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艰难岁月之记忆
1968年11月8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抓阶级异己分子。我父亲在西安市综合零售公司黄雁村核算店被揪斗，同时被揪斗的有核算店党支部书记肖兴才。还有他单位的一个主任叫窦府安，榆林人。父亲开玩笑叫他叫豆腐干。仨人同时被关进了牛棚。当年父亲是会计。
父亲被关牛棚那些岁月，我一个礼拜最少要去给他送两次饭。从太平巷到黄雁村，那段路程大致有10里。当年环城路是砂石路，含光门是个豁口。家里有肉票，每次用肉票买半斤猪肉，母亲给他红烧上，然后再炒个素菜，有时候会卤两个鸡蛋。盛饭时，铝饭盒最底层是红烧肉，然后盖上米饭，上面有一层菜盒，菜盒盛的是炒素菜，盖子是个铝碗，带提梁。我提着这个饭盒，从来不敢吃一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有时候刮狂风刮黄风，我也去送。有次刮大风，沙子吹到脸上生疼，没办法只能背着身子走一段。路上没一个人。
有时送到他们 4 楼上，有时候送到一楼，有人来检查，揭开盖子看一下，然后拿上去，挥挥手让我走。当年从钟楼有到黄雁村的公交车，但我没有一分钱，只能是走去走回来，那个时候。我也就是 12岁吧。当年每月给父亲送饭要用2斤肉票。实际上当年父亲在单位搭灶，吃得到荤菜。
那些年，我每周至少要两次步行去给父亲送饭改善伙食。窦家的子女也去送饭，一来二去，因我们都是黑五类子女，互相就熟上了。此前父亲曾带我去过他家。他家有姐弟三人。兄弟俩叫窦志成、窦志明。他姐的芳名叫窦志青。姐姐长得眉清目秀挺漂亮的。当年我12岁。
当年他家是靠放小电影谋生的。一个手推车，上面有个架子，然后有十几个放映机，那种放映机有点像臃肿的望远镜，连着电线，里边带着电珠，然后有卡带。顾客可以点曲目把卡带插进去，然后一拧一拧里面有十几张、二十几张彩色的135正片，配上文字，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当年看一次是3分钱。以童话为主，非常适合儿童。比如有《狐狸打猎人的故事》、《三毛流浪记》、《红军桥》等等。
我喜欢去他们家，不单为看小电影。他家父亲亦被关押，母亲在外地，也只有他们姐弟三人相依为命。家里没大人，是孩子们的世界。
有次我把小电影放映机借回家，还带了十几个卡带，带回家主要给弟弟看。当然他非常喜欢。作为回报，我把家藏的20多本连环画装书包带去给他们看。并把自己的夹在书里的厚厚一本剪纸带给他姐。当年我是直呼名字的。
当时都很喜欢剪纸，把纸样铺在玻璃上，反盖一张彩色蜡光纸，用6B的粗芯铅笔拓印下来再用刀片镂刻。用黑色蜡光纸刻的菊花活灵活现，花枝花叶，花瓣花蕊，纤毫毕露，惟妙惟肖。而且那朵墨菊巧妙地衔接在一个踢足球少年的手上。
当年我们把蜡光纸叫电光纸，一般在东大街东方红照相馆隔壁新文化纸张店买，2分钱巴掌大一小张。西大街鼓楼对面的一文阁也有，各种颜色都有。可惜的是，等父亲出了牛棚后，我就再没去过他家一次，判断其父亲也回家了。而那些连环画和剪纸就被遗忘在他家了。
当年他家住在红埠街一个大院里。是个大杂院，窗户下养着鸡。我疑心以前曾是学校。他们家房子很大，一间有点像教室的房子，大部分窗子被钉死了。当年我常到他家去玩，晚了他们就留宿我。我不好意思住在他家，因当年我还#尿床#。
后来闻见他家一股浓浓的尿骚味，我明白。他们姐弟3个人也是尿床的。所以我就放心大胆住进去了。晚上尿湿了由姐姐抱着褥子晾在院里的麻绳上。
当年的冬天，我也常在他家吃饭。困难年代，他家主要饭食是红苕拌汤。有时有蒸红苕，有时白面蒸馍，有时包谷面窝头。菜主要是雪里蕻。非常不容易。
做饭靠姐姐。姐姐好像比我大两岁，是70届学生。父亲从牛棚解放，我就再也没去过他家一次了。也就见不上了。一直到1972年过年，他姐忽然来了次我家拜年，一双亮亮的黑眸满含笑意。感觉其衣着在当年较前卫性感。别后再未见过。未知近况如何。
1968年11月16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那天飘着小雪。
那天姐姐的同学黄秀花大姐，绰号花胡，好心托其父面子，给我家开了张介绍信，去端履门北口的东大街粮食中心核算店买500斤议价红苕。平价红苕0.03元/斤，议价红苕0.05元/斤。其父是粮食中心核算店主任。
当年1斤粮票可买5斤红苕，是冬天的主食。我和母亲、姐姐3人，借了辆架子车去买回了红苕。回到家，意外发现门锁被人扭坏。日关灯不知被谁打开。当年我家住地下室套间，外室只有一盏8W日光灯。我当时想，有贼。
光线昏暗的地下室中，凶煞恶神般站着6个中年男，有的拿着铁棍。看到我们推门进来，个个凌厉的目光扫在我们身上，上上下下打量。
一问，原来是当年黄雁村核算店的职工，一行6人来我家抄家。来的人有车荣华、郭仲林、姜井珠、姚有鹏、谢国英、小李子。谢国英最凶，翻着金鱼眼翻箱倒柜，扭锁子，翻床板，拿根铁棍不停用力敲墙顿地，撕下贴在墙上的书法和地图，跟车荣华嘀咕怀疑有暗室。母亲逐一问过他们姓名。
然后把家里几十年的信件、日记本、笔记本、老照片、旧杂志、装订的剪报、民国时期的明信片以及父亲收藏的旧币银元捆扎装箱，装了7个小木箱，用家里烧锅用的草绳捆在7辆自行车上扬长而去，后来听父亲说，4日后有陈忠贤主张在核算店4楼的乒乓球案子上办了抄家成果展览。车荣华专门带父亲去看。并提出用车轮战术审问父亲。
当年车荣华跟母亲谈话，说你老汉是汉奸特务里通外国你知道不？你得跟你老汉划清界限，得离婚。母亲异常愤怒，大声说，如果他真是汉奸特务，我当然要跟他划清界限，要离婚。你们有啥证据说他是汉奸特务？几十年夫妻了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
车荣华冷笑一声回答，证据就在箱子里，等俺回去内查外调，不信揪不出来。你等着。到时候你再想划清界限就晚了。为了子女好，劝你还是现在就立马划清界限，去把婚离了。介绍信我去单位给你开。
当时我站在屋子里很恐惧也很愤怒。不知所措。任凭他们翻箱倒柜，把床都掀起来。家里五斗柜上的抽斗、小柜子本来锁着，钥匙在父亲手里，锁子也被他们撬坏。东西倒了一地。
那一次抄家的4天后，也就是11月20日，姐姐上山下乡前夕，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去了黄雁村，希望能在姐姐插队前夕叫父女俩见上一面。姐姐系老三届，1968年11月21日上山下乡。
而当年管事的干部满脸鄙夷戴着副眼镜，名叫陈忠贤，说来说去就是不准。并把我们赶出大门。其单位的女职工都看不下去。那天下大雪。我不服气，趁没人注意，独自跑上四楼，巴望见上父亲一面。不料被陈忠贤发现，骂骂咧咧，提着我的脖领子，从四楼推推搡搡到一楼，一把把我掀出门外。你个碎怂崽娃子还能得不行。
我被推过楼梯拐弯处，看到有绿纸贴着墨汁倒写父亲姓名的标语，以及毛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当时母亲姐姐都难受哭了。我们离开时，我一回头，看到风雪中，脸色苍白的父亲在四楼窗口探身拼命挥手，意思叫我们快走。母亲拉着我俩快步走了。
当年我们背地里把陈忠贤叫四眼狗。
父亲在牛棚一直打扫卫生并独自挖防空洞，落下一身病。后来，抄走的东西只还回来少部分，大部分不知所踪。而车荣华后来竟在#碑林区法院#履职。
这帮人从来没为对我家造成的伤害致歉过哪怕一次。不是蠢而是坏。没人性。当年我12岁了。
一直到1972年夏天，我年满16岁了。想起此事心下愤愤不平。有天把此事跟同学李海滨说了，带了把锉刀磨成的小刀，俩人步行去了黄雁村核算店，想找四眼狗算4年前的旧账。
那次我俩直接进门，一直登上四楼，在会议室，看到个女人在乒乓球案上缝被子，我的手在裤兜捏紧刀子，怒气冲冲就打听陈忠贤。那女人满目惊恐，说不在不在，休假回家了。我俩不信，问家在哪？她说不知道不知道。
我俩躲进三楼厕所听外面动静。李海滨提醒我说，你刚才问话太凶了。人家可能发现了。我说，我一看屋里那个样子，就想起来那些事，不由人不生气。
那间厕所里的隔档钉死了，从上面一看，隔间里搁满了一捆一捆的账本册子。李海滨说，咱不能白跑，干脆顺点本子算了，回家还能练字。二话不说，拿了十几本账本册子塞进怀里扭头就走。我也就随他离开。
第二天，父亲晚上下班回家，盯着我问，你跟谁到黄雁村商店去了？人四眼狗老婆就在四楼缝被子。四眼狗当时就在里边房子，都听见了。吓成啥了。
然后过了没两天，父亲下班晚回家了。说是四眼狗不知咋了，忽然瘫痪了。躺床上起不来，我去他家给他担了担水。
母亲说：坏事做多了，报应。
多年后父亲反复说，不知为啥，自从建设去了那趟后，单位的人见我都客气多了。平常不大理我的老远都打招呼。
父亲从牛棚回家后性情大变，暴躁易怒。常跟母亲吵架。父亲习惯饮酒，每天买点荤菜吃独食，卤菜是猪头肉猪蹄子猪肺等。那些年我上中学了。父亲饮酒，荤菜只和弟弟两人吃，没我的份。每次客气一句，问我吃不吃，我心知他不想被我吃，每次都负气回答：不吃。实际上少年时人嘴馋，那种看着别人吃荤菜不啻于精神折磨。
那几年的日子，像被蒙了一层灰的天空，总也透不出亮来。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人看着瘦了一大圈，脸苍白，背微驼，往日里温和的眉眼添了许多冷硬，黄雁村核算店磨掉了他半生的平和，也磨碎了我们家从前的光景。
每日傍晚，父亲下班回家，锁了自行车就坐在桌前，自顾倒上一杯廉价散白酒，喊我去买回点卤味。我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去烧火做饭，锅里熬着高粱米粥，飘着一层白色的虫，菜盘里多半是最便宜的雪里蕻或炒白菜炒萝卜炒茄子。那些年我心里总堵得慌，那点少年人的委屈和怨怼，像生了根的草，在心底疯长。
我依旧念着书，只是心思早不在课本上了。课间看着同学说说笑笑，总觉得自己和他们隔着一道鸿沟，他们是寻常人家的孩子，而我是“黑五类”子女，那顶帽子像影子，甩也甩不掉。兼班主任谭德荆是左倾，幻想入党，竟不停组织同学们批判我，叫我做各种检查。一段时日，全班同学没人理我，部分同学的这种隔阂一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都如影随形。
当年我怕撞见那些曾经揪斗父亲、抄过我家的人，怕见他们眼里的鄙夷和不屑。偶尔瞥见车荣华穿着体面的衣服走在街头，后来听说他进了碑林区法院履职，心里更是五味杂陈，那些作恶的人，反倒活得风生水起，而我们家，却在那场风波里，碎了一地。
偶尔想起红埠街的窦家姐弟，眉清目秀的窦志青，小电影放映机，想起窗下的鸡群，想起冬日里的红苕拌汤和雪里蕻。不知他们的父亲后来怎样了，不知那些放映机还在不在，不知道我留在他们家的连环画和剪纸，是否还被好好收着。1972年春节，她突然来家里拜年，亮亮的黑眸带着笑意，衣着在当年看着格外前卫，几句寒暄后，她便匆匆走了，没说太多话，也没留联系方式。那一面，成了我们最后的相见，此后50多年，再无音讯，每次想起，心里都空落落的，那是我灰暗少年时光里，为数不多的一点温暖，却也像指间的沙，轻轻一扬，就散了。
日子一天天熬着，到了1972年夏天那次去找陈忠贤算账后，父亲在单位的境遇竟好了许多，同事们见了他客客气气，往日里的冷遇和排挤，都淡了许多。只是父亲的性情，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依旧嗜酒，依旧吃独食，和母亲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家里的气氛总是压抑的，我常常躲在屋外的墙角，听着屋里的争吵声默默流泪，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盼着快点长大，盼着早日能离开这个家。
中学的时光过得潦草又仓促，课本上的知识没记住多少，倒是尝尽了人情冷暖。我学会了看人脸色，学会了把情绪藏在心底，学会了默默承受一切。那年月，连快乐都是奢侈的，偶尔的一点甜，比如同学韩成学悄悄给我买一份汤，都能让我记一辈子。
1974年春我想改姓，跟鲁迅一样随母姓，告知父亲后，半晌无语，然后说你想改就改吧。到派出所后，值班民警不同意，说父母离婚才能改，就没改成。但那以后那我们父子关系更糟了。我心里的怨怼好像少了一点，我知道，牛棚的日子，于他而言，是一场劫难，他的暴躁和冷漠，或许只是被生活磨出来的保护色，只是他不知道，这样的保护色，也伤了身边最亲的人。
那些被抄走的东西，后来只零零散散还回来一点，几本破旧的杂志，几本子装订成册的老照片和信函日记本，而父亲收藏的旧币银元，那些装订的剪报，全都石沉大海，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些东西，是父亲半生的珍藏，也是我们家的念想。母亲偶尔会提起，叹口气，然后摇摇头，不再说话，大概是觉得，在那个年代，能保住命，就已经是万幸了。
1968年的那场风雨，像一道刻在骨头上的创痕，刻在父亲的身上，刻在母亲的心里，也刻在我年少的记忆里。那时的我12岁，不懂什么是阶级斗争，不懂什么是人性的恶，只知害怕，知道委屈，知道看着自己的家被翻得乱七八糟，看着父亲被关在牛棚里，非常无奈。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时代变了，那些荒唐的岁月终于过去，只是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画面，却从未模糊。揪斗的场景，核算店的楼梯，送饭的砂石路，抄家的铁棍，风雪中父亲在四楼窗口挥手的模样，窦家姐弟的笑脸，陈忠贤鄙夷的眼神，车荣华冰冷的话语等等等等一幕一幕，像老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反复放映。
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心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愤怒和委屈，只剩下一声叹息。那些艰难的岁月，磨平了年少的棱角，也让我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只是偶尔还是会想，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家的人，在夜深人静时，不可能有一丝愧疚。那些被他们毁掉的东西，那些被他们伤害的人，他们根本不记得。
90年代往后的日子，父亲老了，照旧嗜酒，脾气却温和了许多。1992年专门邀我陪他回了趟上海宁波，偶尔会和我说起1968年的事，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他说，那时候苦，也熬过来了，人这一辈子，总有坎坎坷坷，跨过去，就好了。母亲也老了，头发雪白，背也驼了，提起当年的抄家，也只是轻轻叹气。
如今我已年过古稀，父母已作古。无数过往之事都在淡忘中。
https://blog.sina.com.cn/s/blog_4c1104ee0102z7kz.html
发表于 
(2026-02-27 22: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