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毛泽东的理论失误与文化大革命 1989

reading

毛泽东的理论失误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与文革迷雾

据说，近来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和城市，曾经销声匿迹的“毛主席像章”，又重新出现在一些人的胸前。这消息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它所传达的信息却是非常明白的：人们正在怀念毛泽东！这不禁又使我想起了另一则传闻来。那传闻说，在去年因北大柴庆丰之死而引发的学潮中，曾有人高呼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极愿相信，即使真有这样的呼唤，它也纯属个别青年的无知和偏激，是不足为训的。但若把这两则传闻结合起来，它们之间所特有的联系以及由这联系所显示出来的某种意向，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觉。
为什么不是在几年前，当改革带来的希望和利益正在成为人们格外关注的兴奋点的时候，而是在今天，在改革遇到了困难，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希望得到的利益越来越难以同步，甚至互相矛盾、抵触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传闻呢？这是偶然？是巧合？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一定时期出现的一定传闻，总是负载和反映着社会或社会部分成员的某种心理期待、情绪变化。那么，这两则传闻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期待、情绪变化呢？
若干年前，笔者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毛泽东敢于运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发动群众起来摧毁那一套由他本人亲手创建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器，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珍贵思想。（附注一）
时隔数载，表达的方式和发生的背景已完全不同。但后一说法却象一个预先写出的答案，为后来产生的怀念毛泽东的现象提供了某种恰当的说明。
试想一想，当改革造成的传统价值观的陷落正在深深地困扰着人，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失衡、利益冲突的痛苦正在把人们心中那些趋于保守的心理和情感都调动起来的时候，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中所曾经显示过的那种“均贫富、等贵贱”的平均主义空想，会对人们今天的价值取向和心理趋归产生—种怎样的影响呢？再想一想，当向来敏感的特权问题、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正在以公开的形式——“官倒”而成为人们各种怨恨和不满的“溃疡”，而社会对这种不满和愤懑又还不能提供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和渲泄渠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的惬意和痛快，又会对人们骚动不宁的心理产生一种怎样的魅惑呢？——显然，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今天一些人发泄他们的不满，传达他们期求的载体了。
而这，正是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一大迷雾！
为了使正在酝酿的不满和郁结起来的情绪得到正常的疏引和渲泄，就需要扫除这个迷雾，澄清它所造成的假象，对它的实质和成因进行一番认真的剖析。对于正在艰难行进的改革来讲，回落和回潮都是可怕的。

历史的错位和背反
今天发表的一些文学作品和回忆文章，常常有意无意地把文革描写成一场突兀其来的灾难，一场由几个阴谋家恶意煽动起来的浩劫。事实上，只要我们把文革放到五、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发展变化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观察，就会发现，导致文革发生的诸多因素中的相当一部分因素，早在文革前十年的社会变动中就已露出了端倪。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因素是：与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非斯大林化要求相反，我们决定捍卫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这个在苏联极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狭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斯大林的专制作风和刻板逻辑所构造出来的理论体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武断的割裂和曲解之外，它的一个最突出的毛病，就是通过对马列主义的“斯大林化”，使马列那些本来极富创造、极富活力的思想、理论，变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条。与此相适应的，是建立在现实社会中的那一套僵固体制，即斯大林模式。对于这个模式，人们已经说了很多，这里只想指出，它那依靠全面行政控制所形成的专制主义病灶，在它被作为唯一正确的样本而被移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便立即因为偏离国情的照搬和其他一些原因而迅速恶化。（1）这样，进入五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种共同的“体制病”，如由官僚主义的计划所造成的供需脱节，效率低下，发展滞缓；由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造成的比例失调、结构不合理、消费品匮乏，以及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等等；再加上政治生活不民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特权现象日趋严重，所有这些，都错综地构成了这些国家要求变革、要求进步的内在冲动。中国亦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1月发生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思想大暴动。
不难想象，当神圣的斯大林还是亿万人生活的偶像时，要去反对和打破人们对他的迷信和祟拜，将会造成何等巨大的震荡，又该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魄！也不难理解，当斯大林迷信的重闸还在紧紧锁住人们的头脑，有关改革的愿望和冲动还只能采取各种扭曲、变型的形式来表现时，赫鲁晓夫的英勇行为就不仅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而必然要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喷发口了！
对于赫鲁晓夫的中国同志来讲，虽然这个爆炸未免来得过于突兀、过于偏激，但由于它与毛泽东和中共在国际共运、中苏关系中早就强烈表现出来的独立精神、自主意识暗合相通，因此，在作了必要的保留之后，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大还是对之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而毛泽东尽管在许多场合表示不赞成赫氏的搞法，但恰恰是在他这段时间的文章、讲话中，可以看到非斯大林化对他产生的不少积极影响。例如《论十大关系》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关阶级斗争和完善国家机构改革的论述等。这都表明，毛最初从非斯大林化中吸收到的还是有不少合理的东西和正确的信息。然而，随后发生的两件大事，却从另一个侧面加强了毛泽东对非斯大林化的错误判断。这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次年国内发生的“反右”。尽管两次事件的原因并不相同，但它们都是以非斯大林化作为共同的发生背景这一点却是明显的。这就提醒毛泽东，沿着非斯大林化走下去将会遇到何等痛苦的自我否定和危险的政治后果。而况，对于像他这样向以思想的独创性来显示自己卓尔不群的个性和魅力的领袖来讲，各兄弟党对赫鲁晓夫那也许是言不由衷的一派附和本就是他不屑于所为的呢？这样，在独立不羁的心理基础上落下去的现实事件之槌便成了捍卫斯大林的定音鼓。毛泽东由此而下定决心，要在这个历史的三岔口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意志去捍卫斯大林。于是，那曾经对中国革命起过很好作用的独立自主精神便在这里“走火入魔”了。时代的列车沿着毛泽东扳错的轨道，与国际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错位、脱轨，分道扬镳，掉头走向那条注定要倾覆的历史背反之路。民族的劫难和悲剧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反修防修”的理论迷误及其因缘
在与非斯大林化的对抗、冲突中产生的“反修防修”思想，曾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基本理论，也是他用来动员群众的一个纲领性的口号。
那么，这里的“修”指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它指的就是那股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潮。它包括：抛弃某些传统的斯大林教条，根据新的时代特征来重新看待和解释马克思、列宁的某些原理和结论，对传统的斯大林体制进行一些有限的改革，如在僵化的计划体制内引入市场机制、弱化行政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放松思想控制、扩大民主权利、重视和承认个人和企业的物质利益等等，而这些在毛泽东看来，便是修正主义！便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反修”的实质就是反改革！！！
但是，公正地讲，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它之所以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最重要的国内因素，是因为与之相类似的一些思潮也存在于中共党内并时有表现。而这样的思潮之所以又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又和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分不开。
1975年，在进行了几乎整整一生的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斗争之后，毛泽东发表了他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引述列宁的话说：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并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毛泽东思想形成中受到小生产影响的一面，向为论者关注，但似乎却少有人注意到毛对小生产批判的一面。事实上，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反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窥视孔”。不应忘记，在他整个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反对小资产阶级从来就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并不奇怪，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毛对小生产的独立性、自发性、分散性从来就是不赞成的。在他看来，正是这些东西使小生产和资本主义有了联系，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从这里反映出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解：私有制＋商品经济。
这里包含了多少误解尚可不论，令人奇怪的是，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讲，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强大的阶级！对此曾作过许多精彩分析的毛泽东（附注二）何以要在取得政权之后，尤其是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条件和根基都已消失之后，反而害怕起这个本来就十分孱弱的阶级来了呢？难道它真象神话传说中的九头怪兽那样，砍掉一个脑袋又会长出一个新的脑袋来，因而在社会主义时代更加强大可怕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到毛泽东早年思想形成中隐伏下来的某种仇资本主义意识，这一点将在下文论及。这里先侧重分析他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方面的失误。
人的意识是和他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作用分不开的。对于一个在社会历史变革中有着巨大影响的特殊个体来说，毛泽东从自身不断将思想外化为现实历史的实践体验中会对思想的巨大作用产生一种怎样的感悟也许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以他的精明去看，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主要不是作为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来与无产阶级相对抗，起码是还不致太脱离实际的判断。因此，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看作是一种思想斗争就是一个合符逻辑的推论。但同时，因此而把这种思想斗争的作用加以夸大和渲染不也就有了现实和心理的双重依据吗？这或许就是他为什么一直非常强调和重视思想斗争的原因。文革虽然被认为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它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之所以首先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并且始终具有“触及灵魂”的特点和内容，大概与此是不无关系的。
思想是无形的，一旦有形的阶级转化成无形的思想，那么，要去积极推进和倡导这样的斗争不依靠想象、灵感、假设和虚构和即兴发挥又依靠什么呢？同时，这本来就带有几分浪漫气息的构思，一旦被那个本来就不无偏颇的“斗争哲学”所统摄，又怎么不会产生出一种荒诞派式的戏剧效果呢？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解牛刀下，复杂的社会现象就被简化成一个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战场。在这个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战场上，不仅所有跟资本主义有联系的东西是资本主义，而且，凡与纯净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一切也都是资本主义。于是，不仅民主、自由、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而且，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也成了“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于是，不仅小生产，就连“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会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已不复是一种可以界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或社会集团），而是一个被膨胀、被扩大至无形的空气团，一个无所不在的“隐形人”。面对这样的敌人作战，人的神经怎么能不经常处于高度戒备的紧张状态呢？阶级斗争怎么能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呢？在这样的气氛中，那些与不停顿地、急速推进的“革命”极不适应的思想和反对意见，不是很容易被当着资本主义么？而当这样的思想和意见在中苏分歧的背景中显现出与国外改革思潮的某种类似时，它不也就同时具有了修正主义的性质吗？于是，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怀疑，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重新估价（2）以及对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便统统都成了修正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特别是当这些意见依靠传统的党内斗争手段——撤职罢官、批判检查已不能将它压制下去，反而通过所谓的“翻案风”与“单干风”、通过“三自一包”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连成一气，互相呼应，成为一种危及革命、危及现状的顽固存在时，它便自然而然成了“大权傍落”、“中央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很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判断依据。于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便逾出了思想斗争的轨道而具有了政治斗争的内容。由此推演出来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便只能借助于那场空前的思想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来决一死战了。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反修防修”的理论迷误，就是这样缘着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误解，在一点一点的移动和偏离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渊源。
                   农业社会主义的悖谬（附注三）
今天回过头去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动因中，始终有两个相反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前面分析过的反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负面意识”，另一个因素则是下面将要分析的有关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的“正面意识”。前者是否定因素，后者是肯定因素。这一反一正，恰巧构成了文革的两面：“破”和“立”。
阿尔都塞说得好，任何思想家都是在一定意识形态的襁褓中诞生的。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和构成其思想开端的那些精神条件分不开的，这就是五四时期所特有的那种民族精神、时代气氛、心理趋向、思考环境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稍作一点分析。
自从鸦片战争给近代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以后，依仗着坚船利炮侵入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以它的双重性格——野蛮和强盛而使中国人对之产生了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仇恨和羡慕。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支配下，把他们的忧国之泪和强国之梦托付在那条充满了屈辱的向西方学习的漫长道路上。魏源以降，便有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梁的变法维新，孙黄的辛亥革命，这些一浪高过一浪的潮头，尽管标志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和选择视野的扩展，但向西方学习，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唯一可能的参照系却是它们共同遵循的一条线索。直到五四时期，这条绵亘百年而不绝的线路才开始发生了改变。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重要历史贡献之一就是：第一次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坐标——社会主义！
正是在五四时期爆发的世界大战和兴起的留学热，大大加深了国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了解。通过战争和实际的考察、接触，资本主义隐藏着的矛盾和弊端开始暴露在中国人的眼前，人们由此而失望，转而希望能够有一种新的、更美好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心态下，从新文化运动大开的国门中被介绍进来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便以它对资本主义的锐利批判和合理取代而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同时，俄国革命的成功为它所提供的雄辩证明，更增添了它的吸引力，从而对人们放弃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它面前，不仅“老师打学生”的困惑和屈辱找到了答案和解脱，而且那期望免除资本主义灾难的心理也得到了满足。这样，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既可以用来摆脱资本主义灾难，又可以用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理想之光和救国之道，便为一般的知识分子所欢迎、所接受。于是，不仅作为时代先锋、青年楷模的领潮流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就是著名的保皇党人梁启超，也信从或倾向于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心理趋向中，青年毛泽东选定社会主义作为他毕生的信念和追求就不是偶然的了。同时，也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思考环境，不可能不对毛泽东的领悟水平和认知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前几代爱国志士不同，对于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讲，他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它的弱点和毛病。这样，前几代人对资本主义仇恨的那一面，便通过深刻的救亡意识而在他们的身上积淀和片面发展，在毛泽东那里再加上独特的小生产经验之后，便构成了一种拒斥资本主义的心理背景，一旦这样的心理背景与时代气氛中渴望避免资本主义灾难的民粹主义思潮结合而强化，便生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仇资本主义意识。当毛泽东带着这样的意识走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时，这个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为基座的科学理论便失去了它固有的历史联系和物质基础，经过其思想底色的变形和改装之后，一变而成了那个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社会主义之梦。在毛泽东的构思中，这将是一个负载起小生产一切美妙理想的新社会。一方面，它必须排除小生产的一切弱点：分散、单干，缺乏组织，自由交换等等。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发展起小生产的一切优点：自给自足、平等劳动和平等分配，以及粗陋的分工和细小的差别等等。初步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的，便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强调“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人民公社。不难看出，这个带有强烈的军事共产主义特征的社会构想，在要求集中统一，要求用行政权力来推动经济活动，以及要求反商品经济关系等方面与传统斯大林体制的本质联系。毛泽东捍卫斯大林主义的原因，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说明。而要使人们相信这确实是通往“天堂”的坚固“金桥”，不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加强思想灌输和行政命令又需要什么呢？正如他所说：“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3）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点也不错的。
如果说，1958年的人民公社还只是初步显示了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构架的话，那么，1966年发表的“五·七”指示，则是对这个构架的充实、发展、提高和放大。按照这个事实上是文化大革命思想纲领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人民公社体制将引向城市，全中国将要建成一个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熔“党政军民学”为一炉的气势恢宏的巨大公社——中华人民公社！在这个将要进一步按照军事特点组织起来的名为公社，实为兵营的“新社会”里，人人都要“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工、学农，也要学文化、学军事，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亦商亦兵，亦官亦民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所谓“斗、批、改”，去实现和完成这个宏伟的梦想。“五·七”指示恰好发表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这不只是一种巧合，它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对这场以“破”资本主义复辟迷梦、“立”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为重任的“大革命”，寄予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希望。因此，当他在延安时代的旧人斯诺先生1970年访华时，得到“全国是一个大兵营”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历史无情。“革命”粉碎了一切。梦幻沉落之后，路，又在脚下。

                          颠倒的“革命”
从1956年的错位开始，中国革命沿着一条与社会主义改革背道而驰的道路急速推进。历史的背反终于导致了那场被颠倒的“革命”。尤如一棵倒长的树，它的生成的悖谬，决定了它内容和形式的悖谬，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它产生了一个无论是发动者、参预者还是反对者都始料不及的结果：以颠倒一切的方式，把它所宣传、所号召、所追求、所反对、所打倒、所抛弃的一切，都推向了它的反面。一个简单的力构造了一种最复杂的运动。结果，是颠倒的一切重又被颠倒过来。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就像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要详述这其中的一切颠倒和再颠倒是困难的。这里想着重分析的，是其中两个最迷惑人的现象。
一个现象同前面提到的文革迷雾有关，就是所谓反官僚主义问题。1976年7月1日，一向以权威性著称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首次公布了毛泽东1964年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他在批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是他第一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在此（公布）之前的1970年，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向中国人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4）对于在“四人帮”专制下丧失了一切民主权利的人民来说，还有什么理论比这更能表达出他们心中的不满呢。人们按照自己特有的角度和方式去理解、接收了这两条信息，很自然地将它和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号召联系起来，由此便得到了毛泽东为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惜动员群众起来打碎国家机器的印象，似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这个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
然而，毛泽东一再告诉我们的却是，文化大革命所反对和打倒的，是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在上述那个批示中，他对那个被他规定为“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也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着重号为引者所加）。（5）——这就是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失误！在他看来，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6）而是那些对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持有异议的“党内走资派”！
那么，又如何来理解文革确实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造成了冲击的事实？又如何来理解毛泽东摧毁国家机器的那些鼓动呢？
我们决不否认，文革以前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建国初期的几大运动，如三反五反，开门整风等，都曾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但由于它在后来成了“右派”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更由于反右以后国家政治重心逐渐移向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斗争，官僚主义问题便被搁置一边，逐渐成为历次政治风暴遗忘的角落。直到文革爆发，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仅未能形成任何真正有效的反官僚机制，就是来自群众的某些合理要求，也常常被那个形成于反右斗争中“反对某某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逻辑所拒绝，所压制。在它的掩护下，日益严重的官僚特权问题就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脓疮。人民群众中深藏着的反官僚主义情绪即由此而来。一旦这样的情绪被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释放出来，并处于一种无组织的失控状态下，它之转化成一场可怕的捣毁国家机器的政治鲁德运动就非常容易了。
尽管如此，这种反官僚主义的要求或情绪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因却没有任何关系。毛之所以决定采取诉诸群众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分歧，除了他那偏爱群众运动的革命家天性之外，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出于他那个“大权傍落”的政治判断。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认为他已失去了对大部分国家机构的控制（例证之一，便是发表姚文元文章受到的阻挠），（7）因此他不得不在现存的党政系统之外去重新组织力量，为自己寻找运动“革命”的杠杆。这个意图对于对革命的发生及其何去何从都感到茫然的刘邓来讲，当然是无法领会的。在毛南巡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只能一方面按照他所理解的主席意图，一方面依照过去的经验主要是反右时期的经验来掌握运动，力求稳妥不乱。这与毛泽东的意图正好相反。因此，冲突很快就通过派工作组还是撤工作组、是坚持党的领导还是放手发动群众的争论表现出来。在它的另一端，则发生了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为了控制运动，工作组按照惯有的逻辑，对那些或因盲目的革命激情，或因复杂的个人恩怨，或因正常的反官僚冲动，或因年青人特有的幼稚、轻狂、不谙世事等各种原因而跳出来的“勇敢分子”，一概视之为对党不满的“假左派真右派”而予以压制和打击。于是，便发生了所谓“反其道而行之”的“五十多天”的“资反路线”，发生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的“白色恐怖”。“资反路线”成了触发群众起来的引爆点。以此为契机，毛泽东以人民群众的解放者、代言人的姿态站了出来，公开表示支持受压群众，公开向刘邓、向他自己亲手建立的那一套权力机构宣战，这就在客观上迎合了人民的不满心理，造成了毛泽东反对官僚机器的假象。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迷雾就此形成。
结果又如何呢？经过一阵“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斗之后，新崛起的一小撮特权新贵接管了一切，人民则在“全面专政”的淫威中，重又被置于更加反动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之下。至此，文革反官僚斗争的实质难道还不清楚么？
第二个现象是关于文革的“大民主”。这个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由为基调的“大民主”，曾是文化大革命最令人头晕目眩的现象之一。曾几何时，我们宪法中所规定的那一切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这些中国人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实际上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而大张挞伐的权利，竟如梦幻一般，统统在毛泽东“革命”魔杖的导演下变成了现实。除了那些被“革命”抛弃的“贱民”，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宣布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组织，几个，几十个，成百上千、乃至数万数十万的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组织可以任意成立和解散和再成立，也可以任意联合、分裂、再联合，无须什么人批准，也无须履行什么繁复的登记手续，至多发一通公告，贴几张宣言。而且，还可以出版自己的报纸、刊物、书籍，或油印、或铅印，自办发行，免费发行，从无什么赢亏之虑，更无什么涨价之忧。按劳分配的社会，为革命提供着按需分配的物资，真是何其快哉！——这一切，似乎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前提，一个绝对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前提：拥护毛泽东！
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极度民主，一方面是极度专制！民主和专制的二律背反！？然而，让八亿个意志统一为一个人的意志，让八亿个思想服从于一个人的思想，这是民主呢，还是专制？从“革命”奏出的那些现代迷信的最强音中，人们自不难得到自己的答案。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民主”本身所具有的专制性！正如笔者的一位朋友在交谈中所言：文革作为中国专制主义的一次大暴露，它不仅是领袖专制，个人专制，而且是群众专制！谁掌权谁专制！处处都是专制！
人们常常瞩目于文革“大民主”的那种惬意和痛快，那种表面上无挂无碍、无拘无束的“自由”，却往往忘记了或者不曾想到这“自由”本身所隐藏的那种令人恐怖的全面专制主义！而这，恰恰是文革形式民主的一个实质和要害！
没有规范的民主就是没有保障的民主。在一个法制荡然，纪律废弛，秩序崩溃，道德沦亡的社会中，这种无定型、无规范的流变着的“大民主”，尤如一柄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砍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造成一种普遍的伤害。因此，恰恰是在文革中，不仅人们那些最基本的权利，例如生存的权利，学习和思考的权利，爱和被爱的权利，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权利等等，通通都被剥夺殆尽，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防卫能力也极度衰竭。人们就象被赶进了一个巨大的角斗场，在迷信和愚昧的支配下，盲目地“打倒”和“被打倒”。每一个人的手中都尤如握有一柄双刃的利剑，在砍伤别人的同时也可能砍伤自已。理性的迷狂和错乱，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由此演出了多少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悲喜剧、荒诞剧、滑稽剧以及黑色幽默呵。谁说中国的现代派是舶来品，文革本身不就是一个产生现代意识的最好温床吗？全面专制主义的漩涡，使人、人的价值和尊严纷纷陷落。于是，人与人，人与神，人与兽，人与鬼之间的搏杀，便在空前的迷乱中互相纠结、缠绕、交合、互变。于是，施虐与受虐，被虐与自虐，这种种互相矛盾的损害都可能同时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人性的大毁损，大颓败，造成了自我的泯灭和失落，人失去了自己，成为被“革命”追杀得无可逃遁的苦役犯。茫茫人海，归程何处？
终于，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但同时，“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8）
正是从那全面专制的废墟上，从那堆满了“死魂灵”的死亡谷中，传来了民主与法制的呐喊！传来了人道主义的呼号！经过十年血泪的浸泡之后，这呐喊，这呼号，有如啼血的杜鹃，如泣如诉，如怨如怒，既饱含着深沉的痛苦，又满带着蛊惑的希望。尽管今天也还有人不习惯，不理解，不喜欢，但从那腐烂的肥沃中倔强地耸立起来的“人”之树，却是再难以将它砍倒，拔断了；人的权利，包括这呐喊和呼号的权利，是再难以将它粗暴地夺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走向反面，完成了它的自我否定。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对历史、对社会意识的更新和民族精神的磨砺来讲，这或许不是坏事！？但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曾生活于那段时间的几亿人，几代人来讲，这代价不是过于巨大了吗？
牢记啊，人们！

1989年元月2——10初稿
                                                   22——27日改毕
                                                   28——30日誊抄


注释：
（1）对许多东欧国家来说，苏联在斯大林的以苏联为中心的观念指导下所奉行的那种大国沙文主义和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及发生在四十年代末的清洗（铁托分子）运动，都曾给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而成为激化斯大林体制内在矛盾的重要原因。这在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我国的“反右”中，都曾有所表现。
（2）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实际上便是对大跃进的含蓄批评。他还肯定彭德怀的信有一些符合实际的地方，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写信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对人民公社，刘也认为迟办几年好。这些便是毛泽东所说的“1962年的右倾”。
（3）《毛选》第五卷224——245页。
（4）小册子《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6页。
（5）转引自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673——674页。
（6）《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290页。
（7）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证实了这一点。参阅前引小册子第4 页。
（8）引自北岛《一切》诗句。

*******************************
附注一：1980年春，原广州“李一哲”成员之一的王希哲，曾在其主持的油印刊物《学友通讯》上组织过关于毛泽东“珍贵思想”的讨论。提出此论的是一个名“晋军”的大学生。据王希哲所言，他后来撰写的长文《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晋军及与晋文持同一观点的其他青年朋友的回答。
附注二：翻翻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不难发现，当年毛泽东借助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历史作用的分析，以及由此所得出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发展多了，而是发展少了”的结论，至少还是颇为符合中国实际的。
附注三：应该声明，最早对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公开进行批判分析的，是我尊敬的朋友王希哲先生。在此之前，大陆理论界新秀王小强虽曾在《未定稿》上撰文，率先探讨农业社会主义问题，从而给了人们极大的启发和提示。但囿于他当时的地位和需要借助的阵地，王（小强）文毕竟没有，也不可能正面联系毛泽东来进行分析。与此不同，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则对毛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对此，笔者曾在一篇当时应王希哲之约而撰写的《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手稿中，予以高度评价，并以专节重新阐述之。手稿当时曾寄希哲，蒙其首肯，原拟油印面世，不料，中共九号文件随之下达，全国民刊悉被取缔，希哲与其他民运朋友，从此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回首往事，不胜唏嘘。当年在民主墙下结识的朋友，而今安在？传闻希哲到了香港，也有传闻说他被判了十四年，究竟情况怎样，他身系何处？我不知道。我只能在心里为他以及其他朋友默默祝祷，但愿他们无论身处何境，都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在此遥致我对他们深深的怀念和衷心的问候。但愿我们今生今世，还会有相逢握手的时候。保重啊，朋友！

九三年二月


附记：
这是一篇四年前的旧稿，写于1989年元月。1988年底，蜀中高尔泰先生辗转托人，要我为他们新创办的《新启蒙》杂志撰写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我与高先生曾有一面之缘，因此他知道我对当代思想史有些兴趣。当时不揣冒昧，答应下来，积一月之力，终于成稿。完后即寄高先生处。不料一去数月，未见音讯。迄至同年五月底，才接到编辑部一封短信，略谓因主编王元化先生出访瑞士诸国，稿子需待王先生处理；今先生已出访归来，着先复一信，要我安心等待云云。仅仅几天之后，即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六·四”。《新启蒙》旋被停刊，稿子也于同年11月被退回。至此，这篇小文绕了一圈，又回到箱底，从此再无心过问。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前段时间在某些地区悄然兴起的佩戴“毛主席像章”现象，在新闻出版界有意无意的推动下，已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毛泽东热”。与前段仅仅被我视为是怀念毛泽东的那种“热”不同，时下的这股毛泽东热要传达的信息和它所包含的成因，确实是十分复杂的，因而已构成了一个极其值得研究的政治文化现象。正是这一点，使我想起了当年王希哲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见。那是他正准备着手组织“珍贵思想”讨论的时候。那时，他告诉我，正像马克思当年需要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一场全面的清算一样，对于在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民主派，也需要对毛泽东进行一次全面的思想清算。可惜，过后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治条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经过短短的冷遇之后，又突然重返人间。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降世。有人曾用“走下神坛”来形容毛泽东第二次降世的特点，这是很不准确的。不错，在某些方面，人们把毛泽东当作一个逝去的领袖人物来看待，对他的评头品足不再带着敬畏，褒贬毁誉亦可随意出之。但在另一些方面，毛泽东的二次降世却使他的神化有增无减，有关他的种种神秘的传说被热门的畅销书和发行量极大的通俗刊物翻来复去地热炒；而在一些地方，人们则直接把毛泽东的画像当作驱邪避鬼、平安保财的“尊神”，凡此种种，都是对毛泽东神性的一种追认。如果说，毛泽东生前出现的是一种有意制造的崇拜，那么，今天的毛泽东热所表现的，则可以说是一种无意造成的迷信。毛泽东已通过他的第二次降世，悄悄完成了由英雄到神的飞升！这一点，恐怕也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虽然英雄崇拜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会反复出现的现象，但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一位以他晚年的错误和偏执给国家、民族造成如此严重损害的政治领袖来讲，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复活，并重新引起如此规模的崇拜浪潮，却实在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十分罕见的。而这，又难道不是同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对毛泽东进行一场严肃认真的思想清算有关？因此，尽管对于已经形成的“毛泽东热”来说，这样的清算已经为时太晚，意义不大，历史所造成的时间差已无法弥补，但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对毛泽东的清算却是一个或迟或早都要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那些左的影响仍然在在可见的事实，就更加证明了这种清算的必要。总之，历史遗留的课题还有待完成，我们还有不能放弃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动了想让这篇文章发表面世的念头。（指原拟托人将其捎往海外发表，后未果。1994年与出狱的王希哲兄取得联系后，我亦曾便中托人将此稿捎至广州面交王兄，此后即再未听闻音讯，也不知他作何处置。直到十二年后——即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的2006年，此稿方由阿波罗网刊出。——2007年9月杜补记）尽管它对已经形成的毛泽东热的剖析不会有何帮助，但作为一种思想记录，作为毛泽东研究的一种角度，它至少可以表明，在理论界一片沉寂的中国大陆，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思考。如此而已。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校读，发现有少数地方存在一些文字上的毛病，顺便作了些技术性的改动；另外还加写了三条当时不宜写明的附注，为与原先的注释相区别，特单独标出。其余则一仍其旧。不妥之处，尚希识者赐教。
              
                      笔 者
1993年二月记于寓中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