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 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reading

中共党史研究 2007年第1期


在历史发展的某个节点上，会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多条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具有多种选择可能的历史空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的路径选择，是在众多历史可能性的相互角逐中展开的:各种历史偶然性的冲突，各种历史意志的碰撞，构成了一种可能性和现实性交织的变化之局。碾压在一块石子上的颠簸，就有可能改变历史车轮的行进方向。而其变化的方向，会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产生长时期的深远影响。所以，在历史节点上的动静变化，往往埋下了以后历史发展的伏笔，最为史家重视。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者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28天的历史，是中国当代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历史节点。

历时三年的“大跃进”，给国家、民族造成的惨痛损失，并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战争。如何走下这个由浮夸构建出来的历史平台，重新振作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士气，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共中央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召开的，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会议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比较实事求是，会议气氛比较民主，打破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沉闷，使党内严重受挫的精神状态得到了较好的调整。大家出了怨气，恢复了士气，对动员全党战胜当前的困难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的这种情形，与“文革”结束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很有些类似。但是，在半年之后，这种良好的调整势态却发生了逆转。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提起阶级斗争，阻断了党内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努力。一些已经显露出来的改革萌芽，只能是胎死腹中。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分歧乃见，则成为“文革”发生的最初伏笔。这两次会议的两种结局，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一个真理:党内民主是执政党的生命。

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中，七千人大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或是由于会议原始资料的封闭，或是由于历史在倒述过程中的失真，或是由于历史当事人有意无意的掩饰，或是由于从后来激烈的“文革”场景反观的折射效应，这些都影响了对会议现场的即时性判断，使得对这次大会的历史复原工作有着相当的难度，研究工作一直比较粗略。而对于历史节点的研究，则必须在历史的即时性上有深度发掘，进行历史现场的梳理研究，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不受事后之明的左右，避免倒因为果的武断。正是由于学界长期对七千人大会现场历史研究上的不足，迄今人们对大会的一些看法还是各有张本，还有一些沿袭陈说的误读。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35万字的分量，客观详尽地展现了这28天的历史情景，堪称“十年一剑”的治史力作。书中披露了大量新的重要史料，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钩沉史料的沉稳老到，辨析原委的纤毫毕现，无不令人击节。该书不仅仅是真实再现了44年前这场重大会议的历史现场，第一次深入详细地揭示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过程、成效和曲折，而且通过梳理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的问题，于会议发生的人与事、情与理中勾勒出了各种历史意志的行动轨迹。我们可以从党内政见分歧的发端中，找寻到以后“社教运动”的根由，乃至窥见“文革”发生的远因。上世纪60年代的历史链条，由于在七千人大会这个历史节点上的一些细节的明晰，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作者力求客观地反映这段历史，“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这种史家的求实态度，体现在《变局》的撰述风格中，就是言必有据，褒贬有度，根据史料说话。书中提供了许多新史料、新认识，澄清了过去关于七千人大会的一些成见错讹。其学术意义不限于对会议本身问题的厘清，对60年代历史的研究，对中共会议体制的研究，对党史人物的研究，也都很有启发意义。笔者学力不逮，受书中的启发，仅就七千人大会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的管见。

第一，关于大会的动因和主题变化的认识。大会的直接动因是由中央安排1962年粮食征购任务引发的。粮食问题是困难时期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焦点。三年的“大跃进”，造成全国粮食和其他生存必需品的严重短缺，1961年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村继续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城乡都出现了零星但非个别的骚动。

中央为了维护全国的稳定，保护城市安全，从调整大局和国家形象出发，不得不向地方硬性摊派任务，多征100多亿斤的粮食。地方的经更难念。首先，实情是各地民生凋敝，维持原来的征购额已经是捉襟见肘，上调任务迟迟不能完成，如再提供100多亿斤的征购粮，势必要挖到老百姓的保命粮，实难落实。再则，这么严重的粮食危机，政府并没有向社会上透露一丝一毫消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并不知情，他们了解的只是自己本地的局部困难。既然过去领导们对下面搞一平二调时大讲“大河有水小河满”，现在小河的水干了，要求大河放点水下来，不也是理所当然吗？而且，因为过去执行上级的瞎指挥，造成的损失是要下面干部来承担责任的。所以，各级干部对执行上级指令，再没有了以往的盲目热情和积极性。中央对这种政令不畅，地方各行其是的情况十分恼火，严厉批判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当时中央所说的分散主义有各种表现，包括工业调整中该下马的项目下不来的问题，但最迫切的还是中央调不上来粮食。虽然中央一再责备地方干部在征购粮食中不照顾大局，只顾本地或农民一头，工作缩手缩脚。但毕竟法不责众，有气无力。

对中央下达的100多亿斤的征购任务，各地方大员都清楚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即使硬着头皮接下来，也吃不下去，于是就有了请求中央召集下面干部一起开会的动议。对于召开一次扩大到各级领导干部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和地方都会有自己的算计。中央想通过这次大会，加大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的力度，一竿子插到底落实征购任务；各大区想通过这次大会，让中央一起做下面干部的工作，在落实征购任务时，能够给自己分担些责任。毛泽东提出，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工作会议扩大到县委书记。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在会上讲话，大区领导人也讲，开成一次小整风的会议，总结经验，鼓足干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85页。】县委书记一级，地处承上启下的要冲，是具体执行中央政策的一线责任人。毛泽东提出开五级干部参加的大会，抓到了政策落实的关键。

然而，既然集中了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7000多干部在北京开会，会议规模就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信息环境。以往的中央工作会议一般只开到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一级，这次扩大到省委书记以下两级，信息传播的分量和范围大大增加和扩展了。在经济困难时期开这样大规模的五级干部大会，提供了下情上达的良好的信息沟通环境。对各地干部们带来的困惑和抱怨，中央不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要解答问题，要情况交底。大会的议程也就不能再是通常那种自上而下地打通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的传统套路，必然要总结过去的工作，就目前困难形势的形成原因、困难的程度和采取的措施等重大问题，对全党作一个合理的说明和解释。中央地方上下沟通，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这样，会议势必要发生转向，改变原来主题，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偶然中有必然。形式决定了内容。

第二，关于大会议程变化和会议开法的认识。七千人大会由原本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权威，转向中央领导和地方干部共同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是时势使然。历史证明，会议能够对过去总结到什么程度，决定了全党的思想统一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但如何总结经验？总结到什么程度？这与会议如何开法很有关系。

1961年11月12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毛泽东从征购粮食的任务落实不下去的问题，看到了下面干部的抵触情绪，对中央这几年的工作有怨气。他的设想是:通过这次会，总结一下中央在“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讲清道理，好的坏的都讲清楚。中央交心，地方也交心，各自的责任讲清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85页；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21页。】12月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给会议定调子。他说，这几年得出了两个很重要经验，一是需要集中统一，二是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一整套完整的具体政策。并再次强调错误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再是地委、县委。【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8页。】



相比就事论事地摊派粮食征购任务，毛泽东开会的基本思路，当然是高屋建瓴。首先，毛泽东很清楚，造成当前困难局面的责任在中央，不讲清楚不能服人，不能实现集中统一。其次，他认为，经过1961年的调整，经济情况已经走出了低谷，大有好转，现在是可以总结一下，说说中央的责任问题了。中央担一下责任，下面气一顺，全党思想就能够统一起来了。然而，恰恰是在总结经验、承担责任的问题上，大家看法很不一致，争议颇多，使大会进程一再发生变化。

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总结经验的权重就在逐步增加。按原定议程，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六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计划经济、商业问题、基本核算单位和党的问题。重点是讨论形势、计划经济和党的问题。【邓小平关于会议安排的讲话，1961年12月21日；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8页。】党的问题的核心是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但到开会时，这些议题都变了，中心议程就是讨论通过一个报告，中心思想就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统一思想”。这个变化，与刘少奇后来主持起草主题报告有直接关系。

刘少奇亲自回家乡调查了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对当前的困难局面忧心如焚，深感内疚。他在筹备会议上讲，这个时期的错误，各有各的账，但中央的负责是第一位的，要深刻检查错误，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43页。】随后，在他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中，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在起草大会报告过程中，刘少奇坚持把困难的形势讲透，把中央的错误讲够。报告初稿中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的总结，现在看是讲得很不够的，但从当时情况讲又是很大突破。因为强调说当前的困难形势，客观上也就加重了毛泽东应负的责任，加大了下台阶的难度。毛泽东对报告初稿，虽然批示说“觉得好”，心里恐怕是不满的。但是，报告初稿在送毛泽东审阅的同时，也发给了有省委书记参加的100多人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立刻引起强烈反映，“议论甚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报告再改回来，重唱高调，反而会让下面感到中央掩饰错误，不能坦诚相见。权衡利弊，毛泽东采取非常之举，不再安排其他会议议题，也不搞开幕式，索性就把报告初稿直接发给大会讨论。以充分发扬民主的高姿态，宣布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全面听取大家的意见。

然而，这样一来，会议就具有了大家共同参与的性质特点。与会者的主动性调动起来了，言路乍开，议论纷纷，大会的开法马上就别开生面了。在刘少奇作口头报告之后，毛泽东又决定延长会期，开一个“出气会”。于是，历史上留下了这段“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的“佳话”。

回溯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慨毛泽东因势利导，总揽全局的领导能力。而更要感慨的是发扬民主之难和民主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七千人大会的历史证明，只有发扬民主，让每个人都能够对国事负起责任来，才能形成团结一致的政治局面，才能获得克服困难的力量，才能实现国家的兴旺发达。

第三，关于大会总结经验的认识。七千人大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敞开党内言路的机会，许多尖锐意见得以反映出来。在发扬民主的众说纷纭中，有逆耳直言，也有顺耳谀言。如何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集体的智慧，是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党内民主制度缺乏应有的程序，如何集中大家意见，集中到什么地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领导人的胸怀和雅量。在主要领导人的意志导向下，会议形成多数围攻少数，错误压倒正确的局面，并非难事。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一例。在七千人大会上，认为“大跃进”的错误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意见占相当多数，还有要求强调阶级斗争的声音。【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68、86页。】可见，如果主要领导人一意孤行坚持错误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重蹈庐山会议覆辙的可能。

毛泽东是应对“大跃进”负责的第一责任人。他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向全世界共产党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大跃进”浪潮中，毛泽东为各地竞放“卫星”的浮夸风所惑，又将赶超时间一缩再缩，减为10年、7年，甚至2至3年。在他已经意识到“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问题，开始纠正并取得一定进展的时候，又不能容忍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批评，转而发动“反右倾”运动。一错再错，雪上加霜，加重了灾难的严重程度。这些情况，人们虽不敢言，不能言，但并不是心中无数。毛泽东对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是内疚的。他曾表示:“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5日）。】“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所以，他对总结“大跃进”的错误和责任问题都是十分敏感的。在会上，毛泽东表现出了难得的克制和自我批评的雅量，这是大会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会上，人们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下，提出了许多不无尖锐的问题。如全国的经济形势是好是坏？是天灾还是人祸？错误和成绩应怎么摆？指标定高了还是低了？“三面红旗”举是不举？庐山会议和反右倾对不对？有没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以及过火的党内斗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该怎样认识“大跃进”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的原因和性质是什么；谁人应该为这些错误负责。这些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都是不能不说，又不能说透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能够在回避毛泽东责任的前提下谈这些问题。这不仅是会议的局限性，更是制度的局限性。清楚这一点，才能深刻体会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总结经验中，如何把握好分寸的难度。大会报告能够把“大跃进”的错误讲出几条来，彻底转变高指标的指导思想，已属不易。

但是面对经济的严重困难，党内还有一些人，仍然在粉饰太平，热衷讲成绩，忌讳谈缺点，不愿说问题，还想用高指标来鼓干劲。刘少奇严肃批评说，“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6页。】。对“三面红旗”的问题，刘少奇采取了“束之高阁”的态度，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来抽象肯定，也试图含蓄地留下日后清理的余地。在大会报告中，有三个“不提”: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但同时又在讲，1958年以来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0、426页。】这只能是在不实事求是策略下的实事求是。

关于“大跃进”，首要问题是要把毛泽东的责任撇清。尽管毛泽东说，不要怕讲他的缺点，但实际情况是不能。彭真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会上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周恩来马上说: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陈伯达则责问彭真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这个时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指的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毛泽东作为全党轴心人物，权威性无人可及。在外有讥讽，内有饥馑的压力下，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也就是维护党的威信，维护党的团结。实际上，对“大跃进”的检讨，只能是放在没有按照毛泽东指示办事的框架中。中央首先是编辑了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语录下发大会学习。大会的报告也是按照毛主席一贯正确的基调搞的。所以，人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能是在无原则的护短和有分寸的护短中反映出来了。



从毛泽东本人来说，“大跃进”的失败是一块心病。他一开始就不满意刘少奇把困难、缺点讲多了。对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毛泽东在准备时间不足的情况下，又提前开会的时间，似有限制之意。【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29页。】刘少奇反而超常发挥，有些话冲口而出，比在小会上讲得还尖锐。比如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经济没进反退，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等等。刘少奇的坦诚、勇敢、实事求是地讲话，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但毛泽东心里未必舒服，甚至会因众意难违而有“受压”的感觉。这可以从他对林彪讲话的欣赏得到反证。

1949年以后，林彪很少在党内会议上讲话，不过，林不讲则已，一讲就把话说到极致。1959年的庐山会议可算一例。这次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以“付学费”的说法淡化巨大损失，以“加强党的团结”消弭不同声音，以“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干扰”颠倒是非曲直，刻意为毛泽东的过失开脱责任。毛泽东在大会对“大跃进”的一片批评声中，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大加赞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受林彪提供的思路启发，毛泽东决定顺势把会议开成一个“出气会”，也摸一摸省委书记和部长们的“老虎屁股”，把他们也都烧一烧。这自然也有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思在里面。在省委书记和部长们的检讨中，对没有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干扰了主席思想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刻反省。

或许，刘、林在会上的表现，恰好是预示了以后党内的两种发展趋向。刘少奇是大会中实事求是、正视错误一派的代表，要求实行大刀阔斧的调整路线，在半年以后就发生了曲折。“文革”中，更是作为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成为头号“走资派”，迫害致死。林彪则是大会中揣测圣意、文过饰非一派的代表，他在鼓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权谋路线上不断走红，到“文革”时又取代刘少奇成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几年后又阴谋加害毛泽东，出逃身亡。

七千人大会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结果反而在中央核心层中扩大了分歧。从中可以看到制度上的重大缺陷:其一，没有制约一把手的制衡机制，集中就是一个领袖的集中，委员会制的民主内涵不可能真正体现出来；其二，如果少数人权利得不到保障，也就形不成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因此，政见分歧和冲突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这就决定了七千人大会不可能真正地总结经验教训。即便开了个好头，也不能继续下去。

第四，关于七千人大会上毛刘政见分歧的认识有关七千人大会的研究中，毛刘分歧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视为研究“文革”起因的一个重要线索。这需要从“文革”的反观角度来研究，也要注意被当事人误导的可能。笔者读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对他说的“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注意的。但查阅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并看不出来这番意思，以为是经过后来编辑处理的缘故。但《变局》中说原始记录也没有这样的内容，这就需要格外着眼了。或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被迫妥协，面上不便发作，到“文革”时才将这口气发泄出来；或是毛泽东对外国党的客人解释“文革”发生原因的需要，故意拉长毛刘分歧的时间，表示他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由来已久，有政治上的先知先觉，以说明“文革”路线的正当性。笔者以为是后者，是事后对前因的找补。在“文革”发动前夕，围绕着是否重新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反复过程，很耐人寻味。1966年初，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建议毛泽东在党内重新发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认为讲话对于当前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很重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关于重新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批语》（1966年2月6日、12日）。】。当时对讲话的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阶级斗争的提法，添加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一段话【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1966年6月30日，毛泽东从发动“文革”的需要考虑，认为再发表这篇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已“不合时宜”，决定暂不发表。发表讲话是表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正确领导，不发表是为了发动群众运动的需要，还没有看出他对会议本身有不满。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那张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问题。但毛所指的是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还是以后的调整工作呢？刘少奇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是从七千人大会上说起的，检讨他的两个讲话“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他还讲，更严重的错误是发生在西楼会议以后。

1967年2月、5月，毛泽东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都谈到七千人大会已经看出问题。在后一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讲得更多。毛泽东说: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利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

刘少奇的检讨是违心之言，毛泽东的谈话有夸大之词，但都说到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以笔者所见，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指责，更多的是作为以后问题的起始点。对大会本身而言，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老是讲困难和问题不满，甚至会有“受压”的感觉，但谈到毛刘有明确的政见分歧还为时过早。会议的主调还是为毛开脱的，也认可了他的最困难时候已经过去的判断。中央领导集体承担了责任，各省主要领导承担了责任，会议起到了“出气”和统一思想的作用，基本上是达到了毛的意图。问题应是出在大会以后。大会后，党内外出现的一系列新动向，中央一线领导在调整“大跃进”过失的大动作，使毛泽东感到党内出现了一股要全面否定“三面红旗”的力量，这对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构成了新的挑战。

七千人大会增强了全党的务实意识，激发了大家戮力克服困难局面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调整国民经济的力度骤然加大。陈云在会上没有讲话，会后接着在西楼会议上提出一整套经济调整方案；邓小平在会前还严厉批评地方的分散主义，会后则是以更务实的精神大力调整各项政策，给这几年受到错误批评和处理的干部群众一揽子甄别平反；会上，大家还赞同国民经济已经走出最困难的谷底，会后的西楼会议上则对形势做出了严重得多的估计；受益于大会解放思想的启发，王稼祥提出了缓和国际关系的建议，李维汉提出了缓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建议，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的“摘帽加冕”，则代表了党内在调整中萌生的新思维；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给农民一定的自主权的要求，在中央和地方干部中都有为数不少的支持者。正是这些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外出现的新气象，使毛泽东感到了“危险性”，认为有路线之虞，进而批判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毛刘的分歧，也由七千人大会上的“受压”感觉，发展为政见分歧的冲突。毛刘在会上的芥蒂，不但没能化解，而且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断积累，冲突的分量不断加重。

《变局》中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对我们理清60年代的政治运动也很有帮助。例如，1960底开始的整风整社运动，学界有一种观点是把它直接与后来的农村“四清”运动挂起钩来的。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各地反映都对整风整社运动的意见很大，认为是整了听领导话的基层干部。可见，这场运动是不能够和后来农村“四清”直接挂钩的。整风整社与“四清”，只是在整干部上的形似，其过渡的中间环节是八届十中全会。经过八届十中全会重新确立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四清”，无论在内容上、性质上和演进方向上，与整风整社运动都是大不相同的。刘少奇在“四清”中的积极态度，也没有化解他与毛泽东的芥蒂，反而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政治冲突。

作者在前言中希望就本书征求大家的批评意见，其情恳切。笔者似乎不寻点瑕疵说上点什么，也对不起作者的美意。因而不揣冒昧，就读书之一二疑处，提出点商榷意见。

评论失当处:一是本书19页讲到用外汇进口粮食时说:中国是农业国家，还要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永远也翻不了身。这是言过其实了。利用国际市场解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灾荒，这是政府有责任采取的应急措施，也是国际社会的义务，怎能谈得上会使国家“永远翻不了身”呢？不愿进口粮食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出于面子问题。

二是本书105页说:当时的中南海几乎和老百姓一样的贫穷匮乏。这本有表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美意，但多少有些过分了。当时中南海虽然物资也匮乏，但与普通百姓生活还是“瓜菜代”的饥饿线水平是不能比的。就全国来讲，在大饥馑中死者千万，其中国家干部能占多大比重？

史实错疑处:一是书中118页说，毛泽东吸取“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在经济上冒进。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文革”期间，1971、1972年，国民经济再度冒进，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都突破了计划，还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货币发行到了最大警戒线。当时称是“三个突破”、“一个窟窿”。中央不得不再度进行经济调整，才没有酿成大祸。【柳随年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3页。】

二是本书281页上讲到毛刘矛盾时说: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作者认为这“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笔者查江青当日的讲话，见有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篇，主要讲部队支左的问题，并无憋气这句话，不知原话出自何处。以作者对史料的熟悉程度，或是另有张本也有可能。但因为这正是历史的蹊跷处，应注明史料的确凿出处才好。

尽管有这些小疵，但并不影响这本著作的大醇。个人著述更有文责自负的个性价值，最能给人提供阅读的快感和启迪。能够在历史的蹊跷处揭示原委本相，提出作者的一家之言，是史家本色所在。

在当代史的研究中，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最容易纠缠在一起的，甚至连从事其中的学者们也往往搞不清术业专攻所在。《变局》能以真实的历史示人，镜鉴的价值也就自在其中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