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阳之夏－－40年前重庆“文革”武斗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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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南燕江南燕提交日期：2007-6-28 13:34:00 转自 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06786.shtml

1966年下半年，尤其是“十六条”公布以后，群众的“革命”、“造反”热情被进一步激发了起来，“文革”逐渐向高潮发展。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出现了对立的群众组织，到1967年，两大派别的造反组织间爆发了严重的武斗，山城重庆陷入了混乱和动荡之中。

一、重庆的两派

　　 1966年5月16日《中国GCD中央委员会通知》公告天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运动初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理解这场运动的真正实质，还是按照他们的理解，以他们驾轻就熟的、通过派工作组的方式，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控制着局势，并利用一些“保皇派”群众组织，与造反派开展斗争，使造反派一度处于被动的境地。
　　 重庆的“保皇派”有企业的“工人纠察队”和学校的“MZD思想红卫兵”，其成员大多是党员、团员和比较守本分的工人、群众。因为当时起来造反的那些人要打到单位里党组织或行政部门的领导，令这些经历过“反右”、“四清”运动的工人、群众感到震惊、气愤和不理解，所以他们也成立了组织，支持领导和党组织。据造反派出版的小报“揭露”，这些“保皇派”都得到了重庆的走资派的暗中支持（其他地方也一样）。有一次“保皇派”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集会，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个芝麻饼，据说就是当时的重庆市委发的。结果“保皇派”的红卫兵组织就被重庆人蔑称为“麻子兵”。
　　8月5日，运动开始后不在北京、一直处于幕后的M突然公开表态，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G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GCD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俗称的“十六条”，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刘SQ，形势遂开始发生变化，“文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排炮”和“轻骑”等红卫兵组织跑到重庆大学，请那里的造反派派人支援他们与该校工作组的斗争。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那里的造反派。为纪念这次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重庆市造反派组织统称为“8•15”派，有的干脆就以“8.15”命名（如重庆大学的红卫兵组织）。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和策动下，造反派加紧了“夺权斗争”，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各级党组织逐渐失去对运动的控制，一些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揪斗。
　　 进入1967年，以上海的“一月风暴”为代表，各地相继由造反派夺权并成立了新的政权机构。当年4月，重庆各造反组织夺权成功，成立了当时重庆市的最高权利机构“革联会”。“革联会”成立以后，却并没有天下太平，造反派在权利分配、对待“解放”干部、与当地驻军关系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随后一批人从“8•15”中分裂出来，组建了一个新的与“8•15”对立的组织：“反到底”，由于其号称要“砸烂革联会”，所以又俗称“砸派”（“8•15”则称为“保派”）。这个组织迅速壮大，其中甚至还有不少对“8•15”怀恨在心的原先的“保皇派”成员。曾经一起造“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反的“战友”变成了势不两立、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敌人”，他们之间的武斗烈度，大大超过了当初和“保皇派”之间的争斗。
　　
　　 二、内战爆发

　　 1、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冲突
　　 运动初期，人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造反派、“保皇派”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尽管观点不同，但还比较克制，斗争以辩论争执为主，偶尔发生些推推搡搡的事。到1966年的下半年，MZD公开表态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12月4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造反派与“工人纠察队”等“保皇派”在会场上互相辩论，最后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人受伤。
　　 但奇怪的是，按理说应该誓不两立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冲突，反而没有造反派后来分裂出来的两派之间那么血腥、残酷和激烈。
　　
　　 2、烽火四起
　　 1967年4月，“革联会”成立、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8•15”与“反到底”两大派以后，随即爆发了一连串激烈的武斗，并迅速升级到使用军用武器相互残杀的“内战”，仅仅在1967年4月到1968年7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重庆及附近地区就发生了一起又一起严重的武斗。这里按时间顺序，将当时发生的较为严重的那些武斗事件罗列如下：
　　 4月23日，两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然后发生肢体冲突，互相砸宣传车、广播器材，这是两派之间爆发的第一场较大的冲突。
　　 5月23日，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开始动用钢钎、铁棒、匕首等凶器。随后武斗之风在全市蔓延，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生武斗，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去制止武斗的指战员也遭到殴打。
　　 6月5日，在西南师范学院发生武斗，混战一直持续了三天。两派先后派出数千人前往支援，为双方使用“冷兵器”混战时最为激烈的一场冲突。
　　 7月1日，重庆市第六中学的“8•15”派红卫兵组织“32111” 与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的“反到底”派群众组织“二轻兵团”在嘉陵江大桥上发生武斗，打死打伤多人。据“8•15”派方面发行的小报说“二轻兵团”使用了体育比赛用的小口径步枪，如属实，此为重庆两派武斗首次使用枪械。
　　 7月8日，在重庆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使用了小口径步枪，打死9人，打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到被 “8•15”派占领的军工企业──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但在撤离时被发觉。守厂人员当即用高射机枪平射拦击，“反到底”也组织还击。事件中一人被高射机枪的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人的脑袋被打掉，还有数人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荣昌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有700余人，双方使用了步枪、机枪、手榴弹等武器。战斗中打死78人，交战一直持续到8月6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金猴”兵团，用高射炮平射击沉了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一艘巡逻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死。自该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会遭到炮击。这次封航长达40余天。
　　 8月5日，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数百人受伤。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金猴”兵团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沿江而上，途中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一些船只，并用安装在船上的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在嘉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前往支援者上万。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金猴”兵团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嘉陵江大桥上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潘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冲突一直持续到8月20日。
　　 8月22日，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
　　 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组成的一个车队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遭“反倒底”派伏击，1名处长被打死，5人被打伤，一名受伤的副师职干部在送往医院“抢救”时，被支持“反倒底”的医生故意截肢。
　　 8月中、下旬，在杨家坪地区建设机器厂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
　　 10月27日，位于歌乐山上的总参通讯兵工程学院发生流血事件，该部警卫连开枪打死32名该校学员和附近群众，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各市、县武斗剧烈。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
　　 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伤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那段时间的重庆，枪炮声此伏彼起、夜以继日，经常可以看见建筑物被点燃后腾起的滚滚黑烟。美丽的山城，顿成枪林弹雨、战火纷飞、血流成河的人间炼狱。我曾经在武斗的间隙随父母到市区去过几次，那原本繁华的街区变得萧条冷清，行人寥寥，一片肃杀之气，不少建筑物千疮百孔，甚至只剩下残垣断壁。我们提心吊胆的在这样的街道上行走，生怕被不知从那儿飞来的子弹击中。那幅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三、淋漓的鲜血

　　 1、我见到的第一个武斗死难者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6月，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次日。
　　 那时我们的学校已经停课，我和同伴们整天就在院子里游荡，听到什么消息就跑去看热闹。我看到的第一个武斗死者，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在西南医院外科大楼的。我们跑到那里时，那儿已经围了一群人。作为在医院里长大的孩子，死人以前也见过，但那大多是病故者或是泡在福尔马林里面的标本，被刀子活活刺死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我还是感到几分恐惧，只敢躲在别人的背后探头张望。
　　 他50多岁的样子，躺在担架车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站在担架旁，悲愤的向围观的人群一遍又一遍的叙述事情的经过。通过他的叙述，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当天，他和本厂同组织的几个工人（“8.15”派）在工厂的围墙上贴庆祝我国氢弹爆炸成功的大标语，不知为何与隔壁工厂的几个“反到底”派的工人发生了争执，后来变成了打斗。冲突中，他被对方的一个青年工人用自制的三角刮刀刺中大腿内侧。行凶者心狠手辣，刺中他以后还用力的将刮刀旋转了一下，切断了他的下肢动脉，导致他失血过多，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已经死亡。
　　 他的脸色白得发青，紧皱眉头，嘴张得很大，好象还要呼喊，那是一种既痛苦又恐惧的表情。他的同伴为了向人们控诉对方的罪行，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布，将伤口展示给人们：经过清洗的刀口，可以看得很清楚，大约有小碗那么大，没有皮肤包裹的肌肉组织向外翻卷，好象一团诡异的花蕾，真是触目惊心！ 后来，他所在的组织举行了抬尸游行，抗议对方的暴行。
　　 第二天，“8.15”出版的报纸上刊登了死者的照片，报道了此事。
　　
　　 2、血淋淋的小报
　　 “文革”进入高潮以后，各地原来的报纸不是停刊，就是被造反派控制后变成了该组织的喉舌，还有更多的组织则自行编辑出版小报。这些小报，除了必有的向MZD表忠心、批判刘、邓、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还有相当多的内容就是“揭露”、“控诉”对方派别挑起武斗、杀害自己组织成员的“罪行”。这些内容，不仅有文字，还配有照片。
　　 我记得有一份小报上，记录了“8.15”派一位姓杨的工人遇害的事。这位某工厂“8.15”派的成员，在从工厂回家的途中失踪了，家人及组织的成员遍寻无着。几天后，人们在长江上顺流而下的一块木板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但是这具尸体被残酷的剥去了脸皮，生殖器也被割掉，一时无法辨认是谁。后来，该工人的母亲在这具尸体的小腿上发现了杨某小时候被狗咬后留下的一处疤痕，才认出了这具尸体就是杨某。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人杀害了，而且死得这么惨，要在多大的仇恨的驱使下，才会下这样的毒手啊！
　　 我还在一份«血案专刊»上看到过一幅照片，那是一个女孩子的遗体。1967年初的某一天，这个来自河南的女孩子和其他成百上千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起，冲击成都郊区的一家严格保密的军工企业，要求工人们停产闹“革命”。奉命守卫这家工厂的部队在退到第二道警戒线、已无路可退、鸣枪示警无效、请示上级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朝冲进来的人群开了枪，打死打伤数人，制止了一场严重的冲击军工企业的骚乱。这个女孩子就是被打死的人中的一个。她是河南某大学的学生，来四川大学串连，正巧赶上了这一场“革命”行动，就兴冲冲的参加了。行动中她非常勇敢，冲在了最前面，甚至在部队开枪后还一面高呼口号，一面继续往前冲，结果被子弹击中，当场毙命。
　　 她的“战友”为她、为那场“革命行动”中“牺牲”的“烈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他们给她戴上军帽，穿上军装，扎上武装带，两只胳膊上戴满了各个造反派组织的红袖章。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躺在担架上，闭着眼睛，神态安详， 身边这个动荡喧闹的世界，已经与她无关了。
　　 一朵含苞欲放的生命之花，就这么无谓的凋谢了。
　　 下面摘录的是几段小报的记叙：
　　 摘录一：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摘录二：8月某日晚，Ｃ派使用机枪攻击Ｄ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Ｃ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掷手雷，当场炸伤Ｄ派两人。Ｃ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Ｄ派 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Ｄ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Ｃ派用机枪、步枪、六０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Ｃ派成员冲进某车间，Ｄ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Ｃ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０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Ｄ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打死13人……
　　
　　 摘录三：1967年8月，Ａ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凌晨一时左右，一千余名Ｂ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Ａ派分为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则步行，继续向某地进发，六时许，接近某镇。这时Ｂ派追赶上来，用架在车顶上的机枪向Ａ派扫射，当场击倒8人，Ａ派立即疏散。Ｂ派的人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Ａ派有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Ｂ派抓起几十个Ａ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
　　 Ｂ派架起机枪，向跳入河中的Ａ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Ａ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上述的描述，足以看出当年两派之间的厮杀是多么的残酷、疯狂，令人发指，哪里是工人阶级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根本就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一场内战，奇怪的是还都冠以“革命”的名义！
　　 这些小报，据说美国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收留了不少，我们这里存世的反倒不多了，实在令人遗憾。

四、1967，那个炎热的夏季
　　
　　 重庆武斗中究竟是那一派率先使用了武器，估计已是永远无法查清的谜了。我看到的“8.15”派出版的小报上指责是“反到底”派率先在武斗中使用小口径步枪、致使重庆的武斗升级的。双方开始都还要求重庆警备司令部干涉，但其时部队根本没有能力制止武斗（或许还明里暗里的支持某一派）。发现没有效果后，两派便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收集武器，武装自己，发生了抢哨兵枪支、哄抢军械仓库的恶性事件，有些部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参与了地方上两派的冲突。
　　 重庆是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季的炎热令人望而生畏。而1967年的整个夏季，重庆市内战火纷飞，枪炮声四起，更使山城陷入一片“火海”。
　　
　　 1、肉搏血战
　　 1967年春夏之交的重庆，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矛盾激化，从动拳脚演变为使用棍棒、钢钎（一种顶部为锥状的金属棒，可以刺死人）等凶器相互厮杀，爆发了一场又一场武斗，其中6月初在北培的西南师范学院持续了3天的那场武斗比较典型。
　　那时普遍的现象是，各个学校的大楼分别被不同的造反组织占据作为据点，据点往往还是该组织的指挥部、宣传站所在地，西南师范学院也是如此。
　　 这次武斗是由哪方挑起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武斗的经过则是后来看造反派编撰的小报了解到的。
　　 原来该校的A、B两派分别占据了几栋大楼，划分了势力范围，各自的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成天相互攻击谩骂。终于，A派不能再容忍B派的“猖狂”，决定向B派的据点发起进攻，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把B派彻底打垮，赶出校园。
　　 经过一番准备，A派组织的人马突然向B派占据的大楼发起进攻。或许是人数上处于劣势，B派占据的几栋大楼的一楼很快就失守了，他们随即退上二楼继续抵抗。A派的人仅仅高兴了一会儿，就发觉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原来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B派已经偷偷摸摸的将大楼改造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安上了铁栅栏门，在使用冷兵器的情况下，只要把门一关，下面的人根本上不去！
　　 A派见状，就改变战术，在楼里继续进攻的同时，又取来梯子，战斗队员援梯而上，企图从外面打开缺口攻进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杀声震天，石块横飞，不断有A派的人连人带梯子一起被推倒下来，摔得鼻青脸肿，还有不少人被砸得头破血流。
　　 楼里的攻击进展十分缓慢，B派不但封堵了楼梯口，而且还在楼梯口上方挖了一个洞，只要有人接近楼梯口，上面就有石块扔下来。A派的人后来想出一个办法，跑到食堂拿来一个八仙桌，上面蒙上被子，两个人顶着桌子接近了楼梯口，用钢锯破坏铁栅栏门。上面扔下来的砖头把桌子砸得“咚咚”响，却伤不到桌子下面的人。A派眼看“土坦克”发挥了作用，不由得欢呼起来。就在这时，一块长条巨石从二楼呼啸而下，就听“喀嚓”一声，桌子被砸得粉碎，躲在桌子下面的两个人也惨叫起来，其他人赶紧冲上去，冒死将他们从碎木片中抢救回来。
　　 见B派的抵抗如此顽强，A派恼羞成怒，发起火攻。烟熏火燎之下，B派节节败退，几栋大楼先后被A派攻下，一些被擒获的B派人员遭到殴打。少数在楼顶上坚守到最后的B派成员，面对步步进逼的A派战斗队员，“宁死不屈”，他们面朝北方，挥舞着“红宝书”，高呼“M主席万岁”的口号，然后集体跳楼。
　　 A派发动进攻的消息传出去以后，重庆市内的其他B派纷纷赶来救援，但是A派早已做好了准备，布下封锁线，挡住了B派的援军，B派冲不进去，只好在外围对A派形成包围，呐喊声援。而市内各单位的A派也源源不断的赶来，再对B派形成反包围，形势十分混乱。
　　这场战斗，最后是在重庆驻军的调解下平息的，双方均有不少人受伤，但是B派的据点基本被摧毁，可以说是A派取得了胜利。
　　这样的冲突，那段时间在重庆连续发生了多起。
　　
　　 2、桥头枪声
　　 7月1日，在牛角沱附近新建的嘉陵江大桥上，位于桥东渝中区第6中学的学生造反组织“32111”（以“文革”初期四川一个在天然气井灭火抢险中立功的钻井队命名，在武斗中以不怕死、敢打敢拼著名）和桥西江北区的二轻公司“反到底”派组织“二轻兵团”发生了冲突。据事后看到的“8.15”出的小报中描述，打斗一开始，双方使用的还是拳脚棍棒、石块弹弓之类的“冷兵器”。 “32111”都是青年学生，血气方刚，猛打猛冲。相比之下，二轻公司不少都是有家有口的职工，顾虑多一些，渐渐处于劣势，向江北退却。就在这紧要关头，从二轻公司的阵营中猛然响起几声清脆的爆响，随即“32111”这边有人惨叫着扑倒在地，“32111”的人错愕之中，方才反应过来刚才的爆响竟是枪声！藤帽再结实，再不怕死，身体毕竟还是肉做的，挡不住子弹。“32111”见势不妙，赶紧扶起伤员，败下阵去。
　　 “反倒底”方面只是通过体育系统的“战友”搞到了比赛用的小口径步枪，但其杀伤力已非钢钎匕首可比了，“32111”的人被打死了好几个， “8.15”派次日在市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抬尸游行。
　　 上述事件我是在小报上看到的，据我的记忆，这是重庆武斗中打响的第一枪。
　　
　　 3、大战爆发
　　 8月中、下旬，在潘家坪和杨家坪一带各进行了一场大战， “8.15”方面称之为“潘家坪自卫反击战”和“杨家坪自卫反击战”。这两场武斗都是“8.15”方面进攻，“反到底”方面防守，以“8.15”派失败而结束。
　　 杨家坪一带的战斗尤为惨烈。“8.15”集中人马向“反到底”的大本营之一——位于杨家坪地区的重庆建设机器厂（就是后来生产了大量“建设”牌摩托车的那家工厂）发起进攻，双方动用了步枪、机枪甚至大炮。战场离我们医院所在的高滩岩的直线距离也就是十几公里，枪声听得很清楚，那些天，枪声昼夜持续不断，人们都很紧张，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杨家坪对于当时的重庆人、特别是儿童来说，是个特殊的地方，因为重庆动物园就在那里，去动物园，是那个年代的儿童少有的欢乐之一。我还记得有一次去那里看新到的懒猴，猴笼前挤满了人，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远远的看到了那个团在树上一动不动的黑乎乎的东西。那时重庆的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如果要去市里玩，回家往往已是夜里，我和我哥哥累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从我上小学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当知道杨家坪成了战场，我的心里很难过。一天晚上，我独自站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土坡上，眺望着传来枪声的方向。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天空中繁星点点，四周一片宁静，从杨家坪方向传来的枪声依然响个不停，其中轻、重机枪“哒哒哒”、“咕咕咕”的射击声格外清晰。猛然间传来一声闷响，好象远远的有人在擂一面鼓，随即一道瑰丽耀眼的红色的光芒一闪，照亮了天边的夜空，接着又是一声更大的闷响，这是大炮在射击啊！（第一声闷响是发射炮弹，而红光是炮弹击中了目标，因为声音比光传递得慢，所以先看见火光，后听见爆炸声）。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当银幕上出现激烈的战争场面时我都会很兴奋，和伙伴们也经常玩打仗的游戏。但当我独自一人站在寂静的黑夜里，遥望战场，听着那密集的枪声，想到那里正有一些人在相互残杀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尽管是夏天，我却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战，撒腿就往家跑。
　　 那大炮和机关枪的射击声，以及天边那艳丽而又可怕的红色光芒，至今还清晰的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2005年国庆节，我再次去重庆，乘坐轻轨列车从市中心到达阔别了差不多有40年的杨家坪。当列车经过建设机器厂时，望着那一排排整齐的厂房，以及杨家坪一带密集的高楼大厦和繁华的街道，我百感交集。除了从几处已在拆除的旧房子那里还能依稀看到过去重庆的一些影子以外，当年那场浩劫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了。宽阔的步行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其中不乏衣着时髦、神情欢快的男女青年，各家商场的喇叭里传出喧闹的音乐，乍一看和上海街头的景色没有什么不同。
　　 多么美好的世界！我挤在杨家坪步行街上的人流中，努力控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4、再燃烽火
　　 1967年8月下旬，中央调查组来到重庆，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发布通告，从那以后，两派之间大规模的冲突暂时平息，重庆人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其间大的事件就是当年10月发生在总参通信兵工程学院的那起血案。
　　 但到了1968年春天，重庆市内又响起了枪声。这一次是“8.15”进攻，并在各个“战场”取得了胜利，1967年还属于“反到底”派的地盘纷纷被“8.15”攻占，“反到底”被逐出市内，逃往周边县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去了。
　　 据后来听到的消息，“8.15”只所以能在1968年的“春季攻势”占得便宜，原因是他们早有计划，在上交武器时留了一手。而“反到底”方面多是工人，他们眼看自己的工友被打死打伤以后家属面临的困境，产生了厌战情绪，所以当中央调查组和重庆警备司令部命令交出武器、停止武斗时，他们还是积极响应的。等到几个月后“8.15”突然进攻时，“反到底”方面一是措手不及，二是愿意再战的人不多，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撤往周边那些为“反到底”势力控制的县市（重庆地区的农民造反派支持“反到底”）。
　　 正因为力量不平均，所以1968年重庆武斗的规模、次数都不及1967年。
　　 虽然重庆的“8.15”在市内取得了“胜利”，但是周边县、市、如宜宾、泸州、涪陵等地与“8.15”持相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在与对方的冲突中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也许是要在这些人身上出气，当地的“反到底”派大开杀戒。根据当时两派各自出版的小报登载的消息，以及后来“四人帮”垮台以后人们揭发的材料，那几个城市不肯投降的“8.15”派组织成员及家属由于抵挡不住对方的进攻，在撤退转移途中落入包围圈，在长江边上遭到拦截和屠杀，不少人跳入江中逃生但还是被打死，鲜血染红了江水，有数百人伤亡，造成轰动一时的惨案。有一个城市（好像是涪陵）“8.15”派组织的一个主要的头头被抓住以后，被打得血肉模糊，又穿上铁丝捆绑，挂上写有“匪首×××”的木牌子游街示众，此人最后被折磨致死。
　　 现在，当人们畅饮着“五粮液”、“泸州特粬”、吃着美味的涪陵榨菜时，可曾想到，就在这些美酒佳肴的原产地，曾经上演过那么血腥可怕的一幕。
　　 重庆武斗中还有更惨无人道的事——互杀俘虏，但其内幕我不得而知。

五、大门口的风景
　　
　　 1、伤员
　　 我父母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后改为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南医院，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也是医疗技术、设备最好的一家部队医院，处在“8.15”势力范围的沙坪坝区内，当别的地方炮火连天、激战犹酣的时候，我们这里却仿佛是台风眼一样，有一份难得的安宁。据说这是因为沙坪坝区是“8.15”的“老巢”，又是其在市内唯一的一个完整的“根据地”，而西南医院又是唯一一家能够为其救治伤员的医院，所以他们一定要保住这块地盘，不让“反到底”打进来。
　　 那时我们的学校基本停课，有时候上午去一下，大家在一起背背“老三篇”、“M主席语录”，唱唱革命歌曲之类，就放学了。你要是不想去就不去，因为校长、老师要不就是也在“造反”，无暇他顾，要不就是已经被“打到”，管不了事了。闲来无聊，我们一个主要的消遣活动就是到医院的门诊部去看伤员。
　　 “潘家坪自卫反击战”和“杨家坪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送往西南医院的伤员数量猛增。造反派自己成立了战场救护队（我们大学的造反组织“红总”是支持“8.15”派的，军医系学员中的造反派也有人参加了救护队，算是将学来的一点儿知识派上用处了），将伤员简单包扎一下，就用卡车送到西南医院来。
　　 我们在医院大门前常常看见这样的情景：烈日下，一辆车厢两边插满树枝条（不知道是防空伪装还是遮太阳用）的卡车飞驰而来，直接冲进医院门诊部大院。车子停稳后，上面跳下几个人，抬下几副血淋淋的、上面躺着裹满绷带的伤员的担架送进急诊室。不一会儿，这几个人又提着空担架出来，爬上车，卡车随即冲出大院，颠簸着绝尘而去。望着这副颇为熟悉、就像在哪部电影里看到过的一样的画面，弄得我一时恍惚起来，分不清是在现实还是在电影里。
　　
　　 2、几位女性
　　 重庆女孩子在人们心中的印象除了能吃辣以外，也以美丽著名。但在“文革”中，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重庆女性，却是另一种形象。
　　 我曾经听大人们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8.15”方面阵地四周的道路被“反到底”火力封锁，眼看弹药就要告罄，而负责运送弹药的卡车司机怕被打死，怎么也不敢拉着一车弹药硬闯，在场的其他人也都畏缩胆怯，不想冒险，情况万分危急。就在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17、8岁的女孩子，只见她二话不说，跳进驾驶室，“小辫儿一甩”，发动汽车，猛踩油门，在众目睽睽之下，硬是冒着纷飞的弹雨闯过封锁区，将弹药送了上去，且毫发无损。听众们无不为之动容，啧啧称奇。
　　 有一天，我和我哥哥在门诊部前玩，这时一辆卡车开进大门后停了下来，从车上抬下来的不是伤员，而是几个大箩筐，箩筐里面装的不是子弹、手榴弹，而是当时非常罕见的糖果、罐头之类的食品！抬箩筐的十几个男女有说有笑的往急诊室里走，原来他们是来慰问伤员的。我和我哥哥被那些食品吸引，就跟在他们后面。走了没几步，我们的目光都被一个女人吸引了：这女人个子不高，皮肤很白，脸、身体、臀部都是圆圆的，穿了一件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扎着子弹袋，两个乳房鼓鼓的突出来，斜背一支半自动步枪，右边的屁股上吊着几颗手榴弹，左边的屁股上则挂着一把雪亮的刺刀。她右手提着箩筐，左手在空中摆动，走起来扭腰晃臀的就像在跳舞。尤其是她每走一步，那把刺刀就在她那圆溜溜的屁股上拍一下，每拍一下，都能清脆的听到“啪”的一声。我们那时只有十来岁，还不懂得欣赏女人，只是觉得她那样走路、那样扭屁股已经很滑稽了，再加上刺刀还在她的屁股上不断的拍打，就更可笑了！我和我哥哥相互看看，忍不住狂笑起来，赶紧跑开。
　　 那女人当时也就三十来岁吧，五官什么样儿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她那浑圆而充满了成熟女性魅力的身体我还是记忆深刻的。倘在今天，这样的女人或许会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得无比妖娆，利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当时，她却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全副武装、满身臭汗的抬着箩筐去慰问“伤员”。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也在一场战斗中成了伤员或者干脆成了“烈士”。要是活着，她应该有70岁了。她还记得当时自己的飒爽英姿吗？
　　 我在门诊部消磨时光时曾经遇到一个20来岁的姑娘，记不清怎么和她搭讪认识的。她是某个学校的红卫兵，在一次摆弄手榴弹时不慎引起爆炸，把右手给炸飞了，脸上也给崩出了不少“麻子”，伤口一直长不好，所以她来皮肤科治疗。她自称“老子”，管我叫“小娃儿”，还把绷带解开，给我看伤口。如果是现在，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没有了右手，脸上又满是黑点儿，估计一定会成天以泪洗面，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但这个姑娘却始终是笑嘻嘻的，似乎不为自己的将来担心。我忍不住问她：那你以后朗个办（重庆方言，怎么办的意思）呢？她看看我，眉毛一扬：朗个办？凉拌！
　　 后来我又在门诊部遇到过她一次，她没有看到我，我喊了一声“喂”，她扭头朝我看看，说了一句“小娃儿”，就急匆匆的走了。我注意到她的右手没有包绷带，估计伤口已经痊愈。
　　 不知道她后来是否又去参加了“战斗”，有没有再次受伤甚至被打死？如果她还活着，有没有上山下乡？一个残疾人，生活会很困难，她还能那样无所谓的笑吗？她会告诉她的儿孙辈自己的手消失的真正原因吗？她还记得那个又黑又瘦的“小娃儿”吗？
　　
　　 3、坦克
　　 坦克，在图片、电影以及现在的电视、网络上我都无数次见过，但是平生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次见到真的坦克，却是在重庆，因为武斗的缘故。
　　 1967年夏季，重庆的武斗进入高潮以后，“8.15”方面连吃了几场败仗，为了报复，也为了扭转在“战场”上的颓势，“8.15”方面通过其控制的组装坦克的空气压缩机厂，将为部队生产的坦克开上了战场。
　　 由于“反倒底”方面没有火箭筒之类的反坦克武器，所以面对“8.15”的坦克无计可施，只有放过坦克，集中火力射击跟在坦克后面的人，来勉强抵挡。听说他们后来想出了一个绝招：他们在阵地前面铺上钢板，再在钢板上撒上一层土，看上去是一片平地，实际上钢板下面却铺着高压线，一旦坦克驶上钢板，他们就合上电闸，被高压电“击中”的坦克瞬间冒出青烟，动弹不得，里面的人也“烧”成了焦炭。“8.15”方面起初莫名其妙，在损失了好几辆坦克后才发现奥秘，并且想出了办法：进攻前先是一通炮击炸断电线，切断电源，然后再用坦克冲击。
　　 一天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我和同伴正在院子里玩，忽然看见几个男孩子朝医院大门的方向跑，我们问他们出什么事了，他们一面跑一面回答：“坦克开到大学门口来了！”我们一听，立即跟着他们一块儿跑。
　　 到了大学门口一看，那儿已经黑压压的围了一大群人了，人群中果真赫然冒出绿色的圆型炮塔，没想到我居然真的看到了它们！
　　 这两辆坦克与电影上看到的那些老式坦克完全不一样，炮塔浑圆，就象半个馒头。坦克手戴着坦克帽，悠闲的坐在炮塔上，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于这样被围观。从他们与围观的群众的对话中我们得知，他们是空气压缩机厂的“8.15”派，这是国产的新型坦克（从我后来看到的图片上看，这两辆坦克应该是59式中型坦克），还没有装备给部队，却已经参加过几次武斗了。
　　 我们挤在人群中，围着坦克转圈，忽然我们吃惊的发现在一辆坦克的尾部，有两个直径大约5、6公分的圆洞，透过圆洞能清晰的看到炮塔内部。有人不明白这两个洞是怎么回事，就问坦克手，坦克手漫不经心的回答，是被“反倒底”用高射炮平射的穿甲弹打的。群众又问，那里面的人呢？坦克手说，都打死了。原来这钢铁巨兽并非坚不可摧！
　　 大约二十多分钟以后，坦克手示意围观的群众让开一条路，然后就钻进坦克，盖上了盖子，发动了引擎。坦克引擎发动后声音很大，站在旁边的感受是震耳欲聋，而它开起来的动静更大，整个地皮都在震颤。坦克是向凤鸣山、也就是高滩岩的南面开走的，履带把土路压出了一排排深深的痕迹，高滩岩道路两旁的那些又小又破的房子都在轻微的晃动。镇上所有的人都跑出来看了，孩子们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指着坦克欢呼跳跃，而那些“反到底”派成员的家属则故意装出一付不屑的样子，但看得出他们其实是有些失落的。
　　 一开始坦克行进的速度并不快，我和同伴们一直轻松的跟着坦克跑，还议论说这坦克开得太慢了。但是开了大约有100多米以后，坦克开始加速，我们又跟着跑了几十米以后就追不上它们了，只好停下脚步，望着它们带着巨大的轰鸣和飞扬的烟尘疾驶而去。
　　 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议论：这一带是“8.15”的天下，没有战事，把坦克开来干什么呢？想来想去，人们断定这只能是“8.15”方面策划的一次展示实力的行动。
　　
　　 4、难民
　　 医院门前有一条公路横穿高滩岩镇，路名叫高滩岩正街，这是沙坪坝通往重庆西南方向的一些县、镇的必经之路，到西南郊的山洞、白市驿、青木关乃至更远的壁山、铜梁等地的长途汽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文革”开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原本还算安静的公路上空前的热闹起来，时不时的出现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有被揪斗的“走资派”游街示众，有造反派声势浩大的游行，还有徒步“朝圣”“大串联”的红卫兵“长征队”，连东北的红卫兵“长征队”都见到过，可是到了1967年的夏天，路上又变得行人稀少了。
　　 在两派打得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在清晨或临近黄昏、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医院门前的公路上忽然出现了一些行人，他们三三两两，男女老少都有，肩背手提着一些日用品，差不多都是愁眉苦脸的样子。
　　 高滩岩镇上的居民好奇的望着这些形迹可疑的人，经过询问才搞清楚，这些人原来住在“战场”一带、家已经被打成了一片废墟。为了躲避战火，他们只好逃到乡下的亲戚家里去。原来是武斗造成的流离失所的难民！
　　 第二天，逃难的人依然还有。但这时又有人往回走，他们带来的信息是“反倒底”的人把守在青木关一带，封锁了交通，根本过不去。
　　 过了几天，看不见这些逃难的市民了，不知道他们最后去了哪里。

六、动荡中的军队
　　
　　 MZD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凸显出军队在中国的重要性。而LB在替代彭德怀上台后，揣摩透了MZD的心思，在军队里大搞“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等极“左”的一套，深受MZD的赏识，使得军队在中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MZD甚至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文革”开始后，各地的党政机关、公检法都被砸烂，社会陷入动荡、混乱之中，此时军队又受命“支左”，控制政局，维持治安，在某种程度上实行“军管”，可见MZD对军队的信任和器重。但即便如此，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文革”中部队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这场大动乱。
　　 我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尽管当时MZD需要军队来支撑其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保持军队的稳定，所以明确宣布野战军等正规部队以“正面教育”为主，不搞运动。但是他又对部分高级将领不满，加之LB、江青两大极“左”集团势力也想打倒军队中的一些老干部，以夺取军队的领导权，煽动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刘、邓在军队内的“代理人”、“军内一小撮”，而一些军队的干部也想借“文革”这个乱世当“英雄”，所以造成了军队（主要是机关和院校）的内乱。
　　 LB、江青集团对“文革”领导权以及“文革”果实的争斗，通过其各自支持的造反派组织，演变成两派的武斗。在江青集团的暗中怂恿支持下，一些地方的造反派组织公然袭击部队，抢夺枪支弹药，打死打伤军官和士兵，全国不少地方均发生了此类事件。
　　 而军队在没有得到上面的明确指示前，为避免落下“压制革命群众”的罪名，一度命令官兵“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出去制止武斗时不得携带武器，只能带上一本《M主席语录》，结果许多官兵被那些名为“造反派”实为暴民群氓的人打得头破血流。
　　 以重庆为例，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曾是LB手下的一员猛将，赫赫有名的38军军长。重庆驻军54军也是从红军时期就创建起来的一支部队，其军长丁盛后来曾任广州、南京军区司令员，还和“四人帮”沾上了什么关系。
　　 重庆的两派中，“8.15”与54军的关系较好，因此54军在“支左”的时候，就有些偏袒“8.15”。而“反倒底”的后台、当时在四川掌权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和张西挺夫妇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在四川的代言人，与成都军区的关系不好，导致54军与“反到底”派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恶化。在1969年54军和云南的13军换防之前，重庆多次发生“反到底”派袭击部队、甚至将54军副师职干部打伤、截去一条腿的恶性事件。
　　
　　 1、内乱
　　 我父母所在的第七军医大学及其三个附属医院（西南医院、新桥医院和大坪医院），由于不属于野战部队，“文革”开始不久就陷入了动乱，大学和医院的一些低级行政干部、教员、医生、护士、学员和工人纷纷开始造反，造反组织如雨后森林里的蘑菇一样遍地都是。这些造反组织的名字各有特色，大多数都以“红”字打头，什么“红总”、“红联”、“红大”、“红工”，还有以成立时间命名的，如“10.1”、“10.5”，还有一些就千奇百怪了，什么“战黑风”、“斗恶浪”、“平型关”、“破私立公”、“杀气腾腾”，还动不动就是什么“总部”、“兵团”，甚至还有夫妻两个人联手成立的。同时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干部、医务人员和学员成立了所谓的“保皇”派组织。
　　 一开始，局面还在校、院党委的控制之下，造反派做的事也就是贴大字报、和保皇派辩论，但是到1966年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造反派开始揪人、抄家
　　 造反派夺权后发生分裂，其中大学的“红色造反者总队”（简称“红总”）、“红色造反者大队”（简称“红大”）、“10.1”等和地方上的“8.15”是一派，而“10.5”、“杀气腾腾”等和地方上的“反到底”是一派， 他们不仅内斗，还都积极的参与了地方上的武斗，有个别学员当场被打死。
　　
　　 2、冲击档案室
　　 “文革”开始以后，军医大学和西南医院也渐渐卷入其中，造反的主要是学员，但“保皇派”组织“捍卫”兵团的力量也颇强大。初期的局势也还平静，除了有一些大字报，还有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辩论外，最热闹的就是群众出于对MZD狂热的个人崇拜，跳“忠”字舞、自己动手用有机玻璃制作M的像章和“破四旧”、“立四新”，烧书、砸胶木唱片等等，大学和医院的工作还是按部就班的在进行着。
　　 1966年秋冬之际，一天中午，午休还没结束，医院的大喇叭里忽然响了起来，而且破天荒的传出政治部的一位领导急促的声音，他说医院的档案室现在正受到坏人的冲击，要求全院的干部、党、团员以及革命群众尽快赶到，保护档案室！
　　 医院档案室就在我家后面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那儿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四周围着一圈儿平房，医院的院办公室、政治部等等部门就在这里。档案室的隔壁是医院的图书室，那时我们经常去图书室借书，看到的档案室始终是大门紧闭，后面的窗户也有铁栅栏，颇有些神秘色彩。如此机要重地，居然有人敢冲击，令我们惊诧不已。听到广播后，我的父母亲以及他们的同事纷纷走出家门，朝档案室聚集，我们也跟着跑去看热闹。
　　 等我们到政治部广场时，只见那里红旗飞舞，喊声震天，整个广场全是军人：医院的一些干部、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几道人墙挡在档案室的前面，而一些大学的学员（造反派）则拼命往里面冲，双方推推搡搡、拉拉扯扯，一时也僵持不下。
　　 在档案室的后窗，是一些中年女护士组成的“防线”，我母亲也在其中，她们手挽着手，一遍又一遍的唱着MZD语录歌，抵抗着那些曾经恭恭敬敬的称她们为“老师”的年轻人。也许是觉得那个被铁栅栏封死的窗户很难突破，也许是觉得对这些中年妇女下不了狠手，也许是要显示造反派的力量，那些年轻力壮的学员始终在冲击档案室的正门，后窗这里相对还比较平静。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冲突时也就是推推搡搡，相互叫骂，造反派们似乎拿那几道人墙也没有办法，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但不断有医院的工作人员被人架着挤出人群，显然力有不支了。突然间，造反派实行了新的一轮突击，只见十几个学员在“战友”的帮助下猛的跃上人墙，踩着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人头窜到了档案室的门前，医院的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愤怒的指责，却毫无作用。人墙开始松动，随后就被冲开了一道缺口，学员们蜂拥而入，领头的几个人用榔头、撬棒打开了档案室的大门，造反派们顿时欢呼起来，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是中年人，和那些学员们对峙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已经精疲力竭，见大势已去，他们只好无可奈何的散去，档案室前剩下的就是那些兴高采烈的学员和一些支持造反的干部、医生（后者在学员们冲击档案室的时候非但袖手旁观，还对那些组建人墙阻拦学员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冷嘲热讽）。
　　 造反派们取得胜利之后，还采取了一个“革命行动”，他们将医院政治部主任刘仲明抓起来，给他扣上一顶白纸糊的高帽子，把他推上一辆板车，再给他手里塞上一面锣，几个学员拖着板车慢慢前，四周围着十几名学员和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包括我）。刘一面敲锣，一面高喊“打倒刘仲明”，围观的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笑声，这个曾经在这些学员面前威风八面的医院政治部主任此时真是无比的狼狈。而刘的小女儿（小名叫“狗狗”，那时大概是7、8岁的样子，长得还满可爱的）则一直跟在板车的后面，满脸惊恐的嚎啕大哭，可能是担心爸爸被人抓走回不来了。那些学员们对“狗狗”还比较客气，没有赶她走。
　　 当天晚上刘仲明就被放回来了，他还算运气，没有遭多少皮肉之苦，但是从此以后他就失去了官职，从“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整整十年都没有再给他安排工作，基本上一直闲着。他的孩子从高干子女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小孩，地位一落千丈，“狗狗”经常穿着破旧的衣服，郁郁寡欢的独来独往。
　　
　　 3、被击沉的巡逻艇
　　 在当时那种公、检、法被“砸烂”、整个社会“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军队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中央下达了由军队负责稳定地方的秩序、对抢夺战士武器人在鸣枪示警仍然无效可以击毙的指示以后，军队有了底气，开始理直气壮的采取行动。那时重庆的道路上时不时的可以看到一队军车（其中有些车子还是缴获的美国制造的中吉普、“道吉”牌十轮卡车，有些则是苏制的“嘎斯”牌卡车）驶过，上面端坐着一些全副武装、表情严肃的军人，这就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出的武装巡逻队在巡逻。为了确保航运畅通，长江上也有部队的快艇巡逻。
　　 这个措施对压制一些小规模的武斗有一定的作用，社会环境也相对平静了一些。民众对此拍手称快，但对那些已经打杀成性的“武斗狂人”来说，却对这种作法恨之入骨。
　　 1967年8月3日，重庆驻军某部的一艘小型巡逻艇正在长江上巡逻，当行驶到“反倒底”派的一个重要据点、其“金猴”战斗兵团在重庆的武斗中“赫赫有名”的望江机器厂附近江面上时，突然传出几声炮响，巡逻艇随即冒出火光，发生爆炸，转眼间便沉入江底。目睹此情此景的人都目瞪口呆，没有人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敢炮击军队的巡逻艇！
　　 过了几天，巡逻艇才被打捞了上来，从报纸刊载的照片上可以清晰的看见艇身上被炮弹击中形成的大洞，艇上的一名班长和两名战士牺牲。
　　 这种丧心病狂、肆无忌惮的行为令大多数重庆市民震惊和愤怒，包括“反到底”的头头以及许多支持、同情“反到底”的群众，都对此事表示谴责。这为查清此事、惩办凶手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氛围。在中央调查组的干预下，重庆警备司令部很快查明血案为望江厂“金猴”兵团所为，凶手随即被逮捕关押。
　　 “四人帮”垮台后，帮派爪牙被清理，重庆的那几个已经成为“市领导”的造反派头头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逮捕，那些犯有“打砸抢烧杀”罪行的人被清算。1977年，我在重庆的报纸上看到了揭发当年击沉军队巡逻艇事件真相的材料：凶手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后来进望江厂当了工人，后来成为“金猴”兵团的“战士”。为了报复解放军，在摸清了解放军巡逻艇的规律后，他用高射炮平射，将毫无防护能力的巡逻艇击沉。据说，凶手事后还得意洋洋的炫耀：“老子一炮就把它打沉了”。此人被逮捕后一直关押，但这次他没有躲过去，被判处死刑。
　　 此时，距那三名解放军战士牺牲，已经过去差不多十年了。
　　
　　 4、车队遇袭
　　 1967年8月22日，一个由3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从上清寺方向朝重庆警备司令部驶去。那时重庆的机动车不多，这样的车队一定大有来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个车队是54军的，车上坐的是54军的几位高级军官，他们刚刚参加了一个关于迎接中央派来制止重庆武斗的调查团的会议，现在要回到部队驻地去。
　　 由于那时从上清寺回驻地要经过由“反倒底”控制的两路口地区，而“反倒底”又对54军十分敌视，因此车上的人都做好了应付突然情况的准备，但他们又觉得没有人有这个胆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部队的军车。
　　 当车队行驶到两路口、重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面时，忽然传出一声枪响，紧接着几个不同的方向都闪动着射击时枪口喷出的火光，车队果然遭到了伏击！
　　 第一辆车虽然中弹但仍然冲了过去，跟在后面的车见势不妙，赶紧掉头，飞驶而去，从另一个方向，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才回到驻地。
　　 第一辆车上的司机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持将车子开回54军军部大院的，车上的一个处长被打死。后面一辆车上有54军的一位副师职干部，他的腿部中弹，伤势很重。送往医院后，据说医生是个同情“反倒底”的人，故意拖延治疗时间，等到动手术时，宣布伤口已经出现坏死，为了挽救伤者的生命，必须截肢。54军的一位领导就这起事件气愤的表示：这支部队从井冈山时期建立以来，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经大小战斗无数，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官才是一名营职干部，没想到“文革”中居然有副师职的干部差点儿被打死，还给锯了一条腿！
　　“反倒底”承认此事乃他们所为，但他们辩解说，当时并不知道车队是54军的，也不知道车里都是些什么人，以为是“8.15”来偷袭，所以进行了伏击。这件事好像当时没有处理，也无法处理。
　　 “四人帮”垮台后，两派几个主要的头头（后来好象都是重庆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被逮捕，经过调查、审讯，弄清了当年很多的事情，这起严重袭击军车的恶性事件也真相大白，那是“反到底”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伏击，目的就是报复54军，同时也给中央调查团一个下马威。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终究还是受到了正义和法律的严惩。
　　
　　 5、歌乐山军校血案
　　 196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们大学“红总”设立的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忽然传出了悲壮的乐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一首歌曲的前奏）。凭经验，这一定是“红总”又要宣告什么人“牺牲”的消息了。然而，这一次乐曲不停的放，却没有说什么，搞得我们很纳闷。
　　 中午，我们听说大学门口早晨来了好多卡车，运来了许多满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的人，鲜血从车上流下来，洒得满地都是，据说是位于歌乐山上的总参通信兵工程学校（当时的番号是总字412部队）昨天晚上发生了武斗，送来的都是该部队和“红总”一派的那个组织的人。有人还说昨天夜里的确听到歌乐山上隐隐约约传来了枪声。
　　歌乐山是一道南北走向、高低起伏的山岭，我们大学所在的高滩岩在歌乐山的东面，相距并不遥远。虽然那一座座青黛色的山峰天天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却只在“文革”前的一个星期天，由父母带着我和我哥哥，徒步去过山上一次。那次的目的好象是要去看当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墓地—林园，但走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累得要命，结果半途而废，但在一个山岙里看到了一片很美丽的云海，算是那次远足给我留下的美好的回忆。
　　 我经常站在山坡边上，遥望着对面的歌乐山发呆，想象着山那边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夜幕降临，歌乐山隐没在黑暗中，但却有寥落的灯光彻夜长明，和天上的星星混在一起。在我的眼里，歌乐山是美丽而又神秘的。想不到，就在歌乐山上的一所部队的院校里，竟然发生了一场解放军屠杀解放军的惨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地方上的一些“反倒底”派到该学校去慰问“战友”，晚上还有文艺演出（演出地点就在该学校警卫连的院子里的篮球场上）。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连“样板戏”电影都还没有），何况又是在歌乐山上那样一个封闭的地方。因此，当演出开始以后，该学校的一些“8.15”派成员和地方上的一些群众也跑去观看。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由于对有些节目的内容不满意（可能是攻击了“8.15”吧），“8.15”派的那些人就起哄、喝倒彩（也可能是蓄意的），“反倒底”派的人被惹恼了，便派该学校的警卫连（持“反倒底”派观点）驱赶“8.15”派的那些人，双方从口角发展到打斗，演出提前结束，“反倒底”派的人纷纷离开， “8.15”派成员和那些群众在现场滞留了一会儿后也开始离去。就在这时，已经埋伏在球场两侧的警卫连战士突然向人群射击，一阵枪响过后，院子里的空地上倒下一片，其余的人惊叫着四散逃命。一些警卫连的战士在连长秦文斗（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名字）的指挥下冲出院子，追杀那些逃出去的人，还有人就在院子里，朝那些受了伤，在呻吟、哭喊、挣扎的人补上一枪。
　　 等到院子里已经听不见声音，出去追赶的人也都回来以后，秦文斗带领着那些参与了行凶的战士，携带着枪支弹药，匆匆的跑出学校大门，消失在歌乐山沉沉的夜色之中。
　　 逃出去的“8.15”派的那些人都躲了起来，直到天色微明、确信没有危险以后才胆战心惊的走出藏身之地，来到凶杀现场，抢救伤员，把还有呼吸的人抬上卡车，送到西南医院。这次杀戮，共有30余人死于非命。
　　 当天下午，为了向人们“控诉”“反到底”派的“血腥凶残的罪行”，血案的现场开放参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事件发生地、位于歌乐山南端的那个山中小镇—山洞。我和我哥哥在母亲的带领下，裹在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人流中，怀着探险般的心情，沿着曾经走过的那条公路，第二次徒步走上了歌乐山。
　　 惨案发生以后，“反到底”派的人可能已经跑掉或是躲起来了，我们看到的都是“8.15”派的那些军校学员，他们在维持秩序，但看上去情绪低沉，显然这个事件对他们的打击很大。
　　 参观分三个部分。一个是惨案发生的现场：警卫连大院。那是个不大的院子，三面有平房，中间好像是个篮球场，地上有一滩滩已经变成黑色、四周有粉笔画出轮廓的血迹。院子里有一些没有戴袖章的军人，有的在拍照片，有的在议论着什么，据说他们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派来调查的。还有一个图片展，放大的黑白照片上再现了当时发生的可怕一幕。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人趴在一个水沟里，文字说明说他是逃出院子、躲在这里，被对方发现后打死的。还有一张是地上的一团东西，文字说明说那是死者一块被子弹打飞的连着头皮和脑浆的头骨！最恐怖的是看“烈士”遗体：在一间大屋子里面有一个水池，水池里面并排躺着10来具尸体，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只在身上盖着一块大油布，遮住脖子以下、小腿以上的部位，最后一具尸体还是一个短发的姑娘。这些尸体面目完整，神态安详，看上去就像在熟睡。人们列队从水池前面走过，所有的人都捂着鼻子，不少人还在流眼泪，但并不是因为伤心，而是被那一大池子福尔马林散发出来的浓烈气味熏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没有“少儿不宜”的概念，但也有一些东西只能是成年人才能了解、参与，比如说“性”，对孩子就绝对讳莫如深。可是，对有些血腥恐怖、对儿童的心灵足以造成严重伤害的场面，却从不禁止未成年人观看，比如杀鸡、杀猪、车祸现场等等。别的孩子如何我不知道，但那一次我是被吓得不轻。晚上睡觉的时候，电灯一关，屋子里一片漆黑，白天看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一幕幕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幽暗中，躺在另一张床上、早已入睡的哥哥越看越象一个死人。极度的恐惧中，我只好用被子蒙住脑袋，但很快又憋得透不过气来，只好再把被子掀开一个洞，让自己呼吸到新鲜空气。折腾了大半夜，最后才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后来从当时的报纸上得知了事件后续的一些情况（这件事报纸上刊登过连环画）：当天晚上，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接到报告后，当夜即派出部队对秦文斗和跟他一起逃走的士兵进行围捕，据说那些人本想逃出去“打游击”，“坚持革命”，但几天以后就在重庆某个郊县被全部抓获。秦文斗好像是被处以极刑，指导员虽然没有参与此次屠杀，但也受牵连被开除军籍，那些士兵如何处理的我记不清了。
　　 2005年的国庆节，我利用假期去了重庆。此时的重庆，交通十分便利，去歌乐山的汽车很多，有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就是林园。我便和妻子一起坐上了车，去追寻往昔的痕迹。
　　 万万没有想到，公交车的终点站就在总参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大门前！当年这所军校的大门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现在看到的这所军校的大门非常气派。也许是节日放假，进门时哨兵并没有阻拦我们。这个军校地处山坳里的一块平地，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山坡。夕阳下，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有人在放风筝，有人在跑步，还有人三三两两的坐在草地上聊天，欢声笑语，一片宁静祥和。
　　 我努力寻找当年看到的那些房子，但却没有找到，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等等都是新建筑。看来，三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已经将这所军校的面貌彻底改变了。校园深处，就是已经被列为文物的抗战时期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国民政府的一些机构在歌乐山的住宅和林森的墓。来看这些文物的人不多，山上静悄悄的。参天的大树十分繁茂、石阶上长满了青苔，夕阳映照着老式的建筑和已经有些荒芜的庭院，幽静中又透出一种无法用文字描述的苍凉。60多年前，这里曾是何等的一番景象。故园依旧，斯人何在？
　　 离开时，望着大门口那些进进出出、穿着时髦、笑得十分灿烂的年轻人，我很想问问他们：知道当年这所美丽安宁的校园里曾经发生过的那起轰动全市的血腥惨案吗？
　　 当然我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怕他们认为我在胡说。的确，如此疯狂的事，今天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和理解的。我想，当年那些佩戴着红袖章、满脸悲戚的造反队员，是再也看不到了。怀着一丝遗憾和更多的欣慰，我离开了山洞，离开了歌乐山。
七、天方怪谭
　　
　　 1、抓医生的闹剧
　　 那时医院广播站的大喇叭有时会突然响起来，声音甜美的女广播员语气急促的通知某某医生赶紧到手术室去，这时我们就知道又有重伤员来了。
　　 尽管西南医院是部队医院，但是送来的伤员也不是个个都能救活的，有的伤势过重也就“牺牲”了。这时死者的“战友”往往情绪激动，有的“化悲痛为力量”，发誓要杀更多的“敌人”为死难“烈士”报仇，有的却迁怒于医生，认为是医生没有全力抢救才导致“战友”丧命的，医生往往会遭到责难和辱骂。如果一查这医生居然还是“10.5”观点的人，那这医生就有故意整死伤员的嫌疑，轻的挨几下拳脚，重的就可能被枪毙。这样一来，那些外科医生干脆躲藏起来，出现了伤员躺在手术台上、任凭喇叭怎么叫也找不到医生来动手术的局面。这下“战士”们急了，鬼子进村似的提着枪在我们家属院里乱转找医生，也不管他是“红总”还是“10.5”了。可惜那些医生躲藏得很好，找也找不到。内科、皮肤科、五官科之类的医生没有躲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事，想不到“战士”们“病急乱投医”，一见他们，如获至宝，不由分说，上前一把揪住就往手术室拖，任凭这些医生怎样辩解都没有用，直到医院其他的工作人员见状上前帮着解释劝阻，才算给这些人解了围。
　　这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2、流弹下的生活
　　 当武斗还处于“冷兵器”时代时，对没有参与其中的人还没有什么影响，甚至于当武斗发生时，只要你喜欢看那种场面，你甚至都可以站在圈子外面看热闹，最倒霉也就是被石头子儿把脑袋砸个血包而已。但当军用武器投入使用、且大量枪支弹药散落在民间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流弹对市民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时经常可以听到的消息就是哪里哪里的某个人，正在路上行走或是在地里干活，忽然被不知从何处飞来一颗枪子儿击中，就成了冤死鬼。而诸如一个毛头小伙儿在家里摆弄枪支时不慎走火、将家人或隔壁邻居打伤打死的事也时有所闻。
　　 相比之下，子弹的威胁还算小，因为那时还有平民无端被炮弹炸死的事发生。有一天，位于沙坪坝区一个叫石碾盘的地方忽然落下一颗炮弹，击毁了一间民房，炸死了几个人。起初人们都不知道炮弹是从哪里飞来的，后来武斗平息、两派“联合”以后，原“反到底”的人才道出了原委：因为沙坪坝是“8.15”的“根据地”，而且西南医院又救治了很多“8.15”的伤员，所以“反到底”方面决定炮击西南医院，打击“8.15”的后方。他们在江北某地架设了大炮，试射了一炮，但是弹着点偏离预定目标有几公里。不过这并没有让“反到底”方面气馁，继续准备再一次炮击。所幸后来中央调查组来了，收缴武器，制止了重庆的武斗，“反到底”方面的计划也就落空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庆幸和后怕，假如中央调查组晚来一段时间，我们很可能也成了那个年代的牺牲品了。
　　 重庆武斗，给市区的建筑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有的房屋倒塌，有的则是千疮百孔。据说因为云南一个制造炮弹引信的工厂停产，导致后来重庆这里的兵工厂生产出来的炮弹都没有引信，打出去都不能爆炸，只好当穿甲弹使，所以重庆很多房子上留下的一个个的洞，就是被那种没有引信的炮弹打的。
　　 我听到过一个笑话：一天，有一家人家正在吃饭，这时就听到远处传来炮声，不久就听到一阵“咚咚咚”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房子也开始抖动起来。正在纳闷，就听一声巨响，一枚炮弹破墙而出，“咣噹”一下砸在地中央，滴溜溜乱转了一气，然后就一动不动了。一家人象被点了穴一样，瞪着这枚炮弹发呆。忽然当爹的大吼了一声“快点跑！”其他人才如梦初醒，扔下饭碗，夺门而出。等跑到院子里找到安全地方藏好以后，那炮弹却半天没有动静。最后一个胆子大的人探头探脑的进去一看，原来就是那种没有引信、不会爆炸的炮弹。
　　 我们所在的沙坪坝区基本没有“战事”，情况还比较好，市区打得厉害的地方就没这么太平了。我母亲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是个警察，外号“黄大个儿”，长得有些象王心刚，单位在市区。有一次他们到我们家来聊天，说起他的一次遭遇：死气沉沉的大街上一片寂静，稀稀拉拉的几个行人都东张西望、小心翼翼的沿着墙角疾行。忽然间，街边的一栋楼房里响起了枪声，有人在朝对面不远处的房子射击，随即对面也开始还击，一时间枪声大作，被子弹击中的碎石片儿四处飞溅。只见路上的行人全都迅速卧倒，趴在地上，有的抱着脑袋缩成一团，有的连滚带爬，钻到一个自以为安全的角落里。一会儿枪声停了，这些人从地上爬起来，从角落里钻出来，拍拍身上的土，一溜儿小跑的赶紧逃离现场。我们问他当时怎么样，他笑着说：还不是一样趴在地上。那时他上班已经不穿那身上白下蓝的制服了，我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威风凛凛的警察，面对扰乱社会秩序的武斗分子毫无办法、为了保住性命只好和别人一样趴在脏兮兮的地上时，心里是何种滋味。尽管他是当笑话一样在这件事，可是我相信他内心的感受一定是非常苦涩的。
　　 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大造MZD的全身塑像，机关、部队、大学、大企业……只要有个较大的院子或广场的，都要树一个，到底树了多少个，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绝对可以用“无计其数”来形容了。重庆大学“8.15”为了表示“无限忠于、无限热爱伟大领袖”，也在校园里树起了一座MZD的全身像，其高度好像是当时重庆各单位树立的MZD全身像中最高的。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事，人们都很激动，纷纷前去瞻仰，以此来表示自己对领袖的效忠。一天，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哥哥，也去看那座MZD的塑像。出乎我们的意料，那天重大校园里冷冷清清，只有那座白色的MZD像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MZD穿着军大衣，右手伸向前方，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造型，其寓意可能是“M主席挥手我前进”。
　　 瞻仰完了伟人塑像，我和我哥哥忽然内急，于是便找到一个厕所进去方便。这个厕所建在山坡上，茅坑是踩上去晃晃悠悠、“吱嘎”作响的一排木头，下面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峭壁，排泄物直接坠落下去，没有胆量的人是绝对不敢在这样的地方如厕的。隔着用竹片编成的墙，我们看见了嘉陵江对岸、被一层薄雾笼罩、无数灰暗的旧房子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的江北区。那里有嘉陵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是“反到底”控制的地区，我们怕那边的人隔江朝这边打冷枪时击中我们，忐忑不安的匆匆办完事，便赶紧离开了。
　　 就在我们回到MZD塑像所在的那个小广场时，忽然听到从江北方向传来了几声枪响，紧接着就在我们不远处的一栋大楼里也响起了枪声，抬头一看，只见一扇窗户里伸出一支冲锋枪，正朝着江北方向射击。母亲神色紧张的拉着我们加快脚步往大门外面走，背后的枪声还在响个不停。子弹从那栋大楼能否打到江北我不知道，但估计是重大的“8.15”认为江北的“反到底”在开枪挑衅，所以还击。
　　
　　 3、抢车
　　 “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重庆的街头曾经出现过一阵抢车的风潮。
　　 不知是造反派组织要充实自己的物资，还是某些造反派成员自己要过瘾， 某些造反派组织会在自己所在的地盘内设卡，持枪拦截过往车辆，发现不是自己熟悉的组织或是对立派别的车辆时，就将其劫为己有。有时即使不要车子，至少也要抢油箱里的汽油。被劫者如果是哪个有实力或认识哪个有实力的造反派组织，亮出身份，也许可以躲过一劫，如果不是这样，就只好忍气吞声，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车子或汽油被他们抢走。由于公、检、法机关已经被“砸烂”，无人维护社会秩序，造反派这种无法无天的“革命”行动根本没人管。
　　那时，如果看见一辆卡车风驰电掣般的驶过，车上坐着一群拿着枪、叼着烟，嘻嘻哈哈、有些流里流气的青年，很可能就是出来寻觅目标的。所以那一段时间，路上的车子很少。
　　 我们医院的家属院和大学就隔着一条马路，大学门口还有一个小广场，是这段公路上难得的比较宽敞的地方，有不少车辆在这里掉头，也是设卡拦截别人车辆的好地方。
　　 有一天，我站在家门口，看见有一辆卡车从围墙外面的公路上慢慢的驶过，那一段公路是一个北高南低、有几百米长比较陡峭的坡道。卡车的车厢里站着三个男青年，每人拿着一枝步枪，架在卡车驾驶室的顶上。因为那时很少看见车子，而且车上的人又拿着枪，所以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它很可疑，没准儿就是到大学门口去设卡拦截别人车辆的。
　　 果不其然，这辆卡车开过去没多久，就听到一阵引擎的轰鸣由远及近，随即就看见另一辆卡车高速的往下坡方向驶去，车厢板颠得“咣咣”乱响，车厢里同样站着三个男青年，但是没有武器，其中一个人还从车厢里捡起一样东西使劲儿地向后面扔去。
　　前面一辆卡车驶过，后面紧跟着出现了我刚才看见的那一辆卡车，它同样加大油门，发疯似的疾驶，车厢里那三个男青年的头发全被风吹得象乱草一样向后倒伏。我清楚的听见他们在大喊：“停到起！停到起！（重庆方言，意为“停下来”）不停老子开枪了！”前面那一辆车子上的人显然不愿俯首就擒，没有停车。两辆车很快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不久连引擎声也听不见了。在这段坡道的下端，有几个近乎是九十度的连续急弯，如此高速行驶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就会翻到旁边的沟里去，车毁人亡。可不论是逃跑的还是追赶的，都象不要命一样。
　　 不一会儿，从远处传来两声清脆的枪响，那辆在前面跑的车子不知道后来逃掉了没有。
　　
　　 4、枪的故事
　　 “文革”前的十七年，在严格的控制下，尽管自由度不高，人人都必须循规蹈矩，但当时的社会秩序还算良好。那时，偶尔有人打架就算很严重的事件了。“文革”开始以后，旧的社会管控体系被砸烂，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国人在某些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极大的自由，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可以变成现实，私人拥有枪支就是其中一例。
　　 1967年春夏之交，重庆两派的武斗升级为动用军用枪支互相攻击以后，为了达到消灭对方、夺得武斗胜利的目的，两派分别通过零星抢夺战士的武器、集中哄抢军用仓库以及利用军工厂制造等途径，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对这些武器的管理不会很严格，有不少的武器散落民间，上演了一出出说不清是悲剧还是喜剧的闹剧。
　　 有人偷偷把手枪带回家，躲在屋子里把玩，一不留神扣动了扳机，子弹飞出枪膛，把隔壁邻居给打死了。有人把信号弹上了膛的信号枪揣在裤子口袋里招摇过市，没想到枪走火，裤裆里冒出一团火光，把“老二”给烧焦了。有人玩弄手榴弹，拉了弦以后看见手榴弹冒烟儿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结果在一声轰然巨响后，或者被炸死，或者被炸掉了一支胳膊。西南医院的住院部曾经来过一个男青年，双手手腕以上的部位都没有了，据说是在摆弄炸药包时不慎引起爆炸给炸的，脸上还有好多斑斑点点的痕迹。我见过他，也听大人们议论过他，大家都觉得他很乐观，似乎一点也不为自己今后的生活担心，成天就在医院门口转悠，有一次几辆卡车拖着一门四联高射机枪停在大学门口，他居然跑去坐在炮手的位置上，用光秃秃的胳膊去转动摇柄，玩得十分来劲。
　　 我们大院里有个小孩，得到了几颗没有射击过的半自动步枪子弹，他略微知道一点射击的原理，但想试验一下，于是他用一把老虎钳夹住一颗子弹，再拿榔头猛击子弹的“屁股”，希望能使子弹象在枪膛里被撞针撞击、引起弹壳里的火药爆炸那样将子弹发射出去。开始几下敲的太轻，没有什么动静，他鼓起勇气用力的一敲，只听“砰”的一声，子弹没飞出去，他却被炸了个满脸开花，差点把眼睛也炸瞎了。
　　 在大学和医院大门之间有一块空地并不平坦的空地，“文革”前那里就有一个露天的农贸市场，高滩岩的人需要的副食品基本上都在这个市场上购买（当时的名称好像是叫“自由市场”，意思是说那不是国营的，而是农民自己摆摊形成的，那时重庆有很多这样的农贸市场）。这个市场“文革”以前就有，我记得1964年下半年的时候，市场上出售的东西已经相当丰富，有时候到天黑了一些农民挑来的水果还卖不掉，对于刚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我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奇迹了。 “文革”开始、特别是到了1967年、武斗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国营的商店里已经空空如也，农民们担心自身的安全，出来卖菜的也急剧减少，那个自由市场就萎缩了，只有零星的几个人胆子大的人挑着一点鸡蛋、辣椒、青菜等来卖，卖完了赶紧收摊就走。由于物资供应稀缺，形成了卖方市场的格局，价格全由那些卖菜的农民说了算，顾客们忍不住讨价还价，但农民的态度非常强硬，就是不肯便宜，理由是他们出来卖菜既要走很远的山路，还要冒很大的风险，赚点钱也不容易，争到最后顾客还是只能一面抱怨一面掏钱。时间一长，农民们越来越跩，短斤缺两是经常的事，有时候在和顾客发生争执时还挥起扁担打人，人们意见很大，却又无可奈何。
　　 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令高滩岩镇上的人很开心的事。那天的自由市场，卖菜和买菜的人都不是很多，有一个农民摆了两筐蔬菜在卖，这个人经常来这里卖菜，价格高，态度凶，人们对他的印象不大好。这时，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他的筐子前，看了看他的菜后，问他多少钱一斤。那个农民报出菜价后，年轻人说太贵了，要他便宜一点儿，被他很轻蔑的拒绝了。年轻人没有再与之争辩，却从腰里抽出一支手枪，顶在了那个农民的脑门上，大声警告道：上了膛的，莫乱动哦！那个农民顿时吓得面无血色，呆若木鸡，旁边的人也惊慌失措，纷纷躲避。这时，那个年轻人让大家不要怕，也不要走。他恶狠狠的逼着那个农民把蔬菜降到一个很低的价格，然后就让大家都来买。众人喜出望外的围到那个农民的面前，抢购那些蔬菜。在手枪的威胁和“不许缺称”的警告下，他战战兢兢的抓菜、过秤，每一笔生意，秤杆都翘得高高的，两筐菜很快就卖完了。其他的农民也降低了菜价。买菜的人个个心满意足，满载而归。见农民们的菜都卖得差不多了，那个年轻人收起手枪，威严的警告他们，以后他还会经常来，如果再有人卖高价菜被他碰到，他就不客气了，说完径直走了。那几个农民挑起竹筐，一溜烟儿的也跑了，很久都没有再出现。而那个年轻人后来真的又来过几次，又整了几个卖菜的农民，让当时在场的人拣了便宜。不过农民们也有办法，他们干脆不来这里卖菜了，连续几天这个自由市场都没有出现，人们受不了了，最后还是只好接受农民们卖高价菜的现实，那个据说是凤鸣山中学的一个红卫兵的年轻人也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我们那时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对枪无比热爱。在得不到枪的时候，我们用木头自制手枪、步枪、冲锋枪、用泥巴、石头代替“手榴弹”，然后分成“好人”和“坏人”，在家附近的山坡上展开一场一场“大战”，发泄我们在看了那些战争题材的电影以后体内产生的人类原始的杀戮冲动。
　　 “文革”开始、特别是重庆的武斗发展到使用军用武器以后，我们天天都能听到枪声，好像又回到了战争年代。尽管有些提心吊胆，有些害怕那些血腥的场面，但一看到真正的子弹、步枪、手榴弹、冲锋枪、机关枪、大炮、坦克，我们更多的还是兴奋。我们没有枪，但是不少男孩子都能拿出几颗子弹来炫耀。我见过的最大号的子弹是高射机枪的子弹，又粗又长，这样的子弹只要挨上一颗，非死即残。我们那时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是，将子弹头拔掉，倒出弹壳里面的火药（那些火药有各种形状和颜色），将一小撮火药放在一张纸上，然后划一根火柴将纸点燃，再躲得远一点，火药被引燃以后会发出“噗”的一声，先是冒出一团耀眼的火光，随即便升起一团灰色的烟雾，十分好看。那时的大人也不管我们，我们这么玩，也没出过什么事。
　　1968年，武斗基本平息，造反派的枪都交上去了（也有人私藏的，但一般不敢拿出来），有的人觉得手里没有那家伙不舒服，就开始自己造枪，自制火药枪就这么出现了。
　　 那时我哥哥14岁，中学没有上课，就在家里闲着。他认识的一些人中有人会造火药枪，并教会了他，他收集了一些材料，动手在家里造起枪来。那种火药枪的构造很简单：先用木头做成一个手枪的形状，枪膛那里挖一个槽，上面放上一根铜管（一般是从大学、医院废弃的冷藏箱上拆下来的），用几段铁皮、钉子固定住。扳机那里也要挖空，用木头做一个可以扣动的扳机放进去。铜管的尾部，用铁皮做一个卡槽，用来放田径比赛时那种发令枪用的火药纸，另外还要用金属物做一个撞针，用橡皮筋固定在枪的尾部。发射时，先把火药从铜管口灌进去，再放一点细小的铁砂子（一种黑色的铁质颗粒），在卡槽里放一片发令枪用的火药纸，将撞针拉出来顶在枪的后面，扣动扳机，扳机将撞针顶出，橡皮筋的拉力使得撞针猛烈的撞击卡槽，火药纸被砸出火花，铜管里的火药被引爆，铁砂子就被打出去了。100多年前的枪，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构造。
　　 我哥哥完成他自制的第一支火药枪是在一天傍晚，快要吃晚饭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爸爸妈妈正在外面忙着做饭，我哥哥在饭桌旁进行着试枪前的准备工作，我则十分兴奋的趴在旁边看着。我哥哥将火药纸塞进卡槽，拉开撞针，然后将枪竖起来，小心翼翼的把放在一张纸上面的火药倒进铜管。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同时一团艳丽的火光喷出铜管，擦着我哥哥的脸射向天花板。我们的父母惊呼着冲进来，我哥哥不知所措的呆握着那支枪，我则吓得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耳朵里“嗡嗡”作响。邻居们也来了，大家七嘴八舌的一阵议论，很快就找到了事故的原因：原来我哥哥将装火药的程序搞错了，安全的作法应该是先装火药、铁砂子，然后再将火药纸塞进卡槽，最后拉开撞针。我哥哥是在卡槽里有火药纸的情况下，拉开撞针，再把枪竖在桌子上装火药。撞针无意中被顶松了，弹向卡槽，引爆了火药纸和铜管里的火药。万幸的是这次事故除了在天花板上留下了一团黑色痕迹以外，人没有受伤。我哥哥遭到了一顿严厉的训斥，枪也被没收了，并被警告不许再弄这玩意儿。我们短暂的自己造枪的历史就此结束。
八、硝烟散去
　　
　　 1968年下半年，在刘SQ及其体系已被彻底打垮、发动“文革”的重要目的已经达到、社会再动乱下去就会影响到自己政权的稳定时，MZD开始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加上此时虽然那些大、中学生还在继续受着蒙骗，但是工人、市民的“革命”狂热已经消退了不少，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再象1967年夏季那样去“为了捍卫M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献生”了，尽管还有一些小的打斗，但社会秩序开始逐步恢复。
　　
　　 1、中央调查团
　　 对于各地的武斗，中共中央（那时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在主持工作）倒也一直在予以制止，但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效果（这其中的原因也很微妙）。各地的两派还动不动就往北京跑，找“中央文革小组”告状，求得支持。
　　 我在当时造反派发行的小报上看到过这样的“报道”：ZNL、江青有一次共同接见四川两派组织的代表，江青“谴责”他们的武斗行径，说他们竟然一天打掉30000发各类子弹、炮弹，要是把这些子弹、炮弹运到越南去，可以消灭多少美国鬼子云云（说得倒是很好听，其实她自己就是制造派性、暗中挑动武斗的根源之一）！
　　 1967年秋天，重庆严重的武斗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对社会的影响令中央震惊，于是中央派出调查组来重庆调查两派上京告状时对对方的指控，平息武斗。报纸上报道了这条消息，并预告说中央调查组将于某月某日乘飞机抛洒制止武斗的传单。这是很多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而且又有可能消除武斗现象，所以大家都翘首以待那一天的到来。
　　 那天天气很好，吃过中午饭以后，不少人就走出屋子，不时的望望天上。大约在下午一点多钟，空中传来一阵那种螺旋桨发动机特有的“嗡嗡”声，一架银白色的飞机从歌乐山白市驿机场方向，越过我们上方，慢慢的向市中心方向飞去。飞机看上去很小，估计飞得很高，有人说那可能是躲避被地面上的高射炮袭击。飞机飞着飞着，忽然从尾部喷出一团白色的不断扩散的东西，紧接着又喷了好几团，人们喊了起来：“洒传单了，洒传单了”。
　　 飞机很快消失。过了几个小时，到我们下午放学的时候，奇异的景象出现了：无数洁白的纸片象雪花一样在空中飘舞，中午那架飞机上洒下来的传单，竟然到现在才落下来！
　　 大人、小孩都很兴奋，不少人象抓蝴蝶一样跳跃着去抓传单。我也捡起一张传单，它的大小就象现在的半张A4纸那么大，上面印着中央文革、国务院等联合发出的要求重庆市的两派立即停火的通告。由于这份通告几天前已经在市内各处都张贴出来了，所以大家看了以后就觉得有些失望。
　　
　　 2、交枪
　　 1968年秋季，“文革”到了该“收兵”的阶段，在当局的调控下，全国各地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武斗的风潮逐渐平息。
　　 重庆警备司令部发布公告，要求各造反派组织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内将所持有的各类武器弹药上交到指定地点。
　　 对于造反派（主要是大、中学生）来说，交枪意味着那种冲锋陷阵、打打杀杀、令他们热血澎湃的“革命生活”就此告一段落，于是他们往往都在把武器交出去之前用各种方式发泄一番。我们大学的“红总”（那时“10.5”已经撤出去了）尽管是军队的造反组织，但由于也只是些军医学员，不允许拥有武器，只能按规定交枪。他们交枪的那一天好像是个星期日，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突然从大学传来半自动步枪点射和冲锋枪连发的射击声，打破了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的平静，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以为又发生了冲突。但后来传来消息，是“红总”的成员在交枪之前最后过把瘾。
　　 虽然一年多来我们没少听到枪声，但是这么近、这么密集，那阵势就像现在过春节人们放鞭炮一样的枪声，还是第一次听到，仍不免有些心惊肉跳。那些蠢蠢欲动、想去瞧热闹的小孩被父母厉声喝住，不许他们乱跑，怕他们一不留神成了被流弹击中的冤魂。
　　 后来，和我父亲相识的一个姓王的学员来我家玩，我才知道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况。他是“红总”“锷未残”战斗兵团的成员，那天交枪他也在场，把拿得到的各种枪都打了一遍。交枪的地点是在大学操场，有一些平时比较“胆小”的造反派（包括一些女学员）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也纷纷上前过瘾，所以才有这么火爆的场面。
　　 有警备司令部的人在现场，但却无力制止“红总”的行为，只能听任他们发泄。枪声持续了十多分钟才结束，不知道白白浪费了多少子弹，但还好没有人受伤，最坏的后果是一条高压电线被打断，我们院子里整整一天都停电。
　　 现在从电视上看到中东地区有些国家的民众拿着武器，对着天空射击的画面时，不知为什么，我常常会联想到这件事。
　　 交枪也不一定总是这么混乱，也有很有组织性、纪律性的行动。我无意中看见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的交枪场面，令我终生难忘。
　　 那天的具体日期已经忘记了，我是随我母亲和哥哥一起到沙坪坝去买东西。我们正沿着沙坪坝正街由东往西走时，身后忽然人声鼎沸，扭头一看，人们正纷纷向马路当中围聚，形成一种夹道欢迎的态势，似乎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就停下脚步，朝东面望去。
　　 一列缓缓行进的车队出现在视野中，打头的是一辆卡车，驾驶室顶上架着一挺轻机枪，机枪手扣着扳机，直视前方。车厢两边相对着坐着一排男青年，每人胸前都佩戴着子弹带，挎着冲锋枪。一个小伙子站在车厢中央，高举着一面红色的大旗，旗上“重庆市新6中32111战斗兵团”两行金色的大字分外耀眼，原来这就是在重庆武斗中引爆第一枪、以骁勇亡命（重庆土语，意为“不怕死”）闻名于世的“32111”，
　　 果然非同一般啊！第二辆车是老式的敞蓬美制中吉普，车上坐着几个20岁上下、穿着土黄色军装、没戴领章帽徽的男女，他们腰上扎着武装带，别着手枪，显然是该组织的头头。后面的车全是卡车，一律是驾驶室顶上架着机枪（有一辆车上架的是重机枪），两边坐人，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表情严肃而冷峻的端坐着（有几辆车上坐的竟然全是些18、9岁的女孩子）。最后的一辆车拖着一门榴弹炮，车上还放着一门60口径的迫击炮，炮口朝着车尾方向，一个男青年一只手握着一枚迫击炮弹，放在炮口，好像随时准备发射炮弹，引得路人议论纷纷，甚至有人(估计是“8.15”的拥趸)鼓掌叫好。
　　 车队缓缓的从我们面前驶过，往重庆大学方向驶去，最后消失。尽管不是部队，但是“32111”在行动中表现出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确实名符其实。相比之下，我们大学那些身为军人的学员在交枪时的行为，反倒像一群乌合之众了。
　　 这显然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首先，如此庞大的车队， 仅凭“32111”是很难弄来的。其次，实现联合以后，各造反组织将不复存在，曾经在重庆的“文革”中有过“精彩表现”的“32111”，显然是要通过这最后的一次表演来向“山城人民”谢幕。但这也令人产生了疑问：“32111”怎么会有如此强大且配置齐全的武器装备？这个问题，即使是近40年后的今天，恐怕也没有搞清楚。
　　 无法知道坐在车上的那些年轻的造反“战士”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许他们会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一年多的搏斗拼杀，并没有分出对错，决出胜负，反倒联合了，那些“烈士”的“牺牲”岂非毫无价值？
　　 街头的人群倒是兴高采烈的，小孩子是在为刚才看到的壮观场面，而大人们则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造反派交枪了，武斗要平息了，这回看样子局势是要平稳了。
　　 6中位于市中心的牛角沱附近，距重庆大学差不多有10公里远，“32111”的这个车队沿着嘉陵江边的公路一路耀武扬威的过来，看到他们的人应该不少，只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的这一幕。车上的那些“武斗之花”，现在都该是快到60岁的中年人了，他们还记得他们的这场“表演”吗？
　　
　　 3、“烈士墓”
　　 重庆有一处全国闻名的“烈士墓”，即当年国民党当局关押、处决逮捕的中共人士的地点 —— 中美合作所旧址。然而，“文革”的武斗，又在重庆留下了另一座 “烈士墓”—— 造反派组织埋葬死于武斗人员的墓地。
　　 严重的武斗，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仅1967年8月中、下旬的那两场“自卫反击战”，双方就有数百人阵亡。为了表示对阵亡者的哀悼，也为了激励本方人员的斗志，“8.15”派在市内各处建了一些“烈士墓”（“反到底”派可能也有），其中以位于沙区公园（即现在的“沙坪坝公园”）西北角的那个墓地规模最大，也是国内保存至今的唯一一处“文革”墓地。
　　 沙区公园离高滩岩只有三站路，我们那时经常到那里去玩，我是看着这个“烈士墓”一点一点建造起来的。那个地方“文革”前就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墓地，埋葬在那里的有病逝的军人和干部，西南医院的一位张院长病逝后就埋在那里，我母亲带我们去公园玩的时候曾经去看过他的坟。
　　 1967年夏季，严重的武斗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按照当时造反派的说法，这些人是“为捍卫M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英勇牺牲”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革命烈士”，应该也必须予以厚葬。于是，一座座“烈士墓”诞生了。
　　 有一次我和几个伙伴经过大学礼堂时，发现里面正在开会，走到门口一看，只见横幅上写着“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主席台上则放着一排没有涂油漆的棺材，每个棺材前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素描人像，估计是死者的遗像，原来是在开追悼会！
　　 彼时追悼会已经接近尾声，主持人高声宣布下面的程序是向“烈士”鸣枪致哀。我们赶紧跑到礼堂外面，看见有20个全副武装的人正在10个人一排的站成2列横队，领队站在这群人的对面，这是个戴眼镜、表情哀伤、看上去文质彬彬的30岁左右的男人，等这群人排整齐以后，他声音低沉的发出指令：“向烈士们致哀，举枪，准备，放”。随着他的指令，那20个人举起了信号枪，一起扣动扳机。枪声震耳欲聋，20发明亮的信号弹发出刺耳的啸叫，带着一股白烟腾空而起，然后又如雨点般坠落下来，煞是壮观。围观的人怕没有烧尽的信号弹落到自己头上，纷纷躲避。这个仪式一共消耗了20发信号弹！
　　 沙坪坝区是“8.15”的势力范围，而沙区公园又离西南医院很近，公园的一角本身又有一个墓地，而且那个时候那一带还比较荒凉，草木繁茂，因此那里就被“8.15”选中建造“烈士墓”。
　　 当我们得知那里在埋葬武斗死亡人员后，就去看过几次。因为战事尚紧，因此一开始那些“烈士”是被草草掩埋的，就是挖个坑，把白木棺材放进去，再填上土堆成个坟茔，前面插一块木牌子，写着“×××之墓”就完了。到1967年秋季，形势稍趋缓和，造反组织有时间了，便开始大肆修缮这些坟墓，各个造反派组织、尤其是那些大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显然在相互攀比，建造的坟墓一个比一个气派，有些甚至耗资上万，这在当时绝对是惊人的数字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当年参加了建造墓地的人写的回忆文章，才知道竟然有“反到底”的俘虏也被强迫来劳动）。由于不少坟墓都是数人乃至几十个人合葬，所以不少墓的规模都很大，墓上往往竖立着气势恢宏、用花岗岩、大理石制成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雕刻着MZD的手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等，有几个大墓的四周还有花岗岩围成的栏杆，上面雕有火炬、向日葵之类的图案，庄严肃穆，其中最“宏伟”的应该是军工企业的造反组织“八.一兵团”建造的墓。在墓碑底座或是墓台上还隽刻着死者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和“牺牲”经过，大部分是在1967年夏季武斗最激烈的时候被打死的，其中最小的一名中学生才16岁。
　　 由于那些墓建造得实在精美，墓地翻修建成以后，竟成了附近的人们散步休闲的一个去处，人们在高大的墓碑间穿梭，为那些年纪轻轻就躺在这里的生命叹息的同时，也为他们栖身其中的坟茔的豪华气派而啧啧称奇。
　　 到1968年秋季，在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下，重庆大规模的武斗已经平息，两派开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烈士墓”里就没有增添新的成员了。1969年10月，我父母所在的第七军医大学调往上海，我也随着他们离开了重庆。1975年，第七军医大学又回到重庆，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留在了上海。
　　 1976年的10月，距我离开重庆7年以后，我利用探亲的机会又来到重庆，并且去看了那座“烈士”墓园。令我惊讶的是，才过去7年，整座墓园竟然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显然无人管理。除了角落里坐着的一对鬼鬼祟祟的恋人以外，就再也没有看见人影。那些墓都遭到了显然是人为的破坏，不少大理石、花岗岩都被撬掉，有的墓穴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口，里面的棺材已经朽烂，可以看见几根散乱的森森白骨和发黄的破碎的殓尸布，我看得毛骨悚然。“文革”尚未结束，但这些“烈士”显然已经被那些曾经发誓要永远怀念他们的战友、被他们那么虔诚的信仰并为之献身的事业给遗忘得一干二净。巧合的是，几天以后，就听到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这座破败的墓园，也许就象征着极“左”路线在中国的命运，也是他们的一个罪证吧。
　　 2003年年底，在阔别重庆22年后，我再度来到了那里。这座曾经破旧肮脏的城市发生了巨变，显示出勃勃生机，一片宁静祥和，当年武斗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但那座“烈士”墓园依然存在，我再次去看了它。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走进了阴森森的墓园。尽管墓园加上了围墙，当年被扒开的墓穴也都封上了，但3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加上人为的破坏，已经使这片墓园残破不堪。墓碑上的字迹不少都已脱落，残缺不全了，园子里的荒草长得比人都高，那些枯树黑乎乎的枝干映衬着灰色的天空，活象一个个冤魂在呐喊。站在墓园里，当年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看着它们，我的眼眶湿润了。
　　 由于围墙外面就是居民区，所以白天还不令人感到恐惧。我不知道那些与这座墓园比邻而居的人对此有何感受，在阴风惨惨的雨夜，他们有没有听到过墓园里发出的阵阵哭声抑或是笑声？
　　 我在墓园里逗留了大约30分钟，没有其他人进来。但从刻在墓上那些字来看，这些年来还是有不少人来过这里。大多数的留言都是在嘲笑这些“烈士”，说他们是“疯子”，死得毫无价值。我想，说这种话的一定是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年轻人，他们不理解，是那个年代把这些人变成了疯子，他们就是抱着“生为捍卫M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捍卫M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献身”这样自以为崇高的理想义无反顾的走上死亡之路的啊！我捡起一块石头，也在一座墓上刻了这样一段话：“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墓地，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走出墓园，绿树繁茂，花径通幽，几个游人说笑着走过，不远处传来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我仰望蓝天白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感到一种重回人间般的喜悦和欣慰。一道围墙，隔开的就是两个世界，而围墙里面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
　　 年轻的人们，你们要感恩啊！
　　
　　 4、最后的话
　　根据粗略统计，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重庆的“8.15”和“反到底”之间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武斗30余次（不包括各单位内部小规模的冲突），其中动用了枪、炮、坦克、炮艇等各类武器的就有24次，直接死于武斗的有600余人。死者中年龄最大的为60岁，最小的仅为14岁，其中部分为女性。重庆的武斗不仅规模大、烈度高，而且还有一些“创举”：“8.15”派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困难，自己研制并生产了所谓的“8.15”式冲锋枪、“反到底”派使用高压电线来摧毁对方进攻的坦克、将37炮等舰船上的武器拆下来在陆上使用、将本来用来对空射击的高射机枪、高射炮平射等等，这最后一项，流传开去，又被应用于真正的战场上，越南战争时的越南人民军、1979年的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时中越军队双方都这样使用过。
　　分析四川、特别是重庆武斗之所以如此严重的原因，除了LB、“四人帮”两大极“左”势力为争夺“文革”胜利的果实暗中操控两派争斗、当地的民风素来凶狠好斗等因素，我认为还和那里有很多的军工厂有关。“文革”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些冠以“××机器厂”名称的工厂究竟是造什么的，武斗一起，揭开了这些保密单位的真面目。仅在重庆：建设机器厂、长安机器厂、嘉陵机器厂、望江机器厂、空气压缩机厂等等，有的是造枪的，有的是造子弹的，有的是造高射炮的，有的是造坦克的！这既为两派提供了足够的武器，更提供了一批能够熟练使用、甚至发明武器（“8.15”派就研制出了“8.15”式冲锋枪）进行战斗的人员。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据说重庆的兵工厂有一些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建造的，1949年11月底，刘、邓的第二野战军打进重庆以后，这些兵工厂也成了战利品，包括其中的那些工人。这些工人的成分很杂，有地下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也有流氓无赖、改名换姓的国军逃兵、甚至潜伏的军统或中统特务。后面这两种人在重庆号称有两个军之多，他们提心吊胆的隐藏了十几年，盼蒋介石反攻大陆而不得，终于等到了“文革”这个天下大乱的机会，便以造反派的面目出现，打、砸、抢、烧、杀，其凶狠残暴，令人发指，尤其是在对待解放军的态度上，完全是不共戴天（望江厂的“金猴”兵团就有这种情况）。这是重庆武斗比其他地方激烈、而且“反倒底”派中的某些人疯狂杀害解放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MZD一再发表要求两派停止武斗的“最新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调解的情况下，两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各地先后成立了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权力得到重新分配，各方的利益得到均衡，军队也得到授权，可以武力弹压武斗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全国各地一样，重庆的武斗也渐渐平息。到了1969年，千百万曾经是“文革”主力、满脑子“造反”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动乱之源的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这些人一走，城市里就安静多了，尽管派性还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那种有组织的大规模武斗却再也没有发生，那些死于武斗的“英雄”、“烈士”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1977年，那些造反派的罪行开始得以清算，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目、帮派分子纷纷被逮捕，有的被判刑入狱，那些被查清有杀人血案的凶手则被处以极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言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