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给反面历史人物勾上的脸谱——毛升访独立历史学家余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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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给反面历史人物勾上的脸谱
——访独立历史学家余汝信

【明报文章】余汝信先生是一位独立历史学家，不受体制约束，既不必写官样文章，亦不必为了追求学术国际化，发表洋八股文。更令人羡慕的是，大部分人做研究为了赚钱，他是赚够了钱后从事研究，纯属爱好，只因爱智。因为喜欢，所以投入，近年来不断发表文革史研究成果，引起学界和民间史学爱好者的关注。近来，他以一己之力，为文革「反面」历史人物编撰年谱。继 2023年《康生年谱》问世后，2024年又出版了《陈伯达年谱》翻阅案头两本厚重的年谱后，本人非常佩服余先生的努力，对他做了一个访谈。

余汝信（民间独立历史学者）
毛升（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成为文革史专家

问：您是一个企业家，不在文化机构供职，故历史研究算是您的个人爱好。可否谈谈您如何会走上研究文革史这条路？
答:从我个人来说，自小学习上有些「偏科」自认不是学理工科的料，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更无这方面的天分。相反，从小对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有着浓厚的兴趣。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还是广州的一名中学生。学业中断了，反而有大量时间可以阅读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中国的历史太久远了，这些久远的历史我认为知道它的大概脉络就可以了，影响当今的，是近代以降的东西。
广州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文革期间不用上课，我遍访了广州先烈路沿途、孙中山等人革命遗迹、黄埔军校等地方。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我对运动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理解。同时，我也搜集了大量的、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出版的文革小报、刊物和资料。从那时起，我对历史的关注点产生了转移，从近代史转移到现代史以至当代史。
在文革初期，即1967至68年，我就开始了对文革有关资料的搜集。文革过程中的观察、资料的搜集是一个渠道。文革结束之后，尤其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内地的旧书市场亦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如本世纪初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和鲁谷3个旧书市场，我对它们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但条件所限，我平均两三个月会去一次，一去就待几天而已。在这些地方的收获是丰盛的，我后来所写的文章、数据来源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3个地方。再有一个是「孔夫子旧书网」，大约在10多年前，「孔夫子旧书网」也不失为一个「富矿」。
做历史研究，在文化机构等体制内，自然会有体制保障的一定好处，但亦会有很大的缺陷：如受到一个大框框的约束；受到规定的研究课题方面的约束，难以越雷池一步；受到升职、工资、待遇等方面的约束，没有研究自己感兴趣东西的空间和时间。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本人已脱离了体制的约束，逐步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时间、经济上均已无后顾之忧，也就有了研究文革的自由。
问：您做文革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答:我似乎喜欢猜谜。文革的历史，至今似乎尚充满很多未解的谜团。我手头上既然有一定数量别人没有的材料，那么就尝试着去解开这些谜团。同时更重要的是，依据这些材料，我纠正了一些自认为不正确的对文革历史的解读。在这个过程里，我乐在其中。
在文革研究的群体中，别的研究者对我的评价是我属于文革研究中的「考据学派」就是比较重视第一手材料（特别是对当时的中央文件原件、小报、材料）的发掘、研究、应用；第二就是重视细节，所谓「细节决定成败」「魔鬼在细节中」一切结论应来源于史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作无端的揣测；第三是不要单纯地、过多地相信、依靠回忆录，回忆录很多是后来加工的，所谓记忆往往都是不靠谱的，必须与其它材料，尤其是第一手的材料对比辨别。
如有关香港「六七暴动」，我在2012年出版了《香港，1967》一书，其中一个目的，是希望能澄清坊间流传颇广、影响颇大的一种说法，即中方发动「反英抗暴」这场运动，是新华社香港分社主要领导梁威林、祁烽「革命造反保自己权力地位最佳选择」、「其动机目的则在于转移群众目标，自保乌纱帽和权位」我以充分的第一手档案材料，驳斥了上述不实之辞。1967年的「反英抗暴」斗争，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处理的。从1967年5月到年底，北京对香港斗争的各项主要措施，都是经过周恩来审批的。书中特别列举了13个有事实根据的例子，以证明北京介入、指导了这场斗争，周恩来领导了整个斗争过程。
2021年，我又出版了《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著名文革研究者徐友渔曾评价称：「这是一部关于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的信史，兼具史书、教科书、百科全书的质量。」「关于林彪『九一三事件』的描述，不论在坊间还是在史书中，都存在多种版本，即使是在当事人或事件参与者的口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不少不同的故事都显得『事出有因』，但仔细考究，又经不起推敲。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在对事件进行还原性描述时，基本上只采用林彪女儿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刚发生后不久给中央的报告。林立衡的身分当然使她的说法具有某种权威性，但问题在于她的说法在不同的时间有差异。本书作者主要倚重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刚发生后不久给中央的报告，其理由是：一、给中央的报告完成于『九一三事件』刚发生后不久，这时报告者的记忆还保持鲜活状态，失真度最小；二、报告是提交给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报告者在这种情况下其态度应该是最严肃认真的。我以为，作者在各种材料中仔细辨析取舍的态度是谨慎合理的，其标准是可取的。按照作者的看法，围绕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一些神秘、离奇的情节自然会消失，但留下的内容则更为简明可信，同时也不乏惊心动魄、令人深思的内涵。」
问：您如何评价文革研究的现状?答：明年5月，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的日子。60年过去，当年亿万人民群众参与的这场运动，到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关注、研究呢？有内地学者组建了一个中文的知名文革历史研究群，这个群已经运行了多年，既有内地的，也有境外的中文学者自由参加。统计了一下，目前在群里的稳定的研究者大约是250人之内，不到一个群满额人数的一半。这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研究到今日已经不是一门显学了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咨询了几位研究者。一位女性青年研究者说得比较中性：文革研究目前是在一个严苛的环境中艰难前行。自上个世纪以来，文革研究中，英文世界的研究是领先汉语世界的，但到了新世纪以来，明显汉语世界开始领先了。英文世界，面临严重的资料匮乏，只能重复造轮子。相比之下，汉语研究因为有着搜集整理史料的天然优势，所以还有新的产出和前沿探索。不过依然面临着亲历者正在逐渐老去乃至去世，口述史和回忆录面临枯竭。而档案数据因为各种原因依然限制比较严格，民间学者使用困难。官方的文革研究者则趋于消失。在我的视角里，过去还有几位学者能在官方学术体系下进行研究，近年因为学术空间愈来愈小，研究难以为继了。另一位中年研究者则宣称：目前文革研究的现状，我感觉可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万马齐瘖，二是暗流涌动。所谓万马齐瘖，即官方层面的文革研究举步维艰，国内高校禁止开设文革史课程，学术机构不能研究文革，个人研究文章没处发表，成果不能作为职称参评依据，市面上完全看不到有关文革研究的信息，文革研究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低谷状态。另一方面，一些有良知的学人（尤其是民间）凭着一腔热血，不畏险阻，潜心研究，埋头著述，多有成效。突出一例是民间文革研究电子刊物《昨天》由原来的每月一期，扩展至目前的每月两期，稿满为「患」。总的来讲，官方一片寂静，民间赓续不断。可以说，目前文革研究在民间。
还有一位资深的文革研究组织者则比较悲观：现状，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我认为可以说是「不绝如缕」，虽没有完全断绝，但也只有一根细线连着。真正认真投入的研究者，屈指可数。在中国大陆，因出版、发表方面的日益严苛的限制，文革题材的文章、书籍已经基本没有出版、发表的可能。现在甚至连自印书也面临被查收的危机。境外（包括港台）出版，则因经济因素及难以带进大陆，出版情况也日益萎缩。文革亲历者一代已经到了人生「谢幕」阶段，许多知情者已经纷纷谢世，带走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记忆。未经历文革而有兴趣研究的青年学者则因不可能将写作文革题材的论文用来参加评职称、挣稿费而失去了写作的条件与动力。这种状况若再持续几年，那后果将会怎样？不堪设想。
问：目前有何研究规划?
答:在相继出版了《风暴历程》《康生年谱》和《陈伯达年谱》之后，我可能会将研究的方向、兴趣转移到编纂一部《江青年谱》之上。
自1938年毛江结婚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毛泽东与江青两人的关系都是不可分割的。概言之，没有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给予毛精神上的激励，没有江青在生活上的照料给予毛一个相对安静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共革命不可能在1949年取得胜利。我亦赞同江青的首任秘书阎长贵先生的说法：「『文革』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中非研究不可的一段，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绝然绕不开的人物——因为她是『文革』的符号和象征。邵燕祥先生建议创立『江青学』我赞成这个创议——当然是作为『文革学』的一部分。」

为「反面」历史人物修谱

问：您为何不写人物传记，却对编撰年谱有这么大的兴趣？
答:有感于这些人的传记性著作已经出了不少，但这些传记性的著作普遍对诸如康生、陈伯达、「四人帮」的描述带有脸谱化的倾向，观点偏颇，作者个人的议论、揣测等延伸性的东西（水分）太多。编辑年谱的目的，就是挤干水分，只列举事实，不陈述作者的意见和观点，这样剩下的应该都是干货。
问：编撰《康生年谱》《陈伯达年谱》的初衷是什么？
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去除他们身上的「脸谱」恢复他们在中共革命中的本来位置。他们只不过是中共革命领导层中的一员，不能将一些本来整个领导层所犯的错误，统统推卸到诸如康生、陈伯达以至林彪、江青几个人身上。譬如说，现在人们往往指摘康生在《刘志丹》案中的「罪行。《康生年谱》陈述的事实是1962年7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将其所写的小说《刘志丹》书稿送交西北老干部、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阅看。阎不同意出版，并将自己的意见告知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等人，习亦要求李建彤不要发表，李不以为然。小说在《工人日报》等处发表连载后，陆定一主管的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工人日报》检查。1962年9月12日，邓小平收到中宣部报送的有关《刘志丹》一书出版问题的几个材料，批示：「这是中宣部送来的材料，印发全会各同志。」这应该是八届十中全会讨论此问题的根源。为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时指摘称：「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全会通过决议，分别组成「彭德怀项目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项目审查委员会』彭德怀项目审查委员会主任为贺龙，习仲勋项目审查委员会主任为康生。以上事实表明，批判《刘志丹》的始作俑者，是阎红彦，将此问题报到八届十中全会的是邓小平。问题涉及到习仲勋，决议组成习仲勋项目审查委员会并任命康生为主任的，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直到八届十中全会，康生才由中央指定接手此案。那么问题是：如果要追责，挑起此事的阎红彦该当何罪？将此事报送中央全会讨论的邓小平该当何罪?声称「利用写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的毛泽东该当何罪？决议组成习仲勋项目审查委员会的八届十中全会参加者又该当何罪?康生充其量是中央决议的执行者，难道他的「罪行」要比阎红彦、邓小平、中央全会的参加者都要大？同是项目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贺龙在彭德怀冤案中又应负上多大的责任？
问:中共党史人物的年谱的编撰，通常是官方行为，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一个班子，利用中央档案馆的文献，经过多年的工作才能完成。您就是靠一己之力完成这么庞大的工程，是一种民间修谱的行为。民间修谱和官方修谱的不同之处何在？
答:官方只会为他们认定的「正面人物」修谱，不会为所谓「负面人物」修谱（半官方以私人名义、官方同意出版的中共历史上负面人物的年谱如《王明年谱》还是有的，但正式以官方名义的据我所知则没有）。如文革中中共九大选出的5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官方只会为「正面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修谱，而不会为「负面人物」林彪、陈伯达、康生修谱。同样中共九大政治局中的「负面人物」，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人，官方亦不会为他们修谱。这就为民间研究者留下了不小的操作空间。
此外，官方掌握了海量的档案资源，这给其修谱带来极大便利。但官方所修年谱中从来不注明条目所述内容的出处。与官方不同的是，民间修谱者不可能掌握有大量的档案资源，他们的资料来源多是第二手的，如转引自官方年谱，近年，随着互联网利用愈来愈便利，亦有相当部分是从海内外利用现今已比较强大的计算机搜索功能所得。但所编年谱条目的内容大多一一注明出处。当然，今天的年谱编撰并无规范说一定要将内容注明出处，但注明出处似乎已是民间修谱者的自觉行为。

还原陈伯达其人

问：陈伯达曾是毛泽东倚重的秘书，在党内以「理论水平高」著称，曾登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位，文革中更成为党内四号人物。1970年却被毛抛弃，成为阶下囚。毛泽东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答:1970年，我20岁。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身居中共第四号人物高位的陈伯达突然被毛泽东抛弃。毛指称：「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此言一出，令人十分愕然！既然从来没有配合过，陈何以能被毛亲自钦点站上中共第四号人物的位置？此一问题，在我70多岁编纂《陈伯达年谱》时才 得以梳理清楚——毛陈共事30年，前28年配合得很好。
《陈伯达年谱》使我们知道了：
1939年2月，毛泽东注意到了一年多前到延安的陈伯达，称赞陈的研究为「一大功劳」。翌年3月，原在延安马列学院任教的陈，被毛调至身边工作。
1941年7月，陈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局主任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为毛泽东。
1943年1月，陈兼任毛泽东学习秘书，专门研究经济问题，4月，毛命陈作文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1945年，陈为毛起草其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以后，陈陆续作《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成为推翻蒋氏集团的主要舆论武器。
1951年3月起，陈与田家英协助毛对拟将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进行编辑修改。
1955年1月，陈任直接为毛服务的理论研究班子——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参与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1956年3月，陈主稿关于国际共运问题论争的重头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后，又主稿<列宁主义万岁>、<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9月，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排名第21位。
1958年5月，陈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总编辑。7月，陈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颂扬毛称：「毛泽东旗帜就是中国人民高举的红旗。中国人民将在这一面伟大红旗的引导下，在不远的将来，继续胜利地到达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1964年7月，陈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翌年1月，陈主稿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经毛批准印发全党，「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3月，毛指示对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4月，根据毛谈话精神，陈起草《五一六通知》5月，陈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8月，陈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排名第五（翌年1月陶铸倒台后排名第四）10月，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批判刘邓的讲话，经毛审阅后印成小本，大量发行。
简言之，中共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舆论武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武器，都是陈伯达所建构的。问：那您如何评价陈伯达其人?
答:陈伯达的内心，并非如其外表般，只是一个对毛唯唯诺诺的书呆子式的左派文人。他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譬如，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即提出「机械工业的革命，主要的，要抓电子技术，抓住电子工业这个环节，来带动、促进整个机械工业和其它工业（包括冶金、采矿、化工、炼油、动力、地质勘探，以及许多轻工业）的技术革命，是一件重要的事。最近若干年中，有些国家（美国、日本、法国、西德等）的电子工业发展速度，在整个工业中都是最快的」「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发展电子技术作为国家方案』东德提出，电子组件工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要将电子工业『作为主导工业部门之一来发展』日本人的企图是什么？东德的提法对不对?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我不懂，请大家认真研究一下，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点苗头。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抓电子化能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抓电子学、电子技术、电子工业，在各方面会引起些什么连锁反应？」陈的这些想法，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是超前的，可惜第二年就爆发了文革，陈的设想成为泡影。
1969年初，陈在牵头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提出其主题设想为：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陈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陈伯达的设想得到林彪的赞同，但遭到毛的反对，毛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是毛陈开始产生重大分歧的成因。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实质上是接班人地位之争。其时毛开始有改换接班人的意图，将他视为尾大不掉而利用价值已失的林彪，换为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的真正传承人张春桥。毛借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架空林彪，林彪则借「天才」问题攻击张春桥。陈伯达对毛改换接班人的意图内心不满，对毛视为真正传承人的张春桥以至张背后的江青不满，于是在会议上表态倾向林彪，使毛大为光火。他的「近臣」陈伯达竟然与「外人」、「诸侯」林彪合流，在毛看来是对他十分不忠诚的行为，触犯了毛的大忌。他首先将势单力薄的陈拿掉，终结了30年主仆关系。
问：毛陈30年的关系，又该如何评价？答：毛陈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君臣关系、主仆关系，而非所谓的革命同志关系。他们前28年合作得可谓天衣无缝，因为陈不断地在迎合毛。后两年由于陈有了独立的思考，两人产生了思想分歧而不再合拍，于是陈就被毛打倒了。
问：历史学家秦晖为您写了一篇长序。他认为，陈伯达发表《评「中国之命运」》，抨击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论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应该实行的不是蒋介石所谓的「中国式民主（反西方亦反苏联制度），而是西方式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他的《中国四大家族》，则是反对国民党搞经济国有化，即「国进民退」但有意思的是，1949年之后，中共在这些方面的作法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陈伯达亦不曾反对。因此，秦晖认为，研究中共党史，不应该过多强调其所宣称的主义，您怎么看？
答:据说秦晖基本上都不为人写序，而我的3本书《风暴历程》、《康生年谱》和《陈伯达年谱》，秦晖都二话不说，欣然作序，一写就是一两万字。为此，我很感激他。秦晖在序言中所阐发的思想与观点卓有见地，可以说是言他人不敢言，言他人不能言，大体在同时代学者中是第一流的。如他在《陈伯达年谱》序<宫廷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再次阐发他的主张：研究国共之争或文革，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之争，更应从宫廷政治、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秦晖强调，在文革史研究中，「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我真诚地希望他的观点，能够得到研究者普遍的重视。

[访问、文字整理.毛升/编辑.孙志超/电邮.mpcentury@mingpao.com]

(原载香港《明报》2025年2月11日、2月12日，C4版“世纪”副刊。)