是老态龙钟。尤其是那牙齿似乎完全脱落形成的上唇包住下唇的习惯性动作，那不时出现的不太自然有些僵硬的微笑，都在昭示国人：仅就身体状况而言，毛泽东同志已完全不适宜继续担任党主席这个关系国家兴衰、关系国民命运的重要职务。可此时的毛泽东，这位已76岁的老人，根本就没朝这方面去想。他在严防死守最高权力的同时，不断指责有人要篡党夺权，挑起一轮又一轮的所谓路线斗争。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最紧迫、最明智的任务不是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去打倒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要敦促毛本人把权力主动交出来，使国家能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泥坑，摆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困境。
　　五、人人过关背靠背
　　插秧刚完，累死累活的我们还没有缓过气来，在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里面进行一场思想清洗的斗争开始了。其目的是要彻底、挨个地把大学生从里到外的检查一遍：这个人思想上，行为上有那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是敌我的还是人民内部的？搞这场斗争的决定应该是中央有关部门作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伟大战役中开辟的一个新战场。
　　这次斗争与建国以来大大小小不下百次的斗争比较起来，有几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一、它把进场大学生这个硕大的群体通通作为斗争的对象，半个都不落。这与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所习惯的、所期盼或恐惧的斗争程式：先物色左派开小会，以他们为骨干发动大多数检举揭发右派，接着大会斗小会批，进而孤立这一小撮，最后将其打入另册，完全不同；二、斗争方式极为单一，采用背靠背——也就是交待自己问题的同时，检举他人的问题。然后将材料收拢归类，由有关方面派人内查外调，作出结论。以往运动中那些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形式，比如控诉、声讨、对质；扎根串联、忆苦思甜、杀鸡吓猴、文攻武斗等等，都没派上用场；三、时间短。绝大多数学生一个星期后便进入了正常状态，不到3%的重点人物稍晚一点解脱。
　　不要小看“背靠背”。字虽三个，然而威力好大好大。毛泽东建国后所掀起的一场又一场的阶级斗争，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和正在进行的已经搞了三年仍然没有尽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那一套一套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特别是“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个好记易背祸害也无穷的七字句，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彻底摧毁了彼此的信任，扭曲了人世间的亲情友情，其程度之深，以至于出现运动中妻子揭发丈夫、父子反目的咄咄怪事。背靠背，就是在这么一个社会人文环境中，大行其道，屡试不爽。三天的背靠背开始了。我们或坐在砖砌起的凳上以铺为桌，或干脆坐到铺上背靠着墙，放在大胯的被子上面摊着连部发放的公文纸。营房里面气氛凝重，鸦雀无声。此时的我思想斗争还真的不轻松。文革中或追朔到我的少年、童年乃至孩提时期，拿得出手的罪恶行为还真的没有。可有那么两条硬是要把我往敌对阵营推的话，那结果还真是个变数。交不交代呢？不讲？背靠背太厉害了。别人肯定会检举。思前想后，干脆，竹筒倒豆子，争取坦白从宽；也免得日后从早到晚心里疑神疑鬼，忐忑不安。主意拿定，便一鼓作气，奋笔疾书，第二天誊清交给不时在我们周围咋唬“你们每个人的情况部队清楚得很。现在只是给你们一个争取主动争取立功的机会”的排长。材料里最重要的三条如下：1、[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这是最要命的的东西。在学校组织的《五七探索队》里发生此事。一个人听就不得了啦，集体罪加几等[倒底是一等还是二、三、四等，显然看我们的态度]。我加个括号，是想模糊“集体”两字的概念，[因为听的人也只四、五个]，认真的斗私批修心里还是有欠老实的成分；2、在学校的宿舍里，有天我在看书，何同学拿着一块“忠”字牌进来，告诉我大家都在教室里做。我把牌子看了看，说：做这些有什么用，象个苍蝇拍。当时只有我与何两个人，确实是天知地知。为这一条可怜的我在交代还是不交待真是绞尽了脑汁。何与我在文革中患难与共，同志加兄弟，可我还是怕他将这有价值的可将人置于绝境的材料检举出去邀功；3、1968 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侵略行径。我在日记里认为：1956年，匈牙利发生政治动乱，是我国政府要求苏联出兵前往干予，如今捷克发生的情况与当年匈牙利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而我们政府的态度判若两人，我很不理解。这最后一条，是写在日记里，好象没有与谁有过交流。我居然也如实供出。我的那个胆子呀，唉！事后不几天，我们原6504班一些同学在一起谈到这场“背靠背”，我提到我交的材料，他们对后两条竟全然不知，何亦如此！我当时想撞墙的心情，想必网友都理解。
　　我们连队最后有两个重点人物。一个自然是周孔信。另一个是华师的一个女生。她就是一句话：都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怎么总还是觉得我的娘还是亲些。应该说，这可是一句大实话。然而，这句话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稍微往纲上一提就是反对毛主席。更何况，这女生的母亲，是一个资本家的老婆！兄弟连队有一个重点人物如今想来是最好玩不过的了。大年初一，早请示照常举行。他因为是过年，吃鱼吃肉，特别的幸福开心，听到班长哨响，掀被而起，学着《智取威虎山》里土匪的腔调，长吆一声：“给三爷拜寿罗——”。“三爷”是座三雕，早请示要面对谁？毛主席！你说，你说，就是把这个家伙立即拖到门外毙了，该啵！该！
　　这场背靠背，似乎没有动进场大学生一根毫毛，那怕是重点人物。我们差不多都这么想。其实，材料都经过认真的整理，不少都动用人力物力财力经过仔细的外调核实，然后作出相应的结论，放进档案。到我们走进社会，正式参加工作，住进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才知道那些材料的厉害。

六、长江溃口
　　七月中旬，头顶上的天破了似的，日夜的倾盆大雨，田间薅草时，水柱抽在身上，还隐隐作痛；下上劲的时候，但见一片雨蒙蒙雾蒙蒙，能见度大大的降低。甚至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待我们中有的地理水文爱好者提出离营房仅几十里之遥的长江大堤有溃口的可能性时，这种恐惧一下子就清晰、鲜活、膨胀起来。接连几个晚上，好多军垦战士都做同一个梦：滚滚洪水汹涌而至，自己在旋涡里挣扎……。十七日晚，睡梦中突然哨声大作，连长急促地命令：长江决堤！紧急集合。我的心，所有同学的心，一阵扑通扑通的跳。我匆忙将背包打好，跑出宿舍，站到队伍中间，随即惊慌失措地在连长带领下摸黑沿着机耕道往北一路小跑，竟然都没声响。半小时后，发现又被带回了连队，才知是搞演习，虚惊一场。指导员随即要求会游泳的报名，然后在班长的组织下三人一组，生熟搭配；再命令部分人员利用汽油桶或别的东西建造筏子，以备急需。用今天的话来说，弄了一个“应急预案”。
　　随后的几天，雨完全停止。火辣辣的太阳，一天比一天烤人。我们想，危险过去了。
　　七月二十日晚，熄灯号刚过，我们临睡前还在铺上各自想着心事。短促的紧急集合哨声骤然响起。跟着是两声清脆的枪响——来军垦农场半年多，还没有听过枪声。大家跑出营房，又见到有战士骑马奔驰而过。异乎寻常啊！指导员在队前讲话声音都变了：“大家听着。刚才接到团部命令。长江大堤今日凌晨决口，洪水正往我们这个方向扑来。我们必须立即撤到安全地带。这不是演习！现在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回去简单收拾物品，不能带走的决不要带。另外，有8个同志留下来，负责清理连队重要物质，最后撤退。现在我宣布名单。”5分钟后，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慌乱惊吓，快步朝北转移。我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洪水是否已追到身
　　后。我除了肩上的背包，内衣袋里不足100元的现金，手里还提着托同学从湛江千里迢迢寄来的湖区缺不得的深筒胶靴。其它的，统统放在一个肥皂箱里，留在营房里我那不足1米2宽的铺底下了。等到了安全地带，也就是长江大堤上，东方已露鱼肚白。兄弟连队，各处老百姓，纷纷涌向大堤。人声鼎沸，夹杂着鸡鸣狗叫，牛哞猪喊，那才是“兵慌马乱，一塌糊涂”！上午十点光景，一架直升机朝我们这个方向飞来。它在上面盘旋一会，越来越低，最后轰鸣着在我们下面的一片乱石滩降落下来。大家跑了过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穿着白的良短袖衬衣的干部从飞机上下来，随后的秘书模样的军人向周围的军垦战士高声说：大家听着。这位是武汉警备区司令员赵奋同志。他有话跟你们讲。赵奋也没讲什么客气话。他听了我们还有很多物品扔在营房里的时候，说：你们赶紧回去抢东西。还来得及。我们在飞机上看清楚了，洪水到这儿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听了他的话，也没有谁组织，大家纷纷朝营房方向跑去。我没动。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我怕扛着个肥皂箱子跑不过洪水。再说，箱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象几件换洗衣服？象两本密密麻麻的文革日记？象全套的《革命造反报》？要是说那个由十几块粗糙松木板条钉的肥皂箱几十年后价值一百多万元人民币，打死谁谁都不信。你把我撕成碎片，扔进脚下滚滚的洪滔，我也不信。可是，这是真的。——在我那日记本里，夹着一幅我在学校后勤办公室邮政代办处买的、当天发行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四联张邮票。
　　中午，天空又有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到我们都能看到飞行员的面孔时，一大包一大包的东西抛了下来。随着“乓乓”的闷响声，我们上前抢到一个大包。七手八脚将其弄开，结果叫人大失所望——没有好东西，全是暗黄色的油饼。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冷的，石头般的硬，便随手扔掉。虽然一夜间成了灾民，可我们不缺吃。连队伙房照常开伙。非但照常，而且打牙祭。连队的猪在堤上不好喂，杀了。昨晚转移途中，别连队的一头大肥猪仓皇中跑了进来，饲养员顺手牵上。在堤上怕有人来认领，趁乱也杀了。
　　当晚在堤上露宿。听着面前叫人提心吊胆有如千军万马的江涛撞击大堤的声响，想象中一旦屁股下面的大堤也突然“轰”的一下被冲垮会是个什么场面，哪里还睡得着？一直到21日凌晨，才迷糊着打了个盹。天大亮了。我起身已觉昏昏沉沉，站立不住；摸摸额头，竟烧的烫手。在同学的搀扶下我被送进设在堤下的团部卫生所。一查体温居然高到40度。最要命的是我不敢打青霉素，这唯一的特效药。——67年我在学校打青霉素时失去了知觉，差点点把命没了。奇怪的是医生竟不知所措，更奇怪的是他们除了给我口服药外，对如此高烧病人没有输液。[如今你进医院那怕手被蚊子丁了一口，必定有三天医疗捆绑输液的待遇。]我混混沌吨中不知过了几天，直到师部医疗队下来，积极与几个地方医院联系，找到了能替代青霉素的药品，及时挂瓶输液，已达41度的高烧才缓缓回落。命被检了回来。
　　为这场大病，我以后还专门查了不少资料，请教了医生。那不应该是重感冒，重感冒不至于如此凶险。极可能是血吸虫病急性发作。这是我们农场所在区域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七二0，对湖北人民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日子。
　　七、休整
　　在长江大堤上熬了半月，军垦战士奉命转移休整。那天下午4点，我由几个战友用担架抬着从师部医疗队上了停靠在江边的轮船。病号住进了很舒适的三等仓。船到武汉港，等在码头的救护车又把我们送到解放军汉口161医院。也奇怪，病到医院，竟好了大半。当晚常规检查，半个月都没正常过的体温居然正常——这还没开始治疗。尽管161那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特别诱人，个个靓丽一口悦耳京腔的护士特别恋人，三天后我还是得走人。病痊愈了，没有理由赖在161。
　　我们连队被安排在安陆县伏水镇附近的一所中学休整。军垦战士获得了分期分批为时一周的探亲假。不久，卫生部门为农场所有人员作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事关健康大事，男生女生都还是不嫌麻烦将大便样品用废纸小心翼翼地包好、多少有些难为情的放到准备好的篾篓里。连送三天。一旦通过显微镜发现血吸虫卵，即通知样品的主人到指定部队医院治疗。我应该是铁定的、“我不是，谁是？”的血吸虫病患者，可居然没有查出。是我平日下水前涂预防油特别的到位，还是血管里的害人虫那几天懒得排卵，不得而知。可我失去了那么好的治疗机会。我探亲归队时顺便去过离我们家不远的解放军195医院。在那里治疗血吸虫病的同学虽然打锑剂很痛苦，还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总的看来，都很开心。见他们与护士们有说有笑、打的火热的场面，心里好生羡慕。
　　二十天后，进行打靶练习。却没有搞军训。照道理利用这段时间搞军训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没有。没有那枯燥的队列练习，特别是那分解动作繁琐、轻易学不象的正步走；也没有那艰苦的葡匐前进和负重急行军等课目。即使是打靶练习，管理也相当松懈。开始都还新鲜。卧倒呀，瞄准呀，击发呀，可认真哩；枪发下来，抢抢的背，抢抢的擦。两天一过，兴趣索然。也难怪，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没完没了的卯练，卯练，谁受得了呀。好不容易等来了实弹射击。一人九颗子弹。手里握着子弹，心中有些害怕。这与开枪杀人自然相去甚远，可也不是我小时候玩弹弓、打水枪能比的。起始两枪虽说有点紧张，可感觉还行。跟着越打越好玩。最后几枪，那枪托撞击肩膀的后坐力，竟带来一种莫名的快感。可惜九颗一下子就打完了。
　　在那所破败的中学呆了一个月后，仍不见什么动静。正当年华，没有事业的召唤，没有进取的希望，也没有爱情的滋润，一股何日是尽头、前途渺茫的悲观情绪渐渐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顿顿东瓜、愈来愈差的伙食，使这种情绪又渗进了烦躁和不满。连长指导员是称职的。他们没有开大会批判这种“不健康”的思想而火上加油，只是在下面相继找人谈心，好言相劝，尽力将这种不稳定态势缓和下来。
　　由于生活的极端枯燥乏味——没有事干，没有书看，没有歌唱，没有爱恋，更没有文艺表演。所以那天听说有个剧团晚上专门来连队为军垦战士演出京剧《红灯记》，我们个个是欢呼雀跃，平常大家难得一见的笑脸，就象春天的花朵一夜之间都开放了，灿烂得要死。我很喜欢京剧，钢琴伴唱《红灯记》里所有的生旦唱腔我统统会。有两段我唱时，自己都觉得声音铿锵入耳，表情神彩飞扬。晚饭不到，大家一面准备看戏时的坐具，一面在议论剧团会来几辆汽车，铁梅会漂亮到什么程度，李玉和与钱浩亮相比会不会有高低？晚饭开过，竟然发现应该喧闹的操场没什么动静。连搭台的也没有。过了一个时辰，竖起耳朵也未听到剧团汽车的马达声。看来日期搞错了。我们正悻悻然在教室改成的寝室里发拿骚时，突然通知进场看戏。那个惊喜，那个激动，没得说的！待我们拿着各色坐椅赶到操场时，心里一下子——硬是一下子就凉透了。什么剧团呀？圈地为台，几个衣着彻底农民模样而脸上抹的花里胡捎的人正给一盏煤气灯嗤拉拉打气，连第二盏都没有！这唯一的一盏也不是什么好鸟。一下明一下黄一下黑的，似乎它不是来为演出照明而是来指挥过往车辆的。那个什么京剧《红灯记》就千万别提了。搞成猴屁股脸的“铁梅”一开口就要你替她羞的直往地缝里钻，瘦长瘦长蛮象根钓鱼杆的“李玉和”，提着把马灯在“台”上晃来晃去手不知往哪儿伸脚不知往哪儿抬，呕得你恨不得将他一把拽出圈外。为改革京剧花了不少心血的江青，要是看了这场《红灯记》，不晕死三次才怪！
　　八、修堤的日子
　　两个月后，我们坐上了集装箱式的军列一路北上，傍晚到达襄樊，在那宽敞无比满眼上下铺的兵站睡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又搭上小火轮，顺汉水南下，深夜到达钟祥石牌，令我们感动不已的是，当地村民披着衣服，打着火把，沿途给我们照亮引路。
　　我们新的再教育基地刁叉湖军垦农场营地设在一片山包上。前面是波光潋潋的刁叉湖，后面是一马平川的沃野，一条小河直北蜿蜒而来，河上几个社员驾着小舟在驱使鸬鹚捕鱼，景致真的不错。当地百姓讲话时频频出现的、泥土气息很浓的弹音，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习休息一个星期后，修堤战役“打响”了。大学生们要沿河北面修筑一道高近4米，宽达十米长到几华里的大堤。目的是确保部队农场农作物在汛期免遭洪水之祸。做到大灾之年大丰收。而河南面是百姓村庄农田，一旦洪水暴发，以往泛至两岸，如今则只朝百姓扑去；以往只一米水头，田里颗粒无收，可农舍尚保，如今要承两米水头，动产不动产将一并摧毁；假如水头达到设计高程，部队农作物依然无虞，而百姓家园陷入灭顶之灾。财产管它动与不动，毁了关系不大，可以再创；人死了也没什么关系，幸存者可以再生。可是几十年打造出的军民鱼水情，也会统统随水而去。这就属于政治范畴，关系大大的，“重中之重”。然而我们部队首长此时心中的“重中之重”，是要立马上项工程，让那些大学生有事可做，不能老闲着。否则会出乱子。
　　我们的劳动工具是扁担、箢箕、铁锨三大件，与一千多年前的万喜良修长城时用的家伙大同小异。修堤本身，是一种无需理化生、无需政语数、零外语的纯力气活。每日天麻麻亮起床，随便的洗漱一下，便吃早饭；接着各自操起工具，走到工地。取土的在河边用铁锨将土铲起送进箢箕，运土的则将其挑到堤上，堤上除履带拖拉机来回碾压外，还有八个小伙子一组抬着夯喊着号子特原始的帮着拖拉机把堤面夯实。取土要求手脚同时发力，当然还要速度。通常是脚不停踩，手不停锨，腰不停曲。尤其是开初，取土处到堤身距离短，我们锨如风动，汗如雨飞，腰似风中残柳。想想看，一天十个小时，连续一百二十天！挑土的一百多斤的重担压在肩上，两脚一路小跑，一天下来，相当负重急行军一百多里！夯土的小伙子更不待言，冬天北风呼拉拉的吹，他们穿着单褂仍然满额头的汗！
　　如此超长的工作时间，超大的工作量，超高的劳动强度，我们得到的报酬是——36.00*30*10——0.12元/小时。而当时急待我们去解放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煎熬的美国人民，大专生就业的月工资一般为2000美圆。折算人民币相当42.00元/小时。谁生活在天堂，谁需要得到解放，一目了然，不容争辩。可气的是我们的报纸电台几十年来偏偏要倒着说，唬得全国十亿人竟都相信自己生活在幸幸福福中。可叹的是毛泽东本人，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主宰者，对他治下的宣传部门、新闻战线如此旷日持久、大规模的作假行为，居然是极力支持极力纵容的。
　　在洪湖接受再教育的另一支兄弟部队，7.20后转移至汉川沉湖。休整后他们也奉命修建一道大堤。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工程更具挑战性，也更具盲目性、破坏性。数九严冬，男女大学生们在齐膝的泥水里，用极其简陋的工具，修建大堤，围湖造田。可怜他们满身泥巴，通体寒气，日复一日，苦不堪言。
　　1970年的春节来了，来得这么乏味，了无生气，以至今天想起，竟没什么可说的。而春节一过，转瞬已是三月。柳丝吐绿。河沿泛青。就在大家看到A堤竣工、担心要上B堤时，突然“在这春光明媚的大好时刻，传来了特大喜讯”：在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一律分配工作。部队有关部门令行禁止，从简从快，不出一周，方案下达。叫人难以相信也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个我们除了落下一些病根什么也没得到、军队什么也没得到、国家什么也没得到、只是虚度了一年光阴的军垦农场，大家别离的时刻，竟上演了好感人的一幕：男生女生，军人学生，依依不舍，相拥而泣；我们的车开动了，两个排长，像小孩子似的，一边跟着车，一边嚎啕大哭……。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 15:55:07

<文革十年我造反>之三
　　大难临头
　　一、遭遇大清查
　　一辆蛮破的汽车载着我们三十几个分往五峰的大学生在高山简易公路上穿行，如牛负重地从这边山脚盘旋一圈又一圈到达山顶，又从山顶小心翼翼地一圈又一圈盘旋到那边的山脚。下渔关，上长乐坪，进老虎嘴，过千丈崖，经炭坳，八小时后到达终点站五峰城。这座县城四周都是高高入云的山峰，县城很像一只大木桶的底，逼仄得透不过气来。城之小，之破败，之冷清，着实令人吃惊。你点支烟，从县革委会大院，过招待所，邮局，汽车站，百货大楼[两层]，饮食店，银行，供销社，三栋吊脚楼民居，再从空荡荡的街道返回，县城就算逛了个遍，那支烟还在嘴里燃着呢。
　　我们一行被安置在县招待所里—两栋两层的石木结构的建筑，从高处看到象两口一东一北摆放的棺材。晚上十点，我们睡的正熟，突然喊声大作，跟着门被猛力推开，灯被刷地扯亮，6.7个男女，如临大敌，拥了进来。一边高叫”起来！起来！”，一边就仿佛翻自己的包一样，将我们的行李统统打开。这些人也不声明自己是干什么的，也不拿出什么本、什么纸之类来证明自己是些什么，就是翻的翻，找的找，查的查。我们措手不及，又惊又吓，惶惶然或站在地上或站在床上，傻看着他们。其中一个白白胖胖戴着眼镜读书人模样的年轻男子，把我那简直不叫行李的行李打开。那家伙果然是个知识分子，他把我的信件竟逐一从封套里抽出展开，细细研读。里面有好几封是表妹写给我的情书。我每次看了还想看。每看一次，或兴奋，或痛苦，或伤感都到极至。有回差点以前额击墙，以利刃穿心。可眼前这个年轻人居然像个受训多年工作多年的铁血卧底，十分的专业，不为里面那跌宕起伏的情感所动，眉头始终蹩的紧紧。信件看罢，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把我从洪湖带来的、只因放在枕头下才没丢的一本文革日记翻了出来。他也不管其他人已经罢手，蹲在地上一页页的翻开，没看几页，便对领队的大个女人说：这日记肯定有问题！说完冷笑一声，如获至宝，带着我的日记本，和那一伙走了出去。
　　第二天知道昨天的清查是全省统一布置的行动，以配合正在举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大清查与抄家是文革中经常搞的革命行动，不过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通过查抄把敌对分子挖出来，后者则是到认定的敌对分子家中通过查抄以扩大战果。两者的搞法、过程、双方当事人的心情大体相同。这样的行动中，清查方最希望、最开心的莫过于搞到铁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证据。要是翻出两本、两页对新社会说了些不得体的话，或是流露出怀念旧社会的情绪，那这行动就称得上是旗开得胜；如果找到“变天帐”之类的东东，那庆功会报告会的规模可达地市级；倘若居然弄到枪支、手榴弹、爆炸物甚至发报机电台之类，我的天！那无异在罗布泊又升起了一朵蘑菇云，绝对会惊动中南海惊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不过也怪，文革十年，大规模、特大规模的清查行动全国不下百次，被侵扰、被迫害的对象以千万计，而成果微乎其微，根本就没听说过搜出武器弹药、或反动宣传品之类的新闻。
　　对自己治下的国民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复的大面积的清查抄，视法律为废纸、把最起码的人权来回的践踏，在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这样的统治者、这样的政府屈指可数。毛泽东，是其中的佼佼者。时下网上许多少不更事的愤青，还在向往毛泽东时代，还在认为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犯罪，更没有贪官，社会稳定，等等。殊不知那种局面，是以千百万无辜人民失去生命，更多的人失去尊严，几乎全国人民失去话语权换来的。这样恐怖加贫困的时代，有什么可向往的？！
　　　二、一打三反
　　在招待所待了两天，那天早饭刚过，有个四十多岁民工模样的男人来到我们的房间，口里叫着“周老师”，当认定是在叫我时，我才明白自己的身份已是一位人民教师了。这突如其来的角色转换，心中不免好笑。来人不是民工，是我所在区的文教组长，蛮大的一个干部。他这是带我去参加全县文教卫战线集中已月余的“一打三反”运动的。
　　是年1月31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遥相呼应”，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其中第二条“……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全国十亿人，想必九亿人听到这里看到这里都会感到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批评”“攻击”“恶毒攻击”之间的分寸在那种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特别的不好掌控，非资深党务工作者很难有这样的素质。我们说[打个比方]，他老婆昨晚红杏出墙，这显然不算恶攻，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可换成“他老婆昨晚偷人养汉”，尽管也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可恶攻的意向就明显了。在那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的年代，不经意的在人前抱怨“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没得穿的”可不在少数。这个时候，一旦点子低，那可是不得了的不得了！说社会主义制度下饭都吃不饱，还有什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语言比这更为恶毒的？你是不是想说：一个制度，连饭都吃不饱，好在哪里？那还要这个制度干什么？！这个杀气腾腾的指示发出不久，2月5日又同时发出两个文件《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如是，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各级革委会在行动，各种工作组在行动，各类专案班子在行动，公安局在行动，法院在行动，形形色色的积极分子在行动；唯独那些运动对象，如同一块放在案板上的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这场时间持续近一年的运动，再次将人们那天生善良、理性的一面撕的粉碎。都热衷于检举、揭发、上纲上线、念语录、伸拳头、呼口号。有人被逼跳楼了，非但无人同情，反而都象是见了血的鲨鱼，特别的亢奋、来劲。有的领导运筹帷幄，天天熬夜，眼睛布满了血丝丝，依然疾步如飞，赶了这场赶那场；有的老骨干、反右根子又要发言又要组织又要个别谈心，累得脸瘦几圈苍白如纸，还是打起精神，挑着重担，不言放弃。正因为如此，到这年的11月，一打三反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全国共捕获284800人。枪毙近10000人，[被逼自杀的没有官方数字]，想想看，如果把这些人集中到一个刑场执行，那该是一个多么血腥多么恐怖的场面。而这一万人里面，就有真正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民族的脊梁张志新和遇罗克。
　　那天我被引进会场，在一个角落坐下。会场因陋就简设在一个集体宿舍里。四围都是统地铺。群众也就坐在铺上。主持人坐的是凳子。他也是四十大点岁的样子。可右眼那总往边边梭的珠子叫人十分的不舒服。拿着笔记本站着记录的当然是斗争对象了。场面火药味并不浓。估计搞了个把月，双方疲惫了。主持人只是喋喋不休的问：那当时是怎么想的？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根子是什么？。给人一种纠缠不休的感觉。而作为斗争的对象，一个糟老头子，到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厌其烦地有问必答，至于真假，天知道。显然是个运动油子。听了两场以后，我感觉到斗争始终没有突破，我拿出语录本，急切地翻着，我要发言。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和立场。，我要对那个不老实的老家伙进行声讨。在主持人讲话的间隙，我口张开了。可到底没有发言。我一点材料都没有，怎么声讨？也没有人要求我发言。而且会场上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何苦来着。然而当时自己那种丑恶、无聊的心态，到如今我都感到深深的耻辱。

三、上学路上
　　　　几天后，我随李老师先期离开县城。因为开学都一个多月了，绝大部分老师却在集中一打三反，学校根本无法运转；我初来，自然与本地运动无关。离开城关的头天，公安局的一位同志把抄去的日记本给我送来。说：里面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少，以后要注意。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不过，日记里只是客观如实地记录1968年来自己经历的事情，很少有也不敢写下自己的思想，因此敏感词极少极少。最担心的在探索队期间听敌台，日记里有两行字的记载，虽然没有“今天突然听了解放军之声广播，为刘少奇抱不平，我好开心”之类傻话，可终究听敌台本身就是犯罪行为，宽可批判斗争，严可绳之以法。而我没事。也许检查日记的同志念我初来，网开一面；也许他要检查的东西太多，漏看了也未可知。
　　　　我们俩在渔关下车，吃过中饭，便踏上了去学校的四十里山路。未及半个时辰，一座大山矗立在跟前。老李告诉我：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坡脑”，近500级石板台阶，爬上去得一个小时。我们都空着手，走走歇歇。沿途偶而碰上一两个当地农民，背着个硕大的背篓，呼哧呼哧地爬过一级一级的台阶；他们手里拿着一根丁字形杵棍，休息时讲将其支撑在不好卸肩的背篓下。当地人打扮与我们区别并不大，只是他们头上被一块长又长的黑色布巾一圈又一圈地围着，乍一看挺像地图上木星的光环，当然没有后者那么漂亮，那么令人神往。老李说他们是土家族，五十六朵花中的一朵[当时还没有这首脍炙人口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歌]。说是少数民族，其实和汉族已没什么区别了。爬过大坡脑，路虽羊肠小道，可平缓多了。赶了两个小时，口干舌燥，正想找地方讨点水喝，一眼瞥见路边放着一罐茶水，一只大盖碗。有意思。我与老李开怀畅饮，差点把罐子搞个底朝天。他告诉我，这是附近村民专为过路人放置的。这里民风淳朴，很难得的呢。看来，老李是入错了行。那嘴巴干导游可没得说。
　　　　离校还有十里，突然锣鼓声铿锵响起，跟着一支长长的队伍迎面而来。特地欢迎我？这规格、这礼性也太高了。就在我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队伍到了面前。是我要去学校的队伍，可不是欢迎我的。他们是去下面涨水坪公社敬迎毛主席送来的一个芒果。我越发纳闷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把芒果送到这山旮旯了？毛主席是送过一次芒果，可那是1968年底送给清华大学工宣队的。他老人家舍不得吃，为了支持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将几个外国友人带来的芒果——一种蛮普通的水果，决不是那五百年才开花、五千年才结果、吃了长生不老的蟠桃——转送给他们。工宣队当然更舍不得吃。这都一年多了，水果卯放那会烂成个什么样？带队的老师告诉我们：是区秘书通知他们去的。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了把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全国十亿人都送一份，就复制了一批芒果模型，大张旗鼓，敬送各地。前些日子五峰县也得到了。县革委会不想也不应该独吞，各区也得到一个。而毛主席自北京送来的芒果决不是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在房前屋后田边地角塞给你的一个李子，一颗杏子，一把核桃一把瓜子，不能装进挎包直接带到区里。必须有锣有鼓，有声有势。这是政治问题，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感情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于是聪明的秘书在前一站涨水坪公社落脚，从挎包里取出塑料制造的芒果敬放到桌子上，并打电话到学校，要组织队伍去敬迎芒果。原来如此。我多少有些失落。不过，学校还是想的挺周到，领导已派了六个健壮的男生随队而来，专门接我到校。
　　　　四、演样板戏
　　　　长坪中学是一所小学戴帽初中。两栋两层土木结构的干打垒式的校舍一横一竖排开；中间是操场；操场的右边是大厨房，教师和学生用的自中间分开。这么简陋寒酸，总资产不足万元，可在当时，在那大山区，已是蛮正规的了。时年我23岁，青春勃发，风华正茂。那才叫热情洋溢，那才叫敬岗敬业！一周28节正课，每天5节。清早带乒乓球队训练，课余搞文艺宣传辅导，——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喊过累。倘若有人当面恭维我两句，比如说“表现不错”“有能力”之类，我会关上房门偷着乐好大一会。
　　　　这年秋季开学伊始，普及革命样板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全国推开。学校自然成了主力军。而我所在中学是区直属单位，担任冲锋陷阵的突击队责无旁贷。我说过我京剧唱的相当不错，而且声音带磁，低音区尤其迷人，学生里面有我庞大的粉丝群体；特别是两出样板戏的全部唱腔几乎都会，完全就是一张活的样板戏光碟。校领导对我特别的信任，赋予的权力很大。挑选演员、面试[让谁晋级让谁凉在PK台上]、终审全是我一人说了算。两天的时间前期的工作三下五除二就统统搞定。我们决定演出《红灯记》前五场。这是综合考虑学校的实力和时间的紧迫而定的，这次活动最大的特点也算最耀眼的亮点是师生同台、官兵同台。在我宣布最后决定的时候，跟现在新闻发布会没蛮大区别的现场掌声雷动，火爆的不得了。尽管这次活动使我人生价值得到极大的展现，可那困难，那辛苦，真是比山高比海深。三个主角平时只有“铁梅”“李奶奶”跟着县有线广播哼哼，然而她们一唱出声，没板没眼，无拘无束，哪是京剧？比流行歌曲还要随意；扮演李玉和的语文老师整天不苟言笑，不唱歌，更不唱戏。他对着谱子开口了，你不知道他是在唱戏？是在唱歌？是在唱大鼓？还是在玩RAP？
　　　　参加工作后为了继续教育我进过几次业务培训强化班，没有那一次有我亲自主持的京剧唱腔学习培训的强化力度大。课程编排密集，时间安排紧凑，教学作风严谨。女主角一个是音乐老师，一个是聪明伶俐的学生，教起来倒还说不上太累。可男主角就是不通京剧这根筋。我们双方再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有次排练时，第一场李玉和的一段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全国不会这段的不足千人！而我们的语文老师一开口，将首句“提篮小卖……”唱成“临行喝妈一碗酒”，这也错的太没谱了。结果哄堂大笑，他自己也呵呵笑个不停。没法，只好请他出局。我亲自上男一号。进入排练阶段，也是困难重重。说实话我只看过一次象样的演出。那还是在刁叉湖军垦农场沙市京剧团去进行春节慰问时看的。其他人一次都没有。无论怎么样，必须把这次事关国家政治、事关学校荣誉的活动进行到底。于是以我为中心，所有演职人员群策群力，边唱边学，边排边改，花了一炮天的功夫，硬是把《红灯记》前5场整的是那么回事了。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搭台的搭台，装布景的装布景，搞道具的搞道具。学校领导是全力支持。要人给人，点谁给谁，随叫随到。更可贵的是区直有的单位，也闻风而动，倾力支援。李玉和要有一顶帽子，邮局的同志在第一时间便差人送了过来。8点整，演出开始。说万人空巷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因为区直各单位人数与周边社员加起来也才千余人。可那晚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说明能来的都来了。山里人看演出，不习惯鼓掌，没有看京剧适时叫好的兴致和修养，更没有献花送花篮的雅趣。可他们对节目好坏的反应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安静的看，时而会心地笑，说明演出成功；吵吵嚷嚷，哗声一片，那就是演砸了。国庆节的那个晚上，观众都站着，都伸着脖子，安安静静，一直到幕布从两边拉拢。
　　　　实事求是地说，假如省京剧团[国家京剧样板团在天上，没法比]的《红灯记》是100分的话，县文工团的就是60分，下面业余团体的《红灯记》大多20、30、40分，还差些的可能只几分。我们的《红灯记》，综合评估应该是35分[政治热情10/10（右边权重，左为实际得分）；导演2/10；唱腔10/30；表演5/30；布景1/5；道具1/5；灯光1/5；人气5/5]。可就是这样的挡次，在文化沙漠的山区，在那特定的年代，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欢迎。

五、东扯西拉
　　　　位于鄂西的五峰县是一个极其贫困的土家族集居的山区。上世纪70年代全国都穷，山区尤甚，五峰尤尤甚。每到开饭，我看到从家中带着中饭走读的学生端着从蒸笼里加热后的茶缸土钵出来，上面黑乎乎的一片，夹杂些黄色的玉米面。不是一个，不是一天，几乎个个如此，天天如此。开始我还不知道那黑乎乎的是些什么好吃的玩意，一问才知道是菜，家菜或野菜。寄读的学生每周将带来的玉米面交给专管仓库的学生过秤，从事务长那里换成1两、2两、3两盖有他本人印章的饭票。然后用这票换玉米面蒸成的饭。没几个学生敢放开肚皮吃。佐饭的菜就是一种：懒豆腐——还叫合渣。懒豆腐不是白花鲜嫩的豆腐，不是香郁甜津的豆浆。它先把泡涨的黄豆加大量的水磨好，再连水带渣放在大锅里煮开，然后将一些剁碎的菜叶、南瓜叶之类丢进煮沸即可。食时放盐。学生大都将玉米饭倒进合渣，吃饭速度快些的一分钟足够了。虽然懒豆腐是土家族人一道至今仍享用的传统菜，可从它制作的原料来看，营养不会怎么丰富。学生顿顿是它，“茁壮成长”便有讽刺的味了。我们这些享有商品粮的教职工，也不是大米白面，而是每月29斤玉米面。好长时间连这都保证不了，就搭些吃起来很难受吃进去更难受的“蛮豆”。城西有的区还要过瘾，把定量按1：5折成红苕，叫农民几背篓给你送来。吃不吃就随你了。逢年过节会供应上十斤细粮。背着从粮管所购来的大米，那心情，几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觉得甜丝丝的。
　　　　学校的领导权贫下中农也有一份。在城市是工宣队，农村则由贫下中农的代表参与领导。他们不驻校，逢会就出席，出席就发言，发言就必称“解放前我们‘辣椒当盐，合渣过年’，如今我们生活这么幸福……”，一付苦口婆心的样子。有次我上英语课，师生互动正欢，突然集合钟声响起。我们出来，不知何事。但见那个代表依然敲钟不止，嘴里大声吆喝：“赶快集合学生到地里去收麦子，要下雨了。”看来这位代表并不甘心只是说说话，忆下苦思下甜，他还要拥有召之即来的权力。好在校长有主见，积极与其沟通；代表其实很厚道，吃不住几句好话，连连点头称是。从而避免了钟可乱敲、政出多门的局面。
　　　　国庆节过后不久，学校放十天的长假。这假期不是给我们师生为拉动内需带着银子满处玩的——那时候造孽也没有玩的银子。是每年一度的秋收农忙假。学生自不消说。老师由区、由文教组、由学校分到指定公社，由公社分到大队，最后分到农家，一方面实现“三同”，进行思想革命化；一方面要协助完成区里派下来的中心任务，比如宣传新宪法，催交公余粮，推广先进耕作方法，甚至象结扎刮孩子这样棘手的事，也有我们的份。这日我背着挎包来到一李姓社员家，好客的主人连连让坐，端茶递水，嘘寒问暖。土家人讲卫生，那怕家徒四壁，房前屋后，阴沟道场，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门前巴掌大的一块自留地，更如同怀里几个月的婴儿，全家老少都小心地呵护着，里面除了蔬菜农作物，半根草都没有。掰了半天包谷，晚上又借着月色去大队参加结扎动员会。队长的发言精彩极了。“……结扎好哇。一扎了之。刮宫就不行。那玩意又不是铁打的，可以卯刮……”他把结扎的好处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们想补充都没什么补的。第二天，热心的主人中午做了好多的蒿子粑粑。这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如今街上偶有叫卖，价钱还蛮贵。我吃了半个。那黑黑的野蒿子，那怪怪的油味，我感觉不爽。还没到晚上，我浑身竟象有千万只蚂蚁在爬，疼痒交加，跟着体内犹如上了优质发粉，上下都泡了起来，丑不忍睹。我跌跌撞撞，赶到区卫生院。原来是漆子油惹的祸[没有菜子油，用漆树籽炸成的油替代]。平时我闻着山漆味就过敏，如今穿肠过，那不是寻时背？待身体复原，假期已过。
　　　　英语课本迟迟未到。责任心很强的我一边等待一边自己编些资料教授。先花几天时间突击把26个字母教会。再让学生读短文，说短句，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我编了这么几句话：I am a teacher.You are sdudents.Wang Ming is a worker. We all love Chairman Mao。[我是个老师。你们是学生。王明是工人。我们都热爱毛主席]。这几句话政治思想性强，简短易学，特别是系动词BE的用法贯串其中，是入门英语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教材。
　　　　六、进了学习班（1）
　　　　1971年4月，县里一个电话打来，通知我自带铺盖进城住学习班。那年月全国学习班多如牛毛，通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照道理讲入住这种学习班是一种荣幸，是人生一大机遇，一大转折，不长一段时间的充电镀金深造以后，一道光亮的大门会朝你开——如今各级党校某种意义上不就是各个层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然而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会事。一旦进去，痛苦，郁闷，孤独，无助，伤感，屈辱等等消极的情绪日夜伴随着你。泪水会在深夜打湿你的枕巾，一死了之时而袭上你的心头。尽早离开这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你最甜蜜的梦。待到“结业典礼”——也就是宽严大会那天，没被公安机关铐走，就算万幸了。刚接到通知的时候，我还真的有点闹不明白。进山这一年来，表现不错呀。就是把这“不错”不算，可也没干半点坏事，凭啥去住学习班？是不是要我去当动力（学习班里专司批判斗争之职的积极分子）？想到这儿好不自豪、欣慰——努力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回报。可细想又不象，越想越不象。我是非党员，不属依靠对象；我没写入党申请，不属考验对象。两条一条都不条，凭啥当动力？这么一分析，情况就十分清楚了：当对象没商量。
　　　　到了城关，在县中学一间学生寝室里，我将铺盖放在可睡桌把人的统铺上打开，心事重重地躺下；瞥眼看见角落睡着一人，借着微弱的光线，发现那人白胖，戴付眼镜，似曾相识。突然，我不禁打个寒颤：是他！进五峰那晚大清查时翻我的包看我的日记。真是冤家路窄，碰到这么个动力，我得脱几层皮才算完呀？过会，竟听到长长的叹气声，又见他坐了起来，一付丧魂落魄的样子。这不像动力的搞法呀。动力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那一览众山小的大无畏气概，那上纲上线追穷寇的革命豪情，那风度那气质，一个字：牛！显然，这家伙和我是一路货色：对象。此时我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心中暗暗得意：你也有今天！
　　　　学习班总共才六个人。都是去年分进五峰教育战线的外地大学生。开班那天，我们六个对象和三个专案组成员、三个领导围着一张乒乓球台坐下。那六个眼神一个比一个冷竣，脸色一个比一个铁青，表情一个比一个义愤。六个之最，当属专案组长胡前。骨瘦如柴的他，天生一付搞运动的相。那距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仿佛你祖宗三代都欠他一屁股的债；那双象在冷冻室里冰过个把礼拜的眼睛，任何一个物色冷面杀手角色的导演都会为之心动。就是我当局长，我也要调他来搞这个组长。这次会上，我们被宣布“双规”，被告之认真交代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揭发他人的错误和罪行。这使我想起了在军垦农场的那次背靠背。很明显，那次的材料也随它的主人千里迢迢来到了五峰——是算帐的时候了。六个对象中，五个都在洗耳恭听，诚惶诚恐。唯独自称“汤二麻子”的汤某，满不在乎。就象这不是学习班受训，而是聆听家人说长道短，偶而还露出亲切的笑容。即使在局领导声色俱厉不指名地点出他的日记内容十分龌龊时，他依然神态自若，不为所动。汤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中与北京四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比肩战斗。见过的识面太多太广，遇上的风浪又高又急。尽管我们也接受过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洗礼，也在大城市念过书，可省城就是省城，京城就是京城，挡次硬差几级，不服不行。
　　　　七、进了学习班（2）
　　　　说实在说，这个学习班气氛还过得去。我们休息时可以打乒乓球，下象棋，专案组的两个副手也不分敌我与我们对玩。我们六个平时不谈案情，学习时只管写，写了往专案组交。彼此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多少事？但从日常表现中，能估个大概。汤二麻子就不说了。他最轻松，他甚至休息时还有心情坐在操场边怡然自得地吹萧；那萧声厚厚的，悠悠的，蛮好听。以至于县中有的老师误以为那个脸上有不少麻子的家伙是学习班里的动力。思想负担最重的是一个大个子物理老师。他整天唉声叹气，心事重重，有时还恍恍惚惚，叫人直觉得他问题最严重，兴许在外面杀了人、杀了几个人都有可能。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他是装的呢？给专案组这么一个印象：特别的在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对以往犯的错误特别的痛心，给人民给国家带来的损失特别的内疚。这位老兄十多年后当上了县文教局的副局长，说明他无论是专业知识传授能力还是对周围客观环境的的应变能力都是可圈可点的。
　　　　有天中午，我被叫到专案组办公室，进去一看除了专案组三个人外，带眼镜的也坐在旁边。待我坐好，组长慢条斯里地开口了：你们两个出身都很好，相对他们几个来说，你们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就应该深些。我们希望你们一方面积极交代问题，同时要多多注意他们。注意他们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现在你们也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说完组长便看着我，眼神不光是冷竣，还多了些鼓励和期待。另外两个看着我，嘴角甚至带有善意的微笑。我平静地看着他们，没讲话。确实没什么说的。他们四个，也包括我，没必要悄悄聚在一起商议个什么。大家都只想把问题写清楚，早点解放。我那时很喜欢教师这职业，很忘我，很牵挂我的学生和我的教学进度，盼望早日回到课堂。其他几个想必也是这心思。尽管觉得委屈觉得不服，却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就没胆量在学习班里当着某某的面或一起来发拿骚，发泄对专案组、对社会、甚至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满。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想在写时哪里需要避重就轻一下，哪里干脆就不提，幻想人不知或专案人员的疏忽。这时，戴眼镜的把坐凳挪到组长旁边，压低声音说道：我给组长汇报个情况。我发现姓魏的总是跟姓肖的在一起下棋。一边下棋一边还讲个什么。我一开始就怀疑他们会借这机会商量见不得人的东西，搞什么阴谋。组长仔细听着，头频频的点，十分的欣赏；另两个听着，不以为然。我盯着这白胖的家伙，直想吐。实在没料到知识分子里面还有这么卑鄙这么无耻的人。这么一个贱骨头，还当教师！联想到他翻看我日记时那俨然操有生杀大权的神情，再看他此时望着组长那巴结谄媚的下作相，我恶心透了。他这德性，倘若在战争年代，一旦被俘，别说把刀架到脖子上，就是在他脸上擂两坨，狗日的也会把党员、团员、少先队员、民主人士供个干干净净。[两年后，这个颇受上级信任的教师在农业学大寨、坡改梯的高潮中，暑期支农时不知是吃了豹子胆还是信息有误，把县里提出的口号“早出工晚收工，中午学习两点钟”改成“早出工晚收工，中午休息两点钟”并坚决付诸实施。从此失去信任。更可悲的是以后不久被误投监狱。到79年平反接出，神经几近错乱，生活不能自理。这当然叫人同情。可他那龌龊的人格，也实在令人不齿]。
　　　　两天后，我们被通知去县革委会大院看大字报，接受教育。墙上大字报并不多，也确实没什么值得看的。大家装模作样的看了半个小时，便缓缓走出大门，上了街道。只是想溜溜，散散心。刚过接龙桥，猛听到后面一声断喝：“回来！”音量之高，如雷贯耳。掉头看去，但见组长正朝我们虎视眈眈，七窍生烟。皮包骨的他，为了那两个字，力气耗尽，面色煞白。“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嗯？！”组长强调了一句，满眼的冷酷。此时围观的群众已不少，在鄙视的目光中，我们灰溜溜地又走进大院。
　　　　我们是什么人？有时我自己都回答不了。

八、检查
　　学习班搞了二十天后宣布结束。通知我继续回校上课，但需要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作检查。这自然是最好的结果了。汤回去就不能上课，到生产队进一步劳动锻炼。当然，这些仅是依据各自交代的材料下的初步结论，最终还要通过内查外调，到时多退少补，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背着背包，象出了趟差一样，兴致勃勃地回到学校。一路想我得加紧赶赶教学进度，20天耽误不少了。我还很有点想念我的学生我的同事——我单身一人进五峰，离家千里，一年中竟对他们产生了温馨的依恋；他们也会想我吧？我踏进校门，笑容满面地和同学老师打招呼。我突然感觉到他们好冷淡。或点下头，或嗯一声。我迅即明白自己自作多情了。我是什么人？一个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出来的人，一个有明显问题的人，一个与地富反坏右没有蛮大区别的人。我还主动打招呼，自讨没趣，我纯粹一个傻冒。上课也不顺利了。精心准备的课，学生大都不怎么听，望着你，眼里是赤裸裸的不信任的光；有的在认真听，但从那警惕的神情看出，他们不是在听我传授的书本知识，而是在捕捉我讲话中可能会出现的危害社会主义制度、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颠覆新中国的片言只语。我没想到，20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我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深远的，全方位的。
　　一周后，我在全校师生面前作检查。我在学习班交代的三点与在军垦农场交代的一模一样，顺序也相同，字数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出入。最重要的当然是听敌台广播。这个“听敌台”说起来很吓人，很不社会主义，很不无产阶级，可要真的批判真的检查还真的不知从何批起从何查起。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止一次告戒全体党员和干部：要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即使反面的意见也要听。“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他还引用古人的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敌台广播当然属“反面的意见”，不说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一句算一句，那听敌台也是完全可以的。因此要批判这个问题还得小心翼翼，搞得不好把老人家捎进去就不可收拾了。因此我在这条上只拣了几顶大小还算适中的帽子给自己戴上，没有作过多的发挥。把“忠”字牌说成是苍蝇拍，这一条要批透也是相当的棘手。“忠”字牌制作粗糙确实象那玩意儿，个个心知肚明。问题是不应该讲出来。谁讲谁倒霉——就象《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子一样。我一不留神就充当了这楞头青。于是我检查说这是由于我对毛主席的感情不是特别深，——决不能说成是“不深”，那既不符合事实，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做“忠”字牌的革命行动不是特别的理解云云。至于第三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还是不对，同事们不清楚，同学们更不清楚，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在这条上下足工夫，大讲特讲，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面面俱到。知道的我是在作检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在作国际形势报告呢。
　　这次检查，要讲态度正如同志们以后批评的那样：不很诚恳。不过，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错，怎么诚恳？当然，诚恳是百分之百可以装的。文革中凡是作过“诚恳”检查的人，可以肯定地说，1000人里面999个半的人都是装的！可我这次没装。——回校后熟悉的师生对我冷漠的态度，闹的我很不爽。我就懒得装。给你一个本色的、纯天然的我。
　　　九、又见大字报
　　作检查的第二天，久违了的大字报纷纷出现在教室的外墙上，走廊边，过道旁。全是送给我的。显然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整体行动。我带着一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平常心，从容地逐一看完。大字报语言相当文明，没有直呼其名，更没有污言秽语。我检查中的三点大字报基本避而不提，可张张批判的几乎都是一件事：偏爱。偏爱女学生。偏爱某些女学生。偏爱那一个女学生。
　　在长坪中学最高年级高一班有个女生，叫陈秋蓉，十分的优秀。1、思想觉悟高，积极要求进步。学校无论什么活动，都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在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活动中，扮演《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她演英雄，学英雄，出色地完成了学校交给的光荣任务。2、学习特别刻苦，成绩特别优异。陈聪明，悟性高，加上刻苦要强，学业自然专精。最可喜的是她全面发展，一门不拉。那怕体育课中的甩手榴弹测试，不达优秀她是不会罢休的。可惜生不逢时，如果是现在，考清华北大，对她而言，可谓探囊取物。3、这女孩瓜子脸大眼睛，楚楚动人；一米六五身高，亭亭玉立，是长中公认的校花。嘴里的两颗虎牙，开始还看不起眼，现在才知道价值连城——它们跟国际影星巩俐的两颗简直就象一个妈生的。然而该生唯一不优秀的是家庭出身。她爷爷年轻时凭一手红白案手艺在当地方圆几十里红白喜事中打工做大厨，几十年省吃俭用攒下些大洋买了几十亩地，不几年解放，土改定成富农。而她不争气的父亲57年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右派。
　　初二结束，陈和她的同学们就算毕了业。于是该班学生便被逐一推荐上高中。没有名额限制，条件十分宽松。然而陈秋蓉却被刷了下来。学校几乎全体教师领导、区文教组成员一致认为这个学生不能上高中。原因就是一条：出身富农，父亲是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占了两，双料。所以她不应该享有接受更高教育的权利。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我当时是这个班的代班主任。我满腔义愤，力排众议，竭力呼吁：这么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我们怎么能忍心将其赶出学校。她才16岁，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拼命把她也圈进爷爷、父亲营造的阴影里，太不公平了。太残忍了。最后事情闹到区里。没想到区委书记极富民主作风。他让我们双方各讲出理由，取与不取，他来定夺。待对方讲完，我便理直气壮地讲了近一节课。我在由清华大学工宣队才发明不久、毛主席首肯的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单义词上大做文章，要说明的详细说明，能引伸的尽量引伸。我还特别强调，如果让这个学生顺利上高中，那会使我们区正在各条战线工作学习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极大的鼓舞，对促进我们区“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会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书记十分欣赏我的发言，当场拍板：这个学生上高中是不应该有问题的。
　　凭心而论，对陈秋蓉升学的问题，我没掺杂丁点私心——尽管好多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我完全是出于自己信奉的“讲公道话，做正直人”的为人准则。这在我以前、在我以后都有不少的案例佐证。当然，我对党的政策的正确理解，比周围同事确实高一筹，也是勿庸置疑的。即便如此，学生大字报所批判内容，也还真的不是无中生有。在有的地方，有的时候，我“偏爱”这个令人注目的女生。课堂上我喜欢点她起来回答问题，领读课文。有次课外活动，学生都围在操场边唯一的乒乓球台旁争抢着球拍上阵，陈也在其中。她是女孩，总没抢到。我在宿舍的窗前看得清楚。十分钟后，我下楼来到台边，从刚下场的学生手中接过球拍，递给陈秋蓉，然后什么话也没说，微笑着离开了他们。
　　还有一张大字报贴在铜钟吊着的下方。上面写道：我编写的课文里说“王明是工人。”这是为王明翻案，为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怎么回事？我一时没回过神来。好一会，才想到大字报里的王明是指我党历史上那个老犯路线错误且死不悔改的总书记。我不觉好笑，上纲也上的太邪乎了。傻瓜蛋才信哩。

十、中坪会议
　　　　这年暑假，全区教师在中坪小学集中开会，进行路线教育。教师在寒暑假集训是极正常的。然而极不正常的是每次几百个教师在一起不是讨论怎样提高教学质量，相互交流教学经验，观摩示范课，听取如何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讲座，而是整天愁眉苦脸地去学习、讨论、辩析那对老百姓、对普通教师毫无意义的党内谁跟谁是第一次谁跟谁是第二次又谁跟谁是第三次诸如此类越算越糊涂的的路线斗争；再就是把这“路线斗争”与本地学校、教师生拉硬拽地联系起来；接着就在“目前我区阶级斗争新动向”中竖起靶子，交给全会批判。
　　　　头天会上自然是动员报告。姓牛的区组织干事大略看去不象是干事，倒象是地市级的组织部长，端的架子老粗。说话“呃——呃——”的官腔整的特别足。两个小时后，该讲“新动向”了，他喝了口茶，轻轻咳了一声，严肃地把目光从左至由扫了一遍：“从前一阶段来看，我们区教育战线阶级斗争新动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看马列毛主席的著作，而是看《石头记》；2、看不起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而是偏爱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我感到不少老师的目光向我投来，作报告的牛姓干事也不时用余光瞟着我。我呢？我昂起头颅，眼光直直地射向他，没有难为情，没有害怕，更没有乞求。我有心理准备。71年上半年是文革中大小政治运动的空挡期。中央没有明白的又将斗争矛头指向那类人的由主席圈阅的红头文件下达。这就让那些拿搞阶级斗争当饭吃的一批人显得神叨叨、心烦烦、手痒痒。这种心理反应，跟打麻将上瘾、两天不上桌心如猫爪子抓是完全对等的。有的同志只好养精蓄锐,静待下个文件；有的则主动组织，寻找目标批斗热身。可以说，中坪会议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然而，把看《石头记》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之一且置顶，就叫人太难以接受了。
　　　　吃中饭的时候，放在教室边公布会议日程的小黑板被端着饭碗的老师们围个水泄不通。上面贴着我用钢笔写的一张实名小字报。半页书大小的烟合纸上写道：《石头记》是完全可以看的。毛主席说过，看这本书对了解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有好处。特此说明。在长坪区，在五峰县，被批判对象于大众场所公然反扑是史无前例的。我破这个戒，实在是急火攻心。我远离亲人到这大山里教书，星期天无处可走，无书可看，无人可聊。好不容易在学校东翻西找弄了本《石头记》，爱不释手，打发了好多的无聊时光。这是一个极其平常谁都能理解的生活细节，怎么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个窝囊气不出，那公理何在？那我前几年文化大革命中所经受的洗礼岂不为0？没必要亲自去找姓牛的组织干事或会议组织者解释，那样决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更不可能消除在几百个教师中造成的负面影响。唯有如此，公理才得以彰显，正义才得以申张，心理才得以平衡。事实上，从大家看后的神态里，举止上，和我目光的交流中，反聩的信息大多是鼓励，是赞赏，是开心。这些正是我想得到的。
　　　　分组讨论开始了。其实就是对我展开全面的批判。我们学校是一个组。开头同事们发言还是蛮中肯的。我的态度也是蛮端正的。主持会议的的女人是个阶级斗争迷，见火药味不浓，打击力度不大，便要求大家认清形势，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跟着我旁边的一个小学老师开口了。她先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将我批了一顿。最后气鼓鼓的丢了一句：“一个专科生，有什么bi了不起。”前面没水没平、没心没肺、恶意明显的中伤，念她一女流，也就算了。可她结尾的人身攻击，尤其是那个脏字，倏地点着了我心中的火气。我脱口回了一句：“再怎么不行，也比你强多了。”都没想到我来这一下，老师们先是看着我，再把视线转向那女教师。特爱虚荣的她，开始是脸红一阵白一阵，接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终于坚持不住，起身跑到外面，哭出了声。——我要的就是这效果。“哼！跟我斗，还嫩了点！”
　　　　中坪会议，虽然牛组织干事在总结时又讲了两个多小时，称取得了多大多大的收获，多大多大的成功。不过我知道，老师们也知道，这是一次不成功的会议，一次相当不成功的会议。
　　　　十一、中发57号文件
　　　　十月底的一天，区直各单位职工接到通知在邮电所的乒乓球室里开会——区革委会的两层干打垒十分破旧，没有一间象样的会议室。那些年开会无数，次次都不是轻松的主题，回回都没有高兴的事。而这次还未开始气氛就被压抑得令人窒息。前头的几个领导，死板着脸；下头的所有职工，哭丧着脸。会场静得怪怪的，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还怪的是主持会议的牛组织干事看看到点，没有象往常那样带着念毛主席语录，而是起头合唱《国际歌》。低沉的旋律，搞得阶级感情深的人鼻子酸酸的，眼睛红红的。桌上的文件夹打开了，牛一字一顿的念道：中发1971[57]号《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就如同听到宣布明天地球和月球准时相撞一样，我们个个目瞪口呆，惊吓不已。直到通知念完，才慢慢回过神来。牛接着介绍9.13事件的经过。这可能是逐级下传的非正式文本。因而里面想象的空间很大。牛组织干事从他那得意的神色看得出来此时不是在传达事件的真相，而是在讲一个悬念叠起、黑幕重重的故事。说到紧张处，他停下来，喝口水，十分明显在吊人胃口。有两次他叙述的相当仔细，瞧那眉飞色舞的样子仿佛9.13那天他正在林家湾。毛主席的南巡讲话由另一个领导宣读。“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要三不要自此成了逢会必讲、遇事必提的行为准则。
　　　　回到学校，回到我那九平米的寝室，心情依然没有平静下来。9.13，实在是令人感慨不已啊。毛泽东同志从1965年底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在他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指引下和实践中，带给全国人民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的大手笔。彭罗陆杨，刘邓陶王，杨余付，王关戚，陈伯达，如今林彪这个由他老人家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副统帅，也被打倒了。并且下场最惨。毛泽东，将与他一起创建新中国、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同志、战友一个个无情地抛弃，关押，甚至整死。他，真的是孤家寡人了。
　　　　我们不需要知道更多的细节或秘密。就公开的文件，按正常合理的思维，就会感觉到不少新鲜的东西。林彪出逃，作为副统帅走此下下策，显然事出有因，迫于无奈。陈伯达的下台，给他敲了警钟。而陈被逐的唯一原因，只是在设国家主席这点上与毛相左。毛反对没有丝毫正当理由，就因为他本人不想当国家主席！说穿了，就是最高权力他决不分他人一杯羹——那怕他已是年近80的衰弱老人，那怕设国家主席对国家的形象对民族的利益有好处。当这个合情合理的建议在庐山被越来越多的代表接受的时候，毛泽东采用他在同一地点59年搞垮彭德怀完全一样的手法，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在大会上散发。建国后党内高层长期的不民主作风，几经运动特别是到了文革，则完全质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地道道的帝王专制，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直紧随毛泽东、身担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重任的陈伯达迅即成众矢之的。而与他在同一条战线的林彪，自然是幕后操纵者。尽管在庐山林逃过一劫，但是毛不久后就多次声言：庐山的事没有完。林彪也清楚这一点。令国人意想不到的是，副统帅并不甘心象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千百万高级干部那样束手就檎，而是组织他的班子，犯上作乱，拚死一搏。这显然有违党的纪律，有违毛的“三要三不要”。然而毛泽东同志本人做的也很不地道。在南巡中，他背着中央委员会，背着中央政治局，背着常委，与地方大员谈话中不是对当地的革命生产形势提出指导意见，而是不停地给他们“吹风”“打招呼”：“有人看见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等等。这些言行，难道是“要团结”？难道是“光明正大”？
　　　　1966年10月1日晚七时，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上车去天安门城楼观赏国庆焰火。车队通过夹道的红卫兵缓缓驶向天安门。快到金水桥的时候，突然车队被急于想看清毛主席真容的红卫兵团团围住，动弹不得。而后面的浩大的人浪也一浪接一浪朝车队涌来。情况十分危急，稍一不慎，不光会发生群死群伤的踩踏事故，毛主席的安全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如此关头，但见林彪不顾自己崇高身份，多病之躯，毅然跳下车来[车下更危险]，高呼：“我是国防部长林彪！你们让开道！”说着脱下衣服，拿在手上两边甩打。在随后赶来的部队战士的配合下，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当我班同学任某绘声绘色给我们讲述他这亲历的一幕时，林彪那甘当毛泽东马前卒的诩诩如生的形象，好长时间在我眼前都挥之不去。而当事人毛泽东，在南巡时，才事隔五年的场面，想必他早已模糊了。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威望，在全国人民心中，空前高涨，成了实实在在的至高无上的帝王。这与林彪的大肆鼓吹、人为炒作是密不可分的。是他的那些经典的过头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等等，为毛泽东走进神坛铺就了一级又一级的台阶；为他的专制独裁营造了一片又一片的氛围。毛泽东说，林彪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更科学说法是，林彪是“他帮着毛泽东打倒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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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威 文革十年我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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