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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 23: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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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一些网友评论:8 {; X0 A* k5 V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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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逛重庆之见闻 2
" H+ l5 u- b9 D* R+ \我到过文革时期的重庆。那时,连住旅馆、上饭馆,都得回答服务员的提问:你赞同“8.15”的观点还是赞成“反到底”的观点?如果服务员是属于其中一个造反派的成员,而你的回答要是“拧了”,麻烦可就大了。上面到的哪些名目繁多的运动,本人多有经历。每一次运动都是不同派别或同一派别不同利益者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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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Y& S' @% H* ~* G% D: o% c5 X" d游司令出狱后完全“改造”好了! 5
" F- s9 i& U. i B" `$ q 游司令当年曾带领手下的武斗队员参加“砸烂公检法”,批斗过公安人员。他进了牢房后一下子就发现看管他的管教干部都曾被他收拾过,当然,管教干部们也认出了他们永远难忘的游司令,于是彼此亲密接触的“后果很严重”。游司令直到退休,对在狱中接受“教育”这段经历讳莫如深,从不提及。我知道一些情况,还是因为结识了曾经管教游司令,后来出任当地公安局长的吴局长透露的。游司令出狱后仍回单位上班,他因家庭困难曾忐忑不安地找我老爸申请补助,我老爸了解情况后没有为难他。游司令为此很感动。我曾问过老爸对仇人为何不“以牙还牙”,老爸平静地说:他现在是职工而不是造反司令。现在游司令已经退休多年,日子过得悠哉优哉的。 ) P0 U# d& u$ y( {
- K! ]9 K: Y' Q- t+ n& r( }3 M* o朱司令后来混得还不错 7
! Z; y9 f: [; w" a+ C 与游司令不同,老朱虽然学历不高却深谙“过犹不及”的道理。在批斗走资派的高潮中,老朱的口号喊得很响,但从不出手打人。偶尔他还要到牛棚去说上几句“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尽快从反革命路线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之类“励志”的话。老朱还曾训斥动手动脚的部下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要从灵魂上改造那些走资派。后来,游司令“进去了”,老朱却只挂着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虚衔继续干外线电工。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老朱从车间工段长、副主任做起,最后以副总经济师职务在八年前退休了。老朱后来告诉我:我没啥文化,但从小会背《增广贤文》。别看那些“萝卜师(工程师)”文凭高,说到为人处事或者搞管理,差远了。他们懂世故不懂人情。 0 ~- c0 t! O p3 V; J% V
- a2 {+ L$ Y* Q/ u$ a' {( |文革这场运动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 z: m! ]7 M" H( E
官方史书上把1966-1976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其实,这个时期可以分为多个阶段。史论中,许多方家多把1966年至1969年这段作为文革的高潮拿来说事。我在文章中要说明的是,文革是复杂的,残酷的。大大小小的运动此起彼伏,各类各派人马、势力在不断的运动漩涡中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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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游司令与朱司令同在一厂却不来往 26 E x8 H1 C; l" _; o0 S( J
游司令出狱的时候,文革早就结束了。朱司令此时已经“全身心投入四化建设”了。虽然揭批“四人帮”以及后来的整党运动也让他写了不少检查、交待之类材料,朱司令还是有惊无险地过关了,既未开除党籍也未开除厂籍。吊诡的是,在八十年代初实行干部“四化”,大批老粗从领导岗位上被迫“下课”的时候,朱司令却从工段长、副主任升到车间一把手和厂部的副总经济师,负责能源、技改、设备维护等业务。我注意到,老朱与老游虽然都在一个企业工作,彼此再无往来。两人都避免提到对方的事,即使喝醉了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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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A/ k9 q7 j: X兼而有之 23 Y; _4 U- A: i# i: C
你说的也是有事实依据的。历史的大背景在文革头几年是,除了毛就没有什么绝对不担心自己权位安危的“权威”。一把手负责制不是文革才有,过去就有“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的民谚流传,事实也大多如此。2 C- W: w y1 s( \
“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当然与一把手的取舍有关联,但并不是规律性的绝对化。坦率地说,文革时期总体上讲,恰为一把手的威权总体上受到削弱的时期。赵紫阳到四川主政,想要处理一下绵阳地区的造反派头头,省委里的造反出身的领导一反对,他就只能软下来了。因为他得罪不起。这样的例子在中央和省部委的表现上多不胜举。读一下那个时期的东西,就清楚了:行也不行或不行也行,不仅是权位层面,还包括立场主张等等。就此联而言,其对应之联是: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整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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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司令自述之一:为什么造反? 15
5 Y7 b/ T8 j/ l 我与游司令相熟,曾多次问他:“为什么要挑旗造反呢”?我当然知道游司令在不同时期给出的答案:1、1967年3月,游司令在群众大会上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们起来造反就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2、游司令1973年在狱中写的“检讨书”中:“我是抱着不纯的动机混进革命队伍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表态是真实动机的流露吗?: h2 x; J. b: R
前几年,我与游司令闲谈,又提起了老问题。游司令说:在群众大会上喊话和在狱中写检查所说的东西,并不完全是真实的想法。现在已退休,说什么也不可能再被抓进去了。当初之所以敢出头来造反,确实有响应号召的因素;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也有对那些当官不满的因素。那个时候,啥子事都要讲出身,领导对你印象不好,你就一辈子别想翻身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但是,我接触到的干部大多满口官话,动不动扣你一顶大帽子。毛主席说打倒走资派,我们都很激动,认为这些人变质了,之所以脱离群众就是因为他们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像我这样的人一直被压制,有了机会批斗那些当官的,心里面还是很舒服的。话又说回来,这些当官的与现在的后辈相比,至少在自私自利方面要好上很多倍了。当年,打击面确实太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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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P1 t2 Z, c, V( [. e2 G+ }# L游司令自述之二:造反组织中的勤务员 4
# a9 c1 a. u+ ]$ Z; j 文革时期,造反组织内部职务设置花样繁多,有的名称对于不知底细的后人来说可谓莫名其妙。比如,在一些造反派编印小报上有关“勤务员”的称呼,后人大多以为是一个小角色。游司令告诉我:在造反组织中,勤务员这一级就是最高领导层。为了与走资派那些“做官当老爷”的职务称呼相区别,我们都用了毛主席关于做”人民的勤务员”的说法,把组织当中的负责人称为勤务员,并根据地位高低依次编号为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我就当过红旗造反组织的三号勤务员,负责工人纠察队的工作。我被称为司令,是在成立武斗司令部以后。革委会成立后,勤务员这个称呼逐渐被提及很少了,派头头都喜欢别人喊他“主任长、主任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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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 F0 {0 D: k; O四川武斗的大会战──“武装支泸” 9
' X5 f5 Q3 _" q" c0 t9 j9 Y游司令在文革时参与了非常有名的“武装支泸”会战。现在,很多人都不晓得这回事了。这里介绍一下:这是1967年7月~1968年7月间,由刘结庭、张西挺策划、四川省帮派头头王茂聚、郭林川调动大批外地武斗人员,在四川泸州进行的旨在消灭对立派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武斗事件和流血惨案。泸州是四川“文革”的重灾区。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 1967年1月22日,本市“造反派”组织夺取各级党、政、财、文大权。部分领导人被关押、批斗。& \2 t9 R, i) _ _1 }9 l
2月初,驻泸部队奉命执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工作。2月19日,成都军区用飞机在泸散发中央军委8条命令的传单,随即,驻军和公安机关逮捕本市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在随后的反“二月逆流”的风潮中,泸州群众组织因为权力分配、军队支一派、打一派的影响,逐渐正式分化为两大派。! G7 y9 w5 ]4 B# Z w) r4 i! D
1967年7月以后,四川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为争当“左派”、“核心”、争夺领导权,不惜兵戎相见,武斗战火遍及全省。7月6日,泸州两大派群众组织首次在城内进行武斗。双方主要使用钢钎、大刀、长矛、棍棒等群起殴斗。武斗持续数日,死伤多人。随即,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两派组织开始强夺、哄抢军队和民兵的武器,组织大批武斗队伍,为进行大规模武斗做武器准备。
0 \" p! ^7 i$ H& M% ?. y 7月18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王茂聚发动第一次“武装支泸”,组织外地大批武斗人员赴泸州,武斗骤然升级。双方使用从部队和民兵武器库抢来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进行“战斗”,持续数月,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著名文物景点钟鼓楼被火箭弹击中焚毁。3 `! r5 @, d+ H# A7 j
9月5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成员张西挺及宜宾地革筹负责人王茂聚、郭林川再次组织“武装支泸”,调集成、渝两市和宜宾地区18个县、市武斗人员数万名,由王茂聚亲自指挥,陆续抵达泸州“参战”,武斗规模更大,波及泸、纳、合等县。
+ a/ a: r) }- u$ C1 T* d 此次武斗使用了尚未装备部队的步枪、机枪等新式武器,动用了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重武器。城区及附近郊区工厂停产、商店关门、交通断绝,一些建筑物被毁,一些居民被流弹击中,双方人员伤重。. K6 B3 E" P' B8 {7 K8 m
1968年3月3日,泸州市两派组织再次发生激烈武斗。两派武斗人员隔长江、沱江对战,枪、炮互射,相持不下。4月8日,泸州人民北路百货站库房被流弹击中烧毁,,一些建筑物和大批物资被毁,经济损失达227万余元。/ I( J/ z4 P' L) V1 T! N
1968年3月,中央文革在北京空军政治学院召集四川省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组织的头头办学习班。3月15日,会议做出决定,严厉批评了五十四军和“八· 一五”派,对成都的“红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也提出了指责。该精神被称为“三·一五”指示。4月27日,周恩来再次传达毛的“最高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后称之为“四·二七”指示。由此,在北京学习班的刘结挺和张西挺决心在四川有恃无恐的大干一场,并向中央表示,要“彻底解决四川的武斗问题”。随即,刘、张指派邓兴国回川,传达其 “打下中江,收复蓬溪,稳住潼南,打回南充”的方针。在实现打中江的目标后,7月4日,刘、张、王、郭发动第三次“武装支泸”。调集数十个县、市的武斗人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四路齐发,水陆并进,围攻泸城。 |+ ?6 L7 f# Z
7月28日,城郊大驿坝1163油漆仓库被炮弹击中起火,损失32万余元。经过这次大规模武斗,一派被赶走,泸州为另一派所控制。但市区及泸、纳、合、叙、蔺等县武斗仍断续进行,并未停息。
8 J# d3 k0 y1 w# X 1968年7月23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布告,重申严禁武斗,命令人民解放军采取强制措施,坚决制止武斗。31日,驻泸部队2300余人在城区进行武装游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7·23布告”。接着,部队先后派出宣传队1886个、5400人次,宣传中央指示;举办学习班32期,集训武斗人员1000余人;收缴各种枪1407支、炮17门、枪弹12万发、人民币10多万元及部分炮弹、物资.9 s% @5 X3 x7 N
至8月底,市区武斗基本停息,武斗工事基本被拆除,武斗人员大部分被遣返原单位。
( Y4 |2 `- x9 k' K/ W4 w12月25日,中央下达对《关于解决四川省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严厉批评四川武斗,点名批判刘、张、王、郭等人。随即指令泸州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头头到北京学习班学习,彻底解决泸州地区武斗问题。" j K0 D4 j9 [- w& f7 g" J; v( c
至1970年2月6日,古蔺县两派在该县轿子顶的武斗停止,全区武斗始告平息。
( A* \, J& D% f1 i8 l2 d- x2 N泸州武斗造成的损失无法一一统计。仅三次“武装支泸”即打死2000多人、打伤16000多人(内8000余人致残),非法动用国家资金3亿多元、粮食6840万余斤,损失汽车1000多辆和大批物资。
3 L3 V+ A" ]$ q" ~/ {% e 泸州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前后持续3年零7个月,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尤其泸州市区,武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重。4 c; t& |, F5 ^/ |6 s" r% t
在“武装支泸”中,刘、张、王、郭竟然组织人马,“随军拍摄”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第二次武装支泸中,影片记录了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进攻场面,双方进行武斗大战的场面,有武斗死者的尸体,王茂聚为武斗死者送花圈的场景,以及9月4日市钟鼓楼在武斗中被击中后燃烧的场面。“武装支泸”的材料及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被人送到北京,引起中央文革大怒。在1969年8月京西宾馆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武装支泸”作为四川文革的突破口,受到清算。! A# ]: k$ g! ?
为了解决四川的派性斗争问题,中央对军队进行了重新调防,五十四军调防云南,十三军入主重庆。
0 ]0 c) h3 f, G8 Z0 h& ? 1969年8月28日,中央在在京西宾馆召开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四川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头头参加。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负责人到会。
4 A' ?# o; o, f6 z" x2 {2 D/ a 在此次会议中,周恩来批评了两派头头在四川大搞派性武斗,造成武斗事件不断,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指责王茂聚调动部队参与攻打泸州。康生对与会的两派头头也进行了批评。
4 `0 g, W9 ? b S j, Q0 y+ ~ 会议向与会者散发了中央在此前整理的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喻的《反动言论录》,并组织与会者观看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当晚,王茂聚“畏罪自杀”。京西宾馆会议,对四川的两派头头进行了系统清算,对有效制约两派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4 D0 |) O3 e% z/ J; Y- J
会后,刘结挺和张西挺被扣押在北京。1978年,刘结挺和张西挺被作为“四人帮”在四川帮派体系的代表人物受到处理,三次“武装支泸”被定性为其犯罪的罪证。 8 A5 [2 a& ?- M( T) ~# s$ I$ g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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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hei嘿嘿 1' `) J; F5 N3 h5 D% Y
我幺爸就是红旗派宜宾地区的小头头,冲击宜宾地委就有他的影子,我老爹更喜剧,雄赳赳站在卡车上,给我奶奶丢下个条子:亲爱的妈妈我去打麻匪去了。
. y8 k. Y$ J% ]7 Z9 R7 \" S我爹比我幺爸世俗聪明,很快就逍遥了,我幺爸不知进退,很快就丢到黄沙河挖优质煤炭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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