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查到崔万秋的《江青前传》一书，详细论及了毛泽东、江青在1938年结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之“约法三章”。我注意到，崔万秋所列“约法三章”，是所有关于“约法三章”的种种版本中，文字最为详尽、最为严密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 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在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中，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逻辑性强，是种种“约法三章”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就“约法三章”加了一段按语，原文如下：

　　作者按：以上三项决定存于中央政治局，国军攻克延安时，曾见於王若飞日记内，亦记有上述三项条件。莫斯科亦提及此项决议，但其所指时间有误。

　　也就是说，这一“约法三章”的原始出处，是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所缴获的王若飞日记。

　　据笔者从《王若飞传》中查证，王若飞确实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崔万秋又是怎样得到王若飞日记中所记的“约法三章”的呢？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称，他所引述的“约法三章”，是源于陈绥民著《毛泽东与江青》（台湾新亚出版社1976年版）。

　　陈绥民曾名陈大勋，是崔万秋的好友，这可能是由于他们都从事特殊而又秘密的工作。陈绥民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总干事。社会工作会是国民党三大情治单位之一，陈绥民长期从事情报工作。

　　陈绥民是胡宗南的亲信。台湾出版的《胡宗南先生纪念集》，刊载了署名陈大勋的回忆文章《片断的追忆，永恒的怀念》，详尽记述他在胡宗南手下工作的经历。此外，中共党员熊向晖奉周恩来之命“埋伏”在胡宗南身边，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在熊向晖的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陈大勋，亦即陈绥民。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8月13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夕，陈绥民奉命指挥伞兵部队空降北平，使国民党部队得以抢占北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任命的延安市长便是陈绥民。正因为这样，陈绥民在延安读到王若飞遗失的日记，也就理所当然。作为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他，注意到王若飞日记中记载的“约法三章”，同样理所当然。

　　陈绥民不仅是国民党情治系统高官，而且与崔万秋一样，勤于动笔。陈绥民曾经就延安之役写过《延安的克复与失落》，内中写及中共地下人员如何获取胡宗南机密情报。此外，陈绥民还在台湾出版《迷惘：台独往何处去？》（台北天人出版公司1984年版）以及《从历史看今日??共匪（引者注：原文如此）炮击金门与阴谋之分析》、《共匪（引者注：原文如此）十大军区的情况与动向》等重要文章。他的《毛泽东与江青》一书，可以说是他长期对毛泽东、对江青进行情报收集的成果，堪与崔万秋的《江青前传》相提并论。陈绥民晚年在台湾淡江大学担任教授。

　　陈绥民的《毛泽东与江青》一书是1976年在台湾出版的，内中详细记述了从王若飞日记中所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时距离1947年3月陈绥民随胡宗南进入延安，已经29年。这表明陈绥民不仅精心保存了当年缴获的王若飞日记原件，而且当时还从王若飞日记中抄录了“约法三章”。

　　王若飞日记所记的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可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所以文字相当严谨。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倘若把现存于大陆的王若飞日记加以比对，如果缺少1938年日记的话，也将间接证明那一时期的王若飞日记确实落到国民党军队手中。

　　笔者多次前往台湾，曾经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史研究室请益，希冀能够查阅王若飞日记原件。据云可能归入“大溪档案”。所谓“大溪档案”，收入1921年初至1949年间蒋介石的重要档案，由“总统府”机要室掌管，从大陆迁往台湾之后因存放于台湾桃园县大溪镇的大溪宾馆而得名。1979年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迁往阳明山的中兴宾馆，国民党中央的党史资料以及“大溪档案”也都集中在中兴宾馆的地下室里，从此对外改称“阳明书屋”。笔者也曾来到“阳明书屋”，到了那里的地下室，空空如也。据告，“大溪档案”已经再度转移。由于“大溪档案”的管理人员不多，因此查阅相关档案仍是相当困难。但是王若飞日记作为重要档案，势必得到妥善保存。

　　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笔者还将会多次前往台湾。有朝一日从台湾保存的王若飞日记中查到王若飞亲笔所记“约法三章”，这一悬案也就水落石出。

　　当然，北京的中央档案馆以及莫斯科的档案馆日后如果公布“约法三章”原件，最终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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