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丹宙：峥嵘岁月话文革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 15: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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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了上海跃进电机厂

　　1966年4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01工厂的四清运动结束，清查出家父蔡鸿璋有历史问题，主要是在抗战胜利之初，做了三个月国民政府余姚县长的私人秘书。而笔者本人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与班级里的右派分子打得火热，还发表过右派言论，因此不适宜继续留在该厂工作，决定清洗出去，调到一般的民用企业工作。5月5日，我到财务科领工资，科长说工资关系已经转到跃进电机厂。如此情况之下，我只好到上海跃进电机厂报到。
　　走到周家嘴路959号，就是上跃进电机厂，因为没有介绍信，我在厂门口徘徊，心想不知找哪一个部门？门房间的一个工友见我在门口犹豫，问我要干什么？听说我是前来报到，他马上要我出示介绍信，可是我没有介绍信。他说有哪一个人报到时不拿介绍信的？他以为我是神经病，或者是故意胡闹，一定不肯放我进厂。我说你如果不相信，可以找王世杰问一问。可是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王工，反问我王世杰是谁？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有一个年青人走过来，说王世杰是他们动力科新来的工程师，问题总算得到解决。
　　王工从里面出来，还没有到门口，老远的看见我就问：
　　“老蔡，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来啊？我们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哩！”说着就招呼我进去。我回头对门房间的工友说：
　　“没有错吧！我是来报到的。现在可以进去吗？”
　　看门的工友没有说话，只是挥挥手叫我进去。
　　在动力科刚刚坐下，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风风火火的跑进来劈头劈脑就问：“蔡丹宙！你怎么到今天才来？”我一见到她就有点反感，因为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不管是崇明，还是静安或虹口区，除了那个身高马大的601厂中校厂长，都是叫我老蔡或蔡老师的，几乎是没有人直呼我的大名。今天碰到这个黄毛丫头，她的年龄跟我在向新中学教书时的女中学生差不多，竟然直呼我为蔡丹宙，听起来非常不舒服。我正想站起来问她：“你是谁？”王工马上向前一步，摆摆手说道：
　　“这一位就是人保科里的小唐同志，你还是先跟着她去办理进厂的手续，办完了手续再来谈吧。”
　　在人保科，小丫头再一次盘问，为什么到今天才来报到？我回答她说：
　　“我是请了探亲假回乡去的，你不相信，可以打电话到601厂问王厂长好了。”
　　这个丫头真的是抓起电话筒就问，几分钟以后，只见她放下话筒，好像找到了什么真凭实据似的，非常神气但有点鄙视地对我说：
　　
　　 “你们的王厂长只批准你十天假期，你为什么要停怎么长的时间？”
　　
　　 “我在家里住了十四天，这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探亲假期！回上海以后，我仍旧天天到601厂上班，移交手续总是要办的吧？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再打电话到技术科找成祥生，就是他接替了我的工作。或者问王坤或何承曾都行，他们都是见证人，见到我天天上班。”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相信这三位老同事，一定会帮我的忙。而且在事实上，我的移交工作确实是在我探亲回上海以后才办理的，只是时间很短，因此我非常有把握地对她说：
　　
　　 “我不管！你们厂长只批准你十天，就算给足你十四天，还有十多天你不来报到上班，你自己看怎么办？是不是旷工？要不要扣工资！？”她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我一天也没有旷工，是天天上班的，要你去问你不问，却要扣我的工资！┅┅，好吧，你想扣就扣！但是我一定会到上面公司里去告你的！”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文件往写字台上一摔，气急败坏地跑出办公室。我不知道她去干什么，但也不便走开，只好呆坐着等待。
　　
　　回想自从大学毕业，已经调了几次工作。但每次调动，不管是像市或区教育局那样的中转机构，或者是最后的接收单位，接待我的人都是客客气气的。特别是接收单位，首次接待的，如向新中学里慈祥的老太太校长，静安区业余工学院的老好人校长，还有601厂的那个人高马大、威武雄壮的中校厂长，都是单位里的主要领导人。可今天不知是为什么？却碰到一个像雌老虎一样凶的小妞。难怪俗话说，“大王好见，小鬼难挡”啊！不过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似乎隐约地感到，事情有点不妙，我只是满腹的疑惑和纳闷，但是不知道究竟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小妞，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
　　
　　后来终于慢慢的弄明白，原来这个思想觉悟很高的小妞，已经是把我看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因为从她的眼里看来，从炮兵工厂调到跃进电机厂来的五十多个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不是资产阶级，就是各种各样的业主，有的还小偷小摸，或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都是一批从军工厂里清洗出来的丢人显眼的垃圾货。尤其是这个蔡丹宙，明明是一个应该坐办公室的技术员，总支书记却要他到车间劳动，如果不是犯大错误，那才是怪事一桩哩。对付这种垃圾，就应该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有什么好客气的？小妞的这种想法，完全是符合当时的时代逻辑，也代表着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只是他们的思想觉悟没有她那么高，不肯当面去得罪一个人，而是把想法藏在肚皮里，没有直接表露出来，才保持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技术员，为什么却突然要下放到车间去当工人呢？这是601厂和跃进厂的两位都是姓黄的总支书记电话协商的结果。原来跃进电机厂不久前有许多职工支援三线建设，厂里突然少了许多员工，听到601厂要调来大批人马，真使黄书记喜出望外。可是后来当他在名单中发现还有四位干部，心里就有点嘀咕。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一线生产工人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因为经过内迁，厂里许多岗位没有人。但自己来厂之后，也常以伯乐自居，相中了不少千里马，正好趁此机会要把他们一个个的拉上来，如果外面调入的干部多了，岂不是要减少提拔自己人的数目？于是抓过电话与601的书记商量。601的书记，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在电话里大有你不要烂菜皮那也别买小黄鱼之势。两个人的谈判，真有点像当时小菜场里的交易，顾客排了长队要买新鲜的小黄鱼，营业员就一定要把那些卖不掉的烂菜皮也搭出去，否则你就别买紧缺的小黄鱼！想不到我们这四个所谓的干部，在两位书记的眼里，已经变成了被人厌弃的烂菜皮。
　　
　　不知跃进电机厂如何处理这批烂菜皮？且听下回分解：

　　二、机壳组里的劳动
　　
　　前回说到601厂和跃进电机厂的两位总支书记大人进行电话协商，如何处置四个烂菜皮的问题？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第一位是副厂长藏云生，说起这个人，来头可是不小。在战争年代，他是解放军某一个独立营的营长，解放初期转业到上海地质局属下的一个机械厂，成为党政大权一手抓的显赫人物。到六十年代初期，工厂被炮兵接管，因为他不是一个现役军人，只能屈居为副职。眼见小字辈的人爬到自己头上，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由于以往的工作使他独立惯了，成为副职以后，经常要与总支书记闹别扭，所以四清运动结束时，因为工作之需要，把他请出601厂就成了上上之策。
　　
　　对于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跃进电机厂是一定要接收的。因为他既有身份又有能量，脾气又火爆，如果推来推去，惹得他发起火来，恐怕要弄得两位书记都不得安生。何况电机厂刚刚内迁了一个姓顾的副厂长，调进来一个也正好合适。
　　
　　第二位是人保科长钱金龙，也是共产党员，从独立营的时候起，就是跟藏云生的。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个通信员，后来成了一个什么干事。藏云生转业到地方，他也跟着到了地质局，在所属的机械厂里就做了人保科长。这个人也不能不收，因为他是藏云生的人，601厂的群众都知道他是藏副厂长的亲信。如果不要他，藏云生的面上就过不去。
　　
　　第三位是机械工程师王世杰，说起这个人，也有一点来历。他原是国军里管理军车的一个中尉军需干部，部队起义后，他被编入藏云生的独立营。当解放军接收起义部队时，起义人员要填一张履历表，填表的时候他耍了一个花招：把自己的军衔写成少校！他原以为级别提高了，可以多得一点工资待遇。可是后来的事实却与愿望相反，不但待遇没有提高，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成了一个专业运动员。因为白纸黑字是自己写的，少校就是一个中、高级军官，每次运动都必须审查一遍！
　　
　　跃进厂里的黄书记原想不要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少校”，推掉他的理由也名正言顺。可是后来有人汇报厂里需要改造浴室，没有人画图纸搞设计；厂里原来搞电机技术的人员不愿意干，自己相中的千里马好像还没有这个能耐，于是就把这个少校工程师收下来搞浴室，也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最后一位是搞电子技术的蔡丹宙，据说他自大学毕业后先到崇明围海造地，而后在静安区教书，在1964年，当炮兵在上海筹建601厂的时候，硬是把他从学校里挖了出来。因为他学是电子学的，在601厂就搞炮兵用的通信仪器。黄书记说上海跃进电机厂是生产电动机的，以机械加工业为主，根本不需要电子技术，所以实在无法安排他的工作。
　　
　　到了这个时候，只好由601的书记做出让步，他说如果实在没法安排，就把他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吧。跃进书记得到了这个许诺，只好勉强答应。但接着想，如果真的把姓蔡的当工人使用，心里也有点顾虑。因为四个烂菜皮的介绍信是写在同一张公文纸上的，蔡丹宙的名字下面好端端写的是一个技术员，明明是国家的一个技术干部，你凭什么叫他做工人呢？如果他不肯工作，甚至闹将起来怎么办呢？凡事总得要有一个说法啊！
　　
　　这时正好我赖在老厂里不肯来报到，这不是无故旷工吗？这一下正好被跃进书记抓着了把柄，心想你姓蔡的竟敢如此大胆和目无法纪，一定要严加惩处，以禁效尤。于是书记大人下定决心，指示有关部门：如果蔡丹宙前来报到，就先把他下放到车间劳动再说。黄毛丫头奉了书记大人的命令，立刻把鸡毛当令箭，就在我的面前大摆威风了。
　　
　　这里要交代一下，两个黄书记在电话里的秘密交谈，怎么会让我这个不该听到的人听到呢？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冥冥之中是有机缘巧合。到1967年初，张春桥和王洪文发动了所谓的一月革命，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曹狄秋到各基层所有党政机关的大小官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统统打翻在地，跃进电机厂当然也不例外。靠边以后的厂政治部主任叶冬明，有一次到我所在的生产小组参加劳动，一字不漏地泄露了这个秘密。
　　
　　我在人保科等待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进来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士。看见我就说：
　　
　　 “你是老蔡吧？我叫张定华，是劳动工资科的。刚才听了小唐的汇报，知道你已经来报到。我请示了总支黄书记，请你到二车间工作，你看怎么样？”
　　
　　 “随你们的便吧！”在这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两位书记先生达成的秘密协定。只是心里有一股气，从一开始就不愿到电机厂来，赖在601厂不走。一直到发工资时拿不到工资，才不得不来报到。当时我还在想：到了跃进电机厂，至少有一个像样一点的领导，会找我先谈谈话。到那个时候我再提出专业对口问题，可能还有一点希望。可没有想到遇到了一头雌老虎，然后又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男人，听他的口气，知道不是一个能担责任的领导。算了吧，反正在这个厂里，做什么工作都是差不多，二车间和其他部门又有什么区别呢？
　　
　　张定华把我从虹口区带到杨浦区，在眉州路300号门口停下来。我抬头一看，有一块厂牌，上面写着《上海跃进电机厂第二车间》字样。到里面找到车间主任秦毛棣，张把我交给了他就想回去，临走的时候还丢下一句话：
　　
　　 “老蔡，我们厂里是每月十五日发工资。”
　　
　　 “我现在就没有钱了，还有十天要吃饭怎么办？”我一听就急了，拉着张定华说：
　　
　　 “这个，请秦主任给他在工会互助金里借一点吧！”张想挣脱我的手，对秦说：
　　
　　 “他还没有参加互助金会哩！”秦对张说：
　　
　　 “那就只好请你帮他办一办啦！”张尽力挣脱了我的手，一改原来不温不火的样子，像狡兔一样快的逃跑，好像是怕再次被我缠住不放。
　　
　　其实过日子的钱，还是有一点，只是刚才那头雌老虎扬言要扣我的工资，我想装得穷一点，使他们下不了这个狠心。在那个年代，穷总不吃亏的。不是常常听人家说吗：“共产党不怕你凶，就怕你穷！”
　　
　　秦主任不问我到底有没有吃饭钱，就把我带到一个大车间，在许多车床和堆积如山的机壳的夹缝中找到瞿友根，用手指着我对他说：
　　
　　 “这一位是601厂调来的蔡丹宙同志，现在派到你们组里，你给他安排工作吧！”毛棣没有拖泥带水，交代完毕就走。瞿友根是机壳组的组长，听他的口音，就知道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浦东本地人。他见我瘦骨伶仃，就用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大堆机壳，然后拍拍我的肩膀问：
　　
　　 “你拿得动这些机壳吗？”
　　
　　 “我试一试吧！”我一边回答：一边就走到机壳堆旁边，用双手小心又非常吃力地捧起一只大机壳。
　　
　　 “好！把它放到这台钻床的平台上。”瞿友根指着安放在大车间墙边的一台钻床说：
　　
　　我刚把机壳放下，他就过来说我安放的方向不对，边说边把机壳翻将过来，再上了夹具把它夹紧，然后开动钻床在机壳的一块出线平面的中间部位钻了铜钱大小的两个大圆洞，再在这块平面的对角方位，攻了两个M5的螺孔。然后回头问我看清楚了吗？见我点点头，他就继续说道：
　　
　　 “明天下午两点半，你来上中班，就这样打孔，完成一只机壳就是一个工分，八小时要打480只。你是新来的生手，可以适当照顾，三个月之内，打360分就可以。但是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打满定额。我们机壳组分早、中、夜三班，这个礼拜做中班，下礼拜就是夜班，再下一个礼拜就做早班。早班每天早上六点钟上班，到二点半交班；中班二点半上班，到晚上十一点下班；夜班十一点上班，早上六点下班。”瞿友根像阿宝背书一样，把所有的事情很快地向我交代一遍之后，就去开动他的车床，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定额，同样要每天完成艰难的480分。
　　
　　我好像是落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这么沉重的机壳，不要说是还要打洞和攻螺纹，就是一天把480只机壳上下搬动一次，我也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劳动，即使是在崇明围海造地，也决没有如此沉重！不过后来我发现，这样重的机壳，只是其中的一种规格，有的规格比较小，甚至非常小。瞿友根要我搬的，是厂里生产功率最大的一种电机。我想这大概是他想先来给我一个下马威吧！
　　
　　读者如欲知道笔者如何摆脱困境？且看下回分解：

　　三、生了一场怪病
　　
　　前回说到瞿友根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没有反抗，心想这事与瞿友根无关，他只是奉命行事。即使对工作有意见，也一定要找厂里的头，就算是姓秦的车间主任，恐怕也没有用。这就是所谓的冤有头、债有主，凡事都必须找到头和主，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想去找总支黄书记，但又恐怕他给我算旷工账，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去。后来又想到，觉得这也不管接收单位的事情，是601厂的四清工作队调动工作太草率，实在是有点“草菅人事”。如果把我调到专业对口单位，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决不会赖在601厂不去报到，根本不会发生所谓旷工的事情。我想去找驻601厂的四清工作队，可是他们完成任务后，已经解散回各自的原单位。最后我决定给市长曹狄秋写信，因为他是上海市四清工作团的总团长，所有与四清运动有关的事情，他都应该负责。
　　
　　市长先生当然没有看到我的信，只有市委办公室给了我一封回信。
　　
　　我仔细阅读这封来信，信上只有少数几个字是用蓝墨水钢笔写的，主要是我的名字和发信日期，其余多数文字是预先印刷好的。给阿狗阿猫的回信，都是这个样，真正的是千篇一律。来信叫我找机电一局解决，我就打算到机电一局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红卫兵运动突然兴起，顿时天下大乱，他们到处造反，要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弄得社会没有了秩序。还有许多机关里的办公人员，有的也摩拳擦掌，准备造反起事；那些不准备发难的，都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每日聊天吹牛打哈哈，你有事去找也是白找。在此形势之下，我打算的到机电一局之行，也只好就此作罢。
　　
　　逼于天下大乱的政治形势，使我无法为自己的工作而抗争，只好在这样一个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的厂里勉强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强迫自己定下心来，在跃进电机厂暂时工作。尽管我是多么的不愿意，但是为了每月赚58元钱的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和照顾乡下家里的老爸，只好按照瞿友根的要求，每天在机壳上面打孔和攻螺纹。
　　
　　当我刚刚办完报到手续，无声无息在机壳上钻孔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我根本没有去理会这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每次上街，都能看到许多革命大字报，还有红卫兵的宣传。对于这些材料，只要去看它一个标题，就能使人大吃一惊，他们要炮打的竟然是共产党的上海市委！这一下真把我打晕了。难道是上海市委也能炮打的吗？我回想起1957年的反右斗争，有的人只对普通党员提了一条无足轻重的意见，就受到革命群众无情的批斗，最后被打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许多人弄得家破人亡。红卫兵居然要炮打上海市委！难道他们都不要命了吗？真是小孩子不懂事！
　　
　　跃进厂里的大字报也多了起来，几乎所有的墙壁都贴满了白纸黑字，墙壁不够，许多人还贴到横梁上。偌大的一个车间，从梁上挂下来的大字报，远远看去，真有点像是死人时灵堂里悬挂的白幡。
　　
　　我发现其中有几张大字报，是揭发一个名叫董儒生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我想：“真看不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跃进电机厂，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里面还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看这位权威是姓董的，是两千多年前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的董，说不准还是这位大儒的后代子孙；他名字叫儒生，大有立志继承他先祖的衣钵之意。
　　
　　我真的佩服毛泽东，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不是吗？跃进厂的革命群众火眼金睛，运动一开始就揪出了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想这个董儒生，即使不是资产阶级的权威，也一定是孔圣人门下的一个儒学大师，反正总不是无产阶级队伍里的人。后来我问别人，哪一个是董儒生？有人指给我看，竟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槽老头，背稍微有点驼。再仔细了解下来，原来他只是零件组里的一个检验工！拿着测量棒，一天到晚去检查车工们车出来的端盖，是不是符合图纸规定的尺寸。看他那个熊样儿，压根儿无法与读书人沾边，更不要说他是什么权威学者！
　　
　　把一个普通检验工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暂时先不去说他的阶级，只说是学术权威吧！我想只有像华罗庚、郭沫若、周扬或者胡适这样的人，才配称得上是权威。一个小小的检验工，他有什么学术思想？他的权在哪里？而威又在哪里？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无知的小孩玩儿戏，分明是一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鬼把戏！前台指挥的就是第一夫人和副统帅等一小撮鬼。
　　
　　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恶鬼，在其后台的支持下，倒行逆施，乱我中华，把我民族推向最最深重的灾难！即使是像日本的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之流，其乱我中华之规模和程度，也不过如此！我们中国人要敦促日本的大和民族不要忘记它的侵略历史，我更要呼吁自己的民族，千万不要忘记这刚刚过去的血淋淋的民族惨史！巴金老爷子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其本意大概也是如此吧！
　　
　　不管运动如何进展，起初阶段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写大字报，因为我是新来的，根本不了解情况。当瞿友根和其他人动员我写大字报的时候，我马上用毛泽东的原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挡了回去。批判会我可以不发言，我的任务多半是帮瞿友根在班前会议上读读语录。不过每天的定额工分还是要完成的。我的腰在做学生的年代，下乡夏收夏种的时候出过毛病，以后断断续续的时发时好。眼下为了完成每天还只是四分之三的定额，没有几天工夫，我的腰和坐骨神经几乎同时向我发难了。
　　
　　因为是新来的，我可以不关心政治运动，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快就使我的身体不支，新、老毛病一齐向我袭来，这毛病的主要症状表演为：
　　
　　 1、走路经常跌跤，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仔细检查，发现我右脚的脚底板，在走路时没有力量向上翻。一般人之走路，当左脚着地之后，接下来的动作是提起右腿和脚趾自然微微上翘，然后再向前推进并踏到地面。这些都是习惯成自然的动作，走路时根本不需要思考。而我脚底板无力上翻，脚趾头始终是下垂的，因此向前推进时碰到地面稍有不平就要被扳倒跌跤。
　　
　　 2、我不会低头，有时在室外走路，如果前面遇到人家的晒衣竹竿，我想低头钻过，我的腰和两条腿就会感到非常疼痛。
　　
　　 3、我也不能久坐，有时单位里发票子看一场电影，散场的时候我根本甭想站起来。因为整个身体好像是弯曲定了型，要化很长的时间，费很大的劲，才能勉强站起来走路。
　　
　　机壳组内有不少好心的人，看到我的病状，劝我去找领导，要求调换轻松一点的工作。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想轻易求他们。如果去求，也一定要有比较大的事情，如要求调一个单位，调我到专业对口的地方。仅仅是为了在厂内调换一个工种，我是决不会低声下气的去求他们的，因为跃进厂里的任何工种，都是远离我的专业。同时我这个病的症状也很奇怪，不是专业的医生不一定会相信，很可能认为我是因为厌恶笨重的劳动，是没病装病。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不但得不到同情和理解，反而会受到一顿奚落。
　　
　　我找到医生，住进了静安区中心医院。因为我早在该区担任教师时，也犯过此毛病。复旦同学张崇博的姐夫张涤生教授，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骨科泰斗，他把我介绍给他的门生宣蛰人，是静安区中心医院里的首席骨科医师。见面之后，一听口音就知道都是余姚同乡，再详细介绍之后，又知道是宁波中学的校友。所以当我再次发病时，没有任何考虑就去找他。他给我动了一个大手术，这是他正在研究的课题，学名叫做“肌腱松懈术”。我甘心情愿地做了他的试验品，因为这个同乡校友告诉我，他的刀只开在我的臀部，这里没有重要的神经系统，手术的风险几乎是零。他还说手术一定会使病情好转，只是好转的程度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立刻痊愈，有的可能还留下一点。最后的究竟效果如何，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但决不会是一点点没有也效果。
　　
　　几天之后，宣医生在我的臀部左右开弓，每边都留下大概有尺把长的刀痕。出院的时候，他给我两个月的休息病假，还有一张医院给工作单位的医疗建议书，说我以后只适宜做活动性较强的走动性工作。
　　
　　不知出医院后如何回到厂里？且听下回分解：

　　四、奔丧期间的一场斗争
　　
　　我从静安区中心医院出来，因为还有两个月的休息病假，就去了武汉，因为有一个堂兄在华中工学院教书，叫我到他家里养病休息。可是只停留了五天，就接到父亲的电报，说老祖母逝世。因为学校里搞文化大革命，哥哥不能请假脱身；只有病假期间的我，一个人回老家奔丧。那时候的交通不便，回家要经过长江的水路，再坐火车加汽车。等我回到家乡的时候，祖母的灵柩早已出殡，只有父亲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守在家里。
　　
　　虽然错过了出殡期，但在长江轮船上，为侄女起了一个芳名。原来侄女刚出生的时候，其父为她取名曰曼歌，这首先遭到其祖父的反对，说的是“轻歌曼舞”，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后来文化大革命兴起，更觉得这个名字欠妥当。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有人与你为难，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上纲上线，如果有人因此而说你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你有一百张嘴巴也辩论不清的。因此在武汉时，哥要我考虑考虑，为他的宝贝女儿更换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名字。
　　
　　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在长江轮船的甲板上漫步，尽管那时候的祖国大地，所看到的都是兵荒马乱。但在甲板上远望，看到的仍旧是落日的余晖，映照得天水一色，还完全是一派和平宁静的自然景象。啊，这真是“极目楚天舒”！不想我触景生情，毛泽东游长江时写的一句词，自动跳进了我的脑海，并且情不自禁，轻轻地吟了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名字吗？于是立刻奋笔捷书，在上海登陆后把信寄出，兄长接受建议，从此我的侄女就不叫曼歌，而叫天舒了。
　　
　　真是没有想到，家乡小镇周巷的红卫兵运动也会如此火红。不过乡下的红卫兵，除了中、小学生，还有长满胡须的老爷兵。我回家第二天，就有西河居委的一帮人到我家来造反。那时我还未起床，只听得家门口乱纷纷，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大叫：
　　
　　 “老反革命蔡鸿章听着，我们今天是来破你家的四旧，快把你家所有的四旧东西统统交出来，否则我们红卫兵‘革命小将’，马上就要采取革命行动！”我走到窗前一看，大约有十多个所谓的红卫兵，个个穿着黄色军装，手臂套着红袖章。除了红卫兵，还有一大群看热闹围观的人，主要是左右邻居。而带头喊话的那个人，竟然是赵谓强！
　　
　　这个赵谓强，其父早亡，多年来其母以贩卖鸦片为生，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抓进去关进牢房。他从小就生活在地下的鸦片馆里，养成了好吃赖做的习惯，长大以后没有正当职业，是周巷镇西河居委有名的一个混混。在五十年代最初的几年，我因失学在家，参加了由村长周惠新领导的第四村业余剧团，并担任不少角色。他也在剧团里打杂，有时也扮演一些与他的身份相般配的角色。我和他虽然不是知交，但毕竟还是同过事。当下趁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机会，他竟也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出来浑水摸鱼，还想在真实的社会舞台上表演一番。已经到了四十岁的人，还冒充红卫兵小将，真是恬不知耻！这次被我撞见，还要欺负到我的头上，我岂能吞下这口恶气！
　　
　　 “赵谓强！你这个鸦片贩子的崽子不要嚣张！我，上海工人在此，你敢进来！”正当姓赵的指挥红卫兵要向我家冲的时候，我突然站立在自家门口大喝一声：这犹如晴天霹雳。在赵谓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重炮轰击，一下子就镇住了这个无赖。这正是兵法上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也。我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不久前在书店买了一本郭化若编写的孙子兵法，这次正好派上大用场。而那个姓赵的，他知道自己的背景不硬，底气不足，因此当他所谓革命造反时，从来不敢去碰硬的，总是选择软弱可欺的人。他看准家父做过国民党县长的秘书，既胆小又怕事，又是老弱多病得手无缚鸡之力，无论从哪方面看，只会是任凭宰割而不可能反抗的人。因此他的胜券在握，心想一定可以马到成功，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我正好奔丧在家，半路里杀出程咬金，因此措手不及，好像是被猛击了一闷棍。
　　
　　其他的红卫兵一见是我，都有点面熟，他们有几个是土改时的四村民兵，晚上还经常要听我讲三国故事。有几个是当年我搞周巷镇学联时的中学生，那时我是学联的秘书，他们是低年级学生，我还是他们的领导。在这种场合碰到，真有点不好意思。还有一些人的年龄很小，大概是小学生，虽然互不认识，但听到赵谓强是一个贩毒分子的儿子，又听到我自称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多少也有些面面相虚，不知所措。
　　
　　我看现场的形势难以收场，也恐怕赵谓强想出什么花招进行反扑，心里思索着快速的退兵之计。突然看到有几个学生拿着小红书，就想找出几段语录来阻止这些人。可是想来想去，只想到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开头的那一段，还勉强可以应用，于是我放开喉咙，大声地喊道：
　　
　　 “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背诵这段语录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告诉他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不要随便闯入民宅。没想到赵谓强也不甘示弱，马上也用语录回应。只见他装模作样的整了整嗓子，然后放开喉咙高叫：
　　
　　 “革命的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
　　
　　他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楚，是鼓励他带来的红卫兵，做事情不要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可是草包总归是草包，这段只有十七个字的语录，他却把顺序颠倒了。背错语录，这在当时可是一条大罪。因为毛主席说的话是金科玉律，不能有一字差错，你居然把它说错了，就是罪不容恕！我趁机抓住不放，立刻大喝一声：
　　
　　 “赵谓强你好大的胆！竟敢当着众人的面，篡改最高指示，你到底长了几颗脑袋？还不赶快向毛主席请罪！”
　　
　　 “你不要瞎三话四！我错在哪里？”虽然乱了阵脚，但还是有点不服气，他继续强辩：
　　
　　 “毛主席的教导明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而你赵谓强刚才是怎么念的？所有在场的同志都是听到的，他把第二句和第三句颠倒了。赵谓强你自己说，不是存心篡改最高指示是什么？”
　　
　　 “┅┅”这顶帽子实在是太大了，弄得赵谓强狼狈不堪，一时语塞，竟无以回答：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赵谓强是什么人？他的母亲是贩卖鸦片的，被人民政府送去劳动改造。他自己今天的表现就是一个反革命！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篡改最高指示。所以请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上他的当，以免把水搞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稍许停了一回继续说：“至于我家的四旧么，请红卫兵小将相信我这个上海工人，破四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战斗号召，我们工人阶级第一个响应，我这次回家来就是要破自己家的四旧。现在请大家先回去，我家的四旧，让我自己来破。明天请大家来检查，看看我家里还有没有四旧？如果还有，就可以马上拿我来开刀斗争！请红卫兵小将相信我这个上海工人。”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
　　
　　 “好，我就相信他，是工人阶级，我们就要相信，再说我们明天还可以来检查么。”众人一时都沉默不响，忽然一个学联时期的中学生打破了僵局，站出来说话：他说罢就先拉着几个要好的朋友先走了。
　　
　　真是乌合之众，集合起来快，散起来更快。我还想单独找寻赵谓强，要问问这个贩毒分子的崽子，为什么要纠集那么多的人到我家来胡闹？但此时却再也找不见他的踪影。红卫兵已经完全散去，在我家的门前，留下的只有几个左右邻居。
　　
　　 “这个赵谓强，真是太不像样了！你造反的时候，先要摸摸自己的屁股啊！”见红卫兵已经散去，家对面的老徐感叹地说道：
　　
　　 “我知道他迟早总要碰钉子，今天碰到丹宙就吃瘪了。这种人是要有人来收拾收拾他！”又有一位邻居说：
　　
　　 “丹宙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将来一定要闯祸的。┅┅，要是他们明天再来怎么办？” 松了一口气的父亲，见人群已经散去，有点不放心地问我：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道：“就在一个月前，也是这个赵谓强，带着一帮人，把我家堂前阁楼上的神主牌位、一副瓷器的福禄寿三星、你二爸的油画、老式留声机、还有高亭和百代公司制作的如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和金少山等一大批戏剧大师的老唱片，都被他当场敲得粉碎，敲不碎的也被他们统统带走。你祖母原来就有病，经过前次家里的火灾，病情已经加重，再被赵谓强一气和一吓，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老爸说我的胆子太大，其实我心里也直打鼓。我完全是扑克牌赌博沙蟹打白老虎，底牌完全是虚的。我自称上海工人，我只是在表面上做了一个工人。但实际上能算一个工人吗？我是从军工厂里清洗出来的烂菜皮。只是人家不知道，以为我还在军工厂里上班，赵谓强才不敢造次。要是知道了底细，他岂肯善罢甘休！那时的人们，都是用语录来吓唬人的，完全像赌沙蟹一样，只要能把人家吓倒，你就赢。不过玩语录这种游戏，尤其是对付那些无赖草包，我一般是不会输的。
　　
　　接下来，我还要整理家里的各种物品，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四旧？如果有的话，还是自己知趣清出来，免得人家动手。刚走掉的人，说不准明天再来。即使他们不来，可能还有其他什么派的兵也会来。而我这只纸老虎，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总有一天是要被揭穿的。在那个时候过日子啊，只能是混一天算一天，有谁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
　　
　　我把家里在当时看起来可能有问题的旧书，全都送进了废品回收站，只有极少数实在觉得可惜，就随身带回上海。不想这次我又犯了错误，经过我这只纸老虎耍了一回威风，以后还有在乡的造反派老朋友杨天明的大力帮忙，从此再也没有红卫兵或造反派来抄我的老家。而被我带到上海的那些书，却在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被跃进电机厂革命委员会派来的造反队抄走，成为我这个反革命的罪证。这些书最后还被如李启夫和曹泉钟等这样别有用心的流氓分子所吞没，事后因没有确实的证据而无法追回。但这是后事，在以后的走笔中将会慢慢说明。
　　
　　回上海的路上，国家的政治形势又有很大的变化，在公开的媒体上，林彪已经越过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人，飞升到了老二的位置，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降到第十一位。火车上开始有红卫兵串联，他们穿着草禄色的军装，戴着红袖章，在车厢里举着小红书耀武扬威。那时的旅客，只好听任这些小孩子的摆布，如有个别不听他们指挥的，马上就围上来一群红卫兵，给你来一个现场批斗会。还有谁敢反抗吗？
　　
　　据说这些红卫兵都是毛泽东和林彪亲自派下来的钦差大臣，手里的小红书就是他们的尚方宝剑，谁还敢说半个“不”字？他们不断扬言：“要砸烂刘少奇的狗头！”还说：“要革命的跟着老子干，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这些多么新鲜和优美动听的语句，真的与“不许放屁！”有异曲同工之妙，实在是生平难得听到的极妙好词。我中学里的语文教师虽然很优秀，在复旦大学里也听过许多语言大师，甚至是我国文字学泰斗陈望道老校长的讲话，但他们绝对讲不出这么精美绝伦的字句。
　　
　　这个世道好像真的是变了，这一大群黄毛未脱、乳臭未干的小崽子，居然自称为“老子”，而长满了胡子又年已四十的赵谓强可以自称为“小将”。唉，在这样的世界里，真使我这个自称为一介书生的人有点手足无措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五、走动性的工作
　　
　　当我病假期满，回厂上班的第一天，那从静安区中心医院开出了的那张病情证明，好像是难到了车间主任秦毛棣，在机械加工车间里要找一个活动性较强的走动性工作，看来实在是一件难事。主任想了老半天，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去处，忽见他的一只手用力地拍着大腿，好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对我说：
　　
　　 “好，到外接头去！”
　　
　　所谓外接头，是指电动机生产过程中有几道连续工序的综合。它首先是用压床把定子压入机壳，再由辅助工把带定子的机壳搬到长方形的台子上，并顺着台子的边，排成一个四方形。接着就由许多工人操作，第一个穿线，把定子的六根引出线分成两组，穿出由机壳组钻出来的两个圆孔；然后再有人焊线接头，安装接线板。生产组长陆富泉叫我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拧两只M5的螺丝钉，把接线盒牢固地安装在机壳的那一块出线的小平面上。要把台子上所有的产品都装完，就必须绕台子走一圈。这样一天下来，少则是十圈八圈，多则几十圈，如果是月底加班加点，甚至可能走上一百多圈。这就是秦毛棣认为的走动性工作，我就在这个外接头班组里，一走就走了十多年。
　　
　　除了每天的工作，我看了许多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刊登的其他消息，又看了许多张贴在马路上的大字报，特别是看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总觉得这次文化革命非同寻常。以前搞运动，搞来搞去总归是搞群众，而这次却要搞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头上，实在是不可思议！再仔细回顾一下历史，1951年三五反运动，反出了张青山和刘子善；1954年说要增强党的团结，搞出一个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集团；1955年搞肃反运动，查出了潘汉年和杨帆的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也反出了许多党内右派；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反出了彭德怀、周小舟、谭政和黄克诚。而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革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命，又搞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还查出了波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我真的不知道在伟大、光荣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还阴藏着多少坏人？揪出来的一批又是一批，而且愈是搞到后来，暴露出来的坏人的地位愈高、人数愈多，做老百姓的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再说身边二车间的文革运动，也是轰轰烈烈，车间里的那些所谓革命群众，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曰造反派，他们主要是要造支部书记金耿祥的反，说金执行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金耿祥，保卫毛主席。二曰保守派或保皇派，他们认为金耿祥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以成绩为主，这正像毛泽东他老人家一样，错误和成绩是三七开，因此他们不但要保金耿祥，而且还要保卫党支部。
　　
　　经过我再三的分析比较，发现车间里的造反派比较符合当时的潮流，而保守派的确是背离了当时的主流。我还发现生产组长陆富泉的肚皮里有一股怨气，因为在许多年前，有一次上面通知要收听重要广播，而他却抢着要听体育比赛。结果被金耿样抓住，说他故意破坏的革命广播。支部书记只写了一张条子，把就他送进公安局，虽然没有几天就从庙里放出来，但从此却减了两级工资，金耿样的手段使这位老工人终生难忘。
　　
　　检验工徐聊根老人也有意见，在解放前不久，他参加了工会。但他不知道那时候的工会有两类，第一类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那是革命的工会；第二类是由国民党控制的，以后被叫做黄色工会。不幸的是他参加的是黄色工会，长期来一直被金耿样看作另类。这两个人，可以是算作是老工人中间的反金代表，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出面，但暗中支持着造反派。
　　
　　组里还有杨家华和俞世熊等几个小青年，是造反派中的活跃分子，每天在我身边窜来窜去，不是写大字报，就是散发传单。他们组织了一个战斗小组，人数很少可是口气不小，用毛的词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中的最后三个字作为小组的名称。听他们的这个口气，颇有点像另一句毛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那种小观天下、唯我独尊的气魄！
　　
　　我经不住小青年的纠缠，他们三番四次地搬出毛泽东的教导，即“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那条语录，要我对车间里的形势发表意见和看法。在那些年头，凡是用小红书里的语录来要求你，就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你连毛的话都不听，那就是非常危险了，这是当时最大的一顶政治帽子。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好像是中了邪似的，都认为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毛泽东的个性，感染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了许多中国人的性格。上至国务院总理和军队元帅，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是盲目的跟着毛走。他的指示称为最高指示，人们一定要去完成，他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理，一句还可以顶一万句，人们对毛的英明伟大没有一丝怀疑。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我也只能是跟着大伙的潮流走。
　　
　　经过几天的考虑，我写出了“对本车间目前运动状况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刚刚完成草稿，还正在推敲要不要修改的时候，俞世熊一把抢过底稿，很快抄写了出来。他的书法写得非常漂亮，我的文字功夫也还过得去，内容中有一些独立的见解，因此吸引了不少人，也引起了当权人物的注意。有人看到，总支书记黄祝香和政治部主任叶冬明，专程来看我的大字报。第二天，张定华也特地从厂部跑到二车间找我，问我的工作和身体的情况，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如果身体吃不消，劳动工资科可以考虑再次调整我的工作。
　　
　　这个张定华，不在我病假刚满来上班时问我，而到现在才来？我看这个情况，分明是有人派他来的，好像是有点做交易的味道：他们给我轻松一点的工作，我就闭上自己的嘴巴，不要给他们再添麻烦。我想上面既然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如果领导人亲自来，我一定马上提出要求调动工作，希望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去。派一个张定华来应付，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于是我只好谢谢他的好意，说一切都很好。我年轻气盛，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领导伸出来的橄榄枝，就注定了不久之后要被他们打成为反革命的命运。
　　
六、上海工总司成立
　　
　　 1966年11月8日星期二是厂休，我到市中心区看热闹。只见在上海市的大小街道上，贴出了许多“工总司”的海报，上面写着：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除了海报，还有许多红卫兵的宣传车在大街小巷到处高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唱罢语录，就转发一个重要通知：“明天中午12点正，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热烈欢迎响应毛主席号召、要革命造反的工人和广大群众前去参加。”
　　
　　竖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11月9日，上海文化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这些从四面八方聚集弄来的人，三教九流的都有。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凑热闹，看看形势，摸摸行情，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的人在单位里长期受到压制，想出一口气；有的正在无端的被批判斗争，要想讨一个公道；也有人别有用心，想趁此机会捞一把；也有极少数野心家，他们眼睛盯着的是各级领导手里的权，想趁这个机会把它夺过来窃为己有；当然也有死保市委的，他们到这里来，有一点卧底的性质，想来收集会议发起人的反革命罪证，为保卫中共上海市委，立下盖世的功勋。反正各人的心态千差万别，目的也各有不同。
　　
　　我心里有一股气，对象是601厂的四清工作队，因为他们“草菅人事”，丝毫也不顾及我的专业特长，胡乱调动我的工作。可是他们已经解散了，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可是我已经找不到冤头和债主，但是我还是走进了会场。
　　
　　已经没有座位，只好站在后面，我所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一片混乱。大会自始至终都是乱糟糟的，从我刚进会场的时候，就看到主席台上有人打斗，激起前面的好大一阵混乱。不知有多少人发言，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反正台下的吵闹声要比台上的响得多。最后，只看有人把工总司的大旗一扬，就带领人群冲出会场。人们没有问要到哪里去？只知道跟着大旗走。在路上同样是乱哄哄的，沿途不断的有人开小差，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来。
　　
　　队伍停下来，已经是在延安路华山路口，原来，带队人要进攻的目标是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我到达的时候，许多人早已进去。大楼里许多办公室的门都是锁着的，里面完全是空荡荡的，大概是办公人员得到消息，早已避风头跑掉了。门锁显然挡不住造反的英雄，有的门很快就被脚踢开，有的是被重物砸开的；但也有无法进入的门，人们就破窗而入。好端端的一座大楼，霎时间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碎玻璃和断木头。人们在发泄之后，还不知领头的人是谁，他们实在是有点像无头苍蝇，在市委大楼里面到处乱闯。
　　
　　已经到了晚上八时，肚子早已饥饿，我到华山路上的一家小餐馆吃面。却意外地看见潘秀梅、杨红芳等许多二车间的工人。听她们说，跃进厂里有许多人参加了大会，厂部的由李荣根为首的《千钧棒》带头，二车间则由顾国基的《全无敌》率领。厂方还发出通告，号召革命的工人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就是要阻止工人群众参加大会，这当然是无法阻止的。我对她们说，我正巧昨天晚上发寒热，到沪东医院开了病假，今天虽然是病假，但是热度已经退去，就过来看看热闹。
　　
　　第二天，我发现有许多人都没有到厂上班。原来是他们跟着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北火车站强行登上火车，要到北京中央文革，去告上海市委的状。他们这一去，许多天不见这些造反英雄回厂，特别是冷空气南下，天气突然变冷，许多人非常焦急，担心他们受冷得病；但也有人幸灾乐祸，最好冻死的外面不要回来。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大凡从基层起义性质的队伍，当其走过一定的历程以后，一定会发生分裂。无论是陈胜、吴广和绿林、赤眉，还是瓦岗和黄巢，直至太平天国，都没有逃过这个历史的怪圈。所谓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命运也是如此，它从一开始就被人为地分成三支：
　　
　　第一支队伍以潘国平和王洪文为首，他们带领的所谓的总部人员，抢占了一辆火车到北京告状，可是在安亭就被上海市委设计拦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到达现场，口头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两天之后就按张春桥的要求，回到上海。
　　
　　第二支以耿金章为首，他们不相信张春桥的空头支票，继续步行北上，可当他们步行到苏州的时候，张春桥已经在上海签字，派潘国平到苏州欢迎劝说，他们才高高兴兴地回到上海，称为第二兵团。
　　
　　第三支的领头人是戴祖祥，火车到南京被有关方面拦截下来，张春桥派二兵团的周宝林到南京劝说，再加冷空气和寒潮突然南下，许多造反队员穿的还是单衣，身体不支，才回到上海，这些人称为北上返沪第一兵团。上海跃进电机厂的造反队，也就是我在华山路小饭店碰到的那些人，他们在复员军人李荣根的带领之下，跟着戴祖祥到达南京，所以是属于第一兵团的。

　　七、逃离了跃进电机厂
　　
　　自从全市性的上海工总司成立，造反派觉得有了依靠，而保守派觉得身边的领导就是自己的后台，因此各不相让，厂里的斗争就更加激烈。
　　
　　其实我并不愿介入厂内的两派斗争，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自从写出第一张大字报以后，很快有人视我如仇敌，但也有人来拉拢我，希望加入到他们的派。尽管我采用了比较温和的口气，尽量不要去得罪任何一方。但像拳击裁判一样，要分出两个旗鼓相当的运动员的胜负，总得要对其中的一个多打一点分数。可是这样就必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他就可能把你恨得要死！
　　
　　有人很快就散布流言，有一个叫绰号叫沈猫迷的人，甚至以团组织的名义，告诫外接头的一个年轻女工说：
　　
　　 “蔡丹宙是有问题的人，像资本家和小业主一样，是从军工厂里清洗出来的垃圾，你要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如果发现有怀疑的地方，应该马上向组织汇报。”
　　
　　这一位女工姓徐，因为同在外接头工作，平日与我还比较合得来；再加一个未娶，一个未嫁，更加具有相互之间的吸引力。虽然她的学历不高，但鉴于觅女友之艰难，我原打算等待适当时机，向她发起进攻。可是团组织却认为是我与他们争夺年青人，就对她发出了警告！姓续的女工当然要听组织的话，从此就开始对我疏远。还有如小猴子和什么金莲等原来根本不认识的人，都向我射来一支支愤怒的目光，我好像是他们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看来这个地方，我是呆不下去了，我一定要寻找安全的避风港。劳资科的人为什么不再来找我？如果张定华在此时到来，我一定要求马上离开二车间。我倒不是怕他们，是怕沾上了纠缠不清没有个完，为什么要对前世无怨、今世无仇的同厂工人，结下这样的深仇大恨呢？
　　
　　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到跃进电机厂来，主要是专业不对口；现在因为写了一张大字报，又与该厂的部分员工接下怨仇，更加是想要离开这个厂了。
　　
　　问题终于有了转机，有一天下班回宿舍，路上有人主动上来与我搭讪，自我介绍姓朱、名铁权，是上海市纺织局下面的木滚筒厂的工人，厂址就在杨浦区齐齐哈尔路。他说看不惯工总司这样的暴力行为，已经集合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想成立一个区别于工总司的造反组织，邀我参加筹备。我原不想参加什么组织，但他的想法却与我吻合。我对革命造反并没有多少兴趣，只是想调动工作。我想多多结识一些社会人士，将来调动工作，也可能是多几条门路。同时我还想逃避车间里有人对我的敌视，他们愤怒的目光，好像是支支利剑，射得我心里忐忑不安。
　　
　　记得朱铁权的组织叫《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斗队》，经过许多发起人到上海市委马拉松式的请愿，终于审查通过了我们的宣言，最后被批准正式成立。它大概是上海市规模最小和人数最少的一个的群众性组织，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而且因为有大学学历而被推举为总部常委。
　　
　　工总司被张春桥封为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以后，在上海就有了很大的势力，王洪文想独吞胜利果实，不但是耿金章和戴祖祥，而且还把在安亭一起闹事的王文海和孙福祥等人也排挤在外。1967年2月5日，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来改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稳坐常委之位。张春桥和姚文元平时在北京办事，在上海只挂一个虚名，王洪文就成为上海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许多与他一起开始造反打天下的人，却仍旧是草民一个。
　　
　　这些人当然不肯罢休，集合在一起商讨对策。二兵团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所以有十四个在人民公社成立时没有得到好处的造反组织的代表，一致推举耿金章为首，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联络部，会后还举行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示威大游行，与王洪文控制的上海人民公社分庭抗礼。我受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斗队的派遣，作为它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参加大会。会后我常驻永福路252号，那里是二兵团的势力范围，也是联络部的办公地。因为我们战斗队的规模小，人数少，一般只是跟在人家的后面，没有实际上的发言权。凡事都有耿金章和孙福祥等人说了算，而戴祖祥只挂一个名，还是积极去经营他自己的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没有过多的在联络部里说三道四。
　　
　　这段时间的日子过得很紧张，经常有探子来报，说有某一支队伍正向永福路过来。耿金章马上打电话通知下属，派人来保护252号。等老耿的队伍一到，原来向永福路进发的部队才调转方向。有一次有二十几条大汉冲进办公室要抓耿金章，联络部的人手拉手组成了一道人墙，保护耿金章。双方对持了半个小时，耿的亲兵才刚刚到达。还有一次是王文海带许多人来进攻，结果反被俘虏，在永福路关押了好几天之后，才被他趁机逃走。还好那个时候的上海，人们还比较遵守十六条所规定的游戏规则，还不太盛行武斗，只是推推嚷嚷地吓来吓去，没有造成重大的人身伤害事故。但即使是这种所谓的文斗，也常常弄得连续几个夜里没有睡觉。我原想多结交朋友，为以后调动工作准备条件的设想完全是落了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野心家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的大争斗。斗到后来，耿金章被王洪文抓进监狱，公检法还要通缉孙福祥和戴祖祥等人。只有我们几个小组织无人理睬，仍旧安全无恙，王洪文还算有分寸，没有派人来砸联络部和小组织。不过，尽管它的招牌还悬挂着，可是树倒猢狲散，联络部里已是人去楼空，生着两条腿的人都已经跑光了。
　　
　　说白了，朱铁权的那个小组织，自成立以来，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跟着耿金章与王洪文对抗。当王洪文成了上海王，耿金章坐了牢，我们还有何事可做？于是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结束任务，宣布自动解散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斗队。朱铁权给每人开了一张回厂证明，盖上了鲜红的大印。这颗大印，自从旧上海市委发下来之后，我记得只使用过两次，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向各有关的单位发出商调函，抽调一些人到战斗队的总部工作。解散之后，朱铁权就把它交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群众工作组。我们总算是以和平的方式开始，又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没有一个人做官，也没有一个人蹲监狱。用上海人的话来说，只是白相了一场。

八、又回跃进电机厂
　　
　　外面混了三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二车间。发现厂里面的形势大变，原来一支支像利剑一样射向我的目光，变成了和蔼可亲的笑容。如小猴子和什么金莲，都变成了造反派。那个姓徐的女工，虽然是无门无派，但也转变态度，还告诉我沈猫咪对她说的话。几乎所有原保守派的人，都戴上了造反队的红袖章，因为他们原来参加的所谓赤卫队，已经彻底垮了台，该组织的大小头目都进了监狱，普通的赤卫队员没有了依靠，只好投奔造反队。
　　
　　不过造反派内部，已经公开分裂，主要是二车间的顾国基和厂部的李荣根闹矛盾。李荣根认为跃进厂里的造反派，应当以他为首，因为是他带领队伍北上南京，你顾国基算老几？连北上的火车都没敢跳上去，还算得上是造反派吗？顾国基却认为你李荣根有什么水平？连讲话都是急急巴巴的，上台讲了半天，还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哪有我姓顾的能随机应变、出口成章、风流潇洒，上海跃进电机厂里的造反派领袖，舍我还有谁？
　　
　　在造反派内部斗争中，李荣根占尽了天时和地利，因为他控制了厂部，是一个厂的神经中枢，许多重要干部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顾国基只有二车间，各方面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此外，李荣根还有两大优势：
　　
　　首先是他利用一月革命的有利时机，连续几天几夜私闯档案室，偷看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的档案，掌握了许多人的隐私。这样，他既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来要挟和控制别人，也可以利用它作为炮弹来打击人家。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我的档案袋里，看到了我在反右运动结束时写的运动小结和毕业时的自我鉴定，再根据他的需要把这些材料加工放大，于是蔡丹宙是漏网右派和蔡丹宙的父亲是老反革命的传言就不胫而走。
　　
　　当我听到这些流言，就知道有人抛出并放大我的档案材料。但我首先怀疑的是总支书记黄祝香，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有他是可以而且应该看过我的档案。我从来没有怀疑姓李的，因为我不能想象他竟会如此大胆，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私闯国家禁地档案室！不过我没有被这些流言吓到，因为父亲是不是反革命？我是非常清楚的；我对自己也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自己“右”到什么程度，心里自然有一个清晰的底；更何况这些小结和鉴定都是我自己亲手编写的，哪会有搞不清楚的道理。用此等卑劣的手段，不但吓不了我，反而激起我无比的愤怒。
　　
　　李荣根的第二个优势是有一支变相的武装，他的周围聚集着像包××、刘××、冯志铭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大汉，他们以体育锻炼为名，组织了一个专搞打砸抢的摔跤班。他们在上班时候练习摔跤、格斗和擒拿等动作和技能，有需要时就派他们去抓人和打人，我被他们抓过两次，俞世熊被他们摔过两个大背包，并因此而造成终生耳背。许多工人因此有顾忌，不敢得罪他们。
　　
　　其实我自回厂之后，并不想再介入运动，这主要是因为我实在不愿意与每天都要见面的人结怨。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确有顾虑，不过这并不是流传中的漏网右派，而是在一月革命中，我跟着耿金章与王洪文对抗。按照老百姓的传统说法：“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王洪文已经成为上海王，而蹲监狱的耿金章就一定是寇。我虽然与这个寇的关系不大，但在反王的行动上还是跟他走的。王洪文把耿金章投进监狱之后，并没有再来为难我们小组织，但在厂里，对立的一方很可能没有这样大方。只要他们知道我曾经跟随过耿金章，也一定会把我当作一个寇，这样的麻烦肯定是不能低估的。不过这个顾虑，很快的就不再存在，仅仅两个月之后，耿金章不但被公检法无罪释放，而且还被张春桥拉进了市革会常委会，这个时候的耿金章已不再是寇，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并肩王了。
　　
　　面对漏网右派和反革命崽子的流言，我只好改变主意。因为如果从此偃旗息鼓，人家看起来分明是做贼心虚，反而证实这些流言所言非虚。为了表明自己完全无辜，我只好继续鼓起勇气，参加厂内派系之间的战斗。因为我怀疑黄祝香抛出和放大档案，再加我听了叶冬明的话，仅仅是因为晚了十几天来厂报到，就将我下放车间劳动，完全剥夺了我的干部身份，把白领变成了一个蓝领，这口气实在是很难咽得下，所以我锁定了目标，就是要批倒总支书记黄祝香。
　　
　　李荣根为了摆平局势，一改他开始造反时的初衷，与黄达成了谅解。一般来说，群众和干部之间应该和解，因为只有建立了和谐的社会，才能取得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可是李对于黄的和解，倒不是为了社会稳定，而是为了打击另一部分群众，并在跃进厂里建立起由他大权独揽的统治体系。因为条件还没有成熟，他的野心可能比王洪文要小一点，但他也在大造舆论，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他在各种场合自我吹嘘：自从军队里复员到地方以后，自己经常考虑着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好像他的想法完全和毛泽东一样。有一次有两派共同参加的会议上，他大言不愧地声称找到了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方法：就是每个单位都必须由像他一样的人来领导，再加每过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他的想法简直与毛泽东完全一致，因此他是厂里最正确的革命路线代表。所有厂里的芸芸众生，只有听他的话，上海跃进电机厂才不会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红旗才不会落地，国家才不会改变颜色。
　　
　　顾国基为了摆脱困境，最上上的计策就是死死揪住黄祝香，这可能是李荣根暴露出来的一个软档。因为毛泽东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黄是一个党内的当权派是没有争议的，问题是他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李坚持说他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已经回到了毛泽东的路线；而顾认为他执行的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必须向广大群众继续检查交代。这在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李荣根的观点显然是很难站住脚的。
　　
　　在毛泽东大联合的号召下，二车间有五个造反组织实现了联合，组建成《上海跃进电机厂造反兵团》。在这五个组织中，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其实我没有组织，只是写大字报不愿签真名，用《保卫十六条》做一个笔名，看起来像是一个战斗小组，实际上是光杆司令一个。不过后来真的有两人参加，总共也不过三人。经过民主选举，跃进造反兵团里选出顾国基、陈亦山、童斌、郑宇明和我等五人为常委。开始时五人说好，大家都是一样大小，完全是平等的。可是后来有事的时候总是由顾国基出头，这大概是其余四人都不太愿意抛头露面，而顾却乐此不疲。再加他的脑子灵活反应快，紧急应变能力比较强，这样久而久之，就自然而然地引成了以顾国基为首的局面。
　　
　　兵团成立后不久，突然发现有一个叫章国兴的成员不知去向，后来有人说他一个人私自去贵阳了。原来在文革以前，厂里有一位叫顾良生的副厂长，支援内地的贵阳电机厂，顾国基等认为顾良生和黄祝香一起执行了资反路线，打算到贵阳姓顾的那里去弄一点炮打黄祝香的炮弹。这消息被章国兴得知，他就自个捷足先登了。另外又有消息传来，说李荣根也派人去找顾良生了。因为考虑到章不是他们的对手，顾国基自己也迅速带了几个人去了贵阳。

九、不屈的上柴联司
　　
　　让我们暂却放下厂里的事务，回到上海市里去看一看。
　　
　　 1967年自从入夏以来，上海有许多单位开始出现武斗，尤其是以东北角的第二军医大学和上海柴油机厂为最。二军大是属于军队管辖的，王洪文还不便插手，而柴油机厂是机电一局管的，王洪文就横加干涉，制造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武斗。
　　
　　上海柴油机厂有两派，其中一派叫上柴联司，另一派叫东方红，两派都自称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指责对方为正宗的保皇派。联司是厂里的多数派，其成员大多数是厂里的低层工人。东方红是少数派，其成员多半是中层干部。两派在厂内经常武斗，而且愈争斗愈烈。斗到后来，联司凭借人多势众，把东方红全部驱逐出厂。离厂以后的东方红，在社会上到处游说，影响很大。联司见此，觉得任其发展下去，社会上的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于是也派出大批人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舆论宣传。从此上海的许多大街小巷，特别是人民广场，每天晚上都有上柴两派的宣传大战。仅仅几天时间，几乎全上海所有的人们，都被吸引到他们的论战当中。
　　
　　上海人也很快分为两派，有的人认为东方红比较有理，表示支持东方红；有人认为联司理直气壮，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卷入了一个奇怪的漩涡，人们见面就要问你是支东还是支联。支联的碰到支联的，马上就是握手，就是同志。如果观点相反，马上就是仇敌，立刻反唇相讥；接着就是两个人的论战，马上就会吸引许多人加入，就在马路上开展一场大论战。甚至有一对久别重逢的好朋友，见面时问对方，你是支东还是支联？回答的结果是一个支东，另一个却支联，于是两人就反目为仇，从此再也不去搭理对方。人们不但是口头上，而且还有行动，有些单位成立了支东站，也有更多的成立了支联站。当然也有在一个单位的门口，既挂着支东站、又挂着支联站的牌子。
　　
　　支联的声势非常大，每天晚上，联司和东方红都在人民广场辩论，支持联司的人成千上万，而支持东方红的却寥寥可数。在所有支持联司的人士中间，有两个非常出名的人，第一个是交通大学的全向东，第二个是上海市虹口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汽车配件厂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卜昌。
　　
　　一提到“全向东”，人们一定以为是某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其实只是一个人，是上海交通大学某一个教研室里的年轻助教，他原名汤福生。“全向东”的背后是一大群交大的支联派，从1967年2月份开始，他们就一直支持上柴厂的联司。“联司”的赴京控告团也由“全向东”带队，他是“上海市支联总站”的主要发起人。他坚定地认为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革会在上柴的问题上，执行了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他要王洪文滚出市革会。他所写大字报中的许多观点，成了全市许多“支联站”的“理论基础”。张春桥和王洪文都说“全向东”是上柴联司的黑秀才，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陈卜昌大约三十岁左右，貌不惊人但口才出众。他的鼓动演说非常引人，他发言从来不打草稿，也不装腔作势，语言通俗贴近群众。1967年6月14日晚上，“支联总站”又一次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声援上柴联司誓师大会”。笔者事先听到消息，下班后特别赶到市中心听他的演说。一场演说听下来，我非常粗略地统计一下，大约只有20分钟的发言中，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打断二十余次，有听众大声回应叫“对”或“好”的也有二十余次，还有喊坚决支持联司口号的，大约也有十多次。后来全向东和陈卜昌领导的“支联总站”还出版了《支联大会特刊》，刊载了陈卜昌6月14日发言的全文。当时我也弄到一份，但后来我被李荣根诬陷为地下支联站，被他们作为证据而抄走，从此再也没有找到，真是有点可惜。
　　
　　陈卜昌从6月4日开始，每天下午6时至11时，开着一辆有四个高音喇叭的小宣传车，在市中心人流密集的敏感地区作支联宣传。许多群众就跟着车围听，宣传车慢慢的前进，参听的人数愈来愈多，这些人都是听到消息而从各处赶来的。他们都想来听一听“支联总站”头头陈卜昌的长篇演说。陈卜昌说得一口非常流利而标准的上海话，既慢腾腾又笃悠悠的娓娓陈述，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所讲的大道理通俗易懂。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就喜欢听他的讲话，好像是听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人们一边听陈卜昌的讲话，一边还不时地齐声高呼“联司必胜”和“东方红必败”的政治口号。陈卜昌在上海几乎成为家喻户晓人物。“支联总站”在上海活动了两个多月，陈卜昌也在人民广场演说了两个多月。使上海掀起了大波澜，人们都知道“支联总站”里有个陈卜昌，陈卜昌是继王洪文和潘国平之后，在上海滩上升起的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东方红在厂内已属少数派，在社会上又没有得到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同情，但因为其成员多半是干部，能量却不小。他们活动的能力很强，不知是走了什么门道，竟把路子直通到了王洪文的办公室。当时的造反司令王洪文，也正在为上柴的两派斗争而伤透脑筋。听了东方红的汇报，自然觉得东方红是自己的嫡系部队；而与它对立的联司，自然是成了左道旁门。于是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这个影响上海大好形势的毒瘤。
　　
　　 1967年8月4日早上，由王洪文亲自布置，耿金章带领上海市的工总司、上体司、消革会和红三司等所组成的文攻武卫大军，围剿上柴厂的联司。这个耿金章，在一月革命时坚决与王洪文为敌，但蹲了两个月的牢房之后，总算是大彻大悟。知道王洪文是不好碰的，他在四清运动时就与张春桥拉上关系，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王的后台靠山。因此他自出狱之后，就表示对王洪文的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为其效劳。这次王洪文要砸烂联司，耿金章自然是充当马前先锋。
　　
　　再说要指挥这样大的一场战斗，参加的战斗员，除了工总司的部队，还有公革会、消革会、上体司、商贸系统的造反组织和学生红卫兵等十几个群众团体，要是没有一个地位较高而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哪里还调得动许多系统的人马？耿金章已经四十多岁，是市革会常委，又是行伍出身，在正规的解放军部队里担任过中下级军官，手下原二兵团系统兵多将广，叫他领兵打仗，正是人尽其才，也能使其他非工总司系统的造反派听从他的指挥。
　　
　　我没有目睹这场在十年动乱中的上海滩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但听到过现场的人说，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战争。耿金章首先用水陆两路包围上柴厂，截断了联司的一切后路，再切断水源和电源，然后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大部队后面跟进，强行冲进柴油机厂。联司战士见大门被破，只好退守厂内的各幢大楼。他们把搂下的门窗关紧，在楼上的许多窗口，扔下各种砖头瓦片等杂物进行抵抗。
　　耿金章一时无计可施，只好通过消革会调来救火车和云梯。用高压水龙头向窗内猛烈的射击之后，再把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用云梯直接送进窗口。但仍旧是遭到联司战士顽强的抵抗，例如有一组坚守大楼的女战士，她们好几次被水枪冲倒又爬起，单薄的夏衣已经被水冲得七零八落，又与进来的敌人肉搏和扭打，几乎是弄得一丝不挂，但还是勇敢的战斗。因为寡不敌众、女不敌男，一个个都被冲进来的文攻武卫抓获，反剪双手而被擒。有一个文攻武卫见她们几乎是赤条条的，顿时起了不良之心，假借擒拿之际对其中一个肆意轻薄。该女战士虽已被擒，双手被另外两人牢牢抓住，但仍旧趁其想入非非和忘其所以之际，用尽全身的力气突然飞起一脚，猛踢那汉下身。只见那大汉用双手捧住那个，疼痛得嗷嗷大叫，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同伴赶快上前救援，把消防车当作救护车，急送医院抢救。当文攻武卫送走消防车，回过头来再找那些战俘的时候，那些原来已经成为俘虏的联司的女战士，早已跑得影踪全无，全然不知去向。
　　
　　这场恶斗中，王洪文和耿金章究竟调动了多少人马？双方又死伤了多少战士？永远是上海人民心中的一个谜。不过，在踏平联司后的第五天，即1967年8月9日，上柴联司的死对头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总部”，给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有这样几句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向在‘八•四’革命行动中壮烈牺牲的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向他们的家属和英雄负伤的同志致以深切的慰问。”这充分说明在围攻“联司”之时，有人“壮烈牺牲”。而且还称为“他们”，说明所谓壮烈牺牲的远不止一人。那么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联司”是否也有人牺牲呢？笔者没有见到过任何报道。在纪希晨著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中记载：“1967年9月，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他利用所谓补课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把参加过联司的许多群众，打得重伤致残，更有不少干部和工人被活活打死。”当然这是后事，我们不提也罢。
　　
　　在8月4日以后连续几天，上海人们看见，被打得眼青鼻肿的联司大头头杨仲池，用粗麻绳反绑双手，押在敞篷汽车上游街。在他的头颈里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非常醒目地写着：“斩！上柴联司坏头头杨仲池。”在杨仲池三个字的上面，还像煞有介事地用大号毛笔打了一个红色的大叉叉。
　　
　　被上海市多数人们坚决支持的上柴联司既灭，接下来的是要解决遍布全市的支联站。不过这倒不用王洪文和耿金章等工总司的大头目亲自过问，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中比较强的一方，他们早已闻风而动，把各自的对立面当作支联站来砸。这个情况与一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有点相似，在旧上海市委倒台之前，造反和保守两派的观点清楚，经纬分明。后来市委既倒，保守分子摇身一变，也自称为正宗的造反派。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造反或保守观点的争论，而是一场比后台的竞赛，谁的后台硬，能与上一级的造反组织挂上钩，谁就是造反派，而对方则一定是保守派。砸联司以后的局势也是这样，原来支联的立即变成支东的，各基层中反应快、动作敏捷的立即指责对方为支联站，如果它的实力足够强大，就立刻把对方彻底踏平或者砸掉。

十、在外面流浪的日子
　　
　　因为“联司”已经被砸，上海市里的事情暂时可以告一个段落，让我们再回到厂里。前回说到顾国基带了几个人去了贵阳，他们这一去不要紧，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兵团的力量突然削弱，在上海生出许多事来。特别不幸的是，我们跃进兵团被李荣根诬陷为《地下支联站》，并由电机公司的造反司令张荣贵出面，派出文攻武卫把它砸了。
　　
　　记得那是八月六日，午饭后李荣根打电话找我，说是要我到厂部谈谈。那时顾国基等人在贵阳外调，陈亦山在厂外闹革命，许多人都说可能有阴谋，叫我不要说去就去。我觉得问心无愧，没有听从人们的劝告，就学习关云长单刀赴会。李荣根在他的造反大队办公室与我相见，还有魏学海等几个老工人相陪。我问李找我什么事？只见他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又见魏学海等神情紧张，我才觉得事情可能有蹊跷。这时又见李荣根造反大队里的张玉昆在门外张望，还对着我做了一个手势，意思好像是叫我赶快走路。由于张对我个人的关系还不错，就相信了他的暗示。于是对他们说了声：“既然没有事，我就回去了”。还没有等到对方有所反应，就立刻起身离开厂部。
　　
　　回到二车间，立刻有郑宇明、马银凉等十余人围上来问长问短。我喘息未定，就向他们汇报了刚才遇到的情况。我还未说完，房间里马上开了锅，有人说是阴谋，有人说要警惕，有人说是要马上准备，┅┅，正当大家还在争论的时候，李荣根带着一大群头戴藤盔、手执长矛的电机公司文攻武卫已经到达门口，只见他用手指着我大叫一声：
　　
　　 “就是他！”
　　
　　还没有等我回口，四、五个文攻武卫就一拥而上，把我的双手反剪，用喷气式把我押出房间。我的两只脚几乎没有着地，是两个陌生大汉提着我穿过车间，押上停靠在眉州路上的一辆敞篷汽车。车上面等候的冯志铭，立刻在我的脖子上挂一块很重的牌子，上面清楚地赫然写着：《支联站怀头头蔡丹宙》九个大字。我看到这个情况，知道自己所享受的待遇也与这几天正在游街的联司头头杨仲池差不多。在蔡丹宙三个字上面，同样也有一个非常醒目的鲜红色大叉叉，与杨仲池相比，只是少了一个“斩！”字！
　　
　　这时候我才发现，与我同时被抓的，还有郑宇明和朱缅甸两个人，不过他们的胸前没有挂牌子。大概原先只打算抓我一个，对他们只是顺手牵羊。汽车沿着杨树浦路、大名路、外滩方向行走，直到福州路江西路口的上海市电机工业公司门口才停下来。
　　
　　通过兵团被砸和本人被抓的事件，我总算彻底认清了李荣根。为了抓我，先假惺惺地要找我谈谈，骗到他的根据地以为抓起来便当。幸亏张玉昆暗下通报消息，使我在无意中逃过一劫。但他还是不肯罢休，继续带人到车间抓捕。本来就是对立的，你要抓就抓么，但也该做得光明正大，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罪名，却无中生有的制造出了一个地下支联站。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兵团里的人说这是栽赃陷害，其实连栽赃都还不够格，因为栽赃总得先把赃物栽到我的身上，现在连赃物都没有，就凭空捏造出一个支联站。人们都知道上海所有的支联站都是公开挂牌的，跃进电机厂门口从来没有挂过这块牌子，于是他就说我是地下的支联站。可是全上海的人们都知道，支联站哪有地下的？在联司被砸之前，它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对立面东方红，支联的声势也远远超过支东的，支联不是秘密，完全是公开进行的。李荣根连造谣的本事都没有，只是因为电机公司的造反司令张荣贵另有所图，才听取了他的建议，利用上海市大砸支联站的政治形势，把我抓到电机公司问罪。
　　
　　文攻武卫把我押到电机公司七楼的一个房间，一进门就把我摔倒在地上，马上就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上来拳打脚踢，我一看原来是李荣根的摔跤班。他们把我当作了练拳击的靶子，冯志铭是与我同一辆车子过来的，应该说已经是一路辛苦了，可是他打起人来，仍旧那么凶狠有劲。他们一边打，一边要我们老实交代支联的罪行。
　　
　　 “叫张荣贵来！”我经不起他们无休止的毒打，才大声说：我想张荣贵是电机公司的造反派大头目，我也曾几次与他打交道，想要当面责问他，凭什么要抓我。
　　
　　 “你是什么人？老张是什么人？他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摔跤班的几个人一同回答：听他们的口气，好像张荣贵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像我这种人是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是没有的！
　　
　　 “张荣贵既然要抓我，为什么不见我？”
　　
　　 “你以为是张司令抓你的吗？那就太抬举你了！老实告诉你吧，抓你的人不是老张，就是我们造反大队！怎么样？你想不通吧？”
　　
　　 “你们能调动文攻武卫？”
　　
　　 “为什么不能？我们的包天福是┅┅”冯志铭拍拍我的肩膀，正要大吹特吹一通：张荣贵却推门进来，我立刻劈头就问：
　　
　　 “老张，为什么要抓我？我们什么时候支过联？”因为人都已经被他抓了，我没有直呼其名，还是比较客气的叫了一声老张：
　　
　　 “我早就知道你没有支联，但在上一个月你带人到电机公司来做什么？”张荣贵好像还比较直爽：承认我没有支联。他一边说话，一边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
　　
　　 “说啊，上个月到这间办公室做什么？”张荣贵继续问：
　　
　　走进这一间办公室，又提起上个月的事，我的心里立刻就清楚了。想自己平日实在太小看这个张荣贵，他表面上看像是草包，实际上还不能全算草包，这次他竟然利用上海市大砸支联站的政治形势，趁机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原来是上个月某日，上海市电机公司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我和俞世熊跑到电机公司，向张荣贵索取大会的入场券。可是他表示，入场券已经发给了李荣根，叫我向李去讨。我说我们不是李的下属，为什么要向他讨？并且对他利用这样的方法实行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实际上，张荣贵不但对我们跃进电机厂，而且对电机公司所属所有的厂都实行扶强扼弱的方针。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很快就能把系统内的小派别全部吃掉，摆平电机公司的局势，他自己也就能稳坐公司老大的位子。这时的俞世熊，发现有许多入场券压在报纸下面，于是就毫不客气地顺手牵羊把它们统统收入囊中。
　　
　　回厂后发现票子很多，我们自己使用后还大大的有余，于是我决定与张荣贵对着干，把多余的入场券邮寄给上海电缆厂的永忠。因为永忠也像我们一样，是上海电缆厂内受压制的少数派，受到电机公司和张荣贵的歧视而没有票子。我想你张荣贵不给，我就给，我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崇拜扶弱扼强和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我觉得这样做就是扼强扶弱和劫富济贫，真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绿林英雄的样子。后来在公司革委会的成立大会上，上海电缆厂的两派都表示自己是正统的造反派，因而发生争吵，影响了大会的进程。我曾为此事暗自高兴，但张荣贵为此而耿耿于怀。
　　
　　因为我把张荣贵看作是一个草包，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他突然提出，也着实使我吃了一惊，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因为他没有证据，证明永忠的票子是我们送过去的。于是我说：
　　
　　 “上个月是向你要票子，可是你不给！大概是因为我们跃进兵团的广大群众，不是你们电机公司的员工？无权参加大会！”
　　
　　 “我不给，你们就自己偷！”
　　
　　 “不！是地上捡的，谁叫你们把票子散落在地面？我们不捡，别人也会捡的。”
　　
　　 “捡的？就算是捡的，你们跃进兵团的人自己用也就算了，我也不来计较，为什么还要送给上缆厂的永忠？弄得成立大会不能按时开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什么是永忠？我们每个人一张都不够，哪有余票送人？”
　　
　　 “那永忠的票是哪里来的？”
　　
　　 “这你要去问永忠，我又不认识他们，问我干什么？”
　　
　　 “我敢肯定，永忠的票是你们给的！”
　　
　　 “老张，你是电机公司造反队的大头头，说话不要那么随便，你说是我们给的，你有证据吗？”
　　
　　 “证据一定会有的！”
　　
　　 “那么请你先找到证据，再来找我问罪。”我一边说着：一边就想走路。
　　
　　 “你还不能走！”
　　
　　 ┅┅
　　
　　我被张荣贵单独禁闭在一个小房间里，不知等了多少时间，房门突然被打开，张荣贵领着陈亦山和俞世熊两人进来对我说：
　　
　　 “现在是陈亦山保你出去，你可以走了。”
　　
　　 “老张，再声明一次，我不是来保人的，我是叫你们放人！”陈亦山对张说：语气好像有点强硬。我在前面说过，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都是像赌博玩扑克牌打沙蟹一样，都是吓来吓去的，张荣贵第一次与陈亦山打交道，还不知道他的深或浅，所以就不再进一步坚持，就用比较缓和的口气说：
　　
　　 “好，我不跟你们咬文嚼字，保人、放人都没有关系，你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还有郑宇明和朱缅甸，你们把他们关在哪里？”我对张荣贵说：
　　
　　 “他们早已走啦！郑宇明态度比较好，进来后马上交代了自己的支联观点，我们已经把他先放了。那个朱缅甸是个小脚色，也不是支联的，早把他放了。只有你与俞世熊两人，不识事务，不肯老实交代问题，才多留了你们的一段时间。现在看在老陈的脸上，把你们也放了。”张荣贵回答说：
　　
　　我倒奇怪起来，想俞世熊根本没有被抓，为什么也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自己送上门去的，因为听说我们几个人被抓走，他一个人冒冒失失地跑到电机公司与他们说理，哪里知道张荣贵为了入场券的事，要抓的正是他！他被抓获之后，又被摔跤班的暴徒甩了两个大背包，从此而得了耳背的终身疾病！
　　
　　由于跃进兵团被砸，摔跤班的人又虎视眈眈，不断前来寻衅闹事，为了避免更大规模的武斗，第二天跃进兵团就离开了跃进电机厂。先到宁国路的工总司扬浦区分部暂时落脚，后来再经过俞世熊的联系，得到上海市长阳中学红卫兵的同情，就在中学里暂时居住。后来红卫兵内部有纷争，我们又到了杨浦分部，杨浦分部是我们挂钩的上级单位，在它的下属有难的时候，一定要帮助我们。想不到我们也像早先时的上柴东方红一样，被对立派赶出了上海跃进电机厂。
　　
　　我在上海是单身，居住在长阳中学，倒也非常惬意，由长阳中学的红卫兵提供方便，搭伙在隔壁的一家工厂食堂，每天还可以到浴室洗澡。厂校之间的来往非常方便，因为学校与工厂之间的隔墙，早已不知被什么人推倒，来来去去无需进出大门。只是李荣根还经常派人来侦察，窥探我们兵团的动态，有时还要寻衅闹事，如在学校门口刷出挑衅性的大幅标语。一次我们在晚上设置埋伏，抓到两个李荣根的人，其中一个是很有一点名气姓陈的工人。
　　
　　这个姓陈的在文革中的出名，不是因为他官做得大，而是他的父亲在镇压反革命时被共产党枪毙的。其实这种人不应该参加派别斗争，因为在文革时最容易受到对立派的攻击，而且有一个专门的名词，称他们为黑五类或狗崽子。兵团战士见抓了陈某，立即围上来拳打脚踢，好像是要把所有的仇恨和怒火都发泄到他一个人身上。我一见立刻上前阻止，劝退我们的战士，单独把他带到一个小教室。要是在平时，陈某见我一定会怒目而视，极有可能马上对我拳脚相加。可是在那天，毕竟是成了俘虏，他竟老实得像只小绵羊，对我非常恭顺听话。坐下来以后我问他：
　　 “我们已经离开了跃进电机厂，你为什么还要来挑衅？”
　　
　　 “因为人家说你们是支联站。”他回答说：
　　
　　 “你看见过我们支过联吗？”
　　
　　 “我看到过你们个别的人是支联的，但整个兵团没有支联。”
　　
　　 “你以前也不是支联的吗？”
　　
　　 “我过去是支联的，现在变成支东的了。”
　　
　　 “不要说是我们没有支过联，就算是我们支联的，难道只准你改变观点，而不准我们改变观点吗？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来挑衅呢？”我提出了一联串的问题:
　　
　　 “我错了。你老蔡大学生有大量，能放我回去吗？我以后决不再来挑衅。”他回答的声音很轻，然后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见我不动声色，又只好再次低下头去。在教室内，我对他非常放松，因为我料想他决不敢逃跑，因为房门外有许多渴望复仇的兵团战士守卫者，如果逃跑时被他们抓到，一定会被打得死去活来。因为按照当时的逻辑，打他这种人，就是打一个狗崽子，是好人打坏人，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个姓陈的，他刚刚也领教过了这种铁拳！因此他决不敢逃跑，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会网开一面，把他释放。
　　
　　我在兵团内成了众矢之的，因为我不顾多数人的反对，阻止人们痛打陈某，而且还很快的释放了他，没有解恨的人都骂我是兵团的叛徒。不过从此之后，李荣根再也没法组织起新的人，前来寻衅闹事了。因为姓陈的被释放后，说我这个姓蔡的人很讲道理，没有叫别人打他，还很快把他放了。
　　
　　我们在外面流浪的日子，一直到顾国基等几个人从贵阳回来。丘崇龚真是一员猛将，当见到我们流落在外，马上就怒发冲冠，立刻挥舞起上海跃进电机厂造反兵团的大旗，高喊着“跃进兵团杀回来了”的口号，带领队伍返回到我们曾经日夜工作的跃进厂。

十一、我成了反革命
　　
　　大概是1968年的冬天，跃进电机厂的革命委员会，在上级公司的催促和厂内两派争斗的吵闹声中宣告成立，厂内第一个起义造反的中层干部曹泉钟、新近进厂的复员军人李亚夫、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造反英雄李荣根和二车间的老造反顾国基都进入了革委会，上级电机公司还派来一个造反的老干部卜纪福充当第一把手，称为主任。不久之后，厂里的共产党组织也从新恢复活动，姓卜的做了党委书记，曹泉钟是二车间的书记。
　　
　　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想为自己的工作多做一点打算。原来是想请新成立的厂革委出面，可是原来与我关系还不错的那位造反头领顾国基，看到我在厂内的流言蜚语很多，唯恐受到牵连而影响他在革委会里的前程，总是有意无意的要与我离得远一点，大概是想要与我划清界线吧。还有他一天到晚要应付厂革会内部的斗争，哪里有空闲时间来管我的事？看来调工作不能依靠别人，凡事都得自己努力。
　　
　　我在市里混的时候，也认识了不少人，很快就找到一个与我对调工作的女工。她在漕河泾附近的上海邮电器材厂工作，居住在平凉路军工路口的国棉十九厂的工房，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差不多要六个小时。我因为种种原因，到了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住的还是单位里的单身宿舍，只要专业对口学有所用，随便在哪里上班都无关紧要。因此两人第一次接触，就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调换对象。
　　
　　除了跃进电机厂，几乎疏通了所有的关节；双方当事人满意，对方厂的领导也非常愿意接纳我这个复旦大学电子学专业毕业的人。该厂领导还认为以一个普通女工，调换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真的是赚多亏少。我找到姓卜的主任，向他提出口头申请，然后注视着他的脸部，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见姓卜的静静地听完我的陈述，脸上毫无表情，房间内也一片寂静。大约过了有五分钟之久，卜主任才慢慢地开口，他的脸上仍旧是毫无表情，说话又是那样的条理斯文，他的眼睛看着他手里的茶杯，呷了一口茶，然后好像是对他的茶杯说：
　　
　　 “厂里的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人心还有点浮燥，我们暂时还不能考虑员工的进出问题。”
　　
　　 “这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与厂里的局势有什么关系？我学的是电子学专业，在跃进厂里发挥不了作用，还是早点把我调出去吧！”我盯住姓卜的据理力争：
　　
　　 “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实在忙不过来，现在我马上就要到公司里开会，你想调工作的事情，等厂里的大局稳定了以后再谈吧！”卜纪福的视线，一直没有从茶杯上离开，好像仍旧是对它说话：
　　
　　 “那要我等到什么时候？我已经在这个与专业毫无关系的厂里，白白的浪费三年了！”
　　
　　 “对不起，我开会的时间快要到了，现在不走，马上就要迟到了。”姓卜的从座位上站起来，他的视线才离开他的茶杯。
　　
　　要求调工作不成，厂内又谣言四起，上班时的思想无法集中，心不在焉。
　　
　　在那个时候，我搞了一个方案，给外接头小组搞了一个技术革新，原来的方台子变成了一条半自动的辊道流水线。原来站着操作的工人都坐了下来，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还为工厂节省了一个强劳动力，即从压床里出来的电机，直接推到辊道线上，再也不要用辅助工，把它搬到长方台子上。
　　
　　这项革新只是苦了我自己，放弃了医生所说的走动性工作，只能是与大伙一样，坐下来工作。辊道线工程完成后，我还想搞一项技术革新，因为我是专门拧螺丝的，想搞一只自动拧螺丝的工具。有一次牙痛，看到牙科医生用的牙钻受到启发，想用牙钻的原理，搞一只电动螺丝刀。当卜纪福拒绝我调动工作的申请时，我正在搞这项革新。
　　
　　我在操作车床时出了工伤，造成大拇指粉碎性骨折！沪东医院先给我开了两个月病假，然后在老家的医院里又继续了三次，过了农历的新年才回到上海，造反队的小组长杨家华对我吞吞吐吐地说：
　　
　　 “为什么你不在家里多住些日子啊？”
　　
　　小杨说话的时候，我看他皱着眉头，脸呈忧虑之色。我觉得他的话里有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就盯住他问为什么？可是他再也不肯开口。
　　
　　自从姓卜的主任以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我调动的工作要求之后，我就预感到形势不妙，看到小杨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更使我忧心重重。再看文革形势，一打三反运动已经在上海铺开，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纷纷挖出埋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厂里新上任的几个革委会成员，也都在窥测方向和摩拳擦掌，他们准备要大干一场。他们要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干掉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人。李荣根每天都虎视眈眈，他认定我是顾国基的高参，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有根有据”的谣言满天飞舞，今天要揪×××，明天就揪×××等等、等等。而在这些满天飞舞着的名单中，蔡丹宙必居其中。见此情我真想再次返乡养病，可是经过爱克斯光检查，断裂的骨头已经愈合，医生再也不肯多给病假。我只好顶着各种流言蜚语，小心翼翼地回到生产小组上班。
　　
　　 1970年3月7日下午，曹泉钟把生产小组里的许多小年青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我工作的辊道流水线，因为人手太少而无法运转。我就蹲在地面做准备工作，把一块很小的铜质接地标志拧到接线盒上。小青年回来，我看到她们的脸色都有点异样，特别是好像都要躲着我的目光。她们没有急着要干活的意思，只是回到各自的更衣室，再也没有出来，我不知道她们去干什么？只好继续拧着螺丝。
　　
　　曹泉钟没有休息，继续召开车间干部扩大会议，要落实第二天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的具体安排，他明里说的是讲用会，实际上却是要揪我的斗争大会。他布置得非常具体，凡事一定要落实到人；如派某某人监视我的行动、某某人执行揪我的任务，还要把我押送到斗争台上，再派某某和某某等在上台揭发我的滔天罪行。曹在布置任务的时候，还叮嘱一定要严守秘密。因为蔡丹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阶级敌人，如果让他事先知道，一定会有思想准备，很可能要增加批斗的难度。
　　
　　他似乎也懂得一点兵法，要对我搞突然袭击。先是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他公开说的是开讲用会，麻痹我的思想，使我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然后又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让我懵里懵懂地被揪上台，昏沉沉的无言以对，可以立刻置我于死地。他口口声声说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可实际上还是几个古代军事家的计谋，可见他所谓的活学活用只是一个幌子，完全是弄虚作假。
　　
　　曹泉钟的讲用会在第二天下午准时举行，不过会议的主要目标，我这个反面教员却神秘地失踪了。尽管他派出大批人马四处地摊式的找寻，可哪里还有我的影子？
　　
　　因为一切都已布置就绪，即使找不到批斗对象，斗争会也只好召开，叫广大革命的群众练一次兵也好，等抓到了反革命，一定会斗争得更加出色。在没有批斗对象的批斗会上，革命群众揭发了我的大量罪状，经过事后的归纳，大致有以下几条：
　　
　　 1、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一个著名的“漏网右派”。19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与其他右派密切配合向党进攻，为大右派王造时翻案。虽然已经被革命群众批判斗争过几十次，但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没有吸取教训，仍旧恶性不改。还想趁机反攻倒算，拒绝承认自己是“漏网右派”，还要进一步为自己翻案。
　　
　　 2、利用唱《红灯记》这出革命样板戏的机会，借反面人物鸠山之口，恶毒攻击我们伟大、光荣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咒骂共产党员都是疯子（在初版的红灯记剧本里，鸠山有一句台词：‘共产党员都是疯子，疯子！’但后来的版本上把它删掉了。）。
　　
　　 3、丧心病狂，把毛泽东思想像太阳曲解成毛泽东思想可以当日光灯使用，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4、极力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写大字报的时候，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故意写成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除了以上四条，其他当然还有很多，不过从份量上看，上述四条最为严重。这四条，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上纲上线。如果能把它们条条落实，按照当时的量刑，大概要坐许多年的牢，如果碰到严厉的法官，甚至可以枪毙！
　　
　　当我听到这个情况，真的有点后悔，什么要临阵逃跑呢？要是不跑，还可以辩护，把事情讲清楚，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其实我还是太天真，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我在场，也无法把事实说清。因为那个时候的批斗会，是只准批判的人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绝对不允许被批判的对象为自己辩护。
　　
　　那么我为什么能够逃跑呢？那要从3月7日曹泉钟召开的干部会说起：会议结束后，曹非常得意，因为消息被封锁得非常严密，第二天的蔡丹宙，一定会斗得十分狼狈。可是没有料到，会议结束以后，机壳组的杨荣林在返回的路上，经过我的跟前。这个杨荣林是原‘全无敌’的成员，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支持全无敌，对我存有好感。他见我可怜巴巴的坐在地上拧着螺丝，大概是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就故意咳嗽一声，又把一只手伸到头顶上，做了一个揪辫子的动作，我一看动作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下班的时候，又在墙头上看到一张通告，说是第二天下午，在车间里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我把卜纪福的拒绝调动工作、杨家华的吞吞吐吐、厂里满天飞舞的流言蜚语、杨荣林的暗示动作和召开讲用会通知联系起来，大致上弄清了曹泉钟的花招，肯定这个所谓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就要对我动手。
　　
　　晚上，我躺在床上苦思冥想，如何能逃避即将到来的灾难？翻身的时候，忽然听到我的腰骨间发出“咯”的一声，我立刻想到可以装腰痛来混病假。因为我的腰本来就有毛病，1963年和1966年还动过两次大手术，在臀部还留着尺把长的两条刀痕。要骗取几天腰痛的病假，看来是十拿九稳的。
　　
　　那时我们的劳保医院，即平凉路上的沪东医院有夜门诊，我立刻起床跑到该院，对医生说搬重物闪了腰，现在动弹不得。医生检查了我的腰，发现两条长长的刀痕，便详细询问我的病史，一点也没有怀疑我的痛是装出来的，很快就开出三天病假。其实3月10日是厂休，少开一天也没有关系，但他已经开好，我再也与他不计较，拿着病假条回宿舍。
　　
　　次日早上，把病假单交给我的上铺徐克勤，请他带给外接头的生产组长蒋山海。然后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宿舍，到南京路溜达，直到第二天的半夜才回来。
　　
　　我回到宿舍，发现许多同舍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徐克勤对我说，他只递送了一张病假条，就被曹泉钟臭骂一顿。他还说曹还派人到宿舍里找过两次，看样子非要抓到你不可。因为揪斗大会是早已准备好的，制造声势的大幅标语，也在早一天半夜里贴出。他早上到车间里看到这个情况，就觉得手里的病假条发烫。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把它交给蒋山海。蒋也好像接到一只烫山芋，马上转手向曹泉钟汇报。
　　
　　据说曹泉钟还要追查泄漏秘密的人，我小组里的每个小青年，都被他严厉审问和追查。可是不管他采用什么手段，始终没有找到泄密的人，因为人们不可能想到杨荣林。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曹泉钟找到了杨荣林，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是杨泄的密，因为他根本没有与我直接交谈，只是因为偶尔觉得头皮有点痒，伸手抓了几下头皮，怎能说是泄密呢？为了追查，有关人员也多次对我进行严刑逼供，可是他们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我怎能出卖给我传递消息的朋友呢？如果连这一点都挺不住，我还能算是一个人吗？

十二、第一次被揪上斗争台
　　
　　俗话说得好，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三天的病假很快期满，我只好硬着头皮上班。我刚进车间，广播喇叭马上响起，曹泉钟要召开车间紧急会议，生产组长蒋山海和杨家华还特别关照我一定要准时到会。我虽然知道要开什么会？但也只好走进会场。其实如果我不去，也早有人盯住了我。组里一个姓左的复员军人，一大早跑到宿舍，与一个姓肖的工人窃窃私议之后，俩人就一直跟随着我，像岳爷爷身边的张保和王横，前后为我望风把关。当我在班组里坐定以后，姓左的就自动充当我的贴身保镖，一直紧随在我的左右。
　　
　　那是1970年3月11日上午8点15分，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曹泉钟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朗读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几段语录之后，就用他最最兴奋和最高分贝的音调，就向参加会议的全体群众急吼吼地高声喊道：
　　
　　 “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在上一个星期，我们车间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可是我们的反面教员━━现行反革命分子预先听到了风声，被他逃走了，现在要不要把他揪出来？”
　　
　　 “要！把他揪出来！”曹泉钟问话的余音还在空中回荡，台下广大群众的回答声，响如洪钟，势如山洪暴发一样不可阻挡：
　　
　　说是迟，那时快，不知是什么时候悄悄站在我身后的两条大汉，立刻左右夹紧，像提小鸡一样将我拎起，然后一阵急行军似的小跑步，强行把我架到斗争台上站定。然后使出大力，用手按我的头，他们要我低头弯腰，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这种批斗仪式，倒不是他们为了我而首创的，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批斗对象在被斗时，是一定要低头弯腰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斗争的一方是代表正义的，显出革命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才能显示被斗的阶级敌人是软弱无能的。
　　
　　不过这一招对我不灵，只要押解人员的双手稍有松劲，我就会立刻用力把腰挺直、把头昂起来。他们当然又立刻把我按下去，我又努力挺起来。再次按下，再次挺直；三次按下去，还是第三次挺直；……，他们还想继续再按，我就躺倒在斗争台上不动了……。我自己心里盘算着：“你们不是要打倒我吗？请你们免动贵手！我自己躺下就是了。”
　　
　　 “为什么不肯低头认罪？”台下的广大革命群众，不能容忍我的反抗行为，就以忿怒的神情，大声地喝问：
　　
　　 “我的腰有毛病，没有办法低头弯腰！他们一定要我弯腰，我只好躺下来！”我虽然躺在台上，还是放开了喉咙大声回答，因为我觉得自己是理直气壮的：
　　
　　 “他的腰…是有毛病，…是有毛病，…”在一阵暂短的静默之后，台下有几个老工人窃窃私议起来：我一听，知道是华桂泉和机壳组看到过我的毛病症状的几个人在议论。大概这窃窃之声传进了书记大人的耳朵，只见曹泉钟向两个押解大汉摇摇手，两人只好把我拉起来扶直，不再按我的头。幸亏是我的腰动过手术，也多亏老工人的窃窃私议，才给我保住了一点点做人的尊严，总算是挺着腰板昂着头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这也使我进一步懂得，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要对付像曹泉钟这样的权势人物，唯一的办法只有耍赖皮，而且还要坚持到底。还有凡事只要横字当头，什么都不要怕，事都就能应付过去！
　　
　　这里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老工人知道我的腰有毛病呢？这是因为跃进电机厂里的工人，每天下班，一般都是满身油污，必须在淋浴室里洗澡。洗澡时大家脱得光溜溜的，什么隐私也没有，我手术时留下的两条尺把长的刀痕，早已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于同事间的关心，他们当然要问长问短，我也认为这个不是什么秘密，就毫无保留的介绍自己的毛病。由于刀痕比较长，使许多人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因此当他们听到我说腰有毛病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悄悄议论开了。正是依靠了这些悄悄的议论，才能使我在挨斗的时候，能够挺直腰板，维持了一点点做人的尊严。
　　
　　以后每一次大会，在正式批斗之前，押解人员总是要按我的头，而我却一定要努力抬头挺腰。但每次斗争的结果，总是以我的胜利，即允许我挺腰昂首接受批斗而告终。我是跃进厂里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低头弯腰就接受群众批斗的牛鬼蛇神。
　　
　　其实在那时，我已经是横下了一条心，什么也不怕了。在开始有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时候，我最怕的是被揪上台斗争，其次还怕扣发奖金。可是已经上了台，也扣了奖金，还有什么可怕呢？你曹泉钟可以使的手段已经使尽了，还有什么呢？
　　
　　当然还可能有最后的一招，就是把我送进公安机关，这也是所有的牛鬼蛇神，感到最害怕的招数。可是这个招已经试过多次，只是公检法不肯接收我这位牛爷。第一次是我写大字报的时候出了错，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写成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下台的总支书记王祝香抓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唆使亲信上报公安局，虹口分局也派刑警到现场拍照取证。可是人家经过客观的分析，明显是书写人不小心的笔误所致，而不是主观上反毛。因此最后的结果没有使黄得逞。
　　
　　以后他们又多次想方设法，要把我送进公安局，但每次都是材料不够充分，公检法不能接受。如果再送，我敢肯定其结果也是一样。这倒不是我自吹自擂，因为我究竟有没有犯罪？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自己心里是最最清楚的。你曹泉钟尽管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无中生有的把我的一般错误无限扩大，只能欺骗和吓唬没有头脑的人，决不能吓倒我这个还能自己独立思考的人！
　　
　　不知曹泉钟还有什么招数？且看下回分解：

十三、董超和薛霸
　　
　　凡是看过京剧野猪林或施耐庵水浒传的人，一定都知道董超和薛霸两个恶棍。他们都是公差，专门看管或者押解犯人。当他们押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时，由于得到了高太尉派人送来的十两黄金，一时受宠若惊又感激涕零，就对林冲动用各种残酷的私刑，千方百计欲置其于死地，其行径真是令人发指。
　　
　　在林冲发配到沧州的路上，董薛两人的凶恶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拿来“百沸滚汤”要林冲洗脚，林冲怕烫而正在犹豫，他们就硬是把林的脚按入滚烫的沸水，烫得林冲双脚满是水疱。第二天上路，又叫林冲穿一双全新的草鞋，把水疱磨破磨烂，弄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两个阴狠毒辣的小人，竟然想得出如此损招。还有，当恶棍举起水火棍要送林冲入地狱的时候，林冲苦苦哀求，而恶棍却说：“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一个临死的人在绝望中的求救，却被他们斥之为闲话，真是两个冷血动物！因此自水浒传在民间广泛流传以后，董、薛两人就成为公门中恶人的典型代表。只要听到他们的名字，人们立刻会嗤之以鼻，痛骂他们是魔鬼。如果有一个普通的百姓，不幸落到他们的手上，即使没有被迫害致死，也一定会让你脱掉三层皮。
　　
　　有一个研究戏剧史的朋友对我说，包公戏里出现的张龙、赵虎、王朝和马汉等四个公差，后面的两个原来叫董超和薛霸，但这四个人是执行包公正义事业的使者。当水浒传在民间广泛流行，人们一听到董、薛的名字就认定是坏人，执行正义事业的使者怎么能是坏人呢？结果是弄得台下的观众吵闹不休。剧作家和编导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为王朝和马汉，才平息了观众的情绪。从这一件小事，也可见普通老百姓对这两恶棍的痛恨之深。
　　
　　不幸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笔者也遇上了这两个恶棍。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曹泉钟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的批斗，我不服，送公安局，不收，这使作为领导的曹泉钟觉得自己没有面子。真是伤透脑筋！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决定专门为我成立一个监管小组，对我实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全方位的无产阶级专政。他想用这种方法把我压服！这个监管小组由如下四个人组成：
　　
　　第一个叫戚××，听他的名字就有点娘娘腔，事实上他是一个同性恋爱好者，在同性的恋人面前，他经常扮演女性角色，就连平日走路也有点一妞一妞的，看上去真像是一位妙龄少女。他受到曹泉钟的器重，担任了车间里的广播员。人们可以在广播喇叭里，经常听到他读错别字的声音。例如他把“宠爱”读成“龙爱”，把“行贿受贿”读成“行赌受赌”，把“障碍”读成“障得”等等。他播音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口齿非常流畅，即使是读了错别字，也一点不会打疙瘩。因此车间里的有些听众，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播音员，这当然归功于曹书记慧眼识人，是领导英明的结果。为了对付我这个反革命，书记特别指定他为群众监管小组的组长，领导其他成员，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个叫左××，他原是山西某机电厂工人，六十年代初，山西厂方派他到上海跃进厂来学习电机技术，正好遇上国家征兵，就报名参了军。复员时照理应该回到山西原籍，可是他却强调是在上海参的军，结果真的复员到上海。据说在当兵的时候，他生过一场大病发高烧，大概是烧坏了脑子，因此说话的时候，好像是嘴里含着一个大核桃，声音含糊不清，而且所表达的意思也有点颠三倒四。在他的脑海中，唯一懂得的是听从上级领导的指挥，其他的好像什么都不在乎，这可能是他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
　　
　　第三个是李××，我暗地里叫他为董超。如工总司的头头陈阿大一样，完全是一个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来说，他完全是一尊面貌狰狞的凶神恶煞。只要一开口，他一定是先要“操你娘的×”，闭口还要再“操你娘的×”。不过他这个口头语，对所有的人都是完全平等的。对于被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好人骂坏人么，骂得十分有理。可是当他面对书记大人的时候，照样也要操他娘的×，这就弄得人们不知所云了。曹泉钟对这个打手，是既喜欢又头痛，喜欢的是他对阶级敌人非常凶狠，打起人来就往死里打，一点也不留情面，真可谓是大公无私！有些书记自己想做而不敢去做的事，可以通过他来顺利的完成。可是令人头痛的是，他居然还要操……
　　
　　第四个是陈××，而我却叫他薛霸。如果光从表面上看，他显然要比董超文明一点。在有人的地方，他决不会动手去打“牛鬼蛇神”。但如果周围没有人，或者这头“牛”被关在特定的小房间或地下室，他发起狠来，甚至比董超还要厉害。有一天半夜，他和董超想把我关到烘间里逼供。我说保卫科规定烘间是保密的地方，不可以随便进去；更何况你们说我是反革命，万一出了什么事故，我是担当不起的。因此坚决不肯就范，拒绝到烘间去。当然，我这个单薄的身体，很快就被他们制服，不但被他们强拉硬拖进入烘间，而且马上就拳脚相加。我想逃过他们的酷刑，只好马上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我想做夜班的人听见呼声，一定会前来看热闹，只要有人看见，我就有可能逃过他们的拳脚。不想薛霸见我喊口号，马上用手掌堵住我的嘴巴。也可能是他一时心急，一不留神把中指插进我的嘴里。我顺势用力合弄，咬住他的手指，痛得他哇哇大叫。
　　
　　我的口号和薛霸的喊痛声果然招来了许多人，不过围观者都被挡在木栅栏门之外。尽管门外有人，我还是被毒打一顿，因为他们找到了非常正当的打人理由，是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咬痛了他的手指。薛把湿漉漉的手指头伸出来，把含糊不清的牙齿印指给人们看；还揭发我搞阶级报复，罪证就是要咬断他的手指。在平日他不会当着众人的面打人，可是这一次是例外，主要是我这个反革命想变天，搞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如果再不加严厉惩治，就难以平息民愤，所以他只好和董超一起大打出手了。不过话得说回来，因为有人观看，他们打人的力度显然是减轻了许多。
　　
　　经过我慢慢的细心琢磨，发现在这四个监管人当中，姓左的脑子不太好，经常忘记书记的嘱咐。仅在开始几天，他的表现也像他的姓一样，非常凶狠，但很快就好像忘记了。只有当他看到我的时候，才会想起要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只要我自己小心，有意识的避开，他基本上不会主动来找我的麻烦。还有那个搞同性恋的，尽管他担任了小组长，可是忙却于他的同性恋情，很少来管我。把监管当作头等大事，而且一天到晚乐此不疲而不肯罢手，像搞恶作剧的小孩子戏弄小动物玩耍一样，把我当作他们的逗乐工具的，主要只有董超和薛霸两人。
　　
　　每天下午5点下班铃声响，我换好衣服想走，可是刚刚走到厂门口，就被董、薛两人拦住，他们不允许我离厂。把我揪到地下室，要我交代问题。我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交代，他们就叫我学毛选。学习的内容不能由我自己选择，他们为我指定的，不是《别了，司徒雷登》或《敦促杜聿明将军投降书》，就是《南京政府往何处去》。对于这三篇文章，我前后不知学了多少遍？不但是顺着背，而且是倒背恐怕也快要背得出来了，可是他们还是逼着我继续学习！
　　
　　按照他们的意思，好像我就是淮海战役时的杜聿明将军、解放军渡江前的南京政府和渡江后的司徒雷登，只有向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这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怎能与抗日名将杜聿明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甚至是南京政府相比呢？而且我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人，又怎能叫我向中国人投降呢？难道是自己向自己投降？更何况像董、薛和曹等人，能代表共产党吗？如果这些人能代表共产党，那共产党还能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它还能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吗？
　　
　　由于他们不停地叫我交代，我被弄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抄写语录。我经常抄写的有下面几段：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要文斗，不要武斗！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这几条语录，我是从小红书里面特别挑选出来的，主要是针对想置我于死地的人，告诉他们及其主子要掌握政策，不要随便给我戴帽定性，冤枉我是反革命！当然我这些努力完全是白费的，因为像董超这样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盲，怎能懂得这些弦外之音呢？但即使是徒劳的，我还是要写。因为除此之外，我实在无法打发在他们监控之下的时间。而且如果我一个字都不写，他们就无法向曹泉钟交差，因为无法交差而发起狠劲来，我还要多受皮肉之苦。
　　
　　因为我写来写去就这几句，有一次董超突然心血来潮，把我拖到车间，叫我搬很重的电机，从东头搬到西头，又从西头搬到东头；从辊道线上搬到地面，又从地面搬到线上。我的腰原来就有毛病，在医院里还动过两次很大的手术，根本不能用大力。对于安放在地面上的电机，我只好慢慢的拖，从东边拖到西，再从西拖到东边。这样虽然是慢一点，但可以省力气，不会劳损到腰。我又找来一块很长的木板，斜搁在辊道线上，让电机慢慢的滑下来，也很少用力。我实在没有办法把电机从地面搬到辊道线上，只好坐下来休息，等待他前来惩罚。
　　董超过来检查，问我为什么不把电机搬到上面？我说搬不动。他说不搬不许回去！我只好坐到天亮。晚上没有睡觉，第二天还要干活。而董超是因为监管反革命，是革命的需要，是公事，应该算作加班；白天可以睡大觉，养足精神，到晚上可以加倍的作弄我。

十四、我理解阿Q精神
　　
　　说老实话，对于董、薛两人对我施加的种种暴行，我是想反抗的。可是我的身体实在不行，绝对不是两个恶棍的对手。为了避免受到更严厉的刑罚，我只好强压怒火，隐忍不发。不过当背着他们的时候，我还是要发泄自己的不满，痛骂他们是董超和薛霸。除了他们，我还骂曹泉钟是畜牲。而且我的这种骂，还随着他们给我戴的帽子的升级而变化，如刚刚开始时，他们只说我是反革命，我就骂曹泉钟是畜牲。后来曹给我定了性，说我是反革命分子，我也给曹泉钟定性，骂他是畜牲分子。我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阿Q精神。以前，我常常对这种精神嗤之以鼻，认为是无能和窝囊的表现。可是在残酷的现实世界，只有这种阿Q精神，还能支持着我继续生存。如果没有它，让自己无穷的愤怒能够及时发泄出来，我想我早已是被憋死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理解鲁迅笔下的阿Q，面对着赵大爷或假洋鬼子这样的强势人物，除了背后骂他们是孙子，还有其他办法吗？不要说是啊Q，就是如今的现代人，面对着大肆侵吞和窃取民脂民膏的公仆先生，不是也只好在背后骂骂山门吗？有谁敢吃了豹子胆，当面去揭发他们的罪行呢？过去还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在广场上闹事游行，现在还找得到吗？
　　
　　曹泉钟也风闻我的骂声，就挑拨说我骂的是广大群众。这完全是曹泉钟的花招，想挑动群众来斗争我。我骂的究竟是谁呢？这在我的家里，是非常清楚的。连我两个幼小的孩子都知道：在上海跃进电机厂里，有一个畜牲分子，他的名字叫做曹泉钟！尽管后来跃进厂的共产党为我平了反，推翻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彻底摘掉了戴在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可是我却没有为曹泉钟摘帽，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衣冠禽兽，是一个畜牲分子，没有必要为他摘帽。甚至直到今天，我有时心血来潮，还要随口骂几句畜牲分子曹泉钟！
　　
　　每当车间或全厂要开大会，广播喇叭会发出通知，命令地富反坏右和批斗对象到三楼打扫和整理会场。不是我不喜欢劳动，如果有人好好与我商量，请我去打扫整理，那我一定是没有二话的。可是用诬蔑性的口气下命令，我是一定要坚决抗拒的，士可杀而不可辱么！许多牛爷都遵照命令去整理会场，只有我不肯去。这个时候，董、薛就会立刻出动，把我强拉到会场，命令我打扫或整理。尽管我已被他们拖到现场，可就是不动手打扫，有座位就干坐着，没座位就站着。他们当然也不肯罢休，就会动手打我。打就打吧，打也不能使我屈服。何况在那里还有成群的牛爷看见，他们即使动手打我，一般也不会太狠。我是尝够了他们的铁拳狠招的人，这区区小打只能算是松松筋骨。我什么都能忍受，就是不肯低头！
　　
　　不过每次为此而松筋骨，也不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当我再次听到广播，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到厕所里，蹲下去放便。他们以为我老实去了会场，但恐怕我不肯动手磨洋工，又到现场来监督，结果连我的人影都没有。他们到处寻找，可是哪里有我的影子？看门房的工友没有看见我出去。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估计会场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才慢吞吞的出来现身，他们已经是找得满头大汗。
　　
　　那个时候是经常开大会的，以后每次听到通知，我就马上躲进厕所。他们也不辞辛苦地追到厕所，我把厕所门上了插销，他们没有办法拖我出来，只好在外面干嚎，一再叫我快点出来。对于这种干嚎，我根本不去理它，有时候还要逗逗他们：“请问我国有哪一条法律是禁止反革命大便的？反革命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但还是有大便的自由啊！”对于恶棍，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戏耍他们，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报复，对自己是苦中作乐，使自己满腔的愤怒得到一点点宣泄。
　　
　　由于董、薛对我无休止的监管，我最大的盼望是想逃离跃进电机厂，特别是每天下班之后。有一次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名叫陈伯诚的高中同学从兰州出差到了上海，因为他还不知道我成了反革命，打电话叫我到他下榻的旅馆里一聚。下班后我特别跳过董超和薛霸，直接向小组长戚××“请假”，大概是他的“女人心肠”比较软，不加任何思索，就允许我下班离厂。这个晚上不但老同学相聚，而且没有在恶棍的监督下被迫写交代或抄写语录，呼吸了一个晚上的自由空气，真真的是美极了。我的要求就是这样低，只希望下班之后出去一下，就感到非常满足，可是连这一点最起码的希望也常常落空。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还想有第二次的自由。几天之后，我又对戚××说又有个同学出差到上海要与我碰头。可是这一次很不凑巧，戚正在与薛霸讨论问题，薛见我请假，马上问我是哪一个旅社？同学叫什么名字？我没有思想准备，就随口回答是淮海饭店，同学名字叫陈伯诚。这一天晚上我当然又不要写交代和语录，又可尽情玩耍。
　　
　　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刚走进班组，小组长立刻召开紧急批斗大会，主题是说我不服管教，欺骗组织。那位姓左监管人虽然口齿不清，却情绪激昂，命令我老实交代昨天晚上去干了什么？他一边说，一边踮起脚跟用手揪我的头发，叫我低头认罪。为了自卫，我双手一推，差一点把这个矮子推到。
　　
　　这一下我闯了大祸，全组同事群情激愤，个个说我不服改造，还要推倒革命群众，真是罪该万死！一个到了六十八岁还未退休，新近又被曹泉钟拉入党内的女工徐玉莲，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要好好接受群众监督，努力改造世界观，争取宽大处理。她对我讲话的时候，还结合自己旧社会的感受，一场忆苦思甜的教育，真是声泪俱下，听了着实使人动容。不过这个时候的我，好像是完全铁了心，不但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大声回答道：
　　
　　 “我不是反革命，你们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不服！下班之后，是我自己的时间，由我自己支配，我高兴到那里，就到那里，没有必要向你们汇报。如果你们逼着我汇报，那汇报出来的也一定是假的！昨天下班我向戚××请假，是给他们一个面子，免得大家不开心伤了和气。如果我不向他请假，下班时硬要出厂，他们几个人又一定要拦住我不放，这岂不是大家都没有面子，把事情弄僵吗？”
　　
　　我的这一番高论刚刚出口，就弄得班组里的同事个个目瞪口呆，想这个反革命是在是太嚣张了。姓左的还想继续来教训我，可一时也想不出要用什么样的话才能把我镇住，我看他张开了嘴巴，还没有发出声音，就很快闭上了。就这样，会议在大家愤怒的声讨声中很快结束，因为生产组长蒋山海，最关心的是完成生产任务，而不是要把我这个反革命批臭批倒。组长宣布散会，其他人也没有办法。
　　
　　这里要交代一下，他们为什么知道那天晚上我没有会见同学呢？原来当我向戚××请假的时候，那个姓陈的问了我去的地址和同学的姓名。我刚离开跃进厂，他也跟着追到淮海饭店，查问陈伯诚住在哪个房间。结果是查遍了整个旅客登记簿，也没有我的同学，西洋镜立刻被彻底拆穿。
　　
　　下班之后，当然又是轮到我倒霉了。薛霸和董超在地下室对我严加审问，我只能无言以对。接下来的事，读者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两个人没有别的专长，最拿手的就是对我进行拳打脚踢。地下室的大门已经关闭，叫天天不应，叫地也不灵，我只好硬挺着挨打。不过在其中我也耍了一点心计，就是当他们的拳头打过来的时候，我尽量用受过伤的腰部去迎接，我希望他们把我的腰彻底打坏，可以让我请长病假，以避开这种残酷的斗争。
　　
　　第二天一早，我跑到沪东医院，医生见我身上有许多乌青，腰又不能动弹，马上就开出三天病假！我刚回到车间小组，姓左的拦住我的去路，虎着脸责问我，为什么迟到？我实在是赖得去理他，只是用眼角瞟了他一下，就径自往里找到蒋山海，对他说：“昨天晚上，我被他们打伤了，这是沪东医院开出来的病假单！”然后我把衣服翻起来，把乌青块显示给众人观看。许多人都无言以对，只有徐玉莲慢吞吞的说：“蔡丹宙你只要老实一点，他们就不会再打你了。”我没有去理睬徐玉莲条理斯文的说教，就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三天以后，我看乌青块还没有退去，身上还有疼痛，又再去开了三天病假。
　　
　　从此以后，董、薛两个打手对我好像稍许文明了一点，即使动手，再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凶狠，他们特别不敢来碰我的腰部。后来我知道，由于我一下子请了一个礼拜的腰伤病假，蒋山海感到生产任务吃重，约了徐玉莲找董超和薛霸谈话，叫他们不要再打人。两个老工人还恐怕自己说话不灵，又向曹泉钟反应，要求曹泉钟再找他们谈话。其实两恶棍的打人，是经过曹泉钟默许的，但看在两个老工人的面上，再加确实已经影响了生产，就只好找到两个恶棍，假猩猩地把他们臭骂一顿。
　　
　　两个打手大概也生气了，心想自己如此卖力，主要是想讨好曹泉钟，可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而遭来一顿臭骂，真是心有不甘。有好几个月，他们好像是消极怠工了，这使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其实，只要他们不来逼迫我，打我，我也不会存心去请病假。特别是下班以后，每天晚上要我检查交代到后半夜，第二天还要照样上班，长此以往，即使是铁人也恐怕是吃不消的。
　　
　　恶棍消极怠工，不但使我可以在下班后自由离厂，还让我好几次逃过苦差使。例如有一次全厂突然敲锣打鼓的喜气洋洋，车间里也挂上许多横幅，好像是要迎接什么大官光临？果然，到9点半，广播喇叭里再次锣鼓喧天，广播员非常兴奋的发出通知：“上海市革会里的重要领导人陈阿大和王秀珍两个人，下午要到厂里来视察。”与此同时，广播员还传达曹泉钟的命令：“所有的牛鬼蛇神和批斗对象到三楼食堂集中，迅速打扫和整理会场！”
　　
　　这一天的气象预报是35度的高温，牛爷们不但要把室内的会场整理好，而且还要爬到屋顶上，把预先准备好的冰块，均匀地铺设在屋顶面上，好使底下会场里的温度降下来，使得陈阿大和王秀珍两位市里的领导免受酷热之苦。如果两位恶棍没有消极怠工，那我肯定是逃不掉的。设想一下在屋顶上的牛爷，尽管手里搬动的是非常冷的冰块，但在毒热毒热的太阳底下，在毫无遮荫的情况下，暴晒三、四个小时，有谁能知道他们遭的究竟是什么罪呢？
　　
　　但最最使曹泉钟他们扫兴的是，他们要刻意迎奉的尊贵客人或市革会领导，那一天根本没有光临跃进厂。至于为什么没有到来？作为一个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我是无法知道其内情的。不要说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也是无法知道的。因为四人帮一伙，原来就是出没无常和言而无信的小人，谁也说不准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曹泉钟好像是吃了一只苍蝇，有说不出的苦衷，真是有口难开。
　　
　　你看这些为虎作伥的先生，为了拍四人帮的马屁，竟然想得出这样的招数，弄得好几个牛爷当天就中暑倒下，结果还落得一场空，真是赔了冰块又折兵。不过我要感谢两位恶棍，是他们罢工，使我免遭这次大罪；否则我也一定会被他们揪到屋顶上，暴晒几个小时。可是好景不长，不知是什么原因，大概是过了三、四个月，两个打手的劲又鼓起来了，我只好又一次落入无底的深渊。
　　
　　不知董超和薛霸又如何鼓起劲来？且看下回分解：

十五、骗病假
　　
　　在被打成为现行反革命的那几个年头，最难受的是没有人身自由，下班不能离厂，监管人员还要强迫我老实交代、学习毛选或做苦工；如稍有不从，马上就拳打脚踢。说是有朋友自外地来，这办法已经被他们识破。我要离厂获取自由，剩下来唯一的办法只有生病。只要医生给了病假，就可以不上班，那些监管人员再也管不到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千方百计地要想自己生病。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意把棉被踢翻，使自己受冷感冒。可是这种方法只有开始时一次、两次有效，以后大概是锻炼出来了，即使冬天不盖棉被，也不会感冒。没有其他办法，我只好制造假象骗病假。经过许多次的实践研究和难友之间的交流，我总结出可以用以下几种办法混到病假：
　　
　　 1、把温度表含在口腔里，用大拇指的指甲在垂直方向轻轻的弹口腔表的另一端，只要弹的力度适当，可以把温度控制在37.5度到37.7度间之间，按当时医院里的标准，可以混到一天病假。但不能弹得太重，如果把温度弹到38或39度以上，医生一看就知道这个热度是假的。厂部有个刘道德，为了骗取病假，竟用香烟火去烫温度计，结果体温计升到41度，不但骗不到病假，反而被多揪斗一场。而且这件事在医院里挂了号，他以后再去医院，护士小姐再也不给口腔表，而是给一支肛门表，一个大男人用肛门表量体温，真是斯文扫地！
　　
　　 2、后半夜，用半斤猪油炒半斤黄鳝下半斤黄酒，吃后到马路上慢跑两小时，到天亮到医院里验血，检查的结论一定是怀疑你患了肝炎。最长的病假，可以开到三个月。只可惜我不会喝酒，再加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锅灶，不能炒黄鳝，因此没有试过这个方法。不过听难友说，这个方法是很灵的。
　　
　　 3、到药店买五分钱的黄连素，吞食后再用半只屁股斜坐在凳子上测脉搏，很可能是心动过速。但这个方法对我很不灵，因为我的脉频原来偏慢，即使是高上去了，还是没有到达请病假的标准。
　　
　　 4、用一只小眼药水瓶装满清水，再针刺手指，往小瓶里滴一、两滴鲜血备用。对医生说尿痛尿频，医生一定是叫你检查小便常规，你只要在小便样品里滴入已经准备好的清水数滴，检查的结果一定是血尿，红血球数可以由你自己控制。混到的病假，至少在两天以上。这个方法可以连续使用，两天病假期满以后，下次还可继续使用，直到你不想再请病假为止。
　　
　　 5、对于我本人，因为情况特别，还可以装腰痛，每次至少三天。对其他人是不是灵验，不敢忘加猜测。
　　
　　说出上面这些话来，实在是非常惭愧，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去好好研究如何做好工作，却用尽心机去研究怎样混病假。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无法承受无尽的政治迫害，无法承受一次次的严刑逼供。我要获得暂时的自由！即使是短短的几天，也好舒展一下被毒打的筋骨，呼吸几口清新的空气。说穿了，是不想被他们逼死，我还想继续活命，要坚持到天亮，再看看这些人的下场。
　　
　　我想自己之所以没有被气死或憋死，主要是依靠自己创造发明的一套综合性的办法：即顽强反抗、决不低头；采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背后大骂畜牲分子曹泉钟，把积压在心中的万丈怒火，随时随地发泄出来；制造各种谎言欺骗恶鬼，骗取病假得到暂时的自由。由于这些方法的连续或交替使用，使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因为在斗争时，他们叫我低头弯腰，而我偏不低头弯腰，我就觉得这是我的胜利，就能享受胜利的欢愉。我大骂畜牲分子曹泉钟之后，我就觉得曹泉钟是一只畜牲，而我自己当然是高贵的人，这又是我的胜利。每骗取一次病假的成功，因为是曹泉钟他们受骗了，这当然又是我的胜利。因为经常取得胜利，我就经常欢愉，所以我没有被气死憋死。
　　
　　前面说过，每当通知开会，我就躲进则所。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一次开大会，广播里还没有通知，两个恶棍已经在我的身后左右站定。只等喇叭一响，他们立刻把我从座位里拎起，押送到打扫现场。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叫刘衍涛的难友，悄悄地苦笑着对我说，你是搞不过他们的，还是跟我一起打扫，免得皮肉受苦吧！从这一次以后，我就与这位刘老混熟了，因为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
　　
　　原来刘老年轻的时候曾留学法国，学飞机制造。完成学业后在欧洲工作，娶了一个法国女郎，还生下一对宝贝儿女，小日子过得十分美满舒服。可是后来希特勒发动战争，无法在欧洲呆下去，只好告别妻子回国。回国以后，国民政府派他担任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飞机修理厂的厂长。解放战争中他因为受到陈毅的影响，率领全厂起义，投入到人民的怀抱。解放后在北京主持新飞机的设计和制造的研究。有一次新飞机试飞出事故，伤及脑袋，从此再也不能设计飞机，部里就把他下放到跃进电机厂。他不熟悉电机业务，厂里只把他当外文字典使用。因为他懂得多国语言，凡是厂里有什么外文资料，都叫他翻译。还有厂里出口产品所需的外文资料，也只有他写得最好。
　　
　　刘先生生平最遗憾的是回国后与妻子和儿女失去了联系。1964年中法建交以后，他写信到法国大使馆，要求帮助寻找妻女，经过法国政府一年多的努力，最终也没有找到妻子。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被打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我被曹泉钟打成为反革命以后，我们就成了难友。
　　
　　听了刘老的故事，我的心里好像平服了很多，因为像他这样的一个大知识分子，生活那么坎坷，还在默默无声地忍受。我有什么？何必与曹泉钟，特别是与董超这种小流氓赌气呢？再说要保持做人的尊严，在那个年代，哪一个人还有尊严呢？堂堂国家主席和军队元帅，还不是要低头弯腰，接受所谓革命群众的无情批斗吗？
　　
　　有一次打扫会场，我指着姓李的董超对刘老说：“你看这个人像不像董超？”刘老先生一听，立刻竖起了大拇指说：“这个比喻很好！”不幸的是我们的谈话被那个董超听见，他马上虎着脸孔走过来问：
　　
　　 “你们说我像什么？”
　　
　　 “我说你像董超！”眼见无法抵赖，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回答：
　　
　　 “董超是谁？”
　　
　　 “董超是古时候的一个英雄！……，”刘老看他是一个“董超盲”，又见我一时语塞，就插进来代我回答：
　　
　　 “是什么样的英雄？”这个姓李的听到有人说他像英雄，不免喜形于色，有点兴奋地问道：紧张的气氛，由于刘老巧妙的回答，一下子就马上缓和下来。
　　
　　 “他专门喜欢打抱不平。”我见到已经化险为夷，就进一步逗着他说：
　　
　　 “阿蔡，给我讲讲董超的故事好吧！还有什么英雄？”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居然不叫我为反革命，而叫起阿蔡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与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英雄，名字叫薛霸，是董超的好朋友。不过今天要我讲故事可不行？现在我问题还没有解决，讲这种属于四旧的故事，你不是叫我放毒吗？这可能要加重我的罪行，所以不能讲。以后等问题解决了，有机会一定给你讲。”
　　
　　从此以后，我就不客气地当面称叫他董超或小董，大概是以为我真的吹捧他是英雄，这个姓李的董超好像对我更加客气了，而且还时不时地要我讲董超的故事。而我每次都以问题没有解决，不能宣扬四旧放毒，加重自己的罪行来推托。直到一打三反运动结束，跃进厂的党为了向上面汇报，定了我严重政治错误的罪，算给我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结束了对我的批判斗争。宣布大会刚刚结束，姓李的再一次拖住我说：
　　
　　 “阿蔡，现在问题解决了，可以给我讲故事了吧！”
　　
　　 “好吧！”这时，甜、酸、苦、辣等各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好，今天我就给你讲董超和薛霸的故事吧！”于是，我就详细地给他讲了从高衙内看上林冲娘子这一刻起，直到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这一段水浒传的全部故事。讲完以后，我站起来问他：
　　
　　 “小李，你看看，在我被你们四个人监管的时候，你的行为像不像故事里的董超？”
　　
　　这个姓李的，当他在听故事的时候，倒也听得津津有味。直到故事结束，当我问他自己像不像故事中人的时候，才红着脸不知所云。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像是刚刚回过神来，拍着我的肩膀说：
　　
　　 “好！阿蔡，我今天算认识你了！”
　　
　　 “你去认识吧！反正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再也不能来监管我了！以前都不怕，现在还要怕你吧！”我这样想：
　　
　　可事实上，我还是错了，我仍旧是一个二等公民。一直等到八十年代初期，跃进电机厂党委彻底为我平反，再一次摘掉所谓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大帽子，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交还我当时被逼写出的各种书面的交代检查，并向我正式道歉，才算是重见天日。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十六、曹泉钟其人
　　
　　读了上面的文章，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曹泉钟为什么一定要揪我呢？难道是他对我有仇？这事情说来话长，要从曹泉钟的个人历史慢慢说来：
　　
　　在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可是后来被我慢慢查明：曹泉钟是五四运动时期，被北京学生揪出来的著名卖国贼曹汝霖的一个假儿子。为什么儿子还有假的呢？这件事说起来话更长：
　　
　　在大清的宣统年间，曹汝霖就做了外务部的副大臣。到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他又做了外交部次长。像当时许多非常时髦的大官一样，他喜欢到城南有名的销金窟八大胡同里去鬼混。在销金窟里，曹汝霖特别钟情于一个称为白玫瑰的女子，尽管她年纪轻轻，但举止得体又温尔文雅，床上功夫更是十分了得，弄得曹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最后只好下决心为她续身，弄到自己家里做小妾。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北京的青年学生要求北洋政府严惩与日本签订21条的卖国贼曹汝霖。愤怒的学生冲到赵家楼曹汝霖家里，想捉拿他归案，不料被他翻后墙逃走。学生们抓不到曹贼，就把他的家砸得稀巴烂，还放了一把火，烧毁了他的房子，这就是五四运动中有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在砸家烧房的混乱中，曹汝霖的小妾白玫瑰却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会同一个姓邵的曹府家丁私奔了。
　　
　　这个家丁原是白玫瑰扬州乡下的同村好友，从小青梅竹马，私订终身。玫瑰十五岁那年，为了医治她祖母的顽症，父亲把她卖到北京的销金窟里。姓邵的也跟着人贩子跑到北京，又自愿卖身，在心爱姑娘的身边做了一个龟奴。玫瑰从良到了曹府，小邵也跟到曹府，做了家奴。青年学生火烧赵家楼，给两人提供了一个逃跑的机会，趁着混乱他们就离开了曹家，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扬州。
　　
　　可是不幸得很，姓邵的男人不久因病逝世。白玫瑰生活上没有着落，只好厚着脸皮再回曹府，但已经是人老珠黄不值钱。而那个时候的曹汝霖，早已另有新欢在抱，再也不愿意去搭理这个黄脸婆，不过还是看在老相好的份上，送她二十块大洋劝她回家。回乡后的玫瑰为了生活，只好再次操起半开门的皮肉勾当。但毕竟是年纪大了，再加乡下比不得京城，很少有客人光顾，只落得半妓半丐的生活。
　　
　　亲友们看她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劝她再找一个男人作为终身的依靠。可是男人还没有找到，她的肚子倒先大了起来。情急之下，只好胡乱找了一个在南京打工的光棍充数。白玫瑰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一个白白净净的胖小子。光棍明知道不是自己所生，但人穷志短，只能把他当作己出，并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泉钟。光棍姓曹，于是刚生下的小子就叫曹泉钟。
　　
　　几年以后，我中华半壁江山，沦陷在日寇之手，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卖国贼曹汝霖却时来运转，被日伪当局聘任为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又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南京光棍的原籍在上海，是曹汝霖的远房本家，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就带着白玫瑰母子前去投奔。一家三口到了北平赵家楼，光棍与曹汝霖论起家史，按照辈分排下来，发现自己竟是曹汝霖的一个远房侄孙。这一下惹得卖国贼怒火万丈，一个侄孙居然娶姨奶奶为妻！如此乱伦大罪，岂能容忍！于是就立刻下令，把母子三人驱之门外。这个时候的曹光棍，身无分文，只好沿途讨乞，几个月之后，才慢慢的回到南京。
　　
　　年幼的曹泉钟，看到北平曹府里豪华的生活气派，真是羡慕不已。经过这一次来回奔波，也使他隐隐约约地知道了自己的家史，他怨恨自己的母亲。他想：要不是她当年私奔，自己不就是曹府里的一个阔少爷吗（小家伙虽然聪明，但还不懂生育常识，他只知道自己是母亲所生，但不知道如果其母没有私奔，那么生出来的小家伙，就再也不是他这个曹泉钟了。）？他自己不是可以带着一帮家奴在大街上为所欲为吗？这样好的美事，光是叫他想想也觉得非常威风！可是现在，他只是一个完全被人瞧不起的小叫化，真是心有不甘啊！
　　
　　有个好事的人，看透了小叫化的内心世界，就乐呵呵地逗着他开玩笑说：“嗄！你这个小子不就是曹汝霖的儿子吗？”弄得小家伙心里痒痒的。他想：“要是真的做了曹汝霖的儿子，别说它有多美啊！”打自这次玩笑之后，曹泉钟是曹汝霖的假儿子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四面八方，这在他的乡下老家，几乎是逢人皆知的事情。
　　
　　小叫化到有一点志气，为了出人头地抖威风，从小就发奋图强。他在一个老先生的私塾里，读了几年书，学得了一手好算盘。在五十年代初期，他独自一人闯荡上海滩，在许多私营的小厂里帮老板们算账。为什么是许多小厂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工厂规模小，聘请一个全日制的账房先生化不来，只是在需要结账的时候请一个临时会计算算账。曹泉钟就是今天在这个厂干几个钟头，明天又到那个厂混几个小时的财会人员，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就是被许多工厂同时雇用的钟点工。不过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钟点工这个名称和概念，大家管叫他为流动会计。
　　
　　后来共产党领导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许多小工厂联合起来成为公私合营的大厂，厂里还建立党支部。在这个时候，算是曹泉钟时来运转，在许多小老板的帮助下，流动会计变成了公私合营电机厂里的一名正式职工，捧到了一只敲打不破的铁饭碗。
　　
　　聪明的曹泉钟看到共产党讲究阶级路线，出身愈是穷苦的将愈是受到信任。因此隐瞒了他母亲与卖国贼的关系，也隐瞒了她不光彩的半开门历史，见人就说自己是小叫化要饭的。这一招果然灵验，他很快混进了共产党。而且还因为他的红色出身，党认定他对旧社会有深仇大恨，因此又把他一个普通的财务人员，培养成为基层党的领导干部，掌管厂里一个重要部门的党政大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给曹泉钟一个极好的表现机会，在一月革命中，他看准了方向，投靠到北上返沪的造反英雄李荣根门下。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讨好李荣根的对立面━━二车间的顾国基。为了迎合这些造反英雄的需要，他卖力地揭发总支书记黄祝香在跃进厂所推行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左右逢源，两面讨好，他很快就成为厂里第一批与造反派三结合的共产党干部。
　　
　　曹泉钟看到书生模样的人就从内心感到憎恶，这大概是从他的娘胎里带来的基因。因为就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的五四运动，弄得他老爸（因为别人说他是曹汝霖的儿子）丢官，还要遗臭万年。另外，还促使他的母亲私奔，到后来弄得半做妓女半讨饭的下场。不过曹泉钟千方百计要置我于死地，除了娘胎里带来的基因，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有一次市里开大会，全厂的员工停工外出，我因为偶然身体不适先回工厂。我以为办公室里没有人，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进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曹泉钟正好与一个漂亮女工并坐在沙发里调情。其实我没有看清楚他俩人的动作，只看到俩人神色十分慌张的分开，而且脸色也是红一阵白一阵。不过我当时很相信曹，认为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直到几年以后，人们揭发出曹泉钟与李亚夫为争抢一只破鞋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曹原来是一个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就是我那一次的冒失，种下了祸根，尽管我没有在意，而曹却以为我已经完全窥见了他的秘密，因此就一定不能让我开口。利用他手中的权力，选择合适的时机，把我打成为反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十七、四股势力的汇合
　　
　　自从被我撞破好事以后，曹见我总是非常客气，老远的就打招呼，还当面吹捧我像一个学者和大学教授。别小看这个曹泉钟，他是懂点心理学的。人们知道在那个时代，真正的教授学者大多数都被打翻在地，如果有人当面再叫他是教授学者，他们一定是避之犹恐不及。但对于还没有资格做教授学者的普通读书人，如果有人吹嘘他为教授和学者，听起来还是挺舒服的，心里总是乐滋滋的。这也是我的年轻幼雏，虚荣心太重，听了他的吹捧和奉承，竟觉得有点轻飘飘起来，完全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没有想到他耍的是两面派手法，完全忽视了他奉承背后所包藏的祸心。
　　
　　尽管他耍尽了两面派手法，但光凭曹泉钟一人之力，要想把我打成反革命，也有一定的难度。厂里还有几股势力，与曹走到了一起：第一股力量是已经下台的总支书记黄祝香，虽然黄书记已经靠边，但很多人相信他会东山再起，时刻关注着他的脸色，只要他有一个暗示，许多人就会闻风而动。自从我获悉了从叶冬明透露的消息：我之所以下放在车间劳动，是601和跃进厂的两个书记所达成的私下交易。心里就没对他有好感，在运动中就极力为顾国基策划倒黄。反过来他也恨得我要死，曾三番四次地怂恿他的老亲信和老部下，要把顾国基和我送进提篮桥大牢，只是他们准备的材料不够充分，公安局不肯受理罢了。
　　
　　第二股势力是北上返沪的造反英雄李荣根，为了独揽大权，他千方百计要搞垮顾国基，对于帮助顾的人，一律都在他的打击之列。一月革命高潮时，他溜进档案室偷看了许多人的档案，发现我在反右时写过检查，真是使他喜出望外。蔡丹宙是“漏网右派”的谣传,第一个就是从他的嘴巴里放出来的。
　　
　　最后还有从电机公司调来的革委会主任卜先生，他与我素不相识，无怨无仇，怎么会对我下手呢？这话要从顾国基说起。原来顾自进入厂革委会以后，我行我素的性格没有丝毫改变，无人能够驾驭，使得卜先生非常头痛。有一次办公室许多人有事外出，只有顾国基一人留守，因为要找一张手纸，无意中打开了卜主任的抽屉。
　　
　　抽屉刚刚打开，顾国基的眼睛突然一亮，因为抽屉里有顾国基三个字非常醒目，仔细一看，原来是老卜亲手所写的一份材料。主要内容是说他桀骜不驯，很难与之相处。不想他看了此材料，一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老实不客气的把它收入囊中，以便将来有机会作为革委会主任整理老造反黑材料的证据。老卜回来，发现材料被窃，抬头看看只有顾一个人在场。心中虽然有数，但这是一个勾心斗角的敏感问题，表面上也只好装作若无其事，两个人都是心照不宣。
　　
　　从此老卜觉得顾国基更加看不顺眼，想搞掉他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但他是革委会的一个成员，在上级电机公司和机电一局里都是挂了号的，一时很难下手，只好先从他周围的人着手。而我就是被老卜看作是顾的高级参谋，于就先拒绝我调动工作的申请，把我留下来作为人质，以便随时可以揪出来示众，来一个敲山震虎，以示对顾的威慑。
　　于是曹泉钟、黄祝香、李荣根和卜纪福等四个人的想法交汇到一起，在跃进电机厂里汇合成为一股滚滚洪流，看来我的在劫难逃，像一块放在案板上的肉，只等待厨师师傅来开刀问斩。不过在这四股势力的中间，曹是直接管我的人，是名符其实的顶头上司。我国古人的俗话说得好：“不怕官，只怕管！”而曹泉钟就是直接“管”我的人，所以就成为把我打成为反革命的主导和关键的人物。

十七、傻子也当反革命
　　
　　在我们的生产小组里，有一个智商比较低的青年工人，名字叫柳志寇，他不像其他人，因为怕受牵连而不敢与我接触。在我被打成为反革命的整个时期，若大的一个上海跃进电机厂，只有他一个人还敢与我敢公开的说说笑笑。在某一次斗争会之后，他笑着对我说：“你的头像是装了一个弹簧，人家把你按下去，你就马上弹起来，真是很好玩得很！”我当然不会责怪他，把我的痛苦当作好玩，相反还要感谢他。因为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我在跃进厂内像是一尊瘟神，人们看见我都要躲得远远的，唯恐是受到牵连。只有他还能理睬我，赶走了我的孤独。
　　
　　非常不幸的是，就是这样在厂里唯一与我公开说笑的朋友，也变成了反革命，那么他为什么也会成为反革命呢？这事说起来的话很长：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因为是封建皇朝的世袭制度，在我国的历史上，有好几个白痴也做了皇帝，结果把朝政弄得一塌糊涂。但我们很少有人听说过，傻子也会做反革命。可是在“史无前例”的那个年代，笔者确实亲眼看到，一个傻子，也当了一回反革命。这个反革命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朋友柳志寇，做反革命的地点是上海杨浦区眉州路上的跃进电机厂。
　　
　　按现在的说法，柳志寇可能是一个脑瘫或智障患者。过去，人们忙于政治学习和阶级斗争，对医疗知识知道得很少，不知道这是毛病，只知道他智力比较低，甚至有点傻。
　　
　　跟据知道他底细的人说，他小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生下他的母亲，因为吃不饱饭，没有奶水。家里有一头羊，他母亲只好每天割草喂羊，小家伙就是喝着羊奶长大的。到了应该上学的年龄，父母送他上学，可是只读到三年级，就读不上去了。他不像是其他的小孩，贪玩不用功，老师说他上课专心听讲，读书也非常用功，但就是读不进去。三年级读了整整三年，还不能升到四年级，学校只好与家长商量，劝他退学。小志寇在家里也安份守纪，从来不去惹事生非。在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到他娘舅家做客，舅妈想攒点小钱，在家门口卖茶叶蛋。他觉得好玩，说要帮助舅妈卖蛋。舅妈看他年龄也不小了，再加自己还有别的事情，就委托他管摊，并关照他茶叶蛋是五分钱一个，钱少是不卖的。
　　
　　舅妈走后不久，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拿着一角钱来卖蛋，对他说要买两个茶叶蛋。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也不肯卖，他一口咬定是五分钱一个，一角不能卖两个。结果弄得两个孩子争吵起来，还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大人对他解释，他还是坚持要五分钱一个，因为这是他舅母吩咐过的，钱少是不卖的！
　　
　　到了十六岁，是一般孩子初中毕业的年龄，如果是应届生，没有考上高中的，都可以分配工作。由于祖祖辈辈都是贫雇农，只有他父亲跳出农门，做了一个摇大粪船的工人。领导上顾及他家里的困难，把他安排在分配工作的人群里。经过街道、里弄干部和有关领导的努力，小志寇被分配到上海跃进电机厂。
　　
　　由于他祖上世世代代都是红彤彤的，对旧社会一定是苦大仇深，所以厂里对他特别信任，把他安排到一个保密部门━━烘漆间里工作。不过笔者看来，说烘漆间是保密的，分明是有点吹牛的，如果说它是危险车间，那倒是实实在在的。房间里有两只完全敞开的漆缸，装满了清漆，特别是在烘箱里面，充满着高温高压的甲苯气味，只要有一点点明火，马上就会爆炸。不过尽管里面危险，还是有许多人想往里面钻。原因是空气里面的甲苯气体有毒，危害身体健康，因此里面的工人每天都有两角七分钱的营养补贴。为了两角七分，人们也就顾不得有害气体了。当然除了两角七分，说起来也好听啊，因为是在保密车间里工作的，那一定是共产党信得过的好孩子，说起来连家长的脸上都十分荣耀。
　　
　　自从小志寇来到烘间，工作上也过得去，因为里面原来就没有什么技术性很强的事。只要把定子按规定的时间浸漆，再按规定的时间送进烘箱，按规定拉出烘箱即可，更何况每次当班的，总有三个人，他只要跟着另外两人的样子，依样画葫芦就可以。
　　
　　小志寇虽然只读三年书，可是他非常喜欢东抄抄、西写写，随便拿一张纸和一支笔，见报就抄报，见书就抄书。有一次找不到书报，就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来抄，第一页是副统帅林彪写的再版前言。第二段开头有“毛泽东思想是在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句。可是他抄的时候，当写好“毛泽东思想”五个字以后，却把中间的“是在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帝国主义”这一段漏抄了，接下来就是“走向全面崩溃”这六个字。抄好以后，他就按照平时的惯例把纸捏成一团，随便往地上一丢，就不管了。
　　
　　有一个姓胡的工人扫地，发现地上的纸团，打开来一看，大吃一惊！真是“关！关！不得了！”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反动标语！他马上报告支部书记曹泉钟和保卫科。保卫科也不敢有片刻停留，立刻带着照相机跑到罪犯作案的现场。忙了一大阵，与曹书记一起研究下来，觉得案情十分重大，他们一面找员工的档案查对笔迹，一面立即上报虹口区公安分局。
　　
　　虹口区公安分局听说上海跃进电机厂里发现反动标语，哪里还敢怠慢？立刻驱车到作案现场。这时保卫科的笔迹核对工作也已完毕，一致认定是柳志寇所写。于是公安局来人老实不客气，“咔嚓”一声，把柳志寇上了铐，喇叭“啼啼”一响，警车立即呼啸着把柳志寇送进提篮桥大牢。革命群众也不甘落后，立刻用八仙桌一样大的大字，在厂门口刷出许多大标语：
　　
　　坚决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柳志寇！
　　
　　坚决拥护公检法逮捕反革命分子柳志寇！
　　
　　柳志寇必须老实交代（我在这里写的是“代”，但革命群众当时写的是“待”，本人是老派人马，认为在这里写“待”是错误的，因此把它改成为“代”。）！低头认罪！
　　
　　打倒柳志寇！
　　
　　 ……
　　
　　两星期之后，公检法又把柳志寇押解回厂，召开全厂斗争大会。那些积极分子，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一定要批倒批臭这个反革命分子，但还是有一些老年工人频频摇头表示叹息。在积极分子暴风骤雨式的狠批猛斗之后，有一个老工人走上斗争台，用比较平和的口气责问柳志寇，下面就是老工人和柳志寇之间的部分对话：
　　
　　问：柳志寇！为什么你今天会站在斗争台上？
　　
　　答：我犯了伟大的错误！（台下的群众听了想笑，但如此严肃的会场，谁敢笑！？）
　　
　　问：你为什么要写反动标语？
　　
　　答：因为我不满社会。
　　
　　问：你有什么不满？
　　
　　答：我没有钱买高橱。（许多正宗的上海人不知道高橱是什么？因而台下窃窃私议：什么是高橱？有一个江北籍的人解释说：大衣柜就是高橱。）
　　问：你今后准备怎样改造自己？
　　
　　答：我要在烘间里长期隐藏下去。（有几位女工终于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许多人也“轰！”的一声，笑将起来。警察走到台前用眼睛一瞪，首先出声的女工赶快收敛笑容，还迅速低下头去，严肃的会场仍旧保持一片宁静，真的是鸦雀无声。）
　　
　　 ……
　　
　　因为笔者是陪斗，在斗争时一直站在柳志寇的身旁，所以老工人的问话和他的回答，听得非常清楚。
　　
　　总算是祖上积德，世世代代是贫雇农，父亲又是摇大粪船的工人，整个家庭，上上下下和里里外外找不到一点瑕疵，公检法才把他释放出来。
　　
　　不过柳志寇的释放，却给我制造了一场虚惊。原来他释放后第一天上班，还没有走进烘间，先到我的前面。当我还没有搞清楚他要干什么时，却给我来了一个热烈的拥抱，我赶快把他推开，而且轻轻地但非常坚决地对他说：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小志寇见我非常坚决的反对拥抱，虽然还弄不懂为什么，但总算是松开双手。他哪里知道？他这个完全是善意的动作，对我是多么的危险啊？因为曹泉钟正在为抓不到我的把柄而烦恼，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上线上纲。如果小志寇拥抱我的这个亲昵动作，被曹泉钟或者董超、薛霸等监管人员看见，再经过他们非常聪明的脑袋分析研究，认为柳志寇所写的东西与我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我教唆的，那我还说得清楚吗？即使是跳进黄浦江恐怕也说不清楚了。为了我自身的安全，一定要把他推开，使小志寇感到十分扫兴，真的是对不住小志寇啊！
　　
　　他的家里，世世代代都是红彤彤的，响当当的红五类，本人又是众所周知的傻子，所以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能很快释放。我父亲是国民党余姚县长倪永强的秘书，大学里发表过右派言论，目下又是一个正在批斗的现行反革命，要是我被关进去了，哪里还有释放的时候吗？
　　
　　不过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小志寇为什么要拥抱我？也许是他在想：前一天的斗争会上，所有的人都要斗争他；只有我，不但没有斗他，而且还站在他的旁边陪他！可能他认为我们是患难之交吧！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十八、防扩散的罪状
　　
　　由于曹泉钟无休止的迫害，我真恨不得饥餐其肉，渴饮其血。要利用各种尽可能的机会和场合，痛骂曹泉钟，还要挑战和刺激曹泉钟。有一次我对另一个批斗对象王仲光说：
　　
　　 “曹泉钟可以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来杀我的头，但是没有办法叫我低头！头长在我自己的肩上，低不低头还是由我自己说了算！”
　　
　　我料定王仲光为了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一定要向曹泉钟汇报。不出所料，曹泉钟听了王的举报，就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嚣，叫我不要开心得太早。我见到他气急败坏，心里就高兴。说一句老实话，在这个时候，我早已是横字当头，我要看一看曹泉钟究竟有多少能耐，他能把我弄到什么地步？
　　
　　尽管曹泉钟在大会上向我发出了警告，但他还是觉得因为被我这个批斗对象和阶级敌人戏弄，似乎是少了几分威风，这真使他愤怒不已。为了挽回面子，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是迫我低头认罪。为此，想出了许多损招，首先是为我成立一个群众监管小组。派出四个打手，对我日夜不间断和无休止的看管，对我实行全方位的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我一切生活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
　　
　　曹泉钟以为打手的铁拳能使我屈服，肢体暴力和精神高压双管齐下，一定会使我低头认罪，可结果仍旧使他的希望落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是姓左的要经常忘记对我专政，姓戚的忙于同性恋不来管我，就是最积极的董超和薛霸俩人，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较量，也感到疲惫不堪。而我，不敢自我吹嘘说是愈战愈勇，只能说是死命的硬撑着，种种表现与刚开始的时候一样顽固不化。
　　
　　曹泉钟不能把我压服，就想到去压我周围的人，想从他们的口里，榨取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他组织无数次所谓脱产和全封闭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们在学习期间，不能与班外的人接触。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不是真的叫他们学习毛泽东著作，曹泉钟唯一要他们做的，就是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一次学习过了，再来一次学习；一批人学习过了，再换一批人开班学习！总之，在没有得到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之前，曹泉钟是决不会收兵的，更不肯就此罢休！
　　
　　除了在厂里发动群众揭发，他还派出像张英和沈莉影等许多外调人员，跑遍国内许多地方，到处搜集我的罪证。她们光是跑到我老家余姚和周巷，就找过三十多个了解我的人，他们有的是我失学时期的村干部和普通群众，有的是我的学同学，也有的是亲戚朋友，可是却找不到有一个说我坏话的人。外调人员的余姚之行，不但一无所获，而且还被当地农民痛骂一顿，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到上海。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曹泉钟，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不得人心！当然，张英和沈莉影等没有找到西河居委那个姓赵的混混，如果找到这个崽子，她们很可能从他的嘴里，得到所需要的东西。可真是苍天有眼，外调人员虽在周巷住了不少日子，却始终没有碰到这个从地下鸦片馆里培养出来的长满胡子的红卫兵。
　　
　　大约化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大范围、大规模深入细致的搜集，虽然在外调战线上一无所获，但在厂内无数次的封闭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终于使曹泉钟有了收获，得到关于我的两条新的罪状：
　　
　　 1、睡在我上铺的徐克勤揭发说：蔡丹宙经常为其朋友安装和修理半导体收音机，在调试的时候，收到并听过苏修电台的广播。
　　
　　 2、也是同宿舍，有一个还与我同姓的同事，揭发我在宿舍里谈论过：“江青的原名叫蓝萍，在三十年代后期，与袁牧之一起到了延安之后，才改名江青。三十年代，她曾在卡尔登戏院（解放后叫长江剧场，在国际饭店对面）演戏。在当时，她还立下大志，说将来一定要嫁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做一番举世瞩目的轰轰烈烈的大事！”
　　
　　在所有这些罪状中，最辣手的是谈论蓝萍在卡尔登戏院演戏的那一条。因为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那一段糜烂生活，是她最最忌讳而恐怕被人知晓的。为了消灭知情人和相关资料，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就与叶群密谋，派江腾蛟率领化装成红卫兵的空军战士，抄了许多文艺界、电影界和收藏界人士的家。在这些抄家的红卫兵队伍中，江青还在暗地里安插了文革专案组的要员，专门查抄印有对她不利的早年出版物，其中指名点姓的就有《电通画报》等十几种期刊。这种荒唐、残酷的行径，把许多知情人投入监狱，有的还被活活逼死。四人帮对于这一类材料的相关内容，统统称之为是“防扩散”的。我虽然没有谈论到她与唐纳的关系，更不敢触及到她同时在几个男人之间周旋的极其糜烂的私生活。我在谈论蓝萍的时候，尽量在言辞上加以美化，例如把“她还夸下海口”改成为“她还立下大志”等等。但不管如何美化，仍旧是在“防扩散”的范围之内，是绝对不允许传播的。再则，你能知道这些，也一定知道其他更见不得阳光的内容。对于这样的人，那个三十年代的三流明星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一定要把他们清除之而后快的。
　　
　　曹泉钟获悉我的这一条罪状以后，真是喜出望外。但是他也不便把我的这一段言论公之于众，因为这毕竟是“防扩散”的，因此他只好在公开的大会上，指责我说：
　　
　　 “反革命分子蔡丹宙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宿舍里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
　　
　　事情已经到了“防扩散”的地步，董超和薛霸监管我的任务似乎也该结束了，因为这些内容，对这两个人也应该绝对是“防扩散”的。所以从此以后，审讯我的人，都是厂部派来有专门经验的专案人员。他们虽然不像董超和薛霸，动不动就动手打人和私刑逼供，但他们确实比两个恶棍难对付得多。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我回答说：
　　
　　 “我绝对没有攻击江青同志，相反是歌颂我们的旗手。”我还进一步辩解说：“我的话到底是不是攻击？你们可以把我的言论公之于众，让广大革命群众来分析评论，我所说的话究竟是攻击？还是称颂？”
　　
　　听了我的话，他们说我真是狗胆包天，竟然还想要把“防扩散”的内容公开!专案人员的这一次审讯，使我大开眼界。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在我们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汉语词汇里，还有“防、扩、散”这三个字所组成的一个专用名词。
　　
　　不过“防扩散”这个词，也使我的头脑清醒过来，我想了很多，仔细分析理解“防扩散”这个词所包含的真实意义。到这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触雷，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专案人员一再追问，我所谈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证明了我所想到的一切。
　　
　　这些信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说起来的话也长。
　　
　　家叔蔡水湘、浦东某中学教师陈昌顺、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和上海市教育局前局长杭苇等四位老人是同班同学，他们都是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老同学见面，原来都是口无遮拦和无话不谈的。赵丹当年就是与唐纳和蓝萍等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有关于江青的老底，早已为几个老人所洞悉。我是经常跑叔家的，也断断续续地听到江青或蓝萍的许多往事，我的信息就是这样来的。
　　
　　在集体宿舍里闲来无事，同事们在一起无聊，经常要吹牛助兴，无意中把这些内容也吹了出去。我想在宿舍里，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同事，看来不可能有人举报。同时我所吹的只是她比较好的一面、反映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有非常远大志向，绝对没有也不敢把第一夫人的丑事抖出来。我没有料到，曹泉钟竟会如此厉害，在所谓的封闭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对我的同宿舍同事，一个个地轮流反复逼供，终于撬开了他们还算严密的嘴，把我推到了邻近死亡的边缘。
　　
　　专案人员一再追问，这些信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看来这是一个一定要回答的问题。我沉默了大概两个礼拜，经过再三的思考和衡量，只好回答他们说：
　　
　　 “几年前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听到有两位老人在谈论，我在旁边偷听，是无意中偷听来的。”
　　
　　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当然不会相信我的鬼话，可是我死死的咬定，就是从公交车上听来的！弄得这些专业人员也束手无策，事情就这样僵在那里。
　　
　　可是到后来，他们突然不来追问这个问题了，这绝对不是曹泉钟要放我一马，实在是问题太敏感了。如果厂里把此事上报，我当然是在劫难逃，是杀是剐很难预料。可是那些办案人员和有关领导也没有好下场，原因就是“防扩散”三个字。有谁知道了这些不该知道的信息，谁就活该倒霉。四人帮一定会想到，厂里既然审理了这个案子，那些审讯人员也一定知道了这些不应该知道的信息，而知道这些信息的人，是一定要消灭的！你看那些专案人员还有活路吗？在这样的考虑和权衡之下，他们还敢继续上报吗？最好的办法就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好像厂里从来也没有人谈论过这些事情。
　　
　　八十年代初，我已经调到了上海电缆研究所工作。王基发代表跃进电机厂的党委，跑到电缆所来最后一次为我平反，同时也交还给我许多当时他们整理的材料（包括我本人的检查和革命群众的揭发材料）。在这些材料里，我找不到与该问题有关的点的内容，找不到别人写的材料倒不稀奇，就是我亲手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辩护辞，也没有了。原来他们早已把这些东西，尽快地处理掉了。因为把这些材料放在厂里，对厂里的专案人员和领导，始终是（如果江青不倒台）一个严重的威胁。
　　
　　曹泉钟为了自身的安全，在蓝萍的问题上放过了我，一定还要在其他的问题上把它捞回来。他抓住我听到过苏修电台大做文章，给我按上收听敌台的罪名。不过苏联的广播电台是不是算敌台，我至今也搞不清。对于美国之音或者是台湾的国民党电台，那是在解放初期就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是敌人的电台，收听敌台是要判刑的。至于苏联的电台，我记得在读书时，还是上面鼓励收听的，不但鼓励听他们的电台，还鼓励我们与苏联的学生通信，交苏联朋友，因为是向老大哥学习么。后来虽然两国关系恶化，也没有听说有正式的红头文件下来，说苏联的电台是敌台。不过那时老百姓非常自觉，看到两国关系不好，就自动不听。我也不是存心想听，只不过在调试收音机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一当发觉是苏修的，马上把它关掉，是非常自觉的。再加我对苏联早有反感，即使是上面鼓励收听的时候，也没有去听他们的电台，何况是两国关系已经恶化，根本不愿去听他们的胡吹。曹泉钟只是以其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以为我是很想听苏修的电台。
　　
　　我从年青的时候开始，就对周边的三个国家很有反感，它们是倭寇、老毛子和红头阿三是也。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必须时刻提防这三个贼，这主要是与它们有领土（领海）接壤，从历史上看，它们就是蚕食我国领土的魔鬼。我们应当采取远交近攻的国策，寻找机会把失去的土地要回来。尽管是人轻言微，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决不会被管大事的人采纳，但我是这样想的。只有像曹汝霖这样以卖国为能事的卖国贼，和他的孝子贤孙，是不想收回我们自己神圣的国土。
　　
　　到最后，曹泉钟诬蔑我收听敌台的罪名大概也未能成立，为了下台，就模棱两可地给我戴上一顶“说话随便，作严重的政治错误处理”的空帽子，一点也没有具体的内容。1978年底，当我要离开跃进电机厂前夕，跃进厂为我摘掉了这顶空帽。1980年又还给我当时被逼书写和别人检举揭发我的材料。从这些返还的材料看，我自己写得很少，而且多半是抄语录，还有学习毛选的体会。从别人揭发我的材料看，也可以看出检举人的无奈和煞费苦心。如徐某某检举我收听敌台时写道：
　　
　　蔡丹宙经常装修半导体收音机，每次装好以后，总要摆弄一翻，而且每次总会碰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但很快就没有了。反革命分子蔡丹宙不相信我们国家自己的广播，却去收听苏修广播，真是罪该万死！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蔡丹宙！徐某某某年月日
　　
　　真是可爱的徐先生，他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还对我进行义无反顾的声讨。可是当他描写我的具体罪行时，却又轻轻的为我辩护。他说我是无意中碰到，而不是故意去收听，而且很快就没有了。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我每次装好或修好收音机，总要把刻度盘旋转一周，看看电台全不全？就在旋转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莫斯科电台，但当知道它是莫斯科电台的时候，马上就旋转过去。难道这也算是收敌台吗？
　　
　　我找遍了返还给我的材料，却没有一个字是有关蓝萍的内容，一个字都没有，找不到别人的检举倒不稀奇，而我自己曾经写过的所谓的检查内容，也没有了。可见曹泉钟也是怕死的，知道这种材料安放在厂里，不只是威胁我的安全，而且还威胁到他的安全。不过我想他们也一定感到有点后悔，因为1976年江青垮台，如果那时他们还保存着这一些资料，那他们还可以大肆吹嘘：吹嘘他们是为了保护群众，没有把这些敏感的材料上报，向四人帮邀功请赏，并以此来证明他们不是四人帮的余孽。

十九、再说曹泉钟
　　
　　曹泉钟不但揪住我不放，还对车间里其他许多无辜群众作恶多端。如我所在的班组有一个专门操作压床的老师傅陈大林，他在文革中从来不介入两派斗争，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的老工人。有一次小组开会，曹泉钟突然光临，领导关心并经常参加群众的学习和讨论，原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曹泉钟却不是这样。他看到陈大林不发言，突然从眼睛里射出两道凶光，指着陈的鼻子大声问道：
　　
　　 “陈大林！我问你，你的父亲是怎么死的？”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唐突，大概是陈大林没有思想准备，被书记大人恶狠狠的一问，也慌张起来，支支吾吾地不知说什么好？曹见陈答非所问，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更加神气起来，进一步说道：
　　
　　 “陈大林，我看你也不敢回答！我来替你回答吧，你的父亲是在抗战期间，被新四军枪毙的！”
　　
　　曹书记的话一出，全组哗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陈大林有问题。可就是曹泉钟的一句话，陈师傅就立刻成了我们小组里面的批斗对象。因为当时的人们知道，被新四军处死的，不是汉奸，就一定是民愤难平的恶霸。那么陈大林就是一个狗崽子，革命的群众批斗一个狗崽子，叫他老实一点，那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有个小青年，还动手打了陈大林的耳光，使这位年过半百的陈师傅蒙上不白之冤。
　　
　　事后我仔细地问了陈大林，他说老爸是1963年过世的！跃进电机厂里还对他进行了丧葬费的补助。我再问组里工龄最长的徐玉莲，她也说前几年厂里的确对陈进行补助。你看这个曹泉钟，人家明明是1963年正常死亡，他却硬说抗战期间被新四军枪毙的！我不知道他这种做法有什么意图？因为陈大林的冤情没有进一步扩大成为一个案子，到后来也没有人为他平反，他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被羞辱了一翻。现在陈大林已经归天，不知道他临终的时候，有没有合上眼睛？
　　
　　还有一个姓吴的年轻人，按他的出身，应该算是红五类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革命干部；只是他性格内向，只会埋头工作，不善言辞。有一次在他所在的生产组内，有一个女工失窃丢钱。曹泉钟大概想当一回福尔马斯，亲临该班组开会破案，他要求每一个人表态，也要求小偷自己出来认错。
　　
　　小组里几乎每个人都发言表态，大力声讨小偷的无耻行径，还一再警告小偷：希望他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只有小吴因为不善说话而没有发言，曹泉钟竟一口咬定他就是小偷！不想这个小青年，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冤枉，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竟一下子神经分裂，从此经常语无伦次，神经失常。
　　
　　事后不久，曹泉钟跟着他老婆内迁到了安徽；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想回到车间看看。当他刚上楼梯的时候，真是冤家路窄，看到上面下来的正是小吴，曹想迅速回避，但已经晚了一步。小吴看见曹泉钟，两眼立时通红，嘴里高喊着打倒曹泉钟！飞快地扑将下来。曹泉钟一看情况不妙，赶快扭头就跑；小吴哪里肯放，结果是绕着一幢车间的房子，一个在前面逃跑，一个在后面狂追，绕了好几个圈子。
　　
　　车间里有许多人都在看他们两个人的追逐，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劝阻。在这个时候，李亚夫的流氓案件还没有暴露出来，曹大书记在政治上还应该是香的，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加以援手，任凭他被神经病患者不断地追打，足见人心之所向。只可惜笔者没有见到此情此景，如果被我看见，我一定会站在曹泉钟的前面，挡住他的逃路，让他被小吴抓到，一定有什么好看的事情将会出现！
　　
　　尽管曹泉钟在跃进电机厂跃武扬威，风光一时，可是终究没有逃脱命运的惩罚。不久之后，李亚夫流氓案暴露，牵连出同案犯曹泉钟，两人为了争抢几只破鞋，竟在所谓的厂革会上拍台子互相辱骂。这哪里像共产党（不过很像现在的有些共产党，如陈良宇之流。），在马路上为争风吃醋而斗殴的小流氓，也不过如此吧！可惜这时的曹泉钟，已经跟着他的老婆躲到了安徽，再也不敢到上海来。要是那时他还在上海，我一定要抓住他的胸口问他：
　　
　　 “你这个政治流氓曹泉钟！还认识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吗？！”

二十、艰难找女友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晚期开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咱们国家是提倡青年人晚婚晚育的。国家希望青年人晚婚，但如果女的超过二十五岁，男的超过三十岁还未结婚，则一定有工会、妇联等组织，反过来要关心这些大龄男女了。本人是到了三十七足岁才刚刚结婚的，当时的我妻也已二十七岁，两个人加起来，已有六十四足岁，应该算是晚婚的模范。可是我们这一对晚婚的模范，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嘉奖，反而被指责为非法同居！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提到我的结婚和交女朋友的历史，说起来心酸，主要是家里穷，再加上政治原因，没有勇气对心仪已久的女生发起攻势，因此许多好姑娘就擦肩而过，等我再次鼓足勇气向她示意的时候，人家早已投入到别人的怀抱，成为人家的媳妇了。
　　
　　第一个使我留恋的女友是高中同学，她生性平静温和，在班级里，既不是活跃分子，也不是默默无闻。我经常注意着她，希望能走到一起，可是她却并不在乎我的存在。虽然心里思念，却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能够非常自然而不勉强的与她接近。但当我的中学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真是使我大喜过望。
　　
　　由于当时大学招生的规模较小，小县城余姚没有考试点，毕业生必须到宁波去应考。整个考试期间，我校近百个同学都在宁波住宿。因为我在宁波中学读过书，在同学中显然是个宁波通，因此她要求我在考试之后陪她游玩宁波市区。不但如此，还要求与我一起复习数学，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年级里绝对是第一流的。真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天赐良机，是求之不得的美差，我岂有拒绝之理？
　　
　　说实在的，在考大学的这几天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那时我几乎时刻与她在一起，试前坐在同一张书桌旁面对面地复习，试后还要对答案。虽然只说是复习数学，但后来不管什么功课都坐在一起。等到全部考试完毕，这就属于我们游玩的时间了。我小心地避开其他的同学，单独陪着她一个人。
　　
　　我们先到中山公园和鼓楼，然后到天封塔。那时候的天封塔，塔身上已经掉下很多的砖块，看上去好像有点摇晃，我们还是勇敢地攀登上去。但只有爬到一半，她显得有点胆怯而想后退，我也只好下来。对这件事，后来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真是一个书呆子！当她胆怯而想后退的时候，我真不应该下来，而是应该赶紧搀扶着她一起攀到顶，这才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男子汉。女儿家的心思原来就很难捉摸，她说是胆怯，可实际上不一定是真的害怕，也可能是一种试探，试试身边男人的反应。在刚刚结束的大学入学考试中，考得了很好成绩的我，在这场特殊考试中却交了白卷！让一个很好的机会白白溜走。
　　
　　从塔里出来，不久就到了最繁华的东门大街，迎面看见陈伯诚带领一大帮人也在游乐。他在宁波中学也读过书，也是一个宁波通。陈是一个脑子反应非常灵敏的人，看到我先故意大声咳嗽一下，再做一个鬼脸，然后条理斯文又有点怪声怪气地说：
　　
　　 “嗄！难怪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原来你们俩……”
　　
　　 “怎么啦？你们不是也在街上玩吗？大家彼此彼此！”还没有等他把话全部说出来，我就打断了他，我说完后还要一阵小跑，绕了半个圈子，到了他们的身后，我真不愿意让他继续说下去，点穿我的内心世界，还是快一点分开，各人继续按原来的方向走路最好。
　　
　　摆脱了伯诚他们的干扰，我最担心的是她不会跟上来，想她也许会改变主意，跟随多数同学而去。我有点担心地回头一看，却见她喘着粗气紧跟在脚后。一阵激动，我真想去拉她的手，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现在的青年一定不会相信，我俩在宁波街头转来转去老大半天，虽然是肩并肩，却始终保持着一尺左右的距离。尽管脑子在想，但轻易不敢碰她，只有在中山公园里穿越假山洞时拉了她的手。那是因为山洞内外的温度和光亮程度的反差都非常大，从烈日的强光下进入几乎完全是昏暗和凉爽的山洞，她突然惊叫起来，我赶紧拉住她的手为她壮胆，快速穿越山洞，总共才不过十几秒钟。
　　
　　在大街上并肩行走而不敢拉手，这除了当时尚未完全开放的习俗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自惭秽愧。由于家里穷，我当时的一身穿着实在不敢恭维。一条蓝色的劳动布长裤，颜色几乎已经完全泛白，但后面打着的一块几乎是包盖了整个屁股的大补钉，还是非常鲜艳的蓝色！一件白色的香港衫，是刚刚考入高中的时候，由周巷老家的一个邻居送的。送的时候已是旧的，三年穿下来，尽管是非常小心，但仍旧是破旧不堪。
　　
　　上面提到的衣裤，实在还算不得什么，使我感到最难堪的，便是穿在脚上的一双黑色布鞋。头部早已被脚趾头顶了一个洞，用一块黑色的皮包裹着，大概是修鞋匠的手艺不好，早已脱了线脚，重新开了一个大口。没有袜子穿，右脚拇指快要伸到外面。为了不使它完全暴露，只好把脚趾头弯起来，走路的时候就一瘸一瘸，人家看起来，还以为是一个瘸子。我的这一副打扮，实在与目下人们看到的叫花子或拣垃圾的人差不了多少。如果她是一个现代时尚女性，那肯定是要躲得远远的；与我并肩行走，简直是对她的一种羞辱。像我这样一个检破烂的臭小子，怎敢与亭亭玉立的窈窕淑女携手同行呢？
　　
　　返回住宿地之后，她悄悄地告诉我，说今天的路走得太多了，脚底已经走出一个水疱。我听了非常惶恐，只觉得自己做事实在太差，为什么只顾及自己走路，而丝毫也不顾身旁的她呢？一个与女孩同行的男孩，必须时刻考虑到她的安全与能耐，而我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我真像是张铁生，又交了一份白卷！
　　
　　进入大学以后，她在南京，我在上海，双方鸿雁不断。正当我试图把关系升温的时候，伟大的反右斗争进入高潮，我受到革命群众的批斗，前途未卜，恐怕牵连到他人，只好断绝对外的一切联系。两年多以后，我才敢再次写信试探，可是她怪我有信不回，长期不与她联系，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伟大的反右运动，使我失去了第一个也是最心爱的女朋友。
　　
　　毕业后走上社会，男女青年之间的交往，不像学生那么单纯，已经与铜臭挂钩。我记得当时的未婚女郎，交男朋友一般都以“四大件”为先决条件，没有满足条件的人，一律免谈。所谓四大件，就是指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和红灯牌收音机（半导体普及后，改为半导体收音机）。男青年首先要准备四大件，才有资格谈女朋友。
　　
　　这个伤脑筋的四大件，按照当时商店里公开表出的牌价，总价值大约500多元。可是当时物资紧缺，你要购买这些器件，除了钞票之外，还必须有票证！想弄一张票，其价值大概与购买本机差不多，所以它们实际上的价格就要翻番。我的工资只有58元多，要养活自己，还要接济老爸，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齐备？
　　
　　自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又倡导全国学习解放军，国内的政治气氛日益浓重。与时俱进的上海姑娘又提出“三大员”的要求，所谓三大员，就是要求男朋友在政治上是共产党员，工作上是技术员，最后还有每月工资一百元。像我这样的人，老爸有历史问题，本人在大学期间发表过右派言论，要入共产党简直是痴心妄想。每月58元5角的工资，要到达她们要求的100元，不知要到何年马月？在三大员中，只有技术员还刚刚够格。看来我这辈子是非得打光棍不可了！
　　
　　那时我还在601厂工作，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在1964年底，厂里来了许多女兵。她们是64届的高校毕业生，分配到炮兵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以后，上级派她们到基层工厂劳动锻炼，并且有一个女兵被派到我的身边，成了我的助手。
　　
　　第一次见面，我就惊呆了，原来是一个真真绝色的美人！尽管她穿的是一身戎装，但绝对无法掩盖她楚楚动人的妩媚和秀丽。这个女兵自我介绍说她姓王，是湖北省的秭归县人，湖北省师范学院毕业。难怪她是如此的美丽绝伦，原来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汉明妃王昭君的同乡，大概湖北秭归是专门出产美女的。不过我倒怀疑她就是王昭君本家的后代，身上一定有与王昭君一样的美丽基因。
　　
　　更可喜的是她还刚刚从学校里出来，除了穿的衣服是当兵的，浑身上下还是散发着一派学生的气息，根本没有一丝社会上的铜臭味。她显然不要求有四大件和三大员，但却另外有一个看来也是很难办到的要求。
　　
　　说老实话，笔者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像柳下惠那样的情操，自己身边来了这样的一个美女，要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何况本人还未婚配，对同样是未婚的淑女进行追求，完全是光明正大和理所当然的。但在军队的工厂里，面对的是一个女兵，就必须遵守她们当兵的规矩。按照她们的规矩，她们下班后必须集体行动，二十几个人一起回到住宿地，第二天一早再同时来到工厂。她们没有单独活动的时间，我一定要让她单独活动。
　　
　　我想了一个办法，下班后把她单独留下来。因为那时的我，除了白天技术科的工作，王厂长晚上还叫我负责厂里的业余教育。厂里的业余教育，从识字班到技术班都有，每班的人数虽少，但班级很多，因此需要很多的教师。因为王姑娘是师范学院毕业的，我就请她做教师。这一招很灵，轻轻松松地让她与同伴们分开，下班后还留在厂里。每晚下课以后，我还可以自告奋勇地充当护花使者，送她返还营地。但我还是不能冒冒失失做傻事，说话的时候，我只能兜很大的圈子，先来旁敲侧击，投石问路，再小心奕奕地试探。
　　
　　不过这位昭君同乡是一个极顶聪明的人，很快就理解我处心积虑地所玩的这一套把戏，也懂得我投石问路时所隐藏的含义，她的回答也不是直接的。她对我说：有一个与她同时分配到部队里的女生，从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该女生参军后，组织上要对其军外的恋爱对象，经过严格的审查。审查的结果，发现男方的祖父做过国民党的县参议员，领导上就没有批准她们的婚事，使得那位女生非常痛苦。
　　
　　后来领导给她指出两条路：第一条是马上退役，还乡与男朋友结婚。第二条是如果还不想退役，希望继续留在部队里工作，就必须断绝与男友的恋爱关系。
　　
　　我问她如果你自己碰到这样的事，将会怎样处理？是退役与男友结婚，还是断绝恋爱关系继续服役？一听到这个问题，只见她的脸孔一下子就涨得绯红，轻轻地说了一声“不理你！”，就低下头去再不说话。我自己觉得问得太赤裸裸了，也只好马上刹车。
　　
　　几天之后，她说如果现役军人无故提前退役，在地方上一般都会被人瞧不起。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犯错误的人，才会提前退役。有一天，她又忽然问我：
　　
　　 “我看你们技术科里有许多现役军人，人家大学毕业就参军了，你为什么没有军籍？”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军队里，所以像你一样，马上就可以参军。而我是工作了好几年才调到厂里，没有参军的机会。”我回答说：
　　
　　 “那现在也可以提出来参军么。”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先例，现在提出来恐怕不行吧？”
　　
　　 “为什么不行？你看钱学森，他不是先工作了不知多少年，后来才参军的吗？还做了一个中将哩！┅┅，我看王厂长对你很好，可以找他谈谈，请他帮帮忙，┅┅，有许多事情，只要参了军，就什么都好办了。”
　　
　　 “我怎能与钱学森相比？”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真感谢她为我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永远记着她的话：“有许多事情，只要参了军，就什么都好办了。”这就是她提出来的先决条件，不像是一般的上海姑娘，开口就要四大件和三大员，带着强烈的铜钱臭味道；她提出的只是一个政治条件。虽然是难了点，但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铜臭味。
　　
　　其实参军也是我的追求，因为我亲眼看到的何承曾和王昆两个同事，他们是与我同一年大学毕业的，但他们的工资比我高出一大截，还有各种各样军队所特有的补贴，而我只有光秃秃的五十八元五角，原因就是军队里的待遇高。还有我的父亲，因为当了三个月的国民政府县长秘书，做人就矮了一截，我想送他一张《光荣军属》的红榜，抵消由县长秘书所带来的阴影，让他在亲朋好友以及众多乡亲们的前面，抬起头来。现在这位女兵姑娘也要我参军，使我参军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唐伯虎为了秋香而不惜卖身为奴，我为了昭君同乡，一定要穿上军装！
　　
　　有一天，我看到王厂长只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就跑进去轻轻地问他：
　　
　　 “王厂长，我可以申请参军吗？”
　　
　　 “┅┅，为什么？”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他显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为了以后的工作方便一点么。像上一次我出差到南京，为了节省开支，你教我可以到南京军区里去打长度电话。我实在怕得要命，在军区门口停了许多时间，还不敢进去。后来虽然进去了，并在里面给你打电话，心里也跳得非常慌，恐怕被人家抓住，你大概也可以听得出来，连我说话的声音都变得结结巴巴的，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能在军区里自说自话的白打军用电话呢？如果你让我穿上军装，那我就什么也不用怕了。”
　　
　　 “你这个小子，说得好像有点道理，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中途要参军的。王坤是军事院校毕业的，读书的时候就是军人。何承曾是毕业分配到军队里的，一到军队就参军。没有人像你，工作了几年再要求参军。┅┅，这样吧，我明天就要到北京炮司去开会，先问一问领导的意见，我一定为你尽力争取，你看我这样做好吗？”
　　
　　 “那我先谢谢厂长！请你一定要为我努力争取。”
　　
　　 “你耐心地等着，这个问题不能急，只要你有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为军队做出了成绩，我看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王厂长的回答真使我甜到心里，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女兵，可是她却冷冷地说：
　　
　　 “告诉我干什么？你参军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她刚刚把话说完，却不露声色地转过脸去，低着头偷偷地露出一丝笑意。
　　
　　正当我喜滋滋地翘首盼望着王厂长好消息的时候，伟大的四清运动开始了，以上海市毛麻公司党委书记钟敏（女）为首的四清工作队进驻601厂。不久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又派一个姓林的大校率领四十几个中下级军官，也来到了601厂，说是协助地方的四清工作队工作。后来人们知道，等运动结束，钟敏带来的工作队员，都回到各自原来的单位去了。但是炮司派来的人，除了领队的那位大校，全都留在601厂就地转业。原来这些军官都是国内一些军事院校里的教师，自从林彪执掌军权，就认定他们是罗瑞卿的线上的人，解放军内再也容不得他们，请他们快快转业，他们就只好跟着林大校跑到了601厂。
　　
　　因为要安排好这一批人的位置，601厂原来的许多党政和技术干部，清理出厂就在所难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清查出家父的历史问题，也查出我在大学期间有过右派言论。其实这些事情，档案里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根本用不到四清工作队来“查”。我进601 厂报到的第一天，身高马大又一身戎装的中校厂长王淦菊，以一个军人特有的直爽，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蔡丹宙，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你的父亲在国民党的县政府里做过事，你自己在读书的时候讲过几句错话。没有关系，不要有顾虑，我们主要是看你今后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我父亲的成分是一个富农，我在军队里也犯过错误，受过军纪处分，现在不也是一个中校厂长吗？只要你好好干，我们解放军是欢迎像你这样的技术人才的。”
　　
　　中校厂长直率的见面礼使我动容，我自从大学读书时被套上“发表右派言论”的“紧箍咒”以来，从来也没有碰到有一个单位的领导，对我竟会如此推心置腹。厂长的话使我非常激动，我也对他表示一定要好好工作，以答谢领导对我的关怀、信任和期望。
　　
　　可是仅仅过了两年，为了所谓的工作需要，我再一次成为另类被清洗出厂，还与那个心爱的女兵姑娘永远不能再次相见。伟大的四清运动啊，它又使我失去了第二个女友！这是我永远的伤痛。
　　
　　 1966年4月中旬探亲后返沪时，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东北女郎，她主动与我搭讪。自我介绍叫卢亚芬，说是在嘉兴某机械厂工作，到上海华山医院皮肤科治病，她说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她还问我家住哪里？那时候我虽然已经知道被601厂清洗，但还是住在它的单身宿舍，只得以601厂的地址相告。没有想到回沪后不久，她躺在病床上给我写信，要我到医院去看看她。我想她只有孤身一人住院，无人探望，实在有点可怜，于是就去了华山医院。并告诉她我即将调离601厂，但还不知道新的单位在哪里？别后，她病好回嘉兴，我不久后到了跃进厂，如此一别，从此天各一方，我想缘分已尽，因为单位也不知道，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可是有些事往往出于意外，大半年之后，她竟然跑到跃进电机厂的二车间来找我。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打听得到我的地址的？但既然来了，只好在宿舍里招待，我告诉她在几个月之前，我做了手术，臀部有两条尺把长的刀痕。我绝对没有想到，她竟要拉下我的裤子，验看我的刀痕！
　　
　　不知道东北女有没有拉下裤子？且看下回分解。
二十一、与发妻非法同居
　　
　　我听说过东北的姑娘很开放，有一本当年很流行的小说，叫做《林海雪原》的书里说到：东北有“三宝”和“三怪”。所谓三宝者乃人参、貂皮、呼啦草是也。而三怪者，是指东北地方有三件南方人看来是奇怪的事情：第一件是窗纸糊在窗户外，第二件是大姑娘晚上不回家娘不找，第三是小伙子晚上跳墙狗不咬。这三件怪事中的后面两件，就是说东北姑娘的开放。可是作为一个生长在江南的人，我实在难以想象，总共才见过三次面，而以前两次，不但是时间非常短暂，而且也从未谈到过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今却要厚着脸皮来拉我的裤子，看我的屁股，实在是不可思议！这是任何一个江南女子所万万不敢做的。
　　
　　幸亏我穿的是产业工人的标准工装裤，靠两条背带挂在肩上，急切之间，没有被她拉下来。但她还想来解开我的纽扣，而我却不经意地护住两条背带，正在这个紧急关头，忽然听到“叭嗒”一声，徐克勤等室友早班下班开门进来，才阻止了她的扯战。室友们见到我的神色慌张，总以为有什么好戏，几个人几乎同时咳嗽一声，然后好像是打招呼似的说道：
　　
　　 “老蔡，真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你们在里面。”
　　
　　他们不说倒还不要紧，他们这么一说，反而更加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可是那个东北女郎卢亚芬，却依然是那么大方，并主动自我介绍说道：
　　
　　 “没有关系，大家来认识一下，我叫卢亚芬，是丹宙的女朋友，在嘉兴工作，今天特地过来看看他。”看她对陌生人说话的时候，一点也不会脸红。
　　
　　她的话更使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她肯定了女朋友的关系？我与她总共才见过三次面：第一次在火车上，她从嘉兴上来，到上海分手，时间最多一个小时，所谈的内容，无非是她问我从上海火车站到华山医院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以及在上海怎样住旅馆等问题。第二次在华山医院的病房里，我主要是看她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住在医院；再加本人那时赖在601厂不肯走，已经解除了所有的工作，心中实在是闲得慌，跑出来散散心，没有要与她谈朋友的意思。
　　
　　何况我刚刚离开那位漂亮女兵，尽管事情已经完全不可能，但心里还是十分依恋。最重要的是她在嘉兴，虽然是火车还算方便，但毕竟是分居两地，所以这位东北女郎，根本不在我的考虑的视线范围之内。可是今天她却突然光临，做出一番令人非异所思的举动，现在又当着众人的面公开宣布，真弄得我不知如何应对？卢亚芬看见我没有反应，又进一步面向大家说：
　　
　　 “唉，别说啦，最近时运不好，老家的母亲生病，老爸叫我回去，可是刚到上海又碰到小偷，偷走了我的钱包，现在连到沈阳的火车票钱也没有了，所以现在想向他借一百元。”她说着说着，好像马上动了感情，看她的眼睛已经红润了。
　　
　　 “没有问题，我们的老蔡有的是钱！用他八十、一百的，都没有关系；而且是丈母娘生病，根本是不要借的，拿去用好了。”站在旁边的徐克勤插进来说道：
　　
　　 “对，女朋友有难，老蔡一定会倾囊相助！”其他几位室友也这么说：
　　
　　作为男人，最紧要的是颜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怎么能不拿出钱来呢？记得那时十元的钞票在市场上还很少见，我拿出来的是二十张新的五元券，整整二十张！这些钱虽然要花我一个半月多的工资，但面对怎么多的室友，我也只好咬咬牙认了。可是这个卢亚芬，尽管她当时承诺，从沈阳回来马上归还；可是她一去不返，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个东北姑娘的踪影，直到几年之后，我只能认定她是一个骗子。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我缴了一百元钱的学费。不过回想当时的骗子，实在也很可怜，为了骗得一百元钱，竟然还要做出这种火辣辣的动作。
　　
　　自从卢亚芬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之后，张崇博的姐姐给我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可是正当我们要进入谈婚论嫁的时候，我被曹泉钟打成为反革命。在杨浦和虹口两区，不少马路上都贴出了《打倒蔡丹宙》和《坚决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蔡丹宙》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我想这一下一定又完了，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大环境下，有哪一个姑娘愿意成为一个反革命家属呢？所以我只好自己知趣，再也不去她家，厂休日只好整天猫在宿舍里，或者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乱闯乱逛。
　　
　　世界上有些事情往往不可思议，正当我因为不想牵连无辜的人，准备放弃这个姑娘的时候，准岳母却找到我的宿舍，说她们家里人已经看到了马路上的大字报。她叫我不必在意，可以继续到她家玩，与她的女儿继续谈下去。这又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陆上还会有这样的家庭？竟然不怕反革命上门，难道他们不怕受牵连吗？难道是真的如毛泽东所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家子是台湾派来的人么？这不得不引起我的高度警惕，我想自己目前的情况，只不过是被人诬陷为反革命，事情将来总是弄得明白的；如果与台湾派来的人有联系，那岂不是要变成为真正的反革命了吗？
　　
　　到后来，我才慢慢弄明白，原来我的准岳丈是一个有非常丰富的政治运动经验的人。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准岳丈就在上海市税务局工作，主管钢铁行业的税收事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共产党说他贪污巨款，他的大名上了解放日报头版━━说上海市揪出了一只特大的“钢铁老虎”，准岳丈就是这头钢铁老虎！在几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上，工作队长用手枪指着他的脑袋，命令他必须老实交代；还说是只有彻底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抗拒到底，一定要从严处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除了大会斗争，广播喇叭还要一天二十四小时对着他，不停地大声高唱当时最流行的一支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
　　一条活路，一条死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
　　想想吧，看你走向那一条？
　　
　　我当时还在老家周巷，也学唱过这支歌，歌声非常慷慨激昂，它唱出了全国人民对贪污分子的愤怒，也唱得真正的贪污分子人心惶惶。当然也唱得准岳父白天不能思考，晚上不能睡觉，这些噪音弄得他心烦意乱，脾气暴躁。有时候实在是疲倦得无力支撑，即使高音喇叭的声音开得再响再大，他也在禁闭室内昏昏睡去。在门外守卫的看管人员，只要见到他睡着，马上就会走进来把他叫醒，因为又一次新的斗争大会，早已准备就绪，只等他这个斗争对象的到来，斗争大会马上就可以开始！
　　
　　高音喇叭和斗争大会不能解决问题，准岳父还被蒙上眼睛，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他听到十几声清脆而震耳欲聋的枪声，又听到十几声较轻的，但听起来非常沉重，好像是人体倒地的声音。他以为自己一定已经死了，但又想到别人的尸体已经倒下去，自己为什么没有倒下呢？正当他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刽子手突然把他拉起来，再次押回税务局进行大会斗争。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没有真的被枪毙，只是给其他人陪绑，赴了一次刑场，也到阎罗王那里去转了一圈，或者是说蒙着眼睛到阎王殿里去了一次，又回到了阳间。
　　
　　这样的折腾整整两年之后，准岳父的问题总算彻底查清，什么污也没有贪，共产党还要向他赔礼道歉！经历过如此大风大浪的人，决不会被几张大字报所吓倒！他把自己的亲身经验，推及到准女婿的身上，料定最终是一场闹剧；他已经把共产党搞政治运动的这套方式，彻底领教并看清楚了。所以安慰他的女儿，继续与我交往。
　　
　　那个时候的曹泉钟，还没有想到要成立戚、左、李、陈等四人的看管小组，我的行动还比较自由，每天下班以后，或者是厂休日，都在女朋友的家里度过。接触的时间多了，麻烦的问题也跟着来了，女朋友的肚子慢慢的挺了出来。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去找跃进厂革委会的组织组，要求开一张结婚证明，以便到民政机关结婚登记。组长李亚夫不动声色，注视我足足有十分钟之久，然后从写字台里拿出一张表格，要我详细填写，一定要写清楚对方的姓名、地址和工作单位的名称。李收下我的表格，对我说他们革委会领导要开会研究一下，过几天给我回复。
　　
　　可是这个回复并不是由李亚夫给出，曹泉钟主持了群众批斗大会，革命群众要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蔡丹宙翘尾巴！曹泉钟带领群众读过毛泽东的语录后，提高了嗓音询问参加大会的全体革命群众：
　　
　　 “反革命分子蔡丹宙不肯老实交代问题，却提出来要结婚！我们广大革命群众同不同意他结婚？同不同意他还要去继续害人？”
　　
　　 “坚决不同意！反革命分子蔡丹宙必须老实交代！低头认罪！”显然，这又是一次山洪的暴发！口号声震得整个会场地动山摇！左右两个押解我的人，突然用足了力气，猛的一下按下我的脑袋。他们大概是在想：
　　
　　 “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平日斗争你，从来不肯低头弯腰，今天找到了你的软档，想开结婚证明吧，看你到今天还敢继续昂首挺腰吗？”可是这次同样的出于他们的意料，我的腰很快就挺了起来，头颈骨也仍旧是笔直的。
　　
　　 “蔡丹宙，你老实交代，你是怎样骗到你的女朋友的？”有一个零件组的愣头青，突然跳上台来，指着我的鼻子冒冒失失地问：
　　
　　 “┅┅”我回头用眼角瞟了一下这个愣头青，知道他姓蒋名得峰，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花精力回答他的问题，就仍旧把头转回去，继续注视着正前方：
　　
　　 “回答啊，为什么不敢回答革命群众对你提出的问题？”台下的人觉得这个反革命实在太高傲，真的是忍不住，他们又一次怒吼了：
　　
　　 “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去问我的女朋友好了！我是怎样骗她的？”
　　
　　 “她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愣头青真的有点愣，继续追问：
　　
　　 “┅┅”我又是一阵沉默：
　　
　　 “为什么又不敢回答了？你有本事敢做敢为，说出来么！”这又是台下的群众，发出来的吼声：
　　
　　 “去问李亚夫好了。”
　　
　　 “李亚夫为什么知道你的女朋友？”
　　
　　 “要是他不知道，怎么会召开今天的斗争大会呢？”
　　
　　 ┅┅
　　
　　这一次临时特别增加的斗争大会，就是李亚夫所说的，经过领导的研究之后，给我做出的回复！
　　
　　想要跃进电机厂开一张结婚证明的希望已经破灭，我妻子也在她的单位里遭到拒绝，原来是李亚夫收到我的申请表之后，马上就按图索骥，通知妻的单位，与他们一起联手，拒绝开具结婚证明。我妻的单位原是一个小商店，总共不到二十人，店里的那些头头，非常羡慕像跃进电机厂那样大的国营单位，平日想巴结都巴结不上，现在国营大厂主动找上门来，岂有不照办之理？
　　
　　小商店头头不但照办，而且还要加码。我的妻也变成了牛鬼蛇神，成为该商店唯一的批斗对象。商店的头头还命令她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上班，打扫卫生。我妻不像我那样会硬撑着坚决对抗到底，乖乖地接受了领导对她的惩罚，她对我说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如果抗拒不遵，难免要武力强迫，他们动起手来，可能要危及孩子！
　　
　　肚子愈来愈大，看来再也无法隐瞒，我妻她本人除了哭泣，完全没有别的主意。准岳丈与我商量之后，当机立断，马上宴请亲戚朋友，没有人民政府的结婚证书，我们也要自己宣布结婚！
　　
　　 1971年8月5日晚上，我跑到沪东医院看过夜门诊，骗了三天腰痛的病假。8月6日在上海街头跑了一整天，采办必要的结婚用品。晚上还要半夜里起来，会同几个堂兄弟和小舅子，到附近各个菜场排队抢购鸡、鸭、鱼、肉等副食品，准备第二天婚宴上的菜肴。
　　
　　 1971年8月7日，天气毒热毒热，虹口区霍山路的某弄某号张灯结彩，一对新人在家门口迎接宾客，来客们看到新郎官风度翩翩，接待应酬礼数周全，对长者彬彬有礼，对平辈谈笑风生。他们一点也不曾觉得，这对新人有什么异样。客人们唯一感到不够完美的是新房太小。他们初步估计，恐怕还不足六个平方，这是从女方父母的住房里割出来的一个长条；原来是一个阳台，宽不足一米半，长度也只有四米左右。
　　
　　到晚上九点宾客散尽，收拾碗盏和其他清洁工作之后，就想到床上休息。我们房间的宽度只有一米五，一张床占去一米三十五，留下来的十五个公分，只能让我们侧着身子横走进去上床。妻子毫无表情地面对着我，我见她想说些什么，可是话还没有开始，无声的眼泪却已经夺眶而出。我不顾毒热的天气和浑身大汗，赶紧把她拉入怀中，轻轻地叫她不要哭，可是自己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新婚第一夜，我们相拥着只有哭泣，在眼泪和汗水混合成的水床上，一直相拥到天亮，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8月8日，是我三天病假中的最后一天，妻子没有骗病假的本领，只好忍受扣工资之苦痛，请了三天事假。8月9日是厂休，总算又增加了一天休息。就这样，我们夫妻俩休息了三天，我妻也哭泣了三天，我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第四天，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
　　
　　 8月10日上班铃声刚刚响过，广播喇叭又发出紧急通知，党支部决定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阶级敌人新反扑大会”！
　　
　　大会读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语录以后，就有人把我揪上斗争台，曹泉钟又以他十分高亢的声调讲话：
　　
　　 “二车间广大的革命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的弦松一松，我们的敌人就要攻一攻。如果同志们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那么今天，反革命分子蔡丹宙又给我们上课了。因为我们阶级斗争的弦松了，他就向我们进攻了。8月7日星期天，蔡丹宙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敢到沪东医院里骗取病假，骗到病假后就正式向全社会宣布，与他所谓的老婆非法同居了！同志们，这是什么性质？这是反革命分子向我们跃进厂的革命委员会公开叫板！向无产阶级专政公开挑战！革命的同志们，反革命分子蔡丹宙为什么这样嚣张？就是因为我们阶级斗争的弦放松了！┅┅”
　　
　　当曹泉钟在台上做大报告的时候，我正好站在他的身边，非常仔细地品尝着书记大人的每一句金玉良言。在以往的许多次斗争大会中，我的目光一般都是注视着正前方，我的头也是正直的，这对于我本人和台下的群众，好像已经成为一种非常熟悉的定式。可在那一天，由于书记曹泉钟的表演实在精彩，我一直专心倾听着他的讲话，无意中把自己的脸也转向过去。台下有几个调皮的捣蛋鬼，发现我这一次挨斗的姿势有些异样，他们看见我歪着脑袋，以十分专注的神情，聆听着曹书记的教导，觉得有点滑稽，竟情不自禁地“哧”的一声笑了出来。
　　
　　我听见他们的笑声，才发现自己被斗的姿势异于往常，赶紧转过头去注视前方。不想我的纠正动作，更使下面的笑声愈加火爆，引得我这个反革命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台上台下的笑声，不但互相感染，还互相促进，真好像是物理学上所说的共振，最终引发了哄堂大笑，弄得书记大人非常尴尬。这次大会又不像是斗争柳志寇的那次，有刑警在台前瞪眼，群众马上会刹车。这次却没有刑警，笑声就难以收场。幸亏主持人还算是机灵的，为了掩盖了书记大人曹泉钟的窘态，只好马上带领革命群众大喊口号，总算把全场的暴笑声压了下去。
　　
　　 “打倒反革命分子蔡丹宙！“
　　
　　 “蔡丹宙必须老实交代！低头认罪！”
　　
　　 ┅┅
　　
　　有许多事情想想确实非常可笑，但这对笔者来说，只是一种苦笑！
　　
　　妻子在晚上八点钟回家，因为商店不像工厂，可以在工作时间召开斗争大会，为了不影响他们的主业，一般的会议都从下班后开始。她的遭遇比我更惨，斗争会上没有任何笑料，也没有使人逗乐的余兴节目。更有甚者，一般员工下班之后都有家务活，因为斗争大会而耽搁，心里憋着一股气，就向台上的被斗对象发泄。
　　
　　 1972年1月8日，我的儿子出世，妻子的奶水不足，国家对一般的孩子供应奶粉。我们没有结婚证书，没有办法到派出所报户口。儿子刚刚生下来，就是一个不该出生的黑户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决不会对这个狗崽子供应奶粉。我们只能用最最原始的古老方法，向亲戚借来石磨，自己磨米粉。因为领导说我们是非法婚姻，妻子也没有资格享受五十六天产假的权利。但是为了在亲朋好友及邻居前装点门面，争一点点的所谓的面子，妻子还是在家休息了五十六天，但扣去了两个月的工资。
　　
　　如果要算这笔账，应该算到李亚夫的头上，他收到我的结婚申请表之后，如果不去通知女方单位，或者延迟几天去联系，我妻肯定可以在单位里开出证明，只要是开出了单位的证明，虽然没有结婚证书，但五十六天的产假还是可以享受的。当时做官那些新贵，他们一天到晚整人，总是把人家往死里整，弄得许多人走上绝路。那时笔者已经整整三十七足岁，他还是不许我结婚！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二十二、共产党员李亚夫
　　
　　李亚夫，我不知道他以前做过什么？1968年，他以共产党员和解放军副排长的身份，从军队复员到上海跃进电机厂。那时厂里正在筹建革委会，两派纷争非常激烈，他带领当年复员的十几个军人，好像是两派以外的第三势力，这使他很快就进入了跃进厂的革委会。因为是共产党，又是副排长，卜纪福就叫他负责组织组，掌握了厂里人事大权。
　　
　　李亚夫大概非常喜欢青年的女性，有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厂花”的年青姑娘，进厂时分配到三车间做翻砂工。一个如花如玉的姑娘，怎能受如此又粗又脏的生活？就去找姓李的要求调动工作，姓李的说白天工作很忙，叫她中班下班后找他。我们的厂花实在是太年轻了，没有一点生活经验，真的在晚上十一点以后跑到组织组，李亚夫果然没有下班，在办公室里等她。
　　
　　后来据李亚夫自己交代说，直到天亮，个别上早班的工人已经到厂，才把咱们的厂花从办公室里释放出来。后来笔者也听到一些年龄比较大，而且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中年女工说：从此之后，她们十分明显地看到，厂花小姐的两条眉毛松散开来，胸脯也日益丰满。当然在这个时候的厂花，已经不再是一个翻砂工，而是坐在厂革会办公室里的白领了。
　　
　　还有二车间的一位女工，她的丈夫在另一家电机厂里工作，因为在运动中受到批斗，做妻子的心急如焚，到组织组请求李亚夫想办法帮忙，我不知道姓李的有没有帮忙，但知道这位女工上了李亚夫的床。还有两位女性，一位是检验科的女士，一位是电话间的姑娘，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被姓李的弄到了手。从此以后，有人还看到那位检验科的，经常在自己亲密的小姊妹跟前夸口，称赞李亚夫的床上功夫十分了得。她还要经常烧点非常可口而有营养的小菜带到厂里，给李亚夫补补身子，以便下次干起活来更加有劲。
　　
　　不过那个电话间里的，就没有检验科的来得幸运，经过李亚夫的几次临幸，小姑娘的肚皮鼓了起来。眼看西洋镜马上就要揭穿，姓李的急中生智，转手把她介绍给一个智障青年，可怜这个电话间的接线女工，为了不使自己出丑，在李亚夫的花言巧语之下，只好嫁给了一个智障人士，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还有生产科里有一位时尚女郎，年纪已经老大不小，可是她不愿意结婚，却喜欢跟有身份的男人一起吃吃喝喝，当然要吃喝人家的，就免不了跟人家上床。因为她的一张脸孔长得比较秀丽，也落入了姓李的视线，反正两个人都是爱好者，上床玩游戏便是家常便饭。不过这位女郎生性十分开放，有隐私也从不隐瞒，有一次她老实告诉李亚夫，说曹泉钟的床上功夫，还在姓李的之上。
　　
　　时尚女郎随便说说不要紧，可是李亚夫却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从此之后，上海跃进电机厂的革命委员会里再也没有太平日子，每次开会，曹泉钟和李亚夫总要拍着台子相互指责和辱骂。好像是两头好斗的公鹿，竖起了角尖，为了争夺对母鹿的交配权，一见面就要打斗，弄得卜纪福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是卜纪福信得过的亲密助手，现在左右手打起架来，你看叫他这个主任怎么办？
　　
　　后来专案人员进一步查明，引起这两头公鹿打斗的，不仅仅是只有生产科里的那一头母鹿，还有另外的两头。那一次市里开会，笔者因身体不适回来时，在办公室里无意中撞见的那个女工，也是其中的一头。
　　
　　使得李亚夫流氓案最终东窗事发的女性，是跃进厂医务室里的一个护士。这位女同志温尔文雅，体态轻盈，风流成性，但丈夫却在远郊工作。由于夫妻分居，日常的生理机能无法满足，就结识了四车间里的一个帅小伙，两个人背地里卿卿我我，倒也十分快乐逍遥。可是男大当婚，帅小子在其父母的关心下，找到了如意的女友，希望与护士分手。眼见好事不能继续，护士十分担忧。不过帅小伙还是有感情的，没有恩断义绝，给她出了一个好主意，叫她去找李亚夫，要求调动工作，为的是可以夫妻团聚。李亚夫对这一档子买卖，从来都是非常欢迎，而且采取有偿服务，因此来者不拒。只要护士小姐上床得快，解决问题也快，使她如愿以偿，很快实现了夫妻团聚。
　　
　　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护士小姐在夫妻团聚之后，还要红杏出墙，而且还被什么夜间的联防队当场活捉。在审讯室里，大概是李亚夫的恶贯也该满刑，娇嫩而十分胆小的护士小姐，哪里经得起审讯人员的恐吓？很快就像竹筒子倒豆，把她所有的关系，统统倒了出来。跃进厂接到通报，立刻把李亚夫双规。姓李的倒也十分爽气，向他的护士情人学习，也来一个彻底交代，并且咬出了曹泉钟！尽管他是竹筒子倒豆，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但实在是罪孽太重，还是坐了七年牢房。
　　其实李亚夫的案件早该暴露，当时护士小姐还在跃进电机厂，因为有求于李，才被迫与他上床相好。尽管检验科里的女士说姓李的功夫了得，但这位护士对他的粗暴行为却非常反感，事后还如实地告诉了她的帅哥。帅小子一听就火冒万丈，马上就想找姓李的算账，站出来揭发他的无耻行径，但这事也要连累自己出丑，因此正在犹豫不决。
　　
　　正当这个时候，帅小子自己也成了牛鬼蛇神，被四车间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还经常上台被批斗。有一次召开全厂斗争大会，厂里所有的牛鬼蛇神，全部站在台上集体亮相，这位帅哥正好站在笔者的身旁。大会结束以后，李亚夫想离开会场，却被帅哥叫住，说是要与他谈谈。姓李的见叫他的是一位牛爷，马上嗤之以鼻，还瞪出眼乌珠训责，然后就挥袖而走。不想那帅哥也瞪出了眼珠，一点也不甘示弱，一面在后面追赶，一面以十分高亢的声调，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姓李的你听着，请你摸摸自己的屁股，你今天不与我谈话不要紧，只是你以后不要懊悔。我已经是一个横倒了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请你不要以为我是吃素的！┅┅”因为两个人愈走愈远，笔者没有听清楚后面的话。但从此以后，笔者发现再也没有人去批斗这位帅哥。这件事使我感到非常纳闷，我真不知道这位帅哥有什么法道？能说得姓李的停止斗争，使自己摆脱被斗之苦。
　　
　　直到李亚夫流氓案彻底暴露，李、帅哥和护士之间的三角关系已为尽人皆知。有一次我碰到帅小子，问他在那一次全厂集体亮相之后，对李亚夫究竟说了些什么话？帅小子这时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好像也有一点腼腆，轻轻地咬着我的耳朵说：
　　
　　 “说来真是不好意思，那一天我就直接对他说，要立刻停止对我的批斗，否则就一定会把他和“她（指护士小姐）”的关系，毫无保留地捅出来！反正我已经是倒在地上的人了，还怕什么啊？难道赤脚的人会怕穿鞋的吗？结果是他穿皮鞋站在台上的人害怕了。”
　　
　　 “原来是这样！小张啊，你真是不够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个秘密告诉我，要是让我知道了，至少我的结婚证明没有问题！我的老婆也不会变成牛鬼蛇神，我的儿子也决不会是一个黑户口，吃奶粉更没有问题。”
　　
　　 “老蔡，真不好意思，我在四车间，消息不灵通，根本不知道你们二车间的情况。要是让我知道，我一定要警告姓李的，叫他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我只好无言以对。
　　
　　写到这里，不免令人叹息不已，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像曹泉钟和李亚夫，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就可以尽情地腐化，尽情地玩弄女人。而像我这样的小老百姓，已经到了三十七岁，要娶一个正当的妻子也要被他们禁止！生出来的儿子还是黑户口，弄到没有奶粉吃！这究竟是什么世界？难道是法国作家雨果所描写的悲惨世界？但是仔细看看也不像，因为雨果是生活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本人则生活在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时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大概是如我国古人所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这可能也是我国的一种国情吧！难怪现在的社会上，报考公务员的人有那么多。因为在中国做官，实在是有太多的好处。只是对咱们小老百姓来说，希望这样的国情，结束得愈快愈好。绝对不希望让这种国情绵延不断地继续下去！
二十三、二等公民
　　
　　我在跃进电机厂被批斗足足两年之后，尽管在卜纪福支持下的曹泉钟铆足了劲，跑遍半个中国收集我的罪证，在厂内又大办封闭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逼供，欲榨取能置我于死地的口供。但是他们所有的努力都落了空，再也斗不下去，到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把我解放（一个被斗争的人结束批斗，在当时称为解放）。一般的批斗对象解放时，总是要举行一个仪式，让被解放的人，以非常激动的心情上台发言，感谢伟大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感谢广大的革命群众对他的帮助挽救，让他得到了新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样做了以后，就能充分显示共产党的挽救政策的巨大威力，表示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更表示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的辉煌胜利！可是当跃进电机厂的党委决定要解放我的时候，却没有这个仪式。在大会上，只有李亚夫匆匆上台，宣读了党委对我的处分决定：“党委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马上散会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上台表示对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共产党的感谢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临解放我的时候，我在王仲光的前面不断地扬言：
　　
　　 “如果要我上台感谢他们，屁！我一定不服他们的决定。因为我原来就没有罪，他们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到我头上，还想要我来感谢他们？真是想得太美了！如果他们要我上台，我一定会说，我不服这个处理决定，我没有罪，你们大张旗鼓地批斗我是错误的！我不要你们的宽大，我要你们向我道歉！”
　　
　　我这种做法，是一举两得，首先是正式通知曹泉钟，其次也为王仲光创造一个立功的机会。所以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跃进电机厂创造了两项记录：第一个记录是：我是挺着腰板昂着头接受批斗的，除了我以外的所有批斗对象或者说是阶级敌人，在批斗时是一定要低头弯腰的。第二个记录是解放我的时候没有向党表示感谢，而其他人在解放他的时候，是一定要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的。
　　
　　我常常想，如果卜纪福预先知道以后的一切，他一定会在我向他提出要求调动工作的时候，老早就放我跑路。因为他原来想利用通过打击我这种手段，一方面震慑顾国基，顺便也可以建立起革委会的威信，可是斗来斗去斗了我两年，一点也没有斗出什么名堂，既没有使我屈服！也没有达到卜纪福预想的目的。顾国基没有被震慑，革委会的威信好像也没有提高。不过后来揪出了李亚夫和曹泉钟两个党员流氓，上海跃进电机厂革命委员会的威信，才有了空前的提高。
　　
　　我以为被解放以后，能恢复我的一切政治权力，可是我还是没有料到，我仍旧是一个二等公民！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情况：
　　
　　 1、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坠机身亡，那时我还没有解放，可是当传达该事件的红头文件下达时，我已经所谓的解放了。有一天广播喇叭突然通知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文件，我与其他人一样到三楼开会，可是我刚刚坐下来，杨家华跑过来咬我的耳朵，说是曹泉钟特别通知，我还没有资格听这个红头文件！既然书记大人不允许，我当然只好不听，一个人离厂回家去了。到第二天上班，小杨才不好意思地悄悄告诉我，昨天传达的是林彪事件和他的571工程！
　　
　　 2、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国从日本引进大批设备，在金山海边筹建大型石化企业，动员各条战线的员工报名，支援石化建设。又过两年，在长江边的宝山，又筹建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又一次动员各企业员工报名，支援我国的钢铁建设。我因为从一开始起，根本不愿意在跃进电机厂工作，上海市里的两次动员，每一次我都踊跃报名。那时的李亚夫已经判刑坐牢，由来长水接替了他的工作。当我第一次报名支援石化时，来长水的口气还比较客气，说是上面分配到我们厂里的名额有限，已经是满额了，叫我下次有机会再说。
　　
　　可是到了第二次，筹建宝山钢铁厂时，我又一次报名，姓来的又说是名额满了。我回答他说：是你自己上次说的，叫我等下一次机会！来长水见我竟敢与他争辩，马上就不客气了，他对我说：
　　
　　 “老蔡啊！有些事情我们不好明说，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那个宝山钢铁厂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现在调进去的同志，都可能要出国去学习的，像你这样的人，你自己仔细想一想，难道是可以出国的吗？”
　　
　　我总算彻底明白了，要感谢来长水对我说了实话，如果他第一次这么说，使我彻底死了这条心，就不会有我第二次的报名。因为我是一个二等公民，没有资格接触新技术，更没有资格出国，所以没有资格支援石化和宝钢。看来我是永远出不了这个跃进厂，只能老死在这个倒霉的电机厂！
　　
　　 3、1976年9月9日下午，我生产小组的组长蒋山海年老退休，所有小组成员都敲锣打鼓送他回家，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去送？实在有点为难；不去送吧，好像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去送他吧，可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一个新近从外单位调来我们班组的一个女党员通知我，说我如果身体不好，就不要去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也总算弄明白了，像我这样的人，不但是想去如金山石化、宝山钢铁这样的先进企业没有资格，就是想去送一个老工人退休都没有资格！因为这位女党员是最近才来的，根本不了解我的身体情况，我也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的身体不好，她这样说，肯定是上面的意思。他们不让我送，我只好趁机回家。就在这次回家的路上，全中国的广播喇叭里突然放出哀乐，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导师毛泽东死了！我不知道送蒋山海退休的那些同事，还能够继续在路上敲锣打鼓吗？
　　
　　 4、1977年，英明领袖华国锋执政，给全国人民调整工资。我自60年毕业以来，已经工作了整整十七个年头，除了61年试用期满转正加了十元，从来也没有长过工资。按照中央和上海地方的有关的红头文件，肯定是要加我一级工资，上升到六十五元五角。可是厂里说我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硬是要扣下我半级工资，只能上升到六十二元！尽管那时李亚夫和曹泉钟的案情已经彻底暴露，但有人还是利用他们给我虚构的罪名，为了自己和其关系人的利益，扣我半级工资。这次虽然只扣半级，实际上是扣了一级，因为下一次加工资，绝对不可能是加一级半的，加了半级，拉平到一个级上面就算。所以直到今天，我的工资还是比同类人员低一级。正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直到今天，我有时想不通，还要骂几声畜牲分子曹泉钟！畜牲分子李亚夫！
　　
　　以上就是我做一个反革命和二等公民的点滴体会，不过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我没有被憋死。因为我有一套自得其乐，自我发泄的方法，我不但会背后骂人，我也会当面骂人家是董超和薛霸，还要骂得他乐呵呵的。我已经把满腔的愤怒，及时发泄出去，这样就不会生毛病。网友们可以看看陈老总，他的身体多么棒，我看他完全是被憋死的，怨气发泄不出去，积压在身体里，就要变成恶性肿瘤。笔者的身体原来并不是很好，现在除了过去腰酸的老毛病，什么病都没有。上海电缆研究所里每两年有一次比较全面的体格检查，什么高血脂、高血压和高血糖等要你性命的毛病，都与我没有缘分，这主要是所有的积怨都及时发泄出去了，再加上生活并不富裕，什么富贵病都不会生。
　　
　　毛泽东说坏事能够变好事，我被打成反革命，被人扣克工资，原来都是坏事。可是只要处理得好，却能变好事。我亲眼看到，有些打我压我扣我的人，年纪比我要小好几岁，可是他们都先后向马克思报了到。我不是共产党，没有资格到马克思那里去，只能等待阎罗大王签发的传票。按照眼前的情况看，好像是他老人家已经把我忘了。有一个好朋友非常风趣地对我说：
　　
　　 “自从1976年老毛到了地府，就带领一大批小鬼在阴间里造反闹革命，他们的提出的口号是：‘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就像当年的孙猴子大闹阎王殿一样，把许多生死簿都烧毁了。所以现在有许多人的寿命特别长，原因是生死簿没有了；没有正规的文字记录，阎罗王不好处理，只好把他们忘了。”
　　
　　记录敝人生卒年份的那本生死簿，也一定是被老毛带领的小鬼给烧了，所以我已经是被阎罗大王忘记的一个人了。
　　
　　好！不要发牢骚怪论了，毛泽东说牢骚太盛防断肠，我看这句话还是有一点道理。所以牢骚不要发得太多，要适可而止，要防止自己的肚肠被牢骚发断。如果发牢骚断肠，这种爆炸性的新闻一传到阴曹地府，阎罗大王马上就会想到你，明天早上，他的传票很可能马上就会发到你的府上！
最后结局
　　
　　 1978年下半年以后，邓小平第三次上台主政，国内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呼声一度响彻我中华大地。我利用这股潮流，一方面再一次向厂里提出，要求调离跃进厂；另外我自己也多方出击，联系了许多同学，请他们把我这个已经摘帽并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的反革命分子，推荐给他们各自单位的领导。结果，同济大学、上海交大分校、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科技大学和上海海运学院等五所高校，都派人到跃进厂联系，都希望把蔡丹宙调到他们的学校，可是厂里还是没有答应。
　　
　　在此情况之下，我的气又上来了。我马上去找来长水，问他为什么不让我跑路？我坚决要求离开上海跃进电机厂！这一次的来长水，倒没有计较我的态度，相反却对我非常客气，还笑容满脸，慢腾腾地回答我说：
　　
　　 “老蔡啊，关于你要调动工作的问题，我们厂里已请示了上级电机公司和机电一局，局里认为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机电一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局里舍不得放你出去。领导希望你留在机电一局，我们局里有两所大专院校，也有几家研究所，现在局里让你自己挑选，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只是不能到局的外面去。”
　　
　　听了来长水的回答，真让我哭笑不得，这么像我这样一个连送老工人退休回家都没有资格的人，怎么一下子竟变成了国家的宝贝了呢？不过笔者还是服了他的软的一套，他对我来软的，我的火就发不出来了。同时我估计来长水这一次说的是真话。笔者也说老实话，我真想到高等学校里去，我相信自己的基础理论课学得很扎实，到学校里去教教如普通物理学、理论力学、电动力学甚至是高等数学等课程，还是能够应付过去的。于是我问来长水：
　　
　　 “老来啊，局里有哪两所大专？”
　　
　　 “这个？我这个大老粗可不知道。好！我给你开介绍信，你自己到局里去问吧！”
　　
　　我跑到机电一局，得知两所大专都是晚上开班的职工业余大专，所以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想到机电一局以外的正规高校，但他们说得非常客气，说是舍不得把我放出去，实际上是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唯一的选择，只有上海电缆研究所。这有点像等额选举，只有一个候选人，你想选他当然得选，你不想选也不得不选。不过不久之后，上海电缆研究所脱离了上海市机电一局，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结束了笔者与上海市里任何机关之间的从属关系，也使想把我留在机电一局那些人的希望落了空。从此以后，笔者不再是属于上海市里管辖的人，而是受中央部管的一个人。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自我安慰，作为一个小百姓，市局管或部管，都是一样的。不过要说不一样，也有一点不一样。那只是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我因所里有事出差到外地住旅馆，只要把我的工作证或介绍信一亮，人家看见是中央部里来的人，马上就会刮目相看，笑脸相迎，招待起来特别客气，原来说已经没有房间的，马上会变出房间来。如果是上海市的人，人家就不一定有那么热情的招待。但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就再也不稀奇你是部里的人了！
　　
　　最回头去看看跃进厂，大概在90年代中、后期，我在马路上无意中碰到几个在跃进厂退休的老职工，问起厂里的情况，他们回答说已经有两个月没有领到退休金了。原来当时相当繁荣、而且经济效益很好的跃进电机厂，就被这样的一批不学无术、只会腐败和镇压小老百姓的蛀虫分子完全蛀空了。笔者幸亏逃得快，逃到了当时算是一个事业性单位的上海电缆研究所，到1994年，作为一个事业性单位的人办了退休手续。但因为我所掌握的技术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退休后还被电缆所返聘了十年，直到2005年才完全退出工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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