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 “你这个叛徒”：一个红二代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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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叛徒”：一个红二代的精神史

文 | 朱学勤



编者按：

朱学勤先生这篇文章原名《“你这个叛徒”：哀乐波》，缘起于友人（文中称“小平”）先成的一篇祭文（《寻常登我小东楼》），本刊此前已发。此文自陈不喜“谀墓”，既非盖棺论定，也非为逝者讳，而是要在官方的丑化贬损与江湖的善意拔高之间，尽力还原陈乐波的本相。这一写作定位值得读者留意：它提示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最大的敬意往往不在抬高，而在辨认。

陈乐波其人，是一个足以串起半个世纪当代史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父陈同生是中共第一代从事特科、参与重建早期专政机构的革命者，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死因不明。他本人则先后卷入1979年的上海民主墙与1989年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留下“你这个叛徒”与“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两句被反复传讹、最终改变其一生的“台词”。朱学勤以这两句“台词”为经、以陈氏一生为纬，提出一个超越其个人的问题：当此代际更替之际，应如何看待“红二代”这一群体？

本文可关注处，是把个人命运放进历史的结构性框架中透视：

其一，身份等级制下的启蒙悖论：在物质与精神资源皆按等级分配的社会里，第一代启蒙者、抗议者反而只能出自特权子弟，一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与赫尔岑——连反抗的机会都不平等，是这个群体也是这个“初级社会”难以摆脱的胎记；

其二，“落实政策”与“转型正义”之辨：作者提醒，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是此岸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修复，而非彼岸“转型正义”，混淆二者乃是“想多了”，一厢情愿，恰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其三，借法国大革命的“热月”三部曲（出家、思凡、还俗），与“闷声发大财”年代的“列宁市场主义”，勾勒出由“文革”到“改革”同一体制的连续性——警察并未“叛变”，专政也并未“异化”，“路易十六”也没有“上断头台”，只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

也正因如此，本文对传主的评价是双重而克制的。作者敬其人品、惜其遭遇，却不讳言对其观念的反对——尤其是陈乐波晚年对“中国模式”的认同。作者借“经济人”与“政治人”的“两脉相承”，解释一个“既不许出国、又不许入党”的“内控人”何以是这个体制的“持相同政见者”，最终感动了“警察”，与“警察”实现了和解。文末又引瞿秋白《多余的话》、顾准与“两头真”，将陈乐波事件置入中共内部一代人反思而未竟反思的长时段谱系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关于“红二代”的整体判断、对若干当事人言行的复述、以及对当代政治的评议，均属作者一家之言；史料出自亲历者口述与作者本人数十年交往的记忆，读者尽可与其他记述参照互勘。但无论是否同意其立场，本文都保存了关于上海民主墙、《世界经济导报》事件难得的第一手细节，带出了那些事件发生时的时代殊异，更是一份关于“历史如何被对立双方化妆、简化”的尽力还原。

至此，本刊刊发此一组稿件告一段落，组稿时，两位作者一在德国汉堡，一在中国上海。这一电子化时代跨洲交流，也是中文事件介入全球化的一个微小缩影。无论人与思、思与时，都希望能引发圈内圈外、那一代与这一代更为广泛讨论？


正文


小平动笔前来电话，说他想为陈乐波写一篇祭文，想了两年。我说乐波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有两句流传甚广“典型台词”，是个人物，值得写。但以他一生热爱党，党却推其入监而拒不吸收他入党的话来说，也要将“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我讨厌中国人的谀墓传统。

小平快手，手起笔落，三天成一快文，经公众号发表，圈内哥们好评如潮。一些七十多岁的西区老阿姨，回忆半个世纪前与闺蜜们私下议论乐波，称他为苏俄小说里的“阿廖沙”，她们的“白马王子”啊，一片叽叽喳喳。我转给年轻一代看，竟很负面，“权贵子弟维护权贵，有什么说头！”

后一评论让我震惊。看来问题不在于单个乐波，而在于如何看待“红二代”？随着官民矛盾积累，代际下移，对“红二代”的整体评价有可能向着负面聚集，不以圈内人的好恶而转移？历史可能再度被简化。

不论正与反，整体评价“红二代”乃至全面评价乐波“这一个”，都不是这篇短文能够承担的。由于乐波的特殊家世以及他自己卷入1979、1989两次事件，“这一个”具体的人，已经被符号化、标签化。如果说官方之打压是丑化贬损，江湖之拔高则为善意止损，无论贬与褒，都偏离了“这一个”之本相。尽可能恢复“这一个”原貌，哪怕只是还原“这一个”的“一、两点”，已经不太容易。

乐波去世前，小平曾说他的优点、缺点与特点，都在“入戏太深”，虽然只有四个字，却入木三分。以此四字箴言注解乐波的那两句“台词”，堪称绝配。可惜这一次他有顾忌，没写入，他有公众号须小心维护，不宜说得“太深”。但他反过来“激将”：“你不是在他去世前向他核实过那些‘台词’吗？你来说！”

明知他在“使坏”，也只好接过来说，这就是我这篇短文的来由。

1979年3月北京西单民主墙


北京西单民主墙大字报之一


先说“第一台词”。

1978年底北京出现民主墙，“小东楼”内闻风而动。[1] 小平破题，以“姜晓岚”为笔名，写了一份长达三十多页的大字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85周年”。他们看中当时淮海中路第二百货公司对面，原锦江俱乐部现花园饭店南端的那堵长墙，那是市中心黄金地段，贴在那里，方有足够观众。小平与乐波、申申兄弟俩商议好，要从末尾一张倒着贴，贴一张吸引一群人，再贴一张再吸引一群人，贴到最后一张方为第一张，突然亮出大字标题，方有足够效果。

如此“行为艺术”，是否有当年父辈贴街头传单、搞飞行集会之遗传？幸运的是，大字报抨击毛晚期失政，振聋发聩，无意中吻合“中南海”高层对“两个凡是”的抵制，据说曾有胡耀邦批示、叶剑英保护。此后有更多大字报加入，越说越尖锐，观者如堵，人潮汹涌，这就是上海“民主墙”的由来。官方派军报记者与他们联络，连发几期“内参”。

两个月后，邓氏发动对越战争，华国锋大权旁落，官方对民主墙的态度也随之变化，从支持变为限制，最终是取缔。北京的民主墙被迁至“月坛公园”，上海市公安局发布1979年3月8日布告，要将上海的“民主墙”迁至更为偏远的嘉定远郊一草棚。小东楼内议论纷纷，要有所抗议，抵制这一布告。有记者连夜赶至乐波家，与他母亲透信，千万拦住两兄弟，有司已有布置，去了将有后果，而且会非常严重。不料其母是位老革命，并不在意，说我们年青时闹革命，不也是这样闯过来的吗？让年青人闯闯也好。次日，“红二代”又写出一份大字报，这一次是“起诉上海市公安局违宪”，二十多人从乐波、申申家出发，雄赳赳再去淮海路。小平在路上自我调侃：“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一哥们闻言恼怒：“你什么意思？讽刺我们吗？”

1979年3月9日，申申记得是个星期天，10时许，他们赶到那里贴完那份“抗议书”，小平站上一把椅子正欲讲演，看见国泰电影院里冲出大批警察，一式的蓝制服、大盖帽，排成方阵，齐刷刷向他们压过来，一眼望不到头。小平回忆说，就从那一刻起，他真切感受到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专政的铁拳”。市民也随之聚拢，发生“警民对峙”，你推我搡，即有“肢体冲突”。有市民逞勇，从“无产阶级专政”里抢出一位“红二代”，乐波怒不可遏，对着一位老警察，“呸”地一口唾沫吐到他脸上，大喝一声：“叛徒”！

这就是乐波第一句“台词”的由来，后来传遍江湖，添枝加叶，变成了“你这个叛徒”！多年后我与乐波核实，他说唾沫是有的，但没有扭打，就两个字：“叛徒”。我好奇的是，通常街头冲突，“无产阶级”有方言泄愤，可爆各地“粗口”，“专政”者也有“行政方言”即北京“官话”，瞪眼恫吓；为何乐波与众不同，一无“粗话”二无“官话”，竟吼出一句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听到的英雄“台词”——“叛徒”？

事后想，这一声怒喝可能与那时一个具体原因有关：

一个月前邓氏还支持“民主墙”，得手即翻脸，回头以“专政”手段取缔“大字报”，1974宪法明文规定大字报是公民权利，宪法尚未修改，权利已经剥夺？当时的思想解放出现一种奇怪的态势：毛泽东可以批判，邓小平则不可非议，老冻土已经解冻，新冻土却在生成。故而这批“红二代”不服，用申申当年的话说：“我们不能认怂”。邓氏2月17日发布战争动员，乐波还比较克制，说政府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还是配合一些好，不要发生对立。但3月5日中国已宣告战争结束，政府却以战争为理由取缔大字报，禁止民间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力，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违宪”行为吗？也“背叛”了他们此前对民主墙的支持。故而乐波有理由愤怒，怒斥眼面前动手欲撕毁大字报的警察，骂他们是“叛徒”。

也可能与乐波特殊的家世背景有关：

上世纪30年代，他的父辈陈同生曾从事地下“特科”，恢复重建中共第一代“专政机构”，即今日政法机构与警察队伍之前身。在乐波看来，那是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叛徒”的，今天他们却排着队来镇压“红二代”，岂非背叛了父亲那一代创建这支队伍的初衷？故而乐波有此一怒，比其他“红二代”更有理由骂他们是“叛徒”。

但从更宽泛处想，这一声怒喝还是与“红二代”群体接受的“红色经典”教育有关：

上世纪50至60年代上海地区的高干家庭，几乎清一色新四军、地下党，出身“一.二九”一代也较多，政治地位不及北京高干，文化程度却比北京高。学校与社会中弥漫的主旋律“红色经典”，与这群人的家族记忆大多吻合。如电影《青春之歌》，林道静站在北平电车上，迎着军警喷射的高压水龙抛撒传单，红色围巾迎风招展，这一形象已融入“红二代”的家族记忆与集体基因。也有人想到那个年月家喻户晓的《红灯记》，“李玉和”怒斥“王连举”，也是大喝一声“叛徒”，现成的台词朗朗上口。但我认为来自《青春之歌》的可能大于《红灯记》。文革尚未结束，江青三十年代混迹文艺界的种种丑闻首先在上海地区流传，“红二代”已经开始厌恶“江阿姨”，看不上她的“样板戏”。不过，无论《红灯记》还是《青春之歌》，“红色经典”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句台词，开头必是“英雄啊”，第二句则怒喝“叛徒”，有“英雄”必有“叛徒”，这是渗入一代人血液的“经典台词”。

个人下意识，集体无意识，从小说到电影，林道静之愤怒教育了一代人，影响了两代人。乐波的特殊性即在于他的率真——“入戏太深”，代入感太强，太把林道静这种人当回事，一遇类似场合，当即代入，脱口而出。当然，那时的乐波不会想到，乐波的妈妈也不会想到，镇压林道静的是高压水龙，读林道静而奋起者，迎接他们的将不再是水龙，而是真枪实弹。

我与乐波认识较晚，错过了这句“台词”。那是1987年5月永福路15号，一幢小房子的二楼。当年有民企赞助我们这些刚毕业不久的硕士、博士，每两周可免费使用一次公司的客厅，由刘昶主持，请在沪、来沪、返沪的各界人士主讲，这座小房子的二楼即成一微型学术沙龙，可坐十来个人。乐波那一年任《世界经济导报》北办主任，消息灵通，刘昶请他来讲改革进程、北京动态，再合适没有。恰如小平描述，初见乐波，真是一位美男子，五官如希腊雕塑，身材不胖不瘦，肤白俊朗，还有一双令女性着迷的大眼睛。那天他开口“厂桥”，闭口“九号院”，称“中南海”为“海里”，说大人则“近”之，脱口就是“某某”、“某某”，不称姓只称名，就像熟人刚分手。

我那时返沪不久，尚有“外省气”，不习惯这样的称呼。但记得他记忆力极佳，一串串经济数据随口即来，其中一项是说国际学术界有统计，发展中国家进入人均GDP800美元，方进入多事之秋，而我们远离800美元，却已进入学潮频发，多次打断改革进程，云云。话锋一转，他又透出欣喜与自信：“现在好了，紫阳双肩挑，既是总理，又是总书记，再也没有干扰了！”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此言非乐波首创，而是出自陈一咨。[2] 当时我尚处在耀邦被逼下台后的愤懑中，乐波的讲演从形象到内容都很好，唯此言刺耳，刺激了我的“外省气”。说句笑话，四十年前“相见恨晚”，我“恨”的就是他这句话。

两年后，乐波因言获罪，我虽不在场，对他的印象反而好起来。交往这么多年，时有意见分歧，但对他的敬意有增无减，这就不得不说到他的第二句“典型台词”。

1989年7月，乐波因言获罪，入狱7个月。出狱后我去他家探望，先不问他狱中是否遭罪，而是从他父亲晚年被迫害致死说起。一谈到他父亲，乐波眼神即发光，这也是乐波“这一个”的特殊性所在：我与“红二代”交往，若见对方有炫耀父辈之恶习，厌恶且鄙视，乐波也谈父辈，却无炫耀，那是发自内心的敬仰。即使“入戏太深”，一旦感觉他“入戏”，最多开个玩笑：“说来劲就来劲，又来劲啦？” 一笑了之。那一次我问，老前辈文革前夕，大祸初起，怎么敢在家中那样议论毛？

乐波慨然答之：他们那代人对毛从来是平视不是仰视，党龄只差三、五年，同是一代人——“党中央是你毛泽东的，也是我们的，任你胡乱折腾，就不能让我们说几句？”这句话同样令我震惊，老前辈之所以被害死，可能与他们这代人的辈分有关？这才是党史，真正的党史！后来不止一次听类似的后辈也忆及类似的话，如刘志丹战友的女儿听到她父亲对母亲说私房话：“老毛不是把这个党看成我们大伙的，而是看成他一个人的啦？陕北救中央，也不让提啦？”

可见这不是发生在一、两个家庭内，而是乐波这代人中一个特殊群体所受的“私房教育”。以我今天的理解，这群人的父辈是这个党的创始会董事，手持原始股，毛最多是个董事长，而且是在建党后十年，走到遵义-扎西那个不毛之地，被周恩来极少数人推举上来的，说不清道不明。抗战军兴，一代知识青年跟进，即所谓“一-二九”一代，这个党的知识结构才得以改善。一经延安整风，夹紧尾巴做人，从此俯首贴耳，贤与不肖皆为打工，少数人从打工发展为打手。建政后增资扩股，有中、小散户见利好而买进，低开高走，以散碎银两购得二、三线零碎股，集腋成裘，也可兑得一点原始股。说到底，原始股与中、小散户不是一回事，气象迥异，格局不一。

原始股形成家传底气，乐波未必以此炫耀，但也因此有勇气走上街头，慨然入狱。北京的“民主墙”是这群人打开的，上海的“民主墙”也是这群人打开的。上世纪50至70年代，物质资源按等级分配，精神资源从“知情”到“抗议”，也是按等级分配。人们的精神读物与家传信息决定了大脑回路，脑回路构成“知情权”，也才有“启蒙”与“反抗”的可能。这当然不平等、不公平，但也发生过始作俑者的意外后果。

我当年插队在穷乡僻壤，“雪夜闭门读禁书”，读到城市知识分子未必能读到的“内部书籍”，就是集体户户长从她上海家里的“高干内部读物”取出，悄悄带过来的。她的父亲与乐波父亲相识，与小平、恒志的母亲也是世交，因参加共产国际“佐尔格小组”，被打成“苏修特务”，1967年秘密逮捕，1974年瘐死秦城。这位素未谋面的“革命老前辈”，在铁窗里哪会想到他藏在家中书橱里的这些“内部读物”，流播到千里之外，发生了“跨城乡”、“跨代际”、“跨等级”阅读？“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这“三跨”阅读，尤其最后那一“跨”，也就没有我的早期“启蒙”，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至今怀念我的集体户“女户长”，她走了，夜深翻读手机，“君去已三年，存号不忍删”。

历史是纠葛的，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也与“身份等级制”纠葛在这里。清末谭嗣同慷慨就义，“戊戌变法”是当时的“红二代”搞起来的，或可称“清二代”？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要么反抗要么候补，反抗与候补是历史的分化。到目前为止，在“戊戌变法”阅读史中，有无长工、佃户的儿子出现？没有，没有一个“贫下中农”的身影。

“红二代”成为第一代“启蒙者”、“抗议者”，亦如俄国的精神觉醒史。“第一代反抗农奴制者”不可能是“农奴”本身，而是远离农奴的贵族子弟。如赫尔岑流亡海外，不断主办反沙皇的地下刊物，使用的却是承袭父辈、沙皇特批的贵族年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家世平民，却出身于牧师与海军军医家庭，不是白丁。俄罗斯“十二月党人”是这样出现的，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红二代”创立“民主墙”，也是这样出现的。甚至连“神秘沙皇亚历山大”察觉“十二月党人”时宽容不捕，尼古拉二世虽镇压而仰天长叹，也是这样出现的。至于中国上海的“阿廖沙”与彼得堡“十二月党人”既可比也不可比，以及他们的反抗对象更不可与“神秘沙皇”、尼古拉二世比，那是另一回事——沙俄贵族的精神地板，将是此后中国精神的天花板。

在一个“身份等级制”社会，只有特权子弟才能成为第一代反抗者，哪怕是扭曲的反抗。 农奴们最为可悲的地方尚不在他们已经是农奴，而在于他们要贡献自己最优秀的子弟向上递为候补、候补之候补，这才是真正的“血贡”，而且也是“世袭”。特权发育到这种程度，确实令人愤懑，故而那位年青读者读小平悼乐波文，才有如此愤激语：“权贵子弟维护权贵，有什么说头！”连启蒙的机会、反抗的可能都不平等，都要按等级分配？ 是的，确实如此。不仅如此，而且无独有偶，连反抗后犯事都有叔叔伯伯们为他们说情，也是按等级分配。[3] 一个前现代社会保留有宗法制血缘残余，所谓“初级阶段”，其实是“初级社会”，这是它的可辨识胎记。

有一个被这个社会久已遗忘的名词似应起死回生，重新启用：“主人翁意识”。五十年前曾普遍错用，那是国企干部教诲工人阶级的专有名词，每当后者消极怠工，总能听到一个声音响起：“你们不应有“雇佣观点”，而应有“主人翁”意识！”那时我招工进工厂里，第一课就是这句话。以后年年听、月月听、日日听，耳朵都听出了老茧。后来之所以被遗忘，实在因为话语错乱，能指与所指颠倒，主仆关系用错了对象。

今日应重启，因为它的真实所指正在复归。从狭义上说，也能帮助我们进入乐波这群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他“入戏太深”的第二解？乐波“代入感”太强，“代入感”即“接班人意识”，那才是真正的“主人翁意识”。乐波没有“原始股”优越感，但是，“接班人”——“主人翁”意识却已养成，至少是“主人翁”的“第二代”：“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此“代入感”，方有当仁不让，方有不惧“内控”，大义凛然，陈乐波上街去抗议，陈申申拍了陈书记的桌子！[4]

而在草民看来，没有原始股，也从不购二、三线股，他们从来不是主人，也就没有“主人翁意识”，实在要与“主人翁意识”配对，只有“旁观者意识”。在“旁观者意识”看来，淮海路上的“警民对峙”、“肢体冲突”，并不意外：“大盖帽”历来是国家机器，“肢体冲突”是他们的职务行为，警察的个人行为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却谈不上信徒与叛徒，“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异化”，只是一时向右，一时向左。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那是统治阶级内部在“落实政策”，是自我修复，不是“转型正义”。将“落实政策”误认为“转型正义”，那是一厢情愿，实在是想多了。[5]

但在乐波看来，他是主人翁第二代，“只许你们胡乱折腾，还不许我们说两句？”父辈这么说，他也这么想。眼见父辈创立的原始股正在被腐蚀被蚕食，父辈打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大民主”，还要对创始者第二代下手，这是什么？这是“恶仆欺主”！[6] 故而他们敢于张贴“起诉上海市公安局”，有底气对警察大喝一声：“叛徒”！“台词”下的“潜台词”，是在这里？

警察叛变了吗？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了吗？没有。当时的上海主政者在有司报批领头者需抓捕的呈文上，据说有过这样一句批示：“这几个人好抓不好放”，倒有三分“神秘亚历山大”遗风。他们“是自己的孩子”，如若下手，心理上对不住当年提携自己的老领导。一旦抓捕，他们有众多叔叔伯伯来说情，那些人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简称“老一无”，党龄都比主政者老，不好惹。至于那些跟随他们上街演讲、贴大字报的东区工人，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不存在“好抓不好放”，那不是“先锋队”，而是“低端人口”。后来跟随乐波兄弟俩上街演讲、贴大字报的另一对工人兄弟，当年就是这样批捕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何曾留情？

革命如老戏，也就三部曲——“出家，思凡，还俗”。从法国革命后开始的“热月现象”，此后也不仅是法国，在俄国，在中国，凡有革命，大抵如此。社会如此，个人如此，中国从“文革”到“改革”也如此。用中国版“热月话语”说，那是再形象没有，即“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十年后中国进入“社会大还俗”，主政者换代，进入世俗化。人家已“还俗”，乐波却未“还俗”，他又犯了一回傻，而且恰好从法国革命说起，“阿廖沙”还真是“阿廖沙”！

1989年法国革命二百周年，正逢中国“五四运动”七十周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上海发生“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数十万人上街声援，北京学潮风起云涌，南北呼应。乐波形象好，口才佳，成为导报发言人，每有游行队伍来声援，编辑部大都由他出面招呼。这个编辑部恰好又在淮海路，离当年他们贴大字报捍卫那段“民主墙”，近在一箭之地。小平文章附录的那张照片，乐波坐在讲席前，瞪着那双“认真而诚挚”的大眼睛，正侃侃而谈，我在照片外，没有同框，只是站在照片外既佩服，又为他捏把汗。进入5月，京沪两地游行有增无减，另一方虎视眈眈，剑拔弩张。乐波与住家附近一位世交“老一无”[7] 谈局势，担心失控，希望双方能退一步。“老一无”一言不发，内心却深以为然，遂牵针引线，让他去当时的主政者家里谈谈。

5月3日上午10时，乐波入康平路大院进言，有汪道涵、曾庆红等在座。乐波进入角色，直往“深”里去，长谈两个小时，即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他说《导报》同人研究那场革命，发现它在思想解放上是进步的，但在制度建设上却是失败的。因此，他们不想搞法国大革命，谁要打倒别人，他自己将第一个被打倒，解决危机的出路在妥协，“市委”与《导报》各让一步，以免两败俱伤，玉石俱焚。那位主政者平日里琴棋书画，爱秀一把西区小布尔乔亚，好说几句英语，人称“英语爱好者”，如今已被网络一代怀念，相形之下，尊称他为“长者”，当年可不是这样称呼。那年那月，“长者”白昼应对游行队伍，夜黑又要与北京通电话，一夕三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已近失态。他是理工男出身，对法国革命不太熟悉，一听乐波说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即上火，可能想到他自己那句“伸头一刀”，当即失控，起身怒指乐波：“你说什么，你说我要上断头台？！”乐波解释说，不是要你上，而是双方再不退让，我们一起上，改革进程毁于一旦，但已无济于事，怎么解释也听不进去。邓氏枪响后，“长者”入京就大位，文件传达下来，竟成“陈乐波以路易十六威胁我，要送我上断头台！”，一口江淮官话。

这就是乐波传闻更广的第二句“台词”，被歪曲的“台词”。如果说此前第一句“台词”是被江湖添枝加叶，善意拔高，第二句台词则是被曲解，原意曲解至反面。两句“台词”加在一起，改变了乐波一生。

那时我尚在部队，日子也不好过。在台下静听传达，能理解“长者”兑得“原始股”，需以《导报》祭股之心情，但怎么也不相信乐波能说那样的话。用他因言获罪的法国革命为比喻，乐波是天生的“斐扬派”，短暂同情“吉伦特派”，一丝一毫都不是“雅克宾派”！他是去寻求妥协的，不是去拆台的，更不是威胁“长者”上“断头台”的，他不是那样的人。后来我总算把发生这一曲解的逻辑想通，乐波在狱可能想不通：那句话虽不是他原话，但以此抓捕他，却不失“无产阶级专政”原意。“专政”无论传至谁手里，即使传至西区小布尔乔亚或如“长者”，虽“入世”而“还俗”，人家并没有“叛变”。

最终还是叔叔伯伯们说情，缓解了乐波处境。乐波的说法是他母亲去世前，留一封遗书请张劲夫这位资格更老、级别更高的“老一无”出面，向那位“长者”说情。“长者”那时在北京，正需要这些新四军“老一无”证明他出身清白，也是个“红二代”。[8]

此外，淮淮曾与我说起一个细节，也有戏剧性：她因公赴拉美某国，护照被窃，困居该国使馆中，恰逢先总理访问该国，按日程要去使馆接见工作人员。使馆中人就给大姐出主意，此时在国外向他求情，环境不同，人的心情也不同，可能会有效果。先总理此前也曾在上海主政，陈同生一家出两个“红二代逆子”，有所耳闻。大姐向他汇报工作，说到乐波困境，出狱后尚在“内控”中，先总理平时金刚怒目，这一次摊手耸肩，作了解而又为难状：“你陈家这两位兄弟啊，让我们煞费苦心-----”。删节号后面就不说了，似有人情味，欲言又止，“苦心”可作多解。

乐波出狱，失去公职，只能下海。中国民营经济以1989为界，此前下海者多为底层“低端人口”，如年广久“傻子瓜子”之类，可谓“衔草”下海；此后下海者多为1989后遭政治清洗者，多为“红二代”或“知识精英”，他们留有政坛上层人脉，又加持89民运留下的江湖口碑，再不济还有“知识资本”，可谓“扛着金字招牌”下海，如陈小鲁等。[9] 虽然同为经商，也有经营辛劳乃至失败风险，“扛牌”者是在“海面”之上启碇，扬帆远航，而远非“衔草”者在“海面”之下，以小本经营苦苦挣扎。严格说来，后者可称“下海”，前者不是下海，而应称“出海”，前述“身份等级制”延续至“海面”之上，一在“水面”之下，一在“海面”之上。乐波非“低端人口”，有“红二代”人脉、《导报》落难之口碑，再加他自己懂经济，三者兼备，一说下海，有众多民营企业家出手相助，曾担任几家公司的经济师或独立董事，日子过得去，不失体面。邓氏枪响后，复经“南巡”，市场经济再起浪头，美国人也帮忙，中国一“入世”，经济形势垂直向上，企业家随之喝彩，乐波也随之乐观起来。用他的话来说，“趁着这个体制还有强制力，赶紧拆迁，大拆大建也是好事。” 对《环球时报》宣传那种“反美反西方反普世价值”的“中国模式”——“厉害了，我的国”，也不反对。

以我对乐波的理解，他从1973年进入交大念工农兵学员，碰到一位高等数学好老师，对数学解析经济模型发生浓厚兴趣，从那时起即以经济家而非政治家自许。此后留校任教教的是经济学、数学，而非政治学，对政治改革、意识形态处于钝感。其实他同那位“长者”一样，也是个理工男，这是他不太为外人熟悉的一面。而在另一面，他内心又有50、60年代所受红色教育积淀，英雄主义并未熄灭，代入感强，一旦卷入1979、1989两次历史大潮，脱口而出两句“典型台词”，却被外界强化并定型，那也只是两个间断性“节点”。他“入戏太深”，深到他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正在扮演的短暂“政治人”与内心长期的“经济人”相冲突，这两次戏剧化冲突将他“代入”到他自己始料未及的悲剧角色。“代入”即“带入”，他自己欲从这一角色走出，但外界对他的误解则难以消歇，官方的曲解与江湖的拔高，方向相反，作用力相等，这就将一个“经济人”架在1979、1989的政治“十字架”上，一时走不下来。

一旦形势与处境缓解，乐波内心的“经济人”缓缓而出，外立面“政治人”逐渐脱落。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这个体制的“持相同政见”者？原来党对他既“边控”又“内控”，一不许出国，二不许入党，是冤枉了他？是的，不仅冤枉，而且滑稽。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能说明这一冤枉到了何等滑稽的地步：

2011年在海南三亚，乐波因接待一位海外归来老朋友，当地警方即去“拜访”，请他来派出所“谈谈”，一“谈”就是一个晚上，电脑也被查抄。这次乐波未动怒，而是剖明心迹，晓以大义。当然也是侃侃而谈，却感动了那些年青的警察，最后是再三致歉，礼送出门：“对不起啊，老前辈！”

到了这把岁数，“阿廖莎”长了辈分，也到了“老一无”。[10] 新一代警察面对新一代“老一无”，双方已经和解。乐波是热爱这个党的，这是他父辈的党，可以批评，却听不得以简称“中共”贬称这个党。他不炫耀父辈，他的灵魂属于父辈，只是“红二代”中的“这一个”与这个党发生过戏剧化冲突，以致他的结局具有三方误判：他对党一度有误判，党对他发生更长期的误判，再加江湖传言往高处拔，三者叠加，最终发生的是一个古老故事的现代版：“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样的党不能吸收这样的人入党，这是“这一个”的光荣，也是这个党的损失。可惜了，乐波；可惜了，这个党。

从70年代的“阿廖沙”到80年代的“导报囚徒”，再到90年代他认同“中国模式”，进入“新时期”，新一代“老一无”感动了警察。乐波变了吗？没有变。他的内心不是“一脉相承”，而是“两脉相承”，“经济人”与“政治人”交错出现。如果一定说有“变”，也是从他自己的“这一脉”变到了同样属他自己的“另一脉”，更长期的“另一脉”，最后服膺的是他自己内心的召唤。乐波的悲剧其实是与他父辈的同时代人瞿秋白相通的，在一个较小较低的层面上，乐波虽为理工男，也不是不可以续一把瞿秋白，再写一篇“多余的话”。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很不赞同当时一家独大、自鸣得意的“经济学王国”，与乐波的分歧也随之出现。有朋友认为90年代思潮是爱国主义，我以为不是，那种“爱国主义”在80年代叫“新权威主义”，至90年代更名为“国家主义”，其实就是邓氏“唯生产力论”，90年代的经济学人士大多与此相通。从“文革”到“改革”，同一词邓氏只改了一半、一个字，用推动“文革”的体制推动“改革”。说得学究一点，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改成“列宁市场主义”：From Marxism-Leninism to Lenin Marketism，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错时延长版。毛晚期批邓，天怨人怒，唯有判断他是“唯生产力论”，没说错，这是事实判断。邓氏也有一个事实判断，也没说错：这个社会只要开放市场，一俊遮百丑，开枪会遗忘，血迹会掩盖，西方投资和资本家会回来的：“资本家，资本家，哪怕你卖一根吊死他的草绳，他都会回来与你讨价还价！”The capitalists will sell us the rope with which to hang them。此语据说也来自列宁，有一位苏俄作家见到过他的《哲学笔记》。经牛津、剑桥众学究多方考证，查遍全集无此言。也许人家草稿有，出版无，到出版时删掉了？但列宁具有能够推出此言的一贯逻辑，则不虚。无论列宁是否有此言，邓氏如能多读书，看到这一句，一定喜闻乐见？

利之所在，天下趋之，邓氏哲学恰与今日特朗普主义通，如果他们还有“哲学”、“主义”。特朗普上台前，90年代中国已经洋溢着前特朗普主义，“长者”曰：“闷声发大财”，可谓这个时代的绝妙注解，不是偶然的，“长者”比耀邦更能传邓氏衣钵，也不是偶然的。以“专政”配“市场”，有便于前者向后者“寻租”，关键在“闷声”，“闷声”才能实现“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

我对乐波的观感，则在敬意与反对中摇摆，钦佩他的人品，反对他的观念。“经济人”普遍推崇市场不会配错资源，从大处说，将“市场”配置于“专政”，岂不是最大的错配？从小处说，将我钦佩的人品与反对的观念配置在乐波“这一个”人，不也同样是错配？

他去世前与我最后一次谈话，似又回到1987年5月那次相见“恨”晚。那时俄乌战争刚打响，乐波沏好茶，留好座，瞪着那双“诚挚而又认真的大眼睛”，待我进门，二话不说即开侃。乐波之可钦可爱，就是见面从不议论人，生病亦不谈病情，一开口就是天下大事，就像“老一无”作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却应了那句英式谚语：Big minds talk things, little minds talk people，大人物谈事，小人物议人。他去世后，恒志挽联称他为“国士情怀”，诚非虚言。

那天乐波宏论大致为：泽连斯基不该抵抗，应该学学曼纳海姆，走芬兰中立化的道路。他大概认为我是学历史的，故而作了一些非经济学准备，而且是要从世界史进入，再不谈法国大革命，而是谈芬兰中立化。而我则打定主意不接茬，倒不是怕像上一次“长者”那样“对号入座”，而是知道他病势沉重，来日无多。我是来探望病友的，不是来辩论时事的，不能让他激动起来，再受刺激。那天他也是滔滔不绝，看着他日益消瘦的双颊，内心难受，每一句都不能赞同，却只能保持沉默。

我在赫尔辛基也看到曼纳海姆的雕塑，听芬兰人敬称其为“国父”，但不是乐波说的这个样。老曼在芬兰面临苏俄霸凌，一面忍让妥协，不惜割地求和，一面暗中备战，争取外援，以空间换时间。1939年冬季战争打响，老曼将入侵苏军打得丢盔弃甲，西方各国看得目瞪口呆。此后希特勒之所以敢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原因之一就是他看到苏军被老曼打得不成人样，“战斗民族”是个神话。老曼之所以被芬兰人称为国父，就在于他审时度势，该谈则谈，该打即打，该出手时就出手，救了芬兰。若以老曼比中国，最相似的恰恰是与他同时的国府国民党，而不是如另一方力量，一面痛骂国府卖国，一面“东进序曲”，打内战攻城略地；若以老曼比小泽，小泽奋起抵抗拒绝流亡，更像老曼之延续，不仅挽救了乌克兰，也挽救了只知绥靖而不知抵抗的欧洲；若说芬兰中立化，那是因为德、苏两个强邻压境，曼纳海姆打赢后再谈判，乃至亲德远苏，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芬兰主权独立。二战后，东欧十四国皆落入斯大林铁幕，唯芬兰独立在外，这是最重要的护国成就，即使“中立”，“中立”也是暂时的，“独立”重于“中立”，正因为如此，芬兰人至今方称老曼为“国父”。俄乌战争打响后，芬兰立刻放弃“中立”，加入北约，倾举国之力支持乌克兰，其坚决力度超过德、法、英，遑论美国特朗普。彼得格勒距芬兰七十公里，我曾站在夏宫台阶上，以高倍望远镜远眺芬兰湾蓝色海浪国境线，将国境线推进到如此距离，让俄罗斯承受如此压力，是对乌克兰抵抗的最有力支持。从历史到现实，乐波是不是把曼纳海姆、芬兰“中立化”搞错了，甚至搞反了？

乐波“入戏太深”，不仅面容酷肖其父，精神血脉也得真传。我们这一辈只能从电影《东进序曲》这出戏想象他父亲当年的英姿，那是根据陈同生回忆录“郭村战斗时的谈判”，先改编为话剧，后改编为电影。其中的几句经典台词一字未改，几乎照搬了当时现场，我坚信老前辈个人品格之高尚，不高尚不会被迫害致死，没有他的家教，也就没有乐波兄弟的正直与善良。[11] 但是，“郭村战斗”是1940年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的“序曲”，没有这一“序曲”，也就不会有此后不久的皖南事变。民族有大难，生死未卜际，兄弟阋于墙，这是不该发生的一幕。“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此一“相煎”以何始？老一辈1950年代写作回忆录时很难这样想，这是不应苛求的。反过来我确信，以陈同生敢言敢怒之人品，仅凭他与顾准之交往，如果活到今天，也可能会以反思进入“两头真”状态。[12]

《东进序曲》拍摄时的一个现场细节，本身即有戏剧性：八一电影厂演员李炎形象俊朗，与陈同生也有几分相像，遂出演男一号黄秉光（陈同生原型），当时却饿得两颊塌陷，不能上镜。导演临时想出一主意，往李炎嘴巴内塞进两团棉花，撑起英雄双颊，这才完成了拍摄任务。这是乐波亲口告诉我，估计也是他父亲亲口告诉他的。

我们后来在银幕上看到的李炎形象，果然威武，哪晓得这是两团棉花撑起来的？如此化妆可谓神来之笔，或可刷新舞台化妆史？导演与演员可称无奈。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一化妆术此时在一个更为宽大的舞台上正在进行。饥饿不仅饿塌了李炎双颊，也夺走了数千万民众的生命。当着摄制组在苏北取景时，恰是大饥荒第三年，死者不及掩埋，生者以树皮充饥， 塞得住的是演员双颊，塞不住的是哀鸿遍野，赤地千里------[13]

陈同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自杀、他杀至今不明。如小平文章所述，家仇血恨使得乐波一听“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痛饮而大醉，醉后绕室三匝，喃喃自语：“张春桥，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小东楼内这一幕也可“入戏”，是个活生生的电影镜头，真实感人。然而乐波后来是否想明白，他父亲被迫害致死，岂是张春桥个人所为？

舞台小化妆，历史大化妆。从1968年父辈惨死，经1976年“一举粉碎”，至1979年淮海路上的“肢体冲突”，直到1989年他自己锒铛入狱，其实是同一个体制在干同一件事。包括“一举粉碎”本身，内里不也有他父辈早年干“特科”之遗传？那才是一脉相承。警察没有“叛变”，乐波也不是“叛徒”，做叛徒不是件容易事，世有真叛徒者，几稀！

每次去，乐波总要让我坐那把白色藤椅，说是他父亲遗物，老人家生前所爱。我也喜欢老人家生前所爱，从民国到本朝，刷过两道漆，比沙发高，比椅子矮，虽斑驳而合体。那一次也是如此，坐在老人家留下的民国藤椅上，听他的“阿廖沙”侃侃而谈，既为其父悲，亦为其子哀。看着乐波一日比一日消瘦的病容，想着他称不是“叛徒”者为“叛徒”，对不懂法国革命者谈“路易十六”，真不知历史误会了谁？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那位上海大学前同事瞿秋白，即使写有“多余的话”，也没有能力想明白他那一生悲剧何在。但愿我们的“阿廖沙”到最后一刻终于想明白，陈家两代人撞在同一块礁石上，为何都遭受不公正迫害？

谨以恒志挽联结束本文。乐波大殓日，此联高悬，堂下四百余人，花圈排到大堂外：

国士情怀生涯几履风波险

布衣格调朋辈长温哀乐情 [14]


2026年5月21日初稿 6月19日定稿 申园

[1] 1968年文革如火如荼，小平母亲“非正常死亡”后，全家被赶出原住宅，发配至某汽车间顶上二楼，原貌见小平文章附录照片，离今日网红打卡地武康路那幢大楼不远。当年时有“叛徒、特务、走资派”（简称“叛、特、走”）子女啸聚，引起有关方面注意。经便衣侦察，跟踪行止，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上报军管部门后“一网打尽”，可称“小东楼”事件，文革后平反。

[2] 前不久，体改所崔鹤鸣告诉我，当年此言出自陈一咨。中国80年代改革领军人物，创办农研所，办公地点在厂桥国务院招待所。

[3] 恩格斯：“文明时代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剥削阶级、特权阶级，把一切生存劳作、财富增殖的义务全部推给广大劳动者群众。” 《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第九章“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

[4] 见1987年11月29日晚，陈国栋夫妇约见陈氏姐弟，陈申申回家记录。为抗议两兄弟因“民主墙”被“内控、边控”，不得入党、出境事，淮淮放话说要去北京活动，申申当场拍市委书记陈国栋的桌子。

[5]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共开始“落实政策”；1987年蒋经国结束戒严体制，启动“转型正义”。两者貌合神离，但被普遍混淆。

[6] “恶仆欺主”，中国社会史专有名词，每有动荡，即会发生。明清之季，顾炎武遭逢家变，从昆山出走西北，著“日知录”，即为显例。

[7] “老一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简称。

8 “长者”称他是新四军烈士江上青之子。

[9] “衔草”与“扛着金字招牌”之殊异，可谓民企划时代转折，这一比喻非我首创，2019年与张树新女士长谈所得。张为“瀛海威”创始者，人称中国互联网之母。张树新此言点出改革开放史一个隐蔽的分水岭，是经济史却非经济学之成因，至今未入经济学界视野。

[10] 我告诉小平有“老一无”这一简称，小平说长了见识，随即回馈说，你是否知道上海还有“新八地”？也让我长了见识。“新八地”：“新四军、八路军、地下党子弟”之简称，据说还有协会。“老一无”与“新八地”，对仗工整，饶有谐趣，只求一横批？

[11] 乐波对父亲的信服与顾准的家庭悲剧适成反照。50年代初，顾准与陈同生为市委同事，来往甚多，今流传世间的一张50年代初顾准照片即为陈家提供。1991年我较早进入顾准研究，动因之一是看到陈申申早我十年致信上海人民出版社，提议出版顾准遗稿，阅后深为震撼。陈同生文革初在家中敢于议论毛失德失政，致使陈氏兄弟比社会其它阶层较早觉悟，即此卷入1979年民主墙，也可称继承乃父遗教；而顾准两次划为右派，顾忌子女前途，不愿将真实思想在家中告诉子女，致使子女深受学校正统教育，酿成家庭悲剧。两家都是红色教育，何以一家启蒙另一家遭受蒙蔽，这是关注“红二代”如何形成的另一话题。当然，启蒙之后再分歧，则是历史延伸之后的深入话题。

[12] “两头真”，90年代北京出现的一小群“老一无”，当年参加革命是真诚的，晚年反思革命也是真诚的，故称“两头真”。“两头真”是80年代末至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史重要一页，以顾准遗著为先驱，以李锐、李慎之、李普等人为主干，灵魂人物是历史学家黎澍。上海有“老一无”，却无“两头真”，至今停留于“外省”状态，这是“双城记”的重要课题，至今尚为空白。

[13] 江苏省长惠浴宇（1909-1989），出身苏北一地主家庭，早年离家投奔革命，亦参加郭村战斗、黄桥决战。据闻胜利后还乡省亲，有一当年他父亲老长工，手握省长手，颤巍巍说：“大少爷，你没有老太爷待我们好啊！”

[14] 嵌字格，原文“欢”，易为“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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