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庆 七问卢周来《文革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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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卢周来《文革七问》

　　 杨大庆

　　在天益读到一篇署名卢周来的《文革七问》，象是在某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不知标题是否为转贴者所加。卢的学问文章素来为我佩服，其关注弱势群体的情怀更是为我敬重，往日读他的著述均获益良多，但此文则不敢领教。故依样画葫芦，来一个七问《七问》，不知能有回应否。

　　一、“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
　　卢周来答：“年轻的一代更具备评价文革的资格”“后人更有资格评价文革”，因为“那么一段切近历史摆在那里，而且我们亲身经历过，所以每个人都不免回首前尘，但谁看得更透，人与人之间不一样，至今仍有‘文革情结’的人是做不到‘看透’的。”
　　结论来得如此直截了当斩钉截铁，以致他貌似辨证游蛇似地在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之间的游走和拉来的助战克罗齐那一帮子人实属多余。
　　但是，不知卢周来如此按自己思路快意飙车是否能看请车窗外掠过的景物？他知不知道这一路狂奔将意味着对二战隔岸观火、毫无“二战情结”的当代波斯人比奥斯威辛集中营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更有资格评价二战，意味着战后出生的日本右翼史学家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更有资格评价大东亚共荣圈，意味着苏维埃运动后期备受打压的毛泽东没有资格批判王明路线，意味着彭德怀就庐山会议的结论提出申诉就是刮翻案风。
　　不错，目前不少讨论文革的文字是过于情绪化，偏激、走极端、纠缠历史旧账、深陷个人恩怨者不在少数。但是，他们是冷静的历史家或理智的哲学家吗？他们是在严肃地评价那段沉重的历史吗？他们的凡胎肉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有历史眼光，他们的血肉之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象圣人般对每一次外界刺激做出正确反应；可是，不正是他们对自己文革中所遭受苦难或自认为遭受苦难的控诉呈现了文革的原生态吗？舍此，后人仅凭“资格”就能对文革做出正确评价？况且，所有的文革参加者中就真没有能跳出个人经历对文革作出客观理智评价的明白人？卢周来凭什么一蒿打翻满船人？难道只有被某些后文革学人奉若神明的几位与国际共运、中国革命根本不搭界的西方“左派”教授饱吸文革鸦片后吐出的烟圈才是那十年中国的真相？或是如某位本土新锐那样异想天开地“以董事会和经理班子的分歧帮助理解毛刘分歧和文革的发动”才算是“看透”了文革？退一步说，即算经历了文革的一代没有评价文革的“资格”，他们在当今的舆论环境下揭示文革真相的努力总不该被一笔抹杀吧？他们凭朴素的常识对某些文革事件作出是非判断的权利总不该被剥夺吧？当有人说老舍、傅雷之死是普通自杀，无世无之；大兴杀人、道县惨案是偶发的群体性恶性事件，中外皆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该肯定，特别是因为几位有知青经历的佼佼者登台阁、入中枢，这代人更是该“青春无悔”；不考试而凭推荐上大学的制度也该恢复，因为这更能体现社会公正时，除了说一句让他们“也经历经历文革，就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什么办法。

　　二、“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卢周来说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有“极不光彩的记录”，如“梁效”“石一歌”、如第一张大字报、如废除高考、如提出“两个估计”和“再教育”，所以他们不能被单纯定位为“受迫害者”。而且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所以更应该忏悔。
　　把“梁效”“石一歌”、第一张大字报揪出来示众不冤；把“两个估计”、“再教育”出台算成知识分子的责任也不冤，因为主持其事的迟群毕竟是读过几句书的；甚至把废除高考的帐算成知识分子的也不冤，因为发出此倡议的北京四中、长沙一中都是升学率极高的名校，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后备军。不过卢周来的话头还可以延伸一下：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大大知识分子，参与策划的陈、康、张、姚、王、关、戚是大知识分子，连清华、北航、地院、师大的小知识分子都争先恐后地火上加油，这知识分子岂是一句忏悔就可滑过去？但毛泽东不是在1967年2月就指出“原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几个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吗？不是1968年夏天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吗？“老三届”上山下乡、“老五届”风流云散、“五大领袖”进学习班、“臭老九”去“五七干校”，而此时文革列车才走了五分之一的旅程，往后替火车头添水加煤的又是谁？
　　至于说到“社会良心”，自1951年的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1957年“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谁还把知识分子看作“良心”？知识分子又何曾将自己视为“良心”？靠这颗二十余年后补发的“良心”，知识分子如何承担得起文革的全部罪责？文革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马拉松，所有的社会阶级、阶层都无法免责，不独知识分子。“一月革命”之后工人就成为文革的主力军，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论功行赏，带头造反的学生大多只能当常委，而工人大都是副主任；进入九届、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新生力量”也以工人居多，工人阶级该当何责？支左部队先是挟“军委八条”之威搞“二月镇反”，开枪杀人，用武力激化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腥风血雨，全面内战；后又武夫治国，绛灌无文、胡乱行政，如在滇池搞围湖造田，在铜陵搞“以血换铜”，在长沙市内搞沼气工程（这为笔者所亲历）------弄得一塌糊涂。而“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原封闭于军内建立于等级制上的特权和特权观念流入社会，以“首长子弟”随意参军为起点迅速冲垮了地方原本相对清廉的吏治（特别是在直接暴露于群众眼前的基层），自此“走后门”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荡起了引发今日腐败大规模泛滥的第一股浊流，他们又该当何责？
　　卢周来对据说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在彻底否定文革上“空前的一致性”是颇有微词的，但他如此强调知识分子对文革的责任是否与把造成天下大乱的责任一股脑栽在“中央文革”、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头上有“空前的一致性”？

　　三、“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问题上，为什么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具有空前的一至性？”
　　卢周来不是来自外星，想必知道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掌控而非由民间知识分子主持的，其摆在首位的是党性，对党中央作出的结论，媒体上能不显示出与官方“空前的一致性吗？”而这种建立在“宜粗不宜细”的流沙上的“空前的一致性吗”到底是根基不牢的纸糊高楼还是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卢周来真的看不明白吗？卢周来是看不惯那些自诩是以“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来否定文革的“民间知识分子”的，可这些“民间知识分子”与“官方”“具有空前的一致 性”吗？如果“一致”，为什么会“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西方”？为什么大陆学人有分量的文革研究著作和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纷纷到境外去出版？为什么巴金先生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近三十年来从无任何官方响应？

　　四、“毛泽东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暴君角色？”
　　即使在网络上，卢周来的这一问也足以使不少准备严肃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在“四项基本原则”前闭嘴。好在毛泽东本人心地坦荡，他似乎并不讳言这个问题。
　　“百代均行秦政制”“坑焚大业要商量”，毛泽东欣赏的是秦始皇。不仅欣赏，毛泽东还认为自己超过了秦始皇，因为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多位儒生。但是，这并不妨碍毛泽东成为理想主义者。试问，若没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支撑，作为一个多情的浪漫诗人，他能“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吗？他能毁家纾难，为中国革命献出六位家人的生命吗？试问，若没有理想主义旗帜的高扬，他能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代精英，并带领他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这一数代先进中国人未竟的目标吗？然而，与所有曾对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的伟人一样，毛泽东也面临历史进步与道德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我感谢卢周来提供的黑格尔的这句话：“伟大的人物走过的地方，难免会践踏一些花草。”今天，峥嵘岁月已化作蜿蜒的群山，伟人的身影已凝成巍峨的丰碑，我们该顾惜一下那些无辜的花草了。因为历史的进步不是一切，道德才是绝对命令。否则，马克思为什么会在肯定资本主义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时会对助推这一进步的原始积累倾泻出愤怒的控诉：“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否则，人类又怎能不断地完善自己，在野蛮——蒙昧——文明的无尽阶梯上永无止境地向上攀登？
　　而卢周来以文革中除了“他（指毛泽东——引者）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来为毛辩护，只怕会成为俄罗斯寓言中的“熊的服务”。其实，文革中除了“他一人之外”，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也是随便批不得的。“9•13”前半年海南岛枪毙了一位女医生官明华，罪名是“反林副主席”；1967年夏季北京揭露了一个反周总理的小团体“5•16”，数年后发展成株连无数人（有研究称超过千万）的大冤案；反陈伯达的周泉缨坐了牢，反康生的陈荣金、邱黎明也坐了牢；反张春桥的上海“红革会”被镇压，反吴、李、邱为首的三军新党委的军艺“星火燎原”等军内“冲派”也被镇压。即使并非司令部成员的封疆大吏，也不是人人批得的，如 广西坚持批韦国清的“4•22”、桂林“老多”，就是被冲锋枪给“突突”下去的。——当然也有例外，联动当着江青的面唱“我失骄杨君失柳------”就没事。可是别忘了，人家“血统高贵”，是“我们自己的子弟”。
　　至于说“毛本人的初衷是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文化革命充满血腥味”是因为“最后的局面发展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后一点大体不差，前一点暴露出的则是卢周来太没有“文革情结”。卢是读过毛泽东文革中与斯诺的谈话的，他是对毛泽东1965年1月就下定板倒刘少奇的决心是视而不见还是认为这是“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他是不是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把《5•16通知》中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把《十六条》里“这次运动的重点”、把“国共两党长期内战的继续”、把“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都看成“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

　　五、“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许多文化革命过来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怀念文化革命？”
　　看来文革过来人无资格评价却有资格怀念。有理无理且不去管它，赶紧读正文。
　　卢周来说：“尤其是中西部农民和下岗职工”“都怀念文化革命”。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为什么独有“中西部农民”而不是全体农民怀念文化革命？但“下岗职工”怀念文革则是确切无疑的。在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对下降和社会地位绝对下降的今天，他们有理由“留恋那原始的丰富”（马克思）和建立于其上的平等。
　　但如此被动的“怀念”似乎低估了革命群众的觉悟水平。卢周来认为，是因为“尽管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一些事情老百姓都有判断力”，所以他们怀念的是当年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比如科技成绩，建国以来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搞出来的”。可是，“文化革命时期搞出来的”就是“文化革命搞出来的”吗？文革期间取得的最值得中国人民自豪的科技成就是“两弹一星”，可它是在1950年代中期一批科学家自海外归来就开始起步，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后又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在1964年10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进入收获期的：当月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6月氢弹试爆成功，1970年4月卫星发射成功。除非能证明是大批判开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月革命、清队、一打三反才使中国从零开始以一年时间造出了氢弹，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造出了卫星，这“两弹一星”又何能算在文革的帐上？
　　还有一项与卢周来持相同观点者津津乐道的是杂交水稻，这是1964年就开始的研究课题。袁院士曾多次公开说过他决心从事这项研究的直接动因：三年困难时期路有饿殍的惨象和自己饿肚子的经历。而它能在文革中逃脱被腰斩的厄运实属万辛，一是试验田虽被摧毁居然有若干秧苗奇迹般辛存，使试验得以继续；二是袁先生是个不问政治的逍遥派。若他也象我等蠢物一样响应老人家的号召拿起笔作刀枪炮打司令部天翻地覆慨而慷，以他的家庭出身，轻则将被不止一次请进学习班先查“阶级烙印”后徒耗时日“说清楚”；重则将被捉去坐牢，然后平反，然后再坐牢，哪有闲心搞那劳什子杂交稻，哪轮得到1975年才在南方十三省大面积推广的杂交稻来给文革贴金？烧高香吧！更危险的是，若别有用心之徒将卢周来的逻辑推而广之，当年替中国人挣脸面的杨振宁岂不要归功于万恶的蒋匪美帝的培养，今日某明星村的掌门人造永动机的愚行岂不是要由“光辉思想”和什么“化道路”负责？
　　也许是为了证明“中西部农民”“都怀念文化革命”，卢周来还举了一个例子，“毛在文化革命时期搞的教育革命，尽管不无乌托邦色彩，但今天中国稍年纪大的一些人识字脱盲，正是从那时开始”。这就很难不再说一句卢先生太缺“文革情结”。每一个有点国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是与农业合作化相始终，1953年11月当时的政务院发出关于扫盲的《通知》，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就此联合作出《决定》，规划以五至七年的时间基本扫除文盲；而在此前后对《农业四十条》的讨论及“反冒进”、反整风鸣放中，扫盲都是引起热议的话题。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完全可以假定如果没有“三面红旗”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中国农村的扫盲可能在文革前多少年就完成了。不排除文革期间局部地区有过自发的扫盲活动，但这与教育革命没有关系。从总体上看，十年文革是旧文盲未尽新文盲又起，甚至在城市都有新文盲和半文盲出现。不然，文革结束后那几年各单位为什么要普遍开设职工文化夜校甚至组织脱产文化补习？

　　六、“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
　　卢周来的回答是某些知识分子持有“自由主义”立场。
　　我历来惧怕搅入“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无休无止的拉锯；我也不明白凭什么他们之中有人认为自己比对方更具有对文革的话语权，因为他们内部对文革的认识就未必一致；我更不明白卢周来在这里为什么要拿九八洪水说事，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若参加了抗洪就消除了“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我更更不明白他十分欣赏的“为中国农民说过话的”梁漱溟先生“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是否“存在这样大的差距？”我看明白了只有这句警告：“处理不好，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文化革命”。可是，文化革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吗？世上已无毛泽东，谁有魄力和能力再“发动”（不是“发生”）一次文化革命？

　　七、“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卢周来“以为最主要的是权力的架构问题”因为“毛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而后来者却连同‘大众民主’的现代性政治内容也一起否定掉了。”
　　可是，将毛泽东的民主定义为“大众民主”似乎并不准确。毛泽东在文革中要实行的是巴黎公社式民主，即与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对立的“直接民主”，其核心是所有官员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立行合一、全民武装取代常备军。这种民主可由文革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上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正宗。可再往前推，就是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法国国民公会和共和罗马及城邦雅典的原始民主了。它确实是比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假民主”高尚万倍的民主形式，但可惜它同罗伯斯庇尔一起走上断头台后就没有复生过，文革只不过是在其失败史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罢了。我同意卢周来把权力架构问题视为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遗产，但我不会把“现代性政治内容”的花环献给一场远非悲壮的窝囊失败。同时，我也不会把将“民主墙”偷偷摸摸搬进中山公园作为解决权力架构问题的捷径。共和国的宪法不是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解决文革未能解决的“权力的架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