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 杨建立 1968：四川八县联防打中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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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四川八县联防打中江事件

     这是1968年3月 日～5月，由刘结庭、张西挺策划、四川省帮派头头调动了绵阳、江油、三台、德阳等八县武斗组织，在四川中江一带进行的旨在消灭对立派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武斗事件和流血惨案。因该事件发生在1968年，故当时又称四川“六八”大武斗。

     ６０年代初，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市委书记张西挺成为四川大跃进·苦日子严重局面的替罪羊，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

     1967年4月，中央为刘、张平反。 5月7日，□□中央作出了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当时称为“红十条”）。接着，5月16日，《□□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经毛□□批准，由周恩来正式宣布。

     这个意见共有五条，当时被人们称为“红五条”。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职务，组成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为首的省革筹组。刘、张复出。五十四军支持“八·一五”派成立“革联会”未得到承认。

     重庆因反“革联会”而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派造反派获得平反并恢复组织，并集结为“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后于７月中旬经支持该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提议（鉴于该派已建立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改称为反到底派；“革联会”一派仍称“八·一五”派。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重庆“八·一五”派、成都“红成”派反刘、张，得到五十四军支持；重庆的“反到底派”和成都川大“八·二六”派拥刘、张，为四川军区所支持。

    至1968年，中央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文件和常委以上的名单，除了张国华、梁兴初之外，主要还有刘结挺和张西挺。从当时中央关于四川“文革”的历次文件，和中央首长历次关于四川问题的讲话来看，刘结挺、张西挺是名列张国华和梁兴初之后，主要负责解决四川问题的实际主持人。

     但虽经中央关于四川“文革”要制止武斗的多次指示和努力，四川的两派武斗仍战火不断，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毛□□对于“文革”的指导路线及部署，文化大革命的全国大背景；也在于负责解决四川问题的主持人，均带有派性私心，因此无法制止及解决正在为自身权利或生死存亡而酣战不休的各派的派性斗争。

    刘结挺和张西挺支持重庆的“反到底派”和成都的成都，打压重庆的“八·一五”派、成都的“红成”派和。张国华和梁兴初则反其道而行之，支持重庆的“八·一五”派、成都的“红成”派，也是支一派打一派，对派性实行“明批暗保”。因此，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制止四川武斗的呼声甚高，但收效甚微。

    1968年3月，由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出面，召集四川省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组织的头头，在北京空军政治学院集中办学习班，“讨论”四川“文革”局势，“协商成立革委会”事宜。

     这是中央继“红十条”、“红五条”之后，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3月15日，会议做出决定，严厉批评了五十四军和“八·一五”派，认为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下达之后，五十四军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 “八·一五”回去之后思想立场没有转变，仗着军队的支持，还是坚持一派夺权，坚持以我为核心。对成都的“红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也提出了指责。该精神被称为“三·一五”指示。

      4月27日，周恩来再次传达毛□□的“最高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后称之为“四·二七”指示。

     在此背景下，1968年3月，在北京学习班的刘结挺和张西挺自以为拿到了尚方宝剑，对解决四川问题有了“最高指示”的撑腰，于是决心在四川有恃无恐的大干一场，并向中央表示，要“彻底解决四川的武斗问题”。随即，刘、张指派其心腹、后来为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批判的四川帮派人物“四大名旦”（即“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之一的邓兴国回川，传达其“打下中江，收复蓬溪，稳住潼南，打回南充”的方针。

    邓兴国回川后，立即按照刘、张的指示，在四川进行大规模武斗的“战略部署”，准备对“八·一五”派和“红成”派在“四川的老保根据地” 中江地区实行“彻底铲平”。

     当时，就“三·一五”指示下达前四川省的“文革”局势而言，“八·一五”派、“红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在重庆和成都曾占有优势，并在中江等地有很大的势力范围，中江地区的该派组织不断控制了该地，而且将气营造成为“牢不可破”的堡垒；“反到底派”和“产业军”派因占下风，于是在重庆和成都郊区及一些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双方在四川省下达地区实行派性武装割据。

     1968年3月～5月，邓兴国和四川一派的头头，为“彻底铲平”中江地区的对立派组织，实行了大规模的武装部署。在两个月时间内，调集了20多个县、市的专业武斗人员，对中江实行生活封锁，物资禁运，中断邮电和公路交通，并对对立派实行武装合围，对其武斗据点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武斗中，最为著名的武斗事件有：“凤凰山事件”、“太阳山事件”和“乐玉事件”等几起大惨案。期间，约有3万多名对立派组织的武斗人员及群众惨遭毒打和毒刑，有6000多人致伤改残，800多人被杀害。

     1968年5月15日，大批武斗人员用双管高射机枪和三七炮对广福太阳山的对立派工事发起进攻，首先进行猛轰，然后以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武斗人员发起猛攻。最终攻占该阵地。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太阳山下1公里范围内就摆下了200多具尸体，3000多名对立派武斗人员及群众被俘，武装押解驱赶到乐至后，宣布这些群众为“俘虏”，五花大绑，押回中江。沿途枪毙了80多人。押回的“俘虏”被关进十余所私设的监狱中，遭到数十种酷刑的摧残和折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阳山事件”。

    刘结挺、张西挺把他们在幕后策划的这一系列武斗事件中，对对立派组织及群众实行“连锅端”的做法，亲自总结为“中江经验”，在全川大宣扬，进一步煽起武斗之风。

（资料来源：四川省“处遗”材料；揭批“四人帮”在四川的帮派人物材料；1978"四川日报"有关报道）

      （余习广 杨建立） 选自余习广主编：《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