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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红、余习广  湖南长沙“六.六”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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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 01:32: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湖南长沙“六.六”惨案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540032.html


  这是1967年6月4日~6日,湖南长沙两派组织“工联”派的30多个组织和“红联”派的“高司”,在长沙中苏友好馆进行武斗发生的流血事件。又称“六"六中苏友好馆事件”。

“高司”全称为“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

1966年8月19日,“高司”组织了在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静坐示威的“八"一九”事件,成为受到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造反有理”的火种。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对这些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给予了声援。

随即,“高司”在大专院校中得到迅速发展,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积极帮助在“文革”初期省市委和各单位领导“矛头向下”的打击下,因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学生、工人和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其得以平反,并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造反组织。

但在“一月夺权风暴”中,“高司”便与其从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高司”要以自己的造反老资格来组织湖南省夺权后的权力中心,而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要争夺领导权。双方很快发生分裂。“高司”演变为湖南新的保守派。

1967年2月8日,在湖南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省红联”;该派组织即称“红联”派,为湖南“文革”中两大派之一)。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省红联”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

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被排斥于门外,这自然引发出湖南“文革”中新的一轮你死我活的派性大战。其对立派的代表组织为“工联”。

“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其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

“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

1967年“一月夺权”后,“工联”成为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三"三一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工联”成为统领二十多万工人、与“红联”派长期抗衡两大派组织之一。

  4月22日,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章伯森发表对于形势的《公开声明》,不同意省军区领导人对当时一些问题的处理,认为湖南存在“二月逆流”问题的根子就在省军区。

  24日,他又与其他两名领导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进一步把湖南“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省军区。这在湖南省级机关和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工联”派连日在长沙市五一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喊出“打倒湖南谭震林”的口号。

  5月8日~12日,湘潭和长沙相继发生矛头指向军队的绝食斗争。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指使,北京南下学生在潭、长之间来往串联,支持学生和工人与军队对立。而章伯森发表等人也发表支持群众要求的声明,一时成为湘潭和长沙拥护的“革命亮相干部代表”。

14日,“工联”派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成立“绝食指挥部”,一部分群众在省军区大门前进行绝食,大批群众在省军区门前游行示威。湖南的造反派势力大增,湖南省军区及其支持的保守派“高司”派逐渐转向被动。

控制舆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特点之一。随即,“工联”即投入了与“高司”控制的“红联”派的舆论控制权争夺战。双方为此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武斗。

进入4月下旬以后,“工联”派已在长沙工人和市民中大得支持,“高司”派设在湘江河东市区的16个广播站连续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群众砸抄。至5月底,“高司”在河东仅剩下设在中苏友好馆的一个广播站,该馆内有持“高司”观点的群众200余人。

6月初,“工联”派头头决定要拔掉中苏友好馆“高司”广播站这颗钉子。并决定由“六号门挺进纵队”打头阵,其他组织出动人员配合行动。“六号门”全称为“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该组织声称是“刘邓路线下受压迫最苦大仇深”的搬运工人的造反组织。其武斗队伍强悍敢拼,勇不畏死,在湖南“文革”的武斗中,屡建战功,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武斗队伍。

  6月3日上午,“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向“高司”发出“武斗照会”,并提出相约武斗的三个条件:“(1)、时间在一星期内,由你们选择,但必须是白天。(2)、地点必须在你们老巢中苏友好馆。(3)双方如有伤亡,各自料理”。“高司”接到该照会,面对声名赫赫的“六号门”,也有几分“秀才遇到兵”的畏惧,但明确表示决不退让的立场。

6月4日,以手持钢钎、棍棒等武斗工具的“六号门”武斗队伍的精壮汉子打头,“工联”派出动了数百人围困中苏友好馆。双方发生冲突,开始进行石头和砖头战。武斗中“高司”退进大门内进行防守。“六号门”武斗队伍开始发起冲击,但高阶大门易守难攻。“高司”的增援队伍又被“工联”派堵在湘江大桥桥西,寸步难进。

  6月4日晚10时,“工联”派武斗人员开始以自制的燃烧瓶攻击中苏友好馆,有人在该馆正门纵火,中苏友好馆门前,烟火熊熊。围攻的武斗人员越来越多,加上围观的人群,密集的人群从中苏友好馆门前,一直拥挤至五一路解放碑。进攻者会围观的人群中,近百人受伤。当晚,五一路马路两旁,不断有被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受伤者,匆匆赶往医院。

  6月5日,“六号门”又向防守中苏友好馆的“高司”发出正式照会,主要内容是:“你的爹爹‘六号门’即将上阵,和你决一死战,杀个天翻地覆,鸡犬不留。”

  当日下午,以“湖南井冈山总司令部”名义,“工联”派召开了一个有30多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攻打中苏友好馆会议”。会议决定支持“六号门”行动:由“井冈山”、“长沙工人联合委员会”做宣传工作;由“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孙大圣”先向馆内扔砖瓦,将“高司”派的人赶上楼;由“省体委红旗”用射击比赛的小口径汽枪监视“高司”,以便放火;由“水电司令部”断水断电。

  5日晚7时至11时,“六号门”的武斗成员,相继在该馆周围和通向该馆的南阳街口、息湘街口、黄泥街口派出重兵,并将该馆严严实实包围起来。

  楼内被围困的学生和“真理军”已经多次派人向总部求援。面对中苏友好馆的危局,“高司”总部的头头心急火燎,于5日下午,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派出增援队伍援救中苏友好馆问题。

会议决定,于当晚派出最有战斗力的“红色怒火”敢死队,并以大队人马作掩护。“红色怒火”是当时声震长沙的专业武斗队伍,其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加上一些返城知青和社会底层的流散人员,打起武斗来,格外敢拼命。

  当晚,“红色怒火”一行五十多人的敢死队,头戴柳条帽,身穿紧身黑衣,手执木棍,在三百多人的掩护下,乘着夜色,冒着雨点般投过来的石块,冲进了被围困的“中苏友好馆”大楼。

  深夜12点后,“工联”派的“水电司令部”切断了该馆水电。同时,“湘江风雷闪金光战团”使用土制毒气,出动30多人次,用“六六六”粉对馆内进行纵火熏烟。防守馆内的“高司”学生、“真理军”和“红色怒火”敢死队节节败退,再也难以防守,于是试图突围,均遭围在馆外的“六号门”武斗人员围攻追打。遂退守防御。

6日上午9时,“工湘”派从折毁的围墙中攻入“高司”派阵地,再次冲进该馆纵火,并将“六六六”粉投入火中,进行烟熏“毒气战”。“红色怒火”敢死队掩护学生进行突围,部分学生从右边门逃出去。

  10点左右,“高司”派第一批共150人从馆内冲出,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简称“工湘”派)的武斗人员围堵追打,死2人,伤29人,其中重伤7人。中午12点以后,馆内剩余的84人陆续向外突围,又被打死5人,伤33人,其中重伤19人。下午4时,“工联”、“湘江风雷”派占领了“中苏友好馆”。

  这次武斗事件中,共打死10人,即“高司”派7人,“工湘”派2人,无辜学生1人;伤215人,其中“工湘”派19人,重伤17人,“高司”受热77人,重伤43人,解放军119人。砸毁省军区大卡车2辆,吉普车1辆,摩托车一辆,市公安局吉普车1辆。折毁围墙、房屋损失约10万余人民币。

  据当时在现场的武斗指挥者向余习广回忆:眼见一个个此前不久还以“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谁敢反对我们,就是反革命”自称的“高司”学生,被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六号门”壮汉满街追打,至打得眼镜落地、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女学生的上衣都被撕毁,死尸倒地,很有几分惨烈。  最终,“高司”派的武斗学生几乎全部落网,成为俘虏。被俘者皆受到毒打,数十人至重伤。

“六"六中苏友好馆事件”,是湖南“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武斗。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长沙市“揭批查”材料;造反派及红卫兵小报;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

   (朱永红原稿  余习广搜集资料改写)
  这是1967年6月4日~6日,湖南长沙两派组织“工联”派的30多个组织和“红联”派的“高司”,在长沙中苏友好馆进行武斗发生的流血事件。又称“六"六中苏友好馆事件”。

“高司”全称为“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

1966年8月19日,“高司”组织了在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静坐示威的“八"一九”事件,成为受到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造反有理”的火种。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对这些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给予了声援。

随即,“高司”在大专院校中得到迅速发展,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积极帮助在“文革”初期省市委和各单位领导“矛头向下”的打击下,因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学生、工人和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其得以平反,并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造反组织。

但在“一月夺权风暴”中,“高司”便与其从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高司”要以自己的造反老资格来组织湖南省夺权后的权力中心,而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要争夺领导权。双方很快发生分裂。“高司”演变为湖南新的保守派。

1967年2月8日,在湖南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省红联”;该派组织即称“红联”派,为湖南“文革”中两大派之一)。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省红联”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

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被排斥于门外,这自然引发出湖南“文革”中新的一轮你死我活的派性大战。其对立派的代表组织为“工联”。

“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其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

“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

1967年“一月夺权”后,“工联”成为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三"三一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工联”成为统领二十多万工人、与“红联”派长期抗衡两大派组织之一。

  4月22日,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章伯森发表对于形势的《公开声明》,不同意省军区领导人对当时一些问题的处理,认为湖南存在“二月逆流”问题的根子就在省军区。

  24日,他又与其他两名领导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进一步把湖南“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省军区。这在湖南省级机关和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工联”派连日在长沙市五一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喊出“打倒湖南谭震林”的口号。

  5月8日~12日,湘潭和长沙相继发生矛头指向军队的绝食斗争。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指使,北京南下学生在潭、长之间来往串联,支持学生和工人与军队对立。而章伯森发表等人也发表支持群众要求的声明,一时成为湘潭和长沙拥护的“革命亮相干部代表”。

14日,“工联”派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成立“绝食指挥部”,一部分群众在省军区大门前进行绝食,大批群众在省军区门前游行示威。湖南的造反派势力大增,湖南省军区及其支持的保守派“高司”派逐渐转向被动。

控制舆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特点之一。随即,“工联”即投入了与“高司”控制的“红联”派的舆论控制权争夺战。双方为此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武斗。

进入4月下旬以后,“工联”派已在长沙工人和市民中大得支持,“高司”派设在湘江河东市区的16个广播站连续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群众砸抄。至5月底,“高司”在河东仅剩下设在中苏友好馆的一个广播站,该馆内有持“高司”观点的群众200余人。

6月初,“工联”派头头决定要拔掉中苏友好馆“高司”广播站这颗钉子。并决定由“六号门挺进纵队”打头阵,其他组织出动人员配合行动。“六号门”全称为“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该组织声称是“刘邓路线下受压迫最苦大仇深”的搬运工人的造反组织。其武斗队伍强悍敢拼,勇不畏死,在湖南“文革”的武斗中,屡建战功,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武斗队伍。

  6月3日上午,“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向“高司”发出“武斗照会”,并提出相约武斗的三个条件:“(1)、时间在一星期内,由你们选择,但必须是白天。(2)、地点必须在你们老巢中苏友好馆。(3)双方如有伤亡,各自料理”。“高司”接到该照会,面对声名赫赫的“六号门”,也有几分“秀才遇到兵”的畏惧,但明确表示决不退让的立场。

6月4日,以手持钢钎、棍棒等武斗工具的“六号门”武斗队伍的精壮汉子打头,“工联”派出动了数百人围困中苏友好馆。双方发生冲突,开始进行石头和砖头战。武斗中“高司”退进大门内进行防守。“六号门”武斗队伍开始发起冲击,但高阶大门易守难攻。“高司”的增援队伍又被“工联”派堵在湘江大桥桥西,寸步难进。

  6月4日晚10时,“工联”派武斗人员开始以自制的燃烧瓶攻击中苏友好馆,有人在该馆正门纵火,中苏友好馆门前,烟火熊熊。围攻的武斗人员越来越多,加上围观的人群,密集的人群从中苏友好馆门前,一直拥挤至五一路解放碑。进攻者会围观的人群中,近百人受伤。当晚,五一路马路两旁,不断有被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受伤者,匆匆赶往医院。

  6月5日,“六号门”又向防守中苏友好馆的“高司”发出正式照会,主要内容是:“你的爹爹‘六号门’即将上阵,和你决一死战,杀个天翻地覆,鸡犬不留。”

  当日下午,以“湖南井冈山总司令部”名义,“工联”派召开了一个有30多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攻打中苏友好馆会议”。会议决定支持“六号门”行动:由“井冈山”、“长沙工人联合委员会”做宣传工作;由“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孙大圣”先向馆内扔砖瓦,将“高司”派的人赶上楼;由“省体委红旗”用射击比赛的小口径汽枪监视“高司”,以便放火;由“水电司令部”断水断电。

  5日晚7时至11时,“六号门”的武斗成员,相继在该馆周围和通向该馆的南阳街口、息湘街口、黄泥街口派出重兵,并将该馆严严实实包围起来。

  楼内被围困的学生和“真理军”已经多次派人向总部求援。面对中苏友好馆的危局,“高司”总部的头头心急火燎,于5日下午,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派出增援队伍援救中苏友好馆问题。

会议决定,于当晚派出最有战斗力的“红色怒火”敢死队,并以大队人马作掩护。“红色怒火”是当时声震长沙的专业武斗队伍,其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加上一些返城知青和社会底层的流散人员,打起武斗来,格外敢拼命。

  当晚,“红色怒火”一行五十多人的敢死队,头戴柳条帽,身穿紧身黑衣,手执木棍,在三百多人的掩护下,乘着夜色,冒着雨点般投过来的石块,冲进了被围困的“中苏友好馆”大楼。

  深夜12点后,“工联”派的“水电司令部”切断了该馆水电。同时,“湘江风雷闪金光战团”使用土制毒气,出动30多人次,用“六六六”粉对馆内进行纵火熏烟。防守馆内的“高司”学生、“真理军”和“红色怒火”敢死队节节败退,再也难以防守,于是试图突围,均遭围在馆外的“六号门”武斗人员围攻追打。遂退守防御。

6日上午9时,“工湘”派从折毁的围墙中攻入“高司”派阵地,再次冲进该馆纵火,并将“六六六”粉投入火中,进行烟熏“毒气战”。“红色怒火”敢死队掩护学生进行突围,部分学生从右边门逃出去。

  10点左右,“高司”派第一批共150人从馆内冲出,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简称“工湘”派)的武斗人员围堵追打,死2人,伤29人,其中重伤7人。中午12点以后,馆内剩余的84人陆续向外突围,又被打死5人,伤33人,其中重伤19人。下午4时,“工联”、“湘江风雷”派占领了“中苏友好馆”。

  这次武斗事件中,共打死10人,即“高司”派7人,“工湘”派2人,无辜学生1人;伤215人,其中“工湘”派19人,重伤17人,“高司”受热77人,重伤43人,解放军119人。砸毁省军区大卡车2辆,吉普车1辆,摩托车一辆,市公安局吉普车1辆。折毁围墙、房屋损失约10万余人民币。

  据当时在现场的武斗指挥者向余习广回忆:眼见一个个此前不久还以“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谁敢反对我们,就是反革命”自称的“高司”学生,被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六号门”壮汉满街追打,至打得眼镜落地、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女学生的上衣都被撕毁,死尸倒地,很有几分惨烈。  最终,“高司”派的武斗学生几乎全部落网,成为俘虏。被俘者皆受到毒打,数十人至重伤。

“六"六中苏友好馆事件”,是湖南“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武斗。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长沙市“揭批查”材料;造反派及红卫兵小报;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

   (朱永红原稿  余习广搜集资料改写) 选自余习广主编:《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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